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人口紅利的本質，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二次人口紅利 經濟增長 動力 內涵 機制

引言

我國現階段的人口紅利實質是依靠資本以及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不斷投入而增加的，并且現階段的“人口紅利”只是數量型的發展，而沒有變成質量型的發展。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GDP年增長率不斷平穩走高，造成這一成效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與人口紅利以及改革與制度的紅利。這一結果證明，現階段我國的經濟發展對于外界的依賴程度比較高，其生態以及環境條件更加脆弱，各種資源更加稀缺，整個國家的創新能力普遍不高，其經濟增長的方式不能夠一直延續。對于質量型的“人口紅利”來說，其本質就是依靠著各種人力資本，并且使其成為經濟能夠可持續增長的來源，我國的“人口紅利”正處于下降的趨勢，要想經濟保持平穩快速發展，必須要使“人口紅利”轉型，將我國的“二次人口紅利”作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內涵和機制，以使其為我國未來的自主創新發展奠定基礎。

二次人口紅利與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人口紅利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與不懈動力，在“二次人口紅利”中，我國應該從提高人口數量和轉變人口規模兩個方面，為經濟的快速平穩增長提供源源動力。

（一） 提高人口數量，推動我國經濟增長

對于“人口紅利”來說，其具有“效率”及“要素”兩方面的功能。對于要素這方面來講，其主要是相關生產要素的投入：大量的適齡勞動人口為經濟增長以及勞動密集型的企業，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要素輸入，這就是“人口紅利”的實質。當開始的人口紅利不斷增長并到達其頂端之后，人口紅利的影響就將逐步減弱了。并且在開放性條件下，對于其他的有相似人口結構以及資源的國家，人口紅利的作用顯現并且會一直被放大，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進一步使人口紅利下降國的紅利更快地衰退。換一個方面來思考，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存在數量的價值增加和素質提升，存在數量增加以及結構改善等，這往往能夠提高人口在推動自主創新、經濟增長、經濟結構優化等方面的效率，從而補充數量型要素投入的影響力及遞減性，最終能夠為推動相關新興產業的發展和科技革命，開發新的經濟增長點，提供強大的動力支持。

（二）轉變人口模式，促進我國經濟增長

當人口的增長到達頂峰時，想要通過人口進一步轉變所帶來的人力資本質量以及存量的改變，就需要轉變人口模式：從數量型人口模式轉向多層次的質量型人口模式。這樣就能夠很好地形成有利于全新發展的人力資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勞動力人口數量的減少所產生的發展方式轉型以及經濟增長等問題，同時轉變質量型的人口模式，能夠使得整個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由資源型經濟轉型改變為創新型經濟，并且能夠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對一些革命性變化起到關鍵的影響作用，這就是“二次人口紅利”的本質。二次人口紅利與傳統的人口紅利不同，傳統的人口紅利是依賴數量型勞動力供給的經濟增長效應，而二次人口紅利是在不同質量層次的人力資本條件下，創新效率的提升以及勞動力生產發展，從而帶來的相關的自主創新效應以及經濟發展效應等。同時，二次人口紅利也是我國在社會與經濟的轉型期間，相關的人口轉變進入到了后期階段的表現，這時就需要相關的制度革新，來挖掘、培養和釋放人力資本的存在數量以及增長數量。與此同時，還能夠激勵與支持各個層次人力資本的相關創新活動以及產業優化發展，最終能夠從本質上促進經濟的增長。

二次人口紅利與我國經濟增長的內涵

二次人口紅利的內涵，就是通過探索傳統資源中的隱形人力資源與回流科技人力資源，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

（一）傳統資源中的隱性人力資源

二次人口紅利將在三個層次中推動我國經濟的增長：第一個是企業家層次，一群年輕的群體，主導著經濟發展的方向以及速度；第二個是智力國民層次，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夠發揮自身的潛能，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而積極創新，提高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第三個是技工層次，大量的、熟練的技工，為了我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高效的勞動力。

首先是相關的企業家人力資本，這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內涵之一。因為相關的企業家人力資本是具有創新能力以及創新精神的人力資本，擁有一個有效的激勵制度，能夠提高企業家人力資本對國家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創新能力。在相關的創新活動或是創新經濟中，企業家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常關鍵，主要表現在對于決策、管理、承擔風險和創新的綜合能力。但是，對于企業家人力資本的估測難度非常大，應將企業家人力資本看作是企業發展甚至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企業家人力資本的天性表現為對于相關生產以及創新活動中隱性知識的掌握和運用，而知識能夠更好地幫助企業家發現創新機遇，以此來挖掘并更大限度地發揮自身及企業之外的資源優勢，從而能夠更好地管理與組織企業，優化企業的資源配置，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樣能夠更好地促進我國整體經濟的增長與技術進步。對于國家來講，改革開放的相關制度與環境，能夠為相關的企業家群體形成以及發展，提供良好的平臺與條件，從而推動企業和區域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

其次是非職業的發明家及創新者，這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又一內涵。非職業的發明家大多數的社會身份是個體科研者、私營企業家、創新愛好者等，而他們往往具有強烈的創造發明熱情，同時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以及技能，且有勇于嘗試、不怕失敗的勇氣。非職業的發明家以及其相關的發明創新活動與國家的科研計劃、重大科研項目不同，前者缺乏非常明確的目的性、時間性，并且缺少政策支持以及相關部門的資金保障。一般情況下，就是通過自主研發完成其發明，同時將其創造轉變為成果，但是往往受到資金等現實條件以及環境的制約。我國存在著大量或者是具有創新知識技能的人，他們是“二次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新興力量。

最后是農村人力資本的提升，這是經濟未來增長的關鍵因素。對于我國來說，不得不面臨年輕勞動力增長即將減速的事實，但農村的數千萬農民工逐漸變為城市工人，將農民工素質快速提升，可以形成大量技工，從而推動新一輪的經濟增長。

（二） 發展與回流之中的科技人力資源

科技人力資源是接受了或者是參與了相關專業培訓，且參與到了系統的科學技術知識的發展、生產、擴散以及應用和價值實現過程中的相關人員。這也是“二次人口紅利”在經濟增長中的一個不可忽視因素。科技人力資源必須要滿足兩個條件中的一個，第一是需要高等教育正式資格的科技崗位工作人員，換個詞就是科技活動從業者；第二是需要完成科學技術領域的高等教育人員，就是科技人力資源儲備。

對于科技人力資源來說，其包括了整個經濟活動中的高素質人員。我國雖然在科技人力資源的人員總量上占據著領先地位，但是我國每一萬名勞動力中的科技人才數量與每一萬名勞動力中研究人員數量都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由于我國的人口基數大，勞動力的數量也大，因此，盡管我國的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雄居世界第一，相關的科技研發人員總量也能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國在研究人員這一指標上卻低于發達國家。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我國的科技人才分布不均，大多數集中于一線以及二線城市，其涉及的行業或領域主要集中在相關的公務員等公共服務行業以及大中型的科研院所，而相關的企業、農村地區以及經濟領域缺乏很多科技人才。對于我國的中西部與東部比較來說，研發人員在水平以及數量上的差距較大，而西部存在的問題是相關的科技人力資源結構中，高層次創新人才非常缺乏，科技人才供給不足，造成了創新管理體制機制的落后，并與經濟發展脫節等問題，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于我國來說，其自主創新的發展以及產業結構的升級，與很多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但是其中仍有很大的挖掘潛力。

自從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吸引了眾多海外優秀科技人才，自從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每年進入我國的科技人員達到幾十萬人。“十二五”以來，我國實施了各種人才計劃，使人才引進數量再創新高。對于高層次科技人力資源的回流，不僅能夠為企業的創新發展提供最為直接的要素以及動力，同時也是我國“二次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

二次人口紅利與我國經濟增長的機制

二次人口紅利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機制，一般包含人口優勢、人口轉變方向、現代型人口結構、競爭優勢、制度紅利等，本文重點從勞動力分流、人力資源匹配、產業發展三個重要內容，進行二次人口紅利的機制分析。

（一）相關勞動力的充分流動

勞動力的充分流動包括了新型的人力資本在產業內或者是行業內以及組織內部的流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的流動；創新型高級人力資本從發達國家向國內的流動等。這一機制可以有效地為我國經濟的增長奠定人才基礎。

（二）人力資本匹配性的投資

對于人力資本的匹配性投資，不僅需要與國家經濟發展方向進行匹配，并且還需要一定的前瞻性投資，就是根據世界經濟的動態，來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前瞻性人力資本投資計劃。這一機制為人力資本存儲數量的累積及相關的優化奠定了結構基礎。

（三）實施配套性的產業發展

對于人力資本來說，不能自動地促進自主創新以及經濟增長，同時也不會自動地產生紅利，就像人口紅利一樣，中國在人力資本的存量上一直具有相當大的優勢。人力資本的結構以及質量、培育與其相適應，對各種層次的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和升級，才是產生二次人口紅利創新和發展的關鍵。通過跨越不同人力資本的門檻，使更多的、適用的人力資本可以參與到不同屬性以及層次的創新活動之中，從而形成多種層次的自主創新結構以及人力資本結構，同時全面提高要素的生產率。對于二次人口紅利來說，不僅是傳統人口紅利從數量型到質量型的轉變，最為關鍵的是將各個層次的質量型人力資本體系進行重新塑造以及利用。這一機制為經濟增長奠定了強有力的保障基礎。

結論

對于我國的二次人口紅利來說，其可以為傳統經濟以及其未來發展模式的轉變提供全新的機會。對于我國而言，具有“二次人口紅利”的潛力以及條件，因此，需要我國政府在制度層面創造良好的環境，這其中涵蓋采用一系列的關于金融、教育以及政治體制等改革的措施，來盡力挖掘隱含的人力資本，從而培養新型的人力資本，提升相關的人力資源質量以及相配套的產業結構、相互協作的組織形式、創新的社會空間，這樣可以使我國經濟增長的路徑暢通，使質量型人力資本所作用的要素提高生產率，最終達到為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取得紅利與獲得新源泉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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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令國，李超.令我國二次人口紅利的困境擺脫與現實愿景[J].改革，2013（1）

3.劉三林.人口紅利、劉易斯拐點與廣州產業結構升級研究[J].商業時代，2013，3（7）

篇2

進入震蕩期

吳濤對中國經濟率先復蘇表示樂觀，由于外需尚未完全恢復，所以中國經濟進入到常態增長還有一段時間。“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明年中國經濟應該可以恢復，外需在那個時候也會有所起色，歐美經濟不會一直這么低迷。”吳濤說。

吳濤認為，股市經過7個月近60％的上漲，現在即將進入寬幅震蕩期。主要原因是，股指單邊上行過程中不斷積累了獲利盤，而企業業績還未表現出同步增長，同時IPO重啟在即、大小非減持也給市場帶來短期壓力。因此，大盤在沖頂過程中會出現震蕩，但調整幅度不會太大，一旦跌到2500點以下，估值又有支撐。

“到了今年四季度，經濟環境進一步趨好，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企業業績，以及數據的同比、環比都比較好看，股市的前景也就能看得比較清楚。天治趨勢精選基金7月份成立之后，若能夠遇到市場震蕩調整，則會面臨比較好的建倉機遇，為后市抓住結構性機會打下基礎。”吳濤說。

對于目前談論比較多的市場風格轉換，吳濤認為這只是階段性的機會，主要是由于小盤股漲得多了，比價效應下的大盤股補漲，近期藍籌板塊內部的熱點切換也體現了資金青睞估值洼地的特點。

人口紅利依然存在

目前擔任天治核心基金經理的吳濤，即將兼任新發行的天治趨勢精選的基金經理，因此，他對新基金的投資策略也有新的想法。

隨著經濟企穩回升，吳濤認為，市場將有人口紅利、工業化、城市化等三大主題投資因此受益。

首先，人口在總量、結構、分布三個方面的變化趨勢，會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相關行業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力。比如，一個國家的人口總量會影響它的人工成本，人口的年齡結構分布會影響到它的人口紅利，人口的產業結構分布情況會影響到它的工業化進程，人口的城鄉分布情況會影響到它的城市化進程，等等。

從國家統計局2008年公布的抽樣人口年齡部分情況看，目前50至54歲年齡結構的人群，在5到10年后都將進入退休年齡段，與此對應的將新加人工作的10至14歲年齡結構的人群分布明顯少于50至54歲年齡結構的人群。可見，目前中國正處在人口紅利峰值區域。當然，峰值過去之后人口紅利仍然頗為可觀。直到50至54歲年齡段的人群開始進入退休階段后，中國的人口紅利才將進入逐漸消失階段，這一時間大致在2015年前后。

但是考慮到目前普遍存在的農村過剩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趨勢以及國家調整退休年齡的趨勢，中國享受人口紅利的時間段還將會繼續延后幾年。

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工廠，與擁有大量且廉價的勞動力密不可分，這就是中國且為顯著的比較優勢。人工成本紅利造就了中國制造的工業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優勢。因此受益于人工成本紅利的行業還將繼續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直至人工成本紅利逐步消失。這些受益行業主要是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和資本密集型行業。

吳濤還表示，作為最終消費者，中國人口在未來的年齡結構和收入分布都將隨著經濟的發展發生顯著的轉變，這將對社會各項消費產品產生本質的影響。

看好房地產

吳濤看好城市化進程中的投資機會。從我國不同區域的城市化率水平看，除3個直轄市的城市化率高于70％以外，其他區域的城市化率均處在30％～70％之間。目前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加速的中期階段，在這個過程中，一般以工業的快速發展帶動人口向城市遷移，而在達到50％以后，則是第三產業的發展吸納人口就業。

吳濤分析說，城市化過程中重點受益行業是房地產業，城市化的人口轉移都將形成對房地產的需求。加之我國的土地資源制約人均居住面積提高形成壓力，與獨生子女時代到來的大面積需求與二套房需求都將對房價形成支撐。

篇3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高等教育;服務社會;二次人口紅利

一、問題的提出

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3.7%，遠低于發達國家80%及發展中國家60%的平均水平，城鎮化建設將是中國一項艱巨的歷史性任務。[1]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甚至將中國城鎮化與美國高科技并列為深刻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的兩大課題。城鎮化已是中國不斷擴大內需的“動力源”及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加速器”。

這里的城鎮化特指新型城鎮化，而新型城鎮化建設尤其需要普遍意義上的高等教育的參與。一方面，在知識生產已經打破基礎和應用界限的知識經濟時代，高等教育作為知識生產的載體，其功能要轉移到服務社會上來，新型城鎮化為高等教育服務轉型提供契機;另一方面，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這與以過度消耗資源和大量廉價勞動力為支撐而農民卻沒有真正實現市民化的傳統城鎮化道路不同，新型城鎮化的重要標志是市民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城鎮生活意識，這就需要通過高等教育來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以及農村勞動力資本的二次開發，從而獲得城鎮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本文將在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背景下討論高等教育如何主動對接或服務于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問題。

二、城鎮化轉型與教育的關系

（一）城鎮化發展定位

目前中國城鎮化主要以物的城鎮化為主，具體表現為造樓運動明顯，以致有些地方出現“鬼城”，這種城鎮化被稱為“表象城鎮化”。實際上城鎮化不僅是人口居住空間的遷移，同時伴隨的是人的價值觀念的轉變。政府通過行政手段使大批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同時，也要盡快使農村人口適應城鎮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

以造樓運動為主的城鎮化屬于傳統城鎮化道路，新型城鎮化則更加強調人的城鎮化，而人的城鎮化追求人的全面發展，這在客觀上要求新型城鎮化建設應讓教育先行。一方面，以產業結構調整和生產方式變更為內容的新型城鎮化需要一批適應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變遷的高素質人才，但目前中國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文盲、半文盲比例偏高，只有借助教育才能將農村潛在勞動力資源轉化成符合城鎮非農產業所需要的人才[2]。另一方面，新型城鎮化對于農民來講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工作變動或空間移位，而是一種全面市民化過程。市民化要求農民在價值觀念、思維模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實現轉變。一般來說，新型城鎮化要求農民具有自我意識、環境意識、開放意識和求知意識以及迅速適應城鎮定時定點等工作方式的能力，并在思想觀念上徹底放棄小農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小農意識。

鑒于中國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低下的客觀事實，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不可忽視高等教育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但高等教育與新型城鎮化的關系研究主要聚焦于職業高等教育對新型城鎮化的促進作用。新型城鎮化打破了封閉的“二元經濟結構”，吸引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但這種轉移的有序性需要農民具備較高的勞動素質和專業技能，如此才能符合新型城鎮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專業性、實用性、多樣性等為特點的職業教育可以培養農民的職業技能和就業能力，使之更快融入新型城鎮的工作和生活，發展職業教育是確保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的必要前提。新型城鎮化亦因伴隨服務業的興起而需要發展職業教育來提高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文化素質，職業教育是優化產業結構的有效路徑。[3]從人力資源開發和利用的角度分析職業教育對新型城鎮化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為“二次人口紅利”，職業教育可以通過投資人自身即開發人口紅利來促進經濟增長，反過來，經濟增長能更好地利用人力資本并最大化實現人口紅利效益。[4]另外，通過農民職業培訓體系和創業扶持體系能提升農民文化素質、就業能力以及促使農村人口負擔轉化為人才智力資源，職業教育能很好地服務于農民市民化。[5]高等教育與城鎮化建設處于共生關系之中，但高等教育與城鎮化的關系研究目前主要局限于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這是一種被動適應城鎮化的教育服務模式，缺乏通過普遍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在人口紅利式微的形勢下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從而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研究。

（二）何謂新型城鎮化

高等教育服務新型城鎮化探析

“城鎮化”是中國學者創造的一個新詞匯，在官方文件《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1999年）中被正式采用。“城鎮化”被認為是一個農村人口持續向城鎮轉移以及第二、三產業不斷向城鎮聚集的過程，該過程伴隨著城鎮數量的增加、規模的擴大以及農業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轉變。但綜觀中國過去的傳統型城鎮化模式，其特點是“市民身份不對等的不完全城鎮化”、“人口城鎮化與用地城鎮化不同步的盲目擴張式城鎮化”、“高成本城鎮化”、“行政命令推動下的城鎮化”以及“帶來資源嚴重消耗與突出環境污染的城鎮化”。[6]

針對傳統城鎮化模式存在的嚴重問題，需要對中國城鎮化戰略進行調整和優化，改傳統城鎮化模式為新型城鎮化道路。何謂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不是簡單指城鎮人口比例的增加以及規模的擴張，而是強調在產業結構、人居環境、社會保障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實現由“農村”到“城鎮”的轉變，實現城鄉一體化和可持續發展。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亦稱“農民市民化”。2013年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數據顯示，中國戶籍城鎮化率非常之低，非農戶籍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僅為27.6%，20年內農轉非比例僅增長了7.7%。[7]相比之下，土地城鎮化卻遠快于人口城鎮化，這是一種粗放型增長的傳統城鎮化模式，具體體現為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以及勞動力的廉價使用，勞動力素質沒有得到深入開發，人力資本利用率并不高。但新型城鎮化與傳統城鎮化有很大不同，新型城鎮化的最重要標志是市民具有能與工業和現代服務業相匹配的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并具有適應工業以及后工業文明的價值理念和行為習慣。這一過程實質上是一個由農民到市民的轉化過程，關鍵是人怎么變化發展，這其中需要研究通過教育以何種方式的發展來配合推動。

人的城鎮化從更深層的含義上講是指人的現代化，由自然人轉化為具有現代意識、現代技能、適應現代社會的智慧新人的過程。英格爾斯（Alex Inkeles）等人在20世紀60年代對阿根廷、智利、以色列、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印度等六個發展中國家的大量經驗研究中提出了人的現代化理論，并從十二個方面勾勒出現代人的特征，如現代人樂于接受自己新的生活經驗、新的思想觀念和新的行為方式以及準備接受社會的改革和變化等，現代化過程被認為是一個走出落后、保守心態，主動接受新觀念、新思想的過程，因為現代化最顯著的標志是現代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生產方式的變化，要求人們欣然接受和迅速適應生活方式的改變而成為充滿創造智慧和革新思想的人。[8]

英格爾斯等人強調文化和觀念對人的現代化的作用，列維（M.J.Levy）認為能源和動力的革命是工業化的標志，把現代化理解為工業化過程，或者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的過程。現代化指在近代資本主義興起后的特定國際關系格局下，經濟上落后國家通過大興技術革命，在經濟和技術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歷史過程。科學技術被視作現代化的根本動力。新型城鎮化要求市民具有主動接受新事物的觀念和革新的思想并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突破陳舊生活方式，主動接受新的生產方式和社會改革，追求創新。

工業化和科學技術的加速發展和進步主要依靠教育發展，在現代化社會中，無論是高度發達的社會還是步入現代化的后來者社會，教育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幫助每個人去適應未知的未來社會。[9]按照這種觀點，高等教育作為高層次的教育，應以全面理性為最高原則，根據人的全面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全面持續進步要求，全方位變革不相適應的傳統教育，使之向合理性與效率性相統一的現代教育轉變，通過積極主動改革來服務社會，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國外城市化歷史表明，城市化與工業化同步，源于產業不斷演進。產業變遷是加速城市化的主要動力，通過加快產業結構升級來推動經濟增長。主導產業在由農業向工業和現代服務業轉變的過程當中，勞動力應具備適應城市中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所需的專業技能和素質。事實上，隨著中國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高等教育已經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成為社會的“軸心機構”和經濟發動機與動力源。促進人的城鎮化是目前中國高等教育應回應的重大社會需求，那么城鎮化和高等教育之間是否存在本質的內在聯系，怎樣才能實現兩者之間的結合，達到既推進了城鎮化，又發展了高等教育？

三、新型城鎮化建設與高等教育使命

（一）高等教育與城鎮化關系歷史審視

從歷史演進來看，大學與城鎮化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大學為城鎮的形成培養了人才，提供了由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型的基礎。大學誕生之初就是以學者行會形式出現，歐洲中世紀城市的復興為大學興起提供了契機，城市與農村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城市中存在勞動分工。城市的興起，出現了商業和手工業等職業。在國王和教皇的保護下，大學學者漸漸與城市勞動者相分離。自古希臘和教皇們就存在一種傳統思想，拒絕將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提并論，拒絕將“自由藝術”和“手工藝”相提并論。這導致大學學者與城市勞動者群體相分離，成為特權階層，成為教會與世俗政權共同豢養并為其服務的享俸者和公務員。[10]因此，中世紀大學雖然開設法律、醫學等課程，為城市培養職業人才，但基本上停留在經院哲學階段，不注重實踐。

直到19世紀德國現代大學的崛起，封閉的、僵化的經院教育轉向到與社會發展同步、促進經濟發展的道路。把科學研究引入大學，給大學注入創新的精神，科技的大發展迎來了工業革命的大發展。德國大學是由政府創立的，法律規定學校和大學是國家機構，其目標是教給年輕人有用的信息和科學的知識。[11]普魯士官員彼得?博伊特（Peter Beuth）確信普魯士工業化的主要障礙是技能的缺乏而不是資本的缺乏，因而于1821年開辦了柏林職業技術學院，致力于講授從國外引進的替代性的技術技能。為了滿足新的社會需求，19世紀德意志創建了9所技術學院，而技術大學是由若干個技術學院構成的聯合體，并于19世紀下半期逐漸獲得了與大學相等的地位。鑒于工科大學在德國工業化和現代化中的杰出貢獻，1898年德國威廉皇帝親賜柏林等工科大學博士學位授予權。

1800-1820年間，德國各州農業人口占70%左右，屬于落后的農業國，主要靠出口谷物給英國。相對于老牌資本主義英國來說，19世紀初德國的工業化相對落后。19世紀技術熟練的勞動力儲備給德國帶來了好處。1840-1870年德意志關稅同盟成立和第一次工業革命在德國興起，城市化全面啟動。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的主要角色是英國工匠和技師，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掌握了專門知識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新技術迅速產業化，企業建立在最新技術成果基礎上，構成以鋼鐵、電氣、化工等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形成了以重工業為核心的萊茵工業化模式。工業發達的萊茵、威斯特法倫、勃蘭登堡柏林地區迅速崛起一批新型工業城市。德國在1910年城市化率就達到60%，基本實現城市化。[12]德國是繼英國后第二個實現城市化的國家。德國城市化的步伐與德國工業化的步伐一致，在高度工業化的推動下城市化強勁發展。高速工業化給農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轉移帶來就業機會。成熟化的城市由產品加工和低層次服務向信息處理和高層級服務轉變。在德國城市化過程中高等教育發揮了基礎性作用，通過科技教育培養了大批技術人才，通過科學研究支撐了產業提升。在這一過程當中，德國高等教育模式為世界所效仿。

美國大規模城市化過程同樣得益于高等教育的發展。美國城市化的持續動力來自于產業結構的動態調整。[13]在迄今20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美國歷經手工業時代、制造業時代和信息產業化時代，棉紡織業、鋼鐵業、汽車等制造業、信息產業相繼成為城市化發展的動力。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對城市化的促進作用將會減弱，服務業成為繼續拉動城市化的動力。美國產業的每一次升級飛躍幾乎都以高等教育的發展為支撐。1862《莫里爾法案》簽署后誕生了68所贈地學院，贈地運動回應美國迅速發展的工業和農業需求，高等教育滲透到了農業和工業當中，適應工業發展的技術教育和高級專業的學科與人文學科結合起來，把高水平真理和知識服務于社會需要的地方。1951年美國斯坦福大學以電子工業為基礎，形成產學研發展體系，成為世界著名的“硅谷”。“硅谷”成為高科技工業中心，形成一系列新興小城市，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講，高等教育與城鎮化之間呈現出一種互動共生關系。高等教育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通過培養具有現代意識、現代技能的人來促進城市化進程，通過科學研究支撐起城市化產業從而吸引就業，形成人口的集聚效應。高等教育在這一過程當中走向實用和功效，成為真正的現代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更多是政府主導行為，通過新的產業培育形成集聚城鎮的模式很少出現。中國高等教育在深化改革的同時，能否在培育新的產業和促進產業升級方面貢獻智慧，通過科技貢獻帶動新型城鎮化發展是對高等教育服務能力的一種考驗。

（二）人的城鎮化與高等教育的回應

以市場化改革為導向的今天要求高等教育在傳授知識和創新知識的同時服務于新型城鎮化建設，城鎮化建設與大學教育之間的關聯性可謂與日俱增。一般而言，開辦一所質量較高的大學將具有遠遠快于并高于由產業集聚帶來的人口集聚效應。高等教育是拉動城鎮非農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能有效地促進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穩定轉移。高等教育也是拉動城鎮經濟發展的“綠色引擎”，能帶動城鎮房地產開發、餐飲、交通、文化、信息等產業的快速發展。除此之外，高等教育具有塑造和教化功能，對實現進城農民“市民化”以及城鎮文明和諧起到積極作用。

實際上，高等教育與新型城鎮化的關聯性除了帶動、輻射以及塑造作用之外，高等教育亦可以促進人的城鎮化即為新型城鎮化提供人才支撐，這種支撐以開發二次人口紅利為路徑。人口紅利是一個經濟發展概念，是1998年布魯姆（David E.Bloom）研究東亞奇跡時提出來的，主要指在某個時期內勞動人口比重較大，而少年和老年人口比重較小，從而形成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機會。[14]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具體體現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大規模轉移，農民工成為主要勞動力供給源，勞動密集型產業獲得比較優勢，于是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兩個方面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額外源泉，稱為人口紅利。[15]研究表明，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有27%的比重是靠廉價勞動力支撐，即人口紅利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率是27%。[16]但這僅僅是第一次人口紅利，其利用形式主要是農民就業結構和就業身份的轉化而不是消費模式、社會身份的轉化，也就是說農民并沒有成為真正的市民，沒有進入到更高水平、更具現代文明的生產生活方式中來，農民對社會公共服務以及城鎮居住設施提出的需求還沒有被充分挖掘。

“劉易斯拐點”的到來為高等教育轉型到服務于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契機。蔡P把“劉易斯拐點”解釋為勞動力需求增長速度超過供給增長速度，工資開始提高的情形。[17]在這種情況之下，以量大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傳統城鎮化道路并不具有可持續性。怎么辦？一個替代性選擇就是充分挖掘當前人口紅利的潛力，創造新的人口紅利，即走一條依靠人力資本的提高來促進新型城鎮化的道路。這就要求高等教育適應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需要，從培育和提高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的角度主動服務于新型城鎮化建設。按照這種思路，高等教育將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實現現代化轉型，既發揮對農村勞動力職業培訓的作用，又肩負培育新的勞動力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紅利的重任。

中國量大價廉的人口數量紅利正在逐步消失，人口紅利對經濟的推動作用開始下降，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如果能夠正常解決城鎮化問題，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減緩第一次人口紅利的下降對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因為很多人從農民變成市民，而農民和市民的勞動力素質不一樣，這就是第二次人口紅利，其以挖掘人力資本的利用率為主，同時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儲蓄動機，保持儲蓄源泉等。第二次人口紅利將在中國未來十年的經濟發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18]在這種背景之下，高等教育將主動抓住新型城鎮化建設這個契機，通過人力資本的培育與二次開發所形成的人口質量紅利來服務新型城鎮化建設。

四、高等教育推進新型城鎮化路徑選擇

大學作為歷史悠久而奇特的組織，一般來講只需要完成三項任務，知識的積累、知識的傳播和知識的更新。但是如果大學要繼續生存下去，就要為社會服務，要把這三項任務首先同實際效用結合起來。[19]而當下中國以人的城鎮化為主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則為高等教育服務社會提供了路徑選擇。

紐曼（John Henry Newman）強調大學是培養理智的場所，除了知識本身之外沒有其他目的。大學正是通過最適宜于個體的理智訓練，從而達到個人最好地履行社會職責的實用目的。[20]紐曼的大學理想是精英性質的，在教育過程中實現人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注重實用性和職業性，主張教育是對生活而不是職業的準備。紐曼的理想同時也是遠離社會的，當他在暢談大學理念之時，工業革命已經來臨，大學開始進行專業教育以培養專業人才。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具有社會彌散性，已經從單一學科向跨學科邁進，知識的發現、應用和使用緊密整合在一起。大學要拋棄經院哲學的學術思維，把大學發展轉型到服務社會上來。大學服務社會模式歷經了人才培養、科學研究、促進產業提升幾個發展階段，在知識經濟發展之下，深化產學研合作、推動產業升級轉型已經成為現代大學服務社會的主要模式。[21]產業升級與轉型最終需要具有科技技能和創新意識的現代新人來肩負，同樣，新型城鎮化的實現最終依靠人的現代化來實現。

高等教育服務新型城鎮化主要是著力于實現人的城鎮化，重點是從人力資本的培育角度來實現其社會功用，即培養具有現代意識和具備職業技能的現代人，從而實現第二次人口紅利。具體而言，高等教育首先要樹立教育服務社會的理念，培養具有職業技能的創業型人才。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促進經濟發展，學校教育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方式，教育培養的人才應該是切合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人才。但一般認為，職業教育如縣域職業高中、職業技術學院、電視大學等因培養農村勞動力而與城鎮化建設密切相關，但普通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則只專注于高深學術研究。這是一種認識誤區，中國目前城鎮化發展單靠農民工技能的低層次培訓已經不能滿足需求，新型城鎮化要求高等教育提供更高層次的智力型人才。中國社會目前是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并存，在城鎮化過程中并不是只存在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制造業更多向服務業轉變，服務業更趨向于信息和高科技的支撐，而不囿于依靠廉價勞動力的低端層次的服務業。因此，需要高等教育切合新型城鎮化需求來著力于創新和創業人才的培養。

城鎮被認為是一個具有高度流動和沒有人情味的集合體，城鎮化加速了農民傳統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瓦解，這注定農民在轉向市民的過程中將會產生文化的失落感和缺乏歸屬感。全球化的影響同樣波及城鎮化，互聯網對現代和后現代的情緒進行全球傳播，這將使農民在接受新的信息的同時表現出迷茫和盲從。而高等教育作為傳承文化的載體，要通過文化創新去消除農村勞動力保守落后的封閉文化，培養具有創新精神、開放氣質，崇尚理性和科學精神的人才，以及通過文化輻射作用來培養具有現代市民精神的人才。

總之，高等教育作為知識生產的載體，知識的創新和運用是高等教育服務社會的內在邏輯。新型城鎮化作為現階段中國重大的社會需求，需要大學積極回應。從中世紀大學誕生的源頭來看，大學興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城鎮的興起。高等教育與城鎮發展之間存在本質的聯系，通過培育現代人來發展城鎮，同時也成就為真正的現代大學。大學與城鎮之間的邏輯不僅是為了獲取大學發展資金，而且是大學發展的本質需求。發現潛在的社會需求是21世紀高等教育面臨的最大挑戰。新型城鎮化建設將成為中國大學變革的引擎，大學通過培養切合新型城鎮化發展需求的高素質人才而回歸到服務社會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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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在西方人看來，中國和印度都是神秘的東方國家。近10年來，兩國經濟高速發展，幾乎同時崛起，讓人們看到了亞洲復蘇的希望，但兩國間無法回避的市場、資源競爭，邊界爭議、達賴問題長久不能解決，也讓中印關系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實際上，兩個國家都在忐忑不安。中國曾目睹美國與日韓結成同盟，而現在美國與印度和越南的關系不斷加深，他們正是中國的對手。

印度也感到不安。中印之間缺乏戰略互信根深蒂固，印度認為中國在各方面阻撓其發展：先發制人地獲得兩國必需進口能源的供應權，阻止印度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最重要的是利用除印度外較小的南亞鄰國（主要是巴基斯坦）。

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人均收入而言，中印兩國勢均力敵。但是隨后中國快速發展遙遙領先，印度已經難以望其項背。如今到了印度增勢更加強勁的時候了。中國即將面臨適齡工作人口的縮減，印度卻享有充裕的人力資源，它的民主制度也有優勢。此外，就軍隊服役人數而言，印度僅次于中國和美國。印度還擁有一種自身價值，就是作為對中國的平衡力量而擁有強大的盟友。

中國和印度應該在建立和管理21世紀新秩序中發揮更大作用，這要求西方作出讓步，但是中印努力解決各自的分歧才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人口大國的較量

中國經濟模仿了日本，稱為東亞模式，是以大規模投資刺激經濟再拉動消費。印度是模仿現代英美經濟的模式：以金融市場繁榮帶動經濟增長，然后刺激消費并拉動投資。

不過，印度與英美有本質的差異：美國和英國是基于完備的基礎設施建設，來完成經濟增長周期拉動，而印度經濟最大的瓶頸恰恰就是基礎設施的嚴重不足，并且由于近年來金融市場的高收益，使資本配置更傾向于高收益的資本市場，最終使高投入回報弱及回報周期遠遠長于金融股票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長期得不到有效投資。而缺乏資金的印度政府不僅無力填補，更因為印度政府本身擁有的公共土地過少而難以施展。這種模式的直接后果就是由于基礎設施不足最終影響對印度的直接投資尤其是與基礎設施建設緊密聯系的制造業投資。

一個發達社會離不開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印度的基礎建設與中國有天壤之別。中國每一年的基建投資都非常大，中國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效用在中國進入老齡化以后，可能會發揮重大作用。20-30年以后，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開始盈利，經濟壓力會在這些基礎建設的效用下得到減緩。印度當前的發展瓶頸就是基礎設施落后，印度精英們看這些設施對于經濟發展的貢獻時，選擇性失明了。

兩國國民文化水平也存在較大差異。《印度時代報》2009年7月6日報道，一項關于印度教育的報告稱，印度目前有3億人不認識自己的名字，屬于絕對的文盲。這個數目相當于美國人口數，是印度總人口數的34％。其中，女性文盲率為45％，男性文盲率為22％，反映男女教育機會不均等。報告稱大量的文盲對于印度的經濟發展將是一個巨大挑戰。

印度由于出色的軟件公司被稱為“世界的辦公室”，不過，根據最近3年印度專利辦公室的數據，申請專利及予以核準的絕大部分是外國公司或合資企業，前200強獲得專利授權的公司中，純印度的僅有22家。在專利申請和核準數量，以及民族企業申請方面，印度與中國的差距巨大。軟件業是印度引以為豪的領域，但依然存在創新性不強的桎梏，業務發展仍然停留在依賴國外客戶的外包業務上。

中印兩國間的暗暗較量從來沒有停止過。印度最近十幾年來GDP年增長都超過6%，過去3年的增長率還保持在8%左右，無疑正在擠入世界經濟強國之林。可是，問題的關鍵在于，“印度象”能最終超過“中國龍”而騰飛嗎？

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在國際社會地位的提高有目共睹。與中國有著類似國情的印度，一度將中國作為榜樣和趕超目標。現在，印度人更有信心，因為他們認為在決定勝負的一個關鍵因素――人口紅利上，印度比中國有優勢得多。

西方往往將中國的快速發展歸結為人口紅利。由于有人口紅利的存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對1960-1970年代出生的中國人而言，由于普遍有兄弟姐妹，攤薄了贍養父母的壓力，而獨生子女政策使得需要撫養的孩子數量比以前少得多。現在正是勞動力人口負擔最輕，人口紅利最大的時期。而當這一代人退休，就基本是獨生子女作為勞動力從事生產，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經濟與社會等各個方面的負擔會變得無比沉重，柔弱的獨生子女勞動力階層難以拉動這樣重的車。

而印度呢？印度目前全國平均年齡比中國年輕十多歲。當前印度正在出現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自然出生率減少現象，人口紅利現象逐步顯現，在今后的10年到20年，印度將達到與當前中國相同的人口紅利頂峰，而那時正是中國老齡化最嚴重的時候。

但無法忽視的是，為了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印兩國都面臨著巨大挑戰。兩國共有的問題是堅持通過創造財富來消滅貧困而不是搞平均主義。中國需要深化以農民土地所有權、國有企業所有權和私人財產權為重點的產權改革，而印度則需要改革其限制社會流動、壓抑經濟活力和削弱人力資本投資的種姓制度。

在《善于論辨的印度人》一書中，印度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明確指出，數年來印度一直在努力學習中國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功經驗，但隨著時間推移，中國人也應該學習一下印度民主參與方面的成功經驗，這樣雙方之間的“相互學習”才能保持某種平衡。

篇5

長期以來，全球運營商的網絡部署以“技術驅動”為主導，標準化的技術演進路線可以有效支撐確定性業務的價值實現。然而，電信業如今正迎來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運營商的網絡、業務和運營模式正在被重構。

顯然，在這個重構的時代，過去的網絡部署邏輯已經被徹底打破。只有以“商業價值實現”為核心規劃未來網絡，才能在不確定的未來占據先機。

從技術驅動轉向商業驅動

智能社會的到來，給整個ICT行業帶來了巨大的商業機會。統計數據顯示，到2025年，全球的聯接數將達到1000億，智能終端達到400億部，一年產生的數據量達到180ZB，85%的應用將在云上部署。

可以預見，在人口紅利、語音紅利完全消退、流量紅利漸漸消退的背景下，整個ICT業還將享受r值更高更廣的聯接紅利、數據紅利和云應用紅利。

為了擁抱這些紅利，全行業的數字化轉型正在加速，而這也引發了產業的變革和重構，智能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成為全行業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

汪濤講道，電信運營商面臨的主要挑戰在于業務不確定性、商業模式不確定性和技術標準不確定性。

業務形態方面，IT與CT的深度融合、萬物互聯以及4K/VR/5G/AI等新技術的出現，讓運營商的基本業務形態更加豐富多樣。

商業模式方面，由于人口紅利和流量紅利的消退，運營商需要以合作發展、生態共贏的方式來創新商業模式。

技術標準方面，SDN/NFV等新技術、新標準層出不窮，但對于電信網絡的價值仍不明確，標準化、商業化進展緩慢。

面對種種不確定性，運營商網絡重構如何落地？“回歸本質，運營商的網絡設計需要從技術驅動向商業驅動轉型。”汪濤表示。

何謂商業驅動？汪濤闡釋，以技術驅動為核心的時代，運營商拿著錘子，卻不知道釘子在哪里；而以商業驅動為核心，需要釘釘子，什么都可以是錘子。

汪濤進一步指出，“云化網絡將是全球運營商應對不確定性未來的關鍵。”通過打造敏捷、智能、高效、開放的全面云化網絡架構，可以幫助運營商構建以商業驅動為核心的未來網絡，實現網絡資產價值的最大化。

三方面構建云化網絡

華為認為，在云化網絡下，網絡架構被分為三層：最底層為標準的連接層，以DC為中心，具備大帶寬、低時延、泛在連接三大特征，用架構的確定性來管理技術的不確定性；中間層為智能的適配層，具備控制管理、業務編排、能力開放三大特征，實現低成本迭代，降低試錯成本，從而應對商業模式的不確定性；最上層為靈活的應用層，具備敏捷創新、數字化和多元化三大特征，實現業務和應用的持續快速創新，從而應對業務的不確定性。

針對如何構建云化網絡，汪濤提出要從以下三個層面推動落地。

首先，從商業價值出發，重點考慮投資規劃能否支撐商業成功，進而確定技術的演進路線。建議運營商優先考慮B2B場景的增收，并優化B2C業務體驗；為最終用戶提供“ROADS”體驗，低成本快速迭代，以敏捷創新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其次，以目標架構牽引，實現網絡的逐步演進。云化網絡的規劃要充分考慮運營商現有的網絡基礎，并與商業規劃進行匹配，采取逐步演進的策略，實現新老業務的充分互通。

最后，構建統一的云化網絡架構。云化網絡尚處于初期發展階段，需要業界共同定義，才能實現穩定的統一架構。業務層要吸收OTT/IT的靈活和敏捷優勢，屏蔽技術的不確定性，支持業務靈活創新；網絡架構層要實現標準化，使能互聯互通，降低互通的復雜度。

篇6

大龍寬在接受專訪時，深刻闡述了不跟團旅行定制網對旅業的現狀、趨勢、思考及發展前景的觀點和看法。他說，傳統旅行社是以資源角度解讀產品，解決資源產品與用戶的關系，是站在產品角度看用戶。過去很多旅業同行往往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用戶想要的是什么，用戶認為附加值高的東西是什么？這些產品能不能形成長期的口碑化，能不能給用戶帶來更大的價值，這個問題大龍寬認為應該回到商I本質去考量。所以，是否“傳統”的區分點不是有沒有網站，而是旅行社能不能真正站在用戶的角度去看自己的產品的能力。

“跟團游”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

“不跟團的使命是為旅行的愉悅感而努力。”大龍寬說。

大龍寬不喜歡被打上連續創業者的標簽，但這其實是他的第三次創業。這次將方向轉為面向C端具體用戶，大龍寬覺得這是擁抱互聯網的正確姿勢。“傳統的跟團游是存在信息不對稱的，而且環節容易出現Bug。但互聯網的去中心化、去化，讓公司可以直接面向C端用戶，快速滿足用戶的需求。”大龍寬解釋。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旅游業競爭力報告》顯示，2013-2014年，中國從第45位躥升至第17位，內地出境人數突破1億，但高峰背后就藏著暗涌。作為旅游業的老兵，他敏銳地感受到風向的轉變――“跟團游”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

但隨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中產階級需要更優質的旅游服務，休閑類旅行和自由行逐漸和跟團游分庭抗禮。之前他所創立的行天下國旅，做的是B端供應商的生意。行天下擁有歐洲、大洋洲、非洲等眾多旅游資源，向攜程、途牛等OTA（Online Travel Agent）提供服務。”我拿到報表的時候就能感覺到，跟團游的用戶從一二線城市白領逐漸向三四線城市坍塌。”大龍寬坦陳，“這說明什么呢？說明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現在也就還剩個尾巴。”

從業者的思維轉換是長期的事情

很多人判斷旅游屬于低頻消費，處于劣勢，但大龍寬表示強烈不同意。”3C產品里手機更換頻率算最高的了，那你一年能買幾臺？”大龍寬笑了笑，“目前不跟團的高頻復購在2月一次，低頻復購在一年一次。你說這算高頻還是低頻？”大龍寬判斷，旅游業本身仍然存在增量。

大龍寬希望通過直接連接C端用戶，剔除所有中間流程和商，提高用戶體驗。他認為自己與其他高端旅行公司的最大區別也正在于此。“我不是老板，消費者才是老板。”大龍寬說，“你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比如需要對老人和孩子有特別的照顧、酒店要在市中心，都可以。”

但實踐的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要倒逼行業內思維方式的轉換。大龍寬向我舉了個例子：“總有人說，香港低價團最后消費者被迫消費是因為消費者貪便宜，這么說的人都有問題。這東西是你賣出去的，你怎么能掉過頭怪買的人呢？”大龍寬也坦陳，從業者的思維轉換是長期的事情。

旅行要有態度，必須要愉悅和有意義

現在大家都在談產業升級，大龍寬認為產業升級的同時，用戶也在升級。用戶的關注點發生了“從價格到性價比再到品質”的轉移，所以旅行機構的產品也需要“從價格到性價比再到品質”升級。如果大家還停留在玩價格戰的階段，那肯定活不下去的。

當今社會物質極大豐富的狀態下，信息冗余的厲害，看似什么都不缺，其實缺的就是態度。我們就是做有態度的旅行。一是以定制平臺的生產方式決定產品形態，根據用戶需求改變產品方案來滿足用戶需求。二是根據買手邏輯，生產出符合時節和高價值的產品。三是用“人生玩家”項目，讓大家體驗到更多有意義的旅行。

讓產品成為內容，讓內容成為流行

篇7

中國人的骨子里有種情結，似乎更喜歡潘磕嫦、花子翻身、破落戶有朝一日到公主象牙床上滾一滾的革命反轉劇。所以2015年至今被很多人懷念和銘記，因為這一年給了大多數人這種情結的“可能性”幻想，從3月“互聯網+”的提出、O2O大戰的序幕拉開，隨之而來的則是各種上門到家O2O服務的瘋狂，雖然當時大多都屬于初創公司在這些領域小打小鬧，但它們發出的動靜也并不小。

那時候，我身邊的很多人都覺得O2O是互聯網時代最好的“消費經濟模式”，即以最低的成本獲取最需要的服務。2015年的整整一年，我們每天都在享受1元洗車、首單外賣減10元、1元上門洗衣、9.9元電影票和免費的美甲、微信支付優惠等各種優惠服務。

雖然如今這樣的補貼大戰早已減退，卻讓中國成了世界上手機支付最方便的國家了，不信現在去公司樓下看看，路邊的煎餅果子現在都可以用微信和支付寶結賬了。

各類O2O補貼消失的證據，就是2016年的滴滴合并Uber中國事件，主流O2O的補貼大戰似乎在2016年慢慢走到了盡頭。

很多人看了網上那張四處流傳的O2O陣亡名單后感慨，互聯網除了BAT之外已經沒有機會了，但就在不久前的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王興、陳維和張一鳴圍坐一處，共同發聲，希望讓外界認可一個新概念，稱他們為國內互聯網下半場的“小三巨頭”，他們甚至討論出了一個全新的縮寫“TMD（頭條、美團、滴滴）”來概括自己。

過去，很多人低估了今日頭條的商業價值，高維度的互聯網精英不會去使用和關注這種在他們眼中比較Low的新聞聚合產品，但它早期瞄準的恰恰是中低維度的大眾市場，如今更是公開上線了“頭條外搜索”功能。

幾年來，對今日頭條的低估是它能在BAT眼皮底下長這么大的原因，而當張一鳴開始強調機器算法和信息分發時，外界才反應過來，并且把更多的對未來趨勢的想象投射在了這家公司身上。

中生代渴望更多的話語權，所以王興提出了互聯網下半場，這個由美團CEO王興提出的概念，還是精準地指出了中國互聯網依靠PC網民及移動互聯網用戶快速增長的“人口紅利”期已過的事實。

資本寒冬可能還遠未來臨

如今，還有很多投資機構仍然在到處看項目，出手卻非常謹慎。媒體眼中一些同質化、差服務、弱資金的初創O2O企業的消失，似乎也坐實了大部分人口中“資本寒冬”來臨的證據。

但我依然看好中國經濟，原因有三：

第一，目前國民素質和審美都有了較大的提升，整體氛圍非常積極樂觀，這對經濟其實影響非常大。

第二，中國的人口規模、經濟規模巨大，可以縱深激發出新的發展模式。現在有的人覺得人口紅利下滑，但我覺得這是階段性的，比如一線城市的人口紅利也許不再有了，但是廣大二、三線和鄉鎮，在未來的城市化進程中會形成新的人口紅利。

第三，還有許多政策紅利尚未釋放。

李開復最近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只要你選的領域是重要的，然后創業者是明星級別的，那么其實沒有什么資本寒冬。”

無論外界環境如何變化，投資人依然在尋找優秀的項目，從這層角度看，資本寒冬永遠都是一場相對論。

巨頭的擔憂是什么？

前段時間馬云在“云棲大會”說，純電商時代很快會結束，未來的十年、二十年，沒有電子商務這一說，只有新零售這一說，也就是說線上線下和物流必須結合在一起，才能誕生真正的新企業。

我深以為然。一直以來，整個互聯網的趨勢都是朝著越來越重而互聯網的元素卻越來越少的方向發展。過去很多人掛在嘴邊的“互聯網企業和傳統企業”的二元對立模型，漸漸地已經無法解釋這個商業時代各種多元模式了。

所有人都知道，傳統企業過去三十年靠的是信息不對稱在做渠道型的生意，但實際上很多早期的互網企業，它做的也是信息不對稱的事情。以搜索引擎為例，它實際上是把很多信息匯總起來，從年初爆發的醫療推廣產生的一系列問題上看，如今這種情況大家看到了，已經很難適應未來的發展了。

一切以信息不對稱為盈利前提的公司，都已經開始感到環境變化的嚴峻。

互聯網在流量分割完成后，人作為交易入口的頭部效應會越來越強，尤其是中產階級崛起和引發的消費升級后，對于海外進口消費的電商需求會越來越強烈，這也是未來電商增長新的一塊蛋糕。所以阿里的雙11做得再厲害，依然會有例如網易嚴選、小紅書這樣的項目從電商中殺出來。

交易的本質是人群，而人群被社交工具和社群高度碎片化之后，更容易被相同的價值觀所吸引，而不再像過去一樣依賴于單一的線上入口。同樣的道理，信息渠道型企業模式開始慢慢要讓位于產品型的企業模式。

中國互聯網的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資訊和信息的連接，打通了信息流；這個階段誕生了百度、騰訊等企業，因為快速增長的站點和網民，需要信息的檢索與基本的社交服務，而最早的網址導航、電子郵件已經難以滿足他們的需要。

第二階段，隨著技術的普及，涉足線上交易服務，打通了資金流；這個階段，阿里，京東得到了長足發展，這個階段阿里作為先行者，對于國內互聯網進程最大的貢獻，在于建立了最早的互聯網信用和擔保體系，未來所有的電商都將基于此繼續發展。

第三階段，就是圍繞交易的線下供應鏈的整合。誕生了一批圍繞重產業的企業，開始著重于某些萬億產業的效率與成本。“互聯網+”和“供給側改革”本質上都是在呼喚重產業中誕生互聯網新巨頭，去徹底顛覆傳統產業經營模式中由于經營分散、長渠道和信息不對稱積累的低效率與高成本問題。

眼下，在“互聯網+”的推動下，國內服務業、制造業等相關領域的各個垂直細分行業都在迎來一個全新的機會：產業轉型升級。可是，放眼全球，卻很少有互聯網公司在@個領域具備較強的能力，在更下沉的行業，應該說，互聯網下半場這場戰爭才剛剛打響。

愈來愈重的產業互聯網

有人問，在消費互聯網勢窮之后，大數據、人工智能又方興未艾，下一波的互聯網創業獨角獸的主流形態是什么樣的？

在這里，我們要提出一個基于互聯網發展規律的新的概念，叫作“產業互聯網”。

什么叫“產業互聯網”？

有廣義狹義之分。

產業互聯網不僅是企業內部互聯網化，同時也對研發、生產、交易、流通和融資等各個環節進行互聯網滲透，從而實現效率的提升與資源的優化配置，產業互聯網還將打通上下游，完成產業鏈改造，重塑企業核心競爭力。

聽上去這道趨勢很讓初創企業的創始人沮喪，因為這一切似乎并不是一個三五人的團隊加上一個好的創業故事和一筆迅速到位的融資就能馬上干起來的。毫無疑問，下一波的創業門檻已經變高了。

比如在長鏈條的傳統家裝行業，這個產業有4萬億元的市場空間，但過去還沒有誕生一家超百億元規模的企業，當涉及設計、制作、交付、營銷、物流甚至金融服務的時候，我們突然發現傳統意義上的消費互聯網最擅長的信息連接模式似乎不夠用了，也很難實現對每個環節的把控。

產業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就是通過傳統企業與互聯網的融合，尋求全新的管理與服務模式，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服務體驗，創造出更高價值的產業形態。

在數字時代，無論個體還是企業都應該適應時代的變化，將資產進行數字化，并通過互聯協作來擴大數字化資產的使用，增加營收，從而形成一種生態。

下一個誕生千億獨角獸的市場

前不久劉強東在公開場合發言，認為未來五年內的“風口”將出現在傳統行業而不是互聯網行業，在快時尚、家居和食品健康領域將涌現出更好的高品質的中國品牌。

從更大的格局看，其實整個互聯網行業的超級紅利確實正在消退，越來越多的互聯網越做越重；而那些轉型成功、掌握了互聯網的工具、方法論和價值觀的傳統企業，正在爆發出勃勃的生命力。

以傳統的家裝產業為例，這個行業以土巴兔為代表的互聯網家裝企業正在受到傳媒的關注，如果有人愿意俯下身去研究這些過去不算非常顯眼的重產業模式互聯網企業，也許我們可以從中體味出劉強東的判斷，為什么巨頭大佬們會認為類似家裝的傳統產業，會誕生出新的風口與獨角獸。

這些傳統行業具備如下特征：

1.企業所處的行業市場規模需要足夠大

如果要誕生新巨頭，只有這種行業才能提供足夠的利潤空間，比如千億級或萬億級。

據艾瑞咨詢最新的家裝白皮書顯示，目前家裝產業市場規模已經達到4.2萬億元，并且還將持續增長，這也給從中誕生一家產業互聯網巨頭制造了先決條件：市場規模必須足夠的大。

2.產業鏈下游企業總數繁多且分散，呈現“大行業、小企業”的特性

如果一個行業集中度低，企業碎片化程度高，那么就迫切需要互聯網來提升整個行業的效率。

如互聯網家裝的出現，有效整合了家裝產業鏈條上的資源與參與者，平臺匯聚了優質建材供應商、裝修公司、工長、設計師等，極大提升了整個行業的資源利用效率與生產效率。

而在過去，這些企業和服務單位可能只能各自為戰，呈現出一種無序競爭的狀態，這種狀態當然沒有用戶體驗可言。而用戶體驗不足的地方，就有產生新物種的商業價值。

3.這個產業生產、采購、分銷等環節鏈過長，信息化程度低

這就考驗從中誕生的產業互聯網平臺是否能夠精簡渠道，真正實現上下游的以需定產。

比如家裝產業鏈條極長、環節繁多，從生產制造到銷售要經過層層分銷，不僅抬高了成本，也造成產業的冗余。

目前，業內的互聯網企業通過建立供應鏈F2C體系及云調度整體運營系統，打通采購、物流、安裝入口，保證家居建材從廠商到用戶的直接供給，以需定產，實現了裝修流程的智能化監管以及工人與材料的智能化調配，有效保證工期。

4.用戶在這個行業有明顯的技術升級和消費升級的需求

從用戶的角度看，家裝就是一個典型的消費者需要更好的服務的產業，現在的大城市的新中產階級需要的是動動手指的一站式服務，并且提供個性化定制。用戶渴望把自己從傳統裝修冗長、低效、體驗差的服務中解放出來。

而另一邊，智能家居、家庭大數據一類的產品和服務又需要進入家族這個傳統而古老的行業，這就為產業互聯網實現對家裝業的改造，提供了機會。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之下，新誕生的產業互聯網企業才能更好地創造用戶價值。

結語

篇8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 經濟政策 大國崛起

【中圖分類號】F04 【文獻標識碼】A

當下，在中國經濟形勢和面臨的環境變化等大的判斷方面，必須承認：無論是政府還是學界，當前其實并沒有形成統一認識，還存在著重大分歧和爭論。在有人鼓勵危機激勵，有人主張防范危機，有人主張需求刺激，有人主張供給驅動，各種意見競相紛呈的當下，“供給側改革”的鮮明提出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說用心良苦。畢竟，改革動力才真正是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動力所在，在當前中國經濟下行的困難期，更是到了必須以改革打通供給側、再度釋放改革紅利的時候了。但從現實的角度考慮，今天的中國經濟問題又是非常復雜的，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的經濟環境更是錯綜復雜，因此我們恐怕又不能寄期望于任何一個包治百病的方式。以筆者對經濟形勢和經濟環境的把握，“供給側改革”肯定是重要的，但中國經濟的整體應對還需要標本兼治、長短兼顧、供需平衡、綜合治理，方能最有實效地直面嚴峻的考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就大國崛起！

中國經濟需克服“三座大山”，應對“三大風險”

對于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我想用若干個“三”來概括，或可讓當前議論紛紛、模糊不清的一些東西變得清楚。

首先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已經消失或者消退：一是人口紅利，因為勞動力進入高峰，中國經濟增長50%以上的人口紅利因素變成了人口負債；二是出口紅利，因美國金融危機、歐債危機以及日本的長期萎靡，西方發達國家市場再也不可能容納中國出口的狂飚突進，以每年30%、20%的出口增長拉動中國經濟10%增長的出口紅利時代一去不復返（中國經常賬戶盈余占GDP比重已從2007年的10.2%降至2012年的2.3%）；三是樓市紅利，因供求關系發生歷史性逆轉，中國樓市已告別黃金增長，走向相對過剩，中國經濟增長20%-30%的樓市紅利因素也已歷史性退潮。這三大動力消失后，中國經濟新的可替代的強大的增長動力何在？這是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經濟很難進入一個新的增長通道。

在尋找到替代性的增長動力之前，中國經濟需要克服“三座大山”的困擾：一是產能過剩的大山，當前中國實體經濟平均高達60%的嚴重的產能過剩，如果不能迅速緩解，中國經濟不僅不能進入新一輪穩定增長通道，還隨時可能爆發裁員和倒閉風潮；二是債務高企的大山，中國目前的居民負債、企業負債以及地方政府負債加在一起接近GDP的300%，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負債風險更是成了中央政府的心病，不得不在2014年出手整治；三是資產泡沫的大山，股市的泡沫今年“破了”，但有觀點認為破得還不夠，跌回2500點才算正常。而更嚴重的房地產泡沫因涉及居民資產主體以及國有銀行，沒有破，如何軟著陸是巨大挑戰。

再次，中國經濟還面臨著空前嚴峻的“三大風險”。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風險，中國人口老齡化為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帶來巨大的風險；二是美元回流的風險，由于美元指數已進入上升，美元加息箭在弦上，美元正呈現回流美國的大勢，如此就給中國經濟帶來資金外逃、投資不足、信心不穩、經濟下行的非常現實的風險，若應對不利，中國有可能會成為本輪美元回流最受傷的國家；三是全要素生產率負增長的風險，全要素生產率意味著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與否，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兩次改革時分別出現了兩次增長的高峰，但在2010年以后卻一落千丈，甚至進入了負增長，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危險信號，前蘇聯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國家就是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了負增長引發的，我們該如何全力避免重蹈覆轍？

傳統增長動力喪失，“三座大山”高聳、“三大風險”突襲，中國經濟目前的復雜性是空前的。

中國經濟尚有“三大支撐”和“三大亮點”

但另一方面，中國經濟也并非沒有希望，沒有突圍的空間和道路。中國經濟尚有著“三大支撐”：一是城市化支撐，中國的城市化率才剛剛53%，僅相當于日本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的水平，城市化沒有結束，工業化就沒有結束，工業化和城市化沒有結束，理論上經濟快速增長的潛力就沒有完全消失，中國目前所出現的產能過剩其實本質上是相對過剩，尚存在著挖掘內需、釋放過剩壓力的機會。二是外匯支撐，中國最高時曾有接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目前也還有超過3.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好比是抵擋金融襲擊的彈藥，有如此充足的彈藥，中國爆發一場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風險降低了很多，并且留下了政策騰挪的空間――當然這并非絕對，外儲是會變化的。三是人口質量紅利的支撐，中國每年畢業的大學生有700萬，中國新增勞動力幾乎全部都要變成高學歷人才了，在國際上美國在上個世紀70年代勞動力高學歷化后曾經進入了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創新經濟時代，中國在沒有了勞動力數量增長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卻面臨著勞動力質量提升帶來的人口質量的紅利以及在此基礎上轉向創新經濟的機會。

另外，在近期經濟運行中，還可以觀察到中國經濟的“三個亮點”。一是政府宏觀政策取向明確轉向穩增長后，經濟刺激政策不斷加碼，政策效果開始顯現，不僅個人房貸創了歷史水平，最讓人擔心的地方財政支出動力也在4月份以后有了很大的改觀。近期地方政府債市一片紅火，財政部長已預告今年將有3.2萬億地方債務將被轉換，并且有消息說未來三年將有15萬億被轉換，這些對于市場都是非常大的利好；政策刺激之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開始升溫，一季度的銷售負增長很快變成了二季度后強勁的兩位數的增長，某些城市的房價也開始上升，特別是深圳市上月的房價增幅甚至超過了30%。二是消費和服務保持了穩定增長，這一點報道很多，無需多言。三是創新氛圍逐漸在全國升溫，中國經濟從傳統經濟轉向創新經濟的前景可以說第一次真正開始展現。

“供給側改革”踩在了中國經濟轉型的點子上

基于上述分析，結論是很清楚的：第一，中國必需直面困難，我們不要避諱當前經濟形勢的嚴峻；第二，要充滿信心，同時抓住機會、全力突破。綜合各方面考量，中國經濟政策應綜合使用包括“供給側改革”在內的各種方略，讓經濟軟著陸、軟調整，進而保持適當、較快的增長速度，穩步進入高等收入國家。

“供給側改革”的智慧來自“供給學派”，在里根年代被美國格外強調和使用。但是供給學派的思想并不十分嚴謹，理論體系可以說是非常粗糙，里根政府實踐供給學派特別是“拉弗曲線”的稅收效果也不十分理想，這說明“供給側管理”有其價值但也不能包打天下。因此，需要特別提醒的一點就是，我們當前強調“供給側改革”，并不應該意味著不要“需求側管理”了，只是說與以往相比，政策的天平應該多向“供給側”傾斜一點，就像說的，“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總需求”是“保底線”，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求未來”，現在與未來，哪個都不能舍。

“供給側改革”核心是強調要通過改革促進創新、提高生產效率和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再靠“刺激政策”提升總需求的套路來促進經濟增長。其實，“供給側管理”本不是新概念。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特別是2009年中國推出“4萬億”的救市措施以來，就有很多的學者呼吁要從供給的角度反思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政策，只是在前幾年，這種聲音往往被“穩增長”的聲音所遮掩，改革的決心難以作出，改革的舉動難以落地。而本屆政府，最強大的一點就是執行力強，在反腐上如此，在改革上也是如此，這時候，提“供給側改革”，才有意義，才讓人看到以新一輪改革來釋放制度活力，以有效供給來尋求供需再平衡的希望所在！

“供給側改革”的提出，也意味著政府、學者和市場在以下幾個方面已經達成了基本共識：其一，中國依靠外需的時代已經過去。去杠桿是世界經濟未來較長一段時期的主旋律，而且即便外部需求復蘇，其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聯度也大為下降，因為受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和更不發達國家“制造業崛起”的雙重擠壓，中國低端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已注定風光不再；其二，中國民眾的消費需求已經升級。改革開放的前30幾年，在旺盛的外需和內需的作用下，只要產品造出來就不愁沒有市場，但現在不同了，國內初級消費市場已經飽和，現在中國已經進入了品質化消費和個性化消費的新時代，消費需求的升級必然倒逼生產供給的升級；其三，中國投資的邊際收益已經銳減。不論是在公共建設領域，還是在私人投資領域，擴張性投資的效率和邊際收益都遠不如以前，繼續以投資需求（不管是以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還是以積極的財政政策所刺激的投資需求）促增長既不合算也不可持續，所以必須從根本上改進投資的方式和投資的主體。

不過，很長時期以來，我們已經比較習慣于采用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辦法來“穩增長”，當前也是如此。央行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10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13.5%，增幅創2014年7月以來新高，且高于市場預期的13.2%和9月末的13.1%；10月份的財政支出更是創造了接近40%增長的紀錄。因此，與世界大多數國家一樣，預計中國經濟的需求刺激經濟的反危機模式仍將繼續。強烈的需求刺激之下，筆者大膽預測，中國經濟的冬天暫時已經過去，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觀望期也即將結束。但代價就是，中國經濟的危機和矛盾再一次被后延，而且日后恐會加倍清算。在此關鍵時刻，“供給側改革”的提出可謂是真正踩在了中國經濟轉型的點子上。

“供給側改革”就是要深入推進國企、金融、土地、戶籍等各個領域的改革

“供給側改革”究竟改什么呢？其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五中全會早已給出了答案，就是要深入推進國企、金融、財稅、土地、戶籍等各個領域的改革，向簡政放權、創新創業要成效。

第一，清理無效供給。10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到廣東調研時強調，要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僵尸企業”的存在一方面吞噬了太多的流動性，擠占了市場信用，另一方面拖累了整個產業，造成“幾個人沒飯吃，大家都沒飯吃”。對此，政府要主動從市場干預中退出來，要利用市場的力量強行去杠桿，讓“僵尸企業”破產的破產，關門的關門，重組的重組。過剩產能不去，中國經濟轉型無從談起。

第二，提高供給品質。研究報告顯示，2014年中國消費者全球奢侈品消費達到1060億美元，占全球奢侈品銷售額近一半。每到假期，總見媒體報道中國人在國外搶購奶粉、手包、化妝品，甚至馬桶蓋，為什么？不是中國人沒有消費能力，而是中國的很多產品和消費環境著實讓人不放心。旅游消費本來是中國最有潛力的市場，但“黑一日游”“青島蝦”等宰客事件的屢屢出現對旅游消費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第三，挖掘潛在供給。在中國醫療、教育、金融、交通、通訊等諸多領域，還存在一定程度的“供給短缺”，某些壟斷企業和特權部門從中獲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價的現象仍普遍存在。對此，唯一的辦法就是打破壟斷、放開市場。以出租車管理為例，如果不放開價格管制和牌照管制，再多的提價和補貼措施也解決不了打車難的問題。

第四，創造新供給。中國不能再一味依賴“后發優勢”，模仿和引進占領不了高端市場，而是要強調“先發優勢”，要靠產品研發和創新來提高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對此，簡政放權、降低稅費以降低企業成本，加大創新投入、發展多元金融市場以解決企業融資問題就顯得格外重要。

除上述之外，筆者認為，更關鍵則是要以改革加大新型城鎮化進程，消除貧富差距，逐漸激發共富群體拉動中國經濟的潛力。展望未來，中國經濟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以實體經濟發展為主導、以新型城鎮化和創新為主線、以“共富拉動”激發消費與服務，以內需潛力釋放為牽引。

（作者為獨立經濟學家）

【參考文獻】

篇9

關鍵詞：房地產價格;以房養老風險;人口結構變遷

一、 引言

近年來，人口老齡化現象在中國日益明顯。如表1，2000年以來，反映一國老齡化的通用指標――老少比和老年撫養比都在逐步攀升。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0.45%，其中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7.09%;而到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這兩個指標分別攀升至13.31%和8.91%。

人口變遷過程中，經濟和社會各方面都將經受沖擊，養老問題首當其沖。目前中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不足50%，個人賬戶事實上已經空賬運轉了多年（孫祁祥，2001;王延中，2001），這些問題與人口老齡化疊加后，使中國的養老困境愈發凸顯。對于以房養老這個熱門話題，已有很多研究。本文將以嚴格的經濟學理論為基礎，集中分析人口結構變遷怎樣通過經濟增長、利率等變量影響房地產市場的走勢，進而通過嚴格的分析來揭示以房養老的風險。據筆者了解，類似嚴格而新穎的分析目前并不多見。此外，現有文獻并沒有剖析過以房養老產品交易的標的和特有風險，本文將在這些方面對已有研究進行補充。

二、 以房養老產品剖析

以房養老是指老年人將住房抵押給銀行，從而獲得借款，當其去世或滿足約定條件時，貸款機構通過出售、拍賣或者出租抵押的房屋收回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我們先辨析出以房養老產品中真正的標的物，再通過與常規養老保險產品的對比識別出以其特有風險，以便后文對該產品風險的進一步分析。

1. 以房養老產品的真正標的。以房養老問題的核心在于保險的提供者為住房所有者提供養老保險，但保險購買者支付的并非貨幣，而是房屋。顯然，整個交易的關鍵是交易的載體――住房，且是未來的住房，而真正的交易對象是兩個現金流，一是保險公司支付的養老保險金，另一個是房屋在未來的出售價格。從理論上講房屋未來的價格決定了養老金的給付標準。

保險交易的對象實際上是風險，保險的購買者通過支付保費將風險轉移給保險公司，保險公司收取保費，承擔風險。為了識別出以房養老的風險，我們假設某老年人擁有自有住房，若他希望靠出售房產獲得的收入來養老，除了可能面臨房產售價不夠高的風險外，賣房的收入按照預期壽命安排，如果實際壽命超過預期壽命，將面臨將無錢可花的風險。

如果參加了以房養老項目，未來房價波動的風險及長壽風險都將轉移到保險公司，因此以房養老交易的對象實際上正是這兩種風險。長壽風險是所有壽險產品都必須考慮的，不是以房養老的特別之處，本文主要關注以房養老項目中的特有風險――房產價格波動的風險。

2. 以房養老的核心風險。傳統的商業養老保險產品保費和年金通常都已事先確定，風險僅體現為長壽風險。對于以房養老型產品，保險公司的保費收入本質上是一筆風險收入。如果未來房產價格下跌，合同終止時保險公司出售或出租借款人抵押的房產所得可能無法補償其支付的貸款總額，從而保險公司將遭受損失。因此房產價格未來走勢與保險公司能否盈利息息相關。

此外，雖然保費是隨機變量，但保費與養老年金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不會改變：保費越高，投保人獲得的養老年金就越豐厚。在以房養老模式中，保費是未來房屋的出售價格，售價越高，投保者得到的養老年金就越多。然而未來的售價是隨機變量，理論上可高可低，因此在實際操作中，保險公司僅能根據房屋價值未來的變化趨勢確定年金給付。如果未來房屋價值看漲，年金的給付標準就高;如果看跌，給付標準就低。而年金給付標準同時又會影響老年人是否參與以房養老項目的決策，如果年金給付太低，老年人參加此項目的可能性就較小。因此養老金給付標準的高低不僅影響保險公司的盈利狀況，同時也決定著以房養老市場能否順利構建。

根據前文的論述，房屋未來的價格不僅決定著養老金的給付水平，同時還影響保險公司的盈利狀況。因此，房產價格是以房養老模式的核心，正確判斷它的變化趨勢可以揭示這個市場的主要風險。

三、 以房養老的風險分析――人口結構變遷視角

我們將圍繞房產價格未來的變化趨勢分析以房B老模式可能存在的風險。房產價格的變動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嚴格的房地產市場分析應綜合考量各種因素，但本文的目的是定性分析房地產價格走勢及其對以房養老模式帶來的風險，因此只集中分析那些明顯受到中國人口結構變遷影響的變量。一旦人口結構變化對這些變量造成沖擊，沖擊力將不可避免地傳導到房地產市場，進而影響以房養老模式的運行。

1. 經濟增長視角。按照經濟學定義，房產屬于正常品，人均收入的提高將提升房產市場的需求，在房地產供給一定的情況下，房價將上揚，且人均收入提高的越快，房價的漲勢就越猛。反之，人均收入增速下降，房價的漲勢也隨之下降。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人均收入的增長，以下將討論人口結構變遷將如何影響人均收入。

考慮簡單的經濟增長會計恒等式Y/N=（Y/W）（W/N），N是總體人口，W是勞動力人口，Y是GDP。這個式子表明人均收入=每單位勞動人口收入與勞動者占比之乘積。對恒等式兩邊取自然對數并通過計算就可以得出：人均收入增長率=每單位勞動人口收入增長率-人口撫養比增長率。顯然，人均收入和人口撫養比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當然，會計恒等式的論證并不能代替嚴格的經濟學理論推演。要了解人口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還需要回到經濟增長模型中。從恒等式提供的信息可知，如果每單位勞動人口收入增長率不變，那么人口老齡化導致的撫養比上升的確會損壞經濟增長潛力。問題的關鍵在于，撫養比的上升是否會影響每單位勞動人口收入增長率。經典的經濟增長模型對人口的處理較為簡單，忽視了人口結構因素，因此經典理論的人均經濟增長事實上對應本文中的每單位勞動人口收入增長。從而，本文的分析可以完全對接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即人口結構的變化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幾個重要源泉。

經濟增長的源泉從中長期來看，可以是人均資本存量的增加，這是物質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可以是技術進步，特別是人力資本的提升，這可以理解為一種無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總人口不變的前提下，老齡化意味著勞動適齡人口比例下降，社會中生產者減少，凈消費者（老年人口）增加，一般而言，儲蓄將走低。儲蓄是投資的來源，因此投資必然會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同理，人口老齡化對人力資本投資也將產生不利影響。根據以上分析，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人均物質資本以及人力資本的投資都將稀釋，人均收入增速不可避免地放緩，社會對于房產的需求也將走低。

2. 利率視角。人口結構的變遷會分別對儲蓄和投資產生影響，而利率會同時受到儲蓄和投資兩個因素的作用，因而本節以下將分別對其進行論述。

從儲蓄來看，人口結構與國民儲蓄率之間的關系并非顯而易見，既有理由和實證支持人口結構老齡化降低國民儲蓄率（宋奇成和袁凱2013;胡濤，2014），也有研究持相反的觀點（袁志剛和宋錚，2000;張春海和孫健，2012）。我們認為，在老齡化發展初期，雖然老年人數所占比例在上升，但是勞動力資源豐富，依然享有“人口紅利”的優勢，因此可能會造成雖然老齡化程度在加深，但是社會儲蓄依舊較高的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勞動人口會的減少導致人口紅利消失，在此情況下老齡化的加深將會造成儲蓄的減少。

人口老齡化導致適齡勞動人口減少，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狀況趨緊，推動勞動力價格上揚。企業減少勞動力的需求。嚴格的生產者理論指出，當一種生產要素減少時，另一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出將下降。那么我國人口老齡化引發的工資上漲、勞動力需求下降將導致社會投資邊際產出下降。當以邊際產出衡量的投資回報下降時，企業進行投資的激勵將下降，社會整體的資金需求趨軟。

當資金供給和需求都減少時，利率的變化不確定。如果人口老齡化造成資金供給的下降更為顯著，利率將上升;如果資本邊際產出下降更顯著，利率將下降。實證研究亦無定論，如陳國進和李威（2013）指出在人口老齡化進程中，利率處于下降通道。不過，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更是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全球經濟都享受的低利率正是來源于中國的人口紅利，一旦人口紅利結束，將意味著低利率時代的結束。

本文亦不能對利率的變動趨勢下定論，但本著提示以房養老風險的出發點，再加上格林斯潘的意見現在更占上風，我們不妨假設利率上行的概率更大，進而分析利率變動對房產價格的影響。

房產既能被看作耐用消費品，從保值增值的角度也可被視為投資品。作為消費品，利率上升人們對其消費會減少，房產價格將下降;作為投資品，利率上升時，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其未來無窮期租金的折現值下降，房產價格也下降。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利率上升時，房產的價格都會下降。

即使人口結構的變化使利率發生了小概率的下降事件，這將引起房產價格上升。如果房產價格上升足夠多，可以彌補提前終止合同所需費用，那么以房養老參與人可能提前終止合同，享有房價上升帶來的好處。這樣，參與以房養老項目的保險公司仍然會面對項目結束期不確定所帶來的風險。

3. 拓展：利率管制、信貸配給與人口結構變遷。利率表面上是資金借貸的價格，其動態本質則是聯系今天與將來經濟決策的關鍵變量。中國人口結構變化后，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的結論可以保證利率的變化能使得有限的資源在不同產業之間實現最優配置。假若利率受到管制，其作為價格信號就不能精確反映外部因素的變化，有時候甚至扭曲外部信號，使得資源的配置更為惡化。下面，本文將通過對利率管制、信貸配給及人口結構變遷之間關系的簡單分析，得出“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在將來有可能成為以房養老保險模式的障礙”這一結論。

為分析方便，我們將經濟簡化為兩種產品，一類是住宅產品;另一類是老齡化產業。當沒有利率管制時，經濟達到一般均衡狀態，如圖1所示。

這是一幅典型的一般均衡圖形，橫軸和縱軸商品分別是住宅和老齡化產品。當利率由市場決定時，市場均衡由無差異曲線U1與生產可能性邊界的切點描述，兩者的公切線是“非管制價格”線，其斜率代表了住宅和老齡化產業之間回報率的對比。

如果利率受到管制，較低的利率減少了消費者通過資金要素獲得的收入，從而減少了產品需求;此外，利率管制產生的資金供需缺口實際上提高了資本的影子價格。需求減少，供給成本提高，老齡化產業回報率必然下降。

在中國，由于住宅被當成資產，其回報會提高。當存款利率被人為壓低時，人們會將房產作為存款的替代選擇，房產的需求因利率管制而增加。在利率管制下，信貸配給出現，資金更偏好違約風險小的行業。在中國，房地產行業由于有隱性的地方土地財政擔保，市場認為它的風險較小，資金的配給更多地流向住宅市場。需求增加，供給成本減少，行業回報率必然上升。

根據以上分析，利率管制最終降低了老齡化產業的投資回報率，提升了住宅產業的投資回報率。由于產品價格實際上是回報率的折現值，因此這兩個產業產品的相對價格也會發生變動：住宅的相對價格提高，如D中的“管制價格”線。市場的扭曲從圖中可以很直觀地看出，由于住宅相對價格提高，資源更多地流向住宅市場，而留在老齡化產業的資源過少。圖中“管制價格”線與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切點是利率管制后的均衡，它和利率市場化均衡之間的差異反映了資源扭曲的程度。

人口結構的變遷，將加重兩個行業資源配置的扭曲程度。老齡化導致對老齡化產業的需求增加，回報率提高，市場化的利率會將一些不能產生相同回報的投資擠出市場。利率如果受到管制，未來社會老齡化的高額回報將不能通過利率價格正確引導，本該流入老齡化產業的資源分流到了其它行業。本文認為，房地產行業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性行業之一。

綜上，中國的利率管制扭曲了資源在不同行業之間的配置，使房地產業的供給偏高，老齡化產業供給偏低。考慮到中國人口結構趨于老齡化的事實，這種行業間的扭曲更加嚴重，造成未來房產供給過多，老齡化產業供給過少。一旦這成為事實，則房產價格將下行，而老齡化產業的價格將上升，屆時，以房養老模式將經受嚴峻考驗。

四、 結語

在人口老齡化趨勢不斷加深的今天，以房養老項目能否成為社會養老保險的一個重要補充仍舊存在爭議。以房養老項目持續時間較長使得其更多地面臨各種風險，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使其雪上加霜，以房養老的發展前景更加撲朔迷離。本文從人口結構變遷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齡化通過各種途徑對房產價格產生的不利影響及其對以房養老業務造成的風險，以期為決策者提供有益的參考。

當然，現實永遠比理論復雜得多。以房養老項目在現實操作中也一定會遇到各種新的問題和困難，本文只是分析了人口老齡化對房產價格波動的影響，所提到的只是紛雜矛盾中的部分可能。但我們相信，隨著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市場制度的不斷完善、法律法規和監督機制作用的持續發揮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更新和進步，以房養老在中國社會將逐漸為人們所接受，市場機制將引導人們不斷探索規避風險、創造條件。

⒖嘉南祝

[1] 陳國進，李威.人口結構與利率水平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13，（5）：68-77，127.

[2] 胡濤.人口結構變遷對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影響[J].現代經濟探討，2014，（9）：5-9.

[3] 宋奇成，袁凱.我國人口撫養比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基于時間序列的實證研究[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1）：14-19.

[4] 孫祁祥.“空賬”與轉軌成本――中國養老保險體制改革的效應分析[J].經濟研究，2001，（5）：20-27.

[5] 王延中.中國社會保險基金模式的偏差及其矯正[J].經濟研究，2001，（2）：20-28.

篇10

這是這一邏輯，驅使中國互聯網行業突然進入了“開放年”。騰訊、百度、新浪、360、搜狗等互聯網業各路巨頭紛紛齊聲高唱開放，業內一下列出了20多個開放平臺。在互聯網用戶增長“人口紅利效應”減弱、企業自身擴張邊際漸顯之后，開放成為了新的最優發展方式。

平臺布局戰

入局的平臺搭建者們正各憑優勢努力吸附用戶，招徠合作方。

眼下，新浪微博的開放平臺已有了2億用戶，第三方目前已經引入約3500個第三方開發的應用，還有約七八千個應用正在申請進入開放平臺。

新浪CEO曹國偉還特地概括過這個平臺的六大商業模式，即互動精準廣告、社交游戲、實時搜索、無線增值服務、電子商務平臺和數字內容收費。

騰訊開放平臺7月底向本報透露的數字顯示，這個集結了朋友網、騰訊微博、QQ游戲、QQ空間及Q+的平臺目前已有活躍用戶超過1.2億人，擁有超過8萬名注冊開發者，審核過4萬多種應用，其中個體應用單月最高分成已超過1000萬元。

奇虎CEO周鴻祎稱，從去年到今年360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斷創新開放，包括推動各個開放平臺的建立。眼下，360已先后推出安全桌面、極速瀏覽器、團購、游戲等開放平臺。有數據顯示，360安全瀏覽器一季度月度活躍用戶數達1.92億，用戶滲透率達48%。

也有繞開互聯網用戶層應用，一頭扎向底層的。不久前，盛大在線提出了學習亞馬遜，提供底層公有云計算資源平臺的計劃。

各家開放平臺齊齊鋪開，自然也會引發各類競爭。譬如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的競爭，又如360甚至要搶在老冤家騰訊之前半個月開個開放平臺大會。

艾瑞咨詢CEO楊偉慶認為，相比過去的產品線競爭，未來用戶平臺爭奪未來會更加激烈，也會上升到新的層面。

易觀國際CEO于揚則表示，實際上開放平臺恰恰凸顯了今天這些互聯網大型企業的野心。

平臺化動機

騰訊的轉身是觀察平臺化動靜的典型樣本。

此前多年，它憑借QQ客戶端匯聚的海量用戶群為依托，它們塑造出一個集結各種盈利模式、貫穿各類互聯網業務的商業平臺，成為了中國最成功的互聯網企業。

它的模式一直被諸多互聯網企業自覺或不自覺地所沿用，其本質是企業憑借原有基礎業務積累的資金、流量、用戶資源導向其他業務板塊，或橫向擴張拓展業務形態，或縱向進入產業鏈上下游環節進行垂直整合。

不過，現在騰訊遇到了一些煩惱。上周，騰訊公布的今年二季報顯示，利潤環比下降18.8%。而此前數季，它的業績盡管仍一路增長，但應收增幅也持續收窄。

此前的發展方式看來已經失速，這就是“類騰訊模式”的邊界。用戶增長的“互聯網人口紅利”衰弱，加上激烈競爭致使行業高度擁擠的結果會使得擴張效率走向邊際遞減。

自然擴張受限邊際，但互聯網公司盡量挽留用戶駐留時間，爭奪互聯網流量入口的欲望不會熄滅，于是開放平臺的方式就成了新的最優選擇。通過這一方式，他們可將解決戶需求的多樣性和企業自發擴張有限性之間的矛盾。

這也是互聯網企業商業模式構成的一次調整，一眾平臺商此前多以面向C端業務為主，而今后將會增加不少B2B業務的戲份，進而整合成B2B2C業務模式。

新規則待建

新的生長方式出現，但如何界定"裁判員"和"運動員"的邊界，平臺級公司如何設定自身的為與不為，則成為了行業的新命題。

本周舉行的互聯網大會上，騰訊CEO馬化騰表示，在互聯網向傳統行業滲透之際，如傳統媒體和電子商務，垂直和娛樂領域有很多機遇，“企業要認清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開放，哪些需要變革。”

他給出的答案是占騰訊50%以上收入的游戲業務很多營收是來自于合作伙伴，騰訊只是提供平臺；對于電子商務，影視娛樂等，也在合作之列。

曹國偉也表示，新浪微博不可能介入電子商務或移動互聯網所有的產業鏈。

不過，即便是一片高調的開放聲中，亦有諸多紛爭。的6月，多玩CEO李學凌公開炮轟騰訊封殺YY語音聊天IM軟件按；5月，人人網被指封殺在社區、團購領域的競爭對手點點網、美團網。

境外的平臺商如facebook、蘋果等，面對開發者均自持角色，不與其同業爭利。在競爭規則不明晰、弱肉強食見慣的中國互聯網業界，弱勢開發者如何面對強勢平臺令人擔憂。

有開發業者表示，眼下平臺林立，彼此之間尚有制衡，除了產品被盜版抄襲，暫時還不必太過擔心。他表示，在一家平臺上發展取得成績后，可以考慮跨平臺合作，“不要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里”。實際上，此前過度依賴facebook的Zynga近日入華與騰訊合作，也同樣是基于這一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