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的優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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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的優勢

篇1

有一群牧民在公共草場放牧,因為免費,每個牧民都希望放養盡可能多的羊,結果羊的數量無節制增長,草場最后被啃成不毛之地,羊餓死了,牧民也全都破產。于是,便產生了因為沒有規劃的“公地悲劇”。

規劃是人們生活、學習和工作的基本形式。規劃,明明是大好事,可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卻被西方經濟學主流所否定。直到20世紀隨著第三世界的強力崛起,計劃經濟體制逐漸被人們接受。但蘇聯解體前后,計劃體制再一次落荒而逃。

主流經濟學之所以否定計劃體制,原因可能在于信息永遠不完全。早在論述“看不見的手”時,斯密就強調了這一點,哈耶克后來作出更明確的重申。他認為,個體在市場上是分散的、多樣的、易變的,這就決定沒有哪一個頭腦或哪一個機構能真正隨時了解全部的個體信息,從而也就決定規劃的不可行。

但規劃不如變化并不足以構成對規劃的全盤否定,就像在戰場上,盡管情況瞬息萬變,但指揮官仍要作規劃,不打無準備之仗。甚至可以說,正因為信息永遠不完全,才需要規劃。許小年先生說企業家多成于試錯,試錯正是規劃在先,不可能無厘頭亂來。

市場為規劃選主

規劃不如變化的信息有限論,不足以置規劃于死地,充其量只是打倒規劃的一個必要條件。真正對計劃體制構成沖擊的問題是誰來規劃?顯而易見,所謂規劃,必須有一個主腦來作規劃。如果人人都去作規劃,就無所謂規劃了。

誰做主腦?有人會想到,由最有智慧的人作,可誰最有智慧?別人怎么知道他最有智慧?此路不太可行。還有人會說,由最有信息的人來做主,可誰最了解全局?別人怎么知道他最了解全局?所以,不管人選是誰,都會存在類似疑問。

“伯樂常有,而千里馬不常有”。問題在于,哪里去找伯樂?如果有兩個人聲稱自己是伯樂,而相中的千里馬又不同,那么,哪匹馬是千里馬的問題,就演化為誰是真伯樂?

市場恰能分辨真假“伯樂”。比如,張三聲稱自己是伯樂,李四也聲稱自己是伯樂,但張三辨認千里馬的成功率高達九成,而李四僅有二成。人們自然會認為張三是真伯樂。這就是市場的選擇,不迷信人為權威,通過試錯作出選擇。

可見,市場機制實際上是不規劃與規劃的統一。說不規劃,是市場并不預先安排某個人,沒有先驗人選;說規劃,是市場一旦發現某一個人,就依賴這個人,由他規劃去。市場是一種選人機制,核心在人。以看不看得見論,這個人是“看得見”的,但發現這個人的過程又可以說是“看不見”。

科斯的明白與不明白

西方搞了幾百年市場經濟,卻把市場付托于看不見的手,很不應當。但一代接一代的西方學人并非毫無洞見,事實上,市場機制是規劃與不規劃的統一,已由一位西方學人發現,他就是被譽為“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199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羅納德·科斯。如果說哈耶克對規劃的否證作出過有力貢獻,那科斯就在真正發現市場上作出了有力貢獻。

且回到科斯從熟悉中看到陌生的原始問題:在古典經濟學中,價格機制是一個完美的自動裝置,能夠在市場上無摩擦地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然而為什么現實世界中還存在企業這樣一些不屬于市場個體的經濟組織呢?正好比問:既然電腦里面的一切東西市場上都有,為什么還會出現原裝機呢?

科斯的回答是因為交易有費用。舉例講,裝配電腦,如果分部件來購買,就會出現在這里買硬盤,討一番價,在那里買主板,還一番價,盡管DIY,價格可能也實惠,但討價還價的成本和其他時間和精力等成本計算之后,還不如一次性購買原裝機,于是市場上就有了電腦原裝企業,它能夠依靠節省顧客的交易費用而贏得部分利潤。

交易費用的確是正確答案,但交易費用的計算則來自于規劃的主腦。市場對資源的配置正是通過他的計算——實質就是規劃——而實現的,這里面根本就沒有什么看不見的手,它是完全“看得見”的,沒有主腦們的算計,就不會有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

說到底,市場對資源的配置是通過“企業家”實現的,并沒有另外的什么超脫于人的價格機制。張維迎先生提出“市場=價格+企業家”,重復了科斯的錯誤,沒有看清市場是一種選人機制。

在論市場機制時,哈耶克提出“資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過程完成的”,并經常把市場比做“有機體”——這是一大批西方學者共同的譬喻。殊不知,市場之所以看起來像有機體,原因在于市場乃人的集合,通過反饋或試錯——具體表現為優勝劣汰——形成人的聯網計算。正是通過聯網計算,市場對資源的配置總體上要優于單獨某個人甚至某個政府的規劃。市場與規劃本質是一回事,只是市場的計算能力更強大而已。從這一點來講,市場有點像一架超級計算機。

總量管制與交易機制

市場的本質在選人計算,哪還有政府能夠配置而市場不能夠配置資源的領域呢?凡需要人來配置資源的地方,都是市場能夠配置資源的領域,因為市場機制原本不過是選人機制。如果的確存在不需要考慮效率的領域,則市場可以退避三舍,要不然,市場都應該當仁不讓。

這正是“市場的歸市場、保障的歸保障”的荒謬,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最優機制,在住房問題上,為什么就只能為一部分富人配置資源而要留出非市場解決的余額呢?更要命的邏輯還在于,政府建設保障房不也是配置資源嗎?不也得由人來配置嗎?而市場不就是找到能有效配置資源的人嗎?從計算的角度講,市場與政府并沒有絕對界線,只是市場的選人的范圍更大,因而計算總體上應該比政府更高效。

但這同時也劃出了市場的邊界,因為不管是誰計算都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說極其有限——因為“我”的時間和精力極其有限——唯有在限定系統內,“我”才可能作出科學的算計,資源才可能得到優化的配置。如果系統無限開放,僅信息不對稱就足以讓人的計算失靈,通常所說的投機盛行或其他市場失靈甚至所謂“劣幣驅逐良幣”,追根究底,實質上都是系統過度開放導致“我”的計算失效的結果。事實上,系統無限開放,也選不出真正會作規劃的主子——“我”。

真正的市場機制模型在環境權益交易上得到集中而鮮明的彰顯,并用專有名詞作了表達,即“總量管制與交易機制”。1968年,加拿大經濟學家約翰·戴爾斯首先提出“排污權交易”的概念。1986年,美國環保局頒布有關排污許可的貿易政策,并在一些地區開始實施。1990年,美國《清潔空氣法》修正案的通過,總量管制與交易機制的法律地位得到確立,排污權市場正式啟動。實踐證明,總量管制與交易機制的做法是成功的。

排污權市場是個標準、正宗和地道的市場模式,“總量管制”就是價值認定,就是規劃在先。“管制”之所以在“交易”之先,即因為唯有在限定系統內,“我”才可能作出科學的算計,資源才可能得到優化的配置。包括公地悲劇在內,既有經濟學所談論的種種市場失靈,實際上都不是市場失靈,而是因為根本就不符合自由市場的模式,“交易機制”缺乏總量規劃,缺乏價值認定。拿公地悲劇來說,牧民為自我利益計則多養羊,這正是市場機制的根本動力,何錯之有?錯在缺乏總量規劃和價值認定,不構成自由市場,而只是無序競爭。

產權清晰與規劃和

約束一體兩面

中國房地產市場就是個脫離限定系統的典型,缺乏總量規劃,陷入無序競爭,乃至如今嚴重脫離客戶需求和購買力的基本面,無論房價收入比,還是租售比,都遠高過國際標準。

篇2

我國的經濟轉型過程可以大致劃分為3個階段:在第一階段(1978~1993年),通過引入正式的激勵機制、強化預算約束和競爭機制對原有舊體制進行改革。在第二階段(1994~2000年),我國試圖建立一個以市場規則為基礎的市場體系并引進國際先進經驗。在這一階段,國家在統一匯率、經常項目可兌換和國有企業重組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同時對財政稅收體系進行了重構和完善。在第三階段(2001~2015年),將通過改變收入分配格局,優化產業結構,重新配置經濟機會,保持制度績效,進一步提高市場效率①。

目前,我國現正處于由“起飛”向經濟持續發展的“雙重過渡”階段。從發展水平看,正從低收入水平(或不發達經濟)向中等收入水平(或中等發達經濟)過渡;從體制模式看,正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在這個階段,如何培育市場并保持其發展趨勢,是經濟轉型中的一個重要任務。

二、轉型時期的稅收效應與市場效率

在西方財政學中,稅收效應是描述稅收對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影響狀態的一個范疇。從總體上說,稅收效應分為正效應和負效應,具體來講主要包括以下4個方面:

(一)總量效應

一方面,稅收總量要適度,其增幅不應超過gdp的增幅,更不能因為強調財政困難而損及稅源。國際上通常用稅收彈性系數作為衡量指標:當稅收彈性系數大于1時,表明稅收增長快于經濟增長;當稅收彈性系數等于1時,表明二者同步增長;當稅收彈性系數小于1時,表明稅收增長幅度小于經濟增長幅度。政府可針對不同的經濟形勢,以此作為調節稅收總量的依據。當經濟過熱、通脹率過高、投資過旺時,稅收彈性系數應超過1,給經濟降溫;在供給與需求總量基本保持平衡時,稅收彈性系數應維持在1左右較為適當;當經濟不振、市場疲軟、投資萎縮、需求不足時,稅收彈性系數應調低在1以下,以刺激投資和需求,促進經濟增長②。另一方面,稅收總量的調節不僅要靠所得稅發揮“自動穩定器”的作用,而且還要靠流轉稅發揮制約性調節和引導性調節作用,也就是通過稅收的獎限政策,改變市場利益信號,發揮收入效應。

(二)結構效應

在轉型時期,稅收結構要著眼于促進經濟結構的合理配置,刺激經濟增長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目前,稅收結構效應主要體現在稅收政策向國家鼓勵的產業和產品傾斜,對限制性行業和產品采取抑制政策等方面。

(三)周期效應

稅收的周期效應包含3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稅收的周期調節如增稅、減稅措施的運用等可以在一個經濟周期中有效使用,以熨平經濟周期的波動。二是根據經濟增長原理,在一個經濟增長周期里采用最優的稅收政策,可促使經濟實現持續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經歷了4次比較完整的經濟周期,相應地稅收政策也進行了微調,經濟周期與稅收周期雖不同步,但通過調整而出臺的一些稅收政策對這4次經濟增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三是根據稅收次優原理,一些非傳統的“過渡性周期制度”可能在某一時期里比所謂的最優制度具有更高的效率。一些具體的經驗是:激勵、硬預算約束、競爭不僅應當實施于企業部門,而且也應當體現在稅收周期政策和措施中,使改進的稅收政策可以在不導致很多或巨大損失的情況下在一個短周期組合中改進效率。

(四)關聯效應

稅收的關聯效應主要包括3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創造激勵、施加硬預算約束、引入競爭性制度不僅應當適用于企業而且應當適用于稅收本身。實際上,對稅收的改革是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稅收具有正的激勵并受硬預算約束限制和引入競爭理念時,改革的結果將是生產性的。如果稅收是非激勵、軟預算約束并呈全封閉狀態時,則改革結果將是有問題的。二是成功的經濟改革依賴于稅收的政治性支持,而這又將取決于為大多數人口提供可見的實惠。三是稅收設計應當使稅收與經濟協調增長,而不是同步增長。經濟增長與稅收增長呈正相關,但不等于相關程度強。在這種情況下,要跳出就稅收論稅收的思路,轉變稅收增長越快越多越好的觀念,實現稅收的最優化而不是最大化。在解決現實稅收與經濟相關問題時,要冷靜地分析納稅人負擔與承受力問題,正確處理納稅人負擔重和國家財政吃緊的矛盾,實事求是地把握理論與實踐、長遠與短期、依法治稅與完成收入計劃任務的關系。

三、優化稅收,提高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市場效率

稅收產生至今,經歷了4次革命性變化:一是以征收貨幣稅取代勞役和實物稅;二是以法律和國際稅收條約為標志的依法課征取代專制課征;三是稅收的專業化分工、程序化管理;四是計算機進入稅收征管領域,現代管理手段被廣泛使用。這個依次以便利規范科學高效為標志的演進過程,體現了稅收對效率的追求與改進。我國現階段優化稅收應以提高效率作為出發點及總目標,并對稅收的效率改進有全面的認識和可行的辦法。

(一)提高效率要體現在稅收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方面

高新技術進步可以概括為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產品為龍頭、以技術創新為基礎、以技術改造為重點,通過采用國內外先進和適用的科技成果,優化產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物質消耗,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轉型經濟中,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與日俱增,遠遠超過其他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成為現代企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和動力,特別是知識經濟的興起,對于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更具有戰略性意義。

1.稅收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關系的實證分析。

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各方面資金的投入。世界各國為刺激企業技術進步,普遍運用稅收政策鼓勵企業加大對研究與開發的投入。其稅收政策主要有:(1)減免稅。通過減免公司所得稅,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增加企業稅后所得,增強企業技術研究與開發投入的能力。(2)企業研究與開發費用允許在所得稅前列支。這一方法最早由美國提出,現已為大多數國家采用。(3)加速折舊。如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設立新技術機械設備特別折舊制度,規定在購置設備的第1年可提取50%的特別折舊費,并在所得稅前扣除。(4)稅收抵免。美國、日本從20世紀80年代起相繼對企業當年用于研究與開發的投入超過上年投入的部分,不僅繼續給予所得稅前列支,還給予其投資額20%的所得稅抵免。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僅公司研究與開發費用列支一項,聯邦預算每年就少收20億美元的公司所得稅。上述稅收激勵政策,不僅給企業研究與開發帶來資金,而且也激活了企業加大技術進步投入的積極性。

2.建立和完善稅收促進高新技術進步的新機制。

(1)對科研單位、高等院校以及企業技術研究開發機構轉讓科技成果取得的收入,改征增值稅。為保證增值稅鏈條的完整性,可給予“先征后返”的照顧。對其技術性所得減征或免征所得稅,調動其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的積極性。

(2)完善增值稅稅制,有選擇、分步驟地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對企業購進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規定的先進設備以及科技成果中所含的已征增值稅,允許作為進項稅額進行抵扣,加速企業技術改造和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進程。

(3)企業研制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重點開發的高技術含量、高市場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創匯、高關聯度且對全省乃至全國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的新產品,其繳納的增值稅,可給予定期“先征后返”的照顧。

(4)對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發展的行業和產品,其技術改造措施貸款項目新增利潤繳納的企業所得稅,在歸還其貸款本息期間,給予“先征后返”的照顧。

(5)對企業用于研究與開發的投入允許按實際支出在繳納企業所得稅前列支;對當年研究與開發費用超過上年實際支出的部分,給予其投資額20%的企業所得稅抵免。

(6)對技術含量高且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發展的行業和企業,可縮短其固定資產的折舊期限,實行快速折舊制度。

(7)對經省級以上有關部門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無論其是否設立在國家批準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內,均給予定期減征企業所得稅的照顧。

(8)對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鼓勵進口的設備、技術,可進一步降低關稅稅率。

(二)提高效率要體現在稅收促進生態環保產業發展方面

1.稅收要有利于保護、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

我國現行對資源課稅的稅收政策還遠不能滿足切實保護、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自然資源的要求,主要表現在:稅制不規范,征收范圍窄,調節軟弱無力,激勵措施過少等。針對上述問題,在實行其他行政、法律手段的同時,需要采取以下稅收對策:(1)應合并現行各種資源課稅的稅種,設立統一的資源稅,并擴大征收范圍,把森林、草原、海洋、名貴中藥材和淡水等需要實行保護性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納入征稅范圍;(2)實行分項課征制,對土地資源等大幅度提高稅負水平;(3)擴大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對利用不可再生資源或相對稀缺可再生資源生產的消費品普遍征收消費稅;(4)對利用替代資源和綜合利用自然資源生產產品的企業制定全面、系統的“稅收激勵計劃”,在一定時期內實施一攬子稅收優惠(各種協調優惠)予以激勵。

2.稅收要有利于保護和治理環境。

從我國的現實國情考慮,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出路,一要靠技術創新,二要靠制度創新。通過技術創新,使企業在追求內部發展的同時解決一些外部不經濟問題,或者將外部的不經濟性降低到最小程度;通過制度創新,包括健全法律制度,制定科學的產業政策,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管理與監督力度等,使環境治理與保護的成效達到或超過政府的預期目標。

稅收是政府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現階段可以采取兩方面的對策:一是稅收限制,二是稅收引導。

所謂稅收限制,就是借鑒國際經驗,對環境污染企業和產品征稅。具體設想是:(1)取消征收排污費的做法,開征排污稅和環境保護稅,主要以排放工業廢氣、廢液和汽車尾氣為征稅對象,實行差別定額稅率從量計征,稅負以污染的治理費用為標準設定;(2)擴大現行消費稅的征稅范圍,除對鞭炮、焰火等征稅外,將“白色污染”制品等對環境有害的消費品納入征稅范圍,實行稅收限制。

所謂稅收引導,就是利用稅收優惠與鼓勵措施引導投資,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具體設想是:(1)在流轉稅方面,對采用高新技術生產的環保產品或有利于環保的產品,分別情況給予免稅、減稅等優惠;(2)在企業所得稅方面,除對以廢氣、廢渣、廢液和垃圾為原料生產的產品實現利潤給予免稅外,還可對投資于環境治理與保護項目的企業實行投資抵免和再投資退稅政策等進行鼓勵,即允許企業在所得稅前的實現利潤中抵扣一定比例的投資額,或對企業用稅后利潤投資于上述項目的,退還其全部或部分已繳納的所得稅,以鼓勵和引導更多的企業重視、參與環境保護活動。

(三)提高效率要體現在稅收促進第三產業全面發展方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產業結構明顯改善。三次產業的gdp結構,由1978年的28.1∶48.2∶23.7變為1998年的18.0∶49.2∶32.8;三次產業的勞動結構由1978年的70.5∶17.3∶12.2變為1998年的49.8∶23.5∶26.7.但這一結構同世界其他人均收入相當的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

綜合來看,目前我國第三產業中,勞動生產率較低的批發零售業、餐飲業、交通運輸業、倉儲業等傳統產業仍居主導地位,但增長已放慢;勞動生產率較高的房地產業、金融保險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等新興產業以及社會服務業、郵電通信業、文化教育衛生等服務部門雖規模較小,但增長較快。這一發展趨勢符合產業結構演進規律。與消費結構相聯系,1997年我國城市居民的恩格爾系數比1992年的日本高28.5個百分點,農村高36.2個百分點;而住房、文教、醫療、交通和通信的支出卻明顯低于日本,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今后我國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預計“十五”期間,伴隨我國工業、商品流通業比重的穩中有降,房地產業、金融保險業及社會服務業比重將明顯提高,科技、教育、文化、衛生、信息、咨詢等服務部門比重也會有所提高①。

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第三產業,不應該只局限在鼓勵發展那些一般業,而要大力發展能夠支持第一、第二產業能量釋放,服務和支持高科技產品開發與生產的行業與部門。在發展方向上,應充分利用稅收的產業配置優勢和優惠政策,全面實現從傳統的產業平面擴張與結構調整向產業縱向升級與深化高次產業代替低次產業的政策轉變;實現從重點依據產業發展規模衡量產業發展質量的政策理念,向重點依據產業附加值高低衡量產業發展的政策理念轉變;實現從保守的產業靜態劃分與靜態管理政策操作模式向新的產業動態劃分與動態管理政策操作模式轉變。

在這個大前提下,發展第三產業首先要求調整投資結構,加大對第三產業的投資力度,宏觀產業政策及稅收政策應當引導社會投資更多地進入第三產業部門。目前,我國服務業很不發達,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交通運輸、郵電通信、金融保險、教育、科研、技術服務、咨詢服務、公共服務、居民服務等的發展都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這些產業的發展前景非常廣闊,其高速增長至少能夠對我國今后10~15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提供重大的支撐作用。只要社會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的重點轉向了這些第三產業部門,第三產業的投資和發展相對規模就會趨于合理。其次,要通過產業體制改革促進第三產業協調發展。我國第三產業中的鐵路和航空運輸業、郵電通信業、金融保險業、教育、科研和技術服務業以及公用事業、衛生體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非國有經濟的比重都很低,由于缺乏競爭,經營效率相對較差。隨著我國加入wto和對外開放的擴大,迫切要求在對外開放的同時,實現對內開放。通過相應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調整,減少以至消除非國有企業進入這些產業部門的體制障礙和限制,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和協調發展,促進國有企業生產率的提高和民族產業競爭力的增強。

主要參考資料:

(1)錢穎一《中國市場化過渡的基礎》(載《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會論文集》1999年)。

(2)胡世文《積極財政政策中的稅收取向》(載《稅務研究》2000年第1期)。

(3)鄭玉歆、樊明太《中國cge模型及政策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4)武義青、陳永國《中國第三產業結構及發展態勢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①參見錢穎一《中國市場化過渡的基礎》(載《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會論文集》1999年)。

篇3

關鍵詞:道德實踐 道德缺失 經營績效 制度安排

經濟利益是企業最基本的目標,也是企業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動力,這決定了企業的利己本性。但是,任何企業不是純粹的經濟機器,而是存在于社會之中并且必須依靠社會環境才能生存,這又決定了企業的公益本性。所以,道德責任與經濟利益一樣是企業必須正視和面對的,而且企業的長遠發展依賴于二者的相輔相成。佩因認為,社會衡量一個公司取得成功的全新標準正在形成,這一標準整合了道德和財務兩個維度。在道德和財務中,道德是財務業績的基石。羅賓斯也認為,足夠的證據表明,一個公司的道德行為并沒有明顯降低其長期經濟績效,公司的道德行為與經濟效益之間存在著一種正相關關系。因此,企業經營績效的優化不單取決于利潤最大化的追求,還取決于主體的道德實踐。

企業道德實踐在其經營績效優化中的作用

道德實踐是行為主體在一定的道德意識支配下,自覺選擇和實踐而產生的有利于或有害于他人和社會的行為。作為人類實踐方式的一種特殊形式,道德實踐一方面通過輿論和教育,在主體的心理和意識中,形成善惡觀念、情感和意向,由此促使主體主動地去實現一定的目標;另一方面,又通過社會輿論、傳統習俗和規章制度,約束主體的行為并調試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企業經營行為是一種人類行為,也可以從道德角度對其進行評價。如果經營活動的所有參與者中任何一個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或忽視行為的道德性,企業將難以為繼。企業的道德實踐在其經營績效優化中的作用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凝聚、激勵功能。任何企業都具有組織內部人際關系的情感性傾向這一共同的特點。因此,企業組織可以借助道德情感的紐帶來維系和凝聚其員工。另外,企業經濟效益的取得歸根到底取決于企業員工生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如果可以自由選擇,人顯然更愿意在道德氛圍好的企業里工作。因此要提高員工的積極性,除了要滿足員工的物質與精神方面的需要外,還需要通過企業的道德實踐來施與影響。

效率功能。首先,誠實、守信等道德準則具有積極的信息功能,可以減少企業經營中排除各種無效、虛假信息進而獲得有效信息的成本。其次,降低運營成本。一些職能部門可以證明,企業能夠因道德實踐活動而獲得撥款和獎勵,從而促成運營成本的降低和營業收入的增加。再次,由于道德約束較法律約束而言,靈活性較大,因而同一行為規范以道德戒律形式構成的約束就比以法律形式構成的約束給個人創新造成的人為限制更少,這為企業管理者和員工的經營創新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約束功能。道德實踐是通過社會輿論、傳統習慣和內心信念的作用使企業形成一種道德自覺。由于是自主選擇,所以這種自覺一旦確立,它就比法規約束的效果更顯著,作用時間更長久,作用范圍也更廣泛。

輻射與信譽功能。企業的道德實踐通過社會活動作用于社會,可以使企業在公眾中形成良好的道德形象,這種形象是企業取信于公眾的重要資源,可以使公眾對本企業產品、品牌具有長久的忠誠度,從而提升企業的形象和影響力。

阻礙企業道德實踐發揮作用的內部因素

企業的道德實踐在其經營績效優化中的必要性及其作用是勿庸置疑的,然而在現實中,諸如只顧經濟效益、在經營活動中不守信用、不踐成約、虛假宣傳,生產假冒偽劣商品等種種企業道德缺失癥,使道德實踐的困境依然存在。究其原因,固然有企業經營惟利是圖等因素,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考察,把道德實踐看作是道德市場上的行為,人們互相交換其產品——良好的道德環境,那么可以發現,由于道德實踐及其產品的特點使得人們對其供求達不到均衡也是導致困境產生的原因。

(一)道德實踐的層次性

從廣義道德實踐的層次性來看,現實中的道德實踐是有層次的:第一,極端利己實踐,其特征為損人利己;第二,一般利己實踐,其特征為專心利己,但不損人;第三,一般利他實踐,其特征為在維護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謀求正當的個人利益;第四,純粹利他實踐,其特征是專門利人,毫不利己。第一層次的實踐其實是一種敗德實踐,其產品為惡劣的道德環境,在市場上,作為組織的企業對其需求為零,但是,從供給的方面來考慮,不排除某些企業鋌而走險,損人利己,致使一定的供給量作為損害良好道德環境因素的形式存在。第二層次的實踐,企業組織以不損壞他人和社會的利益為底線,一心謀求個體的經營績效,雖然在主觀上它所做的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但客觀上它努力的結果也有利于他人和社會。目前來講,這一層次的道德實踐供給量較大。第三層次的道德實踐,主觀上為他人謀利益,客觀上也有利于自己。在市場上,由于這種實踐生產的道德環境比較優良,對優化企業經營績效很有益,因此,企業組織對其需求量比較大,從供給方面考慮,相對于前兩種實踐而言,這種實踐的成本較大,因此,其供給量相對較少。第四層次的道德實踐是最高實踐,但對于企業組織來講,經濟利益是其最基本的追求,這種毫不利己的實踐是不可能有供給的。總之,無論哪一層次的道德實踐都有供求均衡的問題,若供求不均衡,道德實踐就會陷入困境。

(二)道德實踐的互動性

從道德實踐的互動性來看,任何道德實踐都不單單是一個企業的行為,它同時也是企業組織全體的行為。每一個企業的道德實踐不僅影響其他企業,而且也受其他企業影響,企業的道德實踐不可能在單一的、靜止的狀態下進行,而是在雙向或多向的、運動的狀態下進行,每一企業都要面臨與其他企業進行博弈的問題。博弈論認為,企業總是尋找對自己最優的策略并由此形成一個均衡狀態。道德缺失本質上是一種違約行為,經濟學分析表明經濟活動主體是否選擇違約,主要看違約成本的高低。當違約行為的預期效用超過將時間及另外的資源用于從事其他活動所帶來的效用時,便會選擇違約,反之亦然。在道德環境好、市場監督機制健全的社會,違約成本高于收益。因此,博弈各方最終結果是誠實守信是最優的策略。而在道德環境不太好,市場監督機制不健全的社會里,道德缺失者可以獲得額外收益,違約收益高于成本,所以他的最優策略就是不講道德。當其他的市場主體發現道德缺失者可以獲得額外收益,而自己因為講道德卻受到了利益損失時,他們也會將不講道德作為最優策略。這樣,整個社會的道德度隨之降低,道德環境會惡化。

(三)道德實踐產品的公共物品性

在經濟學理論上,公共物品在消費上既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顯然,道德實踐的產品——良好的道德環境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因而也是公共物品。道德實踐產品作為公共物品,就使它很難克服“搭便車”的行為。現實中,某企業總是處在與其他企業和社會的一定利益關系中,這就決定了企業在進行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時必然要進行利益權衡。盡管市場中的企業都對獲得諸如誠信經營、公平競爭、互惠互利等良好的道德環境有著共同的需求,但他們不愿承擔為獲得這一公共物品而要付出的成本。因為他們知道,從這種公共產品中的得益在結果上是相等的,然而每個人投入的成本可以不同,成本收益比可以有差別,那么不付出或少付出成本就是現實的。因此,“除非在集團成員同意分擔實現集團目標所需的成本的情況下給予他們不同與共同或集團利益的獨立的激勵,或者除非強迫他們這么做,不然的話,如果一個大集團中的成員有理性地尋求使他們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他們不會采取行動以增進他們的共同目標或集團目標”。這一因素致使道德實踐產品供給不足。即便某些企業一開始出于非利益因素考慮,愿意承擔生產道德實踐產品的成本,但是由于個別企業承擔成本的能力總是有限的,相對于龐大的對該公共物品的需求而言,這一由個別企業提供的供給量依然是嚴重不足的。

促進企業道德實踐在其經營績效中發揮作用的制度安排

道德實踐在功能上具有雙重性:作為一種特殊的實踐方式,它在企業經營績效優化中發揮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這種功能的發揮也往往因其本身的特點而受到阻礙。因此,創建一個良好的道德環境,單單依靠企業的道德實踐是不夠的。道德和法制是調適社會關系的兩種方式,在功能上二者既相互區別又相互滲透、相輔相成。

(一)確立合理的道德實踐目標

從根本上說,道德是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道德實踐的狀況最終要取決于社會經濟基礎的狀況,在一般情況下,經濟基礎水平越高,道德實踐的層次也越高。此外,道德實踐的發展總是在原有的、經過長久積淀而形成的、一定基礎上的漸進式發展,因此當前道德實踐的狀況必然受到既有基礎的制約。根據以上規律,我們在確立道德實踐的目標時,就不能不切實際地設計、規劃,并強求企業達到某種道德實踐的理想狀態。譬如,如果企業只是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一最高層次的道德實踐作為唯一目標,忽視較低層次的道德實踐與現實經濟基礎狀況的相適性,那么勢必否定和壓抑企業正當的利益和要求,使道德實踐中的他律和自律產生背反。因此,既瞄準道德建設的最高目標,又注重確立與現實經濟基礎相適應、與企業現實情況相吻合的目標,才是明智的選擇。

(二)構建“義利雙收”的制度安排

傳統“重義輕利”道德觀念的形成與其說是個人行為選擇使然,還不如說是制度局限使然。其實,“義利雙收”并非不切實際的幻想,只要科學地設計制度安排可以實現這一目標。這種制度安排的關鍵在于道德實踐的收益。企業進行道德實踐的產品是公共物品,具有外部經濟性。因此,首先要在他們獲得的平均收益之外給予與其外溢收益相稱的額外補償,使得企業不再因為道德實踐的成本與收益不相稱而喪失積極性;其次,這種制度安排還要有鼓勵道德實踐的激勵機制。在補償外溢收益的基礎上再給予這些企業一定的獎勵,從而使道德實踐可以成為人們謀取現實利益的有效途徑。另外,這種制度安排還要能夠增加敗德實踐的成本。由于道德實踐的雙向互動性,如果某些企業,選擇敗德實踐,那么,他所獲得的收益就都是源于他人的成本付出。因此,完善的制度安排還要能夠對敗德行為嚴懲不貸,讓其負擔應有的成本,最終使敗德者因懼怕高昂的成本而消除敗德的動機。

(三)構建增強道德規范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

傳統的道德建設往往單純地停留在價值觀念、行為規范的宣傳和教育上,不太注重將這種道德觀念付諸于實踐的制度安排。其實,要增強道德規范的可操作性,首先就可以將一些最基本的、大多數企業都能較容易做到的道德規范以法規的形式出現,這樣,一方面企業道德實踐狀況有了一個參照標準,從而可以較好地對照實施其道德經營行為;另一方面,政府還可隨著社會經濟基礎的發展逐次提高這一法規所規定的道德規范的層次,從而督促企業也隨之提高自己的道德實踐水平。

參考文獻:

1.[美]詹姆斯.C.柯林斯,杰里.I.波勒斯.基業長青[M].真如譯.中信出版社,2002

篇4

經濟全球化是商品、服務、資本和技術在世界性生產、消費和投資領域中的擴散。盡管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對經濟全球化給予不同的界定,這次發端于二十世紀中后期,深入滲透到全球經濟方方面面的變革,的確已經改變并正在改變全球經濟格局。[1](301-327)經濟全球化體現在全球經濟的若干領域:在貿易領域,表現為商品和服務的國際化;在國際金融領域,則涉及到全球資本的流動和國際資本市場的鏈接,以及各國政府的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的一體化;還涉及到全球知識產權的開發與保護等領域。[2]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全球化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交易及國際貨幣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3]簡單地說,經濟全球化是經濟要素在全球范圍流動的最優配置的過程。顯然,流動性是經濟全球化最主要的理論特征。

一、供應鏈與全球生產形態

經濟全球化導致生產形態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企業面臨的是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這種環境所產生的不確定性就要求企業建立具有敏捷的生產系統,于是產生了“跨越企業組織邊界,作為一個完整的流程共享經營資源和信息,以整體優化為目標,徹底消除流程中的浪費的管理技術”,[4](81-88)即供應鏈管理技術。這一技術的出現使企業的生產行為由過去單個企業內部的行為,變成了跨越企業組織邊界的行為,產品的生產不再由單個企業通過若干個生產過程獨立進行,而是由原材料零部件供應商、生產商、批發經銷商、零售商、運輸商等一系列企業組成一條“鏈”式(更多的為網絡式)集成組織,通過優化“鏈”中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資金流,以提高整條供應鏈的效率。

這種“鏈”式垂直一體化生產方式使企業可以更多地注重培育自身的核心競爭力,而將非核心競爭力的生產活動以外包等方式轉移給其他企業,通過跨越組織邊界的分工,既可以降低組織內部因分工而導致的組織層次過多所產生的較高的組織成本,又可以有助于企業更關注自己的核心能力的培養,通過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因此,可以肯定,供應鏈管理的出現使企業之間的競爭演化成為供應鏈之間的競爭。而跨國公司則利用有效的手段通過對供應鏈這一跨組織系統的集成來提高整體供應鏈的競爭力,并通過由經濟全球化推動所形成的全球市場,構建一個開放、高效和信息充分的跨組織系統,對供應鏈加以應用和優化形成全球價值鏈。

經濟全球化有利于在全世界范圍內建立統一的市場,而市場規模又是決定專業化程度高低的關鍵。經濟全球化有助于參與全球化的每一個企業,在較大的市場空間內充分地實現規模經濟。但是生產專業化和規模經濟只能提供標準化程度較高的產品,而不能滿足客戶各種不同的需求,這就意味著強調專業化就難以兼顧到差別化,這是傳統的生產方式內部的兩難,要克服這種困境,就需要引入新的生產方式,既可以實現低價競爭戰略,又可以兼顧到差別化戰略。全球網絡化供應鏈則為這種生產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專業供應商之間的相互聯網,可以使面向客戶的網絡中介能夠靈活地向客戶提供多元化的產品,這樣就可以把看起來似乎相互沖突的兩種不同的企業戰略結合起來:即通過專業化來實現的成本領先戰略和通過靈活結構形式以滿足不同客戶需求來實現差別化戰略。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的生產方式都必須是建立供應鏈,可供企業選擇的生產范式是多樣的,既可以是傳統的公司組織結構,也可以是分散化跨組織的項目協作形成的合作聯盟;既可以是空間積聚的企業集群,又可以是在時空中均具有流動性的供應鏈。這主要取決于企業是通過采用市場化的方式還是采用網絡化的方式組織生產,同時也取決于這種生產的組織形式是等級制的還是分散化的,表1表示了各種組合形成的生產范式。

同時,經濟全球化和供應鏈對國際貿易形態也產生了影響。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通過提供“鏈”中的中間產品,參與到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通過專業化生產和形成規模經濟,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產出水平,使全球中間品的貿易量增加了,進而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就業機會。此外,從消費型形態看,經濟全球化和全球供應也為消費者提供了來自不同國度消費品的更多的選擇。

二、全球生產形態與國家競爭優勢的形成

經濟全球化是一場變革,這場變革就是迫使各國政府放松對商品流動、資本流動的管制,因此,可以說經濟全球化的產物最主要的就是貿易自由化(即自由的國際貿易流)和金融一體化(即自由的資本流)。[5](2-3)貿易自由化的結果是降低了關稅,消除了貿易壁壘,推動了商品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即商品流),而金融一體化的結果是政府逐步放松了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管制,推動了資本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即資金流)。同時,也正是由于管制的放松,國際采購活動在全球范圍得以展開,極大地促進了采購向世界級方向發展,戰略采購也成為取得競爭優勢的重要手段。因此,由全球范圍內自由的商品流和資金流推動而形成的,且不斷完善的供應鏈管理改變了競爭的態勢。20世紀80年代以后,處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企業認識到只有與自己產品的上下游產品生產企業建立聯盟關系,構建高效的供應鏈這一新型的管理模式,才有可能尋找到一種新的有效的競爭手段,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因此,企業間的競爭已經逐步演化成為供應鏈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態勢的變化會對競爭優勢產生什么影響呢?我們需要用什么理論來解釋有效供應鏈的建立可以形成競爭優勢呢?

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認為,以往的國際貿易純理論僅僅說明了問題的一部分,它不能夠解釋在國際競爭中為什么有些國家會成功,而另一些國家則會失敗。波特的研究表明,一個國家之所以在某一特定產業上能夠獲得成功,是由于下面四方面的因素都有利于該產業的發展,這四方面因素是:(1)要素稟賦;(2)企業戰略、結構以及競爭對手;(3)需求條件;(4)相關及支持產業。此外, 機會和政策是否有利于該產業也相當重要。波特選取一國的全球出口占有率前五十位的產業,作為該國最具國際主導地位的產業,并依此代表該國的國際競爭力。換句話說,國家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產業的競爭優勢上。[6]

其實,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與國際貿易理論的基本理論框架并不沖突,國際貿易理論作為一種形成理論,可以內在地吸納國家競爭優勢理論。當然,波特把自己的理論當成為比較(或解釋)理論,而本文卻認為波特的這個理論可以表達為形成理論。我們從國家競爭優勢的形成的理論角度,納入供應鏈管理作為全球生產形態的最佳范式的假設,從貿易純理論模型的演化過程進行分析,據此解析商品、要素的全球性流動展現出來的經濟系統在時空尺度上的動態化性質,得以從國際貿易純理論框架上研究新一代的國際貿易理論模型。

新貿易理論則認為不僅商品可以在國際間流動,要素在國際間也可以流動。這種要素流動的形式之一是國際資本流動,如國際直接投資(FDI),其直接的產物是跨國公司。而某些要素(如信息)在跨國公司內部的流動性遠遠優于市場中的流動性。因此跨國公司的出現反過來又推動了商品、服務以及信息在子公司之間進行跨國交換,跨國公司成為商品和要素在國際間流動的一個特殊渠道。[7](51-53)

新經濟地理模型則表明,運輸成本在國際貿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直接影響到貿易量的增減。[8](1741-1779)同時,企業在空間上的積聚還有利于新技術的擴散,即通過技術外溢,發現提高創新速度的潛在可能,提高生產率。因此,當商品、要素和空間均具有流動性時,企業集群產生了。

與傳統的集群不同,現達國家的高科技集群,不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系統,而是從時間上呈現出技術水平螺旋式上升的,國內集群與國際同業相互開放的動態演化特征。一方面集群內的企業會在該集群中尋找潛在的合作者,結成水平一體化企業間的聯盟,形成集群內生產聯網的趨勢,根據動態化比較利益組織生產活動;另一方面,集群內的企業還會向上下游擴展渠道,通過外部垂直一體化,縮短生產周期,通過建立有效供應鏈,順勢適應供應鏈中的不對稱權力所造成的生產系統的不均衡,獲得網絡化收益。在供應鏈中,處于核心地位的企業(hub)會根據最優化原則決定組建什么樣的供應鏈(由要素稟賦和需求條件決定),如何管理供應鏈(由企業戰略,結構以及競爭對手來決定),什么樣的企業(指附屬地位的企業,即spoke)按什么樣的條件加入到供應鏈中(由相關及支持產業和需求條件決定)。只有構建了由充分利用本國要素稟賦,符合企業戰略及相應結構,最大限度滿足需求條件并有相關及支持產業為支撐的有效供應鏈,才能形成競爭優勢。換句話說,有效供應鏈管理與競爭優勢并不存在直接的必然關系,只有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建立了以自己為核心,并占據主導地位的供應鏈,可以持續地獲取“鏈”中的高附加值,才有可能形成競爭優勢(即滿足波特的條件)。而核心企業(hub)能否構建有效供應鏈,主要取決于其現有的競爭優勢,企業現有的競爭優勢越顯著,其資源的存量就越大,則對潛在合作伙伴的吸引力就越大,進行合作的機會就越多,合作中的機會主義行為也就相對較少,供應鏈的協作關系就越穩定。[9](41-45)而這種競爭優勢才具體表現為以資源存量出現的技術資本、商業資本和社會資本。

這就是基于供應鏈管理作為全球生產形態的最佳范式的國家競爭優勢的形成理論。國家競爭優勢的形成理論把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從作為基于產業分析的國家競爭力比較理論推廣到國際貿易的純理論研究框架內,從生產形態上,解釋了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理論演化過程。[10]

我們用表2來簡約表示由于流動性引起生產形態的變動與國際貿易純理論演化的過程之間的關系。

三、國家競爭優勢形成模型作為一種理論參照系:基于生產范式創新的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構想

過去的十五年中,全球經濟一體化在全球貿易中取得了突出的進展。各國不斷擴大的開放程度,日益強化的市場競爭力,逐步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立,導致各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亞洲,尤其是東亞,這種變化的影響尤為突出。由于各國開放程度的提高和政府管制的放松,在東亞一直被倡導的“政府主導型工業化模式”顯然已不再適應東亞未來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在日本經濟長達十多年的停滯和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后,人們開始懷疑過去強調政府在資源配置中占主導地位,通過較高的投資水平特別是政府對出口導向產業進行巨額投資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發展模式。因此現在東亞地區更多的政府決策者們更加傾向于把競爭、開放和全球經濟一體化視作發展的本質,即通過競爭、開放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一方面在微觀層面上,通過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進行產品創新、過程創新、服務創新和企業組織創新,建立新型的生產范式。正如沙希德和伊夫耐特[11](56-57)經過對東亞地區的經濟進行研究后所指出的,“東亞國家可以圍繞本國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構建有效供應鏈,通過供應鏈之間的競爭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出口競爭力”;另一方面在體制層面上則要進行市場制度的完善和創新,通過提高開放程度,建立更為有效、協調的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和更緊密的區域經濟合作,增強經濟活力,從而有利于提高東亞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優勢與地位。

在這種新的世界經濟環境下,跨組織系統的供應鏈作為全球化網絡式生產的新范式就成為最佳的選擇,那么這種創新的生產范式又是如何在全球高度開放的環境中形成了一國競爭優勢的呢?

基于本文的上述理論演繹,可以作如下的理論解釋,企業根據其核心競爭力通過降低庫存成本,精益生產(Lean production),JIT等管理技術的創新,以及快速的物流系統,將非核心業務從企業的核心業務中剝離,把生產向全球性平臺轉移,以日新月異的信息通訊技術為手段,實現生產在時間和空間的流動性,建立企業在供應鏈中的核心地位。企業,特別是跨國企業可以在全球范圍內以最優方式決定在哪個國家采購原材料,在哪國組織生產、裝配和銷售,試圖在企業邊界的外部,即采購領域和流通領域挖掘低成本的潛力,縮短產品生產和交付的周期,降低成本,以形成國家的競爭優勢。這里,我們把國家競爭優勢形成模型當作了一種理論參照系。

當然,構建有效供應鏈形成新的生產范式,并不能自發地保證企業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快速增長。有研究表明,工業化國家運費投入僅占投入要素總值的4%,而亞洲國家(如中國、馬來西亞)的相應比例為8%。這與亞洲地區相對落后的物流業不無關系。[12](85-100)由此可見,要以供應鏈這種生產范式的創新來形成競爭優勢,必須要有各種相應制度、技術以及基礎設施的支持,如發達的物流系統,供應鏈參與者的戰略行為及其靈活協調的程度,有效的跨組織集成化管理系統,等等,這正是東亞國家所缺乏的。顯然,開放和競爭,圍繞集群網絡建立高效供應鏈,通過產生網絡化的溢出效應,可以有效形成國家競爭優勢。因而,基于生產范式創新的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是“政府主導型工業化模

式”的良好替代。

四、研究結論

商品、要素在時空中流動是當今世界經濟日益顯現出來的新現象,這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由此引起了人們對全球生產形態問題的關注。本文在國際貿易純理論的框架內,對這個問題進行理論分析,得到了如下結論:(1)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理論特征是流動性,商品、要素可以在時空中流動,在全球范圍進行最優配置;(2)供應鏈適合作為經濟全球化下的生產形態,可以滿足商品、要素在時空中流動的本質要求;(3)有效供應鏈的建立形成國家競爭優勢只是充分條件,而必要條件必須滿足Porter條件,即建立以自己為核心,并占主導地位,可以持續地獲取“鏈”中的高附加值的供應鏈,才有可能形成競爭優勢;同時必須獲得相應制度、技術以及基礎設施的支持;(4)供應鏈通過網絡化收益,形成一國的競爭優勢,提高了國家貿易利得與世界效率,這一新的生產形態的出現,為國際貿易純理論發展提供了研究空間;(5)供應鏈管理作為全球生產形態的最佳范式,可以作為基于生產范式創新的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參照系,替代政府主導型工業化發展模式,提高東亞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優勢與地位。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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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ederson, P.O., Freight Transport under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Africa,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 Vol 9(2), 2001.

Analysis 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upply Chai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He QiongjuanAbstract: Regarding mobility as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supposes supply chain as the best paradigm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s Porter's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y from a comparative theory of national competitive power based on industrial analysis to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mation theory. By combining Pohl's hypothesis of the mobility of goods and factors in time and space with Porter's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y,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new model of integrated dynamic pure trade theory, i.e.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mation theory based on global supply chain. The model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comparative advantage to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production pattern.

Key words:Mobility; Production Pattern; Pure Trade Theory;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mation Theory

篇5

近期中國臺灣曝出多種食品含有有毒塑化劑的案件,臺灣檢測機構在飲料、食品中檢測出塑化劑(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是一種廣泛使用的增塑劑,在塑料加工中添加這種物質,可以使其柔韌性增強,容易加工,用DEHP代替棕桐油配制的有毒起云劑也能產生和乳化劑相似的增稠效果。塑化劑分子結構類似荷爾蒙,是臺灣環保署列管的毒性化學物質。若長期食用可能引起生殖系統異常,甚至造成畸胎。

但是由于很多食品中含有大量油脂,在檢測中嚴重干擾了塑化劑的測定,而且會對檢測儀器造成損害。樣品的前處理過程會對目標化合物最終的分析結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依據《GB-T 21911-2008食品中鄰苯二甲酸酯的測定》在前處理中使用GPC凈化尤為重要。GPC Cleanup系列凝膠凈化系統能有效去除樣品中的大分子基質小分子干擾物質,收集目標餾分,從而提高后續分析的靈敏度與準確性,延長分析儀器的使用壽命。

LabTech公司應市場需求推出GPCcleanup 800凝膠凈化解決方案。使用該系統只需將萃取好的樣品加入到全自動液體處理器的瓶中,便可以自動完成樣品GPC凝膠凈化過程,最終目標物被收集到收集瓶中,直接濃縮后進行后續分析。該套系統的使用可以極大簡化樣品前處理的繁瑣步驟,減少人為因素對實驗結果的影響,有利于保證樣品的平行性和準確性,同時整套系統完全密閉,并且具有溶劑回收功能,是一套綠色環保型樣品前處理系統。

一、試劑與儀器

乙酸乙酯、環己烷、正己烷(農殘級)

鄰苯二甲酸酯類標準品

凝膠凈化系統(GPC800凝膠凈化系統,萊伯泰科有限公司)

二、實驗操作

(1)配制100ppm鄰苯二甲酸甲酯和鄰苯二甲酸癸酯混標溶液。

取樣品O 5g于5mL容量瓶,用乙酸乙酯:環己烷1:1(V/V)定容至刻度,渦旋混勻,轉入GPC2E樣瓶。

(2)編輯方法和批表將標液放到GPC儀器中,觀察出峰時間。

(3)根據標樣出峰譜圖確定樣品方法中的收集時間,編輯批表批次運行。

(4)將凈化后的餾分濃縮至近千用正己烷定容至2mL。

(5)將處理好的樣品放到GC-MS上檢測。

三、結果分析與討論

1.GPC方法的確定

樣品中需測量目標分析物為鄰苯二甲酸酯類物質,選擇分子量最大和最小的鄰苯二甲酸癸酯和鄰苯二甲酸甲酯兩種標準物質(如圖1所示),根據GPC分離原理分子量相對較大的先出峰,分子量相對較小的后出峰,故17種目標分析物出峰時間都在兩峰之間,根據譜圖確定餾分收集時間為8~18.5min(如圖2所示)。分析樣品為辣椒精油(編號為466)和辣椒醬(編號為065)。

2.凈化效果

圖2粉色曲線為辣椒精油的凈化色譜圖,藍色曲線為標準物質凈化色譜圖,白色曲線為辣椒醬凈化色譜圖。圖中對比粉色和藍色曲線可看出大分子油脂類大部分在3~8min出峰,而目標物在8rain以后出峰,故GPC能除去大部分油脂類物質。從圖中對比白色和藍色曲線可看出辣椒醬中一些色素類與大分子的鄰苯二甲酸酯類物質分子量接近。可與14min以后的小分子鄰苯二甲酸酯類物質良好分離。

從凈化前后樣品與收集液實物圖可明顯看出,GPC凈化效果比較滿意。

3.實驗數據

㈩本底實驗數據

由于塑化制品隨處可見。稍有不慎就會引入鄰苯二甲酸酯類物質,包括溶劑中自帶的鄰苯二甲酸酯類物質。所以針對不同批次的試劑做了一些本底實驗,結果發現即使是農殘級的試劑也會含有一定量的鄰苯二甲酸酯類物質,如DBP、DBP.DEHP含量稍高,濃度在20~40ppb,且不同批次最大濃度目標物各不相同。

(2)凝膠凈化后的樣品GC-MS檢測報告

(3)回收率

篇6

【關鍵詞】機械設計;制造;自動化;優勢;前景

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科技水平的提升,機械設計與制造技術也發生了改變。機械設計與制造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為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機械設計與制造正逐漸向自動化方向發展,而這有利于拓寬其的發展前景,對實現工業現代化也很有幫助。同時,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的發展,不僅能夠提升機械生產的質量和效率,對降低機械設計和制造壓力也極為有利。基于此,對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的優勢及發展前景進行分析,有利于推動機械產業向更好地方向發展。

1.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的優勢

信息時代背景下,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的發展,是對傳統機械設計制造的創新,也是對先進科學技術與機械設計制造相結合的具體展現。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的產生和發展,是基于對互聯網思維的考慮,是對多種先進科學技術的綜合應用,不僅能夠使機械設計與制造的質量和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也能夠為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予以支持。在機械設計與制造業的發展過程中,自動化系統是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得以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實現機械生產自動化、生產管理智能化的重要依據。與傳統機械設計制造相比,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所具備的優勢更加明顯,不僅機械生產工藝得到了改良,機械生產水平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而這也為機械設計與制造業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基礎。傳統機械設計制造主要是依靠人工來實現,而隨著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的發展,機械設計與制造逐漸變得自動化、智能化,對提升機械設計與制造的質量和效率極為有利。基于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的產生和發展,通過利用先進信息技術對機械生產制造進行改革,可以使機械生產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也能夠為機械設計與制造業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

2.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的發展前景

機械設計與制造業的發展是為更好地滿足社會經濟及其他行業發展對機械設備提出的多樣化需求。基于此,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的應用和發展應建立在其他各行業的發展之上,即依據社會經濟及其他行業發展對機械設備提出的不同要求,在應用機械自動化生產技術的基礎上,從機械設計與制造等兩方面進行考慮,對機械設計與制造技術進行創新,利用先進技術完成機械設計與生產工作,以此提升機械設計與制造的質量和效率,提高機械設計制造的自動化水平,降低機械制造對能源的效率,降低機械制造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以便確保機械產品能夠滿足綠色產品的相關要求,進而為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而這也是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的主流發展方向,對拓寬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的應用和發展前景極為有利。

2.1智能化的發展前景

在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發展中,智能化是機械自動化發展的一種趨勢,即通過應用智能化技術,將智能系統與機械設備相結合,以此開發并增強機械設備的思維判斷能力,實現對機械設備應用領域的擴展,對機械設備所具備功能的增強,進而為人機互動的實現和廣泛應用奠定基礎。此外,智能化發展也體現在機械設備的生產管理方面,在機械設計與制造過程中,利用智能化技術實現對機械設備的自動化生產,對機械生產的智能化管理,有利于提升機械設備的生產質量和效率,對推動機械設計與制造業的發展極為有利。例如注塑機的制造,傳統機械生產模式下,注塑機制造的大部分工作都需要依靠人工來完成,而隨著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的發展,通過應用智能數控技術,注塑機制造所包含的開合、注塑、塑化、脫模、調模、移動注塑臺等工作環節都可利用計算機系統進行控制,而這不僅有利于減輕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也能夠提升注塑機的生產質量和效率,對降低注塑機制造所消耗的能源量也極為有利。如在注塑機制造過程中,利用交流伺服電機代替傳統的電機,可以使注塑機制造消耗的電能得到大幅度降低。同時,基于對智能數控系統的應用,注塑機制造涉及的工藝優化、產品分揀、故障診斷、參數補償等環節也能實現自動化,能夠降低注塑機制造出現問題的幾率,對提升注塑機生產質量極為有利。

2.2模塊化的發展前景

在機械設計與制造中,模塊化設計是指采用不同方式對特定模塊進行組合,以便確保設計出的不同類型或具備不同功能的機械設備。從設計方向來看,模塊化設計課分為三個方向,即橫向設計、縱向設計及全系列設計。在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發展過程中,利用模塊化設計方法對機械設備進行設計,不僅能夠降低機械設備的生產難度和維修難度,也能夠提升機械設備的生產效率,對減少機械設備的生產和包裝成本也極為有利。在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發展中,基于對模塊化設計方法的應用,需依據模塊化要求對機械設計與制造所需的數控機床進行劃分,以使數控機床的各功能部分能夠實現獨立運行,避免在機械生產中各功能部分的運行相助之間造成干擾,從而達到提升機械設備生產效率的目的。基于此,在對數控機床總功能進行獨立劃分的時候,應依據用戶的

需求對其進行劃分,以便確保用戶對數控機床提出的要求能夠滿足,進而為模塊化設計的實施予以支持,為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的發展提供保障。例如單柱數控的模塊化劃分,依據單柱數控所具備的車削功能,從旋轉面與溝槽角度進行考慮,對該數控機床實施模塊化劃分;同時,從監測與執行角度考慮,對該數控機床具備的銑鏜功能進行劃分,有利于提升單柱數控的運行效率。

結束語:

伴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及廣泛應用,機械設計與制造技術也逐漸變得智能化、自動化模塊化,而這不僅推動了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的快速發展,也能夠更好地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及其他行業發展對機械設備提出的高要求。在資源短缺問題越發突出的當下,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的發展,能夠降低機械制造業發展對能源的消耗,有利于緩解資源短缺問題,對推動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很有幫助。

參考文獻:

[1].謝乃冰.淺析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踴的特點與優勢[J].山東工業技術.2016,(12).

篇7

關鍵詞: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技術;財務會計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4-0085-02

伴隨著軟件技術對各行各業的覆蓋,互聯網時代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我們的生活方式亦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數據時代從互聯網時代衍生而來,是互聯網時代快速發展而來的產物。大數據的出現,掀起了社會經濟的一股改革潮。

一、知識經濟的出現

作為一項人類偉大的發明之一,互聯網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現有的生活方式,為我們日常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它改變了社會經濟市場的發展方向,優化了現代企業數據化管理,實現了從實體到網絡的偉大變革。現代社會經濟市場中的各種元素都隨著互聯網的出現發生變化,互聯網時代的出現加劇了企業之間的競爭,企業時刻面臨著互聯網時代帶來的考驗。

在日益激烈的企業競爭中,如何在激烈的競爭中存活下來是企業面臨的首要問題。互聯網強勢進入人們的生活,逐步蔓延到人類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所以,一個企業想要在市場競爭中勝出,需要將企業業務與互聯網相融合,發展企業新模式,以創新的方式在市場中占據有利地位。與此同時,企業自身的經濟實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想要提升經濟實力,就需要加強企業在財務會計方面的管理,不斷對財務會計管理流程進行優化,提升軟件技術與企業運營模式的聯系,隨著社會發展方向進行企業管理變革,清楚財務會計的運用在企業持續發展中占據的地位。在清楚財務會計定位后,ζ笠底隕碓有的財務會計進行有效的分析與合理分配,給予財務會計相應的重視度。

互聯網時代的發展日益成熟,知識經濟逐步進入人們的視線。知識經濟的出現改變了社會發展趨勢,財務會計管理和知識經濟的發展有著緊密關聯,在這樣的發展背景下,對傳統財務會計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因為知識與經濟在發展中逐步走向統一化,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下,知識對經濟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信息技術被廣泛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企業財務會計方面也不例外,在信息技術的支持下,企業財務會計獲得了全新的變革。

二、傳統會計發展問題

從現代企業發展方向與傳統會計的管理流程來看,傳統會計已經不能適應現代企業的發展,所以,研究制定新的財務會計管理模式勢在必行。想要制定新的管理模式,那么,就必須清楚傳統會計給現代企業發展帶來的問題。

第一,共享性。互聯網時代也被稱為信息時代,顯而易見,這是一個以信息為主的新時代。傳統會計主要以人工的操作與數字的運算為主,是一種有順序的業務流程,僅僅是按照不同業務對數據進行分類記錄,并不進行數字運算。互聯網時代之初是計算器的出現,計算器出現后很快代替了人工計算,它高效便捷的特性深受人們喜愛,并且改變了企業對于財務的計算方式。如果說計算器的出現改變了企業的計算方式的話,那么,會計電算化系統的出現直接改變了企業對財務會計的管理,用全新的計算系統代替人工計算,提高了企業在財務方面的工作效率。但是,會計電算化的出現并沒有改變傳統會計對于信息管理的性質,企業內部或者企業之間的信息沒有得到很好的傳遞,造成了嚴重的信息閉塞問題,企業會計記錄的數據沒有發揮其真正的存在價值。

第二,準確性。傳統的財務會計管理只是對數據進行簡單的記錄與統計,并沒有對整體數據進行整理分析,而且人工計算導致企業財務會計計算的數據不能保證準確性,存在較大的誤差。同時,人工計算過程繁雜,操作時間較長,不能保證計算數據的及時性,計算出的數據與現實企業運營情況之間存在一定的誤差,導致企業管理者不能及時了解企業當前的運營情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整體信息的一致性,由此導致企業管理者對企業運營進行的調整也不一定能改善企業運營情況。

第三,同步性。企業日常的運營與財務管理有著很緊密的聯系,傳統會計對企業財務整理數據存在一定的時差,不能及時反映企業日常的運營情況,從而導致企業管理者對企業資金鏈的管理存在誤差。財務會計的整理數據不能準確反映出企業當前的發展情況,不能發揮其真正的存在價值,阻礙了企業未來的發展步伐。

三、傳統會計的變革

(一)資產概念變革

資產分為有形與無形兩種類型,因為傳統工業經濟時代的發展注重有形資產,所以,企業財務會計在理論培訓時注重培訓有形資產,在企業的日常運營管理中也是重點關注企業有形資產,導致在管理中忽略了企業的無形資產的存在價值。

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人力資源管理逐漸成為了企業發展的核心力量。所以,企業在進行決策管理時必須考慮到無形資產的重要性,重視無形資產給企業帶來的影響。將無形資產納入管理核心,隨之而來的是對財務會計的革新,企業財務會計在進行企業資產管理時需要加入對無形資產的計算,同時還需要對無形資產進行正確的價值評估。

(二)會計實務變革

知識經濟時代出現基于信息技術的發展,知識經濟時代下的傳統財務會計顯得格格不入,傳統財務會計的方式已經不能夠適應飛速發展的時代,數據時效性與信息統一性都得不到滿足。所以,對傳統財務會計進行改革勢在必行。

伴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會計電算化逐步出現在我們的視野里,當前會計電算化系統已經大面積覆蓋現代企業的財務會計工作內容,除去對財務會計數據的基本處理,減輕了財務會計工作人員的工作任務,提高計算數據準確性,還可以對統計數據進行系統的整體分析,為企業各方面的決策提供重要的依據,逐步成為企業工作內容的重點業務之一。會計電算化系統在計算的同時還可以利用信息技術,對整理數據信息進行分享,實現傳遞信息統一化。

(三)工作內容變革

企業財務會計與時俱進,在全新的經濟時代中,財務會計開始在很大范圍內進行信息傳遞與管理,將信息技術利用到日常財務會計的工作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信息處理的方式,信息化處理的會計工作將會計信息和企業運營相融合,相互交換,相互支持。在全新的發展模式下,企業財務會計的時效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傳統的財務會計管理已經不能適應當代社會經濟的發展,信息化的會計模式能夠保證會計信息的及時性,為企業重大管理決策提供有效的依據。

全新財務會計管理模式的出現,與之而來的是對會計人員在知識與實操方面的培訓,為了保證新模式下的工作質量,會計工作人員不僅需要學的會計基礎的理論知識,還需要學習如何操作會計處理系統,成為能夠適應經濟時展的會計人員,為在新經濟時代下尋求發展的企業提供高效的會計信息化管理。

四、會計創新管理要求

第一,正確的理財觀念。在新型時代背景下,企業的財富來源由以前的物質經濟成功轉型為今天的知識經濟,為了順應時代的發展,企業必須轉變財務會計工作人員的理財思想,將理財重心從曾經的物質金融資本轉變成為企業知識資本。知識經濟時代基于知識的積累發展,知識的積累發展就要求企業重視對員工的培養,以人為本,以知識為中心,重點培養企業員工在知識方面的積累,制定相應的激勵政策以調動企業員工學習積累的積極性。

第二,新型的計量方法。知識經濟迅猛發展,企業財務會計的中心從數據資源轉向知識資源,想要成功轉型,那么,就必須解決財務會計的計量問題。傳統財務會計計量方法已經不能滿足新經濟時代下企業的發展需求,企業想要在新經濟時代生存發展,就必須制定出一套全新的會計計量方法,將各種各樣的計量方法引進自身企業的信息化會計系統,以此來滿足不同的會計事項計量要求。

第三,加入人力資源會計。新經濟時代下的企業勞動主體由體力勞動轉向腦力勞動,那么,對腦力勞動知識價值的評估與計算應該被納入新經濟時代下會計人員的工作內容。同時,企業無形資產對企業發展的影響力也不斷增加,這樣的發展趨勢就要求現代企業拓展企業財務會計人員的視野,重視對知識經濟與時間資本的管理,以此來順應新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需求。

第四,知識多元化。伴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迅猛發展,會計信息化管理成為企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想要提高企業自身的市場競爭力,就要求企業從自身知識結構出發,拓展企業人員的知識結構,增強企業員工多方面的知識積累。新經濟時代中的財務會計人員不僅僅需要掌握工作相關知識,還需要提升自身的英語水平,來適應企業走向國際化的發展趨勢。隨著時代不斷的發展,企業財務會計管理在企業整體發展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同時,企業對財務會計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企業財務會計除了學習基礎理論知識,還需要提升自身的推理思維與決斷分析能力。所以,新經濟時代下的財務會計人員需要掌握多元化的知識結構。

五、總結

知識經濟時代以極快的速度風靡全球,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企業想要在市場中擁有自身獨有的競爭力,就必須學會順應時代的發展,對企業財務會計管理進行全新的改革,重視對企業無形資產的管理,認真探究多元文化與實操技能的培養,加強對財務會計信息化系統的管理力度。通過對企業多方面的改革來提升自身市場競爭力,在快速發展的知識經濟時代中占據一定的市場份額。

參考文獻:

[1] 叢全喜.知識經濟時代企業財務會計工作的創新[J].中國外資,2011,(10).

[2] 劉衛紅.淺議知識經濟對企業財務管理的影響[J].湖南財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4).

[3] 徐祥鳳.淺析知識經濟對企業財務會計的若干影響[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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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選用中國34 個工業行業2001~2012 年面板數據,考察了FDI 技術水平溢出、后向溢出以及前向溢出對工業碳排放績效及其分解指數的影響。結果發現,工業各行業全要素碳排放績效指數存在較大的差異,技術進步是碳排放績效改善的主要原因,而技術效率變化明顯抑制了碳排放績效的提高。FDI 技術效應抑制了技術進步,而FDI 技術垂直溢出促進了技術效率的改進,且FDI 技術前向溢出效應大于后向溢出效應。分行業的研究表明,輕工業行業FDI 的技術效應對技術效率的影響顯著,而重工業行業的相關影響系數不明顯。

關鍵詞 低碳經濟;減排路徑;FDI 技術效應

【作者簡介】李珊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士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國際貿易、低碳經濟。

一、文獻綜述

Kinzig and Kammen (1998) 最早使用低碳經濟術語,并探討了各國能源與工業部門政策對碳排放變化的影響。繼英國政府2003年在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構建一個低碳經濟》中正式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之后,國外學者Tapioet al. (2005)、Wiedmann et al. (2007) 分別對低碳經濟的內涵、特征和評價指標進行了研究。在對傳統高碳發展模式進行總結和反思的同時,國內學者莊貴陽(2005)、潘家華(2008)、付加鋒等(2010) 也對低碳經濟的內涵和特征分別進行了探討。

沿襲Grossman and Krueger (1991) 的思路,經濟活動對低碳經濟轉型的影響機制可分解為規模、結構、技術三個方面,學術界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了詳盡的探討。

(一) 關于低碳經濟轉型進程的評價研究

基于對低碳經濟內涵理解的差異,對低碳經濟轉型進程的評價主要分為兩類。一是以低碳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內涵為依據。如陳詩一(2012)、雷明和虞曉雯(2013) 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測度低碳經濟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以體現低碳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進程。二是以低碳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為依據,從效率、結構、技術、制度等方面構建低碳經濟轉型指標體系,付加鋒等(2011) 運用層次分析法、陽玉香和譚忠真(2012) 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對低碳經濟轉型進程進行了評價。

(二) 低碳經濟轉型的結構、技術以及規模視角研究

一是結構視角。長期高能耗、高污染的發展模式,使中國低碳經濟轉型面臨高碳“鎖定效應”的慣性制約。從結構類型來看,其“鎖定效應”包含等(2014) 提出的產業結構、范德成等(2012) 提出的能源結構、王立斌和齊曉安(2012) 提出的對外貿易結構以及Dalton et al.(2008) 提出的人口結構的高碳化。二是技術視角。鄭麗琳、朱啟貴(2012) 認為,技術創新、能源效率對碳排放的影響與技術類型相關。申萌等(2012) 認為,技術創新會通過兩條路徑影響碳排放,技術創新的直接效應存在路徑依賴現象,其影響方向與初始獲利技術的碳減排效應有關。三是規模視角研究。從規模類型來看,經濟規模包含姚西龍、于渤(2011) 提出的工業規模、王桂新和武俊奎(2012) 提出的城市規模以及姚從容(2012) 提出的人口規模等。藺雪芹和方創琳(2008)、武俊奎等(2012) 認為,規模變化還會通過產業集聚的“反彈效應”和“節能效應”路徑間接減少碳排放。

總體來看,大多數文獻從規模、結構、技術等方面對低碳經濟轉型路徑及其制約因素進行了深入考察。國內研究側重于FDI與碳排放量、碳排放強度兩者關系的初步考察,而關于不同技術溢出途徑所發揮的FDI技術效應對東道國工業行業碳排放績效及其分解指數影響的實證研究,目前尚無文獻涉及。因此,本文從工業行業層面考察FDI技術效應對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變化的影響,工業行業層面的研究可能會更好地反映兩者的關系。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研究FDI技術效應分別通過何種途徑影響工業行業碳排放績效分解指數、FDI技術溢出途徑是否存在行業異質性、同一途徑的傳導機制是否也存在行業異質性諸問題。

因此,本文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測算的工業行業全要素碳排放績效及其分解指數,通過投入產出表構造代表不同FDI技術效應的指標,以考察不同類型FDI技術效應對碳排放績效及其分解指數的影響。

二、研究模型的設立

(一) 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數的全要素碳排放績效的測度模型

本文運用數據包絡分析(DEA) 方法來測算工業行業碳排放效率的變化情況, 首先測算2001~2012年期間行業全要素碳排放績效。為同時衡量非期望產出減少與期望產出增加時的綜合績效情況,進一步借鑒Chung 等(1997) 構建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的碳排放績效測算模型:

在規模報酬不變(CRS) 的條件下,ML指數可以分解為兩種指數:技術進步指數和技術效率變化指數:

其中,MLt,t+1 代表全要素碳排放績效指數;MLEFFt,t+1 代表技術效率變化指數,測度從t 期到t+1 期每個決策單元的實際生產與環境生產前沿面的追趕程度,若MLEFFt,t+1>1,說明技術效率提升,反之則下降;MLTEt,t+1 代表技術進步指數,測度環境生產前沿面從t期到t+1期的變動情況,若MLTEt,t+1>1,說明技術進步,反之則退步。

(二) 中國工業行業碳減排路徑的優化模型

借鑒Grossman and Krueger (1991) 的處理方法,將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分解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三個作用機制,表述如下:

ML=Y×S×T (3)

式中,ML 為行業碳排放績效,Y 為產出水平,S為行業結構,T為低碳技術水平。其中,低碳技術水平經由內部技術與外部技術渠道產生,內部技術主要來自行業自主研發,外部技術渠道包括FDI 與對外貿易技術溢出,其中FDI 技術溢出包括FDI技術水平、前向溢出以及后向溢出三種技術溢出路徑。此外,市場競爭程度越高,行業壟斷勢力越弱,能源利用和低碳技術的創新動力越強。因此,關于T的函數如下:

參考Hubler and Keller (2009) 的處理方法,本文將工業行業碳排放績效設定如下:

其中, i 表示工業行業橫截面單元, i=1,2…,34;t表示時間;ηi 為行業差異的非觀測效應;εit為與時間和地點無關的隨機擾動項;ML為行業碳排放績效;Y 為工業總產值;S 為行業結構;RD為行業研發投入強度;HS、BS、FS分別為FDI水平技術關聯、后向技術關聯以及前向技術關聯度量指標;SE為企業所有制結構衡量的市場競爭程度;OPEN為對外貿易技術效應。

根據對全要素碳排放績效測度指標ML 指數的分解,估算各工業行業的技術進步指數MLTE和技術效率變化指數MLEFF,用分解出的指標替代方程(6) 中的ML 指數,將方程(6) 轉換成方程(7) 與方程(8):

三、研究方法、變量與數據說明

(一) 研究方法

為消除內生性影響,本文用滯后一期的FDI技術效應變量代替方程(7)(模型A1) 和方程(8)(模型B1) 中的FDI 技術溢出變量,得到模型A2 和模型B2。為進一步考察較長時間FDI 技術效應的滯后性影響,運用當期和前兩年FDI技術效應的移動平均值代替方程(7) 和(8) 中的相應變量,得到模型A3 和模型B3。以此測算工業行業碳排放績效視角下的FDI技術效應。

(二) 變量與數據說明

1.變量說明。測算工業行業碳排放績效的投入變量為資本存量、勞動力和能源消費量,產出變量為分行業工業總產值和碳排放量。①資本存量。運用工業行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表示,并折算為2000年不變價。②勞動力。以工業行業年末就業人數表示。③能源消費量和碳排放量。考慮到電力與熱力不僅是工業的一種行業類型,為避免重復計算,運用能源消費的統計中考慮了除電力與熱力以外的其余所有種類的化石能源消費,相應行業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參考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2006 年IPCC 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④工業總產值。工業總產值折算成2000年不變價。

2.數據來源。本文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法,運用MaxDEA 5.2Version軟件,測算全要素碳排放績效指數ML 及其分解出的技術進步指數MLTE和技術效率指數MLEFF。由于2001年后我國才開始公布工業分行業出貨值,為了保持統計口徑的一致及數據可得,本文研究集中于2001~2012年,工業行業歸并為34個行業類型,剔除“其他采礦業”“木材及竹材采運業”“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煙草制品業”“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五個行業。測算數據分別來自各期《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為消除價格波動帶來的影響,本文利用公布數據推算了相應工業行業的價格指數,并利用該指數將2001~2012年工業分行業總產值折算成2000年不變價。

四、中國工業行業碳減排路徑優化分析

表1 給出了FDI 技術溢出對工業行業碳排放績效分解指數影響的分析結果。由表1 可知,A2、A3模型的所有FDI技術效應均在1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FDI技術溢出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技術進步, 與邱斌等(2008)、王濱(2010) 的研究結論相反,后者均認為FDI總體上對中國制造業企業的技術進步產生了正向促進作用,結論相反的原因在于前者是在考慮資源投入與環境效應條件下測算出的技術進步指數,這一現象說明為規避母國嚴格的環境規制,一些高能耗、高排放的產業向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跨國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技術效應可能體現在這些高能耗、高排放的工業行業,導致內資企業的技術進步建立在環境污染和自然資源過度消耗的代價之上。B1、B2 和B3 模型的FDI 前后向技術關聯影響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與B1 模型相比,B2、B3 模型中的影響系數和顯著性均明顯增大。進一步從產業間關聯效應的比較可知,前向技術關聯的影響系數和顯著性均強于后向技術關聯,這表明FDI前后向技術關聯效應促進了技術效率的改進,且FDI前向技術關聯效應的影響力度大于后向技術關聯效應,兩者的影響均存在滯后性,可能是因為外資企業向下游內資企業出售高質量的中間產品和服務,如汽車行業外資企業向國內自主品牌汽車生產企業出售高技術含量的零部件等。同時,為避免上游內資企業可能存在的中間投入品質量以及供貨問題,外資企業會定期派遣高級技術人員對其上游內資企業提供技術指導,協助引進設備生產線,進而促進中國內資企業生產效率的提升。

關于控制變量系數,B1、B2 和B3 模型的外貿依存度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外貿依存度的擴大抑制了技術效率的改進。其原因在于,對外貿易規模的整體增長導致市場競爭加劇,可能會限制內資企業對現代化廠房、設備等進行投資的能力或降低投資的意愿而轉向追求成本最小化戰略,在環境規制力度不夠強的情況下,所追求的成本最小化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成本最小化,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進而對技術效率產生負面影響。B1、B2和B3模型的工業產出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經濟發展規模抑制了技術效率的改善,現階段中國仍然是以高能耗、高排放為代價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而造成這一現象的深層次原因為中國式財政分權體制下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體現為地方政府出于對地方自身利益的考慮而傾向于選擇投資價高利大、見效快及有利于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的高能耗、高污染產業。

五、行業特征影響FDI 技術效應的檢驗

表2 反映了FDI 技術效應分別對兩類工業行業的全要素碳排放績效、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的影響。其中,前三列為重工業行業的估計結果,后三列為輕工業行業的估計結果。由表2 可知,從分行業碳排放績效分解指數的影響系數來看,FDI技術效應對重工業行業碳排放績效無明顯影響,而對輕工業行業碳排放績效影響顯著,說明FDI技術效應主要集中于輕工業行業,其具體技術效應與工業行業整體的分析結論相似:FDI技術垂直溢出抑制了輕工業技術進步,但促進了技術效率的改進,且FDI技術前向溢出效應大于后向溢出效應。與行業整體分析結論不同之處在于,輕工業FDI技術水平溢出對技術進步與技術效率的影響均不明顯。原因可能與輕工業行業與重工業行業FDI 的相對規模有關,以FDI 產值占該行業產值比重來衡量這一相對規模,分行業來看,輕工業行業FDI 相對規模均值為0.3195,而重工業行業相對規模均值為0.2127,輕工業行業明顯大于重工業行業,說明FDI 技術溢出存在“規模門檻”條件,即行業內的外商投資規模達到一定規模后,內資企業才能憑借行業內的地位對產業鏈上下游本土產業產生影響。

六、小結與啟示

(一) 小結

本文選用中國34個工業行業2001~2012年面板數據,在測算工業行業Malmquist-Luenberger 碳排放績效及其分解指數的基礎上,考察了FDI技術水平溢出、FDI 后向技術溢出以及FDI 技術前向溢出對工業碳排放績效及其分解指數的影響。結果發現,工業各行業全要素碳排放績效指數存在較大的差異,技術進步是碳排放績效的主要原因,而技術效率變化明顯抑制了碳排放績效的提高。全行業的研究表明,FDI技術效應抑制了技術進步,而FDI技術垂直溢出促進了技術效率的改進,且FDI技術前向溢出效應大于后向溢出效應。分行業的研究表明,輕工業行業FDI的技術效應對技術效率的影響顯著,而重工業行業的相關影響系數不明顯。

(二) 啟示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得出以下幾點啟示。1.加強與內資產業關聯度較大的低碳產業或清潔產業引進力度,引資的方式應從依靠優惠政策傾斜的短期策略向營造與高新技術或低碳技術相適應的產業配套環境的戰略規劃轉變,鼓勵外資企業優先選擇本土清潔供應商,充分發揮外資企業對產業鏈上下游本土配套產業的人員素質、管理制度等與技術效率相關因素的積極效應。

2.研發方面以提高東道國吸收消化能力為主,不僅需要加大研發投入力度,還應加大與FDI 技術垂直溢出相匹配的研發投入方向、力度。首先,構建低碳政策體系框架,以優勢企業作為“優勢企業、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市場用戶”多方合作的“產學研用”創新平臺的核心樞紐,有效鏈接市場需求與研究機構、高等院校之間的關聯,基于低碳研發創新,提升國內對低碳技術的吸收消化能力;其次,制定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與優勢企業之間雙向互動的長效機制,以低碳技術研發合作的方式改進產業鏈利益相關方的清潔技術,提高科研成果市場轉化率,逐漸形成“創新-市場回報-深入創新”的良性循環局面。

3.轉變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模式,短期將環境指標作為績效指標納入考核范疇,有利于逐步修正地方政府的執政理念與思維慣性,從長遠來看,增長模式的根本轉變在于轉變以政府行政干預為主導的經濟模式,減少地方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同時改革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機制,以適應低碳經濟轉型優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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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信息化;金融經濟;管理;途徑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繁榮和信息科學技術的發展,網絡信息技術已經滲透進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信息化技術已經成為金融企業不可或缺的管理手段。所謂金融經濟中的信息化管理,指的是管理者通過現代化電子信息技術充分利用各種信息資源,來對金融經濟進行管理,并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數據信息以供參考。

一、信息化對金融經濟管理的重要意義

1.有助于強化監管力度

信息化對企業的經濟管理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現代企業通過信息化手段可以對整個企業的運行狀況進行有效的監督管理,能夠幫助企業管理人員及時掃描企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通過數據分析和對比深層次挖掘企業自身優勢,幫助管理者更科學、合理的制定企業發展計劃,也能夠幫助企業管理者從更宏觀的角度把握企業發展態勢。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繁榮發展,市場活躍度較高,一些突發事件也逐漸呈高發態勢。在這種背景下,一旦企業經營過程中發生突發事件,管理者可以利用信息化工具對整個事件進行追蹤分析,根據數據信息及時拿出相對應的解決措施,有效的控制事態發展,降低惡劣影響和企業損失。

2.對資源進行合理分配

當前,市場競爭日益激烈,企業在面臨巨大的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極大的挑戰。不少企業為了拓展市場份額在全國各地成立子公司,而這種分散的管理模式必須借助信息化管理手段,才能夠更好的進行管理。信息化管理手段能夠有效的解決分散式、跨地區式的企業發展模式中存在的管理問題,通過信息化手段,子公司與總公司將被統籌在一個體系之下,子公司的運營情況可以通過信息化手段及時的反饋到總公司,總公司再根據各個子公司的經營發展狀況,對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安排。

3.有利于提高金融企業競爭力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日益加速,企業必須快速提升自己的市場競爭力,才能確保在全球化市場中立于不敗之地。企業競爭力與人才、資金、市場各方面的因素息息相關,在現代化信息時代,誰掌握了信息,誰就掌握了先機,就有機會在市場博弈中占得優勢,因此,能否充分的利用好信息化管理手段,是企業提升自身市場競爭力的一大重要因素。在嚴酷的市場競爭下,企業只有不斷的提升綜合實力,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進行科學的管理,充分調動企業資源,不讓資源閑置內耗,才能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創造出更多的經濟效益。

二、信息化在金融經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1.管理理念落后

我國不少金融企業存在管理理念落后的問題。一個企業的管理理念有多重要?就類似于電腦的中樞系統,管理理念的落后會直接導致企業發展政策跟不上市場的變化,導致企業發展乏力,最終被邊緣化,被淘汰。一些企業的管理者單純追求經濟效益,追求表面數字上的風光,不注重信息化管理手段的運用,使企業為了追求一些不切實際的利益而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最終導致虧損。企業管理層不重視信息化管理手段的使用,而采用落后的管理手段,會嚴重的阻礙企業發展,使企業管理無法及時跟上市場變化。

2.信息化管理人才匱乏

除了管理層觀念落后外,企業信息化管理人才也極其匱乏。信息化管理人員崗位通常都是由其他崗位人員兼任,這種用人模式雖然表面看上去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事實上卻是因小失大、得不償失。專業的信息化管理人才能夠為企業提供專業的信息化服務,為企業打造信息化管理平臺,能夠大大提升企業的管理效率,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雖然目前已經有不少企業在嘗試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但改革力度仍然較小,整體的信息化水平依舊較低。這些都將在未來阻礙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3.部門數據輸入不及時

信息化管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實現的,從制度的制定、平臺的搭建,到真正實施會經歷一段適應過程。一些企業認識到了信息化管理的重要性,開始著手實施,但在試行的過程中卻發現不少問題。例如,各個部門對數據的忽視。在傳統的管理模式中,數據的匯總和上報往往是以周或者月為節點,每天的數據只是以非正式的形式上報主管,這種習慣在信息化管理試行后依舊沒有改變。不少部門管理人員沒能及時的輸入數據,造成業務流程的停滯,導致系統無法正常運轉。即是在信息化管理操作人員的一再協調下,也沒有能徹底的予以解決。

4.沒有完善的信息化管理平臺

企業缺少完善的信息化管理平臺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企業的發展,這是企業管理層不重視信息化管理的后遺癥。由于管理層的不重視,導致企業信息化管理人才短缺,信息化平臺也無法建立。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后,人民群眾對企業能夠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質量要求也越來越高,完善的信息化平臺可以做到很好的收集客戶數據,將客戶進行精細化分類,再根據分類滿足不同客戶的不同需求。為客戶提供一些個性化定制服務,提高客戶的黏度。

三、實現信息化管理的途徑

1.合理的進行資源分配

企業必須合理的進行資源分配,信息化管理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要構建統一的信息化管理系統,讓信息化管理的優勢真正發揮出來,這就要求企業在進行資源配置時向信息化管理系統構建項目傾斜,撥出足夠的資金支持信息化管理系統的搭建。同時,完善的信息化管理系統反過來能夠幫助企業合理的分配和利用好資源,并保證企業內各個部門都能夠高效運轉。屆時,管理層就可以根據相關數據,通過信息化管理系統對企業內部展開工作協調和調配,及時的對企業發展情況進行管控。

2.建設信息化管理人才庫

現代企業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只有擁有核心技術人才,企業采有持續發展下去的動力。企業信息化管理人才的綜合素質及專業水平則直接決定著企業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成效,因此,企業管理人員必須先從思想上重視起來,重視對信息化管理人才的培養。組建一批擁有專業知識的高水準信息化管理人才隊伍。同時,定期對信息化管理人員進行培訓,不斷強化和提高信息化管理人員的專業技能,及時更新信息化管理人員的專業知識。定期或者不定期的邀請業內知名的專業人士開展講座,并請專業講師深入一線,對信息化管理人員的工作進行評估和指導。

3.完善信息化管理平臺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健全的信息化管理平臺,管理人才也是無從下手。因此,在資金和人才都到位以后,企業就要著手搭建完善的信息化管理平臺了。信息化管理平臺要有完善的制度做保證,在制定信息化管理制度時,要考慮設置范圍、制度涉及的部門及其責任、約束的具體內容、獎懲辦法、目標等等。一旦確立了就要嚴格按照這一制度執行,明確責任和獎懲,嚴抓落實,否則一切就都只是紙上談兵。此外,信息化管理手段可以快速高效的的提高企業管理水平,但不是萬能藥,不能指望信息化管理手段解決一切問題。在搭建信息化管理平臺時,要明確戰略目標和戰術目標,企業規劃也要長遠一些。戰術目標的制定一定要具備可操作性,要具體到每年每一個月甚至每周都要列出。在搭建企業信息化管理平臺時,要注意從企業自身出發,不要脫離企業實際。例如,企業如果是多元化集團公司,在搭建信息化管理平臺時就注意兼容性,搭建開放性較強的平臺。

4.培養企業全體員工熟悉信息化管理系統

要使企業真正完成信息化管理建設,必須要對企業上下員工都進行培訓。首先,要讓員工熟悉并掌握信息化管理平臺的操作,對于系統的一些要求要能夠及時完成。同時,培訓后要對員工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培訓的效果,對培訓結果分析后找出培訓盲點和障礙所在,再有針對性的逐一解決。此外,企業在進入信息化管理軌道后并不能直接以其他企業為模本進行仿照,每個企業有自身的特點,必須按照企業自身特點量身定制解決方案。

四、結語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網絡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社會各項事業都將離不開信息化技術,信息化技術也將得到廣泛的應用。企業要想在未來有長足的發展,就必須充分的重視和利用好信息化管理,讓信息化技術為企業的發展服務,通過數據分析找出企業的發展短板和優勢,不斷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幫助企業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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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在活動中倡導“學會自主一一探索創造”的學習方式,做為活動的重點之一,旨在改變幼兒園美術活動中重技能、作畫方式單一、重視繪畫結果的現狀,把幼兒的發展,幼兒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讓美術活動真正成為幼兒

“自主、探索、創造”的樂園。在教學中,教師充分搜集與教學內容相關的各種材料、圖片,盡可能的拓展幼兒思維,幫助幼兒展開想象并能將其表現在自己的畫面中。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生活化

畢加索曾經說過:“人們不能光畫他們所看到的東西,而必須首先畫出他對事物的認識。”畫家們是在透徹地感知客觀事物的方方面面之后才創作出作品的,因此作品體現了畫家對事物形象、結構及其內在含義的透徹掌握和理解。繪畫的過程是對所繪事物的創新過程。

在幼兒繪畫教學過程中,從生活出發,去細心的發現幼兒樂于表現的內容。調動幼兒的各種感官,讓幼兒表現他們看到的、摸到的、聽到的、嘗到的、聞到的事物。羅斯菲爾德說:“通過觸覺、視覺、聽覺的直接體驗,可以發展孩子的想像力和觀察力。”而想像力和觀察力是繪畫必不可少的能力。如:中班繪畫活動《媽媽生氣了》,大班《我們班的老師》、《好吃的水果》等,這些主題都來源于生活,從幼兒的生活經驗出發,畫面上的內容表現也就相應的豐富多彩了。

二、興趣化

現代繪畫大師們在繪畫時往往選擇自己喜歡的主題,有感而發,如塞尚不厭其煩地畫圣女蒙特?維多利亞,馬蒂斯對畫婢女興味盎然,凡高癡迷于畫向日葵,畢加索沉醉于畫馬戲演員。大師們始終在尋求表達自己的最佳主題。幼兒的認知水平低,知識經驗相對缺乏,教師應選擇一些幼兒熟悉的、感興趣的內容,他們才會有表現的欲望和能力。比如《哈哈鏡》、《可愛的爬蟲寶寶》、《小魚的花衣》、《美麗的西安》等。

三、互動化

通過教師和幼兒、幼兒和幼兒之間的相互作用,最大限度的發揮幼兒的自主性進行創作,引發并調動幼兒間的相互學習。例如《我們都是木頭人》《馬路上的汽車》等繪畫活動,教師通過引導幼兒分組合作,共同完成一幅作品,激發了幼兒的學習興趣與相互合作的愿望。

四、運用多種材料和方式,豐富幼兒的繪畫表現手法

現代繪畫大師們用各自的表現手法進行創作。馬蒂斯用剪紙繪畫表現文學作品的插圖,畢加索用版畫表現繪畫主題,杜尚用實物創作繪畫作品,波洛克用“行動繪畫”釋放“顏料的生命”。對這些手法,孩子們樂于接受,也易于接受。幼兒繪畫也可以借鑒現代繪畫的這些表現手法。我們可以讓幼兒嘗試用各種方式進行繪畫,以增強他們的繪畫興趣,豐富繪畫創作的表現手法。現代繪畫大師們運用的這些方法近乎游戲,這些方法在幼兒繪畫中表現為綜合運用材料進行繪畫。如蠟燭滴畫、噴畫、刮畫、撕紙畫、吹畫、版畫、潑畫等。

五、引導幼兒欣賞美術作品

美術欣賞活動是幼兒繪畫教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幼兒的審美偏重于審美對象的主題、內容,即畫中表現了什么,畫中的內容是什么,而很少注意畫面的形式。現代繪畫作品偏重形式這一特點正好將幼兒的視線引向作品的形式,使他們對作品的點、線、形、色等有所感受,而這些正是造型藝術的關鍵和魅力所在。在美術欣賞活動中,教師應該引導幼兒把握畫面的這些信息。

對畫面中各種要素的理解也是美術欣賞活動中比較重要的一個環節。比如,從畫面的色彩、形狀中感受到蘊涵的情感色彩等。面對康定斯基的作品《粉紅的音調》,我們可以從帶有粉氣的色彩中感受到某種沉悶、低緩的音響。孩子可以從昏暗的色彩中體味到傷感、憂郁等情緒。通過這種活動,孩子能逐漸感受到形式美,逐步提高審美感受能力。許多現代繪畫作品十分抽象,可引發幼兒無盡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藝術作品之所以必須具有‘空白點’,之所以具有朦朧性、不確定性等,正是為了給想像以發揮的天地。如果沒有這種活動,這個美感也就建立不起來了”

。優秀繪畫作品所具有的這種“空白點”正是激發孩子想像的絕好契機。讓幼兒適當臨摹一些現代繪畫作品

許多現代繪畫作品造型簡練,色彩純度高,重視形式的表現,對畫面的處理非常精巧,構圖、色、形、線的安排很有講究。教師可以選擇一些適合幼兒臨摹的現代繪畫作品供其學習。這對幼兒學習繪畫技巧、創作繪畫作品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比如,凡高在《星月夜》這幅作品中運用漩渦狀的筆觸,營造出一種特殊的旋律和節奏感。游離的線條打破了形的界限,降低了對造型的要求。孩子在臨摹時往往抓住作品的這一特點,運用黃與藍這組對比色,將畫面表現得清晰且富有表現力。

在實踐的過程中,幼兒的創造思維日漸豐富,作品富于個性表現。幼兒在美術活動中所培養的創造精神和創造性思維能力,會深深的銘刻在他們的頭腦中,為今后生活、學習、和工作發揮重要的作用,這是幼兒美術教育的價值所在。本文正是基于這一點,在幼兒繪畫技能與創造力協同發展的美術教學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