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勵志古語，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2、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彌耳俯伏；圣人將動，必有愚色

3、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4、書猶藥也，善讀之可以醫愚。——劉向

5、知識是珍貴寶石的結晶，文化是寶石放出的光澤。——泰戈爾

6、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增廣賢文》

7、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

8、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孔子

9、文章自得方為貴，衣缽相傳豈是真。——王若虛《論詩詩》

10、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小雅·采薇》

11、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

12、爾曹身為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甫《戲為六絕句》

13、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孔子

14、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孔子

15、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

16、燕山雪花大如席，紛紛吹落軒轅臺。

17、一條藤徑綠，萬點雪峰晴。——李白

18、奢則妄取茍取，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于人無求，于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羅大經

19、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朱柏廬

20、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李商隱

21、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杜甫

22、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岑參

23、千里黃云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高適

24、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豪華盡出成功后，逸樂安知與禍雙？——王安石

25、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諸葛亮

26、天寒色青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唐·孟郊

27、嚴冬不肅殺，何以見陽春。——唐·呂溫

28、才見嶺頭云似蓋，已驚巖下雪如塵。千峰筍石千株玉，萬樹松蘿萬朵云。——唐·元稹

29、當一切似乎毫無希望時，我看著切石工人在他的石頭上，敲擊了上百次，而不見任何裂痕出現。但在第一百零一次時，石頭被劈成兩半。我體會到，到，并非那一擊，而是前面的敲打使它裂開。——賈柯·瑞斯

30、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

31、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

32、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離騷》

33、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荀子.勸學》

34、有志者事竟成。--《后漢書.耿列傳》

35、志不強者智不達。——《墨子·修身》

36、若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曹學

37、人之所能，不能兼備，棄其所短，取其所長。

38、政通人和，百廢俱興。

39、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

40、瓜是長大在營養肥料里的最甜，天才是長在惡性土壤中的最好。——培根

41、懶惰象生銹一樣，比操勞更能消耗身體；經常用的鑰匙，總是亮閃閃的。——富蘭克林

42、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43、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呂氏春秋·誠廉》

44、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曹植

45、愛育黎首，臣伏戎羌。

46、遐邇一體，率賓歸王。

47、坐朝問道，垂拱平章。

48、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兩耳塞豆，不聞雷霆。——冠子

49、仁慈隱惻，造次弗離。

50、交友投分，切磨箴規。

51、節義廉退，顛沛匪虧。

52、"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譚嗣同"

53、雁門紫塞，雞田赤誠。

54、昆池碣石，鉅野洞庭。

55、發奮忘食，樂以忘優，不知老之將至。(論語)

56、桔生淮南則為桔，生于淮北則為枳。(晏子)

57、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禮記)

58、起翦頗牧，用軍最精。

篇2

【摘要】目的：探討LISS鋼板在治療股骨遠端骨折的方法和臨床治療效果。方法：18 例股骨遠端骨折患者均采用LISS鋼板治療。結果：本組18 例傷口全部一期愈合，全部病例隨訪6～16個月，平均10個月。結論：LISS鋼板具有創傷小、并發癥小、骨愈合率高等優點，是治療股骨遠端骨折的有效方法。

【關鍵詞】LISS鋼板；內固定；股骨遠端骨折

微創內固定系統(Less Invasive Stabilization System，LISS)是基于微創外科的原則，吸取交鎖髓內釘技術與生物學接骨技術優點而發展起來的新型內固定系統，作者自2005～2009年使用LISS鋼板治療股骨遠端骨折患者18 例，治療效果良好，現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本組股骨遠端骨折18例，男11例，女7例；年齡21～68 歲，平均年齡42歲。致傷原因：交通傷10例，建筑傷5例，墜跌傷3例。按AO分型［1］，A3型1例， C1型4 例，C2型8 例， C3型5 例。內固定材料為AO微創內固定系統(LISS鈦板及螺釘)。

1.2方法：硬膜外麻醉，平仰臥位，患肢保持中立位。常規消毒、鋪巾，使用膝枕，保持患肢屈髖25°～35°、屈膝30°～45°。于髕前外側作縱行切口，直接切開皮膚、皮下、側副韌帶至股骨髁，充分暴露股骨髁間骨折，完成關節內骨折的復位和臨時固定。透視確認位置良好，插入LISS鋼板，先用克氏針將鋼板與股骨髁及干部臨時固定，打入提拉釘進行復位，再次透視確認后分別于骨折遠端和近端打入4枚鎖定螺釘固定。徹底沖洗傷口，依次縫合關節囊、髂脛束、皮下和皮膚。

1.3術后處理：本組病例均放置負壓引流，術后傷肢無外固定，2天后行下肢功能鍛煉，1-2周后扶拐下床不負重活動，術后6-8周參照拍片骨折愈合情況開始扶雙拐部分負重行走，直至棄雙拐完全負重行走。

2結果

本組18 例傷口全部一期愈合，全部病例隨訪6～16個月，平均10個月。手術時間45～160 min，平均85 min。術中出血100～300 mL，無輸血。術后隨訪本組18 例均骨性愈合，沒有出現內固定松動，折彎及斷裂現象。按照HSS評分［2］，本組優13 例，良4 例，可1例，優良率達94.4％。

3討論

股骨遠端骨折占全身骨折的0.4%，多發生于老年人或多發傷的患者，多為高能量創傷所致，常為嚴重的粉碎性骨折和不穩定性骨折，且伴有周圍軟組織嚴重損傷，是創傷骨科的一大難點。多需手術治療，但傳統鋼板，外固定架及髓內釘固定療效不令人滿意，常出現骨折畸形愈合、骨不連、關節僵硬、感染等并發癥，且術中多需要骨移植。傳統鋼板切開復位內固定術切口大，對周圍軟組織創傷大，暴露廣泛，剝離骨膜廣泛影響血運，不利于骨折愈合，易發生骨折延遲愈合，骨不愈合。外固定架的固定針穿入過多肌肉影響肌肉伸縮運動，導致膝關節活動受限與關節僵直，日常護理不方便，易發生釘道感染。采用髓內釘內固定其穩定性不如鋼板，并需膝關節內入口，增加膝關節感染率，髕骨撞擊及關節強直發生率，而LISS鋼板是經肌肉下插入技術固定股骨遠端，周圍軟組織創傷極小，骨外膜和髓腔內的血管灌注充分，同時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股骨遠端滋養動脈的血供，減少術后感染，骨折不愈合等發生的概率［3］;并且可以早期進行功能鍛煉，大大降低了膝關節僵直。

LISS鋼板的形狀設計是與骨的解剖輪廓一致的， LISS骨端區域的鎖定螺絲的位置與角度均經過精確的設計。LISS的穩定性依賴于螺絲釘－接骨板組合鎖定后的成角穩定性，同時LISS骨端區域的鎖釘不僅能以最佳方式支持和固定接骨板，而且不會穿越髁間溝或穿至髕股關節面。［4］

LISS鋼板治療股骨遠端骨折具有以下特點：1)LISS鋼板的形狀與骨的解剖輪廓一致，手術中無需預彎、塑形，操作簡便；2)手術創傷小。其切口較小，屬于微創手術，經皮從切口經股骨外側與肌肉間隙插入放置，LISS鋼板置于股骨外側符合張力帶固定原則，LISS鋼板的每個鎖定螺絲可借助瞄準器經皮擰入，體現了微創外科技術的原則。這不僅減少創傷、避免了不必要的顯露，保留骨折端血液供應、縮短手術時間，同時更為術后減少感染、早期功能鍛煉、骨折愈合和康復提供了保證；3)LISS鋼板作為一種內固定支架使固定系統穩定性不再依賴于鋼板與骨間的摩擦力，接骨板和骨骼之間存在一定空隙，避免了鋼板對骨膜的壓迫，且安置時無需剝離骨膜，最大限度的保護了骨膜和骨的血運，符合生物學原理，為骨折早期愈合提供條件，同時由于不需要鋼板在骨表面加壓，減少了術中因擰緊螺釘而造成的復位丟失；4) 理想的螺絲釘孔位置和成角固定設計保證了螺釘在軸向和成角方向上的穩定性，固定牢固，降低了術后復位丟失的危險，且螺釘鎖定后不易拔除；5)術后恢復快。LISS可提供充分力學穩定，能早期行關節功能鍛煉，有利于關節功能恢復。術后一般 2～5 天可以在非負重狀態下進行膝關節活動。

綜上所述，LISS治療股骨遠端骨折具有手術創傷少、出血少、操作簡便，安全性高，固定可靠、并發癥少，加快骨折愈合、術后恢復快等優點，為骨科治療新理念的推廣作出了貢獻。

參考文獻

[1]王滿宜，楊慶銘，曾炳芳，等.骨折治療的AO原則［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53

［2］呂厚山，主譯. 膝關節外科學［M］.第三版. 北京: 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1414

篇3

【關鍵詞】 股權結構 股利政策 公司治理 問題

一、研究背景

股利政策是現代公司治理中的重要內容，合理的現金股利支付水平將幫助提升公司價值和股價。股利政策的選擇既可能影響公司未來的發展，也涉及到股東的利益。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的重要活動，為股東最大限度創造財富。（Brigham and Houston，2001）公司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能夠幫助抑制管理層使用企業的現金流，過度投資在不合理的項目。（孫世霞，2009）上市公司在決定向股東分配股利之前，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公司是否分配，如何分配，分配多少直接影響公司未來的籌資能力和經營業績。（呂長江和王克敏，1999）根據委托理論，委托人（股東）追求自己的財富最大化，而人（管理者）追求自己的工資津貼收入，奢侈消費和閑暇時間最大化，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利益矛盾，人的行為，比如卸責，建造個人帝國，在職消費過高和過度投資，很可能最終損害委托人的利益。作為委托人的廣大投資者，其收益通常由現金股利和股票增值兩部分構成，其中現金股利越來越受到投資者們的重視。而作為人的高層管理人員，其自利行為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公司的現金股利政策，因為管理者們可能會出于自己的利益濫用企業的現金流，而不是將資金以紅利方式返給股東，從而影響股東財富。（Jensen，1986）所以，現金股利政策是一種緩解問題的機制，有助于解決公司治理問題。在公司能有權利和控制管理者的人，能使管理者向股東們更多的派發現金股利分紅的人，是公司的大股東，所以，大股東對股利政策有著直接的影響。

在公司的大股東中，不同股東的持股代表各種利益群體，對利益有著不同的要求。股權結構包括具有不同性質的股東和各個股東持股的比例。（鄧超和王思捷，2012）不同的股權結構會產能不同的矛盾，比如大股東與中小股東，有權利控制支配公司的股東與其他股東，這些股東在公司的重大決策上，只會想到自己的利益。（Pongtunthakul，2003）股權結構是公司治理結構的重要構成。

我國在2010年時，有2191家上市公司，在這一年中有115家上市公司處于虧損，但卻有877家上市公司未對投資者進行現金股利分紅和股票股利分紅。（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2012）為什么我國上市公司有足夠的盈利能力，卻不對投資者進行股利分紅？本文將從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股利政策的角度探討公司治理問題，及國內文獻相對不多，并與國外主流有所不同的觀點。

二、相關文獻綜述

從外文文獻來看，國外研究主流主要研究集中在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法人股比例，個人投資者持股比例和境外投資者比例與現金股利政策的關系表述如下。

Gugler and Yurtoglu（2003）通過德國上市公司1992-1998年的數據研究發現，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股利支付率負相關。Mancinelli and Ozkan（2006）通過對意大利139個上市公司的數據研究發現，在意大利的上市公司具有股權高度集中的特點，問題非常明顯，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利益矛盾突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股利支付率負相關，因為，大股東之間私下有協議，侵占了中小股東的利益，而中小股東對于公司的控制權有限。

Renneboog and Trojanowski（2007）通過對英國上市公司5547個數據樣本研究發現，公司決定是否支付股利的關鍵因素在于公司的盈利能力，控股股東會減少公司的股利支付，因為控股股東意識到過于慷慨的支付股利，會影響公司未來的投資政策。Truong and Heaney（2007）通過對全球37個國家的上市公司的數據研究發現，當利潤增加或負債減少時，公司會支付更高的股利。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與股利支付率的關系呈兩個方向，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將影響股利支付率越高。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將影響股利支付率越低。Baba（2009）通過對日本上市公司1998-2005年的數據研究發現，境外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股利支付率正相關。Ramli（2010）通過對馬來西亞上市公司2002-2006年的數據研究發現，公司的股權集中度越高，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利益矛盾越明顯，問題越突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股利支付率越高。Adjaoud and Ben-Amar（2010）通過對加拿大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數據發現，在有較好的公司治理的企業，股利支付率相對較高。Jeonetal（2011）通過對韓國上市公司1994-2004年的數據研究發現，境外投資者喜歡投資持股具有較高股利支付率的公司，境外投資者持股比例增加，將導致公司的股利支付率增加，在韓國的境外投資者大部分是境外機構投資者。Harada and Nguyen（2011）通過對日本上市公司1995-2007年的數據研究發現，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與股利支付率和股息率負相關，越是股權集中度越高的公司，越不可能在公司利潤增長或負債降低時增派股利。Thanatawee（2013）通過對泰國非金融行業的公司2002-2010年的數據研究發現，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與公司決定支付現金股利和現金股利支付率正相關;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境內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境外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股利支付率正相關;個人投資者、境內個人投資者、境外個人投資者與股利支付率負相關。

從國內文獻來看，國內的相關研究比較有限，基本集中在股權集中度和國有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與現金股利政策的關系表述如下。蔡敏和劉明亮（2010）通過對我國上市公司A股2006-2009年的數據研究發現，非國有控股公司發放現金股利水平明顯低于國有控股公司。非國有控股公司中法人股比例與股利支付率正相關。Wangetal（2011）通過對我國上市公司1998-2008年的數據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率還處在新興市場國家和高速發展階段的公司，與發展中國家的股利支付率一致。發現，國有持股比例與股利支付率正相關，因為，國有股東作為公司經濟重要的一部分組成，現金流是國有股東需要的一部分。也有力的支持了稅收顧客群效應，。Dong and Li（2011）通過對我國上市公司A股2004-2009年的數據研究發現，管理層持股比例和國有股比例與股利支付率正相關。鄧超和王思捷（2012）通過對我國上市公司A股2008-2009年的數據，且采用OLS多元回歸分析法研究發現，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股利支付率負相關，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與股利支付率正相關，國有股比例與股利支付率沒有顯著關系。

三、樣本、變量與研究方法

1、樣本

本文所選取的研究樣本包括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發行的股票的公司，樣本區間為2007-2011年，統計周期為年，在剔除金融行業、缺失的數據、股利支付率為負和凈值市價比大于10倍的樣本之后，總樣本量為3561個，2007年至2011年期間的樣本量分別為672、740、699、707和743個所有數據均淶源于EMIS數據庫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數據分析通過Eviews7計量經濟學軟件完成。

2、變量

表1為本文所涉及的變量，并針對變量含義和計算方法進行解釋。

（1）資產規模。Adjaoud and Ben-Amar（2010）認為，大公司在生產產品方面具有規模效應，大規模的生產，能夠使成本降低，成本領先優勢，更具競爭優勢，從而利潤增加，股利分紅也會隨之增加;資產規模也意味著，公司有著更穩定的現金流，負債相對較低，發放股利的力度和傾向也更大。（2）資產收益率。Renneboog and Trojanowski（2007）認為，盈利能力越強，發放股利的傾向和力度就越大，衡量盈利能力的指標有很多，如每股收益、權益收益率和資產收益率，本文將選用資產收益率。（3）凈值市價比。Thanatawee（2011）認為，成長性越高的公司，發放股利的傾向和力度的可能性就越小，公司將把資金用于未來的投資，因為，決策者們總是喜歡投資帶來的收益多過股利帶來的收益.衡量成長性的指標有很多，如托賓Q、凈利潤增長率、資產增長率和凈值市價比，本文將采用凈值市價比。由于我國情況與國外不一樣，我國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所以，需要將凈值市價比進行調整。（4）資產負債率。Truong and Heaney（2007）認為，資產規模越大，現金流就越穩定，負債越低，意味著融資成本越低，所以，資產負債率越高，發放股利的傾向和力度就越小。（5）留存收益與總資產比率。DeAngelo and Stulz（2006）認為，公司的留存收益的增加，意味著盈利能力增加，利潤的增加，因此，留存收益與總資產比率越高，發放股利的傾向和力度就越大。（6）經營活動中的現金凈流量。Thanatawee（2013）認為，公司的現金流越多，其成長性就越低，管理者過度投資的可能性就越大，公司能夠在股利上享有更多的利益，發放股利的傾向和力度就越大。

3、模型設計

為了分析股權結構與股利政策之間的關系，根據各個變量的特點，我們設立了Logit和Tobit計量模型。第一步，檢驗股權結構中各個變量對是否發放股利傾向的影響，是否發放股利指標為虛擬變量，所以使用Logit模型。第二步，檢驗股權結構中各個變量對股利發放多少的影響，所以使用Tobit模型。從股利支付率來看，其取值要么是0值，要么大于0，倘若采取OLS回歸分析，將失去大量數據（不支付股利的公司），將會導致回歸結果不一致，因此，本文是用Tobit模型檢驗股權結構與股利發放力度的影響（Wooldridge，2009）。股權結構（Ownership Structure）中的各個變量和公司特征（Firm Characteristics）中的各個變量（參見表1）。

四、描述性統計和回歸分析

1、描述性統計

在本文中發現，2007年至2011年之間，我國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DPR）、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TOP5）、國有股比例（GOV）、法人股比例（INST）、境內法人股比例（DINST）和境外個人投資者持股比例（FINDV）呈下降趨勢。（參見表2）

本文中可發現：在我國，現金股利支付率在物流倉儲行業（TYPE6）最高，相反，房地產行業（TYPE9）最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在采掘行業（TYPE2）最高，相反，綜合行業（TYPE12）最低;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在采掘行業（TYPE2）最高，相反，綜合行業（TYPE12）最低;國有股比例在采掘行業（TYPE2）最高，相反，綜合行業（TYPE12）最低;法人股比例在房地產行業（TYPE9）最高，相反，在水、電、氣和熱能的生產與供應業（TYPE4）最低;個人投資者持股比例在建筑業（TYPE5）最高，相反，在采掘行業（TYPE2）最低;境內法人股比例在房地產行業（TYPE9）最高，相反，在水、電、氣和熱能的生產與供應業（TYPE4）最低;境外法人股比例在物流倉儲行業（TYPE6）最高，相反，在文化傳播行業（TYPE11）沒有投資持股;境內個人投資者持股比例在建筑業（TYPE5）最高，相反，在采掘行業（TYPE2）最低;境外個人投資者持股比例在房地產行業（TYPE9）最高，在其他行業基本沒有投資或投資很少;境外投資者持股比例在物流倉儲行業（TYPE6）最高，相反，在文化傳播行業（TYPE11）沒有投資持股。（參見表3）

本文發現，支付股利的公司占所有公司數量的55%，股利平均支付率在16.63%，在所有支付股利的公司中，平均股利在30.09%;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在37.12%，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在50.07%，國有股比例在31.26%，法人股比例在19.87%，個人投資者持股比例在2.39%，境內法人股比例在17.25%，境外法人股比例在2.63%，境內個人投資者持股比例在2.35%，境外個人投資者持股比例0.03%，境外投資者持股比例2.66%。（參見表4）

2、回歸分析

在本文中，通過Logit回歸分析股權結構對是否派發股利的影響，發現，第一大股東持股比（TOP1）、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TOP5）、國有股比例（GOV）、公司規模（SIZE）、資產收益率（ROA）和留存收益與總資產比率（RETA）與支付股利（PAY）呈正相關;法人股比例（INST）、境內法人股比例（DINST）、凈值市價比（MTB）和資產負債率（LEV）與支付股利（PAY）呈負相關。（參見表5）

在本文中，通過Tobit回歸分析股權結構對股利支付率的影響，發現，第一大股東持股比（TOP1）、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TOP5）、國有股比例（GOV）、公司規模（SIZE）、資產收益率（ROA）和留存收益與總資產比率（RETA）與股利支付率（DPR）呈正相關;法人股比例（INST）、境內法人股比例（DINST）、境外法人股比例（FINST）、凈值市價比（MTB）與股利支付率（DPR）呈負相關。（參見表6）

五、結論

本文基于2007年至2011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發行股票的公司數據，通過建立Logit和Tobit計量模型，從股權結構與股利政策的角度，討論了公司治理內在的機制與外在的表現。我們主要研究結論是。

第一，第一大股東持股對發放股利的傾向和力度呈正向相關。第一大股東作為公司的控股股東，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在股利政策制定時，將傾向于支付更多的股利，一方面可以直接增加股息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支付更多的股利，向投資者傳遞信息，讓投資者對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財務狀況充滿信心，從而提升公司的股價，增加第一大股東的資本利得收入。通過兩方面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

第二，前五大股東持股對發放股利的傾向和力度呈正向相關。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作為衡量公司股權集中度的一個指標，根據我國股權集中度相對集中的情況下，有力的支持了大股東對中小股東的“利益侵占假說”，由于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利益沖突，所以，股利政策作為大股東謀取利益的一種工具，大股東以現金股利轉移財富以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第三，國有股對發放股利的傾向和力度呈正向相關。由于我國許多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主要是國有股，而我國國有股一股獨大和“所有權缺位”的股權結構使得我國上市公司“內部人控制”問題嚴重，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融資政策和投資政策由管理層直接控制，派發更高的股利，更有利于股權融資，因此，股利政策作為管理層在資本市場融資圈錢的一種工具來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第四，法人股和境內法人股對發放股利的傾向和力度呈負向相關，境外法人股對股利發放的傾向沒有顯著影響，但對股利發放的力度呈負向相關。由于我國的法人股為非流通股，獲利模式主要是現金股利分紅和資產增值，而我國現金股利普遍不具有連續性、穩定性和現金支付水平較低（參見表4），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法人股主要的資產增值是取決于凈資產的增值，而不是資本利得，所以，法人股更傾向于不發放股利或發放較低的股利，從而獲得凈資產增值來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第五，個人投資者持股、境內個人投資者持股、境外個人投資者持股和境外投資者持股對股利發放的傾向和力度沒有顯著影響。由于，我國的個人投資者與境外投資者在公司的持股比例非常低（參見表4），其信息不靈和表決權的無足輕重，往往會選擇“用腳投票”和“搭便車”的行為，投資收益主要來源于股價買賣差，而不是公司的利潤分配。

本文研究發現，我國公司治理的問題體現在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不一致所產生的問題，大股東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侵占了中小股東的利益。由于我國股權相對集中，如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為37%、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為50%和國有股比例為31%（參見表4）。我國應推進分散股權集中度，逐步降低第一大股東和國有股的持股比例，尤其是國有或國有控股公司應只保留在關系到國家安全、國計民生和投資規模巨大、潛在風險非常高的領域的重點企業的絕對控股地位，使股票的流通性更強。從而大大的緩解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使其利益一致。

篇4

相比之下，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制度的發展嚴重滯后，這與我國證券市場的飛速發展是極不相稱的。我國目前已經加入了WTO，上市公司將面臨來自國內外的雙重競爭，如何采用合理的激勵方式留住核心人才成為當務之急，加強對股權激勵的理論研究與實務探討有重大的意義。

關鍵詞：股權激勵、股票期權、上市公司

Share Ownership Encourage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Abstract

In the United States， firms are using employee stock options more frequently and in sharply large quantities than just a decade ago. This trend is particular significant for high tech companies， such as Microsoft and Ebay. This great change can amalgamate employee’s benefit with company’s interest and reduce company’s principal-agent cost remarkably. While in China， for the limitation of law system， employee stock options are scarcely used by the listed companies. As China has entered into WTO，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will face more rigorous competition from inland and abroad. It’s urgent and very necessary for China to loosen policy restriction and allow the listed companies employee stock options and other stock-based employee compensation plans to motivate and detain their employees， especially senior managers and key technicians.

Key words: share ownership encouragement， stock options， listed company

目 錄

一、序言1

二、文獻回顧1

三、業績報酬系統2

（一）期望激勵理論2

（二）內在回報與外在回報3

四、激勵的屬性與類型3

（一）激勵系統的重要屬性3

（二）激勵的類型4

五、股權激勵概述4

（一）什么是股權激勵4

（二）股權激勵的種類與方式4

（三）各股權激勵模式的比較6

六、股票期權計劃在中國的運用7

（一）股票期權計劃的激勵原理7

（二）中國實行股票期權計劃已取得的進步8

（三）中國實行股票期權計劃仍存在的問題11

七、案例分析14

八、總結15

附錄16

資料來源和參考文獻16

一、序言

現代公司制度在擴大企業規模、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人們提出了公司治理的問題。在公司治理結構中，董事會受公司的所有者即股東們的委托，對公司事務制定計劃、做出決策，并負責對公司的經理層進行選聘和監督，由其聘任經理來執行董事會的決議，因而說，董事會在公司治理結構中起著一個重要的橋梁作用。因此筆者認為，公司內部治理的核心是公司董事會的治理，公司治理的關鍵是董事會和經理層各自內部制度的建設以及兩者之間的激勵約束機制的建設，而這種激勵約束機制集中體現在經理的薪酬制度上。

近年來，公司實踐在經理人員的薪酬激勵制度上最重要的探索成果就是股權激勵機制。股權激勵是指，通過向經理有條件的授予股權的形式，使經理人員能夠以股東的身份參與公司決策、分取紅利、考慮公司的長遠發展。因而，股權激勵是完善公司治理，降低成本的一種積極有效的治理措施。

股權激勵最初發端于美國。目前，美國經理的收入中來源于股票期權等長期激勵的收入已經占到了相當大的比例。2004年美國七位最高薪酬的CEO，長期激勵收入平均占薪酬總收入的75％。而我國高管2005年的基本工資占其薪酬總額的85％，與績效相聯系的可變薪酬比例很小，除基本工資外的短期激勵為15％，長期激勵幾乎為零。近期來隨著《公司法》、《證券法》等一些法規的修訂和與之相關的新法規的陸續出臺，以及股權分置改革的順利進行，我們也將會迎來中國股權激勵市場的明媚春天。

本文主要介紹股權激勵方式的激勵原理、實施辦法、方案設計以及相關的會計準則和稅收規定，還試圖結合我國建立現代公司治理制度的現實情況與實際特征，分析探討了在我國實施股權激勵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并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本文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部分：上述引言部分是對本文研究的內容、目的、意義的介紹；其次是對業績報酬系統、激勵以及股權激勵的介紹；第五部分的重點是中國股權激勵的實施；第六部分會針對一個成功的股權激勵案例給予分析，尋求其成功的原因；最后是結論以及一些建議。

二、文獻回顧

雖然股權激勵受到不少投資者的歡迎，但是學術界對于股權激勵的公司治理效果卻存在著廣泛的爭論。早期西方財務理論中存在兩種有關股權激勵效果的假設：一種是“利益一致”假設（convergence of interests）；另一種是“防御”假設（entrenchment hypothesis）。Jensen和Meckling認為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導致的成本會隨著股權激勵帶來的經營者持股比例的增加而降低，因為經營者在職消費由自身承擔的成本增加，所以侵占股東利益的可能性降低，即“利益一致”假設。Fama和Jensen指出，隨著股權激勵的實行，經營者持股比例超過某一水平，經營者擁有足夠的投票權確保自身在公司的地位和福利，從而促使其追求非公司價值最大化目標，這就是所謂的“防御”假設。

由于股權激勵的大力運用，導致經營者持股比例發生變化。西方學者在關于經營者持股與業績之間的關系的實證研究結果上，也存在兩種相反的結論：一種結論認為二者有關，例如Morck et al.考察了Tobin’s Q和經營者持股比例之間的關系，發現經營者持股比例在相對較低的0-10%時，“利益一致”假設成立，當經營者持股比例很大（超過20%）時，“防御”假設成立。另一種結論認為二者無關，例如Demsetz和Lehn將1980年美國511家公司的賬面利潤率同各種不同的股權集中度指標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它們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

造成這些矛盾結論的部分原因在于：上述西方學者較少從股權激勵機制的角度研究經營者持股問題。Core 和Larcker從企業與經營者簽訂契約的角度，認為在截面數據回歸上經營者持股比例與業績無關，他們考察了美國1991年的1995年采用“目標經營者持股計劃” （target ownership plans）公司，這些公司要求經營者增加持有本公司股票，直到達到公司的（經營者持股金額與其年薪金額的比例）最低限額。他們發現該計劃實施后的2年中這些公司取得了超額的股票和會計報酬率，得出采取增加經營者持股的激勵制度會增加公司治理效果（企業業績）的結論。

近年來，國內不少研究人員對上市公司經營者股權激勵問題作了許多探討。魏剛發現高級管理人員受到股權激勵不大，持股水平偏低，“零持股”現象比較普遍。高級管理人員持股沒有達到預期的激勵效果。童晶駿將實施股權激勵上市公司的業績與全體上市公司的業績進行比較，發現實施股權激勵對我國上市公司提高業績有一定的效果，但不太明顯。張俊瑞等發現高管人員年度報酬對數與高管人員持股比例有不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周建波、孫菊生的研究結果表明：成長性較高的公司，公司經營業績的提高與經營者因股權激勵增加的持股數顯著正相關。強制經營者持股、用年薪購買流通股以及混合模式的激勵效果較好。但是該研究的樣本量較小，原始樣本只有34家上市公司。

三、業績報酬系統

有人把業績報酬系統和私有制一道作為資本主義的標志，在他們看來，沒有良好的業績報酬系統，現代企業就不可能有效的運轉。事實上，當所有者們第一次雇用管理者管理他們的資本時，業績報酬就已經出現了。在中世紀早期和中后期，分享去往遠東和新大陸的航海貿易的利潤，工業革命后的計件工資，以及現代企業的利潤分享，都是業績報酬的例子。業績報酬體現了這樣一個廣為接受的信念：如果想激勵人們為實現組織目標而努力，就必須按他們達到的業績水平給予獎勵。

（一）期望激勵理論

期望理論認為，人們采取某種行為方式，是因為他們認為這種方式將產生有價值的回報。在這一理論下，補償的作用在于當個人的行為促進了組織目標的實現時，向他們提供相應的價值回報。

圖1 期望理論

圖1描述了期望理論。企業建立激勵系統，這一系統對推進企業目標實現的個人成果或行為給予回報。個人努力培養自己的知識和技能以做出適當的決策，這些決策所產生的結果為他們提供了他們所重視并一直追求的回報。

美國心理學家和管理學家波特和勞勒在期望理論的基礎上發展出了更為完善的激勵模型，即波特—勞勒模型。

圖2 波特—勞勒模型

如圖2所示，一個人的努力程度（激勵的強度和發揮的能量）取決于績效（報酬的價值）和期望值（通過努力達到高績效的可能性及該績效導致特定結果的可能性）。而工作的實際績效由主要取決于員工所作的努力，但它也受到個人從事該項工作的能力（知識和技能）和他對所做工作的理解（對目標、所需的活動及有關任務的其他因素的理解程度），以及環境因素的影響。

（二）內在回報與外在回報

通過圖2可以看出，工作績效會帶來報酬，其中有些報酬是內在的，也有的屬于外部報酬。

內在回報產生于一個人的內心，如出色地完成一項工作的成就感，實現個人價值觀或信仰的滿足感等。體驗內在回報不需要他人的介入。企業可以通過工作設計、企業文化和管理風格為個人創改造體驗內在回報的條件，但個人仍需獨立地感受或體驗內在回報。外在回報是一個人給予另一個人的，外在回報包括表彰、獎品、獎章、獎勵等，當然也包括以業績為基礎的報酬，即激勵報酬或業績報酬。

這些報酬再加上個人對這些報酬是否公平合理的評估，如認為報酬是公平的，將導致個人的滿足。實際的績效和得到的報酬又會影響以后個人對期望值的認識；同樣個人以后對效價的認識也將受滿足與否的影響。于是，該理論體現了這樣一種良性循環：激勵努力績效獎勵滿足努力績效獎勵滿足……

四、激勵的屬性與類型

（一）激勵系統的重要屬性

從根本上講，建立激勵系統的目的是為了使所有者的利益和管理者的利益相一致。為了實現這個目的，管理者必須對以下幾個問題有清楚的認識：

1． 對于他們的工作，衡量哪些業績變量；

2． 他們的行為如何影響這些業績變量；

3． 業績變量如何轉化為個人報酬。

如果管理者對這個因果過程沒有清楚的理解，激勵系統就會失去促進或影響決策制定行為的能力。業績評價系統的結果被用于將業績和雇員個人報酬聯系起來。這個過程就是圖1所要說明的內容，它把個人業績同報酬聯系起來，從而使報酬具備了激勵功能。

應注意業績評價系統的結果或者說業績指標在這里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因為它為個人動機和企業目標間建立了聯系。這些結果或業績指標必須具有這樣的性質，即當個人追求這些結果時，他們推動了企業目標的實現。因此，這些業績指標必須能夠體現個人的工作如何為企業目標做出貢獻。該項工作為業績指標所忽略的地方，也將為個人所忽略或輕視。

盡管明晰性和理解性反映了業績評價系統為確保決策者理解業績和報酬之間的因果聯系所必須具備的技術性特征，業績評價系統還必須反映一些行為性特征。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個人必須相信這個系統是公正的。例如，衡量并獎勵雇員認為他不能控制的業績使業績評價系統受到削弱或喪失激勵作用；設立雇員覺得非常困難或根本不可能達到的業績標準也會抑制業績評價系統的激勵作用。關鍵是雇員必須相信他能用正當手段影響與其報酬相聯系的業績指標。如果沒有這一信念，業績評價系統將完全喪失激勵的作用。

第二，個人必須相信企業的激勵政策是公平的。例如，獎勵高級管理人員上百萬美元，而只獎勵裝配工至多幾百美元，這將在企業內形成只有高級成員才受重視的氛圍。在這種氛圍下，一個很好的激勵系統也會變得不那么有效。

第三，激勵系統必須及時提供獎勵，以強化決策制定、業績評價和報酬之間的聯系。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決策制定者的意識里，業務活動和報酬的聯系會逐漸淡化，但及時地獎勵能夠增強決策者對業務活動和報酬的理解。

（二）激勵的類型

激勵的類型是指對不同激勵方式的分類，激勵方案可按以下幾個標準進行區分：

1． 即期的和長期的

即期的激勵通常采取以當期業績為基礎的現金或股票報酬形式；長期的激勵通常采取購股權的形式，它的價值與公司普通股的長期表現相聯系。

2．現金的和權益的

激勵可以采取現金的形式或權益的形式（股份、購股權、虛幻股份和業績股份）。雖然現金和權益報酬都可以既與短期業績相聯系，又與長期業績相聯系，但是現金通常與短期利潤業績相聯系，而權益則常與公司普通股的長期價格表現相聯系。

3．貨幣性和非貨幣性

激勵可以是現金或擬現金形式、或者是特權和其他非貨幣性權利。特權有多種形式，最普遍的特權包括人壽保險、使用公司的小汽車、以優惠利率從公司貸款等。有時達到一定職位就可以獲得一定特權，有時特權又是根據非正式的業績評價授予的。其他非貨幣性激勵包括用獎狀進行正式的表彰，參加為準備提升的人員設立的人力開發計劃，這些激勵經常以非正式業績評價為基礎。

本文集中研究股權激勵，這并不意味著其他形式的激勵不重要，而是因為隨著《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的出臺，股權激勵在中國的使用將越來越頻繁，筆者認為有研究的需要。

五、股權激勵概述

（一）什么是股權激勵

相對于以“工資+獎金+福利”為基本特征的傳統薪酬激勵體系而言，股權激勵使企業與員工之間建立起了一種更加牢固、更加緊密的戰略發展關系，目前，基本工資和年度獎金已不能充分調動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積極性，尤其是對長期激勵很難奏效。而股權激勵作為一種長期激勵方式，是通過讓經營者或公司員工獲得公司股權的形式，或給予其享有相應經濟收益的權利，使他們能夠以股東的身份參與企業決策﹑分享利潤﹑承擔風險，從而勤勉盡責地為公司的長期發展服務。

股權激勵的理論基礎來源于現代企業管理中的委托理論。委托理論中提出的成本主要有兩部分結構：一部分是由信息不對稱產生的監督成本；另一部分是由信息不對稱產生的道德風險成本。如果作為委托人的股東建立一套最適當的激勵機制，使得作為人的經營者為他們的最大利益而行動，那么成本就將大大降低。只有給予經營者一定比例的企業利潤，使經營者的經營業績和企業收益相關聯，才能達到經營者為股東的利潤最大化服務的目的。而股權激勵的功能是讓經營者持有企業股份，使其和股東一起分享企業剩余利潤，從而把經營者個人收益和企業經濟績效相聯系，促使其為公司利潤最大化服務。

在國際上，股權激勵計劃是上市公司比較普遍的做法。一般觀點認為，股權激勵計劃可以把職業經理人、股東的長遠利益、公司的長期發展結合在一起，可以一定程度防止經理人的短期經營行為，以及防范“內部人控制”等侵害股東利益的行為。此外，現代企業理論和國外實踐證明股權激勵對于改善公司治理結構，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增強公司凝聚力和市場競爭力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二）股權激勵的種類與方式

股權激勵在西方發達國家應用很普遍，其中美國的股權激勵工具最豐富，制度環境也最完善，以下是一些典型的股權激勵模式：

1．股票期權（Stock Option）

也稱認股權證，實際上是一種看漲期權。是指公司授予激勵對象的一種權利，激勵對象可以在規定的時間內（行權期）以事先確定的價格（行權價）購買一定數量的本公司流通股票（行權）。股票期權只是一種權利，而非義務，持有者在股票價格低于“行權價”時可以放棄這種權利，因而對股票期權持有者沒有風險。

實施股票期權的假定前提是公司股票的內在價值在證券市場能夠得到真實的反映，由于在有效市場中股票價格是公司長期盈利能力的反應，而股票期權至少要在一年以后才能實現，所以被授予者為了使股票升值而獲得價差收入，會盡力保持公司業績的長期穩定增長，使公司股票的價值不斷上升，這樣就使股票期權具有了長期激勵的功能。

股票期權模式目前在美國最流行、運作方法也最規范。隨著20世紀90年代美國股市出現牛市，股票期權給高級管理人員帶來了豐厚的收益。股票期權在國際上也是一種最為經典、使用最為廣泛的股權激勵模式。全球500家大型公司企業中已有89％對高層管理者實施了股票期權。

2．限制性股票計劃（Restricted Stock Plan）

是指事先授予激勵對象一定數量的公司股票，但對股票的來源、拋售等有一些特殊限制，激勵對象只有在規定的服務期限以后并完成特定業績目標（如扭虧為盈）時，才可拋售限制性股票并從中獲益，否則公司有權將免費贈與的限制性股票收回或以激勵對象購買時的價格回購限制性股票。也就是說，公司將一定數量的限制性股票無償贈與或以較低價格售與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但對其出售這種股票的權利進行限制。公司采用限制性股票的目的是激勵高級管理人員將更多的時間精力投入到某個或某些長期戰略目標中。

3．經營者持股（Executive Stock）

即管理層持有一定數量的本公司股票并進行一定期限的鎖定。激勵對象得到公司股票的途徑可以是公司無償贈予；由公司補貼、被激勵者購買；公司強行要求受益人自行出資購買等。激勵對象在擁有公司股票后，成為自身經營企業的股東，與企業共擔風險，共享收益。參與持股計劃的被激勵者得到的是實實在在的股票，擁有相應的表決權和分配權，并承擔公司虧損和股票降價的風險，從而建立起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三位合一的利益共同體。

4．員工持股計劃（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縮寫為ESOP）

是指由公司內部員工個人出資認購本公司部分股份，并委托公司進行集中管理的產權組織形式。員工持股制度為企業員工參與企業所有權分配提供了制度條件，持有者真正體現了勞動者和所有者的雙重身份。其核心在于通過員工持股運營，將員工利益與企業前途緊緊聯系在一起，形成一種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相結合的新型利益制衡機制。同時，員工持股后便承擔了一定的投資風險，這就有助于喚起員工的風險意識，激發員工的長期投資行為。由于員工持股不僅使員工對企業運營有了充分的發言權和監督權，而且使員工更關注企業的長期發展，這就為完善科學的決策、經營、管理、監督和分配機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職工持股是一種新型企業財產組織形式。在這種制度下，員工既是勞動者，又是財產所有者，通過勞動和資本的雙重結合組成利益共同體。這樣，即便是企業的普通“打工仔”也能成為企業資產的擁有者，成為“小資本家”，從而實現“勞者有其股”的理想。

5．管理層收購（Management Buy Out，縮寫為MBO）

又稱“經理層融資收購”，是指公司的管理者或經理層（個人或集體）利用借貸所融資本購買本公司的股份（或股權），從而改變公司所有者結構、控制權結構和資產結構，實現持股經營。同時，它也是一種極端的股權激勵手段，因為其它激勵手段都是所有者（產權人）對雇員的激勵，而MBO則干脆將激勵的主體與客體合而為一，從而實現了被激勵者與企業利益、股東利益完整的統一。

通常的做法是，公司管理層和員工共同出資成立職工持股會或公司管理層出資（一般是信貸融資）成立新的公司作為收購主體，一次性或多次通過其授讓原股東持有的公司國有股份，從而直接或間接成為公司的控股股東。

除了以上這些形式，股權激勵還包括虛擬股票（Phantom Stock）、延期支付計劃（Deferred Compensation Plan）、股票增值權（Stock Appreciation Rights）、股票獎勵（Stock Award）、業績股票（Performance Stock）、業績單位（Performance Unit）、賬面價值增值權（Net Asset Appreciation Right）、儲蓄—股票參與計劃（Saving-Stock Participate Plan）等。

（三）各股權激勵模式的比較

股權激勵很好的體現了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通過讓經營者獲得公司股權，從而給予經營者一定的經濟權利，使他們能夠以股東的身份參與企業決策、分享利潤、承擔風險，從而勤勉盡責地為公司的長期發展服務，并實現股東和經營者之間的共贏。

表1 各股權激勵模式之間的比較

激勵模式

六、股票期權計劃在中國的運用

股權激勵機制的重要形式之一是股票期權計劃，主要針對公司高管人員和高級技術人才的激勵，快速成長的科技公司大多采用股票期權計劃，這也是美國硅谷創業科技公司造就富翁的搖錢樹，微軟、GOOGLE都是通過股票期權制造大量億萬富翁。去年在納斯達克引起轟動的中國搜索網絡引擎——百度公司，也是通過股票期權批量制造百萬富翁。

盡管國外股權激勵制度已經取得了迅速的發展，我國股權激勵制度卻剛剛處于起步階段，國內許多上市公司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以下以中國實行股票期權已取得的成果和面臨的問題進行闡述。

（一）股票期權計劃的激勵原理

所謂股票期權是指公司授予內部員工在未來一定期限內以事先確定的價格或條件認購公司股票的權利，股票期權的被授予者可以在等待期結束后至有效期結束前的期間內以事先確定的價格或條件購買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可以放棄行使該股票購買權，一般說來，股票期權不得轉讓，不得用于擔保和償還債務。

我們假設被授予人

4．信息披露制度逐漸健全

從美國等發達國家來看，上市公司實施股票期權計劃時必須按照既定的規則來進行相關的信息披露，一般來講股票期權計劃的信息披露包括以下內容：

（1）贈與時應當給與披露。公司應當在贈與時就股票期權贈與的數量、行權價格、有效期限、高管人員獲贈情況等進行公開披露，并報證監會和交易所備案。

（2）行權日應提示公告。行權日到來之前，公司應提前公告。在行權日結束及股票登記完成以后，公司應就行權的數量、行權價格以及高管人員行權情況、股票期權持有的情況進行披露。

（3）定期財務報告中的披露。公司應在年報、中報中披露公司股票期權計劃的有關情況及高管人員持有的股票期權情況及獲得其它薪酬的數目。國外對這一方面有嚴格的限定，比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在1992年2月規定上市公司必須詳細披露公司高管人員的薪酬結構、當年股票期權行權數量以及未行權股票期權價值等信息。除此之外，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還要求公司提供首席執行官以及其他四位收入最高的高級管理人員的既往三年的薪酬情況等。

以上三方面內容，在新制定的《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的第五章實施程序和信息披露中也有了相應的規定。信息披露制度的越發完善，也為股權激勵在中國的更好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三）中國實行股票期權計劃仍存在的問題

1．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問題

由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引致問題，即經理人員與出資者潛在利益的不一致性，產生內部人控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內部人控制，即經理層作為內部董事實際控制著公司的經營決策活動。由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通常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原國有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成為股份公司的董事和經理人員，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企業的經營決策，容易形成內部人控制的局面。內部人控制一般可以通過三個方面進行考察：其一是董事長與總經理的兩職合一；其二是董事會成員的構成；其三是監事會成員的構成。從而也就暴露了我國上市公司在治理結構方面有一些缺陷，主要表現為：

（1） 上市公司兩職合一現象比較嚴重

圖4 我國滬深兩市上市公司兩職合一情況表

就董事長與總經理的兩職合一問題，吳際蓮2004年對2001年滬、深兩市隨機的301上市公司進行的統計反映了我國上市公司兩職合一的具體情況，詳細情況見圖4。

圖4的統計中將上市公司兩職狀態分為兩支完全分離（內部董事不是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包括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經理及其他部門經理）、兩職部分分離（公司內部董事占管理人員人數比重在60%以上）和兩職完全合一（公司內部董事占據了全部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經理的位子）。統計結果顯示：在滬、深兩市301家樣本公司中兩職完全合一的上市公司有45家，兩職部分分離的上市公司有97家，兩職完全分離的上市公司有159家，到2001年兩職完全分離的上市公司有52.8% ，雖然比1998年 改善了許多，但是兩職合一的情況在我國上市公司出現比例還是很高的。

（2） 上市公司外部董事比例明顯較低

董事會成員的構成，是衡量上市公司內部人控制的另一項重要指標。由于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特殊性，公司內部人控制程度較高，并且國有股權比重與上市公司內部人控制呈正相關。根據抽樣調查顯示，我國設有外部董事的上市公司占樣本公司總數的50.52%，其中第一大股東對公司進行完全控制的公司 ，設有外部董事的比率僅為14.3% 。

圖5 我國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控制比例

1998年研究者以“內部人控制度” 對上市公司內部人控制程度進行分析，發現在其所搜集的406家樣本公司中，每公司平均擁有董事9.7人，其中外部董事3.2人，內部董事6.5人，平均內部人控制度為67.0% ，并且上市公司內部人控制度與股權的集中呈高度正相關，具體構成如圖5。

（3）我國上市公司監事會受內部人控制嚴重

監事會是監管公司管理層經營活動的督察機構，以保證上市公司的經營活動的公平、公正，不偏離公司全體股東的利益。但遺憾的是，由于我國相當一部分公司的監事會成員大多數有內部人來承擔，檢查督察功能較弱。

表2的調查資料部分反映了我國上市公司監事會受內部人控制的情況 。

表2 我國上市公司監事會控制權分布情況表

2．員工業績評定標準問題

我國目前有些上市公司對于管理層與普通員工在何種情況下可以獲得股票期權沒有科學的界定方法，比如，有的上市公司規定如果年底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超過同期銀行活期存款利率兩個百分點，該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就可以獲得股票期權，這種界定辦法實際上是不科學的，在高速通貨膨脹時，上市公司管理層可能很難獲得股票期權；在目前利率一再調低的情況下，該管理者只需要使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達到2.72% 就可以獲得股票期權，而實際上凈資產收益率為2.72%的上市公司連配股權都不能獲得。

如果實行全員股票期權計劃，則不僅要考核管理者的業績貢獻以確定分配給他們的股票期權，還同時應該考察一般職工的貢獻狀況，以合理分配股票期權額度。從國外公司的現有方法來講，對于技術人員以及公司中層管理人員而言，公司一般在期初制定出以研究項目或部門業績為基礎的年度計劃，在年底根據計劃完成情況和個人對項目的貢獻來評定個人業績，國外常用的幾種員工業績評定方法包括：

（1）評定量表法（graphic rating scales）

評定量表法是一種最古老又最常用的業績評定方法。這種方法是把一系列績效因素羅列出來，如工作的質與量、知識深度、合作性、可信度、勤勉度、誠實度、主觀能動性等，同時列舉出跨越范圍很寬的工作績效等級，例如從“不令人滿意”到“非常優異”。在進行工作績效評價時，首先針對每一位下屬雇員從每一項評價要素中找到最能反映其績效狀況的分數。然后將每一位雇員在各評價要素中所得分值加總，即得到其最終的工作績效評價結果，該方法的好處是可以進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

（2）強制分布法（forced distribution method）

這種評價方法的大致步驟為：首先將待評價的雇員姓名分別寫在小卡片上，然后根據每一種評價要素對雇員進行評價，最后根據評價結果將這些代表雇員的卡片放在相應的業績等級上。使用這種方法來評定業績確定股票期權贈與數量比較方便，只要確定各業績等級對應的股票期權贈與數量，就可能控制股票期權贈與總量。

（3）配對比較法（paired comparison method）

其基本做法是，將每一位雇員按照所有的評價要素與其他雇員進行比較。在運用配對比較法時，首先應當列出一張表格，其中表明所有需要評價的雇員的姓名以及需要評價的各個工作要素。然后，將所有雇員根據某一類要素進行配對，適用“+”（好）和“-”表明誰好一些、誰差一些，最后，將每一位雇員所得的“+”次數相加，比較各員工獲得“+”次數的多少來決定股票期權在員工之間的分配。

而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沒有完整的職工貢獻的考核指標體系，很容易在員工之間分配股票期權時出現不公平的現象，從而使股票期權的激勵作用下降。

七、案例分析

2007年1月30日，蘇寧電器出臺了股權激勵方案，目的很明顯，就是為了穩定中高層管理團隊，并且穩定投資者對其未來業績增長的信心。目前股價雖然高，但其發展后勁將被市場進一步挖掘。

蘇寧電器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摘要詳見附錄，要點如下：

1．授予期權數量和對象：擬授予激勵對象2200萬份股票期權，占激勵計劃公告日公司股本總額的3.05%，分幾次授予。第一次授予的期權數量為1851萬份，主要授予公司高管人員共34名，剩余394萬份股票期權授予“董事長提名的骨干人員和特殊貢獻人員”，該部分名單在07年12月31日才列明具體人員名單。

2．行權價格：首次授予的期權行權價格為公告前一日收盤價66.6元，行權額度上限為獲授股票期權總額的20%。

3．行權條件：蘇寧電器2006年度的凈利潤較2005年度的增長率達到或超過80%，且2006年度的每股收益不低于0.9元；2007年度的凈利潤較2006年度的增長率達到或超過50%，且2007年度的每股收益不低于1.35元；2008年度的凈利潤較2007年度的增長率達到或超過30%，且2008年度的每股收益不低于1.75元。如表3所示：

篇5

【關鍵詞】 股骨頸骨折；老年人；髖關節置換術；內固定術；比較

股骨頸骨折是指股骨頸基底部至股骨頭之間的骨折， 與老年人反應遲鈍、對抗外來侵害的能力低及基礎疾病較多密切相關， 研究顯示， 股骨脛骨折約占髖關節周圍骨折的一半以上[1]。股骨頸骨折常引起血管神經損傷， 導致大出血， 導致股骨頭缺血壞死和骨折不愈合的發生率高達30%， 臨床上主張早期手術治療[2]。本研究旨在通過比較髖關節置換術與內固定術治療老年股骨頸骨折的臨床效果來為臨床選擇合適的手術方式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2年1月～2014年4月收治的96例老年股骨頸骨折患者為研究對象， 所有患者均有明確的外傷史， 經髖部影像學（X線及CT）檢查確診為股骨頸骨折。所有患者按照隨機、自愿原則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 每組48例。對照組男29例， 女19例；年齡61～86歲， 平均年齡（68.2±7.4）歲；致傷原因為跌倒26例， 車禍傷13例， 墜落傷9例；骨折Garden分型：Ⅲ型34例， Ⅳ型14例；合并高血壓13例， 糖尿病8例， 慢性支氣管炎8例。觀察組男31例， 女17例；年齡60～86歲， 平均年齡（67.9±8.2）歲；受傷原因為跌倒25例， 車禍傷12例， 墜落傷11例；骨折Garden分型：Ⅲ型35例， Ⅳ型13例；合并高血壓15例， 糖尿病7例， 慢性支氣管炎9例。兩組間性別、年齡、受傷原因、骨折時間及骨折Garden分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手術方法 所有患者術前均積極治療合并癥并達到手術要求。觀察組患者給予髖關節置換術治療：患者取健側臥位， 由后外側切口進入， 根據術前影像學提示及術中試模選擇合適型號及類型的假體， 其中骨水泥型16例， 生物假體32例。對照組患者采用切開復位內固定術治療：患者取仰臥位， 在X線監測下做小切口實施解剖復位治療。其中18例行小切口加壓空心針固定， 22例經皮穿針螺紋針固定， 8例行股方肌骨瓣移植固定。術后常規放置引流管及使用抗生素。術后2 d進行患肢功能鍛煉， 術后14 d可借助雙拐下地活動。術后進行隨訪， 比較兩組患者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臥床時間、術后并發癥及Harris關節評分。Harris關節評分標準[3]：優：91～100分；良：81～90分；可：71～80分；差：≤70分；優良率=（優+良）/總例數×100%。

1. 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9.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均數比較進行方差齊性檢驗， 若方差齊采用t檢驗， 方差不齊則采用U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 1 兩組間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住院時間及臥床時間比較 觀察組手術時間及術中出血量明顯高于對照組， 但術后臥床時間（15.9±2.8）d和并發癥（如壓瘡、肺部感染、深靜脈血栓形成、泌尿系感染以及再次手術等）發生率16.7%明顯小于對照組患者， 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2. 2 兩組患者Harris關節評分比較 觀察組患者Harris關節評分優良率93.8%明顯高于對照組64.6%，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93.8% VS 64.6%， χ2=8.454， P

3 討論

隨著社會老齡化進程的發展， 老年人股骨頸骨折的發生率日益升高， 與老年人器官功能退化有著密切的聯系。而且老年人常合并多種基礎疾病， 如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和慢性支氣管炎等慢性疾病， 使其承受打擊等能力大大降低， 也為手術治療帶來了極大的難度。股骨頸骨折后導致患者行走困難、局部疼痛， 嚴重時發生休克而死亡， 建議早期手術治療。切開復位內固定手術是治療股骨頸骨折的常用方法， 具有手術時間短、創傷小的優點， 對于合并多種基礎疾病的患者也可以實施， 尤其在基層醫院使用較多。而髖關節置換術是一種比較新型的手術方式， 隨著人工髖關節技術和材料迅速發展， 人工髖關節對機體的傷害大大減少[4]。研究顯示髖關節置換術后恢復快、臥床時間短， 大大減少了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 而且可以避免術后股骨頭壞死而需要再次手術的可能性[5]。作者比較了內固定手術和髖關節置換術的相關指標， 結果發現觀察組手術時間及術中出血量明顯高于對照組， 但術后臥床時間和并發癥發生率明顯小于對照組患者， 術后患者Harris關節評分優良率也明顯高于對照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再次證實了髖關節置換術相對于切開內固定在改善患者術后生活質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髖關節置換術雖然延長了手術時間， 但是其術后帶來的快速恢復使得術后并發癥大大減少， 而術后并發癥正是造成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再者， 在選擇人工假體時優先選擇骨水泥型， 術后及時指導患者進行肌肉關節的功能鍛煉， 保持正確姿勢， 有助于促進關節功能恢復。

綜上所述， 在治療老年股骨頸骨折時， 髖關節置換術與切開內固定術相比可以明顯縮短住院時間和術后臥床時間， 大大減少了術后并發癥的發生， 改善患者生活質量， 是一種較為理想的治療方法， 值得在基層醫院中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1] 劉百海， 劉艷麗.股骨頸骨折治療進展.醫藥前沿， 2011， 1（20）： 3.

[2] 張華武， 王棟， 趙磊.三種術式治療老年人股骨頸骨折療效對比觀察.山東醫藥， 2010， 50（14）：48-49.

[3] 高立， 彤軍強， 張力.全髖關節置換術與半髖關節置換術治療高齡股骨頸骨折的療效觀察.中國醫藥指南， 2013， 11（16）：456-457.

[4] 汪亞力.全髖關節置換術應用于老年股骨頸骨折的療效觀察. 當代醫學， 2014， 20（16）：43-44.

篇6

關鍵詞：缺血性股骨頭壞 治療 護理

【中圖分類號】R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602（2015）03-0178-01

一、癥狀

疼痛是最常見的早期癥狀，50%急性發作，特征是髖部不適，位置不確定，可發生于X射線片陽性發現之前或后，可能與骨內壓增高、組織缺血或微骨折有關。最終關節面塌陷，致使疼痛進一步加劇，下肢活動尤其是內旋受限。有些患者出現間隙性跛行，癥狀類似慢性周圍血管病性跛行，休息時癥狀減輕，活動及負重時加重。臨床上對下列患者要特別警惕：①原因不明的局部疼痛，尤其是髖痛，偶有跛行；②有明顯誘因，如長期或短期大量應用類固醇激素，長期大量飲酒，膠原病（系統性紅斑狼瘡、類風濕病等），鐮狀細胞貧血，高雪瘤，減壓病，以及有前述病因中所提及的各種誘發骨壞死的病史。

二、診斷

本病應與早期股骨頭轉移癌、骨肉瘤、骨斑點癥、股骨頭骨骺滑脫或股骨頭骨骺壞死合并嚴重關節退行性改變鑒別。

三、治療

1.手術治療

1.1保留股骨頭的治療

1.1.1植骨術：因植骨前需先鉆孔，故又稱鉆孔減壓植骨術。其作用機制是：a.鉆孔減壓；b.植骨提供機械支撐；c.帶肌蒂骨移植增加股骨頭的血供，手術方法眾多，包括松質骨移植、皮質骨移植、帶肌蒂骨移植、血管吻合骨移植及同種異體骨軟骨移植。早期，常采用中央減壓，皮質骨植入的方法治療股骨頭壞死。

1.1.2鉆孔減壓：主要用于早期無關節面塌陷的病人，是治療股骨頭壞死最簡單的手術方法。作用機制是降低骨內壓，促進靜脈回流。解除滋養血管痙攣，使新生血管能順骨孔長入缺血區。有些文獻報道臨床有效率可達90%，但多數學者未能得出這樣理想的治療效果。

1.2.3截骨術：通過改變股骨頭與股骨干間的對應位置關系可以達到：a.增加股骨頭的負重面積；b.減少股骨頭所受壓力；c.將股骨頭壞死病灶移出負重區，減少局部承受的應力。另外，截骨術本身使髓腔開放，可降低骨內壓，改善股骨頭血循環。截骨方法眾多，如屈曲位截骨、伸展位截骨以及外展、內收及旋轉位截骨等，其效果相差較大。

1.2關節成形術：髖關節成形術包括金屬杯關節成形術、關節表面置換術、股骨頭置換術及全髖關節置換術。

1.2.1股骨頭置換術：人工股骨頭取代壞死股骨頭，保存了尚屬正常的髖臼，即使手術失敗，再修正也較全髖關節置換術簡單，在其理論上的優點，曾作為治療進展性股骨頭壞死的經典性手術。但由于股骨頭壞死好發于20～50歲病人，這些病人活動量大，壽命長，早期股骨頭假體存在設計上的某些缺陷，因此術后假體容易松動，并加重髖臼的磨損，失敗率較高，遠期效果不理想。

1.2.2金屬杯關節成形術及關節表面置換術：前者適用于股骨頭壞死Ⅲ期，后者主要適用于股骨頭壞死Ⅲ、Ⅳ期，尤其是年輕、活動量及體重大，有可能再次關節修正術的病人。隨著全髖關節置換術的出現，這種方法近乎淘汰。

2.非手術治療

2.1電刺激：電刺激有成骨作用，能促進骨折愈合，其機制可能與骨具有壓電效應及電刺激能模擬生物信號有關。普遍認為，電刺激可作為缺血性壞死的獨立治療方法，也可作為手術輔助治療。

2.1限制負重：嚴格限制負重或不負重可使缺血骨組織恢復血供并免受壓力作用，以控制病情發展，預防塌陷，促使缺血壞死的股骨頭自行愈合。主要適用于不宜手術治療的病人，如老年、一般情況差、缺血性壞死進展期及預后不良的病人。可先依靠手杖、腋杖等支具限制患肢負荷，直至臨床有關節置換指征為止。

2.3皮牽引：牽引時應使患肢處于外展內旋位。這樣既可緩解周圍軟組織的痙攣，又能增加髖臼對股骨頭的包容量，使壓力平均分布，避免應力集中而致股骨頭壞死加重或塌陷變形。牽引重量宜適中，因人而異，對一般成人掌握在4kg。每天牽引1次，持續3～4h。

四、病理病因

1.非創傷性因素 非創傷性骨壞死的因果關系比較難確定，此類病人通常有發生骨壞死的危險因素，最常見的表現為骨壞死及軟骨下骨折。但是，對于某些個別危險因素來說，只有少部分病人會發生癥狀性骨壞死。對一些公認的危險因素，由于不能制作出相應的非創傷性骨壞死動物模型，這使我們難以完整認識股骨頭壞死的基本生物學過程。依據不同危險因素，損傷的機制可能為血管內凝血、血栓栓塞、血管壁損傷或血管受壓。對某個病人來說，病灶的大小和部位很有可能表明，此處股骨頭的血供比較獨特，并且是血供最容易受到損害的交界部分。股骨頭的外上部分是最常受累的部位。不存在已知的危險因素或者無創傷病史的股骨頭壞死通常稱為特發性股骨頭壞死。

2.創傷性因素 股骨近端主要接受3組動脈的血液供應：①股骨頸基底關節囊外動脈環；②來自關節囊外動脈環的頸升支；③股骨頭圓韌帶動脈。關節囊外動脈環是由后方的旋股內側動脈的一個分支與前方旋股外側動脈的分支組成，臀下動脈也有小分支參與。頸升支在轉子間線和股骨頸后方由動脈環發出后，在關節囊內上行，到達并穿透骨骺關節軟骨邊緣處。在走行過程中，還發出分支穿透股骨頸至干骺端。在關節軟骨邊緣處，頸升支形成一個滑膜下關節囊內動脈環，由于解剖上的變異，后者可以連續或不連續。

五、預防護理

1.個體預防

股骨頭無菌壞死Ⅰ期常用骨骺鉆孔術，以減壓促進壞死骨骺重建；Ⅱ期、Ⅲ期常用滑膜大部切除或全切除加股骨頭鉆孔或同時植入血管等法，近年來也有用胎兒軟骨植入修復股骨頭無菌壞死取得較好療效的報道。股骨頭骨骺全部受累合并半脫位者可行Salter骨盆截骨術，有時行骨盆截骨同時加用粗隆下旋轉截骨，術后用髖“人”字石膏固定2～3個月，使股骨頭得到較好覆蓋。

篇7

【關鍵詞】股價指數 股價 背離 股權分置 方案

一般而言，股市被看成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這一原理最初來源于查理斯?H?道，他認為，由自由競爭市場決定的股票價格，代表了每一個對該股票感興趣的人士的綜合信息及評價。因此，由這些極具代表性的公司股票構成的綜合指數是能夠代表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走勢，同樣也應當真實反映公司股價。但是事與愿違，經研究發現，我國的股價指數與股價嚴重背離。這個結論可以從我國近十年的股市發展得出，從所收集到的資料來看：1995-2004年的上證A股指數與上證A股平均股價每年年終收盤數的對比如表1所示。

一、在制度方面解決兩者背離的方案

1、指數計算規則方面必須完善

新股上市當天不應計入股指，因為目前新股不斷的增量上市，市場擴容的速度太快，對股市的影響較大。從歷史走勢可以看出，每只新股上市都會引發股指巨幅波動，從中國聯通到長江電力的上市，都說明了這一點。所以，要消除新股上市對股指波動的影響，必須改變指數的計算規則，新股上市當日不計入股指，在上市一周之后再計入股指，因為現在新股發行量越來越大，而且上市當日股價沒有漲跌幅限制，使得當天股指的波動受這只股票價格波動的影響較大，而且這種上漲的趨勢會持續幾天，大約一個星期左右。所以，如果是上市一周之后再計入股指，這時股票價格會相對穩定，漲跌情形已基本到位，對大盤影響也就不會太大。

2、政府對股指的影響要保持一定的度

（1）盡量減少政策對股指的直接影響，尤其是不能有意用政策讓股指摻水。“政策市”是指政府部門運用政策機制直接影響股市走勢所形成的股市運行格局。政策也的確是影響股市走勢的一個重要因素。政策的影響大多也只是間接的，雖有相當多的政策是直接針對股市的，但這種政策與我國的不能混為一談。在發達國家中，政策對股市的影響是極為有限的，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在中國則不同，政府運用政策影響股市是經常的、連續不斷的，表現為一種常態現象。所以，兩者之間的意義大相徑庭。

（2）股市擴容速度要減緩，尤其是大盤新股的上市。新股上市無可厚非，但必須是真正經得住市場考驗的、業績真正優良的公司，而不是經過層層包裝的劣質公司，而且明知是劣質公司，還睜只眼閉只眼允許其上市，而且是越上越多，這就是政府的失職了。這樣能不擾亂股市嗎？正如前面第一章中所提到的：中國的A股發行速度是世界證券史100多年來從未有過的，香港的二板市場一年才發行20多只新股。難道我國真有那么多優質企業嗎？如果真是優質企業，上市也無可厚非，但事實并非如此。縱觀我國的這些上市公司，有多少是真正經得住市場考驗的優質公司，而且即使是優質公司，在這四處充斥著“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上，也是“一年績優，二年績差，三年ST”。所以，市場的不斷擴容最終引發了跳水，上證A指從2004年3月的1800多點下降到2004年8月的1300多點，在短短的不到半年的時間，就下跌了500多點。復旦大學教授謝百三認為，應該“立即停發新股救市”。

3、解決股權分置

股權分置問題的解決有利于完善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治理結構，有利于推進我國股市的市場化進程。解決股權分置的關鍵在于價格，要建立利益協調機制，包括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宏觀層次的利益協調是不同部門利益集團之間需要有效的協調方式，微觀層次的利益協調則是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間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這種協調機制最主要的還是在于微觀方面，而且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只要涉及到國有股減持，都會引發股市的大動蕩。再如2000年8月下旬，市場盛傳國有股減持的方案將在10月下旬亮相，上證指數從8月22日的2196點下探到9月25日的1990點，下跌9.38%。2001年2月底，由于市場上盛傳減持將以凈資產為定價依據，市場爆發了年初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上漲行情，上證指數從1990點一路攀升，創歷史新高。而2001年6月12日正式減持辦法，減持價格嚴重損害了中小股東的利益：高價減持。就在消息入市的第二天即2001年6月13日，上證指數見頂2337.92點，隨即以急跌方式展開了自1994年以來的最大規模的回調，創造了著名的“6.13”行情。至此，市場一直處于低迷狀態，政府最終于2002年6月23日停止了國有股減持，市場行情開始有所回升，但是這已經嚴重傷害了廣大的投資者。國有股的減持流通應該在每股凈資產基礎上按市場原則來確定減持和流通價格。一方面，國有股的凈資產已經體現了國有股東的權益，也體現了其保值增殖的能力；另一方面，按凈資產價格減持和流通，流通股股東也能接受。減持應以市場穩定為前提，不能不考慮市場的承受能力，所以減持應在這兩者一致的基礎上進行。

二、對股價指數編制方法進行修正

股價指數是用來反映股票價格變動的指標，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但目前的現狀是：股價指數與股價背離現象日益嚴重，甚至在不斷擴大，使股價指數的基本功能開始喪失，而且，現有的股價指數并不能反映現實的流通市場，所以修正股價指數的編制方法，使之能真實反映流通市場的股價波動情況、指導投資和穩定股市、以配合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使資本市場真正發揮“晴雨表”的作用。同時也為機構投資者、中小散戶、外資并購提供指導，形成多元化的資本市場體系。

修正股價指數編制方法的設想：由于目前上海股價指數不能真實反映股市的波動情況，股價指數中非流通股的存在，造成個股對股指的影響較大；同時，一些成分股的樣本數量不足，難以反映股價波動的全貌以及易于操控等弊端。所以在編制股價指數的時候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鑒于此，在編制股價指數的時候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應盡量減少人為因素，提高指數的操縱成本，這是指數發揮作用的前提。提高其成本的有效途徑就是全面反映流通市值的變化，以流通股占總流通量的比例為權數進行計算，這樣一來，流通量越小，對指數的作用也就越小，而流通量越大，對指數的作用越大，也越難以操縱。所以，編制股價指數的基本思路如下：以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占總流通股的比例為權數；其次，既然是上證A股指數，其樣本就應包括所有當天有交易的上市A股，使之更具廣泛性；基期的選擇應具有可比性，以2002年12月31日為指數基期，這一天的上證A股指數為1419.12點，以此為基期是因為在這一年6月24日國有股減持停止，經過半年多的調整，大勢也基本穩定了，而且B股也對內開放了一年多，對股指的影響已基本到位。基期指數定為1000點，是為了突出股價指數對股價波動的敏感性及直觀性，同時也便于與原上證A股指數進行比較。

上證A股股價指數的計算公式基本設計如下：

從表2數據可以看出，2003年12月31日和2004年6月30日這兩天修正后的股價指數與股價的背離明顯縮小。修正后的上證A股指數與股價的比值很接近，相差不到3個點；而修正前，這兩天的股價指數與股價的比值相差7點多，差距是修正后的兩倍。由于收集到的資料的有限性，不能進行更深層次的驗證，但筆者相信，隨著股市的不斷完善，按這一公式計算得出的股指會越來越接近現實流通市場的變化，而且可以杜絕非流通股的影響。

當新股上市或是股票停牌等情況時，就必須作相應的調整。新股上市時，為避免股價波動太大對股指造成的影響，在上市一周之后計入股指；當某一股票停牌時，取其最后成交價計算指數，直至復牌。

綜觀我國股市的現狀，應把指數的客觀公正性和可投資性放在首位，可以適當的犧牲理論的完整性來遵循市場規律，客觀地反映市場變化的情況。

【參考文獻】

[1] 徐國祥：證券投資分析[M].上海三聯書店，1997.

[2] 邢天才：中外資本市場比較研究[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3] 吳曉求：股權流動性分裂的危害――中國資本市場為什么必須進行全流通變革[J].財貿經濟，2004（5）.

[4] 董輔：在爭論中發展的中國證券市場和期貨市場[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5] 熊海斌：股東行為與股東產權[M].中國城市出版社，2001.

篇8

關鍵詞：橈骨遠端骨折；AO分型；保守治療；手術治療橈骨遠端骨折為臨床上常見的骨折，其發病率約占急診骨折患者的17%，其中關節內骨折占橈骨遠端骨折的25%[1]。現代社會因隨著受傷暴力的升級，橈骨遠端骨折發生年齡逐漸年輕化；骨折粉碎嚴重。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57例患者,年齡25歲~65歲，平均年齡47.5歲；按AO分型分成三組A型35例，B型51例，C型71例；A型均石膏固定保守治療；B型手術18例，非手術33例；C型手術30例，非手術41例。

1.2納入隨訪標準閉合性橈骨遠端骨折；年齡不大于65歲；排除骨質疏松性骨折；排除開放性骨折；得到完整隨訪、專科治療及指導功能鍛煉患者。

1.3方法A型35例為A組；B型非手術33例為B1組，B型手術18例為B2組；C型非手術41例為C1組，C型手術30例為C2組；B1+C1組合并為D組。

1.4療效評定及數據處理對所有患者均采用Dienst功能評估標準進行功能評定，同時讓患者自己評價患肢功能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程度及對治療效果的滿意程度。采用SPSS(version14.0)統計學軟件包，資料進行x2檢驗。

2結果

2.1 統計結果見表1。

2.2x2檢驗①保守治療A組Dienst功能評估優良率及對日常生活造成影響比率及患者的滿意率顯著高于D組（P

3討論

3.1 AO分型與橈骨遠端骨折傳統橈骨遠端骨折分類如colles骨折，barton骨折，smisth骨折僅對骨折移位方向做了描述，而關節面的累及程度是決定橈骨遠端骨折治療方案選擇的關鍵因素[2]。AO分型很好了描述的骨折粉碎情況與關節面的關系，可對骨折做出全面的評估及指導治療；但不能否認，AO分型未涉及骨折的移位程度，如C3粉碎性骨折，無明顯移位，管型石膏原位固定既是最佳治療方案。

3.2石膏固定保守治療本組患者偏年輕化，無明顯骨質疏松，局部血腫浸潤麻醉可協助獲得良好的復位效果；筆者發現B1型矢狀面骨折復位較困難，掌曲背伸均不能控制骨塊的旋轉復位，如年輕患者，可行閉合復位或者有限切開螺釘內固定。保守治療過程中需注意定期復位，功能位石膏的更換，防止關節僵硬。

3.3手術治療橈骨遠端骨折手術方法應靈活多變，不能局限于鋼板螺釘內固定，應選擇減少創傷，簡便而牢靠內固定，如空心釘，閉合復位克氏針，外固定支架均可減輕局部軟組織及肌腱損傷[3]。本研究中B1，B2組中對日常生活造成影響比率及患者的滿意率無明顯差別的原因分析：患者對骨折后患肢功能恢復的期望值較高，但在花費昂貴手術費用后并不能達到預期值，而使治療的滿意度下降。

總之，由于骨折類型千變萬化，任何一種骨折分型只能指導治療，不能決定治療，C型骨折應盡可能解剖復位牢靠固定，早期功能鍛煉，盡早恢復勞動力[4]。A型骨折復位石膏固定的療效可靠，B型骨折可試行復位，復位不滿意可選擇手術治療，可適當參照患者的主觀愿望。

參考文獻：

[1]徐林，蔡錦芳.橈骨遠端關節內骨折的研究進展[J].中國矯形外科雜志,2004,12(18):1416-1417.

[2]耿立杰，橈骨遠端關節內骨折的手術治療[J].中國矯形外科雜志, 2007,15（22）.

篇9

【關鍵詞】脛骨下端；Pilon；骨折；治療；分型；內固定；外固定

脛骨下端Pilon骨折是骨科常見病，其治療方法有很多，療效各有優劣，尚未有統一的意見[1]。我院2008年12月至2010年2月治療48例脛骨下端骨折患者，療效滿意，現將治療方法和療效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本組患者48例，其中男29例，女13例，年齡17-52歲，平均年齡（38.1±10.5）歲。左側脛骨下端骨折26例，右側21例，雙側1例。致傷原因：交通事故傷27例，高空墜落傷12例，外界暴力所致7例，其它2例。合并左上肢骨折2例，跟骨骨折1例，腓骨骨折1例，伴關節脫位8例。根據Ruedi-Allgowen分型，I型骨折28例，Ⅱ型骨折17例，Ⅲ型骨折3例。

1.2治療方法患者入院后行X線片檢查，對全身狀況進行評估，及時處理皮膚和軟組織損傷。根據骨折類型和患者全身狀況選擇固定方法。I型骨折：用克氏針內固定5例，螺絲釘內固定15例，并加石膏外固定；單純石膏外固定3例，5例患者行跟骨牽引配合石膏托固定。Ⅱ型骨折10例采用“L”型鋼板內固定，7例采用“T”型鋼板內固定。Ⅲ型骨折：“L”型鋼板內固定2例，外固定支架1例。手術患者在術后行負壓引流，以防肌肉粘連。要求患者抬高患肢，減輕下肢水腫。鼓勵患者早期進行踝關節背伸或跖屈鍛煉。出院后隨訪1年，檢查踝關節腫脹情況，關節伸屈度。

1.3療效判定標準隨后1年后評價患者治療效果，療效評定采用優、良、可、差4級標準。優：X線檢查骨折處愈合，肌力恢復正常，踝關節恢復正常運動功能的90%以上。良：骨折愈合，行走步態稍受影響，但不影響正常行走，踝關節運動功能恢復80%。可：骨折基本愈合，步態明顯異常，影響正常行走，踝關節運動功能恢復50%-80%。差：骨折未完全愈合，無法正常行走，內踝和（或）外踝出現畸形，踝關節活動范圍有限。

1.4統計處理方法采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x±s）表示，計數資料采用率表示。

2 結果

本組48例脛骨下端骨折患者中，優33例，良12例，可2例，差1例，優良率為93.8%。患者骨折愈合時間6-9周，平均時間8周。未有患者發生骨折移位，單純石膏固定患者有1例轉內固定治療。1例Ⅲ型骨折患者治療后關節活動受限，無法正常行走，療效為“差”。

3 討論

脛骨下端骨折的原因多為高能量的暴力所致，如車禍、高空墜落、打擊傷等，Pilon骨折是脛骨遠端骨折損傷關節面的一類骨折，隨著工礦事故頻發、城市車輛增多、城市建筑大量增加，脛骨下端Pilon骨折患者人數逐年增加[2]。由于骨折面多為粉碎狀，容易造成關節面不平整，不利于非手術石膏托或夾板固定治療。脛骨下端骨折的治療方法包括手術治療和非手術治療，這包括單純石膏外固定，外固定支架固定，小切口復位克氏針、螺絲釘內固定加石膏托固定，“T”型鋼板內固定，“L”型鋼板內固定，解剖型鋼板內固定等。

脛骨下端骨折的固定方法及效果與受損嚴重程度、軟組織情況、碎塊大小、關節面受損程度等因素相關，手術時機的選擇也決定了治療效果。I型骨折無明顯移位，因此可采用單純石膏托固定，也可采用克氏針內固定或螺絲釘內固定。非手術治療效果雖然無創，但療效往往不能讓人滿意，較難達到解剖復位。本研究結果顯示I型骨折治療效果均較好，這與I型骨折患者受損較輕，外固定時間較短，能夠早期進行功能鍛煉有關。牽引術配合石膏托固定是治療脛骨下端骨折的有效方法，具有簡便無創的優點，有利于患者接受。首先進行跟骨牽引，拉伸下肢，避免長期臥床所致的下肢萎縮，或造成骨折移位和關節畸形。然后采用石膏托或夾板固定，可以達到較好的治療效果。本組5例患者因骨折塊較小較多，無法進行內固定治療。遂采用跟骨牽引1周，夾板固定7周，并予以骨折挫傷膠囊口服治療，肌注維生素B12+維丁膠性鈣治療，在術后7-8周形成骨痂，10-11周取夾板，扶拐下地。隨訪1年，5例患者均恢復良好，未出現關節畸形或肢體短縮。

Ⅱ型骨折患者已有明顯移位，但關節面尚好，因此我們選用“L”型或“T”型鋼板內固定，固定效果更穩定，隨訪結果為優9例，良8例。Ⅲ型骨折由于脛骨關節面嚴重破損，并且常伴有軟組織損傷。我們分析患者粉碎骨折塊的大小和數目，對軟組織損傷較輕的Ⅲ型骨折患者我們進行解剖型鋼板內固定，使鋼板與骨骼解剖位置相適應，在運動時有較好的穩定性，可以進行早期功能鍛煉，有利于骨折愈合。有1例Ⅲ型骨折患者治療后關節活動受限，結合治療經驗，認為和術后缺乏功能鍛煉有關。因此建議手術治療時應在解剖復位，重建關節面的基礎上，選擇恰當的內固定方法，并建議患者加強早期功能鍛煉。脛骨下端骨折后由于有腓骨的輔助支撐，患者骨關節一般較為穩定，夾板固定時間4-6周即可。但合并有腓骨骨折的患者則要求首先復位固定腓骨，以使腓骨能夠具有輔助支撐的作用，并保持肢體對線，避免肢體短縮，便于脛骨關節面的復位。另外，本組患者治療后隨訪1年，存在隨訪時間較短的問題，提示應繼續隨訪，觀察遠期療效。

總之，脛骨下端骨折患者在復位固定后，早期進行功能鍛煉，以縮短骨折愈合時間，保證關節活動度，促進治療效果。

參考文獻

篇10

[關鍵詞] 股骨近端防旋髓內釘；動力髖螺釘；股骨轉子間骨折；骨折愈合

[中圖分類號] R683.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2）08（c）-0050-03

Clinical research of proximal femur anti-spin intramedullary nail and dynamic hip screw in treatment of femoral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WU Jianguo TAN Shengfu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Yishui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Yishui 2764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proximal femoral intramedullary nail anti- rotation (PFNA) and dynamic hip nail (DHS) in the treatment of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selection of appropriate treatment options. Methods The data of 60 cases of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patients was selected and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30 cases of study group were given proximal femoral intramedullary nail (PFNA) treatment, 30 cases of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dynamic hip screw (DHS) treatment；the operative time, blood loss, incision length, fracture healing time, and effect evaluated by Sadowski standard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operative time of study group was shorter, incision was smaller, blood loss was less, fracture healing time was short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or P < 0.01);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90%, and it was 68% in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mplication rate of study group was 6%,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20%,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PFNA in treatment of femoral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is good, with small incision, less complications, quickly fracture healing, so it is worth promo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