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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蘇軾；思鄉懷人；登高詞

一、懷戀愛人

在懷人的范疇中，愛情是最常被詞人吟詠的主題。盡管蘇軾詞被人提及最多的便是其豪邁雄壯的風格，與表達愛情之詞的柔婉纏綿截然不同，然而經過對蘇軾詞作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他的登高詞創作中，男女間柔婉的思戀之情同樣是他表達的主要內容之一。在其這一類登高懷人的作品中既有思婦懷人，又有游子思婦。

蘇軾的思戀類登高詞有《沁園春》、《蝶戀花?春事闌珊芳草歇》、《如夢令?題淮山樓》和《一斛珠》等。其中，《沁園春》一詞，呈現出與其主體風格明顯的不同之處：此詞的創作風格柔情婉轉，與柳永的作風非常相近，是蘇軾詞中少見的婉約類作品。《沁園春》突出的特點便是，以鋪敘的手法來訴說相思。上片中所寫的全是主人公單方的相思情況。而到了下片作者將描寫的角度和方位進行變換，既寫主人公，又寫所思之人，將男女雙方的感情進行合寫，空間的間隔也阻止不了他們間共有的相思情懷，使思情更濃。而“凝眸。悔上層樓。謾惹起、新愁壓舊愁”則承上啟下，將新愁與舊愁交織在了一起。“悔上層樓”是蘇軾的登高詞中少見的對登高行為的否定，表現出了詞人當時內心情感的糾葛紛結。詞人的將相思之情具體表現在了登樓望遠的行動中，其目的是借此得到悲情傷感的宣泄或補償，但事與愿違，登高望遠中反而使詞人產生更強烈的思情，因此不禁發出了這樣的喟嘆。此詞中雖反復地說“相思”，卻并沒讓人覺得單調乏味。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藝術效果，是因為作者在善于鋪敘的同時加入了自己真切的體驗。這首詞，婉轉言情，在東坡詞中可以說是別具一格。

《一斛珠》一詞中，我們在詞作的開頭并不能看出其登高的情狀，直到句末的“目斷西樓燕”一句的交代，才讓我們明白此詞是蘇軾身居高樓之上而發出的相思之情。上片中通過“垂楊”、“紅樓”、“小池”等景物的描寫將其遙思傳達給了讀者。而下片中“關山有限情無限”一句將詞人的深重思情直接地抒寫出來，“為說相思，目斷西樓燕”則明確地表達了此次登樓的目的，那就是在登高遠望的過程中來傳遞詞人的相思之情。詞作將蘇軾對愛人一往情深的思戀注入了字里行間，令人讀來回味無窮。而全詞情景交融的布局，構成了一種回環美。

而《如夢令?題淮山樓》一詞，表面上看來短小精干，卻能將詞人的相思之情表現地淋漓盡致。“舉手揖吳云”描繪出了詞人所居之處的高遠，“人與暮天俱遠”則點明了所思之人與詞人距離之遙遠，“魂斷。魂斷”表明了詞人的思念之深，以至于連魂都被這思念帶走了。而與這“魂斷”形成強烈對照的“后夜松江月滿”更增添了詞人月圓人不圓的悵恨，使這份相思之情更加苦寂。我們知道，北宋前期的登望情結，多由男女間的別情離思主導。蘇軾的登高詞中雖然也表現了這種男女間的別情離思，但在他的詞作中卻摒除了表面上為別離之狀而故寫離情別緒的低層趣味，而是表達了自身內心的真切感受，使他的登高思戀之詞中流瀉出真實而深刻的情調。

二、思念摯友

男女之間的別離，使人生具有了心酸與傷感，而友朋之間的別離，也會令人感到惆悵。于是屬于友朋之間的思念之情，也在蘇軾的登高詞中醞釀。蘇軾的登高詞中，表現思念友朋的詞作也占到了一定的比例。

《西江月?重九》一詞表達的是蘇軾于重九日在棲霞樓登高之際對友人徐君猷的懷念之情。點點樓頭細雨。重重江外平湖。當年戲馬會東徐。今曰凄涼南浦。莫恨黃花未吐。且教紅粉相扶。酒闡不必看茱萸。撫養人間今古。蘇軾曾在其詞作《醉蓬萊?重九上君猷》一詞的詞序中這樣寫道：“余謫居黃，三見重九，每歲與太守徐君猷會于棲霞。”《西江月?重九》一詞的所作時間又逢重九，蘇軾依舊登上棲霞樓與賓客同歡共飲，登高賞菊，但此時被黃州人尊敬萬分、與自己親密無間、年年重九登高相會的“遺愛守”徐君猷卻已經離別黃州有四個多月的時間了。面對同樣的節令與場景，與自己共飲的友人中卻已缺少最相知、相契的那一位，心中難免會產生寂寞凄涼之感，而這種凄涼之感在詞人登高遠望的時空交契中變得更加濃烈。詞作的上片便通過重陽登高所見之景來營造這種感傷氛圍。詞作開頭兩句將近景與遠景作一結合，而接下來的三四句則將“當32年”與“現在”作對比，所渲染的卻都是詞人在友人離開之后的“凄涼”之感，這種渲染將詞人對友人的思念之情從側面表達了出來。詞作的下片則宕開一筆，不再糾結于分離的痛苦而是抒寫直面現實，走向曠達人生的超然。此詞名為懷念徐君猷，但蘇軾卻借懷念友人之際抒發出自己登高遠望而興發的人生感慨。

除了以上詞作外，蘇軾的《桃源憶故人》和《西江月?平山堂》二詞也都抒寫了對友朋的懷念之情。前者是詞人于登樓之際而作，后者于登山之時所寫，但這兩首詞卻同樣都采用了回憶與現實對舉、情與景相融的方法來表達自己對友人的深刻思念，同樣都在詞作中表達出了人生如夢的凄婉之感。

綜觀以上這些于登高望遠之際而思念友人的詞作，我們可以發現，盡管蘇軾的這類詞作中同樣也充斥著凄涼悲語，但其總體的格調卻是走向超邁，正如湯易水和周義敢在鑒賞《西江月?平山堂》時所說，作者寫此類詞“慣用濃墨粗筆，縱挑橫抹，以超邁的韻格，顯露出胸中浩懷逸氣。

三、羈旅思鄉

中國人歷來就有故土情結，離開故鄉的游子，在其登高遠眺時更容易產生對故鄉的懷念。而在蘇軾的登高詞中，之所以有如此濃郁的思鄉情結，也與其大半生游子的身份有關。蘇軾一生中屢遭貶謫，羈旅行役是其仕途生活中的常見狀態，當其處境艱辛、心靈受到嚴重打擊或遭遇重大挫折時，那種思鄉的情懷便更加難以遏制，而當其處于異地登高望遠之際所望見的景物不再是自己所熟悉的時，那一種累積郁結的濃厚鄉愁便會迸發而出，譜成一閨闕動人的詞作。有時蘇軾對思鄉之情的表達并不是通過發出沉痛的哀吟之聲，而只是默默地在高處站著，凝望遠方，寂然不語。

《滿江紅》中便描繪出詞人佇立于黃鶴樓頭遙思故園的景象：江漢西來，高樓下、葡萄深碧。猶自帶、岷峨雪浪，錦江春色。君是南山遺愛守，我是劍外思歸客。對此間、風物豈無情，殷勤說。借著言語吐露悲感，是發泄情緒的一種途徑，但是默默承受自己所獨有的思鄉情感，讓失落之感沉潛于內心之中，卻是精神上的回歸。登高望遠所引發的鄉愁是痛苦的，但卻又是蘇軾必須去承受的真實人生，因此，蘇軾在其登高望遠時所呈現的形象，并不憑借登高這一行為活動來逃避懷鄉羈旅的苦痛，而是將內心的對于故土的牽掛傾瀉出來，進而達到精神上的超脫之感。

如蘇軾的思鄉之作《望江南?超然臺作》便可以從字里行間看出作者的灑脫個性：春未老，風細柳斜斜。試上超然臺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煙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卻咨嗟。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詞的上片寫了登上超然臺遠望中看到的密州春景。一片盎然的春意籠罩著整座城池。下片抒寫了因為寒食節的到來而牽動的思鄉之情。作者酒醒后憶起家鄉，然而卻不得歸，于是只好在大好的春色中品茶、吟詩、賞酒，從而緩解心中的鄉情。在蘇軾的登高詞中，思人與懷鄉都是其在人生階段中與所想之人遠隔千里或自我遭遇困境時，借著創作來體現內心的情致，將雖難言盡而試著去表白的思念心理狀態呈現出來。這種人類共有的戀舊情感時常進入蘇軾的心靈思維之中，因此我們可以在蘇軾的登高詞作中拾取到他懷思的詠嘆。

【參考文獻】

[1]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M].中華書局，2007.

篇2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生態危機的凸現，人們對傳統林業經營思想和經營模式進行了反思，提出了生態林業概念，后又逐漸演化為可持續林業、現代林業。然而，到目前為止，現代林業這個概念，還未被人們真正認識和正確理解，業外人士往往錯誤將“現代林業”當作“現代化”林業。業內人士也有不少人將“現代林業”抽象化，使“現代林業”遠離社會，脫離實際，嚴重影響了中國現代林業的建設。

1.世界各國林業建設觀念的轉變

現代世界各國林業經營思想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具體的經營目標和重點上，雖然千差萬別，但總體思路和發展方向基本一致，都在不斷重視生態環境作用，兼顧生態與經濟的協調。其中比較有代表意義的有奧地利的“森林經營新模式”，其目的是實現不破壞生態平衡的環境保護與經營；瑞典的“立地特點林業”，認為“合理林業可與小規模自然保護和景觀并存”；德國的“正確林業”，采取“與健全的科學知識和經驗證明的實踐準則一致的經營方法，同時，保證林地的經濟與生態生產率，從而實現物質與非物質機能的永續”；加拿大的“模式森林計劃”，以森林生態經營思想為基本原則，大力倡導公眾參與，積極引入科學技術和生態技術，持證經營，充分實現森林多種價值；修正的熱帶“近自然森林經營”，要求從整體出發，經營森林生態系統，以保證生態系統的生產率與穩定性；日本的“森林•林業流域管理系統”，則從日本國情出發，把森林作為“綠色和水”的源泉，按照流域來進行經營管理［1］［2］。

林業不再只是一個經濟部門，而是環境建設的主體，是人類社會健康和諧發展的基礎產業——這已是大家的共識［3］［4］。

2.“現代林業”的定義

國內較早的現代林業定義是：現代林業即在現代科學認識基礎上，用現代技術裝備武裝和現代工藝方法生產以及用現代科學方法管理的，并可持續發展的林業［8］。后來，進一步發展，定義為：現代林業是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和手段，全社會廣泛參與保護和培育森林資源，高效發揮森林的多種功能和多重價值，以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生態、經濟和社會需求的林業［1］。

第一個概念一連使用了四個“現代”，關于“林業”之前，就其觀點的實質而言，不過是“現代化”“林業”的定義。后一個概念，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其實，這個定義的實質并未超越可持續林業的范圍。

林學自創立以來，各國對于林學、森林、林業的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了許多新的發展。林學經歷了傳統林學的各個階段（從“大木頭”林業到“永續利用”林業），向現代林學轉變。“現代林學”成了以森林生態系統的營建、經理為研究對象，以發揮森林生態系統的生態環境功能為核心，全面發揮森林生態系統的多種效益和多種功能為目的的學科。對森林的認識也由單株樹木、樹木群體到森林生態系統的轉變。由于人們對森林和林學認識的變化，是人們對林業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從“木頭”林業向“生態”林業轉變，從“伐木”行業轉變為以生態環境建設為中心，全面發揮森林生態系統的生態、經濟和社會功能作為林業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目標，從而實現林業的可持續發展。

基于上述轉變，以及當前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的日益突出，使人們又認識到，“社會”與“生態”是一個復雜的復合大系統，人類活動必須遵守其競爭、共生、自生三大原則，實行“資源共享、適時協同、按需生產、和諧共榮”［3］，實現“人地共榮”，社會——生態系統的競爭、共生和自生機制的完善結合，環境合理、經濟高效、社會文明、系統健康地發展［3］［4］。

因此，現代林業可以歸納表述為“和諧林業”：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和手段，研究并協調社會——生態系統中的社會關系和生態關系，實現社會高度文明，生物圈永久穩定和繁榮，人類共同幸福與進步［5］。

只有通過科學高效的手段，協調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使這些關系和諧協調，才能迅速克服日益突出的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顯然，這種定義克服了傳統的割裂“社會”與“生態”的觀點的弊端，強調了“關系”的重要性，突出了“關系協調與和諧”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6］［7］。3.“現代林業”的內涵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現代林業：①以森林生態系統為經營對象；②和諧地協調人與人（包括組織與組織、人與組織）、人與環境的關系（即：競爭、共生、自生）［3］［6］；③“人地共榮”為最高目標。

因此，現代林業的內涵可以理解為：以和諧發展理論為指導，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手段，全社會協調參與社會——生態系統的研究與管理，協調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和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榮［5］。

顯然，現代林業產業體系具有復雜系統所具有的網絡性、多區域性、開放性、動態性、耗散性、作用過程多樣性、多維數、非線性等特性，我們應該運用整體復雜性研究方法、3d方法（全社會共同參與系統診斷、參與方案設計、參與推廣與實施），對以現代林業進行研究，對人地系統進行模擬分析，尋求系統和諧發展的新途徑［3］［5］。

3.1經營對象

現代林業的經營對象是森林生態系統。森林生態系統是陸地最大生態系統，具有其他生態系統所具有的結構特征。當把森林生態系統作為經營對象時，必須尊重生態系統的自然規律，人類的經營活動不應超出其調節能力的閾值，以免造成生態失衡。就現代林業而言，就是要按照森林生態系統的演替規律，開展森林經營活動，通過各種措施，減少對于林地的養分耗損，增加林地養分補充，增加對系統的投入，建立新的高效的生態鏈，形成高級有序循環，促進林業系統向高級有序態進化［2］。

3.2經營目標

現代林業的經營目標是森林利用達到“零廢棄物”，實現“清潔生產”［3］。實現林業“清潔生產”，就是通過改進森林資源經營利用手段，達到削減和控制co2排放，加強廢棄物循環利用，少或不產生生產性垃圾和生活垃圾。通過對有限森林資源的節約、節制和循環使用，創造健康有序的森林資源使用機制，實現和諧發展的循環性社會：①開發可再生能源利用新技術，如生物發電、低公害車、自然能源等。②建立廢棄物回收、再生、利用循環系統，確保環境衛生安全。③加大木質系列材料開發利用力度，提高木質系列產品生產效益。④培育人與自然友好相處的森林文化和生活文化氛圍。

3.3經營原則

在目前礦物燃料日漸枯竭、人口壓力加大和環境不斷惡化的情況下，現代林業的經營原則應該堅持：①開發短輪伐期速生豐產林；②營造高產能源林，解決農村燃料短缺狀況，加快“綠色能源”替代礦物能源的步伐；③促進區域社會能源自給化、多元化，最終達到區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④有效利用荒山荒漠資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產力［9］。

3.4經營之路

除了堅強生態建設之外，就目前而言，我國的林業發展有必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①行業建設：加強林業能力建設，逐步把我國的林業建設成大生態產業，實現林業的和諧發展。

②加強林業意識建設：加強生態安全和生態關系知識宣傳教育，強化領導林業意識，提高全民林業觀念，倡導清潔生活方式和勤儉生活方式，合理分配資源，按需生產，實行清潔生產和節約生產［3］。

③加強林業行政能力建設：加強林業組織建設，提高林業行政能力；加強林業質量建設，提高林業工程質量；加強林業制度建設，完善林業法律法規體系和林業行政體制；加強林業工程同其他工程建設的聯系，使它們有機結合，實現整體與局部同步健康發展［5］［10］。

4.結束語

以上，只是筆者對“現代林業”思想內涵淺陋的思考。實際上，“現代林業”的思想內涵遠比上述內容還要深、廣。總之，就我國而言，我國的林業底子薄，又走了許多彎路，林業經營水平還很低，林業行政能力還比較差，還停留在計劃經濟的運轉模式和思維模式上，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林業的發展。因此，有必要通過對“現代林業”內涵的討論和思考，促進我國林業觀念的轉變，提高全民林業意識，尤其是領導林業意識，轉變林業行政運轉模式，促進我國的林業發展。

參考文獻：

［1］江澤慧，現代林業［m］，中國林業出版社，2000。

［2］張國慶，從林業系統的自組織探討生態林業設計［j］，華東森林經理，1990（3）。

［3］張國慶，論和諧發展與生態建設［j］，安徽農業，2003（學術刊）。

［4］張國慶，試論復合生態系統與按需育林［j］，安徽林業科技，2001（2）。

［5］張國慶，試論和諧林業［j］，安徽農業，2003（學術刊）。

［6］張國慶，行政管理學概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7］張國慶，現代公共政策導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8］張建國，現代林業論［m］，中國林業出版社，1995。

篇3

關鍵詞：思想政治工作;企業工會;思維導向

思想政治工作思維導向在企業政工管理中很重要。當前，很多企業員工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發生了新的變化，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沒有正確的思想政治工作思維方式和思維導向，就難以有較好的政工工作成效。科學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思維導向，直接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前瞻性、全局性和科學性。我們要正視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分析問題的實質，運用科學的思想政治工作思維導向，創新工作思路，解決企業思想政治工作領域的實際問題。

一、藉以正視思想政治工作思維導向的政工問題

在新的發展形勢下，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往往存在以下一些政工問題。一是，部分企業長期積累下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充分顯露出來，員工不可避免地產生一些思想困惑和心理壓力，思想領域的熱點、難點問題日益增多;二是，個別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減弱，思想政治工作得不到重視;三是，隨著市場化進一步深入，很多企業融入市場經濟的大循環中，市場經濟的趨利性更易滋生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造成部分人的期望值與現實生活較大落差，心理失衡，給員工思想帶來了消極影響，不利于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四是，企業在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時采用的一些工作經驗、方法和手段，與目前的新形勢已不適應，使思想政治工作沒有很好地落實到企業員工。

二、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思維導向的方法和路徑

思維導向的科學性和正確性是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取得突破和發展，保持生機和活力的主要手段。面對新形勢新情況，企業政工管理工作必須在內容、方式、意識等方面努力進行創新和改進，堅持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思維導向。

1.堅持“能力提升”的思維導向，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人才培養和素質提高的重要途徑之一。市場經濟激烈競爭的終極是人才競爭。全面提高員工整體素質，是關系到企業發展的一項全面性戰略性任務，是增強企業競爭力，促進企業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員工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始終堅持發展是第一要義，我們要加強和改進員工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努力提高員工的思想政治素質，引導他們弘揚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精神，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有效激發員工的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和主人翁精神;我們要堅持思想道德和職業道德教育，引導員工養成良好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大力提倡愛崗敬業、誠實守信、積極奉獻社會的職業風尚，形成團結互助、平等友愛、健康和諧的人際關系，不斷提升企業形象;我們要堅持把做好員工思想工作與幫助員工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既講道理又辦好事辦實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多做化解矛盾、理順情緒、協調關系、凝心聚力、調動積極因素的工作，千方百計幫助困難員工解決實際問題，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堅持“融入親和”的思維導向，發揮思想政治工作作用

“親和力”是一種極具“貼心服務”的工作思路，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要強化和技巧運用，以增強員工歸屬感。政工管理要正確處理好維護企業的整體利益與維護員工具體利益的關系，在服從服務好改革、發展和穩定大局前提下，在維護保障好企業提高經濟效益基礎上，切實維護好員工的根本利益。我們要堅持“親和”的思維導向，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和作用，在推進企業改革發展穩定，加強企業民主政治建設和思想政治建設，維護企業員工合法權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企業健康協調發展。

3.堅持“借力文化”的思維導向，增大思想政治工作效能

思想政治工作需借力企業的文化建設。，沒有優秀的企業文化作支撐，思想政治工作就難以充分發揮職能作用;沒有較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基礎，就難以打造一支高素質的員工隊伍。面對體制改革出現的新形勢、新任務的機遇與挑戰，企業可強化企業文化建設思路，堅持“借力文化”的思維導向，增大思想政治工作效能。一是，推進員工文化事業發展，以企業文化促思想政治工作。我們要根據企業發展戰略和奮斗目標，不斷培育、提煉企業文化理念、企業精神，塑造企業形象，增強企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開展員工文化建設，提高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我們要結合員工文化建設新課題，在廣泛深入基層調研的基礎上，提出本企業員工文化發展的長遠規劃，滿足企業員工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動和諧企業建設，陶冶員工情操，促進員工身心健康，不斷增強企業的凝聚和向心力。

4.堅持“內強素質”的思維導向，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質量

思想政治工作要面對新時期、新形勢和新問題，企業要實現新突破、新發展，就必須大練內功、外樹形象，切實加強企業自身建設，不斷提高政工管理水平。一是要努力提高政工干部整體素質，以適應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促進企業的不斷發展;二是提高政策法律素質，善于用法律和政策來維護、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三是提高思想道德素質，提高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提高文化藝術素質，以適應繁榮員工文化生活的需求;四是提高心理素質，隨著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要以開闊的胸懷、寬容的態度、全新的理念面對前進中的困難，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五是時刻把員工的需要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信號，充分發揮政工管理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團結和組織員工圍繞企業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多做貢獻。

5.堅持“正確輿論”的思維導向，確保思想政治工作主航線

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堅持正確的宣傳輿論導向，不斷加強企業宣傳工作，完善新聞宣傳工作機制。運用報刊、廣播電視、網絡、宣傳欄、圖書室等宣傳陣地，大力宣傳國家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宣傳企業的生產經營、創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活動、推進集體合同制度、勞動爭議調解、安全生產、困難員工幫扶工作的情況。企業要充分保證員工對企業的知情權，讓員工解企業、信賴企業、支持企業、依靠企業，激發員工的創造力，為企業發展和穩定做出貢獻。同時，要注重發掘、樹立和宣傳本單位員工隊伍中的先進典型和個人，大力宣傳工人先進典型，大力開展學習勞模精神、大力弘揚崇高品格的活動，用勞模精神和崇高品格引領員工、教育員工，使廣大員工增強使命感，勤奮學習、努力工作，銳意進取，無私奉獻，把自己培養成為企業認可、社會需要的高素質人才。從總體上說，要堅持“正確輿論”的思維導向，確保思想政治工作主航線。

三、結語

篇4

該書九大元理既獨成一個知識體系，合起來又能成為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體現了統分結合的原則。同時，該書對各元理的分析又非常透徹，深入淺出的分析介紹各大元理的產生、涵義、功能、研究方法等。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專著，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然而，通過深入研究，我認為該書在具有科學性與重要性的同時，在篇章結構、定義解釋、內容以及觀點與現實之間都存在著一些不足，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從結構上看，缺乏完整性

本書羅列了九大元理，而九大元理是怎樣來的，劃分的標準、依據又是什么，這些都沒有闡述，直接就把九大內容羅列出來，給人感覺非常突兀，內容缺乏完整性。我想，如果在九大元理之前增加一個總綱式的章節，對這幾大元理進行一個系統描述，如幾大元理的來源、劃分標準等。在本書結尾增加一個章節，把研究這些元理所要達到的目標進行歸結。這樣開頭有了，結尾也有了。能夠使本書結構更加完整，體系更加完善。

二、 在概念上，對重要概念缺乏科學解釋

本書研究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學“元理論”，那么何謂“元理”，它是否等于“原理”，如果不等于，它該如何解釋。是指最原始、最基礎的理論，還是另有其它的解釋。我記得高中政治教材里介紹過“二元君主制”，這兩個元是一個意思嗎？說實話，我們在看到這本書后，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學沒弄清楚該詞的意思。所以我認為：要讓讀者對本書感興趣，能夠更深刻的理解它，必須對這個概念進行認真解釋，并把它與“原理”進行區別和聯系。這樣才能讓讀者對本書做到準確把握，解除心中的疑惑。

三、 在現實中，存在理論與實踐相脫節

首先，本書所有內容都在講理論，幾乎沒有相關事例說明，形成了為理論而理論的狀況，如果能使用一些實例，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那本書的價值就會更高。比如，第一章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學化，從問題提出——概念辨析——學科性質與理論體系三方面進行分析研究，幾乎都是概念性、理論性的內容，缺乏事實論證。既然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學化問題，在現實生活中有沒有與之不相符的情況，如果有的話，表現在哪些方面，該如何解決。只有做好這些，才真正解釋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的問題。

其次，本書也存在理論與現實不相符的問題。理論要求較高，要求人們高標準、嚴要求，但現實生活中人們卻很難做到，甚至理論與現實剛好相反。比如，在理論中常要求人們清正廉潔，不要，但現實中卻有蔓延的趨勢，盡管黨和國家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仍難以有較大改變，導致人們對理論的不信任。當然這不僅是本書存在的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

以上兩方面都體現了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論研究中存在的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的問題。我想，如果本書適當增加點這些內容，那么本書的可讀性會更強。

四、 從內容看，有的表述不科學

首先，第三章思想政治教育價值論是思想政治教育學基本原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活動開展的內在依據，也因此成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元問題”。本章以“思想政治教育價值論”為題，試圖對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的內涵、本質、類型、特點和價值的主客體等問題進行探討，從價值論的視角對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發展中的元問題做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我認為：價值論不應該僅僅是研究者的自說自話，應該更加關注圍繞時代主題，圍繞人自身的發展和完善，提高其指導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真理性和價值性相統一的問題。

其次，第四章思想政治教育對象論中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分為焦點對象、主要對象、核心對象、邊緣對象等，并且對每一種教育對象的要求均不同。而我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圍應該是所有社會成員，上述幾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管是兒童、少年、青年、中年還是老年人，不分官職、職業、年齡等，都應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對象，都應該加強思想政治教育。

再次，在第七章思想政治教育環境論中，承認人的生存和發展以一定的環境為前提，人的思想品德也在一定的環境中形成和發展，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環境對人的思想政治品德起著決定性影響。提出了對思想政治教育環境展開歷史變遷專題研究的目的和意義，試圖通過歷史考察洞悉其發展變化的規律，為當代思想政治教育適應優化環境探索路徑和方法。我認為，只有將思想政治教育環境論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的首要問題，并給予最主要的重視，才能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學化。

篇5

思念的這一頭，是望著壁虎的男孩；思念的那一頭，是已經不在人世的外婆。

說來可笑，男孩特別怕壁虎，因為他聽說壁虎的尾巴會鉆進人的耳朵里，把人變成聾子。于是每到夏天，男孩總是緊張。萬分地盯著窗戶邊和墻壁拐角看，這時，外婆就會走過來輕聲安慰他，說壁虎并不可怕，大文豪魯迅先生還養過壁虎呢，先生把壁虎養在窗臺上，每天用飯米粒喂它。外婆還會講一些鬼故事，故事的開頭總有一些恐怖，但越往下聽M行就越好玩，Y面的妖魔鬼怪是那么的可郟踔劣行┤踔恰D瀉⒕馱讖@有趣的故事中安然的入睡了。

那么多夏天的夜晚，是外婆用她嘏腦Z和慈祥的笑，一cc地化解了男孩心中的恐幀

男孩uuL大了，不再害怕壁虎，不再害怕妖魔鬼怪，甚至不再害怕死亡。外婆去世好年rg了，但男孩X得她]有x去，只是Q了一N方式黻P圩約骸C慨想起自己童年r的小，想起外婆v的那些可鄣墓適攏瀉自一人l出牡奈⑿Α

篇6

一

何謂理性？

理性與反思、自我、邏輯、科學……等概念一樣，都是來自西方的舶來品。但西方各種哲學流派對理性有著不同的理解，如古希臘的斯多葛派認為理性是神的屬性與人的本性，將判斷力視為真理和道德的共同源泉；柏拉圖和斯賓諾莎的唯理論，從唯心和唯物的不同立場否定感覺經驗，把理性看成認識和知識的唯一源泉；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從機械唯物論的視角抹殺生命現象與物質運動的質的差異，主張將理性作為衡量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標準；康德試圖彌合客觀的理性和知性與主觀的道德和審美兩個世界的明顯鴻溝，提出一種先驗的道德宗教或道德哲學，將理性上升為融知性與感性為一的先天形式；黑格爾則從他的“絕對精神”世界觀出發，將理性僅僅視為具體的、辯證的思維方法……盡管上述種種觀點都出自鼎鼎大名的西方先哲；盡管他們對于哲學及理性的研究做出過巨大的貢獻；盡管他們的理性觀大抵也都是圍繞著人類和人性展開的，但我認為他們都具有兩個弱點：一是高高在上，脫離了廣大民眾；二是形而上學，脫離了現實生活。正如西班牙哲學家何·奧·加塞爾所說：“自笛卡爾以來的現代哲學是深深扎根于唯心主義之中的。這個哲學取向到了康德、黑格爾等人而達到極致；這種哲學跟生活是決然對立的，就像在生活的洪流中逆流而上。”（〔西〕何·奧·加塞爾《什么是哲學》，P88，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因此，無論他們的這些古典和近代的理性定義是什么，我都不感興趣。

二

真正將西方的哲學和理性回歸廣大民眾和現實生活的，是西方的現代哲學家（我們的傳統哲學從未超越生活，自然無需回歸），其中最深刻也最難懂的大約是海德格爾，最精辟又最通俗的則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理性定義就是自我。具體地說，就是：人人皆有本我，所謂本我，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滿足它們便是人生的根本動力。一個人，無論他生活在什么時代、什么文化或體制的社會，打著什么樣的階級或階層的烙印，具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其一生的思想和行為，歸根結底都離不開這一根本動力。用金岳霖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情求盡性。”

但人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千差萬別——有的好色、有的好食；有的好動、有的好靜；有的好權謀、有的好自由；有的好幻想、有的好實干……也就是說，秉性各異，人各有志。然而，人偏又是脫離了社會便無法生存的社會性動物，在共同的社會生活中，如果人人皆按照自己的秉性和志趣率性而為，社會生活便亂了套，社會也就不成其為社會。為了規范或制約各不相同的“性”或“志”，社會便約定俗成出種種“超我”，來作為人們先驗的或超驗的精神權威——諸如上帝、天道、宗教、民族、國家、黨派、倫理、道德、正義、良知、憲法、法律、公約、規則……等等，盡可能限制或制止那些妨礙他人或危害社會的“情求盡性”。也就是說，“情求盡性”必須以服從超我為前提。用金岳霖先生的話來說，就是“用求得體”。超我便是“用求得體”的那個“體”。

超我并非像那些西方古典或近代的哲學家所以為的或宣揚的那么絕對，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它都是相對的和具體的，即除了人類共有的超我——如不得毀滅人類、不得從事危害人類的活動、必須為子孫后代著想……等等外，不同的人群——大至國家、民族，小至團體、家庭，又會根據各自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現實需求，形成各自不同的具體的超我。例如，美國的女子可以在公共場合著比基尼，阿拉伯世界的女子則必須將全身裹嚴到只露出眼睛方能上街，而愛爾蘭西部海上的一個叫伊洛斯比格的島上的農村社會，母親“從來不也不會親吻或擁抱自己的孩子”，甚至將給孩子哺乳也視為“下流的行為”（〔美〕L·H·詹達，K·E·哈梅爾：《人類性文化史》，P125，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8）。但即使是美國，也并非從來就允許女子在公共場合著比基尼的，在不到一個世紀之前，他們的女子也不允許在公共場合中胳膊和大腿。而且，就是在今天，也不是每個家庭都允許子女在公眾場合下著比基尼的。換言之，超我是因文化、時代而異的。

這就意味著人人皆不得不在本我與超我或“性”與“體”的夾縫中生存，或者說，不得不在對立的兩間走鋼絲——若一味放縱本我，便會成為害群之馬，受到社會的制裁；若一味服從超我，便會異化為喪失正常人性的工具人。因此，人生便意味著隨時隨地用理性在兩間進行判斷和權衡。那么，理性也就是自我，亦即“用求得體”。

金岳霖先生的“情求盡性，用求得體”（金岳霖：《論道》，P205，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八個字便概括了全部人生哲理。大抵也概括了理性的基本功能。

說穿了，理者，利也。理性者，用求得體也。

三

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之所以會形成機械的唯物主義的理性觀，無非是基于當時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理學和醫學的突破性成果。他們的理性觀之所以具有鮮明的無神論色彩，強調自愛和利己的原則，無非是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愿望。而與之毗鄰的德國，由于資產階級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思想方面都比較落后，所以，作為德國資產階級代言人的康德，其理性哲學便充滿先驗論、二元論和不可知論的復雜矛盾，他反對機械唯物主義的理性觀和理性的宗教，卻又將理性上升到先驗的、不可知的高度，并以這種形而上學的超驗理性為基礎，試圖以唯心的道德宗教來取代世俗的理性宗教。同一時代的兩個相鄰的西方國家，理性觀就如此不同。

從西方文明的源頭克里特島上的米諾斯文明、希臘半島上的麥錫尼文明和古希臘文明，直到現今的整個西方文明世界，理性始終是個因文化而異，隨時代而變動不居的概念。例如，西方文明早期的地中海文明時期，由于人口與資源矛盾的激化，對外貿易、掠奪和殖民，便成為全民生命攸關的最大的理性，因而，商人和強盜這兩種職業就都成為極受人尊重的職業，而且沒有什么區別。于是，史詩《奧德賽》中寫道，國王涅斯托客氣地問忒勒瑪科斯：“你是商人還是強盜？”現在你還能向一位西方商人問同樣的問題嗎？

可見，根本不存在什么“絕對的”、“進入了內在性的高度”的“純粹的理性世界”。一切理性都是相對的、具體的、隨時代的變遷而變動不居的。歸根結底，不過是應對不同的歷史和地理環境的用求得體罷了。

四

但西方的文化畢竟還是大同小異，所以理性觀的不同大體還屬于相輔相成的范疇。而中國的文化則是與西方全然不同的異質文化，其理性觀自然也與西方截然不同。

西方文化本質上是建立在商品經濟和個體私有制基礎上的個體本位文化，為了規范和制約個體間的矛盾沖突，便形成法律、民主、宗教、國家等超我形式，來作為社會共同權威。西方的理性，無論怎樣地變異，歸根結底，無非也就是對于這些超我的自覺服從。中國文化本質上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和群體共有制基礎上的倫理本位文化。由于直到近代之前，中國基本上不存在個體私有制，任何個體的情求盡性，都只能在滿足或基本滿足了他所屬的那個群體的共有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而中國的群體，無論是血緣群體還是擬血緣群體，都是按照先生所謂的“差序格局”相互糾纏在一起的，用梁漱溟先生的話來說，就是：“與其為共的，視其倫理關系的親疏厚薄為準，愈親厚，愈要共，以次遞減。同時亦要看這財產的大小，財產愈大，將愈為多數人之所共。”（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P81,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也就是說，中國人的公與私缺乏明確的邊界，要想情求盡性，就必須先“共”而后私或假“共”而濟私，自然無由形成西方式的法律、宗教、民主一類的超我，而只能以倫理道德為超我。更確切地說，就是以權衡和平衡形形的人際關系為超我。

中國人的情求盡性必須自覺服從這個關系學的超我，任何違犯這個超我的人，都會被視為害群之馬；若淪為這個超我的奴隸或工具，則又難以情求盡性。因此，中國人也必須在情求盡性和關系學超我之間走鋼絲。換言之，中國人的用求得體，就是在形形的關系網中進行權衡和維持平衡。就其功能或實質而言，與西方的理性并無二致，只不過由于文化的不同，我們從來不用“理性”這個概念，而稱之為“中庸”。《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朱熹：《四書集注》，P25，岳麓書社，1987）中者，本我也；節者，超我也；中節者，自我也，亦即用求得體也。

也就是說，西方人所謂的理性或弗洛伊德所謂的自我，也就是中國人所謂的中庸。

換言之，西方有西方的理性，中國有中國的理性。說中國人缺乏西方式的理性，可以。說中國人缺乏理性，則大謬。

五

當然，自我也好，中庸也好，就像是走鋼絲，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所以孔子在2500年前就說：“中庸之為德也，甚至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中庸是所有道德中最高級的道德，大家已是長久地缺乏它了。2500多年以來，似乎始終如此。尤其是近代以來，由于中西文化的沖突，致使舊的超我被打破，而新的超我又未能深入人心，就更是如此。也就是說，主張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則是另一回事。中庸作為“至德”是一種極高級的境界，古往今來，除了極少數文化精英能夠身體力行外，蕓蕓眾生連同他們的統治者是很難企及的。

中國人如此，西方人又何嘗不是呢？若宏觀地、歷史地看，他們甚至還不如我們呢。

從中西的神話看，中國神話中的天神，無一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雷鋒”式人物：女媧不但造人，還替人補天、填地、息災禍，甚至還為她的孩子們發明一種叫做“笙簧”的樂器；炎帝神農氏不但教人們種植，為了教大家用草藥治病，還親自“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炎帝的小女兒女娃，游于東海，不幸被淹死了，便化為精衛鳥，“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天帝帝俊接受了堯的懇求，派善射的天神羿，下凡來為人民除害誅惡，羿感于人民的疾苦，竟不顧帝俊的囑咐，將天帝的十個兒子——殘害人民的十個太陽，一氣兒射下了九個，結果再也不能上天，隨他一同下凡的老婆嫦娥，也棄他而去……而西方的奧林匹亞諸神，除了普羅米修斯之外，無論男女，幾乎全都是放蕩不羈的家伙，他們不但像凡人一樣地爭強好勝，睚眥必報，男歡女愛，耽于享樂；而且，為了各自的私怨，竟不顧人民的死活，在特洛伊戰爭中各助一邊，大打出手……若就神話和歷史傳統而言，究竟誰更富于理性呢？

西方人的那些創造了地中海文明的祖先們，同他們所信奉的天神一樣，彪悍放蕩，勇武好斗，爭強好勝，酷愛冒險和自由，熱衷美女和醇酒，崇拜英雄與強權,視通奸為兒戲，以決斗廝殺作消遣，熱衷于軍事貴族發動的侵略戰爭,長期過著海上征戰與漂泊的生活，恣意揮霍掠奪來的財富，又哪里有多少理性可言？

便是在高張理性大旗的古希臘，也同樣充斥著濃烈的酒神精神，“城邦制度意味著話語具有壓倒其他一切權力手段的特殊優勢……所有那些原來由國王解決的屬于最高領導權范圍的涉及全體人利益的問題，現在都應提交給辯論的藝術，通過論戰來解決”（讓－皮埃爾·韋爾南《希臘思想的起源》，P37～38，北京，三聯書店，1996），以致議案的是非利弊成為次要，通過與否全仗口才的高下。例如：在寡頭派的操縱和鼓動下，伯里克利用提洛同盟的公款修復和美化雅典的提案遭到普遍的反對，伯里克利在失敗似乎已成定局之時，對準備投票表決的委員們說：“好極啦，這些建筑費不要列在你們的帳上，歸我付好了；在上面刻字的時候，刻我的名字。”于是乎，“不知是感于他的偉大精神，或者為了要在偉大的工程上爭享光榮，他們都齊聲高喊：‘叫他盡量花……工程完成前不要節省用錢。’”（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希臘的生活》，上冊，P330，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他們的理性安在？

不錯，可以說古希臘人比歷時上的任何民族都長于邏輯思維，甚至，邏輯這個詞，就是從希臘文邏格斯（λóγοs）演化出來的。但盡管邏格斯的語義中包含理性，但畢竟并不等于理性。所以天性爭強好勝的希臘人熱衷辯論，酷愛歸納，并且熱愛到了偏離理性的地步，以至于伯里克利死后，古希臘的歷史便成為“除了少數幾個溫和和真正高尚的突出事例外，這整個是一部在戰爭壓力和機會主義領導方式下的悲慘衰亡史”（基托：《希臘人》，P18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六

如果說，西方人在中世紀之前，主要偏重于本我的放縱；那么，在中世紀，他們則又拜倒在教會權威的超我腳下。例如，西歐各國曾在整整五個多世紀里，都處于形形的宗教法庭之下：成千上萬與世無爭的平民僅僅由于多嘴的鄰居道聽途說而半夜三更被人從床上拖起來，在污穢的地牢里關上幾個月或幾年，眼巴巴地等待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審判。沒有人告訴他們罪名和指控的內容，也不準許他們知道證人是誰，不許與親屬聯系，更不許請律師。如果他們一味堅持自己無罪，就會飽受折磨直至四肢都被打斷……最后他們被處死時連遭到如此厄運的原因都不知道。（房龍：《寬容》，P136，北京，三聯書店，1985）

1483—1820年間，受迫害者達30余萬人，其中1／3被處火刑。（《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裁判所條》）

據估計，十五至十六世紀期間，歐洲有五十萬人因被判有傳播巫術罪而被燒死……供詞往往是巫師在嚴刑拷打下招供……如果犯罪妖巫采取合作態度，那么作為獎賞，她便可以期望在被焚燒之前，被人扼死……當時的一位研究巫術之謎的專家約翰·馬特豪斯·梅耶法斯寫道，他寧可放棄萬貫家產，也不愿回憶起他在行刑室內所親眼目睹的景象……（馬文·哈里斯：《母牛·豬·戰爭·妖巫——人類文化之謎》，P139～143，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

研究結果表明，百分之八十二的妖巫是女性。在東窗事發時，那些無能為力的老婦人和下層階級的接生婆，通常總是最先遭受指控。第一批受害者招供之后，孩子和男人的數量便會大為增加。在大規模懲處的瘋狂時期，守門人，少數不多的富商，偶爾會有政府官員和教師，紛紛被處死。（同上引，P174）

你以為這些罪行僅僅是宗教裁判所及其豢養的暗探和走狗們干的么？不，還有大批貧困百姓的積極參與。因為他們居然相信“是妖巫和魔鬼而不是君主教皇使他們倍受磨難”（同上引，P172）。

我們在“”中也曾喪失過理性，但不過十年的時間。而他們卻是五個多世紀！如果連歷時200多年，同樣有大量貧苦農民參加的十字軍東侵也算上，他們喪失理性的時間就更長。

他們引以為自豪的理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至于近代西方人對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的大肆侵略，以及兩次都發生在歐洲的世界大戰，究竟有多少理性可言，就不必說了。

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大哥大”，在以世界霸主和警察自居的美國，普遍迷信科學萬能，沉溺于高科技創造的高消費，異化為消費機器，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總數的1／30左右，所消費的能量卻占全球總能源消費的1／4左右。為了維持這種居高不下的高消費水平，國家與政府便不得不不斷加大軍費預算和高科技投資，以維護其遍布世界各地的軍事基地和經濟吸血管……理性安在？

七

如果這就是吳國盛教授所謂的“自己為自己立法的理性世界”，那么，中國人就該以“缺乏這個純粹內在的理性世界”為榮。

如果吳國盛教授所謂的理性世界與世人和世俗無關，僅僅限于抽象的哲學范疇，那么，中國人似乎也并不缺乏“純粹內在的理性世界”。

如果吳國盛教授是在哲學象牙塔中，用西方人也做不到的抽象理性來稱量中國的世人和世俗，對不起，那就是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見。

用以教人，誤人子弟；公諸傳媒，誤導民眾。

篇7

內容提要: 法律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我們研究宏觀法律時也要強調法的外部聯系。孟德斯鳩有關地理法學思想表明他是從物質原因中去探尋歷史的必然性，盡管在具體論述中有許多局限，但這種研究方法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直到今天對我們立法仍有啟迪。

孟德斯鳩是法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和古典自然法學派的主要代表，對于孟德斯鳩的政治法律思想，提到的最多的是他的“三權分立”，而對于他在法學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則沒有足夠重視或進行系統的概括。事實上，孟德斯鳩的法律思想得以長盛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采用了新穎的法學研究方法。

一、孟德斯鳩的“地理”說

地理學的發展經歷了古代地理學、近代地理學和現代地理學三個階段。孟德斯鳩生活的時代，地理學處于古代地理學向近代地理學的過渡階段。盡管當時地理學的發展處于比較落后的狀態，但是孟德斯鳩已經有意識地用一些地理學的知識去研究法律。孟德斯鳩的“地理”說主要是指自然地理與法律的關系，集中體現在《論法的精神》一書第三卷的相關論述中。在第三卷中，孟德斯鳩詳細論述了法律與氣候的關系、法律與土壤的關系。非常有意思的是孟德斯鳩在論述“法的精神”的過程中也論述了法律與一些人文現象的關系。因此，在無意中他將“地理”說完善到了一個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水平。他說，“法律應該同國家已建立或將要建立的政體的性質和原則有關系……和國家的自然狀態有關系；和寒、熱、溫的氣候有關系；和土地的質量、形式與面積有關系；和農、獵、牧各種人民的生活方式有關系。法律應該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關系；和居民的宗教、、財富、人口、貿易、風俗、習慣相適應”[1]。地理學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一門包含幾十門分支學科的大學科。這些分支學科大致可以概括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二者研究的重點分別是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但并不截然分開。因此，筆者所要論述到的地理法學實際上包括了對法律與自然地理關系的論述和法律與人文地理關系的論述。

二、自然地理與法律的關系

在自然地理環境中生產和生活的人的行為總是要受自然環境的制約。孟德斯鳩特別強調氣候因素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他認為氣候對一個民族的性格、風俗、道德、精神面貌以及其法律性質和政治制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他說，“不同氣候的不同需要產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產生了不同種類的法律”[2]。氣候通過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對法律產生了影響，也即氣候通過影響人的心理、生理和行為而影響法律。

孟德斯鳩認為，在氣候寒冷的地區，由于人體外部纖維緊縮，有利于血液回歸心臟，所以北方人具有比較充沛的體力和較強的自信心，勇氣也較大。他們對一切可以使精神煥發的事情都感興趣，例如狩獵、旅行、打仗等等。在氣候炎熱的地區，身體各部分組織相對松弛，神經末梢未充分展開，人們對外界的刺激很敏感，所以南方人害怕艱苦，追求享受，性格軟弱怯懦，對外來的侵擾缺乏抵抗的勇氣。東方的氣候對人民體質、心理、生活方式上的影響是東方各國宗教、風俗、習慣和法律保持持久不變的原因。此外考察世界法制史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氣候對法律的影響：熱帶、溫帶地區的法律成熟較早，如埃及、中國、印度、古希臘的法律；而寒帶或是寒冷地區的法律成熟較晚，如俄羅斯、中國北方游獵民族的法律。這是因為不同區域的不同氣候促進或延緩了人類進化過程中生理、心理和智力的發育水平從而影響到了法律的發展水平。氣候影響我們的心理、體質和行為，進而影響了法律的制定和實施。

土壤的差異使人們的生產、生活存在較大的差

異，因而與他們的生產、生活密切聯系的法律便存在差異了。孟德斯鳩說：“居住在山地的人堅決主張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則要求一些上層人物領導的政體，近海的人則希望一種由二者混合的政體。”[3]這是因為多山的地區人們的財產不多并且易于保存，因而他們所享有的自由，成為值得他們保衛的唯一的幸福。平原地區通常有肥沃的土壤，有地者便成了最有財富和權力的人，弱者無法同強者對抗，只好向強者屈服。而沿海地區，各種勢力都比較均衡，氏族貴族、工商業貴族、占有少數土地的農民易于互相妥協而建立一種比較中庸的政體。

人類社會的法律不僅要受氣候、土壤這兩種自然因素的制約，法律還要受地理位置、地理面積、資源狀況、水文條件、地質地貌、植被、大氣環流、海洋等自然條件、現象、因素的影響。如雅典城邦領土狹小是其直接民主制形成的一個重要的條件，因為人民可以朝出暮歸參加公民大會；而這在地理面積廣闊的國家是不可能實現的。又如一個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也往往影響著法律，沿海且有貿易精神的民族容易形成海商法，在北海、地中海、波羅的海沿岸很早就出現了國際性的海商法；但對于一個深居內陸的國家，統治者如果下決心制定一部海商法，那一定會為自己本國的實際所嘲笑。

自然地理與法律的一般關系就體現為，自然地理通過影響人們的心理、生理和行為方式從而影響了法律；不同民族法律存在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自然地理環境的區域分異；法律一般應適應自然環境，但是當自然環境對一個民族的發展極為不利的時候，立法者便應考慮通過立法與這種不利進行抗爭了。

現代地理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表現是，人文地理學的蓬勃發展。“人文”與“自然”相對應，泛指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人文地理學注重分析各種文化現象，強調解決社會問題，涉及國家政治、人口問題、環境問題、種族問題等等。孟德斯鳩對于法律與人文地理的相關論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處：經濟方式與法律的關系，種族、民族與法律的關系，國家政治狀況與法律的關系，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與法律的關系等。

孟德斯鳩說：“一個從事商業與航海的民族比一個只滿足于耕種土地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范圍要廣泛得多。從事農業的民族比那些以畜牧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內容要多得多。從事畜牧的民族比以狩獵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內容就更多了。”[4]我們知道法律調整的是社會關系，一個社會發展水平越低，社會關系便越簡單，因而需要的法律也就越少；一個社會發展水平越高，社會關系便越復雜，因而需要的法律就越多。例如，古羅馬發達的商業催生了成熟的羅馬法，但是這些法律隨著商業的萎縮而不斷萎縮。早期的日耳曼人以游牧、狩獵為生，僅需要口耳相傳的部落習慣就夠了，“蠻族國家”建立以后，產生了大量的新的社會關系，對法律的完備化、成文化產生了要求，因此出現了一批“蠻族法典”。可見，法歸根到底還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立法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經濟發展狀況如何，決定該民族的法的發展狀況。一個經濟落后的民族，法的發展狀況肯定不會很景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境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會造成法律發展的不平衡，即有的地方實施現代法律，有的地方還在沿襲原始的習慣。

此外，法律還因種族、民族而異。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生活環境，進而養成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思維方式、不同的做事風格。例如法、德民法典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民族性格的差異。“法蘭西、德意志兩民族的精神特質是導致《法國民法典》與《德國民法典》文風差異的根本原因。《法國民法典》簡潔清晰、風趣優雅的文風是法國重社交、善言辭民族精神的體現，而德國人好獨處、喜冥想的特質則極大地促進了《德國民法典》雖精確卻晦澀文風的形成。”[5]在歷史上，法律的民族特質便很明顯。法律所要做到的就是尊重民族的特質，依據民族的特質進行立法。

總結以上對法律與自然地理、法律與人文地理關系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出地理法學的一般結論：法律絕對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物，它要受各種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并因各種地理因素而產生差異。此外，通過對地理因素與法律關系的考察，我們還應看到以下兩點：其一，從古代到現在，自然地理因素對法律的影響越來越小，而人文地理因素對法律的影響已經占據主導；其二，在歷史上各國法律曾因地理因素的差異而風格迥異，而現在各國人文地理因素的趨同使得各國法律相似性越來越明顯。

三、地理法學對當代中國立法的影響

中國法的地理學視野也是非常開闊的，在此重點論述兩個問題：法律移植問題；中國少數民族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關系問題。

(一)法律移植問題

最初法律為一定區域的人所接受，是因為他們生活在相同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中。隨著人們改造能力的提高，自然因素對人們的制約作用變小。而人們對于先進文化的接受，使得很多民族的人文地理中的一些因素趨于相同或相似。在這種背景下，法律移植從不行變為可行。我們在分析中國法律移植問題之前首先看看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法律移植。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選擇以大陸法系為模式創建自己的法律體系。最初，模仿法國法制定了民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典等，史稱“舊法典”。但是由于兩國的地理環境特別是政治狀況、文化傳統存在較大差別，“舊法典”在實施中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日本轉而模仿與其政治狀況相似的德國，成功地建立起了完整的“六法體系”。

對于中國而言，在接受西方先進的器物、技術、經濟方式、生活方式之后，便產生了新式法律的要求。如果時間足夠長久的話，這種法律是可以在民族內部自發形成的。但現實是，我們的生活已經對這種法律提出了如此迫切的要求，以至于我們不得不考慮那些現成的法律了。中國長達一百年的法律移植工程便一直是在這種要求下進行的。盡管中國在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很多方面都褪去傳統的色彩而呈現著很多的西方色彩，但是不可否認中西民族特質的差異還依然存在著。借鑒日本明治維新后的法律移植的經驗教訓，我們的法律移植需要堅持這樣幾點原則：第一，在進行法律移植前應充分考慮兩國地理環境的異同；第二，在刑法、訴訟法、以及民商法領域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法律，應該大膽移植；第三，涉及較強的倫理色彩的領域，法律的移植應該謹慎，不可追求一蹴而就；第四，法律移植的過程不僅僅是立法移植的過程，還是新的司法制度、法治理念建立的過程。

(二)中國少數民族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關系問題

少數民族特殊的習俗是由他們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特殊的生產、生活方式所決定的。多年來，少數民族群眾的傳統思想、價值觀念、倫理觀念、法觀念等意識形態有所變化，但是封閉的自然環境依然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形態的自然經濟沒有根本的變化，使傳統農業社會得以延續的那些基礎并未動搖，因此，傳統的習慣法觀念的深層結構還很堅固，各民族群眾對少數民族習慣法在精神上、心理上、觀念上仍具有強烈的親切感和認同感，有什么事仍然首先依據習慣法進行。“他們的習俗往往就是他們生活中的法律”。一有糾紛發生，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習慣法而不是國家制定頒布的成文法。

應當看到，少數民族習慣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決民間糾紛，穩定民族地區的社會秩序，加強民族團結。同時，一些習慣法也會對社會日趨一體化的法治進程產生一定程度的消解作用，對國家在民族地區的法制建設也同樣會起到阻礙作用。因此，我們應從有利于國家法制統一，有利于維護民族團結，有利于少數民族地區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出發，認真、慎重地對待和處理國家制定法和少數民族習慣法的關系。在處理國家制定法與少數民族習慣法兩者關系時，必須堅持以下原則：(1)國家法制統一，堅持國家制定法的權威和尊嚴，各民族地區和所有公民都必須遵守國家憲法。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的根據，其他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只不過是憲法的具體化，其內容要嚴格地遵循憲法的精神和規定，不得同憲法相抵觸。(2)各民族享有保持或者改革其風俗習慣、習慣法的自由權利，這是憲法在民族問題上的一項基本原則。我國憲法規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權根據當地民族的特點結合法律原則制定變通或補充規定。如內蒙古、新疆、西藏等自治區以及一些自治州、自治縣制定了婚姻家庭、選舉、義務教育、計劃生育方面等變通補充規定。這些民族自治變通立法在社會生活中起到了較好的作用。更應該注意的是，國家在法律制定過程中，必須汲取少數民族習慣法的合理部分內容，考慮民族地區發展的實際情況，使國家制定法有堅實的社會基礎，與民族社會的實際相契合，否則形式的法律與實際的生活產生距離，國家立法的目的終亦無法實現。(3)在司法執法實踐中，特別是在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要把國家制定法同少數民族習慣法綜合起來考慮，適當參照少數民族習慣法。

篇8

一、思想政治應用意識

所謂的思想政治應用意識，其實質就是通過一種主觀上的心理暗示和心理傾向，運用政治的眼光通過政治的角度進而對所觀察的事物有全新的理解和解釋。不僅要運用思想政治的角度去分析和解決問題，還要利用思想政治的知識去思考問題，探索創新。目前，我國思想政治應用意識還處在發展完善階段，并未發揮出思想政治應用意識的真正價值，致使思想政治應用意識沒有廣泛的應用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學中，導致學生無法利用科學有效的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因此，要把加強思想政治應用意識的培養放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工作中的首位。將思想政治與生活實際相結合，讓學生親身體驗到思想政治與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要用思想政治的眼光看待問題，進而加深學生對思想政治知識的理解，提高學生思想政治素養。

二、教師應遵循的思想政治應用意識培養準則

為了更好的培養學生思想政治應用意識，提高學生思想政治素養，激發起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的積極性，就應注重發揮教師引導的作用。加強教師引導思想政治應用意識的教育工作，進而才能有效地喚起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的積極性。因此，教師就應遵循以下準則：第一，在思想政治應用意識培養中要遵守難易適中的準則，不僅要考慮學生整體的素質差異還要考慮學生個體接受能力差異，合理的布置思想政治教學課堂和教學方案。第二，在考慮學生自身情況和實際水平的同時，對思想政治應用意識引導教育要遵守由淺入深的準則，不僅要幫助學生克服學習思想政治中的困難，還要以鼓勵、激勵等積極方式引導學生學習，避免造成學生出現畏學不自信等消極現象發生。第三，教師在培養學生思想政治應用意識的過程中，要確保制定的方案具有可行性。并且，要符合學生的書本知識和思想政治學習范疇，不能進行盲目的更改和加深。教師應積極構建愉快、寬松、自由的思想政治課堂，減少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的壓力和心理負擔。

三、思想政治應用意識與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有機結合的根本途徑

（一）思想政治理論與實際生活相結合

要注重思想政治概念和實際生活的有機結合，促使學生親身感受到思想政治知識離生活很近，就在生活當中。思想政治知識的學習通常具有抽象性和多樣性，造成學生理解上的困難，進而削弱了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的積極性。因此，在培養學生思想政治應用意識的同時將概念轉化為簡單的實例，引導學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進而教師要加強教學過程中的引導工作，重點從教材的應用因素著手，結合具體生活實例進行有意識的開發和挖掘學生思想政治意識潛能。只有如此，才能夠有效的提升課堂教學的質量，加強學生的思想政治意識，帶動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的積極性，培養學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養和優秀的學習習慣。所以，思想政治理論與實際生活相結合是有效提高思想政治教學的關鍵。

（二）加強教師職業素質

為了促使思想政治應用意識可以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有機結合，首要就要提高教師的職業素質，改變傳統落后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式。教師是知識的傳播者和知識的引導者。要培養學生良好的思想政治應用意識和思想政治素養，教師就應充分發揮出促進作用，喚起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自主性，提高學生思想政治水平，發散學生的思想政治思維，進而開拓學生的視野，提高學生對事物的認知能力與分析能力。這就要求教師必須具備較高的職業素質和知識水平。因此，教師不但要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應用意識、拓寬知識層面、提高專業水平、完善自身素質，還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搜集具有價值的思想政治小故事，從而讓學生理解思想政治知識和生活實際是密不可分的，加強學生對思想政治應用的認識。

（三）將思想政治主觀題與應用意識相結合

主觀題的趣味性較強，不僅可以激發起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的興趣和欲望，還能在主觀題的學習中較好的培養起學生的思想政治應用意識。因此，將思想政治主觀題與思想政治應用意識有機的結合，不僅可以提高學生透過思想政治的眼光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能提高學生的思想政治水平，進而激發起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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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 孟德斯鳩認為,民法是調整公民之間關系的法律,是一個與調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關系的政治法相對應的法律部門;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民法,必須與其政治制度、自然條件、生活方式、人口、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等相適應;民法的根本任務在于維護人們的財產和自由,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理念的實現。

    孟德斯鳩是18世紀法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社會學家和法學家,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先驅之一。孟德斯鳩于1734年發表的《論法的精神》一書,凝結了其一生的心血,是歷史上少有的一部長篇法學巨著,蘊含著豐富的法律思想。自此,對孟德斯鳩在該書中所闡述的法律思想的研究,成為法學學者們的重要任務。本文試圖對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所闡述的民法思想略加論述。

    一 公民關系:民法調整之對象

    對于法律的含義,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的開頭就提出關于法的一般性定義:“從最大限度的廣義上說,法是源于客觀事物性質的必然關系。從這個意義上推斷,所有的存在物都有屬于自己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質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類的‘先知圣人們’有著他們的法;獸類也有自己的法;人類擁有他們的法。”[1]孟德斯鳩認為,人類受各種各樣的法律的支配。他將法律分為三類:自然法、神為法和人為法。自然法是永恒的公道關系,是先于各種人為法而存在的規律。

    在人類規律創設之前,人類處于一種自然狀態,自然法就是人類在自然狀態下所接受并遵循的一種規律。自然法不是淵源于人類的理性,而是淵源于人類的自然本性。自然法的原則有四條,即和平、尋求食物、相互愛慕和希望過社會生活的原則。在自然狀態下,人們的生活和幸福是沒有保障的,這種狀況使建立社會成為必要。神為法是宗教方面的法律,具體來說就是宗教教義和寺院法規。人為法是人制定的法律,是為了擺脫戰爭的狀態,用于調整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相互關系的法律。因為“人類一旦置身于社會,軟弱的情感便蕩然無存;原本存在于人們之間的平等也隨之消失,于是戰爭狀態便開始了。這種戰爭狀態促使人們之間建立法律”[2]。人為法包括國際公法、政治法、民法等。國際公法用于協調各國人民之間的關系,孟德斯鳩認為:“我們如此巨大的地球上的居民中必然有著不同民族。這個星球上的居民之中也有著法律,這就是國際公法。”[1]10政治法是協調國家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的法律,以國家利益的保全為目的。民法是協調國家一切公民間關系的法律,孟德斯鳩認為:“所有的公民之間的關系中也有法律,這便是民法。”[1]10可見,在孟德斯鳩看來,民法調整的是公民與公民之間關系的法律。當然,孟德斯鳩所說的公民與當代憲法上所說的公民的含義是不同的。孟德斯鳩所說的公民,強調的是公民與公民之間的平等關系,這可以從其關于政治法的論述中推斷出來,即“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的法律是政治法”;此外,從其關于國際法的論述中也可以驗證本文的這一論斷,即“人類受各種各樣的法律支配,……有國際法,也可以把這一法律看做是世界民事法, 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國家就是一個公民”[1]555。而當代憲法所說的公民,則是相對國家來說的,是一個與國家相對應的范疇。所以,我們可以將孟德斯鳩所說的公民翻譯為當代民法的語言———私人。民法調整公民之間的關系,而公民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廣泛的,其中主要有土地所有權關系、商業貿易關系、婚姻家庭關系、繼承關系、契約關系等。

    對于民法與政治法的關系,孟德斯鳩認為,民法的主旨在于使人類獲得財產,政治法的主旨在于使人類獲得公民自由。他認為:“人類放棄了他們天賦的獨立權而要生活在政治性法律之下,那么人類也就放棄了天賦的財產共享而要生活在民法的約束之下。政治性法律使人類獲得了自由,而民事法律使人類獲得了所有權。……自由的法律僅僅是國家實施統治的法律,因此凡是應該用有關所有權的法律裁決的東西均不能用自由的法律來裁決”。[1]570孟德斯鳩非常強調對公民利益的保護,他認為,當“涉及公共利益的問題時,公共利益決不能通過政治的法律和規定來剝奪私人的利益,或者是削減最微小一部分的私人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應嚴格地遵循民事法,而民事法就是所有權的保護神。當公家需要某一個人的財產時,決不能利用政治法行事,而使用民法則能獲得成功。在民法那母親般的眼里,每一個個人都被認做是國家本身,公共的利益永遠是每個公民永恒不變所享的民法所賦予的所有權”[1]571-572。

    二 本國國情:民法制定之依據

    民法作為人為法的組成部分,是人們制定的,但人們在制定法律時,不是任意的,而是應以國情為依據,同本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他寫道:“一般意義上說,作為支配地球上所有人民的法律是人類的倫理所在;每個國家的政治法和民事法應該是在特殊情況下而適當地運用這一人類的倫理”,“這些法律是為某國人民而制定的,所以理應十分貼切地適合于該國民眾;如果這些法律適合于另外一個國家,那只是極其偶然的事”,“法律必須同業已建立或將要建立的政體的性質及原則相吻合;無論這些法律是為其構成政體而制定的政治法,還是為了維護其政體而制定的民事法”[1]11。按照孟德斯鳩的理解,本國的國情包括政治制度、國家的地理條件、居民的生活方式、人口、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等等。他認為:“法律應該與國家的自然狀態產生聯系;與氣候的冷、熱、溫和宜人相關;與土壤的品質、位置和面積有關;與諸如農夫、獵人或者牧民等各種人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法律必須與政體所能承受的自由度相適應;還要與居民的宗教、性僻、財富、人口、貿易風俗以及言談舉止發生關系。最終,法律條款之間也有內在的關系,它們各自都有自己的淵源所在,其中包含立法者的主旨以及制定法律所產生的基礎性秩序的關聯。應該通過這些所有的觀點仔細考察法律。這些關系和觀點的綜合便構成了所謂‘法的精神’。”[1]12

    孟德斯鳩首先考察了政治制度與民法的關系,他將政體分為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他認為:“共和政體就是全體人民或部分人民擁有最高權力的體制;君主政體意味著只有一個人統治國家,只不過遵循業已建立和確定的法律;至于專制政體非但毫無法律與規章,而且由獨自一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以及變化無常的情緒領導國家的一切。”[1]13可見,在孟德斯鳩看來,民法與政治制度是有密切關系的,不同的政治制度,民法存在的空間是不一樣的。在專制政體的體制下,是很少有民事方面的法律法規的,“因為所有的土地都屬于君主,所以幾乎沒有任何關于土地所有權的法規。因為君主有繼承一切財產的權利,所以也沒有關于遺產的民事法規。有些專制國家的君主壟斷貿易,這就使所有的商務法規形同虛設。在這些國家里,人們通常與女奴通婚,所以幾乎沒有關于奩產或妻子利益的有關民事法規。……所以當旅行家向我們描述專制主義統治的國家時,極少談及民法”[1]87。君主政體雖然是由一個人統治國家,但必須遵循業已建立和確定的法律,故君主政體的法律則比專制政體的法律要復雜得多,“因此,在我們這樣的歐洲國家里,財產所有權分為:夫妻雙方的‘私有財產’、‘共有財產’或‘繼承取得的財產’……每一種財產歸屬關系都設有相應的特殊法規,財產的歸屬都必須遵循這些法規”[1]86。共和政體就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于平等。因此,在共和政體下,包括民法在內的所有法律的第一要務是維護平等,所以,在共和政體的體制下,民法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如果要維護平等的話,對于婦女的嫁妝,對于贈與、繼承、遺囑,總之,包括所有契約的方式都應該制定其規章。”[1]53。

    此外,孟德斯鳩還考察了人們的謀生方式與民法的關系。他認為,法律與個民族的謀生方式有著密切的關系,“一個從事商務和航海的民族比一個僅限于耕種土地的民族需要更廣泛的法律知識。從事農業的民族比那些以放牧為生的民族需要更多的法律知識。從事放牧的民族要比狩獵為生的民族需要的法律知識要多得多”[1]325。孟德斯鳩同時認為,一個民族民事法規的多少與該民族的土地分配情況有密切關系,“非務農民族之間由于居住在沒有明確界限的土地上,所以大量的問題要按照國際法處理,而很少用民法處理。主要由于土地的分配,使民法的內容增加。在那些不實行土地分配的民族,民事法規很少”[1]327。孟德斯鳩還認為,耕種土地需要使用貨幣,而使用貨幣則需要民法,當“一個民族不懂得使用貨幣時,就幾乎只知道暴力引起的不公平,于是懦弱的人們聯合起來反抗。這種民族幾乎只有通過政治途徑才能解決糾紛,但是,在使用了貨幣的民族,就會出現因狡詐引起的不公平,人們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手法造成這些不公平,因此就不能沒有好的民法”[1]329。孟德斯鳩認為,氣候與民法也有較密切的關系,“在不同的氣候條件下,人們有不同的需要,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各種類型的法律”[1]274,而“當某種氣候的自然力量違背了兩性的自然規律和人的智力規律的時候,立法者就要制定民法去戰勝氣候的這種屬性,恢復固有的規律”[1]309。

    孟德斯鳩非常重視法律的制定,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他辟專章用較多的篇幅來論述法律的制定方式和技術問題。這些論述雖然不是專門針對民法而言,但對民事法的制定來說,無疑是適用的。孟德斯鳩首先指出,“立法者的精神應該是適中穩重”[1]667,立法者應該關注立法的技術問題,“那些有足夠的天賦給自己的民族或給另一個民族制定法律的人,必須對這些法律的形成方式給以一定的關注”[1]667。孟德斯鳩認為:“法律的文體應該是簡明的,《十二銅表法》是精確嚴謹的樣板,孩子們都能把它銘記背誦,可是,查士丁尼的《新法》則非常繁冗拗口,所以必須加以刪節。”[1]677要做到法律文體的精簡,首先要求立法者具有全面的眼光,能概括任何事物而不拘泥于事物的細節,不要事事立法;其次是當不必要時,最好不要用例外、限制條件和修飾詞句,“因為有了這樣的細節就要有新的細節”[1]679。法律是要大家遵守的,不是一種邏輯藝術,所以法律不應該是深奧的,“因為它是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制定。它不應該是一種邏輯藝術,而應該是一位家庭父親的簡單推理”[1]679。為了維護法律的穩定性,孟德斯鳩認為,如果沒有充足的理由,就不要改變法律。如果毫無必要地廢除業已存在的法律,就會使人民陷于因這些法律的改變而導致的混亂之中,有損法律的尊嚴。

    三 平等、自由:民法之理念

篇10

關鍵詞：思想政治；思維創新；理念

在新時期的發展進程中，要想將我國的社會發展得更加興旺發達，這與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因此用創新的思維加強對新時期下我國思想政治方面工作的研究顯得十分重要。這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首要前提條件。因此，本文重點對這方面的內容進行了詳細并且深入的研究，各個行業中要想搞好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就要對思維理念進行創新，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建設起我國今后的道路。政工干部要想有所作為，就要在社會上得到進一步的認可，令創新意識深深扎根在政工干部的頭腦中，令自身得到不斷的進步。

1 推進與黨的執政理念相適應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時展的進程中，要想進一步強化思想政治工作在思維理念方面的創新，首要前提就是要認識到我黨在當前一段時期的工作中所堅持的執政理念以及指導思想，并且與時代的發展腳步相一致，這樣才能滿足社會發展變化的需求。在具體的工作中，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環節進行分析。

首先，建立起與時俱進的發展理念，在黨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求解放思想，并且實事求是，因此，思維方面的創新就要從這方面入手，從實際情況出發，而部分政工干部從理念與原則出發的做法明顯是錯誤的，沿用傳統的工作模式實際上也是錯誤的做法，實現思維創新就要摒棄先前工作中錯誤的做法，真正的將業務工作落實到實際，而不是僅僅停留在表面或是頭腦中。上述的要求決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質是以解決實際問題而提出的，要不斷探索問題產生的原因，并且加以解決，同時在這一過程中還要養成反思的習慣，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更好的解決問題。判斷思想政治工作是否獲取成效，判斷的依據是思想方面的轉變以及在覺悟方面的提高，但是更重要的依據是是否獲得了更加顯著的工作業績。

其次，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思想政治工作在理念上的創新應該與市場經濟的理念相適應，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得到了顯著的增長。但是人們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權衡卻發生著明顯的轉變。雖然個人利益的轉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一味的追求個人利益卻忽視了集體的作用，在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中是無法得以永續發展的。因此既要對個體的積極性加以充分的帶動，同時也要有所控制，對于價值取向方面加以適當的引導，這樣才能滿足激烈的市場競爭的需要。在市場經濟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究竟以什么為導向，是否需要變革，就應該引起政工干部的反思。在新時期的發展前提下，繼續堅持以集體主義為價值導向顯然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因此應該將當前社會的價值導向定義為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也不能影響到他們利益的獲取，這樣才是正當的行為。在當前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思維的改革需要充分考慮到當下社會大眾普遍所擁有的道德水準，因為像雷鋒、郭明義等先進人物的無私奉獻精神目前只有少數人能夠做到，他們必須要擁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而“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則是當前大眾的價值準則，是普遍存在的一種精神。那么這就需要在當前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將先進性與廣泛性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這樣才能更加長遠的發展下去。

第三，在新時期的發展前提下，我國大力推進了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與落實。實際上，科學發展觀的實現與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密切的聯系，要求在具體的工作任務中，更加與現實相契合，與群眾的生活更加貼近，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所面對的對象上發生轉變。重視起群眾的中心理基礎，并且根據不同對象的個性采取不同的手段展開具體的工作任務。過去，政工人員可能更加注重理論方面的說教，但是在現代化的工作中，則應該偏向于從人文關懷方面入手，滿足人們的個性化需求，這樣才能將群眾的積極性充分的調動起來，從而實現更好的發展。總而言之，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從懸空狀態回到現實中來，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開展工作。

2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思維創新要突破思維定勢

在實際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要結合實際情況，找準群眾思想變化的特點，堅持用靈活、有度的方法，最終實現預先制定的目標和群眾目標的有機統一。只有不斷克服傳統既有經驗的束縛，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突破原有的思維定勢，更好地服務社會。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四點做法。

一是要突破過分強調原有的標準和規定的思維定勢。要將市場經濟的優良成分和內容注入到思想政治工作中，使思想政治工作符合當前的實際，收到應有的效果。作為思想政治工作主體，黨員干部必須要緊跟時代步伐，與時俱進，及時更新和充實思想政治工作新內容，不斷創新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要突破認為所有工作都可以在思想政治工作下得到解決的思維定勢。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看得過高，認為“工作沒做好，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沒做好”，把思想政治工作看成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工作。要隨時隨地地檢查和審視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現的在內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機制上與時代不合拍的問題，及時進行改進和糾正。

三是要突破為簡單追形勢而采取大改、特改的思維定勢。市場經濟對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積極的態度來應對市場的變化，盡可能減少市場對當前形勢產生的消極影響。要把群眾的利益和社會的需要有機結合起來，引導群眾正確對待個人利益與社會之間的一些矛盾；要把群眾與社會發展的根本目標與具體目標結合起來。通過構建和諧的社會機制，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四是要突破對群眾思想的變化，采取禁止、隔絕等單一方法應對的思維定勢。受社會發展變化因素的影響，當群眾思想向社會意愿相反方向發展時，要堅持以思想疏導、正面教育為主，輔之以必要的紀律約束。要尊重群眾的個性特點，具體到每一個人，一定要從群眾的覺悟程度高低不一、個人志趣各不相同、接受教育起點參差不齊的實際出發，針對不同對象，提出不同要求，實施分層次教育和引導。

結束語

創新思想政治工作觀念要堅持辯證思維，批判地繼承傳統觀念，科學地借鑒和吸收外來觀念，推陳出新，融會貫通；要站在理論和實踐的前沿，吸收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研究思考現實社會的最新問題；要順應時代潮流，積極樹立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理念，不斷強化服務大局、服務群眾的觀念，自覺確立未雨綢繆，把工作做在前面的超前意識，努力形成效益觀念、利益觀念，公開平等民主觀念等一系列符合時代要求的新觀念。希望在本文的論述下，能夠對今后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產生一定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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