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人文社會科學，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譬如放風箏，風箏和人之間由一根線牽引著，牽引力太大，風箏便拽回手里，人只能拿著風箏在荒野里跑，風再大，也飛不起來；若是風箏力大掙斷了線，沒了牽引力，就會脫離人，不知飄落到哪里去了。再如拉彈弓，不用力拉，橡皮沒有彈力，彈丸射不出去；用力太大，橡皮拉斷，一切也無從談起。任何事物要想健康發展都必須保持合理的內在張力。對今天中國社會發展而言，人文社會科學的問題尤為迫切。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人文社會科學水平標志著她的思維水平、價值高度和精神深度。然而，與自然科學相比，人文社會科學屬于人類的自我意識領域，其研究主體、研究對象、研究手段、進步機制、評價標準都具有特殊的復雜性，往往是相互對立、相互沖撞、相互矛盾的條件、力量、要素集于一身，如何把握好它們之間的張力成了人文社會科學是否能健康發展的關鍵。

真理和價值之間的張力

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和社會自身，研究主體和客體復雜地纏繞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

一方面，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是科學，科學研究以探索事物的內在本質和客觀規律為根本目的，以追求客觀真理為最高宗旨，離開了客觀真理性，人文社會科學便不再是科學。因而，科學的本性和精神要求研究者必須保持客觀性、真實性和普適性，必須遵循科學研究規律，盡力排除金錢、權勢、利益、聲名等研究以外的因素的干涉和侵染，盡力減少研究的內容、過程和結果與研究主體自身的價值相關性。惟其如此，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才能經得住學術批判和時間檢驗，否則就只能混同于社會言論、社會輿論、利益訴求和政治主張，不能叫科學研究。

另一方面，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主體又只能是人和社會自身，主體價值性與生俱來。人是一種價值存在，人的活動是具有強烈主體性的價值活動，要想在科學活動中徹底排除人的主體性，其邏輯和徹底取消它是一個道理。自然科學因其研究對象與研究主體的相對分離，主體價值相關性要弱得多，人文社會科學則因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的一體性、纏繞性、互動性，使得研究的主體價值性大大凸顯。此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與社會價值主體的政治、經濟、生活、交往等復雜活動深度融合，這些外部因素的介入和影響也是放大人文社會科學主體價值性的重要因素。主體價值性和客觀真理性是人文社會科學中相互對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轉化的兩種力量，保持二者合理的內在張力的關鍵在于主體的轉換，即研究主體努力使自己由個體主體向國家主體提升，由國家主體向人類主體提升，在人類主體那里實現真理和價值的融合統一。

回顧人類歷史，那些偉大的人文社會科學家之所以能像明亮的星星一樣永遠閃耀在歷史時空中，根本原因在于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把握了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實現了主體的不斷超越和提升，實現了真理和價值的統一。

思想共識和獨立思考之間的張力

人文社會科學是社會思維的神經系統，共同精神、共同價值和思想共識的培育是維系社會共同體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千百年來人文社會科學追求的重要目標。

一定意義上，思想共識猶如自然科學中的公理和定律，是人文社會科學開展研究的邏輯前提和必要條件。在一定的歷史階段，綜合、提煉、概括形成一些普遍法則、普遍價值、普遍意識，并以此促進個體社會化，加強社會整合，維系社會團結，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價值所在。但是思想共識的源頭和基礎卻來自個體的獨立思考和思想自由。人類接近真理的唯一途徑是開展豐富多彩、個性鮮明、自由生動的獨立思考及其互動、競爭、融合與升華。人文社會科學離開了獨立思考和思想自由，就等于斷送她的生命。

不是以學術討論、思想競爭、科學批判為基礎的思想共識不是科學的思想共識，只會形成僵死的教條，不會有任何生命力和發展活力。歷史已經千百次地證明了這一點，未來還將繼續證明下去。蘇聯斯大林體制和中國的，殷鑒不遠。如果有誰背離人類文明進步大道，背離世界歷史大潮，背離人性基礎和根本價值需求，以上帝或真理主人的名義肆意踐踏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蔑視科學價值，人為地制造和宣布一些思想教條和理論體系，并把它強加在歷史和人民頭上，不但損害了人文社會科學，也損害了社會整體甚至教條的制造者自身，到頭來那些所謂的教條和體系也會被歷史無情地拋棄。

社會化思考與學術研究之間的張力

大眾化、多樣化的社會思考、見解和主張，實際工作者的經驗、做法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土壤，脫離了這些土壤，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從廣泛的意義上說，任何人都有權利、有能力進行任何社會問題的思考，都可以形成自己的社會認識、社會觀念和社會主張，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沒有自然科學那樣的門檻，仿佛人人都可以是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由于研究對象的開放性、低門檻以及標準的模糊性，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容易被淹沒，科學精神容易被銷蝕。這也是當今人文社會科學價值被忽視的重要原因。人人都行，也就等于人人都不行，在一些人眼里，人文社會科學水平最高的是那些掌握權勢、掌握話語權的人物，學者不過是做些注釋和論證工作罷了。

然而從社會分工的意義上說，現代人文社會科學是人類社會分工演化的結果，大眾化的社會思考和實際工作的經驗絕不能等同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恰恰相反，公民精神的塑造、引領和啟迪，社會發展、運行和治理必須依賴于人文社會科學注入知識、思想和智慧。人文社會科學是一個嚴肅的科學研究領域，從事這項研究是一個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神圣職業，有特定的標準、規范和運行機制，應該與相關領域和行業有所區別。至為重要的是，從事這項職業應在專業的學習、傳承和訓練基礎之上不斷創新，不斷把人類的思維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衡量一個學者水平和成果價值的根本標準在于創新性。社會科學的本質在于學習傳承基礎上的批判與創新。就當代中國而言，創新性不足、原創性匱乏是人文社會科學的軟肋，專業性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并沒有給全社會樹立起思想的高度、精神的水準和令人敬仰的學術形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奮起的條件機遇也是得天獨厚的，最主要的是社會需要和時代呼喚，現在人人都能感覺到中國社會發展強烈要求人文社會科學供給思想、智慧和戰略。其實，古今中外各種思想、各種知識、各種流派一起匯聚激蕩在中華民族現代社會轉型這個巨大的歷史時空中，十幾億人豐富生動的思想和實踐都為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和廣闊的空間。繼承、學習、吸納，懷疑、反思、批判，我們完全有可能也應該創造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歷史、無愧于民族、無愧于人類的創新成果。未來中華民族終將以無與倫比的精神高度、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價值魅力贏得世界的尊崇。

解釋現象與解決問題之間的張力

從一定概念、理論、框架、體系解釋社會歷史現象，特別是那些社會轉型中涌現的新現象，從而維持社會意識和社會運行的穩定是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功能。但是人文社會科學更重要的功能在于解決社會發展中的新問題。問題就是時代精神，這一點在社會轉型期表現得尤為強烈。社會現象背后是深刻的社會問題，解釋現象的目的也是為了發現問題。發現這些問題、揭示這些問題的實質就能找到社會的本質，把握社會發展規律，進而找到解決社會問題的策略和方案。人文社會科學創新的關鍵也是直面問題，解決社會問題是人文社會科學進步的動力和契機。

當今時代是一個概念越來越混亂和模糊的時代，也是一個問題越來越強烈和清晰的時代，舊的概念、邏輯、理論和框架已越來越難以解釋新的社會現象，舊的理念、思想、做法和策略越來越難以解決新的社會問題。沒有新的理論指導，實踐也難以邁開新的步伐，我們既要相信實踐的力量，也要堅信理論的力量和邏輯的力量。當新的社會現象擴充和沖破了舊概念的內涵、外延和理論框架，導致概念模糊、混亂和理論不自洽、不徹底的時候，當舊的思想范式漏洞百出、顧此失彼的時候，便意味著新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即將誕生了。

當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內在張力遠不止這四個方面，這個單子還可以開列下去。就人文社會科學的現狀和現實社會發展需求看，問題的核心是如何看待和維護人文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如何培育和守望人文社會科學的科學精神，如何尊重和發掘人文社會科學的真正價值。這是需要全社會共同關注的緊迫問題，比如政府應思考如何順應當代社會發展趨勢，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吸收借鑒發達國家的體制和做法，為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營造更加寬松包容的環境；全社會應思考如何為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形成良好的輿論支持和價值認同；作為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又如何克服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依附主義的侵蝕，堅守科學價值和科學精神等。面向未來，如果我們不能處理好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不同力量、不同要素之間關系，不能使之保持合理的張力，忽左忽右，忽冷忽熱，人文社會科學就不可能健康發展，也不可能期望她為我們提供真正的知識、思想和智慧，中華民族推進這場史無前例的社會歷史轉型也會更加艱難和曲折。

這本來也是一個老話題，今天重提卻有新的意味，這就是：如果什么時候我們真正把人文社會科學當科學看待了，也許中國的很多問題就好解決了。

篇2

英文名稱：Shenzhe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主管單位：深圳大學

主辦單位：深圳大學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廣東省深圳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0-260X

國內刊號：44-1030/C

郵發代號：46-140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4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期刊榮譽：

Caj-cd規范獲獎期刊

聯系方式

篇3

2.中國與東盟各國產業結構互補性研究綜述張智遠，王春霞，ZHANGZhi-yuan，WANGChun-xia

3.金融危機下中日韓金融合作的困境與對策徐博，周冠男，XUBo，ZHOUGuan-nan

4.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內涵、功能和發展趨勢陳少武，胡雪，CHENShao-wu，HUxue

5.基于低碳經濟視角的企業環境責任研究馮蕾，FENGLei

6.網絡監督視角下的廉政建設研究赫曦瀅，HEXi-ying

7.新農村建設與"留守兒童"的歸宿蔣學杰，劉冠珠，JIANGXue-jie，LIUGuan-zhu

8.戰后日本女性婚姻觀的變化王曉冬，WANGXiao-dong

9.略論3-6世紀北方社會習俗對疫病的影響王飛，WANGFei

10.清代以來東北漢族民間信仰構成及其特征黃云鶴，苑宏光，HUANGYun-he，YUANHong-guang

11.晚清中韓關系走向近代外交的歷程李曉光，陶常梅

12.英語學界對奧斯曼威脅與新教改革關系的研究述評宋保軍，SONGBao-jun

13.國外學者關于近代英國民眾文化水平研究述論陳宇，CHENYu

14.20世紀90年代以來現代漢語副詞二語習得研究評述宋桔，SONGJu

15.中國古代戲曲團圓模式的三種類型及其文化精神探略楊再紅，YANGZai-hong

16.中國古代家庭小說專學建構的可行性報告——家庭、家族文化視域下的明清小說解讀系列論文之一成海霞，CHENGHai-xia

17.論《姑妄言》對《金瓶梅》敘事藝術的繼承與發展長春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楊萍，李玉娟，YANGPing，LIYu-juan

18.談納蘭性德詩詞的"關東題材"及其民族文化心理孫浩宇，SUNHao-yu

19.滿族神話載體——說部研究谷穎，GUYing

20.論沈從文鄉土小說的敘事結構及意象表現王華權，WANGHua-quan

21.精神分析法視域下蕭乾小說中的自由夢和愛情夢周藝靈，ZHOUYi-ling

22.《活著》內在意蘊解讀李丹丹，LIDan-dan

23.從《狼圖騰》與《藏獒》談新時期文學對傳統狼形象與狗形象的顛覆劉穎慧，杜若松，LIUYing-hui，DURuo-song

24.電視文藝傳播對民間文化的保護措施及意義高健，孫佳路，王建輝，GAOJian，SUNJia-lu，WANGJian-hui

25.經典電視劇翻拍的傳播學解讀王曉楠，WANGXiao-nan

26.中英文化思維對比及其在語言中的體現王耀敏，曹葉秋，郝薇薇，WANGYao-min，CAOYe-qiu，HAOWei-wei

27.英漢語篇中的名詞性間接回指及其認知推理——以新聞語篇為例胡芳，HUFang

28.同語結構與功能的英漢對比徐瑩，XUYing

29.商務英語的詞匯特征分析趙平，吳彬，ZHAOPing，WUBin

30.日語"形容詞移動"與漢語"A定A狀易位"之比較賈璇，JIAXuan

31.中日"手"族語的語義派生特點對比分析王麗莉，張國華，WANGLi-li，ZHANGGuo-hua

32.強勢背后的男性焦慮——《永別了,武器》中的性別意識探析賀萍，HEPing

33.體裁教學法與商務英語寫作教學王偉強，WANGWei-qiang

34.俄語專業零起點課堂教學特點與原則分析戴慧，DAIHui

35.教育增值評價的研究現狀及其應用郭蕊，聶威，GUORui，NIEWei

36.從認知靈活性理論的角度探討高等教育三層次教學模式范愛蘭，羅禮進，FANAi-lan，LUOLi-jin

37.關于在危機管理中教師心理調適的研究劉曉勤，LIUXiao-qin

38.高校隱性德育的可操作性和可評價性研究謝昌飛，孫紅，XIEChang-fei，SUNHong

39.當前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出現的新問題及改革措施姜鑫，JIANGXin

40.應用型本科《證券投資學》教學改革的思考蔣天虹，JIANGTian-hong

41.略論語文教學中的美育策略謝輝，XIEHui

42.原生態音樂基礎上的原創民歌"西部三部曲"肖月，XIAOYue

43."三巨匠"鋼琴奏鳴曲式呈示部對比研究石翠花，SHICui-hua

1.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思想對我國社會發展建設的啟示周耕，ZHOUGeng

2.產業內分工、勞動力配置與國際競爭力分析崔凌偉，CUILing-wei

3.朝核問題前景展望胡明遠，HUMing-yuan

4.朝鮮與美國對核問題解決方式的同床異夢申耿煥，SHENGeng-huan

5.關于高校教師教學效能感提升策略的研究李瑩，LIYing

6.長春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金融危機背景下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思考丁亞春，張馨月，DINGYa-chun，ZHANGXin-yue

7.關于穩定高校行政管理人員隊伍的探討崔貴軍，王沖，陸娟，CUIGui-jun，WANGChong，LUJuan

8.關于信仰、道德、法律社會功能的探討劉明飛，LIUMing-fei

9.試論元顥、陳慶之北上及其失敗的原因黃河，HUANGHe

10.先秦齊都臨淄經濟發展綜述姚曉娟，YAOXiao-juan

11.近代中國外人在華治外法權的經濟后果鄭率，ZHENGShuai

12.清代吉林流人的地理分布及其生存狀態任樹民，李秋，RENShu-min，LIQiu

13.民初奉天省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存在的問題分析呂雪飛，LVXue-fei

14.論1919-1931年間哈爾濱現代民辦報業的形成與轉型田雷，宋麗麗，白云，TIANLei，SONGLi-li，BAIYun

15.《塘沽協定》簽訂前后黃郛對日交涉述評薛志恩，XUEZhi-en

16.金批《西廂》:從通俗劇本到詩性文本張小芳，ZHANGXiao-fang

17.唐前奏議類文體論——以劉勰《文心雕龍》為中心的文體考察孟慶陽，MENGQing-yang

18.論王安石詩歌中的"唐音"鄭陶凌，ZHENGTao-ling

19.元雜劇的劇情特征及成因趙建坤，ZHAOJian-kun

20.試探李漁傳奇創作中的"虛實"觀杜培響，DUPei-xiang

21.《邊城》與《呼蘭河傳》生態意蘊比較解析王圣杰，WANGSheng-jie

22.王國維美學研究的誘因吳洋洋，WUYang-yang

23.《巫術與語言》的譯介考察賈洪偉，JIAHong-wei

24.論郁達夫的譯者主體性——以日本作家作品的翻譯選材為例張萬敏，ZHANGWan-min

25."是否"的語法化及其與"是不是""是否是"的功能差異周延松，ZHOUYan-song

26."不+V1+NP+不+V2"式的不對稱現象初探劉紅梅，LIUHong-mei

27.《今日說法》中的介入研究——一種評價視角何占磊，HEZhan-lei

28.論霍凱特的語言學觀點及影響——關于向心離心結構王欣春，袁穎，WANGXin-chun，YUANYing

29.及物喻優勢與不足戴衛平，張燕，DAIWei-ping，ZHANGYan

30.普遍語法:來自于英漢語兒童否定表達的證據魯華山，張培翠，LUHua-shan，ZHANGPei-cui

31.俄漢非語言交際中身勢語的性別差異史崇文，SHIChong-wen

32.論尤多拉·威爾蒂《熟路》中美國南方黑人歷史身份的再現郭立穎，GUOLi-ying

33.學校場域的教師話語權失卻及其改善機制牛海彬，白媛媛，NIUHai-bin，BAIYuan-yuan

34.師生性別的異同與學生成績相關性的研究劉宏偉，LIUHong-wei

35.近十年非英語專業研究生英語教學改革綜述張爽，趙棟，周茜，ZHANGShuang，ZHAODong，ZHOUQian

36.高等院校開設英語選修課的研究與實踐宋永燕，SONGYong-yan

37.中國大學生的語塊使用頻率及類別與寫作質量的相關性研究劉艾娟，LIUAi-juan

38.非語境條件下教授中國學生學習俄語的個際法奧列加·克拉索夫斯卡婭，逯紅梅，OLGAKLASSOVSKAYA，LUHong-mei

39.中學歷史教學中"國際意識"教育研究綜述張淑賢，郭培培，ZHANGShu-xian，GUOPei-pei

40.中學語文教育中文學教育的構成要素探析毛萍鈺，王雪艷，MAOPing-yu，WANGXue-yan

41.略論綠色語文的構建費蘭鳳，FEILan-feng

42.關于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到養老機構就業的探討許曉暉，XUXiao-hui

43.論包裝設計中的色彩設計長春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王慧，WANGHui

1.理性的樂觀:黑格爾的現代性觀念安麗霞，蔣學杰，ANLi-xia，BANGXue-jie

2.論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階段性特點何遠華，HEYuan-hua

3.論政府失信背后的利益動因柳海濱，左寧，LIUHai-bin，ZUONing

4.論文化休克理論和U曲線假說在跨文化旅居者適應過程中的相關性吳文麗，WUWen-li

5.中國事業單位改革若干問題探析陳憲偉，CHENXian-wei

6.關于正確認識宗教在民族形成中作用的研究張暢，ZHANGChang

7.歐美主要國家新聞法規本位的變化劉鳴箏，LIUMing-zheng

8.從受眾角度看新傳媒時代下的文化產業發展蘇李，SULi

9.《清會典》、《清會典事例》糾謬八則薛剛，XUEGang

10.論晚清河套地商與河套地區的開發李茹，LIRu

11.論民主革命時期中國的農業危機薛金艷，XUEJin-yan

12.取得臨時大總統職位原因分析王星宇，楊羽西，WANGXing-yu，YANGYu-xi

13.從通事與通詞看中日兩國接受西學途徑之差異劉鈞艷，LIUJun-yan

14.膠東方言聲調演變與人文歷史地理之關系宮欽第，GONGQin-di

15."V1著V1著,V2P"與"正V1著,V2P"的多維比較曾煒，ZENGWei

16.狀態形容詞研究綜述榮麗華，RONGLi-hua

17.談東北方言詞語"疙瘩"、"蛋子"、"球子"韓梅，HANMei

18.《蜃樓志》中的致使處置式分析洪水英，HONGShui-ying

篇4

英文名稱：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主管單位：湖北省教育廳

主辦單位：三峽大學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宜昌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672-6219

國內刊號：42-1707/C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79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Caj-cd規范獲獎期刊

聯系方式

篇5

刊名： 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主辦：  三峽大學

周期：  雙月

出版地：湖北省宜昌市

語種：  中文;

開本：  大16開

ISSN： 1672-6219

CN：   42-1707/C

歷史沿革：

現用刊名：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曾用刊名：湖北三峽學院學報

創刊時間：1979

篇6

關鍵詞：評價 評價學 人文社會科學評價 評價活動

中圖分類號： G250.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2）05-0133-04

2012年1月出版的《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理論與實踐》[1]（套裝上下冊）（以下簡稱“本書”），是邱均平教授繼《評價學：理論·方法·實踐》[2]之后，又一評價學方面的力作。本書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的構建與實證分析”（05AZX004）的研究成果之一，結項鑒定為“優秀”，被免評審進入武漢大學學術叢書正式出版。本書也是邱均平教授領導的“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團隊在近十年的研究及實踐基礎上撰著而成的，是目前國內第一部全面、系統地對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理論進行深入研究，并將相關研究成果用于評價實踐的著作。本書在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理論、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體系和人文社會科學評價實踐三個方面創新性研究，從而構建了一個包括理論、方法與實踐相結合的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體系。細細讀來，抽絲撥繭；慢慢品味，高屋建瓴，實感受益匪淺。

1 關于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理論的創新與價值

1.1 超越科學評價研究，創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理論體系

本書作者親身參與和經歷了我國科學評價工作發展的過程，并且緊跟國際該領域的研究與發展，充分把握國外科學評價領域的研究和國內研究現狀。通過對國內外研究現狀與相關研究成果及文獻的梳理看到：目前，科學評價工作偏重于科技評估方面，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領域大多數的論文都是成果評價方面的，且數量相對較少，不全面、不系統，遠沒有形成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理論體系。

然而，在整個科學體系中，人文社會科學占有重要地位。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為突出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是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活動及其結果進行評估、管理的基本依據；其評價工作是人文社會科學事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規范和促進人文社會科學健康、有序發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建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是重視和尊重人文社會科學的具體體現；我國人文社會科學事業的繁榮發展迫切要求加強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評價體系建設。但是，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的建設與自然科學相比，與國際通行慣例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已經成為阻礙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問題，亟待研究和解決。

因此，本書超越科學評價研究，建立與完善了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的評價機制、評價標準和評價體系，是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創新。

1.2 創新人文社會科學評價機制，為保障評價公正性提供理論指導

（1）發現信息傳導機制，深化評價過程認識。本書強調“信息”要素在評價活動中的重要作用，從信息管理學的角度，對評價過程中的“信息”要素的運動規律加以分析，并通過與典型的通信系統理論模型[3]進行對照，發現評價活動中的要素與通信系統模型中的若干要素存在著強對應關系。在對“評價”作為信息過程進行了重新認識的基礎之上，分析了科學研究對“評價”的需求，以及同行評議、定量評價指標的“”角色。形成了對科學研究評價更為本質、更為深入的認識——信息傳導機制。

（2）指出“公正”是評價的根本要求，系統完善了“公正機制”。在詳細系統討論了程序公正機制、利益約束機制、元評價機制等“公正機制”之后。強調了“元評價”對于保證評價的科學性、公正性的指導與約束作用，指出在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中亟待建立有效的元評價機制。提出了對評審專家的專業水平、評審態度、信度等信息，應該納入一個可以在學術界共享的、保存有連續累積數據的數據庫系統中，納入到一個信譽、信用管理機制當中的思想，并最終實現了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信息系統集成平臺的構建與應用。

1.3 全面分析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環境，奠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理論的現實基礎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要受到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然而在現實的研究中對這些外部因素及其影響的研究呈現單向度性，缺乏系統性分析。因此，本書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性質、特點；特殊國情、文化、科技政策、學術規范；科學的整體社會建制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外部環境因素及其影響進行了分析。

從人文社會科學自身所具有的復雜性和模糊性、真理性檢驗的直觀性、價值實現的潛在性和間接性、民族性、本土性以及成果多樣性和引文的長周期性等特點的分析，指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自然科學的評價方法，應該根據其特點進行調整；從“大科學”與科學建制化、“大科學”下的“小科學”、科學承認、獎勵、資助與報酬體系幾方面的分析，指出在人文社會科學建制化背景下，評價活動必須堅持評價的學術性，恪守“學術自由”這條底線，維護學術共同體內的固有規范和秩序；從人情關系的社會文化和“人治”傳統的分析，指出在評價體系別需要體現“公平、公正、公開”的規則意識，堅持評價標準的學術性、獨立性、自主性，保證評價過程的公平、客觀和規范性，注意評價標準的質量導向性；從人文社會科研究規范缺失的現實的分析，指出學術規范與學術評價之間存在互動關系，學術規范的普遍遵循，是學術評價有效性的基礎和前提，學術規范缺失影響著人文社會科學評價，制約了學術評價體系的完善，同時要求學術評價本身要規范，在評價標準中要將學術研究的規范性列入重點考量，或將研究的規范性作為評價的前提。從而奠定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理論的現實基礎。

2 關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的創新與價值

構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本書分十章進行了系統的創新性研究。從分析我國現行的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體系入手，探討了其核心體系，介紹了其要素體系，健全了其分類體系，構建了其運作體系，提出了其指標體系，并對人文社會科學人員評價的指標體系，以及成果、機構、項目的評價體系等內容進行了深入研究。從而對我國現行學術評價體系的問題進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對現行評價體系的改進思路。

2.1 構建核心體系，奠定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體系基礎結構

本書基于學科、應用、具體評價活動過程等三個方面，構建了包括基礎理論、評價方法和學科理論的完整的、有機的科學評價理論體系；著眼于人文社會科學與社會的互動關系，梳理了包括國際/國內、宏觀/外部、微觀/內部環境，以及社會評價意識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環境體系；基于科學評價體系選擇的標準與模式問題的討論，構建了狹義的和廣義的評價活動體系；從科學評價規范與科學評價管理監督機制的關系分析，構建了科學合理、健康完善的評價規范體系。從而構建了包括理論、環境、活動、規范體系的人文社會科學評價核心體系，為其他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2.2 總結歸納評價的要素體系，健全了評價的分類體系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包括了，評價主體、目的、對象、標準、內容、指標、方法、程序，以及評價數據與結果等要素，在之前的研究中缺乏全面的系統研究和歸納總結，本書對其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這一研究的價值不僅僅在于歸納總結評價的要素體系，它還是健全和完善評價的分類體系的基礎。在評價過程當中對于評價要素的不同偏好偏重、關注程度、要素組合等都對應著不同的評價樣式。因此，本書在總結歸納評價的要素體系的基礎之上，根據評價要素的屬性、特征，以及在評價過程中的表現形態，按照評價方法的量化特征及評價過程的主客觀程度，按評價過程的保密性，根據評價主體之間關系，根據評價目的性，按照評價標準要求，按評價對象，按照評價所發生的時間階段，按照評價結果的表現形式，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樣式進行了分類研究，從而健全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分類體系。

2.3 構建運作體系，為推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活動的有效進行提供實務指導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活動的運作需要建立組織系統、制度規范系統、工具系統來推動。因此本書通過整合執行、參與評價活動的機構和個人等實體要素，建立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組織系統；通過整合評價活動執行中的法律、法規、行業指導性規范、政策管理性文件等軟件環境因素，建立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制度規范系統；通過整合評價活動執行中供評審專家、機構等使用的查新系統、文獻計量分析系統、期刊分級系統、專家遴選數據庫系統、數據記錄系統、信用管理與反饋系統、評價軟件系統、遠程網絡通訊評審系統等輔工具的硬件環境因素，建立了評價工具系統。

從而構建了以評價活動的有效執行為中心，圍繞評價主體及其活動，尤其是評價方的活動而運行的運作體系，其研究結果為推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活動的有效進行提供了實務指導。

2.4 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規范性程序與方法，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提供參考性指標體系

本書至始至終十分強調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要著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質量和效益的評價，體現質量和效益是對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基本要求。在這一思想基礎之上明確了構建參考性評價指標體系的思路和原則，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規范性程序與方法。并且單辟章節分別詳細深入研究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研究機構、研究項目的評價體系。從而，設計了一套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著重體現研究質量和效益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參考性指標體系，對于實際評價工作有極強的指導意義。

2.5 反思現行學術評價體系的問題，提出改進思路

本書對我國現行學術評價體系存在的量化考核簡單化；同行評審形式化；核心期刊與SCI被誤用；學術功利化與浮躁化等問題進行了反思。指出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在于：學術成果效益的不確定性、數據來源與評價成本約束、指標打分法的缺陷等內部因素的影響；學術研究規范的缺乏、重人情關系的社會文化背景、學術行政化因素的干擾等環境因素的影響；日常考核與學術“評價”的混淆、把資源投入當成績效指標、宏觀與微觀學術評價掛鉤不當、對評價主體和評價目的認識不清等主觀因素的影響等。針對這些問題提出：要用科學發展觀指導學術評價；以人為本，尊重科學研究的客觀規律；推廣“代表作”評價制度；放寬評價周期，提倡延遲評議；注重評價指標的導向性；對學術評價與行政考核作正確區分；減少學術評價中的行政審批層次；正確認識評價主體和評價目的；合理選用定性與定量評價方法；發展獨立的第三方評價機構；建立元評價機制與規范；構建專門的學術期刊等級評價方法；推行學術出版認證，加強論著審稿規范等對現行評價體系的改進有啟發性的思路。

3 關于人文社會科學評價實踐的創新與價值

3.1 重實證研究，為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實踐提供范例

本書不僅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理論與評價體系建構進行了創新性研究，同時也十分重視關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理論與評價體系應用于實踐的實證性研究。

通過h指數用于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實踐探索，詳細揭示了h指數應用中的各種問題；通過我國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的計量分析與評價實踐的介紹，指出了我國期刊工作者和相關管理部門應解決的現實問題，為中國期刊從數量型發展引導到質量型發展的健康軌道上，以及使中國學術期刊在國際學術交流過程中產生應有的作用和影響力提供了決策參考；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機構評價的實證研究，并詳細介紹了大學評價智能服務系統的開發與應用、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信息系統的開發和應用等。通過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評價、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評價、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競爭力評價等實證研究的思路與基本原則、具體做法、評價結果及分析、改進與優化等方面的詳細介紹，為進行人文社會科學機構評價活動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3.2 構建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信息系統集成平臺，使本書的研究落到了實處

本書基于Microsoft SQL Server數據庫平臺構建了一個綜合性、大容量、穩定安全的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數據庫，即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信息系統集成平臺，它主要是基于數據挖掘的大學評價智能信息服務系統和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信息系統的集成。它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所有信息通過專題倉庫管理起來，大大提高了檢索的效率，以滿足關心本領域發展的人們的需要，并為分析與評價提供數據支撐。它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科、機構、項目等各方面信息進行組織、分析評價，以滿足項目管理人員和領導管理決策的需要。它為項目申請人員提供瀏覽本學科領域已申請或批準的項目情況，進行項目，并提供從項目申請、立項、結題到鑒定全過程的自助管理服務。為人文社會科學的項目管理與申報、專題信息檢索與查詢、研究成果評價與發展提供了一個簡單易用、安全穩定的平臺，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它通過動態追加項目的全程信息，有利于形成一個發展的龐大體系，建立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體系。它通過把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信息進行重組和整合，有利于對高校、科研機構人文社會科學的建設進行客觀公平的評價，從而發現不足，促進人文社會科學創新能力的提高。因此，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使本書關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理論與評價體系建構的研究落到了實處。

4 結語

本書構建了一個包括評價理論、評價體系和評價實踐在內的、完整的人文社科評價理論體系，從評價理論、方法、實踐三個方面涉及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系統研究了人文社會科學評價問題。是國內第一部全面、系統地對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理論進行深入研究，并將相關研究成果用于評價實踐的著作，可供管理類專業，如信息管理、情報學、科技管理、科技評估、公共管理、管理科學與工程、教育評價與管理等許多專業的高校師生以及各級管理和決策人員、科技工作者、社科工作者及廣大科研人員閱讀使用。可以相信本書的出版，必將對今后人文社會科學的評價實踐的科學、公正、規范化發展發揮指導作用。

參考文獻：

[1]邱均平等. 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理論與實踐[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2]邱均平，文庭孝. 評價學：理論·方法·實踐[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篇7

[關鍵詞]科學評價　人文社科　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

[分類號]G250

盡管當前國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碩果累累，但伴隨的粗制濫造、低水平重復及抄襲剽竊事件卻層出不窮。從總體上看，人文社會科學的評價失范狀態是造成這種“泡沫學術”的原因之一，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的評價中未能處理好評價對象“質”與“量”的關系。關于這點已有不少學者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例如：葉紀元指出，目前學術評價上存在著質量和創新力評價弱化、過分數量化、過分形式化、過分行政化和評審專家人情化、評價結果軟化等問題；劉大椿指出，造成現行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管理中學術成果“質”與“量”評價倒置的原因除了管得太死、評價的角度太單一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理性缺失對人文社會科學評價視角的侵蝕，忽視更應該追求的東西――搭建“量”與“質”的橋梁。因此，從微觀層次上厘清人文社科學術評價中的“質”與“量”的關系及其結合的方法，即尋求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促進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　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主要方法

1.1　以定性為主的評價方法

定性評價是指某專業領域的專家基于自身對本專業的認知、理解、經驗以及造詣等對被評價對象給予評判。定性評價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專家評議，評議專家判斷時的依據一方面是評價客體即參評成果所反映出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評價專家即評價主體儲存在大腦中的學術信息與經驗信息。這兩種信息在專家的責任心與職業道德指引下進行復雜的信息匹配與價值判斷，從而得出或評語或打分等各種形式的評價結論。

盡管同行專家是最具評論資格的主體且評價時能深入到評價對象的深層內容，但這種評價方式不能避免專家判斷時的個人主觀性。專家評價的個人主觀性包括多個方面，首先這種評議是基于業內專家的個人造詣，而人的能力總是有限的，即使專家對本研究領域有深厚的積累，也難以對所有的研究方向面面俱到。其次，在中國這個人情網絡強大的國度里，個人往往難以避免人情世故的影響，在對本身具有主觀性色彩的人文社會科學評價中難以脫離這種負面影響。往往導致對評價對象做出有失公平的評價。再次，隨著研究領域的拓廣和研究方向的日益精深，對任何評價個體來說評價工作都是一項復雜的工作，并且多個評價者難以達成共識導致，從而評價的信度降低。

1.2　以定量為主的評價方法

定量評價方法主要是用科學計量法借助一些能表征文獻科研貢獻的指標通過統計計量進行評價。目前科學計量的指標越來越多地與多種管理工程中的決策方法相結合，形成更為綜合的定量評價方法。對于人文社會科學而言，論文、著作、研究報告等是研究成果的最主要的載體形式，計量這些成果的數量關系成為衡量科研工作質量的重要途徑。因此，科學計量學是目前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重要方法。

以引文量為基礎的文獻計量分析又是科學計量中常用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是利用各種數學和統計學的方法以及比較、歸納、抽象、概括等邏輯方法，對期刊、論文、著者等各種分析對象的引用或被引用現象進行分析，以揭示其數量特征和內在規律的一種科學計量研究方法。但目前文獻計量學的發展階段仍停留在文獻統計數據的計量基礎之上，這種基于統計數據的計量結果可以輔助文獻的管理和應用。通過引文量以及以引文量為基礎的統計指標進行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目前還存在很多不妥之處，例如，常用的影響因子測度的是兩年內的被引情況，而人文社會科學的引用周期存在差異且應用周期比起自然科學長得多。

1.3　定性與定量方法的屬性對照

以同行評議為代表的定性評價方法和以科學計量為代表的定量評價方法在評價的理論、出發點以及評價效果上都有諸多不同之處，可以視為兩種相對獨立的方法。兩種方法都有各自的優點，但同時又有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因此依靠單獨定性或定量的評價方法難以得到滿意的評價結果，有必要找出兩者的主要差異作為相互輔助的基礎。通過對目前人文社會科學主要評價方法的分析，得出了兩種方法的主要差異(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這兩種相對獨立的評價方法之間存在諸多差異，而這些差異可以形成互補。總體而言，目前定性的專家評價方法比起偏定量的科學計量方法更能較客觀地對人文社會科學進行評價，這也是目前人文社會科學重大項目評價的主要方法。科學計量方法在數據處理上多借助于統計軟件，因此其效率比前者高而成本卻遠比前者低。但同行評議和科學計量法作為兩種主要的評價方法在人文社會科學的評價過程中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目前的科學計量方法之所以存在諸多爭議是由于未能將方法更好地適應人文社會科學的評價需要。下文將以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特征作為切入點，具體分析專家評議法和科學計量法應該如何相互支撐實現人文社會學科的更客觀、滿意的評價。

2　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過程的復雜性特征

2.1評價過程中價值的短期不確定性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是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的復雜人文社會現象，在研究過程中具有主觀性和隨機性等特點。目前存在多種關于人文社會評價的描述，其中婁策群將評價描述為一種價值判斷過程，一種基于事實判斷之上的價值判斷、一種共識性價值認定的方法、一種學科發展的知識自覺、一種科研管理手段、一項社會經濟活動的核算，這種描述方法比較全面地揭示了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概念和內容。而人文社會科學的評價主要是指對評價對象的實質內容進行深入評價，其核心是對“創新能力”的評價，而評價結果的客觀性最終依賴于時間的檢驗。人文社會科學的重大成果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能起到立竿見影般的預期效果，其成果的發揮是循序漸進的。只有當社會大多數主體接受并使用時，它才能真正發揮功能。而這一過程對人文社會科學而言相對是漫長的。要在短時期內給予科學客觀的評價需要更多的信息和更先進的評價方法來處理這些龐雜的信息。

2.2　評價過程中的主觀復雜性

2.2.1人文社會科學價值的主觀復雜性評價過程是對評價對象已經發揮的、正在發揮的和潛在發揮的功效的測度、判斷和認同的過程。價值從哲學上講是指在主客體相互關系中，客體是否按照主體的尺度滿足主體需要，是否對主體的發展具有肯定的作用，這種作用或關系的表現就成為價值。由于評價是主體依據一定的價值標準對客體進行評估，因此人們進行價值測度活動時不僅要從當前的客觀事實出發，依據客觀規律對事物的客觀屬性做出測度，還要根據自身群體的需要預先設想這種評估和選擇可能達到或實現的

目標。使得評價結果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并能給人們帶來利益，即評價要主觀符合客觀的同時，也要求主體對客體的判斷符合主體的需求。

人文社會科學評價中的主觀性是本身具有的，因為評價中的價值是評價主體主觀感受到的，是人們對客觀存在的事物從各種各樣的分析中主觀抽象出來的。這種主觀性有其積極的意義也有負面的影響，一方面，評價主體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補充評價過程中的信息不足，并且可以將不可直接評價的因素轉化為間接測度的指標；另一方面，這種主觀性也導致了評價過程中的個人主觀性。

2.2.2人文社會科學評價規范的主觀復雜性評價主體評價的不是評價對象的載體而是載體承載的內容價值，是主客體間客觀實在的價值關系，評價活動的目標就是解釋這一價值關系。評價尤其是科學意義上的評價是對價值判斷的規范化和精確化，不再是個體的任意評論或某種純粹主觀情感、口味的表達。科學評價呈現為參照一定標準。依照一定程序，對評價對象的價值進行的估量。價值測度結果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價值因素，即評價者的價值標準；二是事實因素，即客體或評價對象的客觀活動記錄。

由于評價主體的價值觀和感受程度的不同，對相同的評價對象也會形成存在諸多差異的評價結果，但同時人們在價值觀念上又會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共同性和客觀性。這使得對特定事物形成群體判斷成為可能。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規范和標準是專業領域科學共同體共同認可和遵照的，因此在以求真創新為重的人文社會科學評價中，只有通過同行評議才能解決以共識性批判為手段的價值認定，而目前以數據統計為主的科學計量方法還難以識別評價對象的創新程度。另外有些難以量化的評價指標需要通過科學共同體以主觀方式將其轉化為可以評價的間接性指標。

3　定性與定量評價的方法屬性分析

3.1目前評價方法存在的主要問題

3.1.1正視引文分析的功能角色成果被引用是最普遍的一種學術現象，論文引證數量也是目前最常用的評價成果質量的方法。引文分析在知識傳播中有著知識導航的作用，可以系統地闡述并分析學科結構、學科定位及學科特征，通過引文網絡可以發現知識傳播和發展的脈絡，為科研工作者提供所需的支持性材料，這才是引文的目的。目前通過引文分析評價科研成果的價值是對引文分析的真正功能的誤用。至少以引文分析為代表的科學計量方法目前還難以承擔起科學評價的任務。由于文獻引用的目的和作用存在諸多差異。粗略的劃分包括概念的引用、評判性引用和文章觀點的引用等，因此并不能說明被引量大的論著就一定比被引量少的成果上乘，因為作者對論著的引用具有復雜的動機。

概念性引用作為引證文章的列舉性引證，并不能直接說明被引用對象內容的價值，而批判性引用更是對被引文的負面性批判。將引文分析作為評價的參考指標，分清引用類型尤其重要，只有提出了具有創新性論點而被引用作為支撐性材料的引用類型，才可說明被引文獻的指導性、創新性和其價值的被肯定性，也只有這種情況下才可將引文量視為對引證文獻做出了貢獻而作為評價的指標，因此評價科研成果價值的方法是深入了解其內容。以引文量為基礎的統計數據只能間接反映被評價對象的價值。因此，需要對引文量作進一步分析，而不能直接作為評價的指標。

3.1.2綜合性評級方法的使用需更多驗證

為了能將定性得到的數據和定量得到的數據結合起來，目前研究人員多引用一些用于工程管理和決策的方法以追求能通過合理的方式將兩種數據結合。盡管這些方法都借助于嚴密的數學邏輯推理，但這些工程評價方法用于評價帶有主觀人文性質的評價對象時往往難以湊效，并且還存在諸多不妥之處。因此，在應用這些綜合評價方法對人文社會科學評價時，需要根據評價的目的進行適當的改造，只有經過驗證可行的方法才可引入到人文社會科學的評價工作中。

3.2　評價中“質與量”與“定性與定量”的關系

目前，科學評價多注重定性與定量方法的結合，但是“定性與定量”并不是等同于“質與量”。“質與量”是指學術評價中的兩個角度和層次，而“定性與定量”是指評價中所用的兩種方法。評價方法服務于評價目的，而定性與定量方法也不能孤立使用而需要相互結合。對復雜對象的評價過程中，只有同行專家才能對評價對象的“質”做出評判，至少目前離開同行專家專業深入的甄別，僅使用統計方法是有缺陷的。同時。對“質”的判斷不但需要定性的分析，也需要通過相關統汁數據提供更全面客觀的信息，而以客觀數據為基礎的定量方法是擺脫專家個人主觀性影響得到客觀結果的重要途徑。簡而言之。只有通過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完善結合，才能滿意地得到評價對象的“質”。

3.3　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基本過程結構

針對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復雜性，需要將評價過程中評價對象的價值構成分解，并將專家評議和科學汁量方法的屬性分解。通過這種分解方式深人人文社會科學定性及定量評價方法的使用過程，從而探尋兩者結合的契合點。如圖1所示：

從圖1可知，在人文社科學術評價中，應根據評價對象自身的特征將其價值構成分解。依照一般的分類理論將評價對象的價值分為理論價值、應用價值、創新性價值和功能性價值等主要指標。在實際評價過程中，需要將價值構成分解到更為詳細的指標體系。指標的選取要便于專家的量化，這樣才能讓同行專家給予更客觀的評價。

通過解析專家評議和科學計量各自的方法屬性和特征，構建出專家評議和科學計量在評價中的角色和位置關系。通過科學計量以及以能綜合計量“影響因子”、“H指數”以及“特征因子”等文獻計量指標的綜合評價結果作為專家評議的參考，可更好地消除專家在評價過程中的個體主觀性和科學計量方法在評價過程中對“質”的忽略。

4　定性與定量方法相結合的評價框架

4.1　評價過程的前期分類工作

4.1.1　評價對象的合理分類

由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龐大。不同領域、專業的評價指標體系應該針對自身的特點，但各個專業領域都有相對獨立的評價原則，兇此不同領域的對象一般不具有比較的意義。這就需要對評價對象進行評價體系分類。首先，基礎性。理淪性研究和應用研究不能共用一套評價標準和指標體系。相對而言，應用性研究更重視于短期受益，而基礎性理論研究更側重其長遠的理論指導意義。如果用應用性項目的指標衡母基礎性研究的價值，其結果勢必是適得其反。

4.1.2　評價深度的層次劃分根據前面的討論，目前人文社會科學的評價從方法范疇上可主要劃分為專家評議和科學計量兩種。從評價深度上則可分為對評價對象外部數量特征的計量統計和對知識內容或知識單元進行的“質”的評價。前者是簡單、粗糙的“量”的統計，是以發表論著數、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期刊影響廣度、地域分布、半衰期等多種指標進行的形式評價。對“質”的評價不能對科研成果斷章取義，而

是需要深入到評價對象的知識單元層次，最終對評價對象形成基于知識內容的評價結果。

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宗旨是對評價對象的價值做出論斷，以服務于評價的目的，對人文社會科學而言就是科研成果對于社會群體影響力的評價。“質”是“量”的前提，對于科學評價的評價對象來說，沒有“質”的保證，“量”越多，往往越容易引起魚龍混雜而造成科研資源的嚴重損失。學術科學評價的目的是給予評價對象合理的價值評估，對評價對象的“質”給予合理的定位。從哲學意義上講，任何評價對象都通過一定數量的價值單元構成其整體價值，而同時評價對象任何“質”的特征都要依托于可以統計的“量”。因此不存在沒有數量因素的質量，反之亦然。“質”與“量”的共存關系決定了評價過程中兩個方面都要兼顧。

4.2　定性與定量方法相結合的評價框架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知，在評價過程中定性和定量方法需要結合使川。在此筆者使用倒置樹形構建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過程巾定性與定量方法結合的評價框架，依據評價信息資源的特點交叉使用兩種方法，兩者結合的評價框架如圖2所示：

在樹形結構中將末端的評價指標視作樹形結構的葉子節點。從上文分析可知綜合評價方法有自身內在邏輯機理，而單一層次不能全面體現評價對象的價值，但同時層次過多會減少方法的穩定性和準確度，目前一般使用三級評價指標結構。在評價過程中從葉子節點開始，定性及定量的交叉應用直到樹形結構的根節點即評價的最后結果，其具體方法如下：

第一步，葉子節點價值評價。在評價過程中運用專家評議等定性方法對葉子節點的價值在知識單元層次上給予評價，依靠參加評議的科學共同體做出評價對象的創新性以及其他價值的判斷。同時，使用科學計量等定量方法得出評價對象“量”的特征給予專家參考，確保整個評價過程建立在“質”的基礎之上。葉子節點的評價是評價過程中最為關鍵也是最為復雜的一步，它猶如建筑物的地基，是整個評價是否科學客觀的基礎，在這一步中要從微觀著手，以定性方法為主，并以定量方法為輔。

第二步，指標層的價值評價。在第一步的基礎上運用綜合評價方法得到葉子層級指標的價值，即子指標層的評價值。將這一計算結果作為計算父指標層的評價數據，繼續運用綜合評價方法處理父指標層的評價值，并由同行專家給予價值的及時修正。在這個過程中繼續運用科學計量方法形成對專家評價的輔助數據，最終得到父指標層的綜合評價值。

重復這一過程，由此通過定性和定量方法的交叉使用直到樹形結構的根節點，得到計算結果即為評價對象的最終評價值。在這個由下及上的評價過程中綜合使用了專家評議及科學計量方法，并通過綜合評價法使得層與層之間的評價聯系起來最終得到評價結果。

篇8

[關鍵詞]人文社會科學；基地；圖書館建設；評估指標

[中圖分類號]G2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712（2015）21-0087-03

[作者簡介]李翠蘭（1974―），女，山東鄒城人，本科，貴州師范學院貴州教育發展研究中心館員。

1999年，教育部組織實施了“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建設劃”，各省教育廳積極響應，各自從本省省情出發選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礎較好的高校建立特色鮮明的人文社科基地，形社會科學研究的第二梯隊。然而，學界目前對基地圖書資料室建設與評估研究的文章十分缺乏，故本文結合貴州省人文社會科學基地貴州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圖書資料室建設狀況提出設想，期望得到同人的指導與批評。

一、基地圖書資料室的性質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圖書館屬于學術圖書館，但是它與高等院校的圖書館又存在一定的區別。

首先，要從圖書館的本質特征來考察基地圖書資料室的內在屬性。《辭源》對圖書館的定義為“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獻資料并向讀者提供利用的科學、文化、教育機構”。《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的定義是“收集、整理、收藏圖書資料供人閱讀參考的機構”。這兩種定義概括了圖書館的本質特征，雖然表述不盡相同，但是都包含了三方面的要素：第一，圖書館必須是文獻資料中心；第二，這些文獻資料是通過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具體行為收集、整理、保存等得以實現的；第三，圖書館設立的目的在于為讀者受眾閱讀服務，使其受到教育。基地圖書館既然是圖書館的一類，就要滿足于上述三大要素。基地圖書館必須是相關學科的文獻資料中心，這些資料存在的形式可以是實實在在的圖書、期刊、復印的文字材料等，也包括光盤、音像、錄音等信息時代的文獻資料。

其次，要區別基地圖書資料室與高校圖書館的不同。基地都是各省教育廳依托高校建立起來的，基地圖書資料室與高校圖書館并存于同一所高校，但是兩者之間又有很多不同。有人認為，大學圖書館的基本工作是圍繞教學、科研、社會服務以及文化傳承四大職能來開展[1]，這無疑是正確的。基地圖書資料室與高校圖書館是什么關系呢？可以從教育部關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建設與管理的相關文件中找到答案。《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管理辦法（2006年修訂）》提出，“重點研究基地應建立獨立于高校圖書館的專門圖書資料室”。這就要求基地的圖書館在行政上是獨立的，不隸屬于學校圖書館。基地圖書館的建設是在基地主任的領導下，獨立自主地發展和改善屬于基地的圖書資料建設。但是，高校圖書館與基地的圖書館并不是毫無聯系，該文件又要求“高校圖書館應優先滿足重點研究基地圖書資料特別是外文圖書資料的訂購需要，并提供有關資料編目、信息查詢服務”，這就要求基地所在的高校需要高度重視基地的圖書資料建設，在購買圖書的資金安排上向基地圖書資料傾斜，同時強調外文資料的采購。

二、貴州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的圖書資料建設

貴州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是2011年1月經貴州省教育廳批準設立的貴州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中心在設立之初就確立了以研究貴州教育發展為主的學術研究取向，根據貴州的省情重點聚焦貴州教育史、貴州基礎教育和貴州民族教育三個方向。因此，中心緊扣基地研究取向，扎實做好相關圖書資料室的建設工作。

首先，基地重視館舍與圖書文獻資料建設。圖書館是實在的物質存在，是科研人員閱讀學科文獻資料的空間，也是存儲文獻資料的物理空間。根據貴州省教育廳2006年頒發的《貴州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管理辦法》的要求，基地爭取學校領導的支持，目前建設圖書資料室用房160平方米，這個指標大于教育廳要求的“不少于150平方米”的要求，達到了評估指標要求。基地是在原來歷史與社會學院的基礎上升格而成的，在學校統一部署下，原來屬于歷史與社會學院的關于貴州教育史方面的文獻資料全部劃歸基地管理，這些書籍主要包括貴州教育方志、地州教育史、學科教育等方面，數量較為可觀。基地還選訂了《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比較教育研究》等具有學術影響力的專業期刊，基本能夠滿足科研人員的科研需要。

其次，基地圖書資料室配備具有圖書館員或相應職稱的專職資料人員。專職資料員在學歷與職稱方面要求必須達到教育廳的基本要求：學歷是本科，職稱為中級職稱。學科背景為圖情系列的工作人員。基地圖書館目前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心主任的領導下，對基地成立以來的圖書按照中國圖書分類進行編目整理，在這個過程中建立基地的電子檢索系統，圖書室的所有圖書都能采用信息化的手段查詢獲取。

再次，基地圖書資料室高度重視信息社會的時代變化，積極開發科研信息資源的利用手段。基地為科研人員建立了微信群與QQ群。這樣極大地方便了科研人員的信息查詢，QQ的大型文件傳輸功能可以為科研人員提供極大的便利。圖書資料室打算逐步把基地圖書館原有的圖書資料轉換為電子版，基本的設想是：先對基地的圖書登記造冊，摸清家底，爭取基地專職科研人員和兼職研究人員的意見，分批次分階段做好紙質版本轉換的工作；在購買新的圖書資料時候，努力爭取購買電子版本，放到圖書資料室供科研人員使用。

著名圖書館學專家黃宗忠在論及圖書館的功能時，指出圖書館除了基本功能、專屬功能、主導功能、現代圖書館功能、公益功能外，還應該具有“未來功能”。[2]未來功能是“指潛在功能，目前還沒有充分顯露，但是很有發展潛力”。當下計算機信息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很多嶄新的科技手段層出不窮，比如“云技術”“APP技術”等，極大地改變了文獻的儲存與檢索、閱讀方式。在這方面，基地的文獻資料建設還沒有跟上發展的步伐，下一步應該認真應對，這就要求圖書館工作人員不僅要善于學習，還要有創新的意識。

三、基地圖書資料室建設與評估

圖書資料室建設是基地建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省部兩級教育行政部門對于基地的建設都有相應的規范性文件與考核性標準，目的在于促進基地良性發展，為建立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提供科研保障，也貫徹了“以評促建，重在建設”的指導方針。但是，從目前出臺的相關考核評估文件來看，考核的標準不足以達到相應目的，根本原因在于操作標準過于寬泛，對于促進基地圖書館建設無益。這一點可以根據貴州省2013年基地建設考核表來說明。

貴州省教育廳在2013年對省內的人文社科基地進行建設周期的考核，下達了各相關基地的評分表，列出了對基地建設各方面的評價賦分。一級指標有結構人員、研究隊伍、科學研究、人才培養、支持措施、管理工作。賦分為百分制。圖書館建設的評估位于“支持措施”部分，有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圖書館，學校圖書館藏書50萬冊以上，賦分1分。二是資料室，中文藏書3000冊以上，外文藏書500冊以上，中文報刊20種以上，外文報刊10種以上，賦分1分。”這個考核評價的標準失之偏頗，無法促進基地的圖書館建設。原因如下：

第一，這個評分標準沒有擺正基地所在高校的圖書館與基地圖書館的關系。《貴州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管理辦法》（2006）規定，“研究基地應擁有獨立于學校圖書館的專門圖書資料室”，評分標準要求學校圖書館的藏書30萬冊，該要求對于設有基地的大學來說并不是十分困難的事情。一般來講，各省教育廳在選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礎較好的高校作為研究基地來培養時，該校的圖書館基礎應該是十分雄厚的，特別是與基地研究方向相關的圖書資料。如果在考核評估時還要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那么每個基地都會得到滿分，區別意義不大，不能起到評估督促的作用，使之流于形式。另外，管理辦法規定，基地圖書館是獨立的，這里又要求學校圖書館給予基地圖書館建設支持，這是政策矛盾之處，相互抵牾的政策只會造成基地圖書館建設工作的被動。

第二，對基地圖書館建設的考核重視顯性的數量化指標，忽略了基地圖書館建設的內在的更高層次的要求。圖書館館舍的面積可以通過擴充辦公空間來實現，圖書冊數也可以通過購買或者從高校圖書館轉入登記造冊來完成。但是圖書的更新率、圖書資料與基地科研工作的匹配性與相關度等真正能夠體現“唯一”“一流”的科研資料卻無法得到保證，這確實是只重形式而忽略實質的考核評估辦法。

第三，評估只重視圖書物的考核，忽視了對圖書資料室管理人員的考核。圖書資料室管理人員要求是多層次的。第一層次是學歷和專業的相關性。基地是學術性極強的科研機構，圖書資料室是基地科研人員科研的幫手與信息中心，基地圖書資料室管理人員必須與之相匹配，具體到實際就是要求學歷與專業相關性達標。第二層次，要求管理人員業務熟練，對基地的圖書資料如數家珍，可以對基地的圖書資料和科研成果進行初步的加工，形成基地的數據庫。第三層次，圖書資料管理人員的服務態度也是考核的重要內容。

第四，圖書資料的利用率、科研人員對基地圖書館的滿意度以及校領導、中心領導對基地支持的具體做法也是圖書資料室建設的考核對象，這些應該加以重視的要素卻沒有在評價中得到很好的表現。

鑒于此，筆者認為，要想真正建設好基地的圖書資料室，必須重視以下幾個方面：圖書、期刊的數量，圖書資料與基地科研的相關度，圖書資料的年更新率，圖書購買的經費預算，外文材料的充實度；館舍的面積；設備的電子化，圖書資料查詢的順暢度；工作人員的學歷，工作人員的專業與圖書資料工作的相關性，工作人員的科研水平、熟練程度、服務態度；科研人員借閱圖書資料的記錄，對圖書資料的滿意度，對圖書資料購買的建議；學校領導對圖書館建設的重視程度。

基地評估促進建設的指標體系應當包括以上內容。如此才可以建立較為全面的基地圖書館評價指標體系，更好地仔細觀察考核圖書資料室的建設，使基地圖書館的建設得到實質性的發展與壯大，從而為基地的科研工作提供物資平臺與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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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素養包括社會科學的一些基本常識和方法論，它是經過學術論證和檢驗的對世界的認識。就新聞工作而言，包括多學科的知識。本文以社會心理學和統計學的基本原理為例，結合幾個曾經的熱點新聞，探討社會科學素養的缺失，對受眾可能造成的誤導，以及對當事人造成的損害。

2011年10月13日，在廣東佛山南海發生了一場全國聞名的悲劇，2歲女童小悅悅（王悅）在小巷里遭兩車碾壓，其間有18人路過，都沒有施以援手，直至一名拾荒老太將其送往醫院，終因受傷過重，在醫院去世。《羊城晚報》以《兩車先后碾過兩歲女童十多冷血路人見死不救》最早爆料，斥責路人沒有及早救援，并稱路人是“冷漠”的。這成為隨后鋪天蓋地報道的主要觀點，例如，有媒體就評論道：“佛山的事件說明，有一種冷漠和無情在中國社會潛伏甚至游動著，它們隨時有可能被激活，像毒氣一樣窒息一個特定環境下人們的道德感，制造出令社會道德底線無法接受的表現。佛山那18個人的冷漠，以及肇事司機的逃逸，就是中國社會道德面貌的一個真實細節”。類似的評論還有很多，但若是一位社會心理學家看到這樣的評論。估計會請義憤填膺的評論家們冷靜一下。那18個路人是冤枉的，他們其實并非道德上存在瑕疵，而只是“多元無知”這一心理學效應下不自覺的犧牲品而已。

“多元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是社會心理學的基本概念，它被用于描述人們在公眾場合的行為模式。通常人們在公共場合里，如果遇到模糊不清的狀況、突發的事件，為了消除自身的不確定性，會觀察和模仿身邊他人的反應。結果形成彼此趨同的行為模式。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西奧迪尼在其《影響力》一書里，指出在美國普遍存在著“當一名受害者在痛苦中掙扎著需要幫助的時候。卻沒有一個旁觀者伸出援手”的情況，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凱瑟琳·季諾維斯（Cathefine Genovese）案。值得注意的是，此案和“小悅悅事件”性質類似，但情況還更為惡劣，對此案的反思導致了“多元無知”概念的提出。

1964年3月13日，紐約皇后區發生了一場兇殺案。29歲的婦女凱瑟琳·季諾維斯凌晨下班回家，在路上被一陌生男子用刀殺死。在長達35分鐘的作案時間里，兇手追逐受害者三個街區，并在她聲嘶力竭的求救聲中將其殺死。在這段時間里，38個鄰居透過窗戶目睹了兇殺案的發生，卻沒有一個人費神撥一下報警電話。最終季諾維斯因失血過多而去世。這場悲劇發生以后，《紐約時報》進行了如下的報道：“在半小時內，38名皇后區令人尊敬的守法公民眼睜睜地看著兇手在丘園三次追逐并刺殺同一個女子。有兩次，他們發出的聲音和他們的臥室里突然亮起的燈光都讓兇手吃驚地停了下來。但每一次他都返回去。找到她并刺死她。整個過程沒有人一個報警。”事件震驚了美國。其后新聞和報道的基調也同中國類似，質疑美國是不是變成了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社會。有的將其歸咎于電視上的過多暴力，導致人們對現實中暴力的過分容忍。更多的媒體人則認為是都市生活，使得個人與群體疏離。導致人的“非人性化”。

但社會心理學家仔細研究了相關報道以后。卻得出了不可思議的結論，認為之所以會發生這一悲劇事件。原因是旁觀者人數太多。因為目擊者的人數越多，使得每個人覺得自我責任越輕，這個道理適宜于中國的一句俗語，“三個和尚沒水吃”。而且人們在選擇行為的時候，通常會采用社會認同的行為模式，他人的行動是自我行動重要參考。若他人采取若無其事的態度，人們也會自然地模仿。為了證明這個觀點，社會心理學家曾做過實驗，讓一個人在大街上假裝癲癇發作，若是一個人在場時，他獲得幫助幾率是85%。而當五個人在場時，獲得幫助的幾率只有31%。

除了人數，還有幾個因素會影響到人們是否參與到幫助中去。一是對事件重要性的判斷。假若危險情況是確定和明顯的，人們施以援救的幾率會大得多。例如我們很少看到溺水時旁觀者冷漠的新聞，這是因為類似的危險顯而易見。二是通常文化習俗里人們表現得老成，舉止穩重更容易受到尊敬。三是對于陌生人，人們通常難以判斷其求救的表情和危險程度。以上也是都市為什么看上去比鄉村社會更為冷漠的原因。

那么參照上述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小悅悅案件里，大量的新聞和評論將其指向18個路人的冷漠事實上是不公平的。來自各地的打工者，在路過一個陌生街區，于下午5點并不能看清楚形勢的黃昏，又聽不到2歲的小孩發出的明確求救信號，因此不能主動停下來救援，是情有可原的行為。

可惜的是縱觀相關的評論和報道，提及了“多元無知”這一基本社會心理學現象只有一家媒體。絕大多數都犯了當年美國媒體的錯誤，將基本的心理現象無限拔高，這反映了社會科學素養的缺失。過去比較強調記者的科學素養，但是一直沒有注意社會科學素養的培養。這使得小悅悅事件里18個路人被過分的指責，承擔了太多的罵名，而廉價的指責并無助于事件的解決，反而導致對社會道德水平過于悲觀的估計。

在小悅悅事件新聞報道和評論里，違背社會科學常識的還有其他，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情況幾乎是很多新聞報道的通病。上述是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進行分析，接下來筆者從統計和概率的角度探討小悅悅及其相關事件中存在的報道誤區。

通常新聞記者是好事之徒，喜歡對突發事件進行報道，并上升到普遍的意義，但這歸納意義的過程其實存在著以偏概全的極大可能性。依據統計和概率規律，個體只能有限度地代表整體，例如一個人的犯罪，這并不能否認其家庭，更不能牽扯到他的種族和國家。而在小悅悅事件里，眾多媒體不是將其視為個案處理。探討出現類似情況下避免危機，而是提出過于宏大的命題。有媒體這樣寫道“因為小悅悅的悲劇，是在以一種極端殘忍、極端血腥的方式，告訴我們：道德病了，人心病了，制度也病了，而且病得不輕。很顯然，小悅悅的遭遇，又一次次戳破了我們社會的道德膿皰，推倒了那些虛華與矯飾的沙塔，也是對GDP神話的某種嘲弄。”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不負責任的評論，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目前還沒有找到很好的測量手段來評價。中國既有小悅悅案這樣的悲劇，但也有最美司機、最美媽媽等充滿正能量的案例。要說明道德整體水平的上升和下降，需要更大規模的統計和測量。

國外有學者就指出，概率統計知識應當是公民的基本素質。不具備這方面的素質。從事新聞報道就很難避免夸大其詞，以偏概全，造成社會不必要的損失。以最近發生的復旦大學研究生投毒案為例，2013年4月16日，復旦大學研究生黃洋因被其室友投毒，不幸去世。悲劇發生后，媒體進行廣泛報道，有的指出這是醫學院的教育缺乏人文素養所致，有的評論說“只有高智商、缺乏高情商的大學生，充其量不過是存在缺陷的半成品。而情商扭曲的高材生甚至可能成為貽害社會的危險品”，有的指責這是中國長期以來應試教育的結果，有的提出中國的大學教育制度就有問題，還有的建議徹底改變現有的大學生住宿體制，將合租制改為自愿選擇或者一人一屋。只有少數媒體能夠比較客觀地指出，大學生的精神和心理疾病發病率的問題。

事實上報道新聞的時候。人們對大學生這個樣本的理解就已經出了概念上的錯誤，似乎發生惡性案件是不可思議之事。但客觀而言，大學生目前早已不是擴招前的數量。有統計指出中國在校大學生的規模已經將近3000萬，相當于英國人口的一半。在這樣規模的人口基數下，出現精神疾病，發生刑事案件的數量自然會大得多。有人指出相比過去，大學生同室相殘的新聞數量多了很多。但如果比較下人口基數，以及媒體的日漸開放，大體上大學生同學關系并不比過去有多大變化。為一個偶然的案件，而去指責整個教育制度是荒唐的，如果為此改變現有大學住宿結構，將是人力財力的極大浪費。

再舉一個媒體常犯的統計錯誤。在中國新聞媒體里常有癌癥村這樣的報道，指出某地特定癌癥疾病發病率明顯高于其他地區，并指出這是當地化工廠等所致。因為看統計數據，似乎不應有同一疾病在某一地區明顯多發，但事實上并非一定如此。以扔硬幣為例。大家都知道正反的可能性是一半對一半，但現實情況里，并不會出現正一次、反一次輪流出現的情況，而是某段時間正面多些，某段時間反面多些，很多癌癥村也可能是這樣。高于常規數量的病例集中在一個地方是概率上非常容易出現的情況，新聞里有某人連續中大獎、某罕見病發生于一個家庭的情況，這其實并非少見。

統計和概率是理解社會的重要手段，但數據有時也會以微妙的形式撒謊，如果不是科學的測量，得出的數據將會很大程度上誤導公眾。小悅悅事件里，有輿情調查中心就做了如下的調查，數據顯示當問及“‘你認為當今中國社會的道德水平相比十年前有何變化’時，絕大多數受訪者對當今社會的道德水平不樂觀，有九成以上（94.2%）的受訪者認為相比十年前，現在社會的道德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倒退，其中82.1%的受訪者認為‘有很大倒退’，還有12.1%的受訪者認為‘有一些倒退”’。參加調查的有兩萬多人，樣本數目很大，看上去也很科學正規，并且在互聯網上參與填寫問卷。但這個數據并不科學權威，如果作為社會科學論文，一定通不過基本的學術評審。

互聯網的問卷調查不是科學的統計方式。它首先在樣本總量上就把大批不能上網的中國人排除在了統計之外。其次。網民的人口分布并不均衡，絕大多數網民是20-40歲之間的年輕人。第三，在互聯網上愿意投票的人本身就對這個事件有了比較強烈看法，他們表達意愿強烈，但大量不愿意表達意見者的看法就被忽略了。這就像評選歷史上最偉大的美國職業籃球運動員，姚明當選的可能性極大，因為愿意支持他的人極多。以不科學方法得出的統計數據，只能代表填寫了兩萬多張問卷的網民看法。

然而，上述問卷又是從具體案例出發詢問的抽象問題，誘導性是非常明顯的。社會心理學實驗就發現，隨機設定的數據會影響人們對價格的判斷。例如，在屏幕上隨機播放一個數字，其后詢問被試者某個商品的價格，得到的回答大體在這個數字上下范圍內。那么小悅悅事件的新聞發生在先，再詢問對中國社會道德的看法，自然會得到更為負面的評價。

在設計調查問卷上，有傾向性的題干也會有操縱數據的嫌疑。如問及“你是否支持中國出臺有關見義勇為、幫助別人的法律”時，結果顯示，七成多（74.8%）的受訪者表示“支持”，僅一成多（13.3%）受訪者“不支持”，剩余11.9%的受訪者表示“無所謂”。

做統計問卷時的基本常識就是人的態度是容易為問卷所左右，因此提出問卷時應當采取中立的立場。并且需要將問題進行細化。上面調查里使用了見義勇為這樣的詞匯，作為社會認同的規范，讓人去選擇不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且題干本身也存在邏輯的陷阱，見義勇為是一件事，幫助別人又是另一回事，被糅合在一起同時出現于問卷里。但幫助他人未必就是見義勇為，明顯有誘導被調查者的嫌疑。

篇10

關鍵詞：社會科學研究；人性假設；“文化-生物人”；“經濟人”；“文化人”

中圖分類號：C0 文獻標識碼：A

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從根本上說就是人。為此，人性就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絕對不可能繞開的核心命題。休謨就曾說過：“顯然，一切科學對于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1]但是關于人性，筆者在此并不想陷入無休止的爭論，而只想緊扣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來看看我們應當怎樣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會科學的研究。

我們注意到，社會科學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種靜止不動、死氣沉沉的東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會思考會行動的一種生物，并且顯然正因如此，才產生了一切有意義的結果。所以社會科學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構造，而是要去觀察、說明和解釋人的行為，這才是社會科學研究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從這個主題出發，筆者以為，要使對人性問題的探討具有意義，那就只有把人性與人的行為聯系起來才行。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研究人性，實際上就是根據一定的人性假設去解釋人的行為；反過來，社會科學解釋人的行為，實際上就是在探討人性。這就正如有學者所言：“多年來，已有許多人提出多種理論解釋人的行為。對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觀念和它們所主張的原因需要作仔細分析。這是因為，理論家相信人是什么樣的，這種信念既影響他們最充分討論人的行為的哪些決定因素和機制，也影響他們未考察哪些決定因素和機制。”[2]

一、“經濟人”與“文化人”假設的對峙及其整合

社會科學在對人的行為進行解釋時，所形成從而所依據的人性假設有好多種，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經濟人（理性人）”、“社會人”、“文化人”、“進化人”等等。我們注意到，在這些人性假設之間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大體上形成了“經濟人”與“文化人”兩大假設相對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設則分別依附于它們。這種對峙，既表現為它們在社會科學中占有最大的“市場份額”，也表現為各自的支持者不斷爭論，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擊。

（一）“經濟人”假設

“經濟人”假設自然在經濟學中非常流行，“經濟理論家們總是預設，經濟行為就是人們尋求最優化某種清晰可辨的目標函數的行動。在經濟學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義上來說的，即選擇達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簡單地說，“經濟人”總是選擇以最好的手段達成目的。

在筆者看來，“經濟人”假設其實是和“生物人”與“精神人”假設站在一邊的，它就是在這兩種假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實際上，“經濟人”假設與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說，人們被假定是在對其行為的成本與收益（預期）進行權衡的基礎上而作出決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們所必須付出的成本，達到目的則是其行為的收益，所以選擇以最好的手段達到目的，也就是選擇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經濟人”會這樣進行選擇，這完全源于趨利避害的生物本能，畢竟人首先是一種生物。在“經濟人”假設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達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選擇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說以最佳手段達到目的，還原到底，就只不過是人們趨利避害（有利則趨之，有害則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現而已。因此“經濟人”假設其實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設基礎之上的，吸收了人作為一種生物而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這一要點。又由于在“經濟人”假設中，人們進行利害權衡從而作出選擇的過程，需要理性思維，所以這個假設又從“精神人”假設中吸收了一部分養料，并且正是在此意義上，“經濟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設

與“經濟人”假設唱對臺戲的是“文化人”假設。這種假設在社會學和人類學別流行。著名的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說：“沒有文化，我們便根本不能被稱為通常意義上我們所理解的‘人’”。“社會學家們提到文化時所關心的是人類社會那些通過學習而非遺傳獲得的方面。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會成員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發生。它們形成了社會中的個體賴以生活的基本環境。一個社會的文化既包括無形的方面——信仰、觀念和價值，這是文化的內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實物、符號或技術，它們表現著文化的內容”[4]29-30。照此說來，人只不過是文化塑造的產物，人性就表現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會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當然也就塑造著人們的行為，人們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為的。所以有人類學學者說，關于文化，“最近的定義，傾向于清楚區分實際行為的一面與存在于行為背后的抽象價值觀、信仰和世界觀的另一面。換句話說，文化不是可見的行為，而是人們用以解釋經驗和導致行為并為行為所反映的價值觀和信仰。那么，可為人所接受的現代文化定義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規范或準則，當社會成員按照它們行動時，所產生的行為應限于社會成員認為合適和可接受的變動范圍之中”[5]241-242。這就是“文化人”假設對人的行為的解釋。

“文化人”假設是與“社會人”假設站在一邊的，二者也實在不好區分開來。比如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6]56吉登斯就說過：“社會就是把個體連接在一起的具有內在相互關系的系統，……所有社會的整合都依賴這樣一個事實：它們的成員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結構化的社會關系中被組織起來的。沒有社會，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沒有文化，社會也不可能存在。”[4]29不僅如此，由于文化總是跟一定的社會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異性和可變性，這樣一來，“文化人”假設與“進化人”假設[7]也是站在一邊的。

（三）過去整合的失敗

總的來看，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看似諸多人性假設林立，實則是以“經濟人”和“文化人”假設為代表的兩大陣營相對峙的局面。這相對峙的兩類人性假設，分別強調人的生物（自然）屬性與文化（社會）屬性，或者說塑造人性的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各執一端，從而在對人的行為進行解釋時，一個走內向路線，一個走外向路線。這兩類各執一端的極端假設，雖有一定的解釋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從而從根本上損害了它們的解釋力。

實際上，人顯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統一，人的行為也必定是這二者共同作用的產物[8]76。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兩種假設整合起來，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與文化性統一起來，恢復一個完整的人，以獲得對人的行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釋。

應當說，這種整合的嘗試早已有之，但在筆者看來，過去的努力是失敗的。之所以失敗，關鍵就在于，過去人們盡管看到了應該將人的生物性與文化性整合起來，但卻沒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樣結合在一起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的，從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學者也試圖去探索這兩種屬性的相互關系，但只是泛泛地談二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實際上等于什么都沒說[10]。還有的學者試圖根據的實踐觀，將二者整合在人的實踐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談[11]。更有甚者則是簡單地羅列這兩種屬性，或者簡單地將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敗[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設的提出

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來，要避免重蹈過去失敗的覆轍，我們就必須攻克兩種屬性是怎樣結合在一起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這個關鍵性的難題。為此，我們需要深入剖析“經濟人”和“文化人”兩大假設的缺陷和貢獻。

（一）“經濟人”假設的缺陷與貢獻

如前所述，“經濟人”假設，還原起來就是一個趨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設。應當說在這一點上，這個假設并不是錯誤的。中國古人早就說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13]1540但是“經濟人”假設的確有問題，就在于它有一個錯誤的假定，這是直到晚近才為個別經濟學家所開始注意到的問題[14]5。

我們知道，盡管人人都是趨利避害的，但人們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觀的東西，而完全是主觀的范疇，那是一個人根據其需要而進行主觀判斷或預期的結果。即，對于任何人來說，符合其需要的，就會被認為是有利的，反之則會被認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個人判斷何者為利及何者為害的唯一標準。但是對人來說，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別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愛情、家庭、友誼、形象、隱私、尊嚴等等則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為一種生物而產生出來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會生活中習得并產生出來的，即是社會化的結果。如果說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穩定的話，那么文化性需要則有所不同，它是有差異且會變化的。顯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顯了人之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這里，“經濟人”假設作出了錯誤的假定。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帝國主義”的鼓吹者加里·S·貝克爾認為[15]7-8，經濟分析假定一個人的偏好不隨時間的變化而發生根本性變化，而且即使是在來自于不同社會和文化的人們之間，其偏好也沒有很大的差異。穩定的偏好不是指對具體產品或勞務的偏好，而是指選擇的實質性目標。這些實質性偏好和市場上的具體商品或勞務沒有確定的聯系，它們顯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聲望、肉體快樂、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說，貝克爾所說的偏好并不是指一個人對某個具體商品或勞務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體對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無差異的穩定的偏好”這個假定也是錯誤的，因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則是有差異且可變的。比如說對人權的需要就不能說是無差異且穩定的，因為這個文化觀念在過去沒有過，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還沒有或者未被人們所接受。

由于堅持“無差異的穩定的偏好”這個錯誤的假定，“經濟人”假設就存在兩個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設的過度簡化，導致對人的行為的解釋同一化，而難以解釋人們行為的差異（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對人的文化性的輕視或忽視，在一定意義上是把人降低到動物的水平上。照這種假設分析起來，好像只要向一群饑餓的人投下面包，每個人就都會并且總是會像狗一樣去撲食，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總之，“經濟人”假設的貢獻僅限于提出了人的趨利避害的行為機制，而不是“無差異的穩定的偏好”這一錯誤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設的缺陷與貢獻

盡管相對于“經濟人”假設，“文化人”假設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別強調文化屬性的作用，但它也有兩個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為“文化單一決定論”，“文化人”假設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忽視了人的生物性，僅僅用文化性來解釋人的一切行為，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就曾告誡說：“我們必須立即承認，如果不與環境和他人發生聯系，人類動機幾乎不會在行為中得以實現”，但是“一旦承認了這一點，也應繼續告誡理論家，要防備過分注重外部、文化、環境或情景。我們的中心研究對象畢竟是有機體或性格結構。情景理論很容易走這樣的極端，使有機體僅僅成為情境中的一個附加物體，大概等同于一個障礙物，或這個機體試圖獲得的某個對象。我們必須記住，個人在一定程度上創造了他的障礙物和有價值的對象”[16]33。“遺傳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著作用，也非絲毫不起作用；這是一個程度的問題，是一個多或少的問題”[16]150。比如說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產生了維護個人名譽或尊嚴的文化性需要，他也產生過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為文天祥在與元軍的對抗中，曾被元軍俘虜并一度逃脫過。若他并無求生之需要，又何來逃脫之行為呢？可見“文化人”假設僅僅用文化性來解釋人的行為是不夠的。

其次，“文化人”假設雖然看到了文化性對人的行為的作用，但對于這種作用的機制的認識卻是錯誤的。這個假設以為文化是直接針對行為的規范，人的行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結果。但事實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過趨利避害這個生物機制而對人的行為起作用的。也就是說，文化并不能直接促發和指示人的行為，它僅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過社會化過程），這種需要再通過趨利避害的機制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說我們要懂禮貌，那豈不是人人時時都有禮貌行為了？

總之，“文化人”假設的貢獻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對其行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對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為的錯誤認識，即以為文化是行為規范，直接指示人們如何行為。

（三）“文化-生物人”假設的提出

通過比較“經濟人”和“文化人”假設的缺陷與貢獻，我們可以確認：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終都是一種生物，它不僅具有先天的穩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種趨利避害的生物機制——這是其永恒的行為法則。這就是對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時也是文化（社會化）的產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異性和可變性的文化性需要——這是人之為人的特性。這是對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趨利避害這個生物機制，而恰恰就是通過它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的。據此，筆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設：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動下，通過趨利避害的生物機制而作出行為選擇的。

具體說來，“文化-生物人”假設意味著：人類首先是而且始終都是一種生物，它總是產生人所共有且穩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類同時還過著社會生活，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產生出人各有異且會變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無論是生物性需要還是文化性需要）是人類行為的深層動因或者說動力，由此導致人們產生動機，即采取滿足需要的行動的沖動。再次，產生動機的人們將尋找滿足需要的手段并通過趨利避害機制而進行選擇。即人們將首先根據其需要而對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觀的利害判斷（能滿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礙需要滿足的則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斷的基礎上進行理性的利害權衡（有利則趨之，有害則避之；兩利相權取其大，兩害相權取其輕），最后根據利害權衡的結果對手段作出選擇，從而產生相應的行為（行為選擇）。

筆者以為，“文化-生物人”假設應該是很好地整合了“經濟人”和“文化人”兩大人性假設，從而恢復了完整的人。因為我們沒有輕視或忽視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間的任何一個，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與文化性相互結合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的方式，即趨利避害的生物機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設的運用

筆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設，是著眼于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去運用的，否則這項研究也就失去了意義。為此，我們就需要說明一下究竟應該如何來運用這個假設。

（一）運用“文化-生物人”假設的前提

任何假設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條件的，因此在運用時，就必須要首先指出這些前提條件。對于“文化-生物人”假設來說，其前提條件為：首先，該假設只對有意識狀態下的人才適用。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產生需要和動機，不能采取行為，當然也就無法對其進行分析了。其次，該假設只對能夠社會化的人才適用。能夠社會化的人才具備與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習得人類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無法社會化或者社會化過程出現嚴重障礙的人，比如先天性癡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嚴格說來并不是真正的人，頂多算是一種生物。對于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來分析就夠了，這里的假設對此是不適用的。

不過總的來說，上述兩種情況，或者只是極少數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狀態，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關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狀態，比如睡眠，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義，因為我們很難想象人類是在這種狀態下創造歷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況來反駁這里的人性假設，那么我們將認為那不值一駁。

除去上述兩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設也的確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釋單個人的單個行為，至于構成我們社會生活的人際互動，那就必須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為人際互動是雙方甚至多方的戰略互動行為。但由于人類的所有活動都是由單個人的單個行為所構成的，所以我們說“文化-生物人”假設不適于用來分析和解釋人際互動，那僅僅是說不能夠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釋人際互動的過程和結果，但卻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釋博弈某一方或某個人的單個行為。其實，“文化-生物人”假設與博弈模型并不沖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礎和起點。

（二）運用“文化-生物人”假設進行分析和解釋的步驟

根據“文化-生物人”假設，分析和解釋一個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為，切入點在于把握此人當時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對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個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體內容或內涵是什么，這有助于我們分析和解釋這個人對于為滿足需要而尋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判斷的情況，因為利害判斷的一般法則是：能滿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礙需要滿足的則有害。而要把握一個人的需要是什么，我們就要仔細觀察當時的情境，包括行為者自身的生理狀況和所處的環境狀況，因為一個人的需要不是由內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會環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來說，在相似的情境下，人們所產生的生物性需要會是相同且穩定的，比如在口渴時產生對水的需要。但是對于文化性需要來說，這卻未必成立，因為每個人的社會化經歷存在差異，這就需要我們更深入地去了解一個人的社會化經歷背景。比如說，在饑餓且走投無路的情境中，有的人會去乞食而有的人卻不會。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教育的人，他們在那種情境中，可能產生了對尊嚴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個人的需要的相對程度，這有助于我們分析和解釋一個人對于其所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權衡的情況。事實上，在對尋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判斷之前，沒有人會僅僅產生一種需要。如果說把手段所用以滿足的需要稱作一級需要的話，那么隨著手段的出現，人們就會產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產生的需要，可稱之為二級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對食物的需要是一級需要，一個人為滿足這個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會刺激二級需要，即對尊嚴的需要的產生。正因為多種需要的連鎖產生，才導致人們對于所找到的手段在進行利害判斷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進行利害權衡，這樣才能最終確定該手段是有利還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從對食物的需要來說，乞食是有利的，但從對尊嚴的需要來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的，這就需要進行利害權衡了。可見利害權衡是更加復雜的利害判斷。

而在利害權衡的過程中，某一項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權重就更大，從而決定著利害權衡的結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對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教育的人來說，對尊嚴的需要的程度就遠遠高于對食物的需要，從而在利害權衡的過程中，前者占據更大的權重，所以決定著利害權衡的結果，即判定乞食這種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們需要把握一個人各項需要的相對程度，才能解釋此人對于其所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權衡的情況。

那么怎樣才能把握一個人某種需要的相對程度呢？這確實是有難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們已經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種需要的相對程度也可能會因人而異，甚至就是同一個人，也可能會因時而異。但是人們的需要的相對程度還是有一些規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對程度與一個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對程度則與一個人的社會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說，饑餓是一種生理失衡的狀況，因此這種生理失衡越嚴重，對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如果深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價值觀教育，那么他對貞潔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這樣的話，通過仔細調查一個人的生理失衡狀況和社會化經歷背景，我們還是可以把握一個人某種需要的相對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權衡最終作出后，一個人對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選擇也就出來了：如果手段被判定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則就拋棄，轉而尋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樣，這種對于手段的選擇，都將導致人們作出某種行為選擇：采取某種手段，或者拋棄某種手段而尋找新的手段。而人們的這些行為選擇，無不體現出趨利避害的特征。這樣，根據“文化-生物人”假設，我們就解釋了一個人的行為。

（三）“文化-生物人”假設的理論意義

“文化-生物人”假設不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釋單個人的單個行為，而且還可以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更為復雜的行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釋更為廣泛和復雜的行為和活動，因此該假設的運用是前景廣闊且充滿希望的。可以說，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設確實能夠將從前四分五裂的各種人性假設，特別是“經濟人”和“文化人”假設都統一起來，從而恢復一個完整的人，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元假設，那么社會科學研究就有了一個統一的基礎，“經濟學帝國主義”和“社會學帝國主義”這兩種偏頗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張則必將坍塌，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大同主義則有望實現。

有人可能會擔心人性假設的統一會使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失去身份特征，不過在筆者看來，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會科學的出路，本來就在于破除學科壁壘和偏見，而走上一條融合統一的道路，因為那才符合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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