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顧了適用于嚴格固定貨幣匯率的技術方法，并從對貨幣聯盟通過貨幣匯率嚴格固定所獲得的利益與付出的代價的研究中給出證明。事實上，喪失貨幣主權而付出的代價由于有效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而降低了。本文還討論了一個被忽略的實行嚴格貨幣固定的好處，即小國因此而事受到更好的貨幣政策。完善的貨幣政策得以形成是因為小國將其貨幣主權交托于大型機構（大國央行或是貨幣聯盟央行）后，其貨幣政策將免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另外部分原因在于大型機構擁有更多的金融和人力資源去設計和執行最佳的貨幣政策。由于在聯盟內部實行區內貿易和資本流動，因此即便太央行的貨幣政策出錯。對于它所服務的成員國來說，造成的影響也較小。

關鍵詞:嚴格固定貨幣聯盟的成本與收益國家貨幣主權

一、引言

如果各國能消除其貨幣對外價值的波動和長期變化，那么必定使各國從中受益，這一斷言是毫無爭議的。存在爭議的則是對與此政策利益相關的代價估計。

本論文的第一部分討論了嚴格貨幣固定的本質，歐洲共同貨幣亦是包括在此類固定中的一種形式。這一分析對于清楚地理解嚴格貨幣固定所能帶來的好處是必需的。論文的隨后各部分將對傳統成本和利益做出評論。最后討論在以往的文獻中被忽略的小國利益問題。

二、嚴格貨幣固定的本質

一、文獻綜述

目前文獻關于現金持有的理論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動機理論。凱恩斯在其經典論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貨幣需求動機可以區分為交易動機、預防動機、投機動機（Keynes，1936）。交易動機指“由個人或業務交易而引起的現金需要”而儲存現金，由于現金等價物轉化為現金的過程需要花費相關成本，因此，為滿足企業日常的經營運作需要儲存一定量的現金，減少相關的交易成本。預防性動機是指為了防止未來可能發生的現金流風險，抵御未來現金流可能出現短缺或者不確定變化。而投機動機則是指保留部分現金，在商業投資機會到來時抓住機會進行相關投資。在此基礎上，凱恩斯提出交易成本模型，從邊際成本概念出發，認為企業的現金持有量是由現金短缺的邊際成本和持有現金的邊際成本曲線所決定的。后續的Baumol（1952）、MillerandOrr（1966）提出和修正了現金庫存模型。第二類是權衡理論。該理論的代表者是KrausandLizenberger（1973），它認為現金持有可以同時帶來收益和成本，現金持有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的均衡點便是最佳現金持有量。權衡理論模型是在借鑒交易成本模型基礎上對現金持有問題的深入研究，但是它沒有將信息不對稱、委托等問題納入研究的范疇。

第三類是理論與自由現金流理論。上面的權衡理論提出企業持有現金應在現金持有收益與現金持有成本之間做出權衡，從而達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該理論是從股東最大化目標來持有現金的，但在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人并非總按照委托人的要求來行事，人即企業的管理層會偏好持有更多的資金來降低企業風險，從而鞏固自己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權。JensenandMeckling（1976）從成本理論出發，提出自由現金流假說，即企業持有更多的現金為企業的管理層謀取更多私人利益。根據現金持有的上述三種理論，學者們基于企業內部特征進行了多方面的實證研究。Opler等（1999）通過對1971～1994年期間美國上市公司現金持有影響因素的研究，發現成長性強的公司、現金流量不穩定的公司以及小型公司傾向于持有更多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而容易進入資本市場融資的企業、大型的企業通常持有較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Faulkender（2002）以美國1993年雇員在500人以下的小公司為樣本，研究了美國小企業現金持有水平的影響因素，發現現金持有量與財務杠桿、公司成立年數、研發投資等正相關，而與規模、收入等負相關。Harford等（2008）檢驗了現金持有與公司治理的關系，發現公司治理差的公司比治理好的公司現金持有水平更高。他們發現，公司治理較差的公司，管理層往往容易將現金用于低效的并購等支出，導致較低的公司效益。Pinkowitz等（2006）采用價值回歸模型，基于35個國家1988～1998年的數據研究現金持有量與公司價值之間的關系，發現投資者保護程度更強的國家，現金持有量與公司價值呈更顯著正相關關系。

在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中，胡國柳和蔣永明（2005）發現企業規模與現金持有水平顯著正相關，而現金等價物、財務杠桿以及公司年齡與現金持有量顯著負相關。楊興全和孫杰（2007）發現公司現金持有量在不同的行業中存在著顯著差異，產品市場競爭強度與現金持有水平正相關。張人驥和劉春江（2005）從股權結構、股東保護程度的角度進行研究，發現現金持有量隨股東保護程度的增強而降低。辛宇和徐莉萍（2006）從公司治理的視角進行研究，發現上市公司微觀治理機制越好，其超額現金持有水平越低，即公司治理結構越好，現金持有水平就越合理。羅琦和許俏暉（2009）從大股東的視角進行研究，發現制度因素與大股東持股比例及大股東性質對現金持有具有顯著的影響，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現金持有有著正相關關系。孫進軍和顧乃康（2010）從動態和靜態兩個維度來研究我國現金持有行為，靜態實證結果證實了權衡理論與理論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企業的現金持有行為，而動態實證結果顯示中國上市公司的現金持有量具有均值回歸的趨勢。通過上述文獻回顧，可以發現已有的文獻大都從企業內部特征的視角研究企業的貨幣資金持有行為，較少從宏觀經濟政策如貨幣政策的視角來研究其對微觀企業的貨幣資金持有行為的影響，特別是在中國“關系型”社會背景下，同樣的宏觀政策（貨幣政策）對不同微觀主體的影響可能存在顯著差異，這種差異可能不是基于市場原則，而是基于社會關系等非市場原則，目前這方面基于中國制度背景的相關研究文獻比較缺乏。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貨幣政策與企業貨幣資金持有貨幣政策會通過多種渠道來影響經濟活動，主要包括貨幣渠道（利率、匯率和資產價格等）與信貸渠道。國內融資環境與國外有較大差異，企業融資渠道少，銀行貸款是企業獲得資金來源的主要途徑。中國銀行業在經濟中發揮的作用遠遠高于證券市場（Allenetal.，2005），而銀行業又是極易受政府管制和影響的行業，在國內企業融資渠道單一、銀行信貸主導資源配置的金融背景下，貨幣政策通過銀行的信貸政策調整直接影響企業的融資行為。當執行緊縮貨幣政策時，銀行信貸供應量將會減少，迫使銀行減少貸款，由于信貸融資難度的增加，企業會增加貨幣資金持有量以應對不確定的經濟環境。所以如果貨幣政策從緊，從預防性動機出發，企業會更多地持有貨幣資金。假設1：貨幣政策會影響企業的貨幣資金持有，貨幣政策緊縮時期企業會更多地持有貨幣資金。

摘要：貨幣理論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貨幣經濟中的總量關系，這種總量關系的特征是處于歷史時間中，企業家對貨幣利潤的追求和對未來利潤的不確定性預期影響著投資、產出和就業，并導致了總量關系的不穩定性。新古典理論家進行實物經和貨幣經濟兩分，把資本主義動態的總量關系置于靜態和比較靜態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并抽象掉總量關系的歷史特征是新古典總量理論陷于各種邏輯困境的根源。本文研究了新古典總量理論的三種模式，揭示了它們內在的邏輯問題，說明它們揭示的不是資本主義總量關系，同時回顧了凱恩斯和馬克思的總量理論，指出凱恩斯和馬克思的總量理論是從根本上反對兩分法的，在分析資本主義貨幣經濟關系時，他們使用的是動態的分析方法，不同的是馬克思為資本主義總量關系找到了堅實的價值論基礎。

關鍵詞：新古典凱恩斯馬克思

Abstract：Itistherelationsofaggregatevariablesinthecapitalismmonetaryeconomicsthatisthesubjectofaggregatetheoryresearch.Thecharacteristicsoftherelationsarefollowing:itisinthehistorytime;theactivitiesofentrepreneurpursuingmonetaryprofitandtheiruncertainexpectationaboutfutureprofitaffectinvestment、outputandemployment；andthesemaketheaggregaterelationsinstable.Neoclassicaltheoristsfollowthedichotomybetweenmonetaryeconomyandrealeconomy,putthecapitalismdynamicaggregaterelationsintostaticandcomparativestaticwalrasiangeneralequilibrium,andignorethehistorycharacteristicsofsuchaggregaterelations.Abovemethodisthebasicreasonwhichleadsneoclassicalaggregatetheoryintoallkindoflogicalparadoxes.Inthepaper,theauthordiscussesthreeneoclassicalaggregatemodels,pointesouttheiressentiallogicalproblems,andfindstheaggregaterelationstheytrytoexplainarenotthecapitalismaggregaterelations.Intheend,theauthorreviewstheKeynesandMarx，aggregatetheory,andpointsoutKeynesandMarxopposedthedichotomy,theyuseddynamicswhenheanalyzedthecapitalismmonetaryeconomy，thedifferencebetweenthemisthatMarxbasedhismonetarytheoryonsolidlaborvaluetheory.

Keywords:Neo－classicKeynesMarx

貨幣理論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貨幣經濟中宏觀總量的關系，因此又可以稱之為總量理論。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特征是以資本雇用勞動而不是勞動雇用資本為基礎，而且資本運動的目的是獲得以貨幣衡量的利潤，利潤是資本主義貨幣經濟存在的關鍵，也是資本雇用勞動這種經濟關系得以存在并不停復制自己的關鍵。資本主義經濟的全部總量關系的運動都以資本運動的目的為核心。

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這種特征提醒理論家在進行總量理論研究中不能忽視或割裂這種經濟的兩個方面：一是它的歷史特征，即處于資本主義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征；二是這種關系是一套貨幣信用關系而不是實物技術關系。而在研究資本主義總量關系中，這兩者是不可分的而且是相互作為條件的，這兩個方面決定了經濟變量是處于歷史的時間中，而不是邏輯的時間中。

論文關鍵詞：貨幣政策；金融危機；“一保一控”

論文摘要：從緊的貨幣政策包括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外匯政策等。中國經濟當前主要面臨：世界金融危機、通貨膨脹、經濟增長放緩、資產泡沫破滅、嚴重自然災害的沖擊等方面的挑戰；對此應改變從緊的貨幣政策，增強信貸控制的方向性和靈活性，適度調整利率，放慢或降低人民幣升值的步伐和幅度，重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聯動與配合等，以落實中央“一保一控”的方針。

近一段時間以來，對現行的從緊貨幣政策是否需要調整，出現了不少的聲音：有的專家提出，為了防止經濟增長出現大的下滑應放棄從緊的貨幣政策，有的專家則認為，為了對抗通脹，從緊的貨幣政策不能放松。現行的貨幣政策是否需要進行調整？怎樣調整？筆者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狀況

所謂從緊的貨幣政策是指通過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來降低總需求水平，擠出市場上過多的貨幣，促進總需求、總供給的平衡以實現穩定物價，控制經濟過快增長的貨幣政策。一般來說貨幣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①信貸政策；②利率政策；③外匯政策，包括匯率政策和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等，當然也包括一些制度法規建設及金融改革等方面的內容。

盤點2007年至2008年9月已經實施的貨幣政策，央行采取的措施有：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基于經濟事實的計量分析方法；調查方法；擬自然實驗法；實驗室實驗方法等進行講述，包括了要驗證貨幣幻覺假設，一些學者都是通過構造經濟理論模型、國內學者根據我國經濟主體中居民關注名義值而忽視實際值的現象來驗證貨幣幻覺假設、他們提供證據證明貨幣幻覺影響慈善捐款等，具體資料請見：

人們習慣于按照貨幣的名義價值而不是實際價值進行思考，貨幣幻覺對于個人福利的影響很小，但對總體經濟的影響巨大，因此，貨幣幻覺假設是一個古老而又具有根本性意義的論題。基于經濟事實的計量分析與檢驗方法、調查法、擬自然實驗法和實驗室實驗方法幾乎都驗證了貨幣幻覺假設的存在。

關鍵詞：貨幣幻覺；計量分析；調查法；擬自然實驗法；實驗室實驗方法

根據經典的經濟理論，如果實際值沒有變化，僅僅是名義數量變動的話，并不會影響到人們的行為。人們是否可以揭開這層貨幣面紗(monetaryveil)，這是一個實證的問題。Shafir等認為，貨幣幻覺就是人們傾向于用名義貨幣價值，而不是實際價值進行思考。該假設的提出可追溯到Fisher。Leontief的定義更為正式，如果在名義價格的情況下需求和供給函數是零次齊次性(homogeneousofdegreezero)的，那么將不存在貨幣幻覺。Patinkin的定義則是“如果他對于商品的超額需求函數不是單獨地取決于相對價格和實際財富，這個人將會被認為存在這種幻覺”。早期關于貨幣幻覺的文獻集中于勞動力供應與失業等領域。盡管貨幣幻覺很常見，但是經典經濟理論一般假設經濟個體是理性的，特別是理性預期理論假設人們是理性的，理性的個人不會表現出幻覺，所以沒有研究的必要，于是貨幣幻覺假設幾乎被經濟學家所忽視。

隨著行為經濟學的興起，近20年來貨幣幻覺又逐漸引起了學者的重視。經濟學研究應該關注的是，人們實際上是如何做出經濟決策，而不是他們應該怎樣做。貨幣幻覺成為人類決策中眾多潛在的“異象”(anomaly)之一。Akerlof認為，應該將包括貨幣幻覺在內的一些行為觀點作為宏觀經濟學的基石，這是因為這些假設有助于解釋真實世界經濟偏離競爭、一般均衡模型的原因。

研究貨幣幻覺是否存在是一個實證的問題，學者們使用了多種方法來尋找貨幣幻覺的實證證據。應用比較早而且普遍的方法是基于經濟理論模型，對經濟現象進行計量分析，檢驗貨幣幻覺假設。最近興起的方法包括Shafir等人、Svedsater等人的調查方法、Kooreman等人的擬自然實驗法、Fehr和Tyran使用的實驗室實驗方法等。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貨幣政策可信性理論發展；貨幣政策可信性的國際實踐；我國貨幣政策的可信性分析等進行講述，包括了通貨膨脹目標制、歐洲中央銀行的設計、歐洲中央銀行具有高度的獨立性，不受政治影響、中央銀行通常發表聲明，指出控制通貨膨脹是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從貨幣政策實踐的史料來分析、穩定傾向的減小等，具體資料請見：

如何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一直是貨幣當局和經濟學者所關注的中心問題。貨幣政策可信性理論指出，貨幣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會導致較差的政策效果，而貨幣政策的可信性會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在闡釋貨幣政策可信性理論發展的基礎上，對其在國際實踐中的應用進行分析，接下來運用該理論于我國，從中央銀行制度改革的進程和貨幣政策實踐兩個方面來剖析我國貨幣政策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問題，并對如何提高我國貨幣政策可信性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貨幣政策；可信性；規則；相機抉擇

一、貨幣政策可信性理論發展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一個重要的貢獻是提出經濟政策中存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政策時間不一致性又稱動態不一致性(dynamicinconsistency)，它是指一個關于未來政策的決策，構成了初始日期時形成的最優政策，但從后來的角度看，即使在這同時沒有新的有關信息出現，該決策也不再是最優的。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得出的結論是，政府按預先承諾的最優規則行事優于相機抉擇，也就是政策應該具有可信性(credibility)。政策可信性理論的提出，對于由來已久的規則與相機抉擇之爭，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研究的基礎上，巴羅一戈登(1983)建立模型對貨幣政策時間不一致性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他們所建立的模型成為后來研究貨幣政策時間不一致性的基礎。該模型的關鍵假定是中央銀行的產出目標高于自然率水平。在這一假定下，中央銀行會通過實行意外的通貨膨脹來提高產出水平，也就是說中央銀行有通脹傾向(inflationbias)。20世紀90年代，一些學者如Glarida，Gall和Gertler(1999)，Woodford(1999)等把新凱恩斯主義模型應用于貨幣政策分析中，對貨幣政策時間不一致性問題進行了重新的闡釋，這大大深化了對該問題的研究。他們指出即便不存在通脹傾向，中央銀行按照預先承諾的最優規則行事仍然優于相機抉擇，同樣論證了貨幣政策應該具有可信性。在無通脹傾向的情況下，如果中央銀行相機抉擇行事，則存在穩定傾向(stabilizationbias)，即針對外來的成本沖擊，中央銀行會做出較大的反應以使經濟很快恢復到均衡狀態。這種穩定傾向帶來的不利后果是降低通貨膨脹需要以更大的產出下降為代價。如果中央銀行按預先承諾的最優規則行事，則針對成本沖擊，中央銀行會保持反通貨膨脹政策的連貫性，即政策調整的幅度小，并且在較長的時期里保持這種政策調控方向不變。這種連貫性增進了中央銀行反通貨膨脹政策的可信性，有助于降低公眾對通脹率的預期，從而使得降低通貨膨脹只需以較小的產出下降為代價。

既然相機抉擇會導致較差的政策效果，那么為什么大多數國家沒有在憲法上或者通過立法程序來確定預先承諾的最優規則呢?原因是規則不能顧及到完全未預期到的情況。制定一個規則使得貨幣增長對正常的經濟發展(如失業的變化)做出反應并不困難，但是有時會出現一些事先無法預料到的事件，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歷了一次大的股市崩潰。這次股市崩潰造成了嚴重的流動性危機，導致經濟活動和貨幣存量的許多標準度量之間關系的失效。很難以想象一個規則能預期到這一事件的發生。規則性有助于增進貨幣政策的可信性，消除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而相機抉擇能夠處理事前無法預料到的外部沖擊，從而避免了因固定規則過于僵化而造成較大的經濟波動，也就是說相機抉擇能夠使得貨幣政策具有靈活性(nexibility)。因此在實際操作中，需要既考慮到政策的規則性，又考慮到政策的相機抉擇性，實行一定規則范圍內的相機抉擇。

1997年中國宏觀經濟實現“軟著陸”后，隨著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有效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等矛盾逐步暴露出來。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重點由1993--1996年的抑制總需求膨脹轉為擴大國內需求、調整供給結構。與之相適應，中國貨幣政策也由堅持適度從緊以治理通貨膨脹轉變為適當擴大貨幣供應量，防范通貨緊縮。

1997年至1999年的貨幣政策操作在緩解外部沖擊、促進內需增加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面對通貨緊縮、國內需求不足、失業增加、國內金融風險逐漸暴露、處理中小金融機構風險難度加大、國有企業改革步履唯艱、居民消費和非國有投資低迷等不利條件，中國貨幣政策無論是最終目標、中介目標、操作工具還是傳導機制方面都遇到了困難。在新世紀，中國貨幣政策任務仍很艱巨，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對諸多挑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將近兩年中國貨幣政策實踐中遇見的矛盾和挑戰作初步的理論分析。

一、貨幣政策的多目標約束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紿終是貨幣政策理論中爭論最多的問題，尤其是穩定物價與促進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尤為突出。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三條明確規定：“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這一“單目標論”的規定實際上并未得到廣泛認同。只是1993和1994年是中國高通貨膨脹年份，“單目標論”的法律在當時背景下容易通過。1997年以后中國進入負通貨膨脹率，不僅理論上“單目標”與“多目標”之爭仍在繼續，而且政府和社會各界都要求貨幣政策“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中國貨幣政策實質上面臨多目標約束，這些目標有：物價穩定、促進就業、確保經濟增長、支持國有企業改革、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確保外匯儲備不減少、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多目標約束主要來自中央政府，這可以從每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和中央銀行分行長會議主報告看出。

實際上在90年代后期，發達國家均進入低通貨膨脹時期，各國也面臨貨幣政策目標的動搖不定。但象中國這樣明確要求貨幣政策實現多個目標還屬少見。貨幣政策的多目標約束至少存在兩個基本理論問題：一是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即貨幣政策能否系統地影響產出；二是多重目標之間能否協調一致。

貨幣政策能否系統地影響產出在西方貨幣理論中被稱為“貨幣中性理論”。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和以盧卡斯為代表的合理預期學派最先提出貨幣中性論。弗里德曼（1963）認為貨幣只能影響物價等名義變量，而無法影響真實產出。盧卡斯則認為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會由于公眾理性預期的存在而被抵消。近年來發展起來的真實經濟周期模型(realbusinesscyclemodel）同樣認為貨幣政策不影響產出和其他真實經濟變量，只有資本、勞動和生產技術等真實變量的變動才是經濟周期的根源(Mankiw，1988）。真實經濟周期模型實證檢驗非常精確地擬合了產出、就業、消費及其他主要經濟總量的實際方差和協方差，格蘭杰因果檢驗與向量自回歸（VAR）分析表明：如果以貨幣作為產出波動的解釋變量，其解釋力度并不顯著。展開的分析可見吳易風、王建和方松英（1998）的專著第193－199頁。

論文關鍵詞：電子貨幣；電子銀行；結算方式；貨幣供給；信用

論文摘要：電子貨幣的出現只是進一步說明了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本來就是觀念貨幣和虛擬貨幣；電子貨幣并沒使人類退回到物與物交換的狀態，不能改變貨幣的本質特點；電子貨幣作為交換和信用的產物，像實體貨幣一樣，也受國家法律制約；電子貨幣與流通中的匯票和支票一樣，它的數量的多少是由交易和信用狀況決定的，不是中央銀行完全能控制的。

電子貨幣創造了新的、虛擬的貨幣形式，它使經濟結算活動在虛擬空間得以實現，使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生活發揮越來越大的反作用，創造出一個全新的社會活動局面。面對這種全新的貨幣形式，有人對傳統的貨幣理論產生了種種疑問：電子貨幣這種沒有物理實體的符號取代有物理實體的紙幣，充當支付手段，人類的相互交換活動不是又回到了物與物直接交換的形式上去了?電子貨幣是信用貨幣，是個人和金融機構共同創造出來的，那么，貨幣的發行是否可以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約束了?電子貨幣是經濟人在信用過程中創造的，它的供給不以中央銀行為轉移，那么，電子貨幣豈不是弱化了中央銀行壟斷貨幣供給的特權嗎?對于這些疑惑，我們只能用馬克思的貨幣理論給與科學的回答。

一、電子貨幣和電子銀行

電子貨幣是以現行紙幣為基礎，以紙幣計算單位為計算單位，以電子數據(二進制數據)形式存儲在銀行的計算機系統中，并通過計算機網絡系統以電子信息傳遞形式實現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貨幣。電子貨幣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種：

(1)儲值卡型電子貨幣。一般以磁卡或IC卡形式出現，其發行主體除了商業銀行之外，還有電信部門、商業零售企業、政府機關和學校等部門使用的IC卡。(2)信用卡應用型電子貨幣。指商業銀行、信用卡公司等發行的貸記卡或準貸記卡。可在發行主體規定的信用額度內貸款消費，之后于規定時間還款。(3)存款利用型電子貨幣。主要有借記卡、電子支票等，用于對銀行存款以電子化方式支取現金、轉帳結算、劃撥資金。(4)現金模擬型電子貨幣。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基于Internet網絡環境使用的且將代表貨幣價值的二進制數據保管在微機終端硬盤內的電子現金；一種是將貨幣價值保存在IC卡內并可脫離銀行支付系統流通的電子錢包。該類電子貨幣具備現金的匿名性，可用于個人間支付、并可多次轉手等特性，是以代替實體現金為目的而開發的。

秦漢時期的黃金貨幣，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將黃金正式宣布為法定貨幣；西漢時期黃金貨幣的大量使用；東漢時期黃金貨幣"突然消失"。一千多年來，人們對秦漢時期的黃金貨幣議論紛紛。有的人懷疑西漢史籍中的"金"都是銅或至少部分是銅；有的認為東漢黃金貨幣的突然消失是我國古代經濟史上一個難解之謎；有的認為西漢時期黃金貨幣的大量使用已達到"金本位時代"，有的認為西漢的黃金"不是正式的貨幣"。這些問題的討論，進一步促進了秦漢經濟史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但在討論中，人們僅從黃金而論黃金，忽略了黃金與"下幣"銅錢之間的關系。本文試圖從考古出土的黃金資料著手，進而探討黃金貨幣與銅錢之間不協調的關系，對兩者所產生的一些奇特現象作一些分析。

一

春秋戰國時期，唯一以黃金作為流通貨幣的國家是楚國。在此之前，雖然有關于黃金作為交換的文獻記載，但要把一定量的黃金鑄成一定的形狀，并印上一定的文字標記，則是從楚國開始的。楚地盛產黃金，因此所鑄的"爰金"是我國最早的黃金貨幣。

秦始皇統一六國，將黃金正式宣布為法定貨幣。"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①]，于是黃金貨幣便在全國流通。建國以來，在陜西興平念流寨出土秦代金餅1枚，含金量達99％，徑5．1厘米，重量260克，底刻"寅"字；以后又在陜西臨潼武家屯窖藏出土秦漢金餅8枚，其中原編號96的1枚重量253．5克，刻有"益兩半"三字[②]。很顯然，這里的"益"與秦朝"黃金以溢為名"的溢相通。溢與兩，都是秦朝的貨幣計量單位，陜西地區秦國金餅的出土，說明黃金貨幣不僅在楚國通行，而在其他地區也有黃金貨幣在流通。

如果說，由于秦朝二世而亡，因而出土的黃金貨幣很少，那么到了漢代，黃金貨幣出土的數量與范圍就相當可觀。根據本世紀以來載諸報刊的考古出土資料進行初步統計，漢代的黃金貨幣出土的報導共有26處，遍及14個省市[③]。具體地點是：陜西省：西安、咸陽、興平、臨潼。河南省：洛陽、滎陽、鄭州、扶溝。河北省：滿城、定縣、邯鄲。湖南省：長沙、湘鄉。湖北省：宜昌。北京市：懷柔。廣西省：合浦、貴縣。廣東省：德慶。山西省：太原。遼寧省：大連、新金。安徽省：壽縣。江蘇省：贛榆、銅山。浙江省：杭州。山東省：即墨。由上出土資料說明，漢代黃金貨幣流通范圍已遠遠超出戰國時期楚國的領域而遍及全國。

漢代的黃金貨幣與楚國的"爰金"有所不同。楚國的爰金形狀大致分為二種：一是餅狀，如1982年在江蘇盱眙南窯莊有25塊金餅出土，四周上翹，中端微凹；另一種是版狀。版有三式，即平面呈長方形、平面呈長方微弧、平面呈龜版狀凹弧邊四角形而邊角上翹[④]。版的正面打上若干方印或圓印，印內有地名文字。郢是楚國的國都，因此郢爰出土的數量最多。楚國的黃金，雖具有一定的形狀，但仍處于稱量貨幣的階段。楚墓中經常有天平與法碼出土，即是明證[⑤]。漢代的黃金貨幣，由于統一王朝的建立，楚國的黃金貨幣特色也隨之消失。

1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啟示和帶動

正如歐洲中央銀行行長德伊森貝赫所說，歐元是歐洲人民聯合的象征。歐元最大的貢獻就是揭示了經濟發展的歷史潮流，并且具體證明了組建區域貨幣的可行性。歐元促使歐洲統一大市場真正形成，進一步擴大歐元區的內部流通，從而帶動了各國的經濟的增長。并且，歐元的出現真正打破了各國的市場壁壘，提高了市場的規模效應，競爭效應和穩定效應。歐元出現后，歐盟一體化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歐盟12國將真正合并成為一個統一的區內市場，在這個市場的產出中，進口約占10%。這樣，歐元就和美元一樣，有著巨大市場容量，能獨立自主，有較強的抗外部沖擊能力。同時，歐元使歐盟內部匯率風險得以消除。交易費用下降，生產要素流動更為自由，使歐盟內部資源稟賦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相異的國家互相調劑余缺的功能更強，尤其是南歐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能更好地發揮規模經濟效益，從而大大增強了其競爭力。歐盟以前有15種貨幣，其中有的是軟貨幣也有硬貨幣，不可避免地會發生金融危機，影響經濟增長。貨幣統一后，該問題就自然解決了。而且，貨幣的統一有助于建立穩健的財政，帶動經濟增長。

2亞洲區域貨幣合作的必然要求

（1）從外因來看，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形勢下，為避免金融動蕩，區域性貨幣一體化將形成新的潮流,亞洲不可能一直孤立于潮流之外。新的世界貨幣體系中出現歐元與美元“二元化”現象，這使得亞洲各國產生了危機感，若不加強本地區的貨幣合作，將被置于十分不利的境地。特別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亞洲各國普遍認識到弱小經濟體的貨幣難以獨自抵擋國際游資的沖擊，要想同國際游資的沖擊相抗衡，本地區貨幣不再作為某大國貨幣的附庸品，亞洲國家需創立一個穩定的亞洲統一貨幣區。

（2）有助于亞洲各國擺脫美元化。在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東亞各國和地區的匯率制度雖各具特色，但事實上，大部分東亞經濟體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基本上是長期穩定的。隨著美國的經濟泡沫破裂，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不可避免的受到沉重打擊。

（3）危機中IMF資金援助的局限和錯誤。危機后，泰國、印尼和韓國分別向IMF申請了資金援助。IMF提供資金并不充分，大部分的資金是由其他的國際組織和各東亞經濟體提供的。然而，即使是IMF的援助，也不是無償的。接受了IMF的資金援助就要按其所開“藥方”(受援國調低經濟增長率、實施從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加速開放金融市場、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允許外國公司兼并收購等)進行調整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