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貿易條件是衡量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所獲利益大小的一項重要指標，但長期以來，學者們對中國貿易條件的研究主要是采用聯合國貿發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其它一些機構公布的數據，這些數據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缺乏連續性。自2002年以來，國內學者開始采用不同的樣本數據對中國不同時期的貿易條件進行測算，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有：趙玉敏、郭培興和王婷［1］、林麗和張素芳［2］、崔津渡和李誠幫［3］等。然而，這些研究的一個重要缺陷是沒有對中國的分類商品貿易條件，特別是制成品的貿易條件進行全面細致的分析。

貿易條件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其長期趨勢的變化，二是其波動性(volatility)。并且Blattman等人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貿易條件的波動對其宏觀經濟的影響更重要，也更值得關注［4-6］。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對其貿易條件的波動及波動的原因進行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然而關于這一問題，國內學者到目前為止還尚未涉足。

本文將在聯合國統計司Comtrade數據庫的基礎上對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化和波動情況進行全面細致的分析。本文的結構安排是：第二部分是對數據的說明；第三部分是對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化情況進行分析；第四部分是對中國貿易條件的波動情況進行分析；最后是總結部分。

二、數據說明

由于在1992年之前中國對進出口商品貿易的統計是按照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進行的，而在1992年之后則是按海關協調編碼制度(HS)進行的，所以，為了保持數據的連續性和統計口徑的一致性，本文所有的原始數據(1987~2006年)都來自聯合國統計司Comtrade數據庫(/Depts/unsd/index.html)，它有各種分類標準之間的轉換，并且也與中國海關的統計相一致。本文在SITC第2版4分位數的基礎上，根據Lall對進出口商品的分類，共選擇初級產品145種、資源型制成品196種、低技術產品161種、中技術產品200種、高技術產品66種［7］①。另外，為了反映觀測期內進出口數量變動在價格指數構成中的作用，本文在計算進出口價格指數時均采用帕氏公式(Paascheformula)②。

摘要：隨著中國匯改的推進，匯率波動越來越大，對于中國這些多年來并無需管理匯率風險的進出口企業來說,絕對算得上是一個挑戰。但匯率波動不僅帶來風險，也能給企業帶來機遇。本文對一些特定企業分析，得出出口的本質類似美式看漲期權，并給出中國外貿企業的對策。

關鍵詞：匯率波動企業對策

中國匯改走過三年，很多企業學著如何對自己的風險進行規避，但最基本的還是要改變匯改前中國企業的心態與經營作風，這就有必要深入了解匯率波動率的意義。

假設企業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出口，以及出口數量為多少時，出口與否即可以看做企業的期權。匯率的隨機波動越大，便會增加這一期權的價值。可見，匯率波動會對國際貿易產生影響，但出現正面影響還是負面影響，取決于企業所處的特定條件和對風險的認識。

假設企業的目標是使以本幣標價的預期收益最大化。對于一個公司的一定的生產量（y），由于匯率的變動，導致以本幣計價的收入隨機變動，即等于px+eq(y-x)，p是國內產品價格，q是國外價格，y是總的生產量，x是決定在國內銷售的數量，在國外銷售的數量就是y-x，e表示直接標價法下的匯率，會隨時間變化而變化。

生產決策在匯率變化之前就作出了，即在當前時間0，公司根據當前匯率作出生產量的最優化決策y。這時生產成本為C(y),C是一個以產量為自變量增函數，并且C(0)=0。在時刻1，當匯率已確定，企業根據匯率變動來決定自己的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的分配，這時利潤為P1=px+eq(y-x)-C(y).銷售最優化決策取決于在此時的匯率e。從理論上講，如果只考慮利潤最大化，當匯率向不利于企業出口的方向變化時，即本幣升值時，eq〈p，企業決策y=x,出口量為零,反之亦反。現實中，一個理性的決策者不會僅根據匯率變動做出這樣極端的決策，因為企業同樣關心市場份額，轉換成本等因素。所以在實務中，企業決策的變化并沒有這么顯著。但這種在國內外市場之間的選擇仍然是一個價值正相關于波動率的期權。在時刻0，企業只做生產決策，在這時不考慮銷售于國外或是國內市場，企業預測的最低收益是將產品全部銷售于國內市場時能夠取得的收益。出售單個商品，企業的收益為max(eq-p,0)，等價于一個看漲期權，具體來講，企業即擁有了一個以敲定價格p來購買一個資產的權力，如果該資產的現價eq大于了敲定價格，企業便可以通過執行期權獲利。

摘要摘要：本文目的在于回答調壓井連接管較長時，其內水體慣性對調壓井水位波動和水錘壓力有何影響，有多大影響，設計中能不能忽略。文中首先通過理論和解析方法探究了連接管影響的性質和規律；然后針對典型的水庫——調壓井——閥門引水系統，用特征線法計算，具體分析了不同連接管長度下調壓井水位波動幅值、閥門端水錘壓力上升率、水錘穿井率的變化規律；最后以某抽水蓄能電站為實例進行了對比計算。探究表明，連接管增長使調壓井水位波動幅值減小，但幅度有限，通常可忽略；連接管使水錘壓力和穿井率增大，在實際工程可能的范圍內其增幅有時較大，應加以考慮。

摘要：調壓井水錘壓力水位波動連接管

近年來，高水頭引水式水電站和抽水蓄能電站的設計中，經常碰到調壓井連接管較長的情況。例如設計中的某抽水蓄能電站(見本文實例)，上游調壓井連接管長度約120m，和引水隧洞和高壓管道的長度比分別為8%和11%；下游調壓井連接管長度約60m，和尾水管和尾水隧洞長度的比值分別為35%和4%。以往計算調壓井水位大波動和水錘壓力時，無論解析法還是數值法，通常不計連接管的影響，因為在連接管較短時，其內水體慣性影響很小，可以忽略。但連接管較長情況下，過渡過程中連接管內動量(慣性)相對于引水(尾水)隧洞和壓力管道(尾水管)內的動量(慣性)所占比重較大，再不考慮其影響顯然不行。但究竟連接管內水體慣性對調壓井水位被動和水錘壓力有什么影響?有多大影響?在什么情況下應加以考慮?以往無人進行過認真分析。本文將是通過理論分析和數值計算來探索這個新問題，目的在于為以后的設計、計算和分析提供依據和參考。

1理論和解析分析

1.1連接管對調壓井水位波動的影響水電站機組動作(甩負荷或增負荷)所產生的調壓井水位波動是由引水隧洞中水體的慣性所導致，反映的是引水洞——調壓井系統中水體的動能、勢能和慣性能的交替轉換，并在阻力功能下逐漸衰減的過程。波動水位的大小和波動發生前該系統中水體的動量直接相關。連接管的長短并不影響該系

統中動量的大小，因為在水位波動發生前，連接管內水體靜止，動量為零；但連接管的存在使波動水體增加，也使水流波動的路徑增長。從物理概念上看，引水洞中水體進出調壓井時，須克服連接管內水體的慣性阻力，因而計及連接管后的波動振幅要比沒有聯結管情況小；另外，由于水流波動路徑增長，波動的周期也相應比無連接管情況長。這兩點可由以下的推導證實。設連接管面積f3等于引水洞面積f，連接管長度L3和引水洞長度L之比為χ=L3/L，則考慮連接管的水流波動路徑長是L%26acute;=(1+χ)L。根據引水洞——調壓井系統動量守恒，若忽略彈性，波動開始時引水洞和連接管將具有相同的流速ν%26acute;0=Lν0/L%26acute;=ν0/(1+χ)。對于阻抗式調壓井，在機組忽然甩負荷工況，若假定機組流量瞬間由Q0降為0，在忽略各項水頭損失的情況下，根據文獻[6中的推導，得到波動的振幅是

【摘要】后金融危機時代，高房價產生的財富效應推動了居民消費升級形成，擠出效應抑制了消費升級增速，而消費升級凈效應取決于兩種效應疊加。文章利用2008—2016年中國31個省、直轄市以及自治區面板數據分析房價波動對中國居民消費升級內部水平及結構的影響，提出合理化建議，以期促進消費升級的質性增長。

【關鍵詞】房價波動；消費升級；消費水平；消費結構

一、問題提出

目前，中國房價和消費升級的現狀是，居民的消費意愿與消費能力不足以支撐整體消費升級的螺旋上升，消費升級也沒有伴隨房價上升引發的財富效應得以改善，而是更加疲軟[1]。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中國商品房平均售價自2008年的3864元/平方米上漲到2017年的10455元/平方米，而居民消費率則由2000年的46.7%下降到2008年的27%，2011年后房價上升速度放緩，但居民消費率卻開始緩慢上升，2014年達到37.4%，2017年突破58%。這使我們不得不懷疑以往多數研究過于肯定房價的財富效應價值，于是李春風等（2014）[2]學者開始將關注點轉移到房價波動對消費的擠出效應探討上。當然，盡管財富效應與擠出效應在中國房價上升中同時作用于消費，但伴隨中國房價的不斷攀升，擠出效應愈來愈大于財富效應，并在房價影響消費的過程中成為主導因素。所以，房價的高增長并未帶來居民消費升級中“量”與“質”的共同繁榮，并且房價低速增長時消費卻呈現出緩慢上升的態勢，這些現實表現與經典消費理論似乎不相符。有鑒于此，探討房價波動與居民消費需求的因果關系及顯著性程度，不僅能為國家拉動內需刺激經濟提供理論支撐，而且有利于房地產市場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理論分析

毫無疑問，對于房價波動和居民消費升級的作用關系研究，其理論依據是Case、Quigley以及Shiller提出的消費決策居住價格影響模型[3]。鑒于此，消費決策居住價格理論模型對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居民居住消費決策同樣具有借鑒意義，如果能夠獲取相關基礎數據，就有可能研究出房價變化對中國居民消費升級“量”與“質”的影響關系[4]。財富效應與擠出效應之間的作用關系機理在于，二者誰在房價與居民消費升級關系中占據主導需取決于住房雙重屬性（消費品屬性或投資品屬性）的影響程度[5]。此結論可以歸因如下：一是，有研究認為正向的財富效應和負向的擠出效應是能夠相互影響的，正負效應對比是房價上升對消費升級最終凈效應的決定因素，若側重住房的投資品屬性，最終影響將是財富效應，對消費有利，若側重住房的消費品屬性，最終影響將是擠出效應，對消費不利；二是，有學者指出，對于存在不完善信貸市場的國家來講，房價上升是否能變現成為流動性資產更加重要，因而需要更側重擠出效應的影響；三是，還有學者指出房價上升并不會直接導致財富效應和擠出效應[6]，而是與諸如信貸、利率、收入等具有約束條件特性的影響因素共同作用于消費升級和房價之間的關系，才使得二者之間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正相關性。那么，假如摒棄這些影響因素，會得出住房的財富效應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程度將會被削弱，擠出效應可能出現甚至影響程度逐漸強化的結論。具體表現如下：

一、基本狀況

受到廣大農民朋友的熱烈歡迎。雖然缺乏基層工作經驗，大學生到村任職。缺少對農村的解，但是思想上積極上進，工作上踏實主動，逐步克服了重重困難，表現出了很強的綜合能力。08年的大學生村官經過一年的磨合，從最初的猶豫徘徊，轉向踏實工作，逐步適應了環境，至此他已經成功地完成了由“大學生”基層村干部的角色轉換。至目前，通過最初的崗前培訓，以及“結對幫帶”幫扶農戶科技致富工程等政策的落實，絕大多數大學生村官對村情基本數據、地理人文環境已基本熟悉，對農村政策，村主導產業發展，農民增收渠道和重點工作思路也比較清晰。據調查，大部分大學生村干部均表示將安心在農村工作，認為農村成果轉化比較快，干起來比較有成就感。

男21人，仲村鎮到村任職大學生原有成員30人。女9人，分別擔任15個行政村的書記或主任助理，中共黨員11人擔任書記助理，其余擔任主任助理，截止日前，經村官本人申請，解除協議6人，留任24人。

二、存在問題及原因分析

由于到村任職大學生這一群體的特殊性，在這一年的管理過程中通過與大學生進行思想上的溝通，也發現了一些問題：

第一，工作中缺乏主動性和深入性。通過座談發現，有34%的鄉鎮領導干部反映大學生村官存在眼高手低的情況。部分大學生村官想干事、更想干大事，但是由于對村級班子的運行模式不了解，雖然經過了各種培訓，但是短期內面對盤根錯節、瑣碎繁雜的農村問題仍然無從下手，因此容易造成失落感，工作缺乏積極主動性和深入性。二是有些村干部對大學生村官工作認識不夠到位。調查中發現，有60%的村干部認為大學生村官到村任職是鍍金，過一段時間就會離開，不會在農村長期工作下去。調查結果顯示，有58%的大學生村官認為，村民不把他們當作村里人，對他們不信任或有所防備，認為他們根本解決不了什么問題，所以只是把他們當作客人，只安排一些臨時性任務或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影響大學生村官工作的深入開展。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市場監管失靈是監管自身的問題；我國證券市場監管體制的形成過程及相關分析；建立有效的監管運作體系，推進證券市場的持續穩定發展；結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證券監管體制是證券監管的職責劃分和權力劃分的方式和組織制度、證券監管是控制證券市場參與者市場行為的一個完整的系統、政府干預同樣存在于證券市場、監管失靈一般是指監管所設定的目標沒能實現、證券市場處于區域性試點階段，這是我國證券市場的起步階段、證券監管機構的地位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增強了證券監管機構的權威性、建立健全證券市場監督法律體系、從機構框架角度重塑證券市場監督體制等，具體請詳見。

證券監管體制是證券監管的職責劃分和權力劃分的方式和組織制度，是國家歷史和國情的產物。證券監管體制的有效性和規范性是決定證券市場有續和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證券監管機構作為證券市場監管的主體在整個監管體系中發揮著主導作用，確立有效的監管體制模式，能夠提高監管的效率，避免證券市場過分波動。

一、市場監管失靈是監管自身的問題

證券監管是控制證券市場參與者市場行為的一個完整的系統。在該系統中，監管主要包括國家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門，監管對象包括證券業務本身以及與證券業相關的其他利益組織或個人。這些單位和個人受自身地位與利益機制支配，通過一定的方式影響著證券的發展。

在宏觀經濟中，政府監管職能在于提高效率、維護公平和保持穩定。為保證這三項職能的實現，既要防止市場失靈，即市場配置資源失靈，還要防止政府失靈，即由于政府監管而降低效率，使問題更加嚴重。市場經濟體制下，供求關系創造了市場，市場確定價格以實現“市場出清”。價格是配置資源的信號、手段和方式。當價格手段在市場失效時，我們通常以政府“看得見的手”來替代市場價格“看不見的手”。

政府干預同樣存在于證券市場。多數情況下，一國政府干預證券市場的程度與該國政府在整個經濟中的作用大致相符。在一個競爭性的證券市場中，我們認為政府干預只有在以下條件下才是可取的：①出現或可能出現市場失靈現象；②市場失靈已經或可能引起明顯的經濟低效或不公平現象；③政府行為可以改善低效或不公平現象。如果上述條件之一得不到滿足，就不應采取政府干預。因此，考察政府干預的必要性，應從市場支配力、外部性、免費搭車問題及不完全信息四個方面來分析研究。

關鍵詞:股票市場股市政策動態不一致性股市波動

中國股市從誕生以來就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股市波動劇烈，短短十來年已經經歷了幾次大起大落;二是政府有意識地運用股市政策①，如股票發行和上市速度、政府領導人的講話、甚至《人報》社論等來調控股市運行，使股市表現出明顯的“政策市”特征。這些政策的目的是試圖根據股市波動情況來調控股市，使其在政府理想范圍內運行。

政府政策調控股市波動，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政策不連貫、前后不一致。如1997年證券委、人民銀行和國家經貿委聯合發文，規定銀行、保險公司、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的資金不能人市炒作股票，1999年7月1日實行的《證券法》也作了類似規定。但隨后為了刺激股市，于1999年9、10月又批準三類公司和保險公司人市;2、政府政策的預期效果還取決于公眾的預期，公眾未預期到的政策往往會造成股市劇烈波動，典型的，如1999年12月巧日的《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引起幾乎所有股票都以跌停收盤，其原因就有政策出臺突然、力度超出公眾預期的因素，相反公眾預期到的政策效果就比較溫和;3、政策效果還取決于政府和公眾的博弈。在一項政策出臺后，公眾的預期和行為就會相應發生改變，從而使政策執行效果也發生改變。典型案例就是國有股減持，在出臺的時候是有利于股票市場發展和國有企業改革的，但是由于公眾預期股市將受到影響，從而造成股市低迷，這時繼續減持國有股就不利了，因而后來政府決定國有股減持暫緩執行。

由于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過度波動。即使政府出臺的是一項穩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諾使股價波動限制在一定幅度內。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這個承諾并據此形成了股價穩定預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發展以實現為國有企業更多融資的目標。這是因為，也許在政策制定階段政府的最佳選擇是穩定股市，但在執行階段由于公眾預期的改變，政府的最佳選擇就變成促進股市上漲!這樣政府就沒有積極性真正實行這項穩定政策。這就是所謂的股市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而這種動態不一致的股市政策執行的結果只能是股市劇烈波動。

呂繼宏、趙振全(2000)和許均華、李啟亞(2001)對政府政策對股市波動的影響作過實證分析，他們利用Wichem和Miller(1976)的辦法，先鑒別出我國股市運行中的波動點，然后確定這些波動點有多大比例是由政府股市政策造成的，得出的結論都是股市政策較大程度地影響了中國股市的波動。但是，我們認為這種研究有兩個缺陷，一是他們確定的是股市波動點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股市政策造成的，而沒有分析股市政策有多大比例造成了股市波動;二是他們只是對股市政策與股市波動之間的關系作了經驗分析，而沒有對股市政策是怎樣造成股市波動的做出理論解釋。我們認為，股市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是造成和加劇股市波動的重要原因，而這種政策動態不一致性在于股民和政府之間的博弈行為，因此本文將運用博弈論的方法建立一個理論模型來分析股市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對股市的影響，并實證檢驗這些政策有多少造成和加劇了股市波動。文章是這樣安的除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建立股市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模型，分析股市政策是怎樣造成和加劇股市波動的;第三部分運用不同于呂繼宏、趙振全(2000)和許均華、李啟亞(2001)的方法從多大比例的股市策造成了股市波動這個角度對理論模型進行實證檢驗;第四部分得出結論并提出建議。

1、股市政策的二重目標:穩定和發展

中國股市從誕生以來就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股市波動劇烈，短短十來年已經經歷了幾次大起大落;二是政府有意識地運用股市政策①，如股票發行和上市速度、政府領導人的講話、甚至《人報》社論等來調控股市運行，使股市表現出明顯的“政策市”特征。這些政策的目的是試圖根據股市波動情況來調控股市，使其在政府理想范圍內運行。

政府政策調控股市波動，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政策不連貫、前后不一致。如1997年證券委、人民銀行和國家經貿委聯合發文，規定銀行、保險公司、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的資金不能人市炒作股票，1999年7月1日實行的《證券法》也作了類似規定。但隨后為了刺激股市，于1999年9、10月又批準三類公司和保險公司人市;2、政府政策的預期效果還取決于公眾的預期，公眾未預期到的政策往往會造成股市劇烈波動，典型的，如1999年12月巧日的《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引起幾乎所有股票都以跌停收盤，其原因就有政策出臺突然、力度超出公眾預期的因素，相反公眾預期到的政策效果就比較溫和;3、政策效果還取決于政府和公眾的博弈。在一項政策出臺后，公眾的預期和行為就會相應發生改變，從而使政策執行效果也發生改變。典型案例就是國有股減持，在出臺的時候是有利于股票市場發展和國有企業改革的，但是由于公眾預期股市將受到影響，從而造成股市低迷，這時繼續減持國有股就不利了，因而后來政府決定國有股減持暫緩執行。

由于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過度波動。即使政府出臺的是一項穩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諾使股價波動限制在一定幅度內。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這個承諾并據此形成了股價穩定預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發展以實現為國有企業更多融資的目標。這是因為，也許在政策制定階段政府的最佳選擇是穩定股市，但在執行階段由于公眾預期的改變，政府的最佳選擇就變成促進股市上漲!這樣政府就沒有積極性真正實行這項穩定政策。這就是所謂的股市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而這種動態不一致的股市政策執行的結果只能是股市劇烈波動。

呂繼宏、趙振全(2000)和許均華、李啟亞(2001)對政府政策對股市波動的影響作過實證分析，他們利用Wichem和Miller(1976)的辦法，先鑒別出我國股市運行中的波動點，然后確定這些波動點有多大比例是由政府股市政策造成的，得出的結論都是股市政策較大程度地影響了中國股市的波動。但是，我們認為這種研究有兩個缺陷，一是他們確定的是股市波動點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股市政策造成的，而沒有分析股市政策有多大比例造成了股市波動;二是他們只是對股市政策與股市波動之間的關系作了經驗分析，而沒有對股市政策是怎樣造成股市波動的做出理論解釋。我們認為，股市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是造成和加劇股市波動的重要原因，而這種政策動態不一致性在于股民和政府之間的博弈行為，因此本文將運用博弈論的方法建立一個理論模型來分析股市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對股市的影響，并實證檢驗這些政策有多少造成和加劇了股市波動。文章是這樣安的除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建立股市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模型，分析股市政策是怎樣造成和加劇股市波動的;第三部分運用不同于呂繼宏、趙振全(2000)和許均華、李啟亞(2001)的方法從多大比例的股市策造成了股市波動這個角度對理論模型進行實證檢驗;第四部分得出結論并提出建議。

1、股市政策的二重目標:穩定和發展

無論從邏輯還是從歷史事實來看，股票市場的功能主要是甚至可以說唯一是為國有企業融資。我國股票市場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正好與1984、1985年開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相吻合。當時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實行經營責任制。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國有企業開始自籌資金，第一批股票就這樣因為其籌集資金的功能應運而生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股份制和股票市場得到了官方正式承認，政府通過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規范和改造，有意識地組織股票市場為國有企業籌集資金服務，并逐步明確為國有企業解困服務。所以，中國股票市場之所以得到迅速發展，應歸功于其簡單而實用的籌資功能，特別是為國有企業籌資的功能。因此，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股票市場的目標主要是甚至唯一是為國有企業籌集資金(林義相，1999)。而長期以來中國股市都不能滿足國有企業的融資需要，但隨著銀行對國有企業資金支持的減少，國有企業對股市融資的依賴卻越來越大。因此，股市政策的制定者一直以來都面臨著一個艱巨的任務:如何發展股市，擴大股市為國有企業融資的能力，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股市擴容。股市政策的另一重目標是保證股市穩定健康發展，即避免股市的大起大落。這在政府一系列的政策中都有表示，典型的如1998年4月證監會表示，證券市場要著重抓兩件事，一是發揮證券市場功能，為國有企業改革和解困服務，二是通過改革建立風險防范機制，而避免股市大起大落就是防范風險的重要措施。所以股市政策的目標可歸納為二重目標:穩定和發展。⑧這二重目標雖然長期來看是一致的，但是在短期內也存在沖突。股市要增加為國有企業融資的能力，必須擴容。而擴容就要求股價不能持續下跌，顯然，股市的持續低迷是難以吸引到投資者的。為了彌補股市融資量與國有企業資金需求之間的巨大差異，股市“超常規發展”被認為是必須的(王開國，2001)。我們認為提出中國股市超常規發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首先它是我國經濟建設中從建國以來就一直存在的急于求成思想在證券市場發展中的表現;其次它也是有企業改革的需要，國有企業對股市依賴性的逐步增強要求股市超常規發展為國有企業提供更大的融資量。然而一味地追求“超常規發展”，卻有可能造成股市的大起大落。實際上這種追求超常規發展而造成大起大落的現象在股市短短十來年發展歷程中已多次出現，嚴重損害了股市的健康發展。

實現居民消費增長，激發國內經濟發展內生動力是提高居民生活福利的重要內容，也是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向。黨的報告明確指出，需要完善消費體制機制，充分發揮消費刺激增長的作用。這對刺激國內需求，擴大市場，實現結構轉型升級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可以說，消費在國民經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礎性作用。1998年以來，住房市場化制度改革激發了我國近20年的房地產市場暴漲，居民信貸和消費因房地產市場繁榮實現了倍數擴張。數據表明，1999年每平米住宅銷售價格為1860元，到2017年每平米住房單價已猛漲至10500元左右，近20年增長了4.6倍，年均漲幅10%。與此同時，中國居民的消費總額不斷增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2003年的45842億元增加到2016年的332316億元，年均增長16.46%，最終消費支出對我國經濟的貢獻率由2003年的35.4%增加到2016年的64.6%，增長了接近一倍。我國經濟增長由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拉動轉變，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馬車”。然而，分析近幾年的發展趨勢發現，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且存在諸多爭論。就目前房地產市場而言，買房已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居住，更多地承載著投資資產的期望，成為一種保值增值的重要手段。因此，房地產價格的漲跌與宏觀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成為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指標，且房價波動還會通過影響消費需求的變動對整體居民福利產生影響。因此，厘清房價波動與居民消費到底是什么關系具有重要研究意義。

文獻綜述

在房價對居民消費影響的研究中，“財產財富效應”假說產生較早，影響深遠。這一理論認為，房價上漲將導致業主消費增加。庇古提出的財富效應對這一問題做了深入分析。其認為家庭財富的增長會增加居民消費需求，家庭財富不僅包括收入，還包括各種形式的家庭資產，具體到本文就是住房等不動產。莫迪利亞尼和布隆伯格也指出，住房價格上漲，直接導致住房擁有者增量財富增加，可以刺激居民消費意愿。基于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研究方向，盡管我國房地產市場仍處于發展中，但仍然具有財富效應。基于生命周期儲蓄假設，Quigley和Hiller研究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美國各州的面板數據和25年來14個國家的跨境面板數據發現，“財產財富效應”是顯著的。21世紀初，美國股票價格大幅波動，雖然居民工資增長遲緩，但居民消費和投資并未呈現頹勢，甚至有強勁的趨勢。對于這一現象的解釋，他們認為，無摩擦和預期粘性成為用財富效應解釋這一現象的關鍵。盡管住房的財富效應和抵押貸款效應很有利地解釋了房價與消費之間的關系，但是住房價格波動的消費擠出效應也為學者所關注。Sheiner認為，房價上漲將迫使潛在的購房者節省更多的首付，減少家庭開支。由Yoshikawa和Takagi對日本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當本地房價上漲時，打算買房的租戶花費更少，從而提高了儲蓄率。Aoki、Prodman和River使用了伯南克未定義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他們認為，房地產市場的再分配效應將抵消動態總體均衡中的部分財富效應。房價上漲不僅刺激了賣方消費，還抑制了買方消費。因此，從國家層面而言，房價并未體現出應有的財富效應刺激消費。顏色與朱國忠建立了一個動態的生命周期模型來模擬房價與家庭消費的關系，通過刻畫市場摩擦，改變傳統模型假設中無摩擦的市場假設，傳統意義上的財富效應會由于住房抵押貸款效應而減弱。基于這一假設，買房者在買房后，會受制于還款壓力而壓縮消費需求。

房價波動影響居民消費的雙邊機制分析

（一）房價波動促進消費增長的機制。根據古典經濟學家庇古對消費、物價水平與金融資本的研究，其認為物價下降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實現充分就業。可以觀察到，由于物價下降，雖然消費者本身自有財富總量沒有變化，但是他本身所感知的財富量是增加的，因而會激發消費者增加消費。根據凱恩斯的宏觀增長理論，消費的擴張直接刺激生產活動的增加，有利于擴大生產規模，增加產出，進而刺激經濟增長，實現就業率的提高。隨后，庇古進一步提出庇古效應，也可以稱作是實際貨幣余額效應。其認為，由于價格下降，會導致可感知的各種財富的實際總量會增加，財富收入比會提高，其實這也是家庭財富的一部分。這一結果會誘發居民降低儲蓄率，增加消費支出，刺激社會總體消費需求，增加國民收入水平。由于傳統的財富效應分析中，僅僅關注金銀貨幣等傳統家庭財富價值的變動，但經濟社會逐漸發展的過程中，財富形式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金銀貨幣。開始出現了房地產、股票債券、基金等資產形式，因此社會財富形式也開始呈現多元化特征。結合本文的研究，房地產作為個人財富的一部分，會直接導致家庭財富效應的變動，進而會引起居民消費行為變化。當房價上漲，居民可感知的財富余額會增加，消費者感覺自身擁有的財富價值會增加，從而會激發消費者增加消費，提高消費支出。因此，房價波動會對居民產生財富效應，對居民消費產生刺激作用。（二）房價波動抑制消費增長的機制。傳統經濟理論對擠出效應的解釋在于，政府支出增加，會抬高商品價格，從而會擠出私人投資和消費。根據這一理論思路將其運用到房價波動研究中發現，房價波動擠出效應是由于房價上漲導致居民負債增加，從而擠出居民消費和投資。從1998年房地產市場改革以來，加上國家政策推動，金融市場的泡沫化操作，房價呈現連續20多年猛漲的態勢。對那些投資者來說，房地產價格上漲為他們帶來了財富效應，會增加他們的財富總額，刺激其消費，產生消費刺激作用。而對于那些房屋剛性需求者來說，房價上漲會限制其獲得住房，并進一步抑制其消費行為。首先，城鎮化深入發展的過程中，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而要想獲得城市戶口，有一部分政策是需要與住宅掛鉤的。因此，對于想要獲得城市戶口的外來務工人員而言，他們是住宅的剛性需求者，為了實現擁有住房的目的，他們不得不減少消費，提高儲蓄率。其次，還有一部分租房者，由于房價上漲，會導致房地產市場供需緊張，由此抬高房租價格，也會擠壓居民消費支出。最后，房價上漲會引起社會恐慌，形成必須擁有一套住房的社會氛圍。尤其在婚姻市場，為結婚而買房成為標配，這又會增加為結婚而儲蓄，降低消費。綜合以上三點，房價波動會對消費產生抑制效應。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根據上文的理論機制分析，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存在刺激作用和抑制作用，借鑒石大千（2018）的實證模型，利用雙邊隨機前沿模型測算房價波動影響消費的雙邊效應，具體雙邊隨機前沿模型設定如下：其中，xit為一些影響居民消費的控制變量，這些控制變量包括財政支出水平、城市化、對外開放、基礎設施、金融發展和產業結構。δ為參數估計向量，i(xit)為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消費水平。i(xit)=λxit，λ為特征變量估計參數。復合殘差項ζit=ωit-μit+εit，εit為隨機誤差項。ωit表示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水平影響的刺激效應，為正效應，且ωit≥0；μit表示房價波動影響居民消費水平的抑制作用，為負效應，且μit≥0。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居民消費水平變量，核心解釋變量為房價波動變量，控制變量包括財政支出水平、城市化、對外開放、基礎設施、金融發展和產業結構。表1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本文所使用數據為2003-2016年中國實證結果分析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存在正反兩種效應，為了測算這兩種效應的大小，并比較凈效應的大小，本文基于雙邊隨機前沿模型進行分析，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為了對兩種效應進行分解，首先估計了五個模型，然后從五個模型中選取一個最優模型來進行效應分解。從表2結果可以看出，模型4的對數似然比值最大，因而選取模型4作為最后的分解模型。從模型4的估計結果來看，房價波動影響消費的正效應顯著為正，負效應顯著為負，表明房價波動的正負兩種效應均是顯著的。基于上述模型估計結果，本文基于模型的兩個殘差進行方差分解（見表3），結果表明，房價波動刺激消費的正效應系數為0.3426，房價波動抑制消費的負效應為0.8348，總體而言，房價波動的負效應超過了正效應。

為了便于比較，進一步測算了兩種效應影響消費的比重，發現刺激效應的影響比重明顯小于抑制效應的比重，也就是說，房價波動總體而言抑制了消費增長。在上述方差分解的基礎上，最終分解出房價波動影響居民消費的雙邊效應大小及其凈效應。表4結果表明，房價波動影響居民消費的刺激效應提高了居民消費19.03，而房價波動影響居民消費的抑制作用降低了居民消費29.26%，兩者凈效應大小為房價波動抑制了居民消費10.23%。通過對不同百分位數的估計表明，只有在90百分位數上的那些群體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才產生了刺激作用，而50百分位數以下的群體，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的作用總體以抑制作用為主。結論與建議本文通過理論分析房價波動影響居民消費的雙邊效應，基于2003-2016年中國283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利用雙邊隨機前沿模型實證分解了房價波動影響居民消費的雙邊效應。理論分析表明，房價會產生財富效應進而增加居民消費，具有正向作用，但另一方面，房價增長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形成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而最終兩者效應孰大孰小將由兩種效應的凈效應決定。基于這一理論分析，不同于以往實證分析只能估計房價對消費的單方面影響的文獻，本文將兩種效應納入統一模型框架下，借助雙邊隨機前沿模型優勢估算兩種效應的大小，實證結論表明，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同時存在刺激和抑制兩種效應，房價增長導致的財富效應可以增加居民消費19.03%，而房價增長擠出居民消費29.26%，房價的財富效應小于擠出效應，房價波動總體而言擠出效應占主導地位，抑制了10.23%的居民消費增長，對居民消費增長產生了不利影響。基于上述結論本文認為，繼續堅持中央“房子是用來住的”基本思想，保持房價平穩發展，警惕房價過快增長。具體而言，一方面，避免一刀切政策，產生打壓剛需的負面效應。采取有針對性措施堅決遏制投資性房地產需求，保持房價穩定。另一方面，需要不斷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降低房價收入比過高的現實，逐漸提高居民收入可支配能力，降低房價波動的負面影響。從政策制定的角度而言，一是要采取更加積極的稅收政策，增加居民個人收入水平，真正藏富于民。只有當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平抑房價過高帶來的負面沖擊。二是采取更加規范和穩健的金融政策，防范金融體系風險。盡量控制金融資源向房地產等泡沫行業的投放，更多支持實體經濟企業。只有當實體經濟發展了，經濟增長的動力基礎才能穩定，經濟發展便彰顯活力。

摘要：非線性科學不僅起到開闊眼界、解放思想的作用，而且已經成為解決復雜系統問題的有效手段。金融交易市場（股票、期貨）價格波動是非線性的，對價格進行描述只能是一個非線性方程組，而非線性科學研究表明，孤立波正是非線性方程的解。“金融市場交易價格波動投機模型”是凱恩斯“選美問題”求解途徑。基于復雜系統理論和非線性動力學，相信在新世紀將會涌現出金融學的新紀元。

關鍵詞：非線性科學，孤立波，金融市場，選美問題，價格波動，投機建模

一、非線性科學隨著科學的發展和人類向更完美的目標的持續追求，復雜的自然界不斷促使我們逐漸地把一個個線性理論發展為非線性理論。現代科學已進入非線性科學時代，非線性科學是目前世界性的熱門課題，其內容之豐富，應用之廣泛幾乎是前所未有的，它已應用到各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中。非線性科學的主體是混沌、分形和孤立波。確定性系統中的混沌使人們看到了普遍存在于自然界，而人們多年來又視而不見的一種運動形式；分形的研究把人們從線、面、體的常規幾何觀念中解放出來，而面對更為多樣且更真實的大自然；孤立波則揭示了非線性作用引起的驚人的有序性。顯然，非線性科學的這些認識無疑會起到開闊眼界、解放思想的作用，而且已經成為解決復雜系統問題的有效手段。對于非線性現象的研究，目前主要從可積系統和不可積系統兩個極端方面展開。

二、金融市場與非線性科學金融市場研究在理論上遇到的非線性問題以及在實踐上(如投機或投資等)遇到的復雜現象正是非線性科學研究的對象，因此，把非線性科學引入金融市場研究中不僅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而且也很有現實意義、借助于非線性科學的方法與成果可以更加深人地理解許多復雜的金融市場問題。羅素（J.S.Russel，1808～1882）是研究流體力學中波的形成如何影響船舶阻力的第一人，他在流體表面波的實驗研究過程中發現了孤立波。羅素對流體中船舶停止時，出現的孤立波現象進行了生動、精彩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凡讀到過羅素孤立波描述的人，對我們下面的敘述將不會感到陌生。這一敘述也是長沙非線性特別動力工作室的同仁們對金融市場（股票、期貨）交易價格波動實驗研究的獨到發現。“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動力作用給予市場交易的價格傳導上，立刻就觀察到一個非同尋常而非常絢麗的現象，她是如此之重要以致我們將首先詳細描述她所表現出來的外貌。當我們正在觀察一股高速運動的動力作用，當它突然停止時，在市場交易價格傳導過程所形成的小波浪中，一個紊亂的擾動現象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在動力作用的價格區間中，一些因子（因其追隨價格波動的特性，此處被稱為非線性特別動力因子）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廓線很清楚的隆起，最后還出現一尖峰，并以相當高的速度開始向前運動，并繼續保持她的形狀不變，在價格漲落的表面上，完全孤立地向前運動成為一孤立行進波。”“我們立刻離開原來關注的價格位置，準備用裸眼去跟上她，但發現她運動得很快而神秘。于是，我們即刻使用計算機進行數據挖掘，很快就跟蹤上了她，并發現她以一均勻速度沿價格漲落表面作孤獨的運動。就這樣跟蹤著她，我們發現她開始逐漸衰減，并在下一個價格波動的峰或谷轉捩點處最后消失。這一現象只要是金融市場的交易價格波動，都可以重復觀察到。”孤立波（SolitaryWave）是局域化、大幅度的相干脈沖波。它具有與另一孤子相互作用（例如碰撞）后仍然保持其完整性（保持波形、振幅和波速不變），并呈非線性行波（孤波）持續地在空間作長距離傳播的特性，最終形成某種準規則的相干結構。孤子具有宏觀的波－粒（波動－粒子）兩重性。可積系統的孤立波是非線性方程的行波解。所有存在相互作用的體系，只要其中有相對穩定的客體，孤立波理論都大有用武之地。因此，孤立波及其數學方法必將進一步發展，必將更加深入地應用到各個領域。

三、金融交易市場價格波動投機建模毫無疑問，金融市場（股票、期貨）交易價格波動是非線性的，對價格進行描述只能是一個非線性方程組，而非線性科學研究表明，孤立波正是非線性方程的解。換言之，發現市場價格波動中的孤立波，也就是找到了價格波動方程的解，通過反問題求解，就能求出非線性問題的初始值，在市場中也即意味著價格波動峰、谷的最高、最低值。可是，非線性理論極為復雜，非線性方程的求解也很困難，加之迭加原理對此不成立，從而傅里葉展開和拉普拉斯變換都不適用，只能用數值分析的方法。我們的工作是對現代金融市場交易數據，如價格、成交量、時間區間等，進行多種特定的相空間重構和時間序列處理；在重構的高維空間中，構造非線性特別動力因子。根據交易市場高頻數據所構造的空間時序結構，選擇與其相匹配的尺度并進行劃分和變換，應用分形原理發掘“標準布朗運動”中的關聯增量過程，從而發現相應尺度的有偏隨機游走的趨勢（上鞅或下鞅）。這樣以來，就將市場中無規則可尋的鋸齒狀價格波動映射成較光滑的函數曲線；運用鞅方法和不動點理論，以動力因子處理連續時間的市場價格波動（即所謂布朗運動），隨機逼近股票、期貨價格波動的相應低或高點；結合資金頭寸管理的動態規劃，最優化建倉、出貨時機，最終實現在市場價格波動投機的博弈中通過學習進化爭當少數獲勝者。[NextPage]

四、金融市場凱恩斯“選美問題”有解可求直觀形象地說，我們的“金融交易市場價格波動投機模型”解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在開放的金融交易市場中，找到了凱恩斯“選美問題”的求解途徑。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認為在股票市場上從事職業投資，就如同參加一場選美競賽，即“選美博弈”。我們發現經典的“選美問題”的困難，是由于參與選美投票的群體的高階邏輯思考過程幾乎完全是一個“黑箱”，此可謂凱恩斯時代的經濟難題。然而，現代計算機科技手段處理下的股票、期貨等交易市場，提供了巨量的市場參與者的交易數據，我們發現這些高頻數據有效地描述了參與者的行動過程，而行為心理的原理表明，這些交易活動就是群體的高階邏輯思考過程（信息）的反映。可以證明，現代金融交易市場中，凱恩斯選美難題有解。就像大女子主義國的集體殺夫行動可以推算出來一樣，股市的崩潰，金融市場交易價格波動的峰、谷點，憑借數據挖掘，在有限時間內是可逼近的。不過這是一個推算逼近（求解不動點）的過程，就像氣象預報、地震預測專家們的工作那樣，我們須坦誠地接受不可能長期預測的事實。所以，“算命先生”是做不了的。至于實際投機（投資）過程中，效果的穩定性問題，我們認為這取決于參與時機和條件的選擇，或者說，取決于市場非線性方程組的解的適定性。我們覺得這個問題的核心就是皮卡不動點的確定（數值分析）。應該說這些為經院學者們所不屑的“投機原理”，的確不是傳統的金融學的內容。但換個角度來看的話，又確實是金融投資市場中的一場博弈（信息經濟學）。我們很遺憾地發現，長期以來學者對市場“技術分析”人士的工作內在原理（物理學、動力學）沒有足夠的重視，盡管價格波動問題困惑著包括學者們在內的所有人。所幸，復雜系統理論，非線性動力學（混沌、分形、孤波）在新世紀已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會不會出現金融學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