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連云港產業結構的演進與現狀分析

連云港產業結構演進的第一個階段為1984—1997年，產業結構主要體現為“一、二、三”型和“一、三、二”型的交替變化特征。1984年連云港的三次產業結構為49.7:29.7:20.6，1990年三次產業比重變為46.1:26.6:27.3，依然表現為農業大市的特征，但是第三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1993年—1997年三次產業結構又變為“一、二、三”型。連云港產業結構演進的第二個階段為1998—2012年，產業結構主要實現了“二、三、一”的轉變，這在圖1中表現明顯。1998年，三次產業結構首次實現第二產業超過第一產業，三次產業結構變為33.2:34.1:32.7，產業發展邁向工業化發展的新階段，尤其是到2004年，第二產業比重不斷上升，達到41.6%。一產比重逐年下降，到2012年，一產比重較1984年下降了70.8%，而二、三產業比重分別比1984年提高了54.5%和92.3%。第三產業比重上升趨勢非常明顯，三次產業結構不斷得到優化。但是，連云港的第二產業比重占比偏高，這與近幾年臨港重化工的布局相關，并且有進一步加強的趨勢。一方面表明連云港還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連云港產業結構與江蘇省產業結構的相似性，即二產比重都高出三產比重6個多百分點。

二、連云港產業結構調整成效分析

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優化的目的是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度化，實現資源在產業之間的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促進產業經濟協調、穩定和高效發展。

1、比較勞動生產率

比較勞動生產率能較為客觀地反映某一部門勞動生產率的高低，2比較勞動生產率越高，表明相同的勞動力所創造的產值越大。表1表明連云港市的產業結構調整是符合產業結構變動規律的。與全省相比，連云港市一、二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略低于全省水平。從縱向上看，自2005年以來二、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都呈下降的趨勢，第一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呈現先升后降的下降趨勢，但是和二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相差較大，仍存在較大的剩余勞動力，資源配置不合理。2、產業結構偏離度產業結構偏離度（B）是反映產業結構效益以及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協調性的重要指標，當B＜0時，該產業能夠吸納更多的勞動力；當B＞0時，意味著該產業勞動力過剩，應該從該產業部門中轉移出去。從表2看，2007年接近于零，此后波動抬升，平均水平低于全省2.21個百分點，說明連云港第三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較好。

摘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針下，銀行信貸政策需規避過剩產能產業領域，積極引導地區及行業優勢產業發展，江蘇地方經濟基礎良好，在現階段需注重去除過量及劣質制造業產能，積極發展高新技術及現代服務業產業，本文以江蘇省某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歷年來面向各大行業信貸投放的情況，分析商業銀行與產業結構優化間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信貸政策；產業結構

國民經濟的發展由供給和需求共同決定。影響供給側的因素分別為勞動力、土地、資本和創新，影響需求側的因素為投資、消費和出口。從歷史上來看，我國原先一直通過調節需求側來發展和穩定經濟，雖然一直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但由于各種原因，改革進度緩慢、改革不徹底，2003年后鋼鐵、煤炭、水泥、有色金屬等原先的支柱行業出現大幅度虧損，利潤下降幅度很大，產能過剩很嚴重。從2012年開始，調節需求側的“三駕馬車”出現失靈，中國經濟的供需關系出現了不可忽視的結構性失衡，供給端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無法滿足國民日漸增長的需求，另外資源浪費、環境污染事件頻發，嚴重拖累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在此背景下，2015年1月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提出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重點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真正啟動內需，打造經濟發展新動力尋求路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金融機構信貸支持，對此商業銀行制定了一系列信貸政策，經過對信貸投向的調整，進一步推進了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進程。

一、商業銀行信貸政策的演變

針對各行業的發展情況和國家政策，商業銀行一般將信貸行業投向分為三類：進入類、限制類、退出類。歸入這三類的行業并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每年隨著國家產業政策、行業本身的發展等情況調整。

（一）由維持類提升至進入類的行業

【摘要】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會帶動就業結構發生變化。為擺脫經濟持續出現負增長的壓力，重新振興東北老工業，遼寧省在十三五期間從供給側的角度，主動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改造，這樣勢必影響著省內高校的專業結構調整。本文通過對遼寧省產業結構調整對人才需求的分析，從專業設置和招生規模兩個方面提出了遼寧高校人才培養結構調整的方向，以期待為各高校進行專業調整提供基礎研究成果，進而為遼寧區域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關鍵詞】產業結構調整；人才結構；供給側；專業設置；招生規模

地處東北三省核心位置的遼寧，作為老工業基地在歷史上為我國的工業體系建設做出過杰出的貢獻。但進入新世紀后，因受全球經濟的影響以及自身發展的動力不足等問題，使得經濟增長緩慢，明顯落后于全國絕大多數省份。雖然，自2003年中央實施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以來，遼寧經濟有所提升，結構調整扎實推進，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成果，但是在“十二五”收官之時，遼寧生產總值仍然低于全國4.2個百分點，經濟下行壓力大、政府債務風險大、工業增速下滑大，需求動力明顯不足。2016年作為遼寧省“十三五”的開局之年，前三季度，GDP增速為-2.2%，呈現負增長趨勢，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1.1%是拖累遼寧GDP負增長的主要原因。遼寧的經濟持續下滑，與產業結構不合理、體制機制落后、營商環境不理想等原因有關，尤其是產業結構調整方面，幾十年形成的產業格局不可能在短期內調整到位。例如，據最新統計表明，遼寧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重工業仍然高達80%，產業結構急需優化調整。產業結構是指國民經濟的部門結構，在我國按三次產業劃分為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1~3]。產業結構的調整實質上意味著對資源配置關系的改變，其中，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改造，技術結構呈現出高度化和柔性化的特點，因此，不僅會影響人才需求的結構，同時，對人才需求的層次、規格和類型也提出了多樣化的要求。在經濟壓力下，遼寧主動性的產業結構調整對我省高等教育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同時也帶來了嚴峻的考驗。因此，本文在充分研究遼寧省十三五高校人才培養規劃方案的基礎上，探索高校專業設置調整的方向，改善人才的供給結構，使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相匹配，為遼寧高校深入進行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提供基礎研究成果。

一、產業結構調整對人才需求的分析

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產業結構的變化影響著勞動力和國民收入的分配和比重，從而影響著就業結構的變化。據統計，我國平均每年勞動力市場需就業人員總數為2500萬左右，而僅僅2016年大學畢業生人數為756萬，占30.24%。因此，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勢必會對高校的人才培養方向，尤其是專業設置產生深遠的影響。“十二五”期間，遼寧省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三次產業結構從2010年的8.8：54.1：37.1，調整到8.3：46.6：45.1，呈現出“二、三、一”的發展格局。而在“十三五”期間，遼寧將繼續進行產業結構升級調整，大力發展先進裝備制造業、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調整優化原材料工業，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以及提升農業現代化水平[4]。因此，對各產業人才的需求數量和質量將進一步發生重大的變化。預計，“十三五”期間，遼寧省總的人才需求量為301.3萬人，其中，三次產業人才需求量分別為9.6萬人、85.7萬人和68.1萬人，分別占總需求的3.2%、28.4%和22.6%。人才需求呈現出對高學歷、重技術、懂管理人才的渴求，如圖1和圖2所示。

二、我省高校人才培養現狀

產業結構，作為一國經濟之基石，始終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之一。早期由歐美學者開創的現代意義上的產業結構研究，形成兩類不同的理論模型。這方面的研究通常以單個國家為分析單位，著重點在產業結構的內部構造及其演化規律。近十多年來，不同國家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演進之間的互聯互動特征已成為產業結構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因而結構演進中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機制逐漸成為近期產業結構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但仍未脫離將單個國家作為研究立足點的傳統視角。面對現實經濟系統的變化，對產業結構的研究必須立足全球視角，而運用整體主義的系統研究方法，從各國產業結構相互聯系的角度，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作為分析單位和對象，這可能是適應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有效的方法和切入點。

一、立足單一國家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

（一）產業結構的內部構造及其共同演化趨勢

相關的理論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歸納，主要包括由歐美學者從廣義的兩種方法出發提出的兩類不同理論模型。一種方法是使用若干國家間的橫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從統計分析上確認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之間的某些普遍聯系；另一種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條件與經濟制度相似的一批國家的歷史經驗，探索能夠說明其結構變化過程的一些特殊理論。（注：約翰·伊特韋爾：《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四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頁。）在這兩種方法基礎上提出的兩類模型都以單個國家為分析單位和對象，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注：對此，庫茲涅茨曾有明確的說明。參見：西蒙·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頁。）。影響一國結構變動的某些因素作為外部環境，即僅存在外界環境因素對國內結構變動的影響，而不存在反向作用。盡管這兩類理論模型迄今仍在不斷地豐富和完善，但始終沒有突破單一國家的研究視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從第一種方法出發作了開拓性研究，該研究成果被稱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論模型采用費希爾(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產業分類，研究了人均國民收入變動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轉移趨向的內在關聯。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則對工業結構演變規律和發展階段作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消費資料工業凈產值與資本資料工業凈產值之比在工業化進程中是持續下降的所謂“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開創了現代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先河，但理論模型過于簡單和不夠成熟。為此，西蒙·庫茲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錢納里等(1975、1986)在不斷改進第一種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發展了的理論模型。

信貸資源的合理配置對地區產業結構調整有著重要促進作用。隨著礦產資源的深入開發和節能減排力度加大，如何利用信貸資源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成為當前資源型城市建設面臨的重要課題。本文通過攀枝花市信貸結構與產業結構變動的相關性分析，指出加快信貸結構調整對產業結構調整有著重要現實意義，并結合攀枝花市產業結構調整實際提出了通過信貸結構調整促進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具體路徑。

一、攀枝花市產業發展現狀及特點

攀枝花市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水能資源和光熱資源。據勘測，全市釩鈦磁鐵礦儲量達100億噸，擁有全國20%的鐵、62%的釩和90.5%的鈦，此外還發現有鈷、鎳、鈧等多種有色金屬礦藏。依托豐富的礦產資源和水電資源，攀枝花市形成了鋼鐵、釩鈦、能源、化工四大支柱產業，并成為中國西部最大的鋼鐵基地、國內重要的釩產品生產基地和鈦原料生產基地。十年來，全市工業總量進一步擴大，工業增加值從2000年的69.7億元發展到2010年的348.59億元，年均增長17.46%。但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來看，近十年來，攀枝花市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現象并未得到根本改變，新產業、可替代產業尚未形成規模，第三產業發展滯緩，經濟仍高度依賴傳統工業。2010年，第二產業在地區總產值的占比較2001年上升6.09個百分點，達73.79%。三次產業結構比為4.1:73.79:22.11，與全國10.2:46.8:43的平均水平有相當差距。不均衡的產業結構阻礙了經濟運行質量的提高，也成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

（一）產業結構單一、同構化特征明顯

獨特的資源稟賦、特殊的開發建設背景和發展歷程，使攀枝花市產業結構形成了工業畸重，農業、服務業畸輕的格局。第一產業基礎薄弱，第二產業比重過分偏大，第三產業則發展緩慢。2010年全市一、二、三次產業的比重為4:74:22。第二產業中，資源型產業又是支撐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特別是處于產業鏈前端的采礦、洗選等行業所占比重較大。2010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采礦業企業個數占比為49.4%。大量的小規模企業分散生產，爭搶有限的礦產資源，不僅使企業無法實現規模經濟效益，還導致資源的過度開采和浪費。經濟對資源產業的過分依賴也導致第三產業發展滯緩。與大慶、克拉瑪依等資源型城市一樣，攀枝花市也是依托豐富的煤、鐵礦等資源的開采而興起的，“先工廠后城市”的特征非常明顯，第三產業以及可替代產業發展落后。與此同時，交通設施建設滯后、人居環境不理想也制約了城市的進一步發展。

（二）資源利用率低，生產方式粗放，綜合競爭能力弱

產業結構是經濟結構的基本和核心，“十三五”時期是西藏快速提高產業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重要階段，必須厘清西藏三次產業目前的發展現況，從而全力推進三次產業經濟持續健康地發展。因此，研究分析西藏的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發展變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值得研究。

一、產業結構優化相關綜述及理論基礎

（一）產業結構研究現狀綜評。國外最早關于產業結構的理論起源于17世紀，威廉•配第（WilliamPetty）、魁奈（FrancoisQuesnay）和亞當•斯密（AdamSmith）等人的研究成為產業結構理論的思想來源之一。關于產業結構演變的定性研究，在17世紀，配第就發現了產業結構演化的客觀規律，世界各國國民收入水平的差異和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最關鍵的原因是由于產業結構的差異。國內學者王述英、白學潔等（2006）指出，各產業之間的聯系結構是產業結構。楊玉璽（2013）認為，產業結構隨經濟增加和發展而變動，對于一國經濟的增長具有反作用。唐劍、鄭洲（2014）認為，西藏存在著結構性調整能力不強、特色支柱產業發展滯后等問題，需要運用合理手段，逐步實施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戰略。曾健（2014）從西藏三次產業結構的演變歷程入手，分析其產業結構的變化特征和影響因素，認為科技創新能力普遍不足，產業結構升級帶動力弱，城鎮化水平低，產業結構優化提升空間狹窄等。綜上所述，國內對于西藏產業結構的研究主要是定性方法的研究。當前，對西藏產業結構問題定量研究寥寥無幾，總體上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本文通過采用產業結構偏離度的分析方法，基于另一種視角，用定量分析方法來分析西藏產業結構優化問題。（二）產業結構的理論基礎。1.產業和產業結構。產業是社會經濟活動中一些具有相同或類似生產技術特征的經濟活動集合。廣義的產業是費希爾（R.A.Fisher）的三次產業劃分法，有農業、工業、服務業三個產業。狹義的產業是由大多數企業組織構成具有某一些共同性質特征的聯合體。產業結構由產值結構的就業結構構成。2.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演進的過程，發展過程中的產業結構不合理、規模小、創新力不足等都制約了西藏經濟提升發展的空間和速度。因此，西藏產業結構優化是由先進產業與地方的特色產業之間相互結合、相互促進來帶動該地區經濟向綠色化方向的轉變。

二、西藏產業結構的現狀

（一）西藏三次產業的變化。《2017年西藏自治區統計年鑒》中，1996-2016年生產法核算西藏生產總值變動，可知西藏的生產總值在不斷地增加，且持續保持高速的增長。與此同時，三大產業的生產總值也在不斷地攀升。增長速度最快的為第二產業從1996年至2016年，第一、二產業也在逐年增長，增長速率為第一產業依次高于第三產業高于第二產業。此時，三大產業所占的份額在隨時間發生變化，第一產業從1996年的42%的份額，下降到2016年的9%；第二產業從1996年約17%的比例逐年上升到2016年的38%；第三產業從1996年至2016年之間，從41%逐年上升到2016年的53%。2016年西藏GDP總值是1996年的17.69倍，其經濟總量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二）西藏三次產業就業結構變化。從《2017年西藏自治區統計年鑒》可以看出，在1996年至2000年間，西藏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口所占份額較大，2007年往后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所占比例逐年上升。但總體來看，就業人口的比例并不均勻，就業人口一般遍布于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大概只占總就業人數的七分之一。

三、西藏產業結構偏離度分析

一、武漢勞動街的產業結構情況

武漢勞動街產業結構主要分工業和商業。工業企業有2家，分別為武漢市高雄科技發展有限責任公司和武漢世城集團有限公司。武漢市高雄科技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是一家集高、新科技產品開發、生產、銷售、服務于一體的科工貿有限責任公司。世城集團位于黃陂武湖新建菲黛爾服飾工業園。2014年，公司被授予“湖北省守合同重信用企業”。2016年末，勞動街轄區內有從事現代商業的法人單位24個，實現銷售收入15.9億元，資產總計101.31億元，吸納就業人員1.02萬人。實現入庫稅金1831.3萬元，現代商業從業人員人均創造增加值6.49萬元。與2011年數據相比，現代商業法人單位數增長了2.7%，從業人員減少了1.59%，銷售收入減少了41.9%。

二、武漢勞動街的產業結構對比分析

1.2014和2015年工業和商業員工人數和產值對比由表1可以看出，從2014年和2015年工業和商業的員工人數和產值對比來看，商業員工是工業員工大約30倍，產值商業是工業的3倍還多。從數據可以看出，勞動街的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是失衡的。2.2014和2015年工業和商業總資產、凈資產和利潤對比從表2中可以看出，商業總資產比工業總資產多達20倍，商業凈資產比工業凈資產也多達16倍，商業利潤是工業利潤23倍之多。從總資產、凈資產、利潤數據對比可以看出，工業產業和商業產業差距巨大，失衡嚴重。

三、建議

第一，抓住中部崛起契機，大力發展地區經濟，尤其發展先進裝備制造業。裝備制造業是未來工業發展的趨勢，尤其是智能裝備，勞動街的工業企業要抓住契機，彎道超車，積極搶占制造業制高點，依靠強大的工業拉動經濟快速發展。第二，積極調整產業結構，使產業均衡發展。從資料和數據可以看出，勞動街的商業還算比較發達，但是工業嚴重落后，信息產業幾乎缺失。

一、我國煤炭產業結構趨同化現狀分析

由于我國煤炭儲量豐富，煤炭一直都是我國主要的能源消費品。正是因為煤炭需求量的不斷增加，我國煤炭企業也取得了良好的發展。但是最近幾年以來，我國煤炭企業發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企業發展面臨的不確定因素也不斷增多，主要體現在：一是我國宏觀經濟發展放緩。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2014年全年GDP增速為7.4%，這是1990年以來的最低增速。宏觀經濟發展放緩，使得經濟發展對煤炭的需求下降。二是人民群眾環保意識的不斷增強。由于煤炭是高污染能源消費品，導致我國很多地區尤其是北方地區的很多城市產生了霧霾天氣，因此國家為了保護環境，正在大力發展水電、核能等清潔能源，以減少對煤炭的依賴。這些都使得我國煤炭企業面臨的市場環境日趨惡劣，我國煤炭企業要想生產與發展，就必須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使自身產品更好適應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當前，我國很多的煤炭企業，尤其是一些國有大型煤炭企業集團也認識到了這點。在國家政策支持的有利背景下，我國很多煤炭企業已經或者正在開始自身的產業結構調整。其產業結構的調整特點有：

（一）規劃規模大

由于國家政策支持，希望煤炭企業大力發展清潔能源，提高非煤產業的比重，我國很多的煤炭企業都提高了煤炭就地轉化的產能，例如：以同煤集團為例，到“十二五”末，同煤集團煤炭就地轉化率將達50%，自身耗煤量將達1億噸，非煤產業銷售收入將占總銷售收入的60%以上。

（二）產業和產品初級化且結構趨同，同屬于能源類產品

目前，雖然我國很多的煤炭企業都進行了產業結構調整，希望可以更好地適應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由于技術、經營方針等方面的制約，我國多數煤炭企業產業結構調整存在著趨同的傾向，例如：在“由煤轉非煤”上，大部分為甲醇、二甲醚、焦炭等初級產品，存在著機構調整趨同的問題。

一、立足單一國家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

（一）產業結構的內部構造及其共同演化趨勢

相關的理論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歸納，主要包括由歐美學者從廣義的兩種方法出發提出的兩類不同理論模型。一種方法是使用若干國家間的橫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從統計分析上確認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之間的某些普遍聯系；另一種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條件與經濟制度相似的一批國家的歷史經驗，探索能夠說明其結構變化過程的一些特殊理論。（注：約翰·伊特韋爾：《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四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頁。）在這兩種方法基礎上提出的兩類模型都以單個國家為分析單位和對象，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注：對此，庫茲涅茨曾有明確的說明。參見：西蒙·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頁。）。影響一國結構變動的某些因素作為外部環境，即僅存在外界環境因素對國內結構變動的影響，而不存在反向作用。盡管這兩類理論模型迄今仍在不斷地豐富和完善，但始終沒有突破單一國家的研究視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從第一種方法出發作了開拓性研究，該研究成果被稱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論模型采用費希爾(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產業分類，研究了人均國民收入變動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轉移趨向的內在關聯。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則對工業結構演變規律和發展階段作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消費資料工業凈產值與資本資料工業凈產值之比在工業化進程中是持續下降的所謂“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開創了現代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先河，但理論模型過于簡單和不夠成熟。為此，西蒙·庫茲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錢納里等(1975、1986)在不斷改進第一種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發展了的理論模型。

西蒙·庫茲涅茨從經濟增長總量出發，對50多個國家的截面數據和長期歷史數據作了統計回歸，考察了結構變動在不同總量增長時點上的狀態。此后，霍利斯·錢納里等則更多地采用投入——產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經濟計量模型，將分析樣本進一步擴展到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形成了用途較為廣泛的結構轉變分析方法。綜合起來他們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勞動力和產值指標等，對人均收入和三次產業變動間關系作了徹底的考察和驗證；2、深入到工業和服務業內部，對其結構變動作了細致分析；3、研究了影響結構變動的三組因素，即國內需求、對外貿易和生產技術水平及其變量；4、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結構變動差異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的國際性傳播；5、通過結構轉變不同階段中不同部門和因素對增長貢獻相對重要性的研究，對結構轉變作了動態分析；6、通過若干國家多部門模型的比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間型和內向型三種發展模式，考察了戰略、政策等因素和結構轉變之間的聯系等。

摘要：產業結構反映了一個國家、地區或城市的經濟特征。本文分析了鄂州市產業結構的現狀及其形成原因。研究發現，在鄂州市的經濟結構中，第二產業仍處于主導地位，第一產業占比逐年下降，第三產業增長迅速。該產業結構形成的原因包括自然原因、歷史原因和政策原因，其中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形成上述產業結構的主要原因。為進一步優化鄂州市的產業結構，鄂州市應當加大產業政策的落實，吸引投資，創造更加良好的營商環境。

關鍵詞：鄂州市；產業結構；形成原因

產業結構是指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在國家、地區或城市經濟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反映一個國家、地區或城市的經濟特征。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一產業即農業的所占比重會逐漸下降；第二產業即工業或制造業所占比重會出現先增后減的規律；第三產業即服務業所占比重會逐步上升。鄂州市是湖北省下轄的地級市，位于湖北省東部，長江中游南岸。作為湖北省第一批改革開放試驗區，近些年鄂州市的經濟發展迅速，產業結構的變化符合一般經濟發展規律。本文首先介紹了鄂州市的產業結構現狀，之后對該產業結構的形成原因做了分析。

一、鄂州市產業結構現狀

2017年，鄂州市的地區生產總值（GDP）為905．92億元，相比2016年增長8．6％。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為102．05億元，增長3．9％；第二產業增加值為477．43億元，增長8．1％；第三產業增加值為326．44億元，增長11．3％。從2017年的產出結果來看，鄂州市的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比重較大，占2017年地區生產總值的52．7％，同時第三產業增速最快，且明顯快于第一、第二產業。1．第一產業2017年鄂州市糧食種植面積達到了58．13千公頃，相比2016年減少0．56千公頃；棉花種植面積達到了6．92千公頃，相比2016年增加0．08千公頃；油料種植面積達到了29．99千公頃，相比2016年減少0．85千公頃。糧食總產量達到了30．76萬噸，相比2016年減少0．36萬噸，下降比例1．2％；棉花總產量達到了0．59萬噸，增長比例為1．1％；油料產量達到了5．97萬噸，相比2016年減少0．09萬噸，下降比例為1．4％。2．第二產業截止到2017年年末，鄂州市規模以上制造業或工業企業為539家，比上一年增加22家。規模以上制造業、工業增加值相比上一年增長8．3％，其中：國有企業增長比例為47．5％；集體企業下降比例為25．0％；港澳臺投資企業下降比例為4．3％；外商投資企業增長幅度為26．5％；其他經濟類型企業下降比例為44．0％。輕工業增長幅度達11．9％，重工業增長比例為7．0％。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相比2016年增長比例為15．6％，快于規模以上工業7．3個百分點，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比例為13．1％，對規模以上工業增長的貢獻比率達到23．7％。2017年度，鄂州市完成銷售產值達1510．67億元，增長幅度達14．5％。全年工業企業實現利潤40．08億元，增長幅度達19．6％。建筑業發展步伐明顯加快，資質內建筑企業完成施工產值達167．58億元，增長比例為15．0％。3．第三產業2017年度鄂州市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增長10．6％、批發和零售業增長10．2％、住宿和餐飲業增長7．7％、金融業增長9．9％、房地產業增長9．0％、營利性服務業增長19．5％、非營利性服務業增長4．3％。其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及營利性服務業增加值都超過10％，增長速度比較快。近幾年，鄂州市三次產業結構持續調整，第二產業比重下降，第三產業比重上升。到2017年，鄂州市三次產業結構從2015年的11．6：57．9：30．5轉變為11．3：52．7：36．0。三年間，第一產業在經濟總量中比重基本不變，第二產業比重下降5．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上升5．5個百分點。其中，第二產業主導地位保持不變；第三產業比重增大了。三次產業比例關系的演變趨勢，總體符合中等城市經濟發展規律，即服務業比重逐漸增加，農業和制造業比重逐步下降。

二、鄂州市產業結構形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