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貿易中，如果一國以低于國內“正常價值”（美國稱為“公平價值”）的價格出口商品到另一國，并對進口國同類產品生產部門造成損害的，被視為有傾銷傾向。通常是通過比較正常價值與出口價格來確定反傾銷對象的傾銷幅度。由于在國際上傾銷被認為是一種非公平競爭的貿易措施，國際社會和許多國家通過公約或立法形式對此加以限制。

我國遭受外國反傾銷指控與改革開放的進程相伴相生。據統計，20世紀7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紀）僅2起，80年代平均每年6起，90年代平均每年高達29起之多，我國實際上已成為當今國際反傾銷的最大受害者[1]。面對洶涌而來的反傾銷浪潮，扯掉外國對華反傾銷的“幌子”，盡快制定具體的應對策略已成為我國當前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一、外國對華反傾銷的主要特征

（一）對華實施反傾銷的國家增多，歐盟位居多國之首

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對我國商品提出反傾銷調查的國家和地區也日益增多。80年代，對我國實施反傾銷的國家基本上集中在歐共體、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其中歐共體26起，美國18起，澳大利亞7起。進入90年代以來，外國對華反傾銷的勢頭愈發猛烈，許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墨西哥、伊朗、智利等也紛紛加入到對華反傾銷調查的行列。據最新資料顯示，截止到2000年底，共有29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出口商品提出反傾銷調查，涉案數412起，涉案金額高達數百億美元。其中歐盟99起，美國78起，兩地合計占總數的43%；印度更是后來居上，對華反傾銷指控達38起，名列第3位；澳大利亞、阿根廷、南非、墨西哥4國對華反傾銷投訴也均超過20起。另據統計，僅2000年我國出口商品遭受反傾銷案件就達38件，占當年世界總數的15%，與前幾年一樣高居全球榜首[2]。

自1979年6月歐共體對我國出口的糖精鈉首次投訴傾銷以來，無論是在立案數還是調查數上，歐盟始終居于各國之首。據統計，從1979年至1998年的20年間，歐盟對其他國家的反傾銷數總體上呈下降趨勢，立案數從前10年的年均42起降至后10年的33起。與此同時，歐盟對華反傾銷數卻逐年攀升，由前10年的26起增至后10年45起，同期占歐盟反傾銷立案總數的比重也由前10年的5.5%上升至后10年的13.8%，列第1位。1999年歐盟對華反傾銷更是變本加厲，僅在前10個月就立案12起，超出歷年立案數量，我國名副其實成為歐盟首要的反傾銷打擊對象[3]。

一、文獻回顧

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是圍繞著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替代效應和促進效應以及對就業規模、結構和區位分布的影響來進行的。楊建清(2004)認為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業替論、就業補充理論、就業結構優化論、公司戰略論。目前來看，有關流出FDI對母國就業影響的經驗證據比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臺灣地區對所有國家流出FDI而創造的技術和管理崗位的工作超過了1993－2000年技術和管理工作數量的總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認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間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門創造了33600個工作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結論，即沒有發現流出FDI對新加坡勞動市場造成負面的影響，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國出口的證據。戴翔(2006)通過對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對國內就業的影響是積極的，FDI型企業對不同的勞動群產生不同的影響，科技人員就業增長從FDI的發展中受益最多，其次為管理人員和體力勞動者，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開展，公司內部的勞動分工會進行重新配置，從國內生產型向技術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轉變。王峰和王博(2007)運用協整方法對臺灣地區失業率上升的因素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臺商對大陸的投資活動并非是造成臺灣失業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長期來看，對大陸的投資改善了島內勞動力就業質量，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同時指出，島內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升級和宏觀經濟環境低迷，加強兩岸經貿合作是臺灣改善經濟環境和降低失業率的明智選擇。

國內外專門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本國就業水平影響的文獻較少，多數是在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日本經濟影響及產業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隨著日本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產業向國外的轉移，日本就業人數逐步減少，因而一些日本學者認為本國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問題，如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豐田章一郎就對日本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產業“空心化”表示憂慮(張國成，1994)。龐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產業空心化定義為一種外部性現象，跨國企業把生產基地轉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造成國內制造業生產下降、就業減少、產業衰退，進而對本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產生不良影響。90年代以來，由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制造業產業的大規模轉移，惡化了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尤其是制造業的就業狀況，有關日本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便自然而然地與“中國因素”聯系在了一起。然而，國內學者就日本產業空心化問題對日本國內就業水平影響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傘鋒、曾浪(2005)通過分析日本直接投資的增長與日本進出口和就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業的關系得知，“中國因素”不僅不是日本產業空洞化的禍首，反而是新一輪景氣回升的重要動力。“中國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業化進程，盡管使日本制造業失業人數增加，但導致日本產業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務業過多的規制和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使逆工業化過程中制造業釋放出的失業人員不能向服務業進行有效轉移。王曉楓、郭遠芳、袁紹鋒(2006)采用格蘭杰因果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數據分析了FDI、產業轉移與母國就業之間的關系。實證檢驗表明當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時，轉移了其國內的制造業產業，輸出了制造業就業崗位，但是由于服務業對制造業的替代彈性大于1，使得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總量上增加了就業機會，在結構上促進了日本國內就業結構優化。

二、日本就業變動與對華投資之間的關系——描述與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對中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迅速惡化。如圖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長時間內，日本的失業率基本上在2-3％之間波動，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業率卻迅速增加。根據2003年日本統計年鑒上的資料，日本的完全失業人數在1990年僅為134萬人，1995年已增至210萬人，2000年再增至320萬人，2002年3月最多時曾達379萬人。其完全失業率在1990年僅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關，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從作為對外投資主體的制造業來看，1992年以前就業水平一直呈上升趨勢，但此后發生了逆轉，1993年比1992年就業人數減少了39萬人，1994年比1993年減少了34萬人，1995年再比1994年減少了40萬人。尤其是海外投資率高的產業就業減少的現象最為明顯，其中紡織和電器機械產業最為嚴重(龐德良，1998)。1991至1994年，電器機械產業的就業人數減少18萬人，服裝和紡織產業減少10萬人。除此之外，一般機械產業減少了8.1萬人，金屬制品產業減少了6.9萬人，汽車及附屬產業減少了4.6萬人。就制造業與服務業就業人數對比來看，1992至2002年間，制造業失業者增加了347萬人，服務業就業者增加了322萬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總務省，2003)。由此可見，日本國內就業問題的日趨惡化確是事實，大量對外投資的產業就業問題較為嚴重也是事實。然而據此認為對外投資是日本國內就業狀況惡化的根本原因，進而說明對中國投資是這種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問來自于下面的比較。從縱向比較來看，上世紀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對中國投資同樣是迅速增長，但此期間日本的國內失業率卻很低。在此我們還可以做一個橫向比較。韓國同樣是一個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中國投資保持迅速發展態勢的東亞國家。韓國對華投資始于1992年，雖起步較晚但增長十分迅速，從1992年的1.19億美元到1997年的21.42億美元，年均增長78％。從1993年到2000年，投資項目和投資金額分別占其對外投資總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韓國對華直接投資較上年同期增長了54.4％，在投資規模方面超過了日本和美國。然而資料表明，韓國在同一時期內的國內就業狀況卻呈現日益改善的趨勢。在1993至2002年期間，韓國的平均失業率為3.6％，低于日本0.3個百分點，而且考慮到此前韓國失業率長期大大高于日本，這種轉變更是十分顯著。尤其是進入本世紀以來，在日本失業率一再上升的情況下，韓國失業率卻連續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業率分別為4.1％、4.0％和3.5％。

一、客觀上存在低價傾銷的現象，企業對反傾銷認識存在誤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取得迅猛發展，外國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案件迅速增加。我們應該從自身方面找原因：多年來我國部分出口產品供大于求，企業為了生存競相低價傾銷。因此，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內企業在對外出口中的確存在傾銷行為。從實質損害來看我國出口產品的數量不僅增長迅猛，而且也對進口國市場價格產生明顯影響。

有多種原因造成了我國企業在出口時存在傾銷現象：

1.改革開放使國內產業出口額大幅度增長。2005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達1.4萬億美元，居世界第3位。相比之下，我國產品大多擁有勞動力價格低、生產原料廉價、經營成本低等比較優勢，這使一些進口商大為恐慌，絞盡腦汁加以阻擋，提起反傾銷調查便是其主要手段之一。

2.一些企業的競爭觀念落后。現代貿易中，非價格競爭已取代價格競爭，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主流。一些企業只看重價格競爭，而對產品的功能、質量、服務上的競爭卻缺乏必要的認識。這種以低價取勝為核心的競爭觀念，不僅表現為國內市場各企業相互傾軋的不正當競爭，也突出表現在產品出口上，這是引發各國進行反傾銷調查的一個原因。

3.出口秩序混亂。我們有些企業開拓海外市場，沒有長期作戰的思想，多頭對外，價格混亂。由于我國出口市場過分集中，使得我國產品在某一國際市場的數量急劇增加，很容易引起反傾銷投訴。

[摘要]海灣阿拉伯國家因為巨額的石油收入，成為世界著名的資金輸出地區，其投資遍及全球。海灣對華投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勁發展，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海灣對華投資發生了實質性轉變。

[關鍵詞]海灣國家投資中國

海灣阿拉伯國家是世界重要的資金輸出地區。海灣國家的對外投資一直受到世界各國的熱切關注。近年來，隨著石油價格的攀升，海灣國家的資本積累變得更加雄厚，有力推動著海灣各國經濟的發展，同時海灣對海外投資的力度和范圍也在不斷增加。對華投資近兩年內無論是規模還是領域均有著實質性突破。

一、海灣國家的海外資產

海灣國家的海外資產大部分是自上個世紀70年代石油高價時期開始積累的。1973——1979年，海灣國家的累計石油收入為9318億美元，年均遞增達35.8%。而這些國家落后的工業和容量相對較小的經濟規模，使得這些石油美元在國內的使用極為有限，因此形成剩余資金，剩余資金的外流就形成了他們今天的海外資產。20世紀70——90年代，阿拉伯國家對外投資高達8000億美元，對內投資僅450億美元，只占5%。(1)海灣國家的海外資產最初為銀行存款，后逐漸以小額資產開始進行工業投資和購置不動產，發展到今天的銀行存款、工業投資、購置不動產與購買工業國家的債券和證券等并舉。海灣國家的海外資產，無論以哪種形式流動在外，都為他們帶來豐厚的利潤。

1985年末，海灣國家在國外商業銀行中的純資產已達450億美元。(2)80年代中期后，由于世界油價下滑，加之兩伊戰爭、海灣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海灣海外資產縮減。至1998年年初，海灣國家的海外資產又回升至5100億美元。(3)

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破產，標志著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此后一年間，世界經濟經歷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當前，在各國政府的強力干預下，全球經濟下滑趨勢逐漸得到扭轉，盡管復蘇的過程將十分漫長而艱難，但2009年三季度以來，無論是從美國、日本、歐盟等主要經濟體，還是從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指標看，全球已經渡過金融危機的恐慌而進入后危機時期。后危機時期，歐盟對華新貿易保護主義勢頭不減，不斷刷新著對華貿易救濟的紀錄。

1陶瓷行業

2010年6月18日，歐盟宣布對中國瓷磚進行反傾銷正式立案。根據相關規定，如果涉案企業不應訴，有可能被征收高達430%的反傾銷稅，從而失去我國陶瓷出口第三大市場。本次反傾銷調查涉及出口約為金額3.1億美元，而非此前所說的兩億美元。同時，由于涉案企業幾乎涵蓋國內知名陶瓷企業，該反傾銷申訴的立案成為中國陶瓷行業面臨的史上最大反傾銷調查。

2電子行業

2010年6月30日，歐盟已對數據卡進行過反傾銷和保障措施立案調查。這是迄今中國遭遇涉案金額最大的貿易救濟調查。歐盟對同一產品同時進行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調查，同一產品，三案齊發，凸顯了歐盟后危機時代的貿易保護主義，是濫用規則的極度表現。實際上，歐盟當前連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數據卡生產商都沒有。歐盟所要保護的產業就是一家比利時公司（OPTION），而該公司近年的公開年度報告明確顯示，他們的數據卡產品已經全部外包給中國生產。

金融危機結束的兩三年才是貿易摩擦的高發期，如今才剛剛開始。達數月的超高失業率已經讓歐委會失去了理智，反補貼很可能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如今的貿易摩擦意在讓中國外貿傷筋動骨，如今靠企業單獨應訴已不足以對抗歐盟愈發洶涌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政府也應該更多地發揮作用。

【摘要】

1979年歐盟首次對華發動反傾銷，這也是中國在世界上遭受的第一起反傾銷指控。此后，歐盟又頻頻對中國提起反傾銷指控，而且數量不斷增多，反傾銷的產品范圍也不斷擴大，反傾銷稅率也是一直增高。對此，本文主要分析了歐盟對華反傾銷現狀，并提出了相關的對策。

1978年,中國與歐盟簽訂了第一個中歐貿易協定,至今已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里，中國已成為歐盟十五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之一，但也成了首當其沖的反傾銷對象。“從1979年至2002年12月,歐盟對中國商品反傾銷調查共立案94例,所涉金額55億美元”。因此，有必要進行歐盟對華反傾銷的相關分析。

一、歐盟對華反傾銷現狀

從歷年歐盟對華反傾銷案件來看，其對華反傾銷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歐盟是最早對中國提起反傾銷的地區

摘要：文化從多個方面影響國家的外交決策。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兩國文化中既有共性也有差異，外交決策也會表現出本國文化的某些特點。中日文化的共性與差異都對日本對華ODA決策產生了影響，中日文化共性為經濟合作提供了可能，中日文化差異則為經濟合作提供了必要。

關鍵詞：日本；ODA；文化

日本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最早向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以下簡稱ODA）的國家。自1979年底至2007年，日本政府累計向中國政府承諾提供日元貸款協議金額32701．84億日元。〔1〕

國內外一些學者已對日本ODA進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對人們認識和了解日本ODA非常有益，但既有的研究偏重于1979年12月日本對華提供援助之后的內容，日本對華ODA決策方面的研究，還有深入研究的空間。本文試從文化的角度來剖析1979年底日本對華提供ODA決策的文化動因。

一、文化與外交的關系

文化的含義包含人類在長期實踐活動中創造的有形的物質和無形的精神兩個層次。文化從深層次上對外交產生深刻影響。英國政治家帕麥斯頓勛爵曾經說過：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而對國家利益的判斷深受本國文化的影響。文化在確定國家外交目標中具有導向作用。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是綜合國力在國際社會的反映。外交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文化影響著一個國家看待國家利益的方式。“政治領袖必須在符合國家價值觀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國家價值觀只是個人價值觀的集合”。〔2〕在文化認同基礎上制定的外交政策容易形成獲得民族共識和增強政策的凝聚力。所以文化作為一種軟力量在明確什么是好、什么是壞，確定外交目標上能夠起到導向作用。不同國家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受到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的熏陶和影響，制定出來的外交政策自然也有所不同。

60年代中期，美國對華政策開始醞釀重大的調整。這一時期中美兩國的尖銳對抗和在越南戰場進行的間接戰爭，無疑推遲了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進程，但同時也為美國政府根本改變其政策造成了必不可少的主客觀條件。迄今為止，國內的有關研究主要著重于兩個方面。一類研究著重于分析這一時期美國對華輿論的變化，研究成果達到了很高的水平。[1]另一類研究則是勾勒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可能是因為受到論著體例和篇幅的限制，這類研究成果與前者相比，其論述可以說是比較粗略的。[2]本文的目的是在綜合上述兩類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針對一些關鍵性問題做進一步地探討，以期揭示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在矛盾及其后來轉變的必然性。

（一）肯尼迪上臺前后有關對華政策的討論。

從50年代末開始，美國社會中開始出現了一種要求改變美國僵硬的對華政策的動向。這是由兩個因素引起的。其一是1958年的臺灣海峽危機給美國對話政策造成了沖擊，它使美國朝野擔心因臺灣問題而導致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戰爭。[3]其二是美國政界一些人認為，有必要根據變化的世界形勢，重新審議美國的外交政策。作為這種動向的比較典型的反映是1959年出臺的《美國對亞洲的外交政策——美國康侖公司研究報告》，后來被簡稱為《康侖報告》。

1958年春季，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在該委員會主席威廉·富布賴特（WilliamJ.Fulbright）的主持下，就美國對東亞、南亞、非洲、歐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政策，舉行了一系列聽證會，目的是對美國的對外政策進行一次系統的檢查。5月間，參院外交委員會根據聽證會的情況及其效果，決定成立一個特別小組委員會，討論全面研究美國對外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該小組經研究認為，進行有關的研究既有必要又切實可行。7月15日外交委員會投票通過決議，要求參議院授權進行有關的研究。31日參議院通過決議，授權外交委員會“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進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并撥款30萬美元予以資助。《康侖報告》即是這項研究的產物之一。

《康侖報告》出臺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報告突出了中國的重要性。該報告雖然分為南亞、遠東和東南亞兩個部分，但是綜觀全文，不論哪一部分都包含著對中國的嚴重關注。正如報告所指出的：“共產黨中國是美國在亞洲面臨的最復雜和最嚴重的問題”，“對我們將來在亞洲和世界的地位來說，沒有再比美國對華政策的決定更起決定性的作用了”。報告還指出，美國應該確認兩個基本事實，其一是中國的政權是穩固的，而不是像當時許多美國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暫時的現象”。報告稱“大部分跡象表明，現政府是近代中國歷來最堅強、最團結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國作戰，中國共產黨政府長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其二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迅速增長，“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紀后期作為一個主要世界強國而出現”。所以報告提出，美國的對華政策“不管具體形式怎樣”，都應該根據上述“假設來實施”。[4]

其次是《康侖報告》實際上已經成為后來美國朝野人士考慮對華政策的重要參考。在后來一段時間里，美國各方人士曾經多次提出改變對華政策的設想和建議，但是他們都沒有超出《康侖報告》設計的框架。此外，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參與策劃這一項目的人包括了很有影響的參議員，如富布賴特和后來擔任總統的肯尼迪(JohnF.Kennedy)。報告的撰寫人包括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斯卡拉賓諾（RobertA.Scalapino）等。這些人在政界和思想界都有著重大的或獨特的影響，所以報告所包含的一些重要想法必然會被傳播并保留。

摘要：近年來，反傾銷問題一直是我國對外貿易中的熱門話題，該項貿易保護措施對我國企業的頻繁使用使我國企業蒙受巨大損失，也成為我國國際貿易發展的重大障礙。面對這種局面，我國政府和企業應加強協調配合，同時各司其職、各負其責，政府應加強宏觀調控，同時完善反傾銷應訴機制，促進與國外的交流與合作；企業應規范內部管理，優化出口結構，建立靈活的經營策略，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維護我國企業的利益。

關鍵詞：對華反傾銷國際貿易應對策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加速了與其它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往來，對外貿易更是飛速發展。至2000年，我國對外貿易已躍居世界第七，成為世界貿易大國。然而，隨之而來的是一些國家對中國的貿易抵制。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逐步取消了一些國家對中國的高關稅貿易壁壘，取而代之的是配額、許可證等非關稅措施。其中，反傾銷以其方便、見效快的特點倍受各國青睞。我國而我國也成為該貿易保護措施的最大受害國之一。

一、外國對華反傾銷的特點

1、傾銷指控的次數多頻率快

自1979年歐共體對第一期反傾銷調查案以來，我國受到越來越多的反傾銷指控，截至2002年12月20日，我國產品共遭遇外國反傾銷調查509起，遭遇保障措施46起，兩者共高達555起，涉案金額超過500億美元，國外對我國的反傾銷給我國帶來的直接損失達160億美元，導致我國五十萬人潛在失業。從2002下半年看來，共有17個世貿組織成員發起了104項反傾銷調查，其中針對我國的就有18項。我國已成為2002年下半年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Ⅰ

一、“購買美國貨”的出臺及美對華貿易政策

今年1月底，在各種質疑聲中奧巴馬政府提交給美國國會并得到國會批準的經濟刺激計劃中，與“購買美國貨”有關的第1640條款，從表面上看該條款在措辭上似乎美國仍在履行國際協定的承諾，但其內容和性質卻充分表明了當前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進一步抬頭，同時也帶有對中國等其他100多個世貿組織成員歧視性貿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帶有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的條款，對未來中美貿易關系有著難以預料的負面影響。美國出臺的經濟刺激計劃中與“購買美國貨”有關的第1640條款的表述是：在“不違背美國對國際協定的承諾”的前提下，經濟刺激計劃支持的工程項目必須使用“國產”鋼鐵和其他制成品。根據該條款的表述內容，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權”；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歐盟、日本、韓國、香港等少數世貿組織成員享受“優待”，但中國等其他100多個世貿組織成員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見，所謂“不違背美國對國際協定的承諾”，僅限于極少數國家，而大多數世貿組織成員卻成為與“購買美國貨”有關的第1640條款的“犧牲品”，不能享有所謂“不違背美國對國際協定的承諾”的權益。

對于中國而言，即使美國政府不出臺“購買美國貨”新條款，對“中國制造”(madeinchina)的歧視已經存在，美國民眾對“中國制造”的抵觸情緒使得美國政府對華貿易政策變得更加強硬和不友好，“中國制造”被美國施加了種種限制。在此之前，美國已然有了“購買美國貨法案”，該法案規定：政府投資主導的高速公路、橋梁、隧道、學校等基礎設施建設，所用鋼鐵必須為“國產”。而中國不是《政府采購協議》成員方，出口美國的中國鋼材多用于民用建筑，因此依據該法案“中國制造”的鋼材在美國必然受到限制。雖然前后相繼出臺的“購買美國貨法案”和經濟刺激計劃中與“購買美國貨”有關的第1640條款，在表面上沒有明顯的針對“中國制造”的表述，但不可否認，在有關法案和條款的操作上顯然是對“中國制造”的歧視，不能排除當前美國推行的“購買美國貨”行動，是以“中國制造”為借口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從“購買美國貨”有關條款的內容和性質看，最為核心和耐人尋味的是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較強的貿易保護行為的操作性，一旦有關條款落到實處，有關國家采取相應措施保護自身利益也在情理之中，如果美國保護主義措施由此引發各有關國家貿易戰，不僅將對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造成嚴重不利影響，而美國也不會從中獲得長久利益。

在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衰退預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適當的措施和手段應對本無可非議，但在損害它國和破壞有關世界美貿易有關協議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強烈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購買美國貨法案”和經濟刺激計劃中與“購買美國貨”有關的第1640條款，無疑是只顧眼前得失，放棄長遠利益的短期行為。其性質不僅體現了當前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思潮的復出，也是對國際貿易規則的“蔑視”和對有關國家在貿易政策上的歧視。“購買美國貨”的出臺，即體現了當前美國政府對外貿易政策的總體思路，在“中國制造”問題上也迎合了國會一些對中美貿易現狀有不滿情緒和那些炒作“中國威脅論”的人的口味，同時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環境下也不免帶有“患得患失”的味道。“購買美國貨”的出臺對“中國制造”歧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現實和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方面，金融和經濟危機不斷深化導致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加重，美國政府在制訂經濟刺激計劃的同時把貿易保護主義的因素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不斷攀升的美對華貿易逆差與日益加劇貿易不平衡狀況，導致美國當前對外貿易政策中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首先向中國發難。近年來，在貿易問題上美國國會一直彌漫著反華情緒，為了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需要，對華巨額的貿易逆差成為“購買美國貨”出臺的口實和對“中國制造”采取的“歧視”政策也就不足為奇了。不可否認，雙邊貿易總量不斷攀升與貿易不平衡加劇并存的確是客觀事實，但美國對華出現的巨額貿易逆差以及貿易不平衡現象是多種原因造成的。1、貿易結構問題。目前美國所需進口商品的90％已不再是在本土生產的商品，因此美國即使不從中國進口，也需要從其他國家進口。2、貿易轉移發生的變化。由于近年來中美貿易增長迅速，過去美國對日本、韓國、東南亞的貿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轉移到了中國，導致美對華貿易逆差進一步增長。3、由于美國始終不肯放棄高技術產品對中國的出口管制，這些產品失去了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在美對華貿易逆差和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問題上，中國領導人多次明確表示，“中國不以獲取對美貿易巨大順差為目的”，“只要美方放寬對華高技術出口限制，兩國貿易就可以趨向平衡”。由此可見，美拒絕放寬對華高技術出口限制，不僅損害了正常自由貿易的發展，同時也限制了美對華出口的增加，也可以說這是美國“自食其果”。4、在美對華貿易逆差問題上，明顯帶有“水分”的統計數據嚴重夸大了中美貿易不平衡程度。據美方統計2007年美對華貿易逆差達2,562.7億美元，比上年度增長了10.2％，而中方公布的統計數據為1,633.2億美元，雙方公布的數據相差甚遠與統計范圍有關。另外，從表象看，中美貿易中存在的問題都與中美貿易失衡有關，但也不難看出，美國對華的歧視性政治色彩，亦沖擊著中美經貿關系。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美國“中國威脅論”論調也在升溫，利用“人權問題”向中國施壓，霸權主義心態的表露無處不在，這些方面也影響到貿易領域。由此可見，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的調整既保持著連續性，也有現實性的需要。

二、美對華經貿政策的連續性與現實

從美對華經貿政策變化的連續性看，自中美兩國在上世紀70年代初恢復經濟貿易關系以來，美對華貿易政策發生過多次變化，貿易紛爭似乎成了中美關系中永無休止的話題和揮之不去的陰影。中美建立貿易關系初期，美對華貿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國紡織品進口為主，擴大美對華紡織品的配額范圍，同時對其他中國產品的反傾銷等限制措施也不斷增加。到了90年代，隨著中國對美出口的增長，美國在加大對中國產品進口限制的同時，要求中國開放國內市場成為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重要內容。不僅強調要求中國擴大市場準入范圍，而且要求中國建立和健全有關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并將這些內容納入了中國的“復關”和“加入世貿組織”談判中。中國入世后，美國在中國開放國內市場，特別是服務市場開放方面，以及在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責難不斷升級，聲稱在我國執行雙邊知識產權協議中一旦發現問題，美國將直接對我國采取貿易制裁措施。近來，雙邊貿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領域，美國又在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上糾纏不休，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又成為美政策變化新的內容。自1979年7月中美兩國簽訂《中美貿易關系協議》到2001年底中國入世以來，貿易摩擦始終是中美關系中最為表面化的領域，在貿易問題上美國頻頻發難，并出臺了一系列針對中美貿易的有關貿易法案和相關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臺的對華貿易政策評估報告都體現了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延續性。此次“購買美國貨”的出臺和對“中國制造”的歧視，依然是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