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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執政以來，美國對華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美中貿易摩擦持續升溫。本文首次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視角，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三大貿易保護理論，分析這一現象產生背后的經濟與政治原因，并簡要判斷其未來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借鑒國際經驗，探討中國政府的應對策略。

一、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三大貿易保護理論回顧

國際間的自由貿易、貿易保護及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就是經濟學家們爭論不休的熱門話題。盡管自由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思想源遠流長，但因其假設前提過于嚴格，其理論說服力并不強，而貿易保護觀點則大有后來者居上的發展態勢。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界先后產生了三次影響深遠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一）新貿易理論與戰略性貿易政策

20世紀60年代以來，北北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的不斷興起，對經典的李嘉圖比較優勢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定理等傳統貿易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從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誕生了基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的代表人物為克魯格曼，他用十分簡潔的、基于規模報酬遞增和壟斷競爭假設的數學模型，清晰地論證了國際貿易不僅可能在資源相似的各國之間（如美國和加拿大）發生，而且還可以在各國間同一產業內進行。[1]新貿易理論的主要影響之一是催生了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謂“戰略貿易政策”是指“在一個實際的或潛在的國際寡頭壟斷市場上，影響企業間戰略互動結果的貿易政策”，其主要思想是，通過改變企業間的戰略互動，一國貿易政策可以將寡頭壟斷市場中的超額壟斷利潤（或“租”）從外國企業轉移到本國企業，從而提高本國福利。從中可以看出，這里的“戰略”并非軍事目標或戰略性產業，而是企業間的戰略互動，即企業利潤或其他目標是直接受其競爭對手或潛在的競爭對手的決定所影響的。[2]戰略性貿易政策總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布朗德和斯潘塞的“出口補貼論”：通過研發或出口補貼，本國企業能夠從事更高水平的研發和生產，提高本國勞動生產率，從而迫使外國企業壓縮其研發和出口，改變“古諾均衡”結果，排擠外國市場份額，本國產品在國內外競爭中獲取較大的市場份額和壟斷利潤份額，將“租”從外國企業轉移到本國企業。[3]另一是克魯格曼的“進口保護論”：在寡頭壟斷市場和規模經濟的條件下，通過進口關稅或配額等貿易保護措施，本國企業能夠通過擴大生產獲得規模經濟效應，不斷降低邊際生產成本，而外國企業的邊際成本則隨著生產被壓縮而遞增，從而增強本國企業在對方國家及第三國市場上的競爭力、削弱外國企業在本國及第三國市場上的競爭力，將壟斷利潤從外國企業轉移到本國企業。[5]

（二）內生貿易政策理論與利益集團

20世紀80～90年代，在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的推動下，國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研究的核心問題。所謂國際貿易的政治經濟學，簡言之，就是在分析國際貿易的模式及政策時考慮政治因素。該理論認為，貿易政策不是外生的，不是經過經濟學家福利分析之后選出的由政府規定執行的最優政策；而是內生的，是各個利益集團與政府之間博弈的均衡結果。因此，該理論也被稱為內生貿易政策理論。[5]內生貿易政策理論將代議制民主政府、國內利益集團和國際政治等因素納入同一框架，分析一國貿易政策的決定因素和形成過程。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的“政治捐資模型”集中研究了代議制民主政府和國內特殊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互動。該模型認為，各個利益集團會因為某個貿易政策或者受益或者受損，故會為獲得利益或者避免損失而向政府進行游說；代議制民主國家的競選運動和政黨籌資方式決定了政治家具有兜售其政策影響的強烈動機，現任政府在給定政治捐資的基礎上綜合權衡總政治捐資和投票者福利之后，將其自身福利最大化、決定最優的貿易政策均衡，最后達到政府與國內特殊利益集團之間的納什均衡。[6]在其隨后的論文中，他們將帕特南的國際關系“雙層博弈”思想運用到其模型，構建了一個既能分析國內利益集團和政治家之間的戰略互動，也能分析國際舞臺上各國政府之間的戰略互動的正式框架，闡明了在非合作和合作政策均衡條件下貿易保護結構的決定因素。非合作博弈時，博弈方都忽視其政策對要素所有者和國外政治家的影響，利益集團組織力量強大的產業將會出現較高的關稅，關稅保護程度與特定要素的政治捐資正相關，與外國出口供給彈性和本國進口需求彈性負相關。合作博弈時，貿易保護率不僅反映國內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力量，而且反映出國外同一產業利益集團的政治力量：當國內利益集團強大而同產業的國外利益集團弱小時，保護程度最高；當兩者力量相當時，保護程度最低。

（三）新新貿易理論與技術轉移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企業異質性推動著國際貿易研究重心由傳統的國家和產業等宏觀層面日漸轉移到新近的企業和產品等微觀層面，并由此在21世紀初誕生了基于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和企業內生邊界模型的新新貿易理論。新新貿易理論的代表人物為梅利茲和安特拉斯，其基本思想是，企業勞動生產率差異是造成產業內企業異質性的最主要原因，是進而決定著企業是選擇退出市場、還是在國內銷售、或出口到國外市場，以及是以FDI形式還是外包形式進入國際市場等決策的關鍵因素，企業根據生產率水平差異分化成不同的組織形式和貿易模式。[8]與此同時，在美國最著名的一些經濟學家之間，引發了新一輪針對技術轉移的貿易保護與自由貿易爭論。為貿易保護進行辯護的代表性人物有鮑莫爾和薩繆爾森等經濟學大師。鮑莫爾和戈莫瑞構建的貿易互惠區和貿易沖突區兩國模型認為，只有一定條件下（貿易互惠區），自由貿易才是互惠的；如處在貿易沖突區，技術轉移會增加貿易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擠占本國市場份額，對本國福利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如果本國與貿易伙伴處于貿易沖突區，最佳的貿易政策應是適度保護和阻礙技術擴散，而非自由貿易和技術轉移。[9]薩繆爾森運用三組數字化模擬，分別說明美、中自由貿易和技術轉移的三種可能結果，進一步支持了鮑莫爾和戈莫瑞的適度保護論觀點。（1）相對于自給自足經濟，自由貿易提高兩國人均實際收入，兩國均從中受益；（2）中國提高其出口產品生產率，改善美國貿易條件，美國從中受益更大；（3）中國提高其進口產品生產率，縮小兩國生產率差異，美國出口產品競爭力優勢不斷被削弱，美國出口貿易量持續減少，甚至存在貿易消失的潛在風險，自由貿易使美國福利受損，而且是永久性損失。

二、奧巴馬政府對華貿易保護主義三種

主要形式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奧巴馬政府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的形式多樣，但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三大類：一是不斷施壓人民幣匯率升值；二是頻繁啟動反補貼、反傾銷和保障措施（特保）等貿易救濟措施和337調查；三是繼續實行高科技產品管制。接下來，我們運用前文已述的三大貿易保護理論，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視角，分別分析其產生的經濟與政治原因，并簡要判斷其未來發展趨勢。

（一）戰略性貿易政策與人民幣升值聲浪

人民幣匯率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實施對華貿易保護的重要“武器”之一。2005年的“舒默-格雷厄姆議案”曾在美國國會掀起一股對華貿易保護新浪潮。2009年以來，人民幣升值聲浪又起，且與以往不同，奧巴馬政府與美國國會遙相呼應，齊聲協力共同“討伐”人民幣匯率。如2011年10月，美國參議院通過《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其主要內容是要求美國政府對“匯率被低估”的主要貿易伙伴征收懲罰性關稅。同年11月，奧巴馬在夏威夷APEC會議上表示：“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人民幣被低估20～25%中國需要進一步加快升值。”奧巴馬政府施壓人民幣升值有多種圖謀，如對外經濟方面，中國坐擁龐大美債，人民幣升值將稀釋債務；國際政治方面，通過干預人民幣匯率影響中國崛起。本文主要從戰略性貿易政策角度來分析其背后產生原因和發展趨勢。奧巴馬執政以來，美國失業居高不下，財政赤字屢創新高。為擺脫高失業、高財赤的“雙重困境”和重振美國經濟，2010年1月，奧巴馬提出“五年出口倍增”目標，舉政府全力實施“國家出口計劃”：一方面，通過推行“商業外交”和提供“一站式”服務等，大行“政府補貼”，幫助本國企業打開國外市場；另一方面，以“公平貿易”和“世界經濟均衡增長”等為由，大力保護國內市場。顯然，這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在美國又一次新的應用。根據克魯格曼的“進口保護論”，施壓人民幣匯率升值無疑是奧巴馬政府實現其“出口倍增”目標最有效又最“理直氣壯”的手段。一方面，如果施壓人民幣升值成功，既可以削弱中國出口產品在美國及第三國市場的競爭力，又可以提高美國出口產品在中國及第三國市場的競爭力，將“租”從中國企業轉移到美國企業。另一方面，不僅中國的貿易順差與美國的貿易逆差形成強烈反差，而且中國是美國第一大貿易逆差來源地，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美中貿易逆差占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總額的比重分別為45.3%、43.0%和40.6%。美國經濟“雙高”局面短期內難以根本扭轉。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2011年10月，美國失業率仍處在9.0%高位。白宮預計，美國失業率2012年底還將處于7.9%的高位。美國財政部報告則警示，2011年11月，聯邦債務已經突破15萬億美元大關，將很快達到其GDP的100%警戒線。另一方面，由于兩國產業和貿易結構原因，美中貿易赤字也恐難以迅速減少、甚至有可能還會加大。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美中貿易逆差2011年1～10月為2454.5億美元、同比增長8.0%。因此，美國“國家出口計劃”“任重道遠”。從這個角度看，未來幾年人民幣匯率問題將可能不斷被“舊話重提”。

（二）利益集團與貿易救濟措施

貿易救濟措施和337調查是奧巴馬政府發動對華貿易保護使用最為頻繁的工具。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統計數據，2009～2011年期間，美國共發起針對或涉及中國產品的貿易救濟措施21宗，占其總數（31宗）的67.7%；共提起44起涉華企業的337調查，占其總數（153起）的28.8%。本文以“輪胎特保案”為例，從利益集團角度來分析其產生原因與未來發展趨勢。2009年4月，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USW）申請USITC對中國輪胎發起“特保”調查。6月底，USITC建議對中國輸美輪胎連續3年分別加征55%、45%和35%的從價關稅。此建議提出后立即遭到中、美兩國產業界的廣泛反對。7月初，美國輪胎產業協會（TIA）致函奧巴馬總統，強烈要求其否決該建議，因其不僅不能保護美國就業，而且還會導致美國輪胎消費者面臨更高價格與更少選擇，從而損害美國消費者和輪胎貿易商的利益。7月底和8月初，中國橡膠工業協會分別致函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中國總理，提出類似請求盡管如此，2009年9月，奧巴馬仍宣布未來3年對中國輪胎分別征加35%、30%和25%的懲罰性關稅。事實上，正如美國TIA所言，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研究報告，2010年美國輪胎制造業就業率同比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下降了10%；而其進口輪胎價格同比也上漲了10%～20%。那么，為什么奧巴馬政府會做出如此“下策”呢？USW的全稱是“鋼鐵、造紙和林業、橡膠、制造業、能源及相關工業與服務業工人的國際聯盟”，是北美最為活躍的勞工組織之一，目前有大約120萬會員，其會員不僅積極參與選舉投票，而且投入大量資金從事政治捐資活動，對美國政治選舉與政府決策產生著極大影響。在2008年總統選舉中，奧巴馬正是因為得到其大力支持，才得以在初選及隨后的全國大選中拿下關鍵的幾個制造業州。較之USW，無論是美國TIA還是中國橡膠工業協會，其影響力顯然都弱小得多：美國TIA只有6000多個成員單位；中國橡膠工業協會則只有800家左右成員單位。因此，無論是美國USW與TIA之間在第一個層次的國內博弈，還是美國USW與中國橡膠工業協會之間在第二個層次的國際博弈，前者的力量都比后者強大得多，按照“政治捐資模型”，雙重博弈的最終結果無疑是USW獲勝，無論其建議是否合理。

（三）技術轉移與高科技產品管制“放寬”

美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問題由來已久，1950年12月曾將中國列入全面禁運國。目前的管制政策始于2007年6月，其管制清單包括航空發動機等20大類的高科技產品。奧巴馬執政后，其管制政策似乎有“松綁”跡象。2010年8月，歷經一年審查之后，白宮正式公布了美國出口管制改革的新方案。2011年5月，奧巴馬表示，“美方愿向中國和其他國家出口更多高科技產品，這符合雙方的利益。”有的學者認為，此番改革是奧巴馬政府實施出口促進戰略的必然結果，美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或將逐步放寬。果真如此嗎？我們認為，無論是從對外經濟與貿易角度，還是以國際政治視角，都不應有過高的期待。一方面，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經濟和對外貿易發展迅猛，不斷挑戰和沖擊美國的經濟和貿易第一大國地位。中國經濟總量，2010年已經躍居全球第二；世界銀行預計，2020年將超過美國。WTO數據則顯示，中國貨物出口早在2007年就已經趕超美國；中國服務出口與美國差距也不斷縮小，其全球相對份額從2001年的2.4%持續上升到2010年的4.6%，而同期美國份額則從18.1%不斷下降到14.1%。因此，這很容易讓奧巴馬政府產生錯覺，認為美中兩國處在“貿易沖突區”，盡管事實上兩國貿易互補性遠大于競爭性。根據鮑莫爾-戈莫瑞模型，顯然，奧巴馬政府的“上策”是阻礙技術轉移，不太可能放寬高科技產品管制。另一方面，根據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新現實主義，技術是發達國家實力與霸權的重要基礎，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則是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戰略的關鍵部分，長期以來一直是其維護霸權實力、保障國家安全、推進外交政策的常用手段之一，加強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乃為更好地實施對華遏制的國際霸權大戰略。由于美、中兩國的歷史背景、文化傳統、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都有很大差異，使得美國朝野長期無法將中國視為可信賴的政治伙伴。在中國經濟和對外貿易日益快速發展的當代，這種不信任感也自然而然、有意無意地演變成為“中國威脅論”。美國有線新聞網在2009年6月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55%的受訪民眾認為中國對美國存在嚴重威脅，只有18%的受訪民眾認為中國對美國沒有威脅。美國GBS新聞在2011年11月的民調結果則顯示，61%的受訪民眾認為中國經濟擴張對美國經濟不利，只有15%的受訪民眾認為有利。因此，鑒于美國對中國日益加重的戰略防范心理，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很難會有真正放松。

三、中國政府應對美國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的策略思考

綜上所述，奧巴馬政府對華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背后有其深刻的經濟與政治原因，未來發展趨勢也不容樂觀。基于這一判斷，運用第一部分的相關理論，并借鑒國際經驗，我們對中國政府的應對策略進行一些初步思考。

（一）加強與美國戰略對話和貿易談判，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

戰略性貿易政策是典型的零和博弈策略，一國所得正好是他國所失，極易招致貿易伙伴的貿易報復，如2010年6月，WTO裁定歐盟補貼“空客”之后，歐盟立即反訴美國，2010年9月，WTO再次裁定美國非法補貼“波音”。盡管在單次非合作博弈中，博弈方的占優策略或許是進行出口補貼或進口保護，但是最后達成的納什均衡卻可能導致囚徒困境。因此，在長期重復博弈中，博弈方的占優策略應該是開展互利合作的自由貿易，而非實施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因此，從這個角度，為避免中美貿易摩擦激化甚至貿易戰爆發，同時也為實現后危機時代中國外貿可持續發展，中國政府不妨“并駕齊驅”。一方面，通過WTO、APEC和G20峰會等國際組織平臺，以及“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中美商貿聯委會”等高層對話機制，加強與奧巴馬政府的對話磋商和貿易談判，反對其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共同營造自由開放、公平公正的雙邊貿易環境，實現合作雙贏。另一方面，借鑒國際經驗，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逐步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平衡增長。首先，借鑒日本和韓國等國經驗，主動實施貿易順差回調措施：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實行適度的匯率升值，同時配以適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既實現貿易平衡，又保持經濟平穩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其次，借鑒德國和日本經驗，更加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在擴大出口中的作用，積極推動境外投資，繼續推進“走出去”戰略。最后，借鑒美國和日本經驗，大力發展服務貿易與低碳經濟：把握國際服務產業轉移機遇，有選擇地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領域，加強同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在能源、環保等領域國際技術合作，促進服務貿易與低碳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

（二）調動中美各方力量，削弱美國特殊利益集團的不利影響

根據“政治捐資模型”理論和“雙層博弈”思想，針對USW等特殊利益集團對奧巴馬政府貿易政策的影響，中國政府不妨調動中美兩國各方力量，降低和削弱美國特殊利益集團的不利影響。一方面，挖掘美國有關利益集團的力量，從美國國內層面的政治博弈中施加積極影響。事實上，美中自由貿易對美國利大于弊，在對華貿易中取得的巨額收益使美國出現了一大批支持美中自由貿易和反對對華貿易保護的利益集團，并對美國貿易政策的制定產生積極影響。如2007年9月，微軟、沃爾瑪、花旗等122家跨國公司以及美國總商會等38家行業協會聯手致信國會，呼吁避免采取專門針對中國的貿易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兩國之間的嚴重貿易沖突。中國現階段超過50%的加工貿易與美國大型跨國公司和相關利益集團的利益息息相關：據世行數據，2001～2011年期間，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利潤匯款與其凈流入量的平均比例為35.2%。中國政府應發揮在華美資企業和相關利益集團的積極作用，充分挖掘其對奧巴馬貿易政策制定的積極影響。另一方面，壯大中國商協會及各種行業協會力量，在國際層面的政治博弈中產生積極抗衡。中國現有的六大商協會和各種行業協會在對外貿易促進、組織企業參與國際經貿活動、應對貿易摩擦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但較之USW等組織，其影響力薄弱得多。中國政府不妨加大中國商協會以及中小企業貿易促進機構的改革力度，建立更為完善的貿易促進體系。同時，中國商協會和行業協會不妨借鑒美國工會組織的成功經驗，加強自身組織建設，提高游說能力和國際談判水平，在國際層面的博弈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抗衡美國特殊利益集團的政策影響。

（三）立足于本土研發，進一步推進“科技興貿”戰略

如前所述，技術是發達國家實力與霸權的重要基礎。因此，發展中國家寄希望通過技術跨國擴散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增長恐怕是不現實的，其技術政策的重點應該建立在促進本地研發的基礎上。中國實踐已經表明，“市場換技術”效果并不理想，不僅如此，“外資進入會妨礙內資企業通過研發自主創新而縮小與國際先進水平之間距離的努力”。[11]因此，中國政府也應立足于本土自主研發，更加重視“科技興貿”戰略。根據新新貿易理論，一國貿易的廣度邊際與本國企業勞動生產率和國家金融發展水平正相關。因此，實施“科技興貿”的首要任務是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水平，其次是提高國家金融發展水平。前一方面，關鍵是加大企業人才培養力度，要進一步加大教育投資力度，尤其是高等教育投資力度，加速其國際化發展步伐，培養更多的國際貿易經營性高端人才；同時，改革現有教育體制，順應市場需求及時調整專業設置和課程內容，培養更加實用的技術和人才；此外，改革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加快人才流動。后一方面，關鍵是夯實金融基礎設施，推進金融法制建設和金融管理體制創新；同時，加快金融自由化進程，在金融服務業開放、金融合作和貿易投資便利化等方面加大改革步伐，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條件，取消股權限制、放寬經營范圍和經營地域等，為對外貿易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