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基本上是列強主導的政治,國際規則主要由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制定。冷戰結束后國際政治進入一超多強的多極化格局,國際法制約國際政治的發展,是國際政治運行所遵循的原則,隨著國際法的發展,戰后國際政治秩序有了新發展,同時也面臨新挑戰,2001年9·11事件,同年的阿富汗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到2008年南奧塞梯沖突,國際法顯現出很多不足。國際政治的發展是國際法產生的主要原因。國際政治與國際法互相建構,互相影響,互相制約,在互動中不斷發展。

一、國際法理論發展對國際政治的影響

堅持和平與發展是構建和諧世界理念的基礎。《聯合國憲章》是聯合國基本法,主權國家行為的基本法則,同時也是保證世界和平發展的根本大法,為國際法的發展奠定了基石。

格勞秀斯、康德、凱爾森使國際法逐步發展起來,三位大師的理論深刻影響著《聯合國憲章》。

受格勞秀斯的國際法理論影響而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模式的國際秩序以民族國家對外主權的獨立性(主權之上無管轄)、平等性(主權之間無等級)為特征。這種主權被稱為“威斯特伐利亞主權”。盡管近十多年來“威斯特伐利亞主權”受到了這樣或那樣的質疑,民族國家主權至上無管轄、主權之間無等級仍然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康德是國際政治組織的始祖,康德的國際法理論及國際組織法影響著《聯合國憲章》的形成和發展。凱爾森的國際法理論對于戰后國際秩序朝著通過國際司法程序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方向邁進起著深遠的作用。《聯合國憲章》與凱爾森的國際法理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二、國際政治對國際法的影響和制約

【正文】

在美國參與的重大海外戰爭中，除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使其元氣大傷外，無論一戰、二戰，還是冷戰之后的幾次戰爭，美國在經濟、政治和戰略上都大有斬獲，實力得到了增強。所以，許多分析家認為，美國此次對伊戰爭不會虧本。1991年的海灣戰爭，國際社會公認美國賺了錢。美國官方稱，海灣戰爭總費用為610億美元(換算成目前的幣值約是800多億美元)。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由34個國家組成，美國之外的國家派出的作戰部隊約占總兵力的24%，但它們支付了戰爭總費用的88%。僅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日本3國就承擔了其中的484億美元。美國實際在海灣戰爭中只花了70億美元，不足全部戰爭費用的12%。

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場使用高科技武器的戰爭，美國和北約至少出動了700架戰機和20艘戰艦。英國《金融時報》引述金融分析員的話說，持續了78天的空襲行動，估計耗費70多億美元，每天大約耗資1億美元。該報說，美、英、法承擔了大部分的軍事開支。當然，美國出“大頭”，在3/4以上。

美國對阿富汗發動的反恐戰爭，兩個月就告結束。這是一場代價昂貴的戰爭，單是軍費，美國就花了100多億美元。國防部沒有公布官方版的戰爭經費，但它告訴國會，戰爭前3個月就支付了38億美元。目前美軍在阿富汗保留了8000名美軍，繼續搜捕恐怖分子和協助卡爾扎伊政府，每月需要數億美元的經費。出兵阿富汗的國家還有英、法、德、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約旦等。在開戰之前，美國并未承諾替這些國家提供軍費。這些國家只好“AA制”自掏腰包。

那么，這一次美國攻打伊拉克會付出多少經濟成本、又獲得多少政治利潤和戰略利益呢?

美國的戰爭費用知多少?

一、國際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

自1979年誕生新貿易理論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新經濟地理、貿易與新增長理論、內生貿易政策理論、新新貿易理論等多次理論創新，這些理論解釋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無法解釋或是解釋不全面的內容，并對傳統貿易理論加以修改與完善，在一定呈上也影響了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國際經濟學中的國際貿易理論主要是分析發展中的收益是如何產生的、以及它的分配法則，同時研究相關政策條例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對這些利益有哪些影響，重點闡述了微觀經濟基礎在社會經濟中的競爭性，分析了其競爭性。國際政治經濟學誕生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主要探討了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之間的交叉影響，并提倡在學術經濟上可以進行跨學科的理論研究。國際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內容、方法論和學術平臺這三大領域的研究上有非常大的差別，其中方法論上的差別是最為明顯和最關鍵的。IPE是是一種國際職位評估系統，是國際關系學科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格外重要的分支，同時，在當代國際關系體系中，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學地位的提高而顯得更加重要。利用IPE研究體系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的特點，可以將國際經濟學研究中牽涉的經濟和政治內容全部納入其中，針對所得信息進行具體的討論。我國的經濟學者對這一體系已經完全認可，同時對于IPE的跨學科研究特性也比較認同。就是國際經濟學(IE)、國際關系(IR)和國際政治經濟學(IPE)的關系。國際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之間的相處模式相對融洽，沒有排斥現象，那么，國際經濟學和國際關系中重疊的內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IPE體系的研究對象。這一點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題材和研究理論。

二、新貿易理論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成果

國際經濟學中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學術理論上有很多重疊的部分，但二者在具體理論的鉆研方法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在研究對象上也不盡相同。但是，拋開這兩點，二者在跨國域交易的經濟行為中對于利益分配的研究有著共同點，同為研究的基礎力量，同時，二者也共同致力于全球化的研究，并且也在復雜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20世紀70年代，產業組織理論有了理論上的大突破，使國際貿易理論有了更全面的解析。一是博弈論在經濟學的探討中發揮著越來越廣泛的作用，二是目前競爭市場的整體格局發生了大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向前發展了一步，從而促進了新貿易理論的誕生。其誕生之后推出的各種新理論都對以往的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之間的矛盾內容重新思考、分析，對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的意見分歧也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依據，使其研究體系更加完整、準確。

三、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理論

新貿易理論提出的理論意見是市場不完全存在競爭，但是企業的生產卻可以有經濟利益。新貿易理論的分析工具我們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建立在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上的迪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分析手法，一種是建立在寡頭市場結構上的博弈論分析手法。但更多時候，前者的影響更大，影響范圍更加廣泛，也有大量的理論體系在其的發展上被建立起來。但是由于后者推出了我們熟知的戰略貿易政策，所以其在貿易理論界之外的領域中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為相關人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據。在國際貿易理論體系研究中，戰略貿易政策指的是在一個實際的或是潛在的國際寡頭市場上，能夠對企業戰略起到影響作用的貿易政策，簡言之，“戰略”就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各種競爭狀態。在這個探討體系中，國家政府重點針對國家整體收益情況進行分析與總結。

在國際體系中，不僅世界各地的發展階段極不平衡，而且國際行為體(actor)參與世界政治的程度也很不對稱。就國家、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以及由不同國家的個人或民間團體組成的非政府間組織(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即NGO)這三類行為體而言，由于當今的世界本質上依然是由主權國家所安排的世界，這就決定了主權國家參與國際政治的程度最深也最為廣泛，政府間組織如聯合國次之，而非政府組織又次之。但是，在逐漸多元化的世界政治中，非政府組織的活動雖不是人們首要的關注對象，但由于其活動具有跨國界、非政治和非營利性質，且一般也不受自我利益的驅動，而著眼點又是人類共同體的利益和特定全球性問題的解決，其作用和影響力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日益突出。但總體上，學術界對非政府組織的研究還相當有限，學者們更樂于關注和著重分析國家相互關系，因為這已經被理論化了，而且，將非政府組織排除在世界政治體系要素之外，使世界政治分析模式簡單化，易于操縱。本文旨在概要論述非政府組織獨特的組織模式和運作方式，其在聯合國體系里享有的法律地位，并著重論述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政治活動所造成的根本國際政治效應及其面臨的根本挑戰。

一、非政府組織的組織模式及其基本運作方式

作為國際行為體之一，非政府組織的歷史淵源甚為久遠。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RomanCatholicChurch)就是最重要的跨國行為體。(注：A.LeRoyBennet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PrinciplesandIssues(NewJersey:Prentice-Hall,1995),p.279.)但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全球國際交往的日益增多、通訊和交通革命、全球相互依存度的增大以及全球化導致的大量跨國問題并因此呼喚國際努力，非政府組織才得以大量涌現。在20世紀50年代，非政府組織差不多有1000個，1976年已經達到2500個，1986年則達到4649個(如果把標準放得寬一些，將有21529個)，(注：奧斯特—奧托·岑皮爾著：《變革中的世界政治——東西方沖突結束后的國際體系》[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頁。)1993—1994年的《國際組織年鑒》指出，“常見的”國際組織有5102個，其中4830個是非政府組織，政府間國際組織僅272個，此外還有3606個具有國際傾向的國內非政府組織。(注：Bennet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p.271.)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一直到80年代，非政府組織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增長，(注：KorenA.Mingst,MargaretP.Karns,TheUnitedNationsinthePost-ColdWarEra(Boulder:WestviewPress,1995),p.57.)而1990年以來，非政府組織的增長尤為迅猛。

眾所周知，國家間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其運作主要根據國家間達成的一致(特別是依憑政府間合作意愿)或某種程度上的強制性，通過常設機構，按照一定的程序，在不侵害國家主權的前提下，來完成其職責范圍之內的工作。那么，非政府組織又是如何運作的呢?

在進行國際性的組織工作時，非政府組織有四種基本的組織模式。第一，有些非政府組織在某個國家設有一個總部，盡管其工作是國際性的，是在其他國家展開的。例如國際救援委員會(InternationalRescueCommittee)：又如1983年成立的阿拉伯人權組織(ArabOrganizationforHumanRights)，雖然每年都出臺一份阿拉伯世界人權狀況報告，但該機構的運作卻遠在日內瓦，而不是在某個阿拉伯國家。第二，有些非政府組織擁有諸多自治性的國別分部，每個分部有其獨立的專業組織，每一個專業組織都向該國總部匯報工作。這意味著在同一國家內有幾個機構彼此獨立地開展工作。第三種模式是，一些非政府組織設立了許多募捐辦公室，把籌措的資金集中起來，再通過一個特別的遍布世界的專業組織，如國際紅十字聯合會(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RedCross)——其雇員和管理人員都是當地人——來分配這些資金。第四，某些非政府組織只經由當地的不屬于本組織的非政府組織開展工作。沒有這些當地非政府組織的幫助，它們就不能獨立地開展實際工作。如基督教兒童基金(ChristianChildren''''sFund)和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注：AndrewS.Natsios,“NGOsandtheUNSysteminComplexHumanitarianEmergencies:Conflictor

Cooperation?”,inPaulF.Didehl,ThePoliticsOfGlobalGovernance:International

【內容提要】同盟歷來是國際政治的核心問題之一。傳統現實主義者的同盟理論以勢力均衡論為基礎，其許多內容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近十幾年來，同盟研究取得的重要進展主要體現在新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中，代表性成果有“同盟困境”理論、“威脅均衡理論”以及對導致體系不穩定的兩種同盟模式的研究等。與傳統理論相比，這些理論具有更強的系統性和實證性。

近年來，面對新的國際政治現實，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也開始進軍同盟研究。它們分別從制度層面和規范、認同層面來解釋同盟，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同盟理論可以彌補現實主義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論綜合仍然需要以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為基礎。

【關鍵詞】國際政治/同盟/同盟理論

同盟（Alliance）是國際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注：漢語中與“同盟”同義的還有“聯盟”一詞，為行文統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詞。）。自多國體系存在以來，國家之間結盟與反結盟的斗爭便貫穿了國家間關系的歷史。合縱連橫和同盟交鋒的結果往往關系到一個國家的興衰，而大國間的結盟狀況又常常對各個歷史時期國際格局的塑造和嬗變產生直接和深遠的影響。

或許因為同盟與國際政治的聯系過于緊密，由此增加了將其作為單獨對象來分離、界定并進行系統研究的難度。但近十幾年來這一狀況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當今西方國際政治學的主流理論——現實主義的系譜中，在漢斯·摩根索、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Wolfers）和肯尼思·沃爾茲等著名學者有關同盟論述的基礎上，學術界圍繞同盟的起源、分類、結構、功能等一系列理論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陸續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倫·施奈德（Glenn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論（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WorldPolitics,Vol.34,No.3,July1984,pp.461—495.），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M.Walt）的“威脅均衡論”（balance-of-threattheory）和對“制衡”（balancing）與“看風使舵”（bandwagoning）兩種同盟類型的比較分析，柯慶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J.Christensen&JackSnyder）對一戰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戰前“推卸責任”型（buck-passing）同盟這兩種導致體系不穩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J.ChristensenandJack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redictingAlliancePatternsin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No.2(Spring1990),pp.137-168."chain-ganging"一詞筆者在國內尚未見到有人使用，本文暫按字面譯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同盟的認識。

冷戰后國際政治新的現實進一步刺激了學術界在同盟問題上的理論創新。在新的國際戰略環境下，冷戰時期針對蘇聯而形成的各種同盟（最突出的當數北約）將扮演何種角色？這個問題理所當然地引起各國領導人和專家學者的關注。一般而言，現實主義者對這類同盟的命運大多抱悲觀和懷疑態度，其中肯尼思·沃爾茲的觀點頗具代表性。在論及冷戰后北約的前途時，他說，“從歷史和勢力均衡理論我們得知，贏得戰爭勝利后的同盟很快便會解體，越是決定性的勝利便越是如此……北約（的解體）還沒到按日計算的時候，但是已經可以按年計算了。（注：KennethN.Waltz,"TheEmergingStructureofInternationalPolitics",inMichaelE.Brownetal.(eds.),ThePerilsofAnarchy:ContemporaryRealismandInternationalSecurity(Cambridge,MA:TheMITPress,1995),pp.73-74.）”然而，至少到目前為止，現實的發展似乎與沃爾茲等人的預測有很大出入。冷戰后的北約不僅沒有因對手的消失而壽終正寢，卻走上了不斷擴大、作用不斷增強的道路。東亞的情況與此相類似。1996年4月，日美兩國發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對日美安保進行了再定義。1997年9月，兩國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日美同盟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冷戰后同盟理論與現實之間出現的這種反差該如何理解呢？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受到質疑，而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論則顯示出其內在的價值。

【內容提要】同盟歷來是國際政治的核心問題之一。傳統現實主義者的同盟理論以勢力均衡論為基礎，其許多內容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近十幾年來，同盟研究取得的重要進展主要體現在新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中，代表性成果有“同盟困境”理論、“威脅均衡理論”以及對導致體系不穩定的兩種同盟模式的研究等。與傳統理論相比，這些理論具有更強的系統性和實證性。

近年來，面對新的國際政治現實，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也開始進軍同盟研究。它們分別從制度層面和規范、認同層面來解釋同盟，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同盟理論可以彌補現實主義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論綜合仍然需要以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為基礎。

【關鍵詞】國際政治/同盟/同盟理論

同盟（Alliance）是國際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注：漢語中與“同盟”同義的還有“聯盟”一詞，為行文統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詞。）。自多國體系存在以來，國家之間結盟與反結盟的斗爭便貫穿了國家間關系的歷史。合縱連橫和同盟交鋒的結果往往關系到一個國家的興衰，而大國間的結盟狀況又常常對各個歷史時期國際格局的塑造和嬗變產生直接和深遠的影響。

或許因為同盟與國際政治的聯系過于緊密，由此增加了將其作為單獨對象來分離、界定并進行系統研究的難度。但近十幾年來這一狀況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當今西方國際政治學的主流理論——現實主義的系譜中，在漢斯·摩根索、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Wolfers）和肯尼思·沃爾茲等著名學者有關同盟論述的基礎上，學術界圍繞同盟的起源、分類、結構、功能等一系列理論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陸續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倫·施奈德（Glenn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論（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WorldPolitics,Vol.34,No.3,July1984,pp.461—495.），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M.Walt）的“威脅均衡論”（balance-of-threattheory）和對“制衡”（balancing）與“看風使舵”（bandwagoning）兩種同盟類型的比較分析，柯慶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J.Christensen&JackSnyder）對一戰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戰前“推卸責任”型（buck-passing）同盟這兩種導致體系不穩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J.ChristensenandJack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redictingAlliancePatternsin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No.2(Spring1990),pp.137-168."chain-ganging"一詞筆者在國內尚未見到有人使用，本文暫按字面譯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同盟的認識。

冷戰后國際政治新的現實進一步刺激了學術界在同盟問題上的理論創新。在新的國際戰略環境下，冷戰時期針對蘇聯而形成的各種同盟（最突出的當數北約）將扮演何種角色？這個問題理所當然地引起各國領導人和專家學者的關注。一般而言，現實主義者對這類同盟的命運大多抱悲觀和懷疑態度，其中肯尼思·沃爾茲的觀點頗具代表性。在論及冷戰后北約的前途時，他說，“從歷史和勢力均衡理論我們得知，贏得戰爭勝利后的同盟很快便會解體，越是決定性的勝利便越是如此……北約（的解體）還沒到按日計算的時候，但是已經可以按年計算了。（注：KennethN.Waltz,"TheEmergingStructureofInternationalPolitics",inMichaelE.Brownetal.(eds.),ThePerilsofAnarchy:ContemporaryRealismandInternationalSecurity(Cambridge,MA:TheMITPress,1995),pp.73-74.）”然而，至少到目前為止，現實的發展似乎與沃爾茲等人的預測有很大出入。冷戰后的北約不僅沒有因對手的消失而壽終正寢，卻走上了不斷擴大、作用不斷增強的道路。東亞的情況與此相類似。1996年4月，日美兩國發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對日美安保進行了再定義。1997年9月，兩國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日美同盟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冷戰后同盟理論與現實之間出現的這種反差該如何理解呢？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受到質疑，而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論則顯示出其內在的價值。

[摘要]全球化是當今時代的重要特征，特別是20世紀的最后十年，全球化浪潮沖擊著國際社會的各個領域。其中就包括國際政治資源。國際政治資源在未來國際政治發展中處于重要地位，我們應該重視全球化的發展對國際政治資源帶來的種種影響。

[關鍵詞]全球化；國際政治資源；影響

所謂國際政治資源是指國際政治主體在國際競爭中用來實現自身利益、貫徹戰略目標所使用的物質和精神來源。國際政治資源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世界政治與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步提出的，它同全球化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全球化及其進程，從本質上看是源于對社會財富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獲取最大化的財富和利益是國際關系行為體尤其是主權國家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當一國的資源、市場滿足不了獲取最大限度的社會財富和利益的要求時，就會限制其財富和利益的積累，于是自然而然就會超越國界，到全球其他地方去開拓新的市場，去尋找新的財富和尋求新的利益。超越國界去開發新的國際政治資源便成了國際關系行為體謀求社會財富和利益最大化的動力。在這股動力的作用下，世界各國和各地區間的相互合作越來越多，相互依存度也就越來越高。國際關系行為體謀求社會財富和利益的最大化加快了全球資本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全球化的形成。此外，國際組織的形成與壯大是促成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國際組織是國際間多邊合作的產物，是為了滿足國家間政府的或民間的跨國合作需求而產生的各種制度性安排。國際組織是國際政治資源中重要的硬性政治資源，它的形成既是全球化的重要物質載體和依托，也是推動全球化的地區整合、文化融合、政治合作的重要平臺。歐盟、東盟模式的運行已充分說明，國際組織對全球化的推動是一個重要的動力。從這種意義上說，開發和利用國際政治資源是促成全球化的重要動因。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的最后10年，全球化浪潮沖擊著國際社會的各個領域，其中就包括國際政治資源，國際政治資源的開發、利用、管理無處不受到全球化的影響。

一、全球化改變了硬、軟性國際政治資源的作用對比

從資源的性質看，國際政治資源可以分為硬性和軟性的國際政治資源。隨著全球化的到來，相互依存度也在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認識到不能像過去那樣，以軍事等硬性手段為主，通過爭奪地理空間來獲取重要的國際政治資源。各國已越來越重視軟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從而改變了硬、軟性國際政治資源的作用對比。

全球化帶來的公共問題加深了各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公共問題的解決不能單靠開發硬性政治資源，因為它的成本越來越高，而效能越來越差。如2003年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由于美國正越來越依賴石油進口來滿足它每天的能源需求，而伊拉克擁有繼沙特阿拉伯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未開采的石油蘊藏量，這對美國來說具有難以抗拒的誘惑力，所以美國打著“推翻薩達姆專制政權、在中東地區建立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念”的旗號發動了對伊戰爭。戰爭雖早已結束，但美國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隨著駐伊美軍傷亡人數的增加，是否從伊拉克撤軍已經成為擺在美國面前的一大難題。由于越來越多的國際關系行為體逐漸認識到許多問題的解決不能單靠開發硬性國際政治資源來解決，因此，國際關系行為體更多的是開發軟性的國際政治資源，特別是在科學技術知識的競爭方式上，如對信息資源的開發。信息已經成為各國開展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活動的重要的軟性國際政治資源。信息技術的發展，對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和整體性的。從宏觀層面來看，由信息革命而形成的全球互聯網，所影響的不僅僅是國家范圍的經濟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它所引發的對世界范圍的經濟影響，最終影響的是國際組織、國際合作、全球經濟，而且這種影響力也已成為評價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在信息經濟時代，誰擁有了信息資源，誰就擁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發展動力。為了占領信息傳播的有利位置，國際關系行為體都在不斷加大信息技術的開發與革新。美國在信息化時代中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993年1月，克林頓總統授權成立了“信息基礎設施特別小組”。9月，該小組宣布了美國建設信息網的宏大計劃。在此基礎上，美國又進一步提出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的構想。這些構想立刻在全世界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激起了世界各國大力推進信息技術和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全球浪潮。哈佛大學政治學院院長約瑟夫·奈早在1996年為《外交》雙月刊撰寫的文章就指出：“信息是國際領域的新型貨幣，美國在通過信息去擴展其‘硬性’的、‘軟性’的國力資源方面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處于更有利的地位。”

引論、國際政治學家眼中的生態環境問題依國際政治學家眼光看，生態環境問題是可以從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興趣研究的，哪怕從國際問題研究（而非國內問題研究）這樣一個大范圍來看亦是如此。

第一個主要的角度，主要從經濟出發，更多反映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興趣，叫作“可持續發展研究”。所謂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要能力的發展；它要求在考慮經濟增長的同時，注重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的相互作用，力求實現一種比較協調、均衡、有連續性的發展。這方面的研究和認識，可以追溯到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在兩個世紀以前寫下的《人口原理》，簡單說，作者的預測是，如果聽其自然，人口增長會呈現幾何圖式（2、4、8、16……），而人類所需的食物的增長最多是算術方式（1、2、3、4……），最后的結局當然十分悲慘。到本世紀50至60年代，歐美一些科學家和經濟學家開始研究人類的生產活動、科學技術改進和資源消費方式之短期和長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為“增長的極限”的《羅馬俱樂部報告》，這份報告及其他類似的文章、專著的一個共識是：如果人類繼續現有的科技開發方式、人口增長速度和資源消耗結構不變，那么，地球的生態環境將遭到嚴重破壞，資源有可能耗盡，世界人口和工業生產也將最終發生非常突然、無法控制的崩潰。8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萊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對可持續發展觀首次做了系統闡述，它分析了經濟發展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如土地沙化、資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體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資源基礎、開發再生資源等途徑。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續發展研究也逐漸從學術界的議論變成了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和一些國家政府的議事日程。1972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首次召開了《人類與環境會議》，提出了“只有一個地球”的口號；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會議，并首次向國際社會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呼吁；1992年聯合國再次召開世界各國首腦會議，最后通過的《環境與發展宣言》（又稱《里約宣言》），正式確立可持續發展是當代人類發展的主題。最近，在1997年年末，為了使21世紀的地球免受氣候變暖的威脅，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開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三次會議（又名“防止變暖京都會議”），并最后通過了《京都協議書》，達成了各國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這里，歸根到底，“發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續性”是它的舊有特點，而“可持續”乃一新的屬性。從國際政治視角分析，這種發展觀使國際關系具有了一種動態的面目，一種在外延上、規模上不斷擴大的形態，但它并沒有告訴我們，在這種過程里各種行為體以什么樣的方式存在和發生作用，為什么會有這樣而不是那樣的行為。因此，可以說，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分析，是國際政治學觀察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基礎，但它還沒有解決國際政治學家們關心的問題。

第二個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謂“古典的國際政治分析”確定的，它的通用說法是“生態環境問題引出的安全考慮”。在傳統國際政治學家關心的這一領域，主要的研究興趣在于地理及范圍更大的環境要素對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和國家主權等方面的影響和作用上面，這些研究興趣不象“可持續發展觀”那樣只是最近幾十年才明確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隨著民族國家的生成一道出現的東西，而是從很久遠的從前便具有的思想線索。對于很多國際政治學家來講，要透徹了解國際政治事務，必須參考“一系列環境要素，不論它們是否屬于人類的范疇，也不管它們有形還是無形”。［注2］因此，亞歷士多德就曾經討論過海洋和氣候對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響，到了近代西歐更出現了讓·博丁和孟德斯鳩等人的“地理決定論”，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歐美國家出現了以麥金德、馬漢、斯皮克曼、拉采爾、豪斯浩佛等人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學派，到了二戰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來，人口及資源、技術要素等全球性課題的顯現，促使越來越多的國際政治學家去分析人口、資源、地理、氣候及廣義的生態環境對國家實力、戰爭沖突、國家間關系、相互依賴程度、一體化過程、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強化等“高級政治”的影響。這中間又分許多學派、分支，有各種方法、工具和解釋，比如，有的側重純粹自然條件（氣候、地理、自然資源等）的國際后果，有的注意所謂人造問題及環境（污染、人口、城市化、過度工業開發等）的世界性含義；有人看重國家間博奕等“戰略性分析”，有學者純粹關心（國際背景下）個人與自然的聯系；有“地緣政治學派”，也有生態學意義上的“人－境關系學派”；等等。與前面提到過的經濟學家的視角不同，國際政治學的“經典關注”不在于“發展問題”，而在于“生存”或“權力”等概念（這里面又略有區分：傳統現實主義比較強調“權力”，新現實主義更重視“生存”）。總之，國際政治學家們為人們開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國際社會景觀，一幅長久以來便存在的人類以群體方式競爭斗爭、“優勝劣汰”的政治畫面。

還有一個大的角度，也是由國際關系理論家們推導出來的，由于沒有定論，這里姑且稱之為“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它與前兩個角度都有一些關系，但同時存在著重要的區別。與“可持續發展觀”的相似之處在于，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也極其重視國際關系中由于生態問題的嚴峻化所帶來的相互依存過程及其深遠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種非國家行為體（如環保組織、綠色和平運動、動物保護機構以及跨國公司等集團力量）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不論消極或積極的作用），對國家扮演的傳統角色則有所批評、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不只同意“發展”的經濟學觀念，更強調國際社會的“進步”、“演化”和“質變”等術語包含的可能性及意義。與傳統國際政治學家的“國家生態安全”考慮相比，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更多地把關注焦點放在“族際安全”、“人類安全”、“物種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層面，這種安全范疇當然遠遠超出了狹隘的軍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國家安全的范圍；不過，與國際政治學思想傳統一致而有別于經濟學思路的一點是，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依然保持了對“安全”問題本身的執著思索。在這一相對較新的角度上，人們研究的主要問題，多半與舊的國際關系分析單元和分析途徑（如國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權現象、國內國外的嚴格區分、政治經濟的涇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關，或者與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單元和途徑（如世界多元主義群體的崛起、各種國際NGO的出現和活躍、“政治”與“權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國際合作與國際制度的新形態等）的受重視聯系在一塊。在歐美國際政治學界，前面那種觀點多被納入“傳統現實主義”或者“權力政治學派”的范疇內，后面這種觀點則基本上屬于“全球主義”或者“新理想主義”等學派見解的名下。對于后面這些學派見解的倡導者，生態危機與其說是是一種自然現象，不如講是一種人為結果，是人類以國家形式和傳統國際政治結構管理和開發地球環境的不當所致，所以，解決或緩和生態危機的根本途徑，是改進原有的政治結構和思維方式，逐漸把立足點從“主權國家”放到“國際社會”，建立與舊時代有別的全球主義世界政治文明（包括開發資源方式、生活消費方式、群際交往方式、學習及適應方式等等）。［注3］與傳統現實主義不大一樣，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建立在一種進化論哲學基礎之上，它把人類社會的成長，看成一個由單一性和沖突性朝整體性和協作性過渡、由主權民族國家為中心的無政府世界狀態朝更有向心力的國際社會乃至全球一體化轉變的長期歷史過程。

顯然，角度的各異常能夠使人得到重要的啟發。避免獨斷性和簡單化，是國際問題研究者應有的分析尺度。在簡單的介紹之后，下面，我們就“生態環境政治與國際關系”這一主題，分別從主權國家的角度和國際共同體的不同角度，進一步探討國家安全與主權面臨的威脅、全球政治的觀念及分析視角等問題。

生態環境政治——主權國家的視角

【內容提要】經濟全球化的持續深入刺激了政治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在上個世紀后期，一場以民主化為標志的改革運動引導了政治全球化。在這場以制度化為主要內容和標志的民主化進程中，民主文化的重要性逐漸凸顯出來，它必將在本世紀引發一場民主文化的創新。在已經過去的全球化進程中，由于西方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主導地位，在事實上形成了以西方政治文化為內容的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社會化。這場社會化以經濟全球化為主要活動場所，以間接的政治社會化為主特征，以普世主義為理論指導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塑造民主化的主要力量，但也遭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在對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社會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非西方國家應該勇敢地面對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態勢，立足于在政治文化的互動交流與融合中尋求文化創新之道。一種新的以多元文化為特征，以國際集體主義、民主、平等、寬容為價值取向的新的政治社會化模式可能會在新的國際政治社會化進程中大放異彩。本文在提出了“國際政治文化”和“國際政治社會化”這兩個概念的基礎上對以上過程做了粗淺的分析，以期為正在形成中的國際政治新秩序提供一個新的分析視角。

全球化問題在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15年中持續地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在我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這一熱潮有增無減。據中國學術期刊網全文數據庫（CNKI）的檢索統計，自1994年起，僅在題目中出現“全球化”字眼的文章就有1800多篇，關注全球化的中文網頁估計至少在25萬以上[①]。然而，這些內容更多地限于經濟學范圍的考量，在政治學界，這一思索的頭緒還只能說是剛剛開始。以維普數據庫為例，以全球化為關鍵詞的文章多達2384篇，而加上“政治”一詞的二次搜索則僅有16篇。長期以來，人們對政治全球化諱莫如深，躲在陰暗的角落里幻想陽光，演繹著現代版掩耳盜鈴的傳說。殊不知，在潮流涌動的國際社會，一場泥沙俱下的文化之爭正在拉開帷幕，并將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入而走上前臺。本文擬以民主化和民主文化為例對國際政治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加以考察，并在此基礎上闡釋國際政治社會化的理論及其模式。

一、民主化與民主文化

就在1974年，一群葡萄牙人于4月25日發動政變，無意中成為一次世界性民主化運動的開端。在此后的整個20世紀晚期，世界上大約有120多個國家形成了所謂的民主政治，幾乎所有的國家受到了民主化潮流的沖擊。[②]

這一次民主化浪潮是以西方式的民主來加以衡量的。學者們在探討這一事件時對民主概念進行了低調處理，傾向于將選舉制度的建立作為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圍內不斷取勝的標志，將“被統治的人民通過競爭性的選舉來挑選領袖”[③]視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將競爭和參與視為民主化的兩個維度，[④]而民主化進程就是“用在自由、公開和公平的選舉中產生的政府來取代那些不是通過這種方法產生的政府”。[⑤]從這個意義上講，第三波民主化進程在全球范圍內取得巨大勝利，成為全球化進程中同經濟市場化相媲美的政治民主化之翼。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創造了“奇跡”：民主化在波蘭花了十年，在匈牙利花了十個月，在東德花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花了十天，而在羅馬尼亞則花了十小時。[⑥]民主化國家像雨后春筍般的出現速度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很快地，人們開始對這種“驟然出現”的民主提出置疑。法國學者居伊·埃爾梅指出了所有關心這次浪潮的學者都在關注的兩個問題，即這種新的民主體制的長期可維持性以及扎根的可能性。[⑦]

引論、國際政治學家眼中的生態環境問題依國際政治學家眼光看，生態環境問題是可以從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興趣研究的，哪怕從國際問題研究（而非國內問題研究）這樣一個大范圍來看亦是如此。

第一個主要的角度，主要從經濟出發，更多反映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興趣，叫作“可持續發展研究”。所謂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要能力的發展；它要求在考慮經濟增長的同時，注重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的相互作用，力求實現一種比較協調、均衡、有連續性的發展。這方面的研究和認識，可以追溯到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在兩個世紀以前寫下的《人口原理》，簡單說，作者的預測是，如果聽其自然，人口增長會呈現幾何圖式（2、4、8、16……），而人類所需的食物的增長最多是算術方式（1、2、3、4……），最后的結局當然十分悲慘。到本世紀50至60年代，歐美一些科學家和經濟學家開始研究人類的生產活動、科學技術改進和資源消費方式之短期和長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為“增長的極限”的《羅馬俱樂部報告》，這份報告及其他類似的文章、專著的一個共識是：如果人類繼續現有的科技開發方式、人口增長速度和資源消耗結構不變，那么，地球的生態環境將遭到嚴重破壞，資源有可能耗盡，世界人口和工業生產也將最終發生非常突然、無法控制的崩潰。8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萊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對可持續發展觀首次做了系統闡述，它分析了經濟發展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如土地沙化、資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體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資源基礎、開發再生資源等途徑。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續發展研究也逐漸從學術界的議論變成了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和一些國家政府的議事日程。1972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首次召開了《人類與環境會議》，提出了“只有一個地球”的口號；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會議，并首次向國際社會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呼吁；1992年聯合國再次召開世界各國首腦會議，最后通過的《環境與發展宣言》（又稱《里約宣言》），正式確立可持續發展是當代人類發展的主題。最近，在1997年年末，為了使21世紀的地球免受氣候變暖的威脅，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開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三次會議（又名“防止變暖京都會議”），并最后通過了《京都協議書》，達成了各國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這里，歸根到底，“發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續性”是它的舊有特點，而“可持續”乃一新的屬性。從國際政治視角分析，這種發展觀使國際關系具有了一種動態的面目，一種在外延上、規模上不斷擴大的形態，但它并沒有告訴我們，在這種過程里各種行為體以什么樣的方式存在和發生作用，為什么會有這樣而不是那樣的行為。因此，可以說，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分析，是國際政治學觀察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基礎，但它還沒有解決國際政治學家們關心的問題。

第二個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謂“古典的國際政治分析”確定的，它的通用說法是“生態環境問題引出的安全考慮”。在傳統國際政治學家關心的這一領域，主要的研究興趣在于地理及范圍更大的環境要素對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和國家主權等方面的影響和作用上面，這些研究興趣不象“可持續發展觀”那樣只是最近幾十年才明確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隨著民族國家的生成一道出現的東西，而是從很久遠的從前便具有的思想線索。對于很多國際政治學家來講，要透徹了解國際政治事務，必須參考“一系列環境要素，不論它們是否屬于人類的范疇，也不管它們有形還是無形”。［注2］因此，亞歷士多德就曾經討論過海洋和氣候對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響，到了近代西歐更出現了讓·博丁和孟德斯鳩等人的“地理決定論”，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歐美國家出現了以麥金德、馬漢、斯皮克曼、拉采爾、豪斯浩佛等人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學派，到了二戰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來，人口及資源、技術要素等全球性課題的顯現，促使越來越多的國際政治學家去分析人口、資源、地理、氣候及廣義的生態環境對國家實力、戰爭沖突、國家間關系、相互依賴程度、一體化過程、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強化等“高級政治”的影響。這中間又分許多學派、分支，有各種方法、工具和解釋，比如，有的側重純粹自然條件（氣候、地理、自然資源等）的國際后果，有的注意所謂人造問題及環境（污染、人口、城市化、過度工業開發等）的世界性含義；有人看重國家間博奕等“戰略性分析”，有學者純粹關心（國際背景下）個人與自然的聯系；有“地緣政治學派”，也有生態學意義上的“人－境關系學派”；等等。與前面提到過的經濟學家的視角不同，國際政治學的“經典關注”不在于“發展問題”，而在于“生存”或“權力”等概念（這里面又略有區分：傳統現實主義比較強調“權力”，新現實主義更重視“生存”）。總之，國際政治學家們為人們開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國際社會景觀，一幅長久以來便存在的人類以群體方式競爭斗爭、“優勝劣汰”的政治畫面。

還有一個大的角度，也是由國際關系理論家們推導出來的，由于沒有定論，這里姑且稱之為“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它與前兩個角度都有一些關系，但同時存在著重要的區別。與“可持續發展觀”的相似之處在于，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也極其重視國際關系中由于生態問題的嚴峻化所帶來的相互依存過程及其深遠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種非國家行為體（如環保組織、綠色和平運動、動物保護機構以及跨國公司等集團力量）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不論消極或積極的作用），對國家扮演的傳統角色則有所批評、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不只同意“發展”的經濟學觀念，更強調國際社會的“進步”、“演化”和“質變”等術語包含的可能性及意義。與傳統國際政治學家的“國家生態安全”考慮相比，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更多地把關注焦點放在“族際安全”、“人類安全”、“物種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層面，這種安全范疇當然遠遠超出了狹隘的軍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國家安全的范圍；不過，與國際政治學思想傳統一致而有別于經濟學思路的一點是，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依然保持了對“安全”問題本身的執著思索。在這一相對較新的角度上，人們研究的主要問題，多半與舊的國際關系分析單元和分析途徑（如國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權現象、國內國外的嚴格區分、政治經濟的涇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關，或者與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單元和途徑（如世界多元主義群體的崛起、各種國際NGO的出現和活躍、“政治”與“權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國際合作與國際制度的新形態等）的受重視聯系在一塊。在歐美國際政治學界，前面那種觀點多被納入“傳統現實主義”或者“權力政治學派”的范疇內，后面這種觀點則基本上屬于“全球主義”或者“新理想主義”等學派見解的名下。對于后面這些學派見解的倡導者，生態危機與其說是是一種自然現象，不如講是一種人為結果，是人類以國家形式和傳統國際政治結構管理和開發地球環境的不當所致，所以，解決或緩和生態危機的根本途徑，是改進原有的政治結構和思維方式，逐漸把立足點從“主權國家”放到“國際社會”，建立與舊時代有別的全球主義世界政治文明（包括開發資源方式、生活消費方式、群際交往方式、學習及適應方式等等）。［注3］與傳統現實主義不大一樣，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建立在一種進化論哲學基礎之上，它把人類社會的成長，看成一個由單一性和沖突性朝整體性和協作性過渡、由主權民族國家為中心的無政府世界狀態朝更有向心力的國際社會乃至全球一體化轉變的長期歷史過程。

顯然，角度的各異常能夠使人得到重要的啟發。避免獨斷性和簡單化，是國際問題研究者應有的分析尺度。在簡單的介紹之后，下面，我們就“生態環境政治與國際關系”這一主題，分別從主權國家的角度和國際共同體的不同角度，進一步探討國家安全與主權面臨的威脅、全球政治的觀念及分析視角等問題。

上篇、生態環境政治——主權國家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