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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是當今時代的重要特征，特別是20世紀的最后十年，全球化浪潮沖擊著國際社會的各個領域。其中就包括國際政治資源。國際政治資源在未來國際政治發展中處于重要地位，我們應該重視全球化的發展對國際政治資源帶來的種種影響。

[關鍵詞]全球化；國際政治資源；影響

所謂國際政治資源是指國際政治主體在國際競爭中用來實現自身利益、貫徹戰略目標所使用的物質和精神來源。國際政治資源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世界政治與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步提出的，它同全球化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全球化及其進程，從本質上看是源于對社會財富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獲取最大化的財富和利益是國際關系行為體尤其是主權國家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當一國的資源、市場滿足不了獲取最大限度的社會財富和利益的要求時，就會限制其財富和利益的積累，于是自然而然就會超越國界，到全球其他地方去開拓新的市場，去尋找新的財富和尋求新的利益。超越國界去開發新的國際政治資源便成了國際關系行為體謀求社會財富和利益最大化的動力。在這股動力的作用下，世界各國和各地區間的相互合作越來越多，相互依存度也就越來越高。國際關系行為體謀求社會財富和利益的最大化加快了全球資本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全球化的形成。此外，國際組織的形成與壯大是促成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國際組織是國際間多邊合作的產物，是為了滿足國家間政府的或民間的跨國合作需求而產生的各種制度性安排。國際組織是國際政治資源中重要的硬性政治資源，它的形成既是全球化的重要物質載體和依托，也是推動全球化的地區整合、文化融合、政治合作的重要平臺。歐盟、東盟模式的運行已充分說明，國際組織對全球化的推動是一個重要的動力。從這種意義上說，開發和利用國際政治資源是促成全球化的重要動因。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的最后10年，全球化浪潮沖擊著國際社會的各個領域，其中就包括國際政治資源，國際政治資源的開發、利用、管理無處不受到全球化的影響。

一、全球化改變了硬、軟性國際政治資源的作用對比

從資源的性質看，國際政治資源可以分為硬性和軟性的國際政治資源。隨著全球化的到來，相互依存度也在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認識到不能像過去那樣，以軍事等硬性手段為主，通過爭奪地理空間來獲取重要的國際政治資源。各國已越來越重視軟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從而改變了硬、軟性國際政治資源的作用對比。

全球化帶來的公共問題加深了各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公共問題的解決不能單靠開發硬性政治資源，因為它的成本越來越高，而效能越來越差。如2003年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由于美國正越來越依賴石油進口來滿足它每天的能源需求，而伊拉克擁有繼沙特阿拉伯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未開采的石油蘊藏量，這對美國來說具有難以抗拒的誘惑力，所以美國打著“推翻薩達姆專制政權、在中東地區建立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念”的旗號發動了對伊戰爭。戰爭雖早已結束，但美國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隨著駐伊美軍傷亡人數的增加，是否從伊拉克撤軍已經成為擺在美國面前的一大難題。由于越來越多的國際關系行為體逐漸認識到許多問題的解決不能單靠開發硬性國際政治資源來解決，因此，國際關系行為體更多的是開發軟性的國際政治資源，特別是在科學技術知識的競爭方式上，如對信息資源的開發。信息已經成為各國開展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活動的重要的軟性國際政治資源。信息技術的發展，對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和整體性的。從宏觀層面來看，由信息革命而形成的全球互聯網，所影響的不僅僅是國家范圍的經濟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它所引發的對世界范圍的經濟影響，最終影響的是國際組織、國際合作、全球經濟，而且這種影響力也已成為評價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在信息經濟時代，誰擁有了信息資源，誰就擁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發展動力。為了占領信息傳播的有利位置，國際關系行為體都在不斷加大信息技術的開發與革新。美國在信息化時代中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993年1月，克林頓總統授權成立了“信息基礎設施特別小組”。9月，該小組宣布了美國建設信息網的宏大計劃。在此基礎上，美國又進一步提出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的構想。這些構想立刻在全世界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激起了世界各國大力推進信息技術和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全球浪潮。哈佛大學政治學院院長約瑟夫·奈早在1996年為《外交》雙月刊撰寫的文章就指出：“信息是國際領域的新型貨幣，美國在通過信息去擴展其‘硬性’的、‘軟性’的國力資源方面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處于更有利的地位。”

另外，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關系行為體之間的摩擦與矛盾的解決也已不主要依賴于戰爭的方式，其他磋商、斡旋、安全合作等方式在協調國際關系行為體間的矛盾中也越來越發揮重要的作用。隨著國際政治的發展，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軟性的國際政治資源越來越受到重視，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硬性的政治資源…。從某種意義上說，國際社會追求的國際政治格局、國際政治秩序以及國際政治規范都無處不與軟性的國際政治資源密切聯系在一起。

二、全球化加大了國際政治資源分配的不平等性

全球化使國家分為三類：一類是前現代國家，一類是現代國家，一類是后現代國家。前現代國家面臨的是生存問題，它們沒有多少競爭力，被逐漸邊緣化，不僅在世界財富與資源的分配上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在戰略資源、文化資源、地緣政治資源等方面都成了后現代國家任意支配、控制、壟斷的對象。進入21世紀以來，主導經濟全球化的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加強了對發展中國家全方位的滲透。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資本、信息、權力和財富的日益集中，尤其是日益集中于跨國公司。文化擴展也是如此。全球化一方面加快了各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另一方面文化擴展在全球化背景下，也日益呈現出不平衡的趨勢。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的《人文發展報告》顯示，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擔憂，“因為當今的文化傳播失去了平衡，呈現從富國向窮國傳播一邊倒的趨勢”。美國作為西方文化的代表在全球化中具有絕對優勢。美國借助高科技把它的迪斯尼樂園、好萊塢電影、麥當勞快餐、可口可樂、微軟視窗、NBA等推向世界市場，與此同時也將它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傳遍了全球。

此外，跨國公司通過企業文化、品牌廣告以及產品的市場占有，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意識形態的控制，使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在無意識之中被跨國公司的文化模式所操縱。黑墨林在《文化自主與全球傳播現象》一書中就舉了幾個例子來說明跨國公司充當了文化侵略的工具。例一是：在一個墨西哥村莊，足球賽之前先有傳統的跳舞儀式，但它的表演特征卻是巨大的可口可樂瓶子；例二是：國際萬商公司(IBM)的一個大型廣告活動，向納瓦爾(Nava-jo)印第安人保證，只要他們使用IBM以納瓦爾字母制造而成的打字機，他們的文化認同也就能夠有效地得到保證。這兩個例子說明了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正在被侵蝕，逐漸被跨國公司所帶來的西方文化所控制。因而我們說，全球化意味著世界資源和財富的不斷再分配，也意味著在文化和社會領域的國際性不平等。

三、全球化加快了獲取國際政治資源的速度

進入21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為了搶占21世紀世界經濟的制高點，并購之風此起彼伏，加快了獲取國際政治資源的速度，如航空領域兩位大哥大波音公司和麥道公司的合并。近年來，跨國公司的發展又出現了一系列新情況和新特點，“締結戰略聯盟”就是跨國公司進行國際競爭的新形式。戰略聯盟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為實現某個戰略目標，集合各自的資源和能力而建立的一種協作關系。在這個戰略聯盟里，各家公司可以分擔成本、分享技術，共同進入全球市場，每個戰略伙伴都貢獻出自己的拿手好戲。例如，摩托羅拉起初很難打入日本的移動電話市場，摩托羅拉和東芝公司結成戰略聯盟，共同生產微處理器；作為回報，東芝公司為摩托羅拉提供了營銷方面的幫助，使摩托羅拉和東芝公司不僅實現了雙贏，而且加快了獲取財富的速度。這使得資本和財富日益集中，資源和信息共享程度也越來越高。而全球信息網絡化的發展更是為加快獲取國際政治資源注入了一股強勁動力。如果說以前的科技革命使能量和物質轉移的話，那么今天的科技革命則主要表現在時間和空間的轉移。信息網絡化的發展，可以及時、全面、精辟地了解情報資料，加快了國際關系行為體的交往速度。一個國家發生的事情可以在瞬間傳遍全球的各個角落，漫長的國境線和海岸線迅速變成了電腦屏上的短兵相接，信息資源的信息化技術正逐步實現共享。在全球化的推動下，與傳統的獲取信息資源的速度相比，當今要方便、快捷了許多。

四、全球化使國際關系行為體對國際政治資源的爭奪更加激烈

全球化打破了地域的藩籬、縮小了地球的空間距離，造成了世界許多熱點地區，而熱點地區往往又是戰略資源的所在地，這使得國際關系行為體對該地區的爭奪更加激烈。誰占有較多的資源，誰就擁有較快的發展和具有較強的實力，誰就在世界上具有更多的發言權和霸權。早在1921年，斯大林就尖銳地指出了西方對資源的依賴性：“如果把西歐和美洲稱為前線的話，那么那些非主權國家和殖民地則是帝國主義的大后方一資源庫。為了贏得戰爭，我們不僅要在前線取得勝利，而且要在敵人的后方一它的資源庫進行革命。”例如，中亞地區不僅是地緣政治上的戰略要地，同時也是重要的國際政治戰略資源——石油的重要產區。而戰后爆發的兩伊戰爭、海灣戰爭，其戰略意圖都是為了爭奪和控制中東的石油。蘇聯解體后，美俄等國展開了對中亞地區的“大角逐”(theGreatCame)，這也成為后來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發生“顏色革命”的國際背景。近年來，美俄在里海地區的激烈角逐，也正是圍繞地緣政治和里海石油控制權而展開的一場較量。美白宮的《面向新世紀的國際能源戰略》以及美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的《21世紀能源地緣政治》報告中也再次確定，世界地緣政治心臟和世界能源的核心地區——中東、中亞仍是美國21世紀的戰略重點。石油已經成為各國激烈爭奪的重要目標，它們把資源不僅作為攫取高額利潤的工具，而且當作爭奪世界霸權的手段。

另外，全球化加快了世界上國家、民族間的紛爭，大家紛紛搶占市場，搶占資源，尤其是搶占高科技制高點，因為當今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主要依賴于高科技。如宇宙空間市場的開發，人類目前的太空技術投資除了可以獲得遠程通訊服務、氣象服務、遙感探測服務等外，太空還有重大的政治、外交和軍事利益。因此，世界主要航天大國都加大了對太空資源的爭奪。2005年底，歐洲伽利略衛星定位系統首顆實驗衛星“GIOVE-A”順利升空，標志著歐洲為打破美國在全球定位系統上的壟斷局面邁出了重要一步。此外，中國“神舟-5號”和“神舟-6號”飛船的發射成功，也打破了俄美在載人航天領域的壟斷局面。近幾年來，國外對氦礦床的報道頗多，尤其是美國、加拿大、日本和俄羅斯等國，這是因為氦有許多可貴的性質和廣泛的用途，所以，各國紛紛加大了科研的投人去開發這種新型的資源。總之，全球化使得國際關系行為體對國際政治資源的爭奪進入白熱化階段。

五、全球化使傳統的國際政治資源主權觀面臨嚴峻挑戰

近幾十年，由于高科技特別是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導致運輸和通訊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從而直接推動了國際貿易、跨國投資和國際金融的迅速發展和高科技的廣泛傳播，使整個世界空前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隨著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擴展，商品、資本、人員、服務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速度越來越快、頻率越來越高、阻礙越來越小，各國間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制約程度日益加深，共同利益日益增多，需要各國間加強協調與合作。各種形式的國際組織建立了成員之間進行經常性聯系與溝通的渠道，有助于協調成員國之間的政策和立場。伴隨著經濟發展，全球化的許多副產品，諸如世界范圍內環境的進一步惡化、人口的急劇膨脹、跨國犯罪和恐怖活動的日益猖獗、民族矛盾、地區沖突等等，對于這些任何一個國家都無力單獨解決的問題，需要各國間進行齊心協力地合作，國際組織即是實現這種合作的有效方式。近年來，在全球化的推動下，國際組織發展迅猛。全球各類政府間組織的數量在20世紀經歷了這樣的增長：1909年為37個，1954年為118個，1962年為163個，1970年為242個，1981年為1039個，1992年為4878個，1996年為5885個，2000年為6556個。國際非政府組織1909年為176個，1954年為1008個，1962年為1552個，1970年為3379個，1981年為13232個，1992年為27190個，2000年為45647個。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發展速度是驚人的，在整個20世紀，增長了250多倍。

隨著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發展，全球化成為國家面臨的最嚴峻的課題。全球化意味著對國界的不斷跨越、全球制度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和跨國力量及次國家力量的不斷膨脹。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傳統的國際政治資源主權觀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方面，全球化改變了主權國家和國際組織對國際政治資源占有量的比例關系。以前對國際政治資源的開發主要依賴于主權國家，隨著國際組織的不斷涌現，給傳統的國際政治資源主權觀帶來了挑戰。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進程中，隨著資源的開發與利用領域國際合作的蓬勃發展，出現了諸如國際資源出售、出租，資源勘探、開發權國際間的有償轉讓等資源的國際合作形式。國家的資源所有權與開發權在國際市場上發生了分離，資源主權觀念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所以，資源的開發、利用不再限于本國范圍內，同時資源的開發、利用的主體也不再局限于本國主體。

早在20個世紀70年代，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根據當時世界發展的情況，就提出了世界已經處于復合相互依存的狀態，各種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已成為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成員，國與國之間的聯系在渠道和深度上都大幅度提高，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這種依存度將會變得更加緊密。在這個依存度不斷深入的時代里。各政治主體間的競爭日益轉為綜合實力之間的競爭，而誰對于國際政治資源掌握得越多、開發利用得越多，誰就能在國際舞臺上擁有更大的競爭力。國際政治資源的開發、利用在全球化背景下顯得十分重要，這種重要性將會伴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繼續突顯其作用，全球化對國際政治資源的影響也將會繼續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