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戰爭環境和時代思潮的動蕩，我的學生生活非常曲折。我曾經歷北洋工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學過工科、理科、經濟和歷史，非常雜，都沒學好。但是，后來我在專業經濟史研究中，卻發現過去學的一點點理工知識(尤其數學)很有用。我學過的文獻學，連同童年在私塾讀的經文，也都常派上用場。這里的一個體會是：做學問必須專，專才能精；但又要有比較廣泛的知識，博而后專，大有好處。

我做學生時學得很雜，但后來到哥倫比亞大學做研究生，就專學經濟了。回來教經濟學，又做了20年的經濟行政工作。恰好我的直接領導薛暮橋、許滌新諸先生，都是著名學者，在行政工作中也叫我們做研究，并有不少成果，包括經濟史。這里我的一個體會是：在經濟機關研究經濟史大有好處，因為能密切聯系實際，并易取得檔案和調查資料。

“”后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專業研究經濟史了。據說經濟史是門交叉學科，其實沒有這門學科，研究經濟史的不是學經濟出身的，就是學歷史出身的。這就很自然地形成兩大學派：學歷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證，學經濟出身的重視理論分析。這兩種研究方法都好，兩派比一派好，可互相促進。但就每個研究者說，不妨有自己的體會。

我算是學經濟出身的。我研究經濟史就主要用分析方法，并喜歡計量分析，因為我學過計量學，并因此獲金鑰匙。但是，到上世紀80年代，看法開始有改變。

我首先感到的是，統計分析很重要，計量學分析則有很大局限性。一個模型變量有限，許多事情只能假定不變，這不符合歷史。研究農業，災荒不好計量，只能有災是1，無災是0。1986年我在美國參加計量史學會議，那時R．w．福格爾還沒獲諾貝爾獎，但有些老計量史家已經轉業了。歷史現象，歷史學家把它看成是因果關系，有時嫌簡單化。計量史家把它看成是函數關系，那就太簡單了。正如R．索洛所說，他們是“用時間變量代替歷史思考”①。歷史是要下功夫思考的，不能用t推論出來。

經濟學理論也有很大局限性。它沒有普遍意義，受時間空間限制。有些可稱為規律，如價值規律，但恩格斯說，它可用于15世紀以前，到16世紀就要用生產價格理論，到19世紀(這不是恩格斯說的)就要用邊際效益理論了。這指歐洲，中國還不行。1995年我寫了一篇文章，提出“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任何偉大的經濟學說，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會變成經濟分析的一種方法”。作為方法，它只能在一定的條件下應用。這篇文章由《經濟研究》發表，經其他刊物轉載，并獲孫冶方經濟學論文獎。②

目前經濟學與經濟史研究的現狀,很不利于經濟學這兩個分支學科的發展和創新。任何一門學科,一旦形成比較固定的范式,就會陷入自我維護的誤區,力求自己內核的堅硬和保護帶的鞏固,很難實現進一步的創新,而要實現創新,就只能求助于“邊緣的突破”。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要進行經濟學研究,有三門專業知識必不可少,即經濟史、經濟理論和經濟統計,其中經濟史最為重要。然而在中國經濟學界,不少經濟學家對經濟史的功用和作用缺乏清楚的認識,甚至貶斥經濟史在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真正將經濟史研究與經濟學研究融會貫通的中國學者,至今并不多見,這就使得經濟史與經濟學之間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這種狀況一方面使得中國的經濟史學研究無法深入下去,另一方面經濟史研究的嚴重滯后也影響了理論經濟學研究的突破,針對目前這種狀況,筆者試圖通過闡述經濟史與經濟學之間的辯證關系,以期引起經濟史學界和經濟學界同仁對這一問題的重視。

一、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

經濟史是研究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因而它只能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其他都屬方法論,經濟學理論是從歷史的和當時的社會經濟實踐中抽象出來的,但不能從這種抽象中還原出歷史的和當時的實踐,就象不能從“義利論”中還原出一個“君子國”一樣。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而不是流,熊彼特對此有精辟論述,他說“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的經濟現象”,“歷史的敘述不可能是純經濟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屬于純經濟的‘制度方面的’事實,因此歷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讓我們了解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怎樣聯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種社會科學應該怎樣聯系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歷史的經驗,而經濟學家在其他條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二、經濟史與經濟學的辯證關系

“經濟史是經濟學的一部分”。但經濟史與經濟學并不是相互包含或溶為一體,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論。所以說,經濟史又是與經濟學相互獨立并平行的分支學科。經濟史與經濟學說史不同,經濟學說史是經濟學本身的發展歷史,可以說它是經濟學的流,而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

在科學哲學意義上,經濟學的方法主要是實證方法。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認為,任何科學或理論都來源于經驗和事實,任何理論的假設或命題,都必須接受經驗事實的檢驗,只有經驗事實才能證明知識的正確性。這種方法的本質,簡單說就是用經驗和事實說話。而直接用經驗和事實說話,正是經濟史的根本特點和根本優勢。經濟史作為經濟學的實證工具,具有多方面的優勢:第一,經濟史所提供的經驗或事實是大量的;第二,經濟史所提供的經驗事實比經濟學家所感知的現實經濟世界要可靠得多;第三,經濟學家可以利用經濟史提供的經驗世界,對經濟學的假設和命題進行“試錯”式研究;第四,經濟史世界最適于經濟學“溯因法”研究。科學研究離不開假說。一種假說是所謂“解釋性假設”:即建立一個假說或理論,用來解釋經驗和歷史,即闡釋歷史。但經濟學假說是從大量經驗事實中抽象出來的“公理性”假說,經濟學從這個假說出發,對經驗和現實進行推理性研究。從根本上講,經濟學的任何假設和命題,都必然來源于經驗和事實。但經濟學研究不可能完全從經驗和事實的歸納開始,已有的理論成就,具體說就是符合經驗事實的假設,同樣是經濟理論研究的起點。這就是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然而,本來作為經驗科學或實證科學的經濟學,一旦以假設作為研究起點,就有可能走進形而上學誤區,即經濟理論的驗證,不是依賴于理論對經驗事實的相符性,而是依賴于自身邏輯的嚴密性。所以,經濟理論的正確性,就取決于假設的正確與否。

經濟史學史，介紹西方的歷史哲學，比較中西方的歷史觀，探究理性發展的道路，對理性主義作了反思。第二部分著重探討經濟史方法論問題其中包括實證主義與相關問題、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結構主義和整體史觀、經濟計量學方法、新制度學派經濟史理論，并闡發了經濟發展、制度變遷和社會與文化思想變遷的關系。

關鍵詞：經濟史歷史觀方法論

一、歷史觀

(一)引子：經濟史學小史

在西方，經濟史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是19世紀后期從歷史學中分立出來的。其分立，是因為經濟學已發展成為系統的理論，原來歷史學中的經濟內容，可以用經濟學的理論來分析和解說了。

19世紀，西方歷史學界占主導地位的是以蘭克(LeopoldvonRanke)為首的史學，被稱為歷史主義學派(historismus)。他們強調歷史世界與自然世界不同自然世界是普遍一致的，歷史則有個性，一國的意識形態、制度、價值觀完全受自己的歷史發展所決定。他們認為歷史學就是要真實地再現和理解過去，所以十分重視歷史文獻的考證，因而是實證主義的史學。他們十分重視歷史事件，詳述事件經過，用因果關系聯系起來，成為敘述式的史學。在19世紀后期，經濟史從歷史學中分立出來以后，雖然是用經濟學理論解釋歷史，但仍保持著歷史主義的特點。如英國的阿什萊(WilliamsJ.Ashley)認為經濟學原理不能普遍有效，應用于本國社會需作修正，并需作出歷史評價。坎寧翰(WilliamCuningham)強調經濟變動中的政治、心理因素，不能廢除傳統的史學方法口以施穆勒(GustavvonSchmoller)為首的德國歷史學派，是當時經濟史學中一個重要學派，提出經濟發展階段論，并強調作歷史評價。總之，在19世紀，經濟史雖已成為獨立學科，但仍主要屬于歷史學領域。1880年代牛津、劍橋大學開設經濟史課程，都在歷史系，屬人文科學，相沿至今。法國、德國大學一般不專設經濟史學科，也是在人文學院講授。惟美國，經濟史課程多設在經濟系，亦有設在歷史系者。

【內容提要】作者的文章《"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對傳統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在本刊2000年第1期上刊出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反響。作者將國內外學者提出的主要問題，在此集中作答，并對如何改進經濟史的研究方法進一步闡發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所討論的問題大體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涉及對一些重要理論概念的理解，這些概念包括近代以前中國的"經濟革命"、宋代江南的農業變化與農業勞動生產率、經濟史上的技術進步及其與經濟變化的關系等；第二類則主要是經濟史研究中各種主要的方法及其運用，這些方法包括歷史學方法、經濟學方法、其他學科的方法，以及各種方法之間的關系。作者認為，史學家只有敞開胸懷，努力向其他學科學習，不斷改進研究方法，才能使歷史學在今天所面臨的挑戰面前立于不敗之地。

【關鍵詞】經濟革命/農業革命/歷史學方法/經濟學方法

拙文《"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對傳統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以下簡稱《檢討》）在《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上刊出后，不少同行通過口頭和信件，就文中所談到的問題與我切磋交流。特別要一提的是，去年6月和9月在東京和臺北，與拙文所涉及的三位主要學者--斯波義信、伊懋可(MarkElvin)和梁庚堯先生--就此進行了深入的討論，爾后他們還分別來信進一步闡述其看法（注：斯波義信、梁庚堯、伊懋可先生分別于2000年7月8、24、28日來信（其中伊氏長信實際上就是一篇小型論文）。在會談和來信中。他們對拙文提出的觀點，或持異議，或予贊同，或加以補充。與梁庚堯先生面談時，我建議他對拙文的意見寫出發表，以供討論。后來他寫成《宋代太湖平原農業生產問題的再檢討》一文，刊于《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4期（2001年5月出版）。對于他們的積極回應，特致謝忱。）。這些回應表明中國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改進問題，確已提到日程上。為了把拙文引發的討論進一步引向深入，茲將國內外學者提出的主要問題，在此集中作一回復。這些問題可以大略地分為兩類：第一類涉及對一些重要理論概念的理解，第二類集中于經濟史研究中的一些具體方法的運用。本文把二者都作為研究方法來討論。至于這樣做的原因，則還要從"什么是經濟史"談起。

對于"什么是經濟史"，向來有不同的說法。吳承明認為經濟史是"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如果已經認識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注：吳承明：《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經濟研究》1995年第4期。）。希克斯(JohnHicks)則認為經濟史"可以看成是一個單一的過程，即一個具有可以認識其趨勢（至少到目前為止）的過程"（注：JohnHicks,ATheoryofEconomicHistory,GlarendonPress(Oxford),1969,p.7.）。由這兩個定義出發，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由于經濟史研究的對象是一個可以認識的客觀存在（盡管已經過去了），所以經濟史研究也是科學。既然是科學，當然也就要使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所謂方法，依照吳氏的解釋，就是一種幫助我們認識客觀對象的視角，或者說是一種思路。在歷史研究中，不僅各種具體研究手段，而且一切理論，都應視為方法（注：以上參閱吳承明《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同氏《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吳氏指出：這些方法，英語常稱approach，原意"接近"，即如何進入本題，或譯"思路"。吳氏還指出："馬克思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即歷史唯物主義，是我們研究歷史的最高層次的指導，但它也只是一種方法。"）。本文把重要的理論概念與具體的研究方法都作為方法來討論，其道理就在于此。

一、一些重要理論概念的辨析

在對《檢討》的批評意見中，有頗大部分實際上出于對一些重要概念理解的歧異。因此只有首先澄清有關概念，相互對話才有基礎。有的學者批評《檢討》的討論是從概念出發，其實這正是本文所要大力強調的。經濟史研究的是過去的經濟事實（即過去的經濟實踐），而"經濟事實的領域首先就是由經濟行為的概念所限定的那個領域"（注：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6頁。）。不對有關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就連所要討論問題究竟是否屬于經濟史研究范圍都無法確定，遑論進行深入的研究（注：不重視對概念的討論，這是傳統史學的不足之處，正如德國史家伯倫漢所言："史家本身對于史學之基本概念，既少所從事，其對外之觀瞻，乃模糊不明，其他科學于是紛紛侵越史學之界限，視史學為語言學有之，視之為自然科學者亦有之，欲將史學視為政治學之工具者有之，視之為社會學之旁支者亦有之。"見伯倫漢《史學方法論》，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版，第62頁。）。下面將就學者們對《檢討》議論最多的幾個重要概念及相關問題，作一討論。

摘要：經濟史的教學，教師要更多的聯系現實生活事例，挖掘素材，聯系政治地理學科知識，聯系歷史政治史知識，結合影視知識，從而提高學生的參與熱情，提升學生綜合能力，開闊學生的視野，從而更好的完成歷史教學任務。

關鍵詞：高中歷史;經濟史;教學措施

進入高一第二學期，學生開始學習人民版經濟史部分。在學生經過一個學期的專題形式學習，已經基本熟悉了高中歷史教材的編排模式，也基本適應了高中歷史的基本學習方法。那么，在此基礎上，如何更好的組織學生來學習經濟史部分呢，筆者結合自己的教學經驗，粗淺地談談自己的體會。

一、經濟史教學要多聯系現實日常生活

實踐出真知。經濟史中很多的概念、現象和專有名詞，對于學生來說理解有一定的困難，聯系日常生活實際就可以很好地幫助學生去理解。在農村中學，歷史課堂教學中涉及的很多經濟活動和經濟現象，對于來自農村的學生來說大都很熟悉。聯系日常生活，不僅能夠激發他們的興趣，還能夠提高他們的參與熱情，提高課堂效率。經濟史中涉及的很多器物，學生能從農業勞動經歷中接觸。在學習古代中國的農耕這一知識時，教材中列舉了很多農具，這對于來自農村的學生，有更多的親切感。學生很自然能夠答出這些農具的用途，例如耬車，是播種的，犁是耕作的，翻車是灌溉的，鋤是鋤草的。再深入啟發，這些農具現在還常用嗎？現代農具和這些古代農具有什么聯系嗎？有什么進步？這些知識可以為學生更好理解小農經濟打下基礎。當然，還可以引導學生聯系自己的家庭生產工具，能列舉更多的農具。經濟史中有些抽象性的概念，可以通過聯系日常生活的實際來理解。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學生來自農村家庭，對于家庭的農業生產勞動特點，是有深刻的印象和體會的。正確認識這個概念就不再有什么困難。再比如，學習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知識時，為了讓學生明白農民獲得了什么權利，就可以聯系自己家里的承包地情況，引導學生分析，你家土地能不能賣掉？你家土地種植什么作物？銀杏樹和大蒜是不是自己家庭自主決定種植的？通過設置這些學生日常能夠看得見接觸得到的問題，引導學生深入思考，并能夠理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堅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農民獲得生產和分配的自主權這一歷史結論。還可以把生活中常見的知識和教材中經濟史的知識聯系在一起，讓學生聽得更明白，理解的更透徹。在學習中國近現代飲食知識中國傳統的四大菜系時，可以讓學生去列舉各個菜系的特點，并列舉代表性的名菜和風味小吃。可以讓學生談談自己去過哪些城市，那些城市名菜的風味特點是什么。很多農村同學的父母在南方打工或做生意，他們也有在蘇南地區生活過的經歷。可以讓他們談談自身在蘇南的飲食經歷，說出那個地方的飲食特點，從而認識蘇南地區人們喜歡甜食，屬于淮揚菜系列。我們蘇北地區喜歡吃大蒜，大蔥，菜系屬于魯菜系列。以結合農村學生自身的生產勞動體驗、農村生活經歷來介紹和學習歷史知識，學生理解得更為深刻。

二、經濟史教學也要聯系政治地理等學科知識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制度經濟史學已經走過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然而，國內外學術界至今尚未對制度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理論方法、內容結構和學科體系等進行科學的概括和總結。本文擬對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作一簡要的回顧，并在此基礎上，對其理論方法、研究內容、學術成就、歷史局限性以及對我國經濟史研究的借鑒意義進行客觀的分析、評價與思考。

一、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產生與形成

西方的制度經濟史學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革命的推動下產生發展起來的。

經濟史學對于研究制度問題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被逐漸認識到的。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響了經濟績效，二是制度為什么以及是怎樣演變的。而無論對于哪個問題來說，經濟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通過經濟行為主體和這些行為主體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換關系來影響資源配置，進而影響經濟績效的。而歷史上不同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差異，則為人們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源泉和基礎。同時，要說明現存制度的生成和演進，揭示現實世界中不同國家或社會在制度及其結構方面的巨大差異性，也必須從不同國家或社會各自獨特的歷史環境中去尋找答案。所有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共同認識到了經濟史對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經濟史學家們開始把制度及相關問題的研究視為經濟史學的一項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和所面臨的一項急待解決的重大課題，對其進行自覺的系統的思考與探索。從而，使經濟史學的研究主體在對制度進行系統的歷史分析的意識上，實現了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飛躍。

從20世紀50年代下半期開始的西方新經濟史學革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史學大變革。在這場史學革命當中，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及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的普遍應用，在經濟史學研究中引發了一連串的重大革新和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它為經濟史學家們從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此后，經濟計量學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實假設方法等被普遍地運用于經濟史學的研究之中，實現了經濟史研究方法論的革命，開創了經濟史研究的新時期。這些新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的運用，極大地增強了經濟史學對制度及相關問題的解釋力，使得已經對制度分析有了自覺認識的經濟史學家們得以運用這些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去系統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關問題，并據此構建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論方法、專門的分析工具和較為成型的內容結構的學科框架和研究體系，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制度經濟史學”(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經濟史學

【內容提要】經濟史以及經濟史研究方法在恩格斯的經濟理論研究中的作用是基礎性的，這一點長期被人們所忽視。通過對經濟歷史的實證分析，恩格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研究對象以及基本理論進行理性的批判，在此基礎上架構起經濟理論的“大廈”。這些對當前的經濟史研究仍可以提供理論上的指導和方法上的借鑒。

任何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清楚，恩格斯對經典理論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注意把理論和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檢驗、豐富和發展自己的理論。更值得注意的，也可能被大多數學者忽視的是，恩格斯和馬克思一樣重視對經濟史的歸納，正是通過對經濟史的研究，恩格斯幫助馬克思完成對英國經濟史的研究，完成《資本論》；正是通過經濟史的研究，恩格斯完成了《自然辯證法》和經濟史專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一、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和方法的批判過程是經濟學與經濟史的融合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史上，被奉為政治經濟學開拓性著作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是一篇經濟學與經濟史融合的著述。在這篇著作中，恩格斯從經濟史的角度考察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現象，對私有制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批判。馬克思稱它為“批判經濟范疇天才的大綱”。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以回應杜林的理論為基點，重點通過經濟史的考察，提出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由于人們生活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國家，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致的。恩格斯提出政治經濟學其實就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只有在完成歷史性的研究后，才能確定為數不多的、適合于一切生產和交換的、最普遍的規律。恩格斯非常注重經濟歷史的長期性和動態性，認為隨著歷史上一定社會的生產和交換的產生，產品分配的方法和方式也產生了。從這些觀點出發，恩格斯認為，學界所掌握的有關經濟科學的東西，幾乎只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只懂得這些是不夠的，對于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或者在比較不發達國家內存在的分配交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

因此，恩格斯和馬克思所創立的政治經濟學，從批判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開始，證明它必然要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代替。他們把歷史與邏輯結合起來，描述了整個歷史過程，通過現象，進入經濟實體，揭示了資本運動的本質以及表示內在的本質聯系的規律，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作一個活的機體進行解剖。

一、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國民經濟史是一門新建設的學科。幾年來，在這門學科的建設上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特別是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部分；隨著這門學科的建設，許多有關的基本問題都提到討論的日程上來了。這些問題，有的已經在公開討論，如對象問題；有的雖未公開討論，但不同的意見都以各種方式提出來了，如中國近代經濟史的分期等問題。很明顯，這些問題的討論是有助于這門學科的發展的。本文企圖對后一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根據近年來發表的著作、文章和一些學校的講義或提綱來看，對于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的分期，大致有下列幾種意見：

(一)把1840年鴉片戰爭起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止的經濟發展分成八個時期：1840～1895年，1895～1912年，1912～1919年，1919～1927年，1927～1931年，1931～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以上的八個時期又分成兩個階段，從1840年到1919年是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從1919年到1949年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①

(二)在好幾個學校的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的講義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分期意見，但在講義編章的安排上和內容的敘述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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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讀完許平中先生在“經濟學家”上發表的《缺乏基礎理論使經濟史研究誤入企圖（歧途）》一文之后，感慨良多；該文中實不乏可圈可點之處，故忍不住要有感而發了。限于網文題材與可讀性等，難以就中國經濟史研究展開細細地學究般探討，只能略微闡述如下：

一．在下致力于學習和研究中國經濟史學近十余年，余深知此學從以往之顯學淪為當今之絕學的甘苦；當年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指點江山的激揚文字與雄姿英發，如今安在哉？環顧中華大地，學界內外，潛心于研修此學者，實在屈指可數，鳳毛麟角；而許先生我行我素，天馬行空；時有奇文佳作問世，大有“有我在，就有陣地在”之孤膽英雄般的豪邁氣概；著實叫人欽佩不已。請許先生接受在下在遠方的深深一拜。

二．“熊彼特常說，一位經濟學家，如果不同時是一位數學家，一位統計學，特別重要的是一位史學家，那就不配作為經濟學家”。還說：“如果我重新開始研究經濟學，而在這三門學科（指：歷史、統計和理論–筆者注。）中只許任選一種，那么我就選擇經濟史。我有三條理由：首先，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史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這一定是熊氏在治經濟學過程中的經驗之談。諾斯在其《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的“中譯本序”中提到：“必須再一次強調歷史的重要性。中國現存的詳盡的制度知識（knowledgeofinstitutions）及其是如何演化的，這亟待作分析”。反觀我國當前學界雖然對于經濟熱點喧囂塵上，口水仗漫山遍野，而對于經濟史研究之現狀，幾乎一片蕭瑟秋風；倒是有點“皇帝不急，急太監”的味道了。于此，更見得許先生的鶴立雞群，空谷足音了。若依照熊氏對于經濟學家之標準，“煮酒論英雄”，中國現今能有幾人？諾獎情結云云，權當望梅止渴，畫餅充饑足矣！

三．治中國經濟史有三難：史料收集易，梳理提煉難；定性分析易，定量分析難；標新立異易，推陳出新難。“新經濟史學”之所以“新”，與其引入數量經濟學之計量分析大有關系。而審視我國古代歷史文獻，無論是“二十四史”還是“十通”，官方統計數字之泡沫多多，且遺毒至今，定量分析實在不易；故有估計與統計之爭。未知許先生有同感否？

四．許文提出：“利益刺激下的理性選擇是社會運行的基本動力”。“經濟人理性選擇原理可以解釋一切活動”。史學研究忌諱一概而論，如此則會失之籠統。過去胡適之說：“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關鍵在于“拿出證據來”。綜觀人類社會發展史，理性選擇并非總是“社會運行的基本動力”。完全理性的選擇假設，在經濟學上是不成立的；而只有相對理性或有限理性。秦兼并六國，對秦而言，是理性的；而趙軍被白起坑埋了四十多萬大軍，于趙，就是非理性的。一部人類史，戰爭暴力此起彼伏，層出不窮；雖也是在“利益刺激下”，但似不可被視為“理性選擇”；否則，對許多歷史事件的分析解釋就易流于泛泛而談。如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視為“理性選擇”，那么，歷史研究就永遠書“哥德巴赫猜想”。諾斯說過：“統治者的經濟預期取決其統治壽命”，故中國古代有王道、帝道與霸道之爭，而商鞅就是以其“霸道”說服了秦孝公而勝出；霸道與王道、帝道，孰為更理性，有待商榷。諾思的“國家悖論”，其實就是“理性悖論”。還有，“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等，都是經濟人在特定資源環境下理性選擇的結果”；也失之偏頗。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中心從黃河流域遷移到長江流域，并非完全是“特定資源環境下的理性選擇的結果”；其中，有許多政治、軍事等的因素，與“經濟人理性選擇”的關系不大。

五．在古代的農業社會里，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其產權在理論上或法理上，也是明晰的，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國有化，“占田”、“限田”等就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因而有貪官而無貪君，“患寡而不患均”的現象；因為土地資源屬于國家。自商鞅變法設立的“戶籍制”，歷代王朝大都“按戶征收賦稅”，乃至到康熙年間“滋生丁口，永不加賦”，無不說明國家憑籍其對土地的所有權而征集賦稅。土地資源的所有權并非來自于市場交易，而是暴力行動。在中國歷史上，暴力革命對經濟資源的配置，尤其是主要的生產資料的配置作用，實不容低估。所謂的“超經濟掠奪”，還是存在的；所以，趙岡“認為中國自戰國以來已形成自由的、包括土地在內的私有產權制度，并在這基礎上實行市場經濟”的“市場經濟論”略嫌武斷。一個社會是否屬于市場經濟，關鍵在于資源配置的程度，和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及其博弈程度。“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政治是經濟的集中”，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是硬道理。僅有市場交易行為或“市場關系”與是否以市場以主要資源配置手段的市場經濟，是不能相提并論的；切不可把有市場交易，就視為是市場經濟；否則就也難以解釋中國歷史上的“占田”、“限田”、“屯田”或“均田”等了。商鞅的“盜徙封”只作用于民間，若要“刑上大夫”；那勢必五馬分尸。還有“黃河流域的旱作地區，歷史上都是以自耕農為主”，“很早就形成了農戶為生產和生活單位的社會結構”；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是以自給自足為生產目標，用于市場交換的剩余產品微乎其微，而市場經濟是以大量的可供交易的商品為前提的，所以，稱中國過古代社會“實行市場經濟”，至少論據不足。美國佬至今還未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除了政治因素外，經濟運行機制也不能不反省。現在尚且不是，古代從何談起？

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在理論上所作的兩個偉大發現之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將歷史學從迷亂混沌的狀態中拯救出來，使歷史研究成為一門科學。在這以前，歷史學家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在歷史的迷宮內徘徊，我國數千年的文明，雖然產生了象司馬遷那樣“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戚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的歷史學家。但是，卻沒有一個歷史學家能夠揭示出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所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誕生，必然使歷史學發生一場深刻的革命。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歷史唯物主義的陽光開始照射到歷史研究領域。一九二四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者撰寫的《史學要論》，是我國第一部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學著作。這部著作為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發展開辟了道路。以后，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鄧初民、胡繩等同志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相繼撰寫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著作，從而使傳統的中國史研究領域，面目為之—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和中國社會史問題的大論戰中，馬克思主義史學擊敗了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史學觀點的挑戰，取得了勝利，從而顯示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強大生命力。

全國解放以后，直到六十年代初期，廣大史學工作者繼承和發揚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幕的優良學風，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中國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同時，由于“左”傾思潮的干擾，史學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出現過片面性、簡單化、公式化的傾向，使中國史研究出現了部分的失誤，十年內亂期間，史學界成了、“”破壞搗亂的重災區，許多優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被迫害致死，歷史唯物主義被任意肢解纂改，唯心主義泛濫，形而上學猖獗。“”大搞影射史學，他們把數千年的中國史歪曲成什么“儒法斗爭史”，借用歷史的亡靈，為他們丑惡嘴臉涂脂抹粉、妄圖實現他們的反革命迷夢。他們倒行逆施，搞得史學園地百花凋零、毒草叢生，粉碎“”后，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春天才又回到了我們的史學園地。

六十多年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我國產生、發展的歷史事實嚴峻地告訴我們：當前，要把中國史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必須準確理解歷史唯物主義，把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與中國史研究的實踐結合起來，因此，對于史學工作者來說，歷史唯物主義是一門不可缺少的必修課。

本文的目的：試圖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南，概述自己在初步探討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方法論的過程中的一些粗淺體會，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討論。

一、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加強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