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額外匯儲備積累之因

我國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是貿易順差和以外商直接投資(FDI)為主導的資本順差，雙順差格局反映了我國外部經濟的失衡，直接導致高額外匯儲備的積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借鑒上世紀60、70年代亞洲“四小龍”獎出限入的成功經驗，實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和利用FDI的政策，外貿順差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額逐年加大。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除1993年出現122.2億美元外貿逆差之外，其余各年均為順差。2000年-2004年貿易順差在226-321億美元之間波動。2005年，貿易順差額呈現爆發性增長，達到1018.8億美元的高水平，比2004年增加697，8億美元，增幅高達217%。2006年以來，我國貿易順差繼續高速增長，1-8月實現順差946.5億美元，同比增長55.5%；8月進出口順差達188億美元，同比增長77.4%。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額也穩：步上升，2005年高達603.2億美元，比1990年的34.9億美元增長了16倍。2006年1—8月，我國吸引FDI達371.9億美元。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較小，2005年中方協議投資額僅為69.5億美元，約為FDI的1／10。

在貿易順差的形成方面，長期以來，我國貿易走的是粗放增長之路，一味追求貿易規模和順差的擴大。這種粗放型貿易增長方式以數量增長為主，出口商品規模不斷膨脹，但獲益很低。從商品結構來看，“兩高一資”產品即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數量仍偏高。我國的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和資源產品價格長期受國家管制并被嚴重低估，不能夠完全反映我國要素稟賦的實際狀況。從貿易方式來看，主要賺取加工費的加工貿易占據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半壁江山，內生性出口增長能力欠缺。加工貿易順差遠高于一般貿易順差，成為我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2006年1-8月，我國加工貿易出口總額達到3141.5億美元，占同期出口總值的52.4%。加工貿易順差為1112.3億美元，是同期一般貿易順差的2.5倍。我國加工貿易的迅速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很大關系，原先設在亞洲其他幾個國家的加工出口產業大量轉移到我國，進口的原材料、零部件被加工裝配后出口，而這些均被計入貿易出口，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國貿易順差的“虛增”。從貿易企業性質來看，出口導向型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順差持續增長。2006年1—8月，外商投資企業貿易順差高達494。?億美元，占貿易順差總額的52.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FDI具有明顯的加工貿易傾向，這將導致貿易順差的進一步擴大。同時，外商投資企業在國內銷售的迅速增加又產生了一定的進口替代效應。

在資本順差的形成方面，鑒于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的經驗教訓，我國選擇了吸收FDI的弓I資政策。通過采取各種稅收減免、土地使用等優惠措施，我國已經連續15年吸收FDI居發展中國家之首。由于宏觀調控政策、土地清理整頓等因素，近幾年來FDI增速有所放緩。但鑒于我國吸引外資水平已經處在較高的摹數之上，因此其仍為構成高額外匯儲備的主要因素之一。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升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以及經濟增長率的持續走高，我國市場對外資仍有較大吸引力。特別是隨著服務貿易領域的進一步開放，金融保險、商業和運輸服務等領域的跨國公司投資將成為FDI的新亮點。我國吸收FDI中暴露出的突出問題是，由于存在認識誤區和不當的政績評價標準，某些地方政府引進外資不計成本，不顧資源環境條件，未從引進技術、知識、管理經驗角度出發，盲目追求數量，投資合作水平和質量低下。另外，匯率升值和產業升值預期造成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成為新增外匯儲備的重要來源。以2006年前三季度為例，排除貿易順差和FDI因素，估計尚有二三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其中絕大部分是熱錢流入形成的。短期資本流入雖然增加了資金的融通性，但純粹的投機資本隱含著經濟風險，易導致經濟的“泡沫化”。短期資本流入形成的外匯儲備是債務性儲備，到時需要還本、付息或利潤匯回，具有極大的波動性。從總的趨勢來看，外貿順差對外匯儲備的貢獻率基本穩定，而資本流入對外匯儲備增加的貢獻率在上升。

雙順差的外部失衡背后，高額外匯儲備表現出我國經濟的內部失衡。首先，國內經濟部門間發展失衡，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比例嚴重失調。能夠創造外匯的制造業部門過度發展，不能創造外匯的現代服務業部門則發展相對滯后，這勢必會帶來外匯儲備的持續積累。隨著我國制造業能力的不斷提高，工業制成品出口規模持續膨脹，并替代和減少相關產品的進口，導致貿易順差不斷擴大。而服務業長期以來產業化、商業化運作不力，市場化程度低，壟斷經營限制了其競爭力的提升。西方發達國家服務業就業比重普遍達到60%-70%之間，而我國僅為40%左右。其次，儲蓄過高而消費不足。消費既能消化過剩產能，又能擴大進口，但我國由于社會結構、家庭觀念以及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收入分配差距大等諸多因素，居民消費不足或不敢消費。1990年至2005年，我國平均消費率為5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個百分點左右，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低。同時，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儲蓄與消費為此消彼長的關系。近年來我國呈現居民儲蓄率、政府儲蓄率和企業儲蓄率“三高”的局面。儲蓄率從1996年占GDP的37%上升到2005年的44%。儲蓄是投資的主要來源，高儲蓄率支持了高投資率，而高投資率造成的產能過剩又帶來了高出口率。

巨額外匯儲備隱憂凸顯

一般來說，外匯儲備體現著一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和抗風險能力。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處于外匯匱乏時期1979年國家外匯儲備僅為8.4億美元，而在1979～1989年間，外匯儲備年均35億美元。此后，外匯儲備快速累積，規模不斷擴張。2006年2月，中國外匯儲備達8537億美元，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一。截至2006年7月末，外匯儲備規模達9545億美元，年底突破萬億美元已無是念，7月當月新增134億美元，前7月新增1356億美元。外匯儲備多，是國家實力強的象征。但是，外匯儲備規模絕非越高越好，外匯儲備持續攀高反映了國內經濟的失衡發展，蘊藏著各種經濟風險。高額外匯儲備已經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視，各方在適度外匯儲備規模、外匯儲備風險和收益、管理及使用等問題上展開廣泛討論，并引發對貿易增長方式、外資政策和外匯管理機制等的思考。

高額外匯儲備積累之因

中國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是貿易順差和以外商直接投資（FDI）為主導的資本順差，雙順差格局反映了中國外部經濟的失衡，直接導致高額外匯儲備的積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借鑒上世紀60、70年代亞洲“四小龍”獎出限入的成功經驗，實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和利用FDI的政策，外貿順差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額逐年加大。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除1993年出現122.2億美元外貿逆差之外，其余各年均為順差。2000～2004年貿易順差在226～321億美元之間波動。2005年，貿易順差額呈現爆發性增長，達到1018.8億美元的高水平，比2004年增加697.8億美元，增幅高達217%.2006年以來，中國貿易順差繼續高速增長，1～8月實現順差946.5億美元，同比增長55.5%：8月進出口順差達188億美元，同比增長77.4%.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額也穩步上升，2005年高達603.2億美元，比1990年的34.9億美元增長了16倍。2006年1～8月，中國吸引FDI達371.9億美元。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較小，2005年中方協議投資額僅為69.5億美元，約為FDI的1/10。會計論文網

在貿易順差的形成方面,長期以來,中國貿易走的是粗放增長之路,一味追求貿易規模和順差的擴大。這種粗放型貿易增長方式以數量增長為主,出口商品規模不斷膨脹但獲益頗低。從商品結構來看,“兩高一資”產品即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數量仍偏高。中國的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和資源產品價格長期受國家管制并被嚴重低估,不能夠完全反映中國要素稟賦的實際狀況。從貿易方式來看,“兩頭在外”主要賺取加工費的加工貿易占據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半壁江山,內生性出口增長能力欠缺。加工貿易順差遠高于一般貿易順差,成為中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2006年1～8月中國加工貿易出口總額達到3141.5億美元,占同期出口總值的52.4%。加工貿易順差為1112.3億美元,是同期一般貿易順差的2.5倍。中國加工貿易的迅速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很大關系,原先設在亞洲其他幾個國家的加工出口產業大量轉移到我國,進口的原材料、零部件被加工裝配后出口,而這些均被計入貿易出口,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國貿易順差的“虛增”。從貿易企業性質來看,出口導向型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順差持續增長。2006年1—8月,外商投資企業貿易順差高達494.7億美元,占貿易順差總額的52.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FDI具有明顯的加工貿易傾向,這將導致貿易順差的進一步擴大。同時,外商投資企業在國內銷售的迅速增加又產生了一定的進口替代效應。

在資本順差的形成方面，鑒于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的經驗教訓，中國選擇了吸收FDI的引資政策。通過采取各種稅收減免、土地使用等優惠措施，中國已經連續15年吸收FDI居發展中國家之首。由于宏觀調控政策、土地清理整頓等因素，近幾年以來FDI增速有所放緩。但鑒于中國吸引外資水平已經處在較高的基數之上，因此其仍為構成高額外匯儲備的主要因素之一。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升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以及經濟增長率的持續走高，中國市場對外資仍有較大吸引力。特別是隨著服務貿易領域的進一步開放，金融保險、商業和運輸服務等領域的跨國公司投資將成為FDI的新亮點。中國吸收FDI中暴露出的突出問題是，由于存在認識誤區和不當的政績評價標準，某些地方政府引進外資不計成本，不顧資源環境條件，未從引進技術、知識、管理經驗角度出發，盲目追求數量，投資合作水平和質量低下。另外，匯率升值和產業升值預期造成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成為新增外匯儲備的重要來源。以2006年1～8月為例，排除貿易順差和FDI因素，估計尚有二、三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其中絕大部分是熱錢流入形成的。短期資本流入雖然增加了資金的融通性，但純粹的投機資本隱含著經濟風險，易導致經濟的“泡沫化”。短期資本流入形成的外匯儲備是債務性儲備，到時需要還本、付息或利潤匯回，具有極大的波動性。從總的趨勢來看，外貿順差對外匯儲備的貢獻率基本穩定，而資本流入對外匯儲備增加的貢獻率在上升。

雙順差的外部失衡背后，高額外匯儲備表現出中國經濟的內部失衡。首先，國內經濟部門間發展失衡，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比例嚴重失調。能夠創造外匯的制造業部門過度發展，不能創造外匯的現代服務業部門則發展相對滯后，這勢必會帶來外匯儲備的持續積累。隨著中國制造業能力的不斷提高，工業制成品出口規模持續膨脹，并替代和減少相關產品的進口，導致貿易順差不斷擴大。而服務業長期以來產業化、商業化運作不力，市場化程度低，壟斷經營限制了其競爭力的提升。西方發達國家服務業就業比重普遍達到60%～70%之間，而中國僅為40%左右。其次，儲蓄過高而消費不足。消費既能消化過剩產能，又能擴大進口，但中國由于社會結構、家庭觀念以及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收入分配差距大等諸多因素，居民消費不足或不敢消費。1990至2005年，中國平均消費率為5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個百分點左右，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低。同時，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儲蓄與消費為此消彼長的關系。近年來中國呈現居民儲蓄率、政府儲蓄率和企業儲蓄率“三高”的局面。儲蓄率從1996年占GDP的37%上升到2005年的44%.

高額外匯儲備積累之因

中國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是貿易順差和以外商直接投資(FDI)為主導的資本順差,雙順差格局反映了中國外部經濟的失衡,直接導致高額外匯儲備的積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借鑒上世紀60、70年代亞洲“四小龍”獎出限入的成功經驗,實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和利用FDI的政策,外貿順差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額逐年加大。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除1993年出現122.2億美元外貿逆差之外,其余各年均為順差。2000～2004年貿易順差在226～321億美元之間波動。2005年,貿易順差額呈現爆發性增長,達到1018.8億美元的高水平,比2004年增加697.8億美元,增幅高達217%。2006年以來,中國貿易順差繼續高速增長,1～8月實現順差946.5億美元,同比增長55.5%:8月進出口順差達188億美元,同比增長77.4%。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額也穩步上升,2005年高達603.2億美元,比1990年的34.9億美元增長了16倍。2006年1～8月,中國吸引FDI達371.9億美元。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較小,2005年中方協議投資額僅為69.5億美元,約為FDI的1/10。

在貿易順差的形成方面,長期以來,中國貿易走的是粗放增長之路,一味追求貿易規模和順差的擴大。這種粗放型貿易增長方式以數量增長為主,出口商品規模不斷膨脹但獲益頗低。從商品結構來看,“兩高一資”產品即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數量仍偏高。中國的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和資源產品價格長期受國家管制并被嚴重低估,不能夠完全反映中國要素稟賦的實際狀況。從貿易方式來看,“兩頭在外”主要賺取加工費的加工貿易占據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半壁江山,內生性出口增長能力欠缺。加工貿易順差遠高于一般貿易順差,成為中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2006年1～8月中國加工貿易出口總額達到3141.5億美元,占同期出口總值的52.4%。加工貿易順差為1112.3億美元,是同期一般貿易順差的2.5倍。中國加工貿易的迅速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很大關系,原先設在亞洲其他幾個國家的加工出口產業大量轉移到我國,進口的原材料、零部件被加工裝配后出口,而這些均被計入貿易出口,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國貿易順差的“虛增”。從貿易企業性質來看,出口導向型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順差持續增長。2006年1—8月,外商投資企業貿易順差高達494.7億美元,占貿易順差總額的52.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FDI具有明顯的加工貿易傾向,這將導致貿易順差的進一步擴大。同時,外商投資企業在國內銷售的迅速增加又產生了一定的進口替代效應。

在資本順差的形成方面,鑒于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的經驗教訓,中國選擇了吸收FDI的引資政策。通過采取各種稅收減免、土地使用等優惠措施,中國已經連續15年吸收FDI居發展中國家之首。由于宏觀調控政策、土地清理整頓等因素,近幾年以來FDI增速有所放緩。但鑒于中國吸引外資水平已經處在較高的基數之上,因此其仍為構成高額外匯儲備的主要因素之一。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升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以及經濟增長率的持續走高,中國市場對外資仍有較大吸引力。特別是隨著服務貿易領域的進一步開放,金融保險、商業和運輸服務等領域的跨國公司投資將成為FDI的新亮點。中國吸收FDI中暴露出的突出問題是,由于存在認識誤區和不當的政績評價標準,某些地方政府引進外資不計成本,不顧資源環境條件,未從引進技術、知識、管理經驗角度出發,盲目追求數量,投資合作水平和質量低下。另外,匯率升值和產業升值預期造成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成為新增外匯儲備的重要來源。以2006年1～8月為例,排除貿易順差和FDI因素,估計尚有二、三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其中絕大部分是熱錢流入形成的。短期資本流入雖然增加了資金的融通性,但純粹的投機資本隱含著經濟風險,易導致經濟的“泡沫化”。短期資本流入形成的外匯儲備是債務性儲備,到時需要還本、付息或利潤匯回,具有極大的波動性。從總的趨勢來看,外貿順差對外匯儲備的貢獻率基本穩定,而資本流入對外匯儲備增加的貢獻率在上升。

雙順差的外部失衡背后,高額外匯儲備表現出中國經濟的內部失衡。首先,國內經濟部門間發展失衡,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比例嚴重失調。能夠創造外匯的制造業部門過度發展,不能創造外匯的現代服務業部門則發展相對滯后,這勢必會帶來外匯儲備的持續積累。隨著中國制造業能力的不斷提高,工業制成品出口規模持續膨脹,并替代和減少相關產品的進口,導致貿易順差不斷擴大。而服務業長期以來產業化、商業化運作不力,市場化程度低,壟斷經營限制了其競爭力的提升。西方發達國家服務業就業比重普遍達到60%～70%之間,而中國僅為40%左右。其次,儲蓄過高而消費不足。消費既能消化過剩產能,又能擴大進口,但中國由于社會結構、家庭觀念以及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收入分配差距大等諸多因素,居民消費不足或不敢消費。1990至2005年,中國平均消費率為5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個百分點左右,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低。同時,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儲蓄與消費為此消彼長的關系。近年來中國呈現居民儲蓄率、政府儲蓄率和企業儲蓄率“三高”的局面。儲蓄率從1996年占GDP的37%上升到2005年的44%。

巨額外匯儲備隱憂凸現

一般來說,外匯儲備體現著一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和抗風險能力。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處于外匯匱乏時期1979年國家外匯儲備僅為8.4億美元,而在1979～1989年間,外匯儲備年均35億美元。此后,外匯儲備快速累積,規模不斷擴張。2006年2月,中國外匯儲備達8537億美元,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一。截至2006年7月末,外匯儲備規模達9545億美元,年底突破萬億美元已無是念,7月當月新增134億美元,前7月新增1356億美元。外匯儲備多,是國家實力強的象征。但是,外匯儲備規模絕非越高越好,外匯儲備持續攀高反映了國內經濟的失衡發展,蘊藏著各種經濟風險。高額外匯儲備已經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視,各方在適度外匯儲備規模、外匯儲備風險和收益、管理及使用等問題上展開廣泛討論,并引發對貿易增長方式、外資政策和外匯管理機制等的思考。

高額外匯儲備積累之因

中國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是貿易順差和以外商直接投資(FDI)為主導的資本順差,雙順差格局反映了中國外部經濟的失衡,直接導致高額外匯儲備的積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借鑒上世紀60、70年代亞洲“四小龍”獎出限入的成功經驗,實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和利用FDI的政策,外貿順差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額逐年加大。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除1993年出現122.2億美元外貿逆差之外,其余各年均為順差。2000～2004年貿易順差在226～321億美元之間波動。2005年,貿易順差額呈現爆發性增長,達到1018.8億美元的高水平,比2004年增加697.8億美元,增幅高達217%。2006年以來,中國貿易順差繼續高速增長,1～8月實現順差946.5億美元,同比增長55.5%:8月進出口順差達188億美元,同比增長77.4%。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額也穩步上升,2005年高達603.2億美元,比1990年的34.9億美元增長了16倍。2006年1～8月,中國吸引FDI達371.9億美元。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較小,2005年中方協議投資額僅為69.5億美元,約為FDI的1/10。

在貿易順差的形成方面,長期以來,中國貿易走的是粗放增長之路,一味追求貿易規模和順差的擴大。這種粗放型貿易增長方式以數量增長為主,出口商品規模不斷膨脹但獲益頗低。從商品結構來看,“兩高一資”產品即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數量仍偏高。中國的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和資源產品價格長期受國家管制并被嚴重低估,不能夠完全反映中國要素稟賦的實際狀況。從貿易方式來看,“兩頭在外”主要賺取加工費的加工貿易占據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半壁江山,內生性出口增長能力欠缺。加工貿易順差遠高于一般貿易順差,成為中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2006年1～8月中國加工貿易出口總額達到3141.5億美元,占同期出口總值的52.4%。加工貿易順差為1112.3億美元,是同期一般貿易順差的2.5倍。中國加工貿易的迅速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很大關系,原先設在亞洲其他幾個國家的加工出口產業大量轉移到我國,進口的原材料、零部件被加工裝配后出口,而這些均被計入貿易出口,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國貿易順差的“虛增”。從貿易企業性質來看,出口導向型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順差持續增長。2006年1—8月,外商投資企業貿易順差高達494.7億美元,占貿易順差總額的52.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FDI具有明顯的加工貿易傾向,這將導致貿易順差的進一步擴大。同時,外商投資企業在國內銷售的迅速增加又產生了一定的進口替代效應。

在資本順差的形成方面,鑒于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的經驗教訓,中國選擇了吸收FDI的引資政策。通過采取各種稅收減免、土地使用等優惠措施,中國已經連續15年吸收FDI居發展中國家之首。由于宏觀調控政策、土地清理整頓等因素,近幾年以來FDI增速有所放緩。但鑒于中國吸引外資水平已經處在較高的基數之上,因此其仍為構成高額外匯儲備的主要因素之一。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升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以及經濟增長率的持續走高,中國市場對外資仍有較大吸引力。特別是隨著服務貿易領域的進一步開放,金融保險、商業和運輸服務等領域的跨國公司投資將成為FDI的新亮點。中國吸收FDI中暴露出的突出問題是,由于存在認識誤區和不當的政績評價標準,某些地方政府引進外資不計成本,不顧資源環境條件,未從引進技術、知識、管理經驗角度出發,盲目追求數量,投資合作水平和質量低下。另外,匯率升值和產業升值預期造成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成為新增外匯儲備的重要來源。以2006年1～8月為例,排除貿易順差和FDI因素,估計尚有二、三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其中絕大部分是熱錢流入形成的。短期資本流入雖然增加了資金的融通性,但純粹的投機資本隱含著經濟風險,易導致經濟的“泡沫化”。短期資本流入形成的外匯儲備是債務性儲備,到時需要還本、付息或利潤匯回,具有極大的波動性。從總的趨勢來看,外貿順差對外匯儲備的貢獻率基本穩定,而資本流入對外匯儲備增加的貢獻率在上升。

雙順差的外部失衡背后,高額外匯儲備表現出中國經濟的內部失衡。首先,國內經濟部門間發展失衡,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比例嚴重失調。能夠創造外匯的制造業部門過度發展,不能創造外匯的現代服務業部門則發展相對滯后,這勢必會帶來外匯儲備的持續積累。隨著中國制造業能力的不斷提高,工業制成品出口規模持續膨脹,并替代和減少相關產品的進口,導致貿易順差不斷擴大。而服務業長期以來產業化、商業化運作不力,市場化程度低,壟斷經營限制了其競爭力的提升。西方發達國家服務業就業比重普遍達到60%～70%之間,而中國僅為40%左右。其次,儲蓄過高而消費不足。消費既能消化過剩產能,又能擴大進口,但中國由于社會結構、家庭觀念以及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收入分配差距大等諸多因素,居民消費不足或不敢消費。1990至2005年,中國平均消費率為5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個百分點左右,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低。同時,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儲蓄與消費為此消彼長的關系。近年來中國呈現居民儲蓄率、政府儲蓄率和企業儲蓄率“三高”的局面。儲蓄率從1996年占GDP的37%上升到2005年的44%。

1我國現在的外匯儲備情況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涨凹ぴ觯?006年2月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以后，到2006年底，我國已有外匯儲備10663億美元，而截至今年上半年已達13326億美元。

我國的外匯儲備以美元居多，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研究院關志雄2004－2005年的推算，美元資產在我國的外匯儲備中占了60％的比例。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中國“雙順差”使得外匯儲備越來越多，將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人民幣增值意味以美元為主的儲備若換成人民幣，那這筆財富將大幅貶值。另一方面,由于美國經常項目逆差連創新高,對外負債迅速擴大,美元將呈長期貶值的趨勢,隨著外匯儲備的增加,匯率風險將越來越大。

由于我國傳統的外匯管理主要考慮的是安全性,所以大多數都是債權投資,主要投資于美國的短期和中長期國債、機構債券,收益率非常低。根據史煥平教授的計算，如以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收益率10-12%,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率為3.62-4.29%,同時不考慮匯率變動可能的損失,也不考慮我國央行因買進外匯儲備而進行沖銷發行央行票據的成本,則我國在利用外資與持有外匯儲備的可能損失為6.38-7.1%,即每年的國民福利損失在7%左右。如果這是在我國的外匯儲備并不是很高的情況下,也無可厚非,因為外匯儲備就是應該先慮安全性和流動性,后考慮收益性。

2對于如何利用好外匯的討論

我國正處于井噴似的出口增長期，外匯增長不會放緩?？梢?，我國的外匯儲備還會繼續增大。持有巨額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如此之大，而且持續增加的巨額外匯儲備不僅使得國內金融市場流動性過剩加劇，宏觀經濟的調控增加了困難，也對外匯存量的管理和運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有效回避風險，實現保值和增值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般來說,外匯儲備體現著一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和抗風險能力。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處于外匯匱乏時期1979年國家外匯儲備僅為8.4億美元,而在1979～1989年間,外匯儲備年均35億美元。此后,外匯儲備快速累積,規模不斷擴張。2006年2月,中國外匯儲備達8537億美元,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一。截至2006年7月末,外匯儲備規模達9545億美元,年底突破萬億美元已無是念,7月當月新增134億美元,前7月新增1356億美元。外匯儲備多,是國家實力強的象征。但是,外匯儲備規模絕非越高越好,外匯儲備持續攀高反映了國內經濟的失衡發展,蘊藏著各種經濟風險。高額外匯儲備已經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視,各方在適度外匯儲備規模、外匯儲備風險和收益、管理及使用等問題上展開廣泛討論,并引發對貿易增長方式、外資政策和外匯管理機制等的思考。

高額外匯儲備積累之因

中國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是貿易順差和以外商直接投資(FDI)為主導的資本順差,雙順差格局反映了中國外部經濟的失衡,直接導致高額外匯儲備的積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借鑒上世紀60、70年代亞洲“四小龍”獎出限入的成功經驗,實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和利用FDI的政策,外貿順差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額逐年加大。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除1993年出現122.2億美元外貿逆差之外,其余各年均為順差。2000～2004年貿易順差在226～321億美元之間波動。2005年,貿易順差額呈現爆發性增長,達到1018.8億美元的高水平,比2004年增加697.8億美元,增幅高達217%。2006年以來,中國貿易順差繼續高速增長,1～8月實現順差946.5億美元,同比增長55.5%:8月進出口順差達188億美元,同比增長77.4%。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額也穩步上升,2005年高達603.2億美元,比1990年的34.9億美元增長了16倍。2006年1～8月,中國吸引FDI達371.9億美元。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較小,2005年中方協議投資額僅為69.5億美元,約為FDI的1/10。

在貿易順差的形成方面,長期以來,中國貿易走的是粗放增長之路,一味追求貿易規模和順差的擴大。這種粗放型貿易增長方式以數量增長為主,出口商品規模不斷膨脹但獲益頗低。從商品結構來看,“兩高一資”產品即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數量仍偏高。中國的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和資源產品價格長期受國家管制并被嚴重低估,不能夠完全反映中國要素稟賦的實際狀況。從貿易方式來看,“兩頭在外”主要賺取加工費的加工貿易占據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半壁江山,內生性出口增長能力欠缺。加工貿易順差遠高于一般貿易順差,成為中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2006年1～8月中國加工貿易出口總額達到3141.5億美元,占同期出口總值的52.4%。加工貿易順差為1112.3億美元,是同期一般貿易順差的2.5倍。中國加工貿易的迅速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很大關系,原先設在亞洲其他幾個國家的加工出口產業大量轉移到我國,進口的原材料、零部件被加工裝配后出口,而這些均被計入貿易出口,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國貿易順差的“虛增”。從貿易企業性質來看,出口導向型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順差持續增長。2006年1—8月,外商投資企業貿易順差高達494.7億美元,占貿易順差總額的52.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FDI具有明顯的加工貿易傾向,這將導致貿易順差的進一步擴大。同時,外商投資企業在國內銷售的迅速增加又產生了一定的進口替代效應。

在資本順差的形成方面,鑒于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的經驗教訓,中國選擇了吸收FDI的引資政策。通過采取各種稅收減免、土地使用等優惠措施,中國已經連續15年吸收FDI居發展中國家之首。由于宏觀調控政策、土地清理整頓等因素,近幾年以來FDI增速有所放緩。但鑒于中國吸引外資水平已經處在較高的基數之上,因此其仍為構成高額外匯儲備的主要因素之一。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升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以及經濟增長率的持續走高,中國市場對外資仍有較大吸引力。特別是隨著服務貿易領域的進一步開放,金融保險、商業和運輸服務等領域的跨國公司投資將成為FDI的新亮點。中國吸收FDI中暴露出的突出問題是,由于存在認識誤區和不當的政績評價標準,某些地方政府引進外資不計成本,不顧資源環境條件,未從引進技術、知識、管理經驗角度出發,盲目追求數量,投資合作水平和質量低下。另外,匯率升值和產業升值預期造成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成為新增外匯儲備的重要來源。以2006年1～8月為例,排除貿易順差和FDI因素,估計尚有二、三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其中絕大部分是熱錢流入形成的。短期資本流入雖然增加了資金的融通性,但純粹的投機資本隱含著經濟風險,易導致經濟的“泡沫化”。短期資本流入形成的外匯儲備是債務性儲備,到時需要還本、付息或利潤匯回,具有極大的波動性。從總的趨勢來看,外貿順差對外匯儲備的貢獻率基本穩定,而資本流入對外匯儲備增加的貢獻率在上升。

雙順差的外部失衡背后,高額外匯儲備表現出中國經濟的內部失衡。首先,國內經濟部門間發展失衡,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比例嚴重失調。能夠創造外匯的制造業部門過度發展,不能創造外匯的現代服務業部門則發展相對滯后,這勢必會帶來外匯儲備的持續積累。隨著中國制造業能力的不斷提高,工業制成品出口規模持續膨脹,并替代和減少相關產品的進口,導致貿易順差不斷擴大。而服務業長期以來產業化、商業化運作不力,市場化程度低,壟斷經營限制了其競爭力的提升。西方發達國家服務業就業比重普遍達到60%～70%之間,而中國僅為40%左右。其次,儲蓄過高而消費不足。消費既能消化過剩產能,又能擴大進口,但中國由于社會結構、家庭觀念以及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收入分配差距大等諸多因素,居民消費不足或不敢消費。1990至2005年,中國平均消費率為5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個百分點左右,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低。同時,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儲蓄與消費為此消彼長的關系。近年來中國呈現居民儲蓄率、政府儲蓄率和企業儲蓄率“三高”的局面。儲蓄率從1996年占GDP的37%上升到2005年的44%。

【摘要】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和資本金融項目一直保持雙順差，中國外匯儲備節節攀升，巨額外匯儲備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文從國際收支順差、結售匯制度以及國內需求不足角度對外匯儲備過剩成因進行分析，旨在找出產生外匯儲備持續上漲的根源，巨額外匯面臨的風險以及應采取的措施。

【關鍵詞】外匯儲備；貿易順差；藏匯于民；國內需求

自2002年起，中國的外匯儲備進入激增階段。尤其是2004年以后，外匯儲備以2000多億美元的速度增長，2006年4月中國外匯儲備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到2007年增長幅度甚至達到4619.05億美元?？v觀世界各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尤其是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亞洲國家，充足外匯儲備作為發揮平衡國際收支、穩定本國貨幣匯率及充當一國對外借債和償債資信保證起到重要作用。但根據國際上傳統的一國外匯儲備滿足3個月進口額或占40%左右的外債余額標準來衡量，2007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相當于17個月的進口額；從債務償付能力看，我國外匯儲備與短期外債的比例為720.85%，遠高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巨額外匯儲備已經對宏觀經濟運行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也使中國在對外經濟交往中處于被動，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中國巨額外匯儲備成因分析

（一）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表1）

中國外匯儲備居高不下的一個關鍵因素就在于國際收支長期處于雙順差局面。這種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因為近年來，我國總儲蓄率居高不下，儲蓄與投資差額進一步擴大，同時，固定資產投資較快增長，制造業產能迅速擴大，在國際市場需求旺盛、內需相對不足的情況下，貨物貿易順差增加。通過表1可以看到，2007年上半年，經常項目順差1629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78%。其中，貨物貿易順差1357億美元，增長70%。另一方面是由于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外國投資者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信心增強，外商直接投資持續保持較大規模。2007年上半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902億美元，增長132%。其中，直接投資順差509億美元，增長64%。這些是決定當前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的基本因素。

內容提要:文章對中國和日本巨額外匯儲備的成因和運作進行了對比分析,指出日本是在資本過剩情況下,大量增加外匯儲備的,是在大量資本輸出情況下購買美國國債的,日本巨額外匯儲備不僅沒有給日本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反而帶來較好的投資回報。而中國是在資本不足、大量資本輸入的情況下用大量儲備外匯來對外間接投資的,對國家的整體福利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并承擔了對外資產價格和匯率變動的風險。

關鍵詞:外匯儲備中日比較

中圖分類號:F831.6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6-1770(2006)09-033-03

國際儲備是指一國貨幣當局所持有的用于彌補國際收支逆差,維持本國貨幣匯率穩定的國際間普遍接受的一切資產,它包括外匯儲備、黃金儲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的普通提款權和特別提款權。國際儲備的主要功能包括清算國際收支差額,維持對外支付能力;干預外匯市場,調節本幣匯率;作為國家信用保證。

根據IMF統計,截至2005年底,全球外匯儲備最大的10個經濟體擁有全球外匯儲備總量的67.6%,最大的兩個持有經濟體(中國內地和日本)擁有全球外匯儲備總量的39.9%。日本在1993年末外匯儲備已達956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從此日本就一直居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中國外匯儲備在2006年2月底達8536億美元,日本截至2月底的外匯儲備為8501億美元,首超日本,居世界第一。2006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9411億美元,同比增長32.37%。

一、中日巨額外匯儲備成因的比較

一般來說，外匯儲備體現一國的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和抗風險能力。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處于外匯匱乏時期，1979年國家外匯儲備僅為8.4億美元，而在1979年—1989年間，外匯儲備年均39億美元。此后，外匯儲備快速累積，規模不斷擴張。2006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達8537億美元，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一。截至2006年9月末，外匯儲備規模達9879億美元，比年初增加1690億美元，年內已過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多，體現了國家實力強。但是，外匯儲備規模絕非越高越好，外匯儲備持續攀高反映了國內經濟發展失衡，蘊藏著各種經濟風險。高額外匯儲備已經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視，各方在適度外匯儲備規模、外匯儲備風險和收益、管理及使用等問題上展開廣泛討論，并引發對貿易增長方式、外資政策和外匯管理機制等的思考。

高額外匯儲備積累之因

我國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是貿易順差和以外商直接投資(FDI)為主導的資本順差，雙順差格局反映了我國外部經濟的失衡，直接導致高額外匯儲備的積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借鑒上世紀60、70年代亞洲“四小龍”獎出限入的成功經驗，實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和利用FDI的政策，外貿順差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額逐年加大。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除1993年出現122.2億美元外貿逆差之外，其余各年均為順差。2000年-2004年貿易順差在226-321億美元之間波動。2005年，貿易順差額呈現爆發性增長，達到1018.8億美元的高水平，比2004年增加697，8億美元，增幅高達217%。2006年以來，我國貿易順差繼續高速增長，1-8月實現順差946.5億美元，同比增長55.5%；8月進出口順差達188億美元，同比增長77.4%。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額也穩：步上升，2005年高達603.2億美元，比1990年的34.9億美元增長了16倍。2006年1—8月，我國吸引FDI達371.9億美元。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較小，2005年中方協議投資額僅為69.5億美元，約為FDI的1／10。

在貿易順差的形成方面，長期以來，我國貿易走的是粗放增長之路，一味追求貿易規模和順差的擴大。這種粗放型貿易增長方式以數量增長為主，出口商品規模不斷膨脹，但獲益很低。從商品結構來看，“兩高一資”產品即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數量仍偏高。我國的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和資源產品價格長期受國家管制并被嚴重低估，不能夠完全反映我國要素稟賦的實際狀況。從貿易方式來看，主要賺取加工費的加工貿易占據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半壁江山，內生性出口增長能力欠缺。加工貿易順差遠高于一般貿易順差，成為我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2006年1-8月，我國加工貿易出口總額達到3141.5億美元，占同期出口總值的52.4%。加工貿易順差為1112.3億美元，是同期一般貿易順差的2.5倍。我國加工貿易的迅速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很大關系，原先設在亞洲其他幾個國家的加工出口產業大量轉移到我國，進口的原材料、零部件被加工裝配后出口，而這些均被計入貿易出口，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國貿易順差的“虛增”。從貿易企業性質來看，出口導向型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順差持續增長。2006年1—8月，外商投資企業貿易順差高達494。?億美元，占貿易順差總額的52.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FDI具有明顯的加工貿易傾向，這將導致貿易順差的進一步擴大。同時，外商投資企業在國內銷售的迅速增加又產生了一定的進口替代效應。

在資本順差的形成方面，鑒于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的經驗教訓，我國選擇了吸收FDI的弓I資政策。通過采取各種稅收減免、土地使用等優惠措施，我國已經連續15年吸收FDI居發展中國家之首。由于宏觀調控政策、土地清理整頓等因素，近幾年來FDI增速有所放緩。但鑒于我國吸引外資水平已經處在較高的摹數之上，因此其仍為構成高額外匯儲備的主要因素之一。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升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以及經濟增長率的持續走高，我國市場對外資仍有較大吸引力。特別是隨著服務貿易領域的進一步開放，金融保險、商業和運輸服務等領域的跨國公司投資將成為FDI的新亮點。我國吸收FDI中暴露出的突出問題是，由于存在認識誤區和不當的政績評價標準，某些地方政府引進外資不計成本，不顧資源環境條件，未從引進技術、知識、管理經驗角度出發，盲目追求數量，投資合作水平和質量低下。另外，匯率升值和產業升值預期造成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成為新增外匯儲備的重要來源。以2006年前三季度為例，排除貿易順差和FDI因素，估計尚有二三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其中絕大部分是熱錢流入形成的。短期資本流入雖然增加了資金的融通性，但純粹的投機資本隱含著經濟風險，易導致經濟的“泡沫化”。短期資本流入形成的外匯儲備是債務性儲備，到時需要還本、付息或利潤匯回，具有極大的波動性。從總的趨勢來看，外貿順差對外匯儲備的貢獻率基本穩定，而資本流入對外匯儲備增加的貢獻率在上升。

雙順差的外部失衡背后，高額外匯儲備表現出我國經濟的內部失衡。首先，國內經濟部門間發展失衡，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比例嚴重失調。能夠創造外匯的制造業部門過度發展，不能創造外匯的現代服務業部門則發展相對滯后，這勢必會帶來外匯儲備的持續積累。隨著我國制造業能力的不斷提高，工業制成品出口規模持續膨脹，并替代和減少相關產品的進口，導致貿易順差不斷擴大。而服務業長期以來產業化、商業化運作不力，市場化程度低，壟斷經營限制了其競爭力的提升。西方發達國家服務業就業比重普遍達到60%-70%之間，而我國僅為40%左右。其次，儲蓄過高而消費不足。消費既能消化過剩產能，又能擴大進口，但我國由于社會結構、家庭觀念以及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收入分配差距大等諸多因素，居民消費不足或不敢消費。1990年至2005年，我國平均消費率為5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個百分點左右，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低。同時，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儲蓄與消費為此消彼長的關系。近年來我國呈現居民儲蓄率、政府儲蓄率和企業儲蓄率“三高”的局面。儲蓄率從1996年占GDP的37%上升到2005年的44%。儲蓄是投資的主要來源，高儲蓄率支持了高投資率，而高投資率造成的產能過剩又帶來了高出口率。

【摘要】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和資本金融項目一直保持雙順差，中國外匯儲備節節攀升，巨額外匯儲備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文從國際收支順差、結售匯制度以及國內需求不足角度對外匯儲備過剩成因進行分析，旨在找出產生外匯儲備持續上漲的根源，巨額外匯面臨的風險以及應采取的措施。

【關鍵詞】外匯儲備；貿易順差；藏匯于民；國內需求

自2002年起，中國的外匯儲備進入激增階段。尤其是2004年以后，外匯儲備以2000多億美元的速度增長，2006年4月中國外匯儲備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到2007年增長幅度甚至達到4619.05億美元。縱觀世界各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尤其是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亞洲國家，充足外匯儲備作為發揮平衡國際收支、穩定本國貨幣匯率及充當一國對外借債和償債資信保證起到重要作用。但根據國際上傳統的一國外匯儲備滿足3個月進口額或占40%左右的外債余額標準來衡量，2007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相當于17個月的進口額；從債務償付能力看，我國外匯儲備與短期外債的比例為720.85%，遠高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巨額外匯儲備已經對宏觀經濟運行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也使中國在對外經濟交往中處于被動，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中國巨額外匯儲備成因分析

（一）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表1）

中國外匯儲備居高不下的一個關鍵因素就在于國際收支長期處于雙順差局面。這種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因為近年來，我國總儲蓄率居高不下，儲蓄與投資差額進一步擴大，同時，固定資產投資較快增長，制造業產能迅速擴大，在國際市場需求旺盛、內需相對不足的情況下，貨物貿易順差增加。通過表1可以看到，2007年上半年，經常項目順差1629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78%。其中，貨物貿易順差1357億美元，增長70%。另一方面是由于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外國投資者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信心增強，外商直接投資持續保持較大規模。2007年上半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902億美元，增長132%。其中，直接投資順差509億美元，增長64%。這些是決定當前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