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兩岸經濟貿易合作的迅速發展，迫切要求擴大兩岸的金融合作。臺灣當局出于政治方面的考慮，對兩岸金融合作設置了種種障礙，使兩岸金融合作發展緩慢。本文提出，把發揮香港兩岸金融合作的橋梁作用和建立福建兩岸金融合作試驗區作為擴大兩岸金融合作的突破口。

關鍵詞：兩岸金融合作金融合作試驗區臺資銀行

隨著海峽兩岸經貿合作和其他民間交往的日益頻繁，以及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加強金融監管國際合作的需要，加強與擴大兩岸金融合作已是面向21世紀兩岸關系發展不能回避的問題。

一、兩岸金融合作的發展歷程

1990年5月，臺灣開放了臺灣個人對內地的間接匯款業務；1990年7月，臺灣放松禁令，允許臺灣華南銀行獨家經營間接私人匯款往內地業務。1991年7月，臺灣“行政院”陸委會通過了《現階段金融機構辦理對大陸地區間接通匯作業要點》，允許臺灣與內地間接通匯，也只限于辦理電匯、信匯業務，不能辦理票匯，間接通匯限制仍很嚴格。只是伴隨兩岸經貿關系的迅猛發展，兩岸金融交流才逐步地、緩慢地展開：

（1）1991年12月16日，臺灣開放銀行業“內地出口、臺灣押匯”業務。

直接“三通”實現后，海峽兩岸雙向旅游成為現實。通過對兩岸景區經營、商業模式、旅社導游、餐飲住宿、零售購物的比較，我們發現內地旅游還存在諸多問題。只有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才能促進內地旅游企業更健康地向前發展。

海峽兩岸關系實現重大突破之后，2010年2月27日至3月6日，筆者參加了由山東嘉華國旅組織的“環島八日之旅”。對比在大陸上多次旅游的經歷，我們感到在發展階段和經營管理上，兩岸旅游企業的不同和差距還是很明顯的。認識這一點對于改進我們自己的工作，促進內地旅游企業更健康地向前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

景區經營比較

旅游資源是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凡是能夠對旅游者產生吸引力，可以為旅游業合理利用，產生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的各種事物和因素。這包括已開發并形成游覽景區的各類自然遺產、文化遺產、風景名勝、城市公園、工農業、地質、森林、水利、文物、科教、濕地、海洋、海島等資源，以及未開發的具有旅游利用價值的各種物質和非物質資源。

應該說，海峽兩岸都有十分豐富、且各具特色的旅游資源。當然，由于大陸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這決定了大陸的旅游資源又明顯豐富于臺灣。說到已開發的旅游資源即景區的經營，兩岸已出現一定的差異。一個正逐步走向企業經營，另一個卻固守政府運營。

在大陸，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如同當年國有企業改革一樣，按照所有權、管理權和經營權“三權分離”的改革思路，自1997年湖南省率先以委托和租賃經營方式，轉讓張家界黃龍洞和寶峰湖景區的經營權開始，全國已有20多個省市出讓或鼓勵出讓景區經營權。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04年底，全國已有300多個景區（點）以不同形式把經營權轉讓給了企業，約占國內2440多個景區的12.3%。

一、研究背景與文獻綜述

2001年6月27，臺灣地區通過了《金融控股公司草案法》，在金融控股公司法下只要對相關金融行業(保險或證券業)持有25％股權或對其有直接或間接影響力，即可在金融控股公司下進行跨業混業經營。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大陸金融業的不斷發展和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各金融機構要求加快金融制度創新，拓寬業務范圍的呼聲漸高，以金融控股公司為主體的混業經營已是大勢所趨。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以金融控股銀行的混業經營為主體的金融體系交融即將開啟，而金融效率是決定兩岸ECFA福利水平的一個關鍵指標。王澤宇(2008)指出，臺灣金控銀行無效率來自技術無效率，規模報酬呈現遞增或固定型態，具有擴展經營規模的空間。李美芳(2009)認為，臺灣金融體系改革前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均優于改革后，而銀行業總要素生產力呈現衰退趨勢。

許鈺佩等(2005)指出，納入金融控股集團的銀行經營效率高于非金控銀行，郭秋香(2005)、王克陸等(2007)也得出相同的結論。王振山(2000)指出，中國大陸商業銀行在規模效率方面，規模過小或規模過大導致的規模不經濟同時存在。王聰等(2003)認為，中國大陸商業銀行的規模不經濟與資產規模呈正相關關系。縱觀文獻，關于兩岸商業銀行效率的研究比較薄弱，尤其是對兩岸商業銀行效率的對比實證研究，還處于空白階段。本文選取了2006年一2009年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39家銀行，對兩岸銀行的經營效率優勢進行分析，并探討如何調整投入變量實現兩岸銀行經營效率的提升。本文效率評估模型采用單期效率分析的資料包絡分析法(DEA)模型以橫斷面數據(Cross—sectionData)衡量兩岸銀行業的各項相對效率值，并采用跨期效率分析的Malmquist生產力指數(MPI)以橫斷面數據(PanelData)衡量各項相對效率值的跨期成長變化。

二、實證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數據包絡分析法(DEA)和麥民生產力指數(MPI)數據報絡分析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簡稱DEA)最早是由Charnes等于1978年所提出，故稱為CCR模式，是根據Farrel(1957)所提出“兩投入一單項產出”為基礎概念，擴展衡量至“多元投入項目與多元產出項目”的決策單元(DMU)相對效率模型，以多元投入多元產出來衡量決策單元(DMUs)的相對效率，也估計其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等。Banker等(1984)將CCR模型中的規模報酬固定不變的假定放寬為規模報酬變動，故也稱為BCC模式。本研究所采用DEA分析法為固定規模報酬CCR投人導向模式(CCR—I)和變動規模報酬BCC投人導向模式(BCC—I)。CCR模式和BCC模式的差異見圖1所示。圖1顯示固定規模報酬的生產邊界為OC線段，代表在CCR模型下的最適生產邊界。在變動規模報酬的生產邊界為EBC連接而成的包絡線，即為BCC模型下的最適生產邊界。其中，FG／FD為技術效率，FH／FD為純技術效率，FG／FH為規模效率；即技術效率為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的乘積。

Caves等(1982)將Malmquist(1953)麥氏生產力指數運用在生產力分析方面，衡量不同時期生產力變動的情形，生產力變化可用兩距離函數衡量。Malmquist生產力指數的數學公式如下：決策單位的投人產出，作為衡量第t期投入某一投入產出(X，)參考集合的產出距離函數。當MI>1時表示個別決策單元總要素生產力提升；當MI<1時表示個別決策單元總要素生產力降低。DMU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小同時受到其運作效率變化指數大小和技術變化指數大小的影響。總要素生產力變動TFPCH等于技術效率變動EFFCH與技術變動TECH的乘積。技術效率變動EFFCH表示在規模報酬不變且要素自由處置條件下衡量了從第t期到第t+1期DMU運作效率的變動，它反映了從t期到t+1期DMU對生產前沿的追趕程度。如果EFFCH>1，代表從第t期到第t+1期DMU的運作效率提升；若EFFCH<1，則代表運作效率降低；若EFFCH=1，則代表運作效率不變。技術效率變動EFFCH可以相應地分解為規模效率變化指數SECH和純技術效率變化指數PECH。PECH是技術進步指數，這個指數測度技術邊界從時期t到t+1期的移動，如果PECH>1，代表DMU技術的進步；若PECH<1，則代表技術的退步。

各位青年朋友們：

盛夏的杭州，青山疊翠，碧水盈綠。在這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日子里，美麗的西子湖展開熱情的懷抱，迎來了來自寶島臺灣的各位青年才俊。在此，我謹代表**省青年聯合會，代表1469萬**青年，向大家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

“兩岸青年聯歡節”，是由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與相關省（市）政府聯合主辦，旨在擴大兩岸青年交流、增進兩岸青年友誼的一次盛會。本次**行活動作為第二屆“兩岸青年聯歡節”的重要組成部分，將以“牽手匯西湖?同心迎奧運”為主題，以“親情、友情、奧運情”為紐帶，安排各位臺灣青年朋友走進**、親近自然、感悟歷史、體驗人文，力求使大家度過一段快樂而難忘的時光。由于不少臺灣朋友是第一次來**，為了讓大家有個初步的了解，下面，我就**及杭州的基本情況作個簡單的介紹：

首先，簡要介紹一下**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

**，原為錢塘江的古稱，位于大陸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南翼，陸地面積10.18萬平方公里，海域面積26萬平方公里，海岸線總長6486公里，面積大于500平方米的海島有3061個。全省有2個副省級城市、9個地級市，36個縣、22個縣級市和32個市屬城區。全省常住人口4980萬。

**有著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早在10萬年前，就有古人類在今天的**境內活動。“建德人”化石的出土，證明了5萬年前已有人類在這里繁衍生息。境內已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1000余處，最著名的有距今5000—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多年的馬家浜文化、距今4000—5000年的良渚文化和距今7000—8000年的跨湖橋文化。在歷史的長河中，**人文薈萃，名人輩出。初步統計，東漢以來載入史冊的**籍文學家逾千人，約占全國的六分之一；特別是“五四”以來，出現了魯迅、茅盾等一大批浙籍文化名人；在“兩院”院士（學部委員）中，**籍人士占了近五分之一。

2012年6月16日,“新世紀臺灣電影態勢及其與大陸合作前景論壇”在福建廈門舉行。該論壇是“第四屆海峽論壇•海峽影視季”的一個重要單元活動,由中國電影資料館和福建省廣播電影電視局聯合主辦,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廈門衛視、《當代電影》雜志社協辦。來自海峽兩岸的電影創作者、專家學者、制片和發行單位相關人員等一百多位嘉賓代表參加了此次論壇。福建廣電集團副董事長陳若凡致辭表示歡迎,會議由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建勇主持并做總結。

本次論壇主要包括嘉賓主旨發言和現場互動交流兩個環節。首先,由中國電影合作制片公司總經理張恂(業務室主任張正正言)、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邊靜、南京師大文學院教授孫慰川、臺灣著名影評人鄭秉泓、中華臺北電影資料館影展工作者胡延凱、福建師范大學教授袁勇麟、廈門大學教授李曉紅七位嘉賓代表做主旨演講。隨后,臺灣著名制片人葉育萍、臺灣著名編劇蔡宗翰、臺南藝術大學影像研究院院長井迎瑞,以及中國電影合作制片公司業務室主任張正正與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張艾弓、王曉紅兩位老師就相關議題進行了互動交流。論壇針對新世紀臺灣電影創作趨向及其在臺灣本土市場表現,引進到中國大陸公映的臺灣影片的市場表現及其前瞻,ECFA前后中國大陸和臺灣合拍電影發展趨勢等議題進行了探討與交流。

一、新世紀臺灣電影的多元觀察針對新世紀臺灣電影的發展態勢,論壇嘉賓從不同的視角出發,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究與分析,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面向:

（一）電影創作趨向

孫慰川從“臺灣電影里的國族認同迷思”這一命題出發,指出新世紀初期臺灣電影在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這三個層面上均呈現出對中國認同的游移和疏離。首先,本土文化認同的建構和日本元素的介入致使臺灣電影在文化認同層面對中國認同產生游移;其次,對大陸人/外省人的他者建構和對后殖民者迷思中的日本他者的建構導致在民族認同層面上疏離中國認同;另外,在當下的臺灣電影中已難以尋覓到關于民族國家的清晰表述或認同指標,在國家認同層面上表現出對中國認同的迷失。他認為,臺灣電影始終在中國情結、本土意識與日本迷思這三種意識形態中徘徊,反映出目前臺灣電影里國族認同的復雜性、多重性和模糊性,這使得一些臺灣電影難以進入大陸文化市場。

李曉紅從電影傳統的角度對新世紀臺灣電影展開分析。她在發言中指出,臺灣電影頗為引人矚目,把當下臺灣電影放在世界華語電影的格局中,尤其可見臺灣電影在豐富華語電影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與貢獻。然而,除了《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得到大陸觀眾的熱烈追捧外,《海角七號》,特別是《賽德克•巴萊》在大陸地區并未獲得預期的票房。因此,臺灣電影要想獲得大陸市場的肯定,還有很大努力的空間。她認為,臺灣電影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形成了兩種傳統,一種是臺灣新電影的小傳統,是以侯孝賢為代表的,以表現臺灣本土歷史、文化、族群生活為主的電影傳統,即在地化傳統;另一種臺灣新電影的大傳統,是以李安為代表的,以表現中華文化、倫理、道德為主,對東方文明精致化呈現的電影傳統,即東方文明傳統。當下的臺灣電影獲得臺灣市場的肯定是充分繼承了以侯孝賢為代表的臺灣新電影“小傳統”并將之推向極致的結果。然而,由于兩岸多年的隔絕狀態,大陸對臺灣的了解還不是很深入,故在臺灣引起重大反響的題材,對大陸觀眾來說還是有很大的隔膜。因此,當下臺灣電影要開拓大陸市場,爭取大陸觀眾,必須要重視臺灣新電影的大傳統。

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同屬東亞福利體制。雖然大陸醫療保險改革都已經歷30年。但是目前大陸地區的基本醫療保險存在看病難、看病貴、醫患矛盾激化等問題。而臺灣地區的全民健康保險在醫療費用控制、雙向轉診制度等方面較為領先。主要通過文獻分析法來比較兩岸醫療保障制度的差異，分析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并以此來探討中國大陸在新一輪醫改和和落實全民醫保的過程中可以借鑒的臺灣地區經驗。

關鍵詞：全民健康保險；基本醫療保險；東亞福利體制

一、兩岸醫療保險制度的差異分析

（一）制度演進過程。臺灣地區的全民健康保險從規劃到實施經歷了十年的時間，組建了專門的行政機構負責健保的規劃實施事宜，經過不同黨派和利益集團之間的爭奪與權衡，健保草案最終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后的改革均以修改健保法案的方式進行，法律條文給予了全民健保更多的公信力與穩定性。而大陸在經歷了漫長的國家-單位保障體制之后，主要以試點的方式進行基本醫療保險的規劃籌備工作，缺少必要的法律條文來保證醫療保險的實施，而主要是以公文的形式來予以確認，法律效力較低且隨意性較大。（二）制度內容。1.保險對象及分類。臺灣地區民健保被保險對象分為六類，實行家庭保障，覆蓋率高達100%，除服役軍人、受刑人員及受社會救濟者外，其眷屬均受到保障。大陸的基本醫療保險對象分為城鎮居民、農村居民和城鎮職工，只實現了制度層面的全面覆蓋。2.保險費率及負擔比例。全民健保的一般保險費費率自開辦至2002年均維持在4.25%，后逐漸調整至5.17%。二代健保實施后，因加收補充保險費，費率下調至4.69%。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費由雇主和雇員共同繳納，雇主須繳納員工工資總額的6%，雇員須繳納本人工資收入的2%，繳費率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而做出相應的調整。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則根據各省情況制定了不同的繳納標準和政府的承擔金額，差異較大。全民健康保險的繳費率總體低于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三）配套政策。1.長期護理。全民健保除基本的醫療保障功能之外，還具有居家照顧、預防保健、康復等功能，長期照護工作引入了以公眾健康為導向的“論人計酬”方式，即以某一醫療機構負責特定區域內所有公民的健康問題，該機構自負盈虧，健保署只支付一定額度的費用。該機構為了盈利會增加預防保健項目，引導科學、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減少醫療支出。目前，臺灣地區正在推動長期照護的立法工作和服務體系的轉型。大陸于2016年出臺了《關于開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的指導意見》，要求以長期失能的參保人員為保障對象，并在重慶、上海等14個省市開展試點工作。無論是在醫療體系建構，還是在立法進度上，大陸都相對發展較晚。2.分級轉診制度。全民健保制度下的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分為四個層級：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和基層院所。民眾可自由選擇醫院的層級，但就醫前未經轉診，自付比例會隨醫院層級的增加而增加，且醫院需承擔這部分醫療費用差額。這種補償機制可以引導民眾逐步形成基層首診的習慣，限制大型公立醫院的接診行為。針對急病和重病，基層院所可根據病情將患者轉診至具備急救能力的醫院；針對小病和慢性病，建立個案加以管理，將病情穩定的慢性病患者留在基層照護，提高醫療資源的利用率。大陸《“十三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提出，地區的分級轉診制度的建設將以家庭醫生簽約服務為重點，加強上下級醫院之間的聯動。完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的價格機制和醫療保險支付機制，落實雙向轉診制度，逐步形成合理的就醫格局。但目前基層醫療機構資源匱乏、群眾缺乏基層就診意愿、轉診之后起付線不同、醫院之間利益競爭導致分工合作困難等問題尚存，阻礙了雙向轉診制度的建立。（四）辦醫格局。臺灣地區全民健康保險的辦醫格局具有市場化和多元化的特征。醫療服務機構呈現醫院數量減少和診所數量增長的趨勢，其中公立機構占比極小，私立醫療機構擁有絕對的數量優勢。競爭促使醫療服務機構不斷提升服務效率和服務品質以滿足患者的需求，同時也減少了健保支出和資源浪費。近年來，民間資本逐步開始參與公共衛生事業，私立醫療服務機構蓬勃興起，但私立醫療服務機構的整體實力始終無法與公立醫療服務機構相提并論。在基本醫療保險方面，公立醫院是唯一的醫療服務供給者，處于壟斷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醫療機構提高服務效率和品質的積極性。

二、造成兩岸醫療保險制度差異的因素分析

為切實推進我鄉兩岸的綠化，確保庫區生態安全，實現“一江碧水，兩岸青山”目標，根據《縣綠化建設指揮部關于印發〈縣兩岸綠化實施方案〉的通知》（長指發〔〕1號）、《縣綠化建設指揮部關于提前實施兩岸綠化生態林建設任務的通知》（長指發〔〕10號）文件精神，結合本鄉實際，制定本實施方案。

一、基本思路

以“綠化，行動”為總攬。按照“縣里統一領導，部門密切配合，鄉鎮具體實施”的要求，按照“生態優先，因地制宜，適地適樹、突出重點、統籌兼顧、新造改造并舉、補植管護并重，生態與經濟林共建”的原則。培育多樹種、多林種、多景觀的健康森林。實現“一江碧水，兩岸青山”的目標。

二、目標任務

鄉年秋季提前實施2012年兩岸綠化任務為8526.2畝（下達計劃8371畝，需調整計劃155.4畝）。其中一般生態林8053.9畝，經濟林（佛手）472.3畝。

三、規劃布局

一、兩岸三地經貿投資合作的歷史與現狀

1.香港與祖國內地經貿投資合作的歷史與現狀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實行對外開放以來，香港與祖國內地經貿投資合作關系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1985年，祖國內地與香港經貿投資合作的起步階段。這一階段，國家首先在東部沿海地區實行對外開放，從興建4個經濟特區，到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繼而擴大到3個沿海開發地區；另一方面，大力開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城市市場取向的改革，從而為港商到祖國內地投資及擴大貿易創造了條件。

在貿易方面，按香港海關統計，兩地貿易額由1979年的170.48億港元，增至1985年的1201.75億港元，增長6.05倍。祖國內地與香港貿易在香港對外貿易總值中的排名，由第3位升為第1位。其中，香港自祖國內地轉口由第6位升至第1位；香港產品對祖國內地出口由第15位升至第2位，香港自祖國內地進口，由第2位升至第1位。

港商對祖國內地的投資，首先在經濟特區和沿海少數地區投資興建旅游賓館、酒樓餐廳、建筑裝修、路橋建設和經營出租小汽車等業務。同時陸續以“三來一補”為主要形式，在經濟特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加工貿易項目。投資者以中小資本為主。1979-1985年，祖國內地實際利用外資217.90億美元，其中我國港商對祖國內地的直接投資及其他投資，占很大的比例。廣東是利用外資最多的省份，這段時期，廣東實際利用外資28.46億美元，港資比重超過80%。

（一）海峽兩岸傳統戲曲廣泛交流的動因

1．兩岸血同緣根同宗，有著交流的向心力。兩岸“人同祖、血同緣，同宗共祖、一脈相承”，從臺灣人口構成看，他們大都是大陸漢族血統，血緣關系是通過基因遺傳作用代代相傳，任何時候都無法改變的，而血緣親情是民族凝聚的文化紐帶。

2．兩岸共同的文化根基，有著交流的凝聚力。臺灣與祖國大陸有著源遠流長的文化血脈，臺灣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它與中華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臺灣傳統戲曲根植于中華文化的土壤，體現了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核心價值觀念，沉淀著中國世世代代民間社會的道義和審美選擇，是富有濃厚的中國歷史傳統和民族特征的文化藝術。

3．兩岸傳統戲曲互補性強，有著交流的內趨力。大陸傳統戲曲“原生態”特征突出。改革開放后，大陸藝術精湛的一流劇團及名角把近半世紀戲曲改革的經驗和成果帶到臺灣，使臺灣同胞領略到中國傳統戲曲的精髓。大陸傳統戲曲的原汁、原味、原聲、原貌引發了臺灣同胞對傳統的尊重與回歸。臺灣傳統戲曲承傳、弘揚了大陸傳統戲曲，又受臺灣本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響，因此臺灣傳統戲曲的發展在中華、西方、日本、本土等多元交匯的文化生態中，呈現出移民、原住民、殖民、歐美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質，形成了頗具臺灣風格的種種特性，臺灣傳統戲曲日新月異，有很強的吸引力。互通有無，實現優勢互補也就成為兩岸傳統戲曲界的共同需要，這一需要便產生了交流與合作的內部動力。

（二）促進海峽兩岸傳統戲曲交流的構想

1．開放兩岸政策，創造優越環境和平穩定的政治環境是兩岸傳統戲曲交流的基本保障。改革開放30多年來，兩岸政治關系的緩和為兩岸的交流與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所以使兩岸戲曲交流得以進一步發展。兩岸傳統戲曲從民間到官方，從單向到雙向，都是伴隨著兩岸政策的不斷開放才得以實現的，這是兩岸傳統戲曲交流得以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因。如果兩岸政治動蕩不安，像建國初期那樣，那么兩岸則會進入緊張狀態，那時，兩岸沒有往來，還何談戲曲的交流與發展。新時期以來兩岸政治關系的緩和向穩定并進一步向友好的方向發展，增強了臺灣人民對大陸的信心，為兩岸戲曲交流創造了和平穩定的政治環境。當前兩岸戲曲交流雖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由于兩岸的政策限制，使得兩岸戲曲交流仍存在許多羈絆。加強對臺戲曲交流需要政府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政府給予靈活的政策支持，可以為加強對臺戲曲交流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從而促進兩岸戲曲交流向著更寬更廣的方向發展，拓展戲曲交流范圍，促進兩岸戲曲交流由點到面，全面發展。因此，兩岸傳統戲曲交流要更加全面的開展，更加快速的發展，還需兩岸政策上的鼎力支持。

兩岸和平發展之概念共識

1895年以來，海峽兩岸人民飽受戰亂和政治動蕩之戧害。對于經歷過百年苦難的中華民族來說，和平穩定的生活彌足珍貴。早在1953年12月31日，在會見印度代表團時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此作為指導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發展關系的準則。1955年4月在萬隆會議上進一步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的主張。但是，當時中國大陸居于主流的世界觀還停留在“世界革命”階段，受到“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認識和復雜的周邊環境影響，和平共處原則并未真正成為當時大陸的世界觀和主流價值體系。“”期間，中國大陸陷入近百年來最瘋狂的政治動亂，那時的中國大陸不僅沒能與國際主流社會實現和平共處關系，而且還有過“輸出革命”的豪言壯語。在大陸內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極左思潮下的群眾運動讓大陸政權瀕臨崩潰邊緣，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物極必反，“”意外地使中國大陸社會意識形態回歸穩健與成熟，不僅與國際主流社會走向“和平共處”，而且在大陸內部形成了“穩定壓倒一切”的主流意識。1978年底開始，中國大陸步入了歷史上難得的和平、穩定和發展階段。1979年元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宣布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主張透過商談結束軍事對峙，“以便為雙方的任何一種范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盡快實現通郵通航，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探親訪友，旅游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察。”［1］經過30多年的平穩發展，中國大陸綜合實力和人民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總量已躍居全球第二。中國大陸方面提出的“和平與發展”主張直接來源于鄧小平的智慧。1984年2月22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時說:“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么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2］他在講這個問題時，直接就提到了大陸和臺灣的關系問題。他認為“中國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關心和平和國際局勢的穩定。中國需要至少20年的和平，以便聚精會神地搞國內建設”。1985年3月4日，鄧小平在會見外國友人時進一步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論述。［3］今天我們回頭來看中國大陸30多年來的和平發展道路，不得不佩服鄧小平的遠見卓識。鄧小平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帶有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不難理解，兩岸和平與發展當然是中國整體和平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岸和平發展的主張可以視為鄧小平“和平與發展”主張在兩岸關系領域的具體化。1979年以后，隨著中國大陸與美國關系的改善，臺灣問題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美方對兩岸和平的強烈關切得到中國大陸方面的理解和高度重視，順應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中共方面開始公開用“和平統一”的主張取代“解放臺灣”的傳統論述，兩岸關系翻開歷史性的一頁。“兩岸和平發展”這一概念究竟由誰最早提出，目前并無定論。中國大陸知名學者辛旗早在1992年9月發表于臺灣《中國論壇》的文章《對中國統一前景的幾點思考》中，就提出過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的概念，可見這一概念至少有20年以上的歷史了。中國大陸對臺政策的演變也受到其治國理政思想變化的影響，2004年9月1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正式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概念。和諧社會的思想既強調社會各系統、各階層之間的和諧，也強調整個國家與外部世界的和諧。因此，海峽兩岸的和諧問題也成為人們研究的熱點，有學者在此基礎上研究如何構建和諧的兩岸關系，并撰寫了論文和著作。在2005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們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現階段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維護臺海和平和兩岸關系穩定發展。”在這里，大陸官方版本的兩岸和平發展的概念已經呼之欲出。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與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北京共同發表“兩岸和平發展共同愿景”，這是兩岸和平發展第一次成為兩岸主要政黨的共同政見。國共兩黨共同體認到:“和平與發展是二十一世紀的潮流，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利益。”近年來，兩岸和平發展的主張已分別列入國共雙方重要文獻。2007年10月發表的中共十七大報告中，總書記在涉臺部分800多字講話里面5次提及“和平發展”。在臺灣，兩岸和平發展的概念主張也是許多朝野代表性人物的共同語言。民進黨領導人曾多次提及兩岸和平發展的概念。早在2004年4月24日陳水扁在臺中舉辦謝票感恩晚會時說，“我們要凝聚朝野共識，我們要來制訂頒布‘兩岸和平發展綱領’”。2005年2月謝長廷在他送往“立法院”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兩岸關系將以“和平與發展”為主軸，建構和平穩定的兩岸互動架構。2011年10月4日，蔡英文在東京表示，她有意愿和大陸領導人一同以“互利、明智、負責”的方式，用和平發展的共同語言，來推動兩岸關系。不久前的2012年5月20日，馬英九先生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又兩度提及“兩岸和平發展”。然而，在海峽兩岸的實際政治生活中，“兩岸和平發展”理念基本上還處于概念行銷階段，尚未內化成為多數人認同的價值觀。不僅一般民眾對兩岸和平發展的內涵感到陌生，部分政治人物的實際言行更與兩岸和平發展精神背道而馳。因此，兩岸雙方有必要透過政治社會化的途徑，深入系統地向兩岸民眾推介兩岸和平發展這一重要的政治產品，讓和平發展的觀念深植人心，并且內化成為兩岸關系互動中的行為準則。

兩岸和平發展政治意境分析

盡管多數人對“兩岸和平發展”的認識還停留在概念階段，但是，兩岸和平發展共同愿景從模糊趨向清晰、從抽象走向具體也是不爭的事實。最近4年來，兩岸人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兩岸政治關系越來越平穩、經濟關系越來越密切、人員交往越來越便利、戰爭威脅越來越遠離。為了加快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社會化進程，我們有必要深入探討兩岸和平發展藍圖所蘊含的更美好的意境。首先，“兩岸和平發展”讓我們可以超越政權之爭的政治藩蘺，建立基本的政治互信。海峽兩岸之所以能夠進入“兩岸和平發展”階段，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最基本的政治共識，在這一共識基礎上雙方可以達成“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目標。海峽兩岸雙方已共同體認到，兩岸目前各自所依循的法理精神和有關規定都主張“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國家”。在“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共識基礎上，兩岸在領土主權意義上同屬一個國家既是過去時，也是現在進行時，在此意義上的一個中國是不需要特別去追求的，需要的是兩岸雙方共同去維護和落實。有了這樣的諒解，兩岸雙方就可以“正視現實”，暫時擱置某些高階敏感政治議題，不再進行無謂的內耗，優先解決與兩岸民生息息相關的需求問題。其次，“兩岸和平發展”可以讓雙方擺脫所謂的“統獨之爭”糾纏，找到彼此之間的政治交集。長期以來，“兩岸統一”被過度簡化、曲解，甚至被污名化。兩岸的統一絕非領土和主權的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的問題。今天，所謂的“臺獨”也到了必須正本清源的歷史時刻，當年民進黨內許多人主張“臺獨”，確有其時代的背景，甚至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確實有相當大的要求“臺灣人當家做主”的成分。在事實證明即便在臺灣內部也難以達成“法理臺獨”目標的情況下，“臺獨”主張面臨“創造性轉化”的問題。與被污名化的“兩岸統一”和特殊時代環境下出現的“”或“兩個中國”主張相比較，“兩岸和平發展”的主張包容性更大，在這一概念內涵之下，兩岸三方(紅、藍、綠)的立場和主張可以在多維政治空間下找到交集點，臺灣人民的尊嚴、安全和利益訴求完全可以在“和平發展”的過程中得到更好的解決。兩岸三方可以在兩岸和平發展的共同旗幟下擱置高階敏感政治爭議，爭取更大的空間，創造更好的條件，最終以多贏的方式解決政治分歧。第三，兩岸和平發展是政治穩定與經濟、社會、文化全面發展的相輔相成和良性循環。“和平發展”一詞本身就包括“和平”與“發展”兩個既獨立又統一的概念成分。營造一個非暴力的環境，確保人們有條件在良好的環境條件中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在此基礎上鞏固和平的基礎，這就是和平發展。發展需要和平穩定，發展也可以解決影響和諧穩定的矛盾和問題，并為和平穩定提供新的智慧和足夠的資源條件。2008年5月20日以來，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逐步轉化成為兩岸雙方公權力部門的政策行為，得到兩岸人民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贊揚和肯定。在“和平中尋求發展”與“在發展中促進和平”的理念，為兩岸全方位互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動力。正如所說的，“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思想是我們國家和平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已經明確宣示要堅持和平發展戰略，下決心走出一條與傳統大國興衰不同的強國之路。其核心是以發展的成果增強維護和平的能力，又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前進道路上的問題。這一理念同樣體現在發展兩岸關系、實現和平統一的實踐中”。［4］第四，兩岸和平發展將為雙方創造出更多的時間和更大的空間，使雙方得以從容不迫地解決政治難題。兩岸之間的政治分歧和困難歸根到底是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差異造成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價值觀的分歧。“五十六年來，兩岸在不同的道路上，發展出不同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5］在“兩岸和平發展”的共識之下，海峽兩岸雙方求同存異、相互諒解、相互包容，共同營造和諧、安定、互信的政治環境。兩岸和平發展可以使雙方都愿意給對方更多的時間和更大的空間，以實現兩岸各自內部的全面發展。經濟上的共同發展，文化上的融合創新，社會上的重新一體化，使得兩岸人民開始彼此肯定、彼此欣賞、彼此學習，從而逐漸彌合雙方分歧，為解決長期懸而未決的難題創造條件。在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熏陶下，人們長期以來有關兩岸事務的心理、言論和行為模式將逐漸趨同。“以和為貴”、“兼相愛，交相利”、“以人為本”等中華傳統文化和精神將成為指導兩岸人民行為的圭臬。

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之社會化

盡管從理論上說“兩岸和平發展”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但是，兩岸和平發展要成為兩岸共同的價值觀，可能還需要經過漫長而艱苦的努力。對于兩岸民眾來說，對兩岸和平發展概念的認知僅僅是第一步。如何讓雙方民眾從情感上接受，讓雙方人民了解到，這一概念并非任何一方強加給對方，也不僅僅對一方有利，而是雙方的共同創造，更是兩岸雙贏的最佳選擇，這項工作需要展現出大格局，體現出誠意。兩岸和平發展要成為指導兩岸人民的價值觀，更需要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筆者認為，我們要透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使兩岸社會的絕大多數政治參與者從認知、情感和價值觀念上認同并接受兩岸和平發展的理念，讓兩岸和平發展的觀念真正內化成為指導人們行為的目標和規范。為了順利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社會化進程，海峽兩岸主流社會的政治社會化機構———公權力部門、政黨、學校、媒體、宗教和社會團體、公司企業、家庭等，都要行動起來，扮演政治社會化的“正功能”的角色。首先，兩岸雙方公權力部門可以在各自內部做大量的政策宣導工作，強化民眾政治上的自信，讓民眾對兩岸和平發展感到放心。如前所述，依據雙方各自依循的最高法理和規定，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國家，這樣的價值取向對雙方來說都只是政治現實的描述，不存在自我矮化的問題，更不是改變政治現狀。對于大陸方面來說，“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政治定位，確立了兩岸不是“國與國關系”，而是一個國家內部兩個競爭性政權關系的性質。對于臺灣方面來說，這樣的定位并沒有改變原有的法理堅持，甚至也沒有放棄既有的政治符號和立場。在此基礎上，雙方可以在正視現實、不挑戰既有政治格局的情況下，平等地以雙方都方便的身份展開互動，優先解決發展的問題。其次，雙方的媒體要倡導兩岸和平發展是一個長期穩定的過程，而非權宜之計的理念。兩岸和平發展要求兩岸在較長時間內“維持現狀”、“雙方自我管理，井水不犯河水”。要引導兩岸民眾重新認識維護國家領土統一的真實意義，而且可以將所謂“臺獨”主張引導至“臺灣人民當家做主”的論述。對于部分民眾可能不理解或不接受的問題，雙方也要增強自信心和包容度，只要不違背雙方各自遵循的現行法律，思想和言論層面的不同意見應該受到尊重。章念馳先生曾經公開表示:“我們要尊重兩岸關系的規律與特點，要先易后難，先經后政，要耐得住寂寞，不要不適當地把難以解決的問題拿到條件不成熟時機解決，要堅持擱置爭議，讓交流、交往、經貿文化關系、對話與談判的進程越長越好，在建立了良好信任的基礎上，再解決政治分歧更為妥當。”［6］第三，兩岸各政黨和政治精英要將兩岸和平發展的論述重點從高階政治議題轉移到兩岸經濟、社會、文化等民生問題。對于多數民眾來說，空洞地談國家、領土、主權、治權、政府、政權等概念都是相當抽象的。只有在國家、領土、主權、治權、政府、政權等概念與生活及利益相聯結的時候，兩岸人民才能夠很容易地找到共同的語言。以民為本，為民謀利是任何政治主張合法性和正當性的最大來源。如果我們告訴民眾，和平發展不涉及國家領土、不改變兩岸政治現狀，和平發展意味著兩岸可以實現全面直航、簽署ECFA、讓更多“陸客”來臺觀光，民眾就會理解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牛肉”在哪里。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社會化必須建立在扎實有效的經濟共同發展基礎上。只要雙方從人民的生活和利益出發，就可以超越一時無解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困擾，將目光集中在如何實現便民利民，讓兩岸人民在合作中實現雙贏，兩岸和平發展主張也才更加深植人心。第四，兩岸教育文化機構要在共同傳承中華文化的同時，鼓勵多元和創新，共同致力于中華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兩岸和平發展的價值觀要求雙方承認并接受多元文化兼收并蓄的價值，既肯定共同擁有中華文化傳統，又在海峽兩岸演繹出中華文化現代化的新枝葉，豐富和發展中華文化的內涵。文化是兩岸人民的精神紐帶，文化的融合創新是僅次于經濟發展的和平發展的重要載體，在同屬中華文化的信心基礎上，兩岸文化的差異性不僅不影響和平發展，而且有助于雙方彼此吸引、彼此促進，在此基礎上產生交流合作的更大動力，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最終形成共同的價值體系。兩岸知識系統和話語系統的融合對接，將為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社會化提供不可或缺的文化載體。第五，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社會化必須建立在自下而上，先易后難的兩岸交流交往制度化建設上，要建立在兩岸人民共同的生活基礎上。兩岸公權力部門要鼓勵兩岸人民的交流交往，盡可能減少阻礙和限制兩岸人民自由往來的政策障礙。隨著兩岸交流范圍的擴大，雙方公權力部門要定期從政策法規上進行相應的調整，以便擴大兩岸民間社會的交流交往，讓人民之間的往來更加正常化、便利化。目前兩岸雙方在人員交流交往層面還存在不少政策上的限制，建議雙方在兩岸政治互信有所增強的大背景下，檢討現有的管制措施，盡可能放寬限制，簡化管理流程，讓兩岸各界人民正常往來，深入交流。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社會化必須建立在形成便捷順暢的跨兩岸有形網絡和無形網絡社會上。人員往來是兩岸民眾建立共同的認知、情感和價值觀的前提條件，在相互理解和價值觀趨同的基礎上，雙方可以自然而然地找到新的利益交集，找到更多解決矛盾和困難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