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業被稱為“無煙工業”。當今世界，旅游業迅猛發展，令人刮目相看。據聯合國推薦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進行的測算:1990年世界各國旅游業總收入為29010億美元，1993年為近35000億美元，旅游業已上升為世界上最大的產業，與此相適應，旅游業為全世界提供了許多新的就業機會。據統計，旅游業每隔2．5秒就制造一份工作，目前全球直接和間接依賴旅游業的就業人數達到2.12億人。因此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中，旅游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近年來，東南亞各國重視發展旅游業，其中東盟各國的旅游業比較發達，印支三國和緬甸的旅游業也有所發展。本文擬把廣西與東南亞的旅游業作一比較研究，探討東南亞（特別是東盟各國）發展旅游業的經驗，為廣西旅游業再上新臺階提供一點參考。

一、廣西與東南亞國家旅游業的比較分析

1．旅游資源的比較。廣西的旅游資源非常豐富,桂林至陽朔漓江風景區在世界上享有較高聲譽并吸引著大批中外游人，廣西海岸線長達1595公里，有豐富的濱海旅游資源。北海市有觀濤旅游勝地冠頭嶺，有被稱為“大小蓬萊”的潿洲島及斜陽島嶼風光，有“灘長平、沙白細、水溫凈、浪柔軟”的白虎頭長灘，有欽州市的龍門七十二涇，以70條水道環繞100多個島嶼,十分引人入勝。廣西的文物古跡眾多，有年代久遠的柳州白蓮洞、桂林甑皮巖、南寧豹子頭等古人類遺址，有壯族先民的花山崖壁畫，還有興安靈渠、桂林王城、柳州柳侯祠等古建筑。廣西的花木禽獸觀賞資源也十分豐富，廣西已鑒定的植物就達6000余種,其中銀杉、鐵杉等為世界珍稀種。已發現的獸類130多種,禽類500多種，兩犧爬行類120多種，其中屬國家保護的珍稀動物有40多種，這些是供人們科學考察、探險、避暑等綜合性旅游活動的天然場所。廣西是一個多民族地區，少數民族有壯、瑤、苗、侗、仫佬、毛難、回族等，各個少數民族都有濃郁的獨特風情和各具異彩的民族特色,各民族有獨具特色的建筑藝術、歌舞樂曲、工藝特產、風味佳肴以及斗馬、斗牛、斗雞、斗鳥等習俗活動。

為了使旅游資源得到進一步開發利用,廣西建起了5個既具特色、又相互聯系的旅游區，即突出山水自然風光和歷史文化名城特色的桂林旅游區；突出少數民族風情風俗特色的柳州旅游區；突出亞熱帶風光、邊關景觀和壯族先民文化特點的南寧旅游區；突出僑鄉、寺廟、古跡特點的桂東南旅游區；以濱海風光為特色的濱海旅游區。目前，廣西已初步形成北有桂林、南有北海向全區各地幅射延伸的旅游線路，開辟有觀光旅游、濱海旅游、度假旅游、民俗風情旅游、森林旅游、古文化旅游以及各種特殊旅游項目。

東南亞各國的旅游資源也斑斕多采。在自然旅游資源方面，東南亞國家（除了老撾這個唯一的內陸國外）都有漫長的海岸線，泰國的帕塔雅海灘，馬來西亞的波德申海灘，菲律賓的馬尼拉海灘是著名的海濱游覽地。特別是泰國的帕塔雅海灘，原是一個荒涼的漁村，由于泰國政府的積極開發，帕塔雅已成為世界有名的旅游度假中心，每年接待游客200多萬人，收入占泰國全國旅游業收入的1／5，超過10億美元。東南亞有眾多島嶼，印尼有1．3萬個島嶼，菲律賓有7000多個，許多島嶼風景如畫，名勝古跡眾多，保留著地方獨特的文化和風俗習慣，風光和民族風情交融，如巴厘島已成為印尼最負盛名的游覽勝地，到印尼的外國游客有1/4是到巴厘島旅游的。東南亞有許多奇特的火山,每年吸引著大批游客。東南亞地區的植物和動物資源十分豐富，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的森林覆蓋率在70％以上；東南亞植物種類達數萬種，擁有大量奇花異草，香蕉、菠蘿、木瓜、山珠、榴（）等熱帶水果常年不斷；東南亞約有4萬種動物，其中大象、老虎、犀牛、巨蟒、鱷魚等珍稀動物都有分布，東盟國家利用這些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建立了許多自然保護區、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等，東南亞地處低緯地帶，除緬甸北部地區外，基本都屬熱帶氣候，由于全年無寒暑交替，終年都可開展旅游活動。

在人文旅游資源方面，東南亞地區擁有稱為古代東方四大矢奇跡的印度尼西亞的婆羅浮屠和柬埔寨的吳哥窟。緬甸的仰光大金塔據傳已有2500年的歷史，東南亞各國擁有眾多的古跡，如印度尼西亞的“爪哇猿人”遺址，越南的“和平文化”、“東山文化”遺址。此外，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屬多民族國家，各民族世代相傳的習俗和民族特色增添了游人的極大興趣。如泰國各民族有多姿多彩的節日，主要有宋干節、水燈節、大象節等，還有聞名于世的古典舞和民族舞，別具一格的泰拳，以及賽象，斗雞、觀魚等等。近年來，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迅速，它們的建設成就也吸引著許多國家的大批游人。

[摘要]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制造業產業鏈已實現了跨國發展，各國制造業的發展存在著極大的關聯性。我國制造業已發展到相當規模，正由跨國公司的加工組裝基地向制造基地轉變，并且正在向“世界制造中心”邁進。這就要求我們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促進制造業平衡發展；促進制造業的集群化發展，形成有競爭力的產業群；培養國際性的大企業，壯大中小配套企業；提高創新能力，加強人才培養。

[關鍵詞]制造業競爭力生產效率

制造業是一國繁榮富強的基石，是經濟高速增長的“發動機”。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發展，全球制造業的發展趨勢呈現三種發展趨勢：一是發達國家制造業的比重呈下降趨勢，而工業化過程中的國家制造業的比重正在穩步上升；二是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進了制造業在國家之間的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污染型產業紛紛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制造業出現了研發、生產、經營等各個環節全球化的趨勢；三是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和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全球制造業呈現垂直分工、水平分工和網絡分工并舉的格局，產業鏈不斷細分。

一、制造業發展總體情況的比較

亞洲作為制造業轉移的一大接受區，在過去的幾十年，制造業取得了快速的發展。日本接受了歐美國家的先進技術，首先成為亞洲工業化國家。接著亞洲“四小龍”接受了來自日本和歐美國家的產業轉移，迅速成為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目前，亞洲正處在第三輪產業轉移中，即由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向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轉移。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國外企業來到中國投資、建廠、開拓市場，外資及外國先進技術為中國制造業注入了新的活力。通過引進和學習外國先進技術，中國制造業突飛猛進，總產值從1990年的6704億元到2003年51860億元，增長了6．7倍。2003年，中國GDP達到14170億美元，制造業占39％。我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日本、德國的世界第四大制造強國。由于仍處于工業化過程中，我國制造業仍存在極大的發展空間。因此，目前對我國制造業的發展進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摘要：二十世紀末，亞洲當代藝術開始崛起，在中國當代藝術市場遭遇寒流之時，東南亞現當代藝術卻漸入佳境。通過分析東南亞現當代藝術作品迥異的藝術風格、拍賣市場上的現狀和活躍于市場上的藝術家、藝術作品等方面，探討其在藝術市場上的表現力，進而分析其巨大的內在潛力和外在影響因素。

關鍵詞：東南亞；現當代藝術；市場；發展趨勢

一、關于東南亞現當代藝術產生的背景

東南亞處于印度洋與太平洋、亞洲與大洋洲的“十字路口”，同時也是世界海運以及空運的重要樞紐，因為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所以自古以來都是全球的重要交通要道。基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東南亞呈現出多樣文化的碰撞以及多民族共存的生態。早在公元前一千年，東南亞人就與印度人有了接觸，該地區還受到來自其他地區國家的文化影響，使這里多樣交融共存的民族形態和文化得以長期發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東南亞被“印度化”或者“其他國家化”，恰恰相反，多元的文化、多樣的民族在這里碰撞，給這片土地帶來了絢爛的色彩和優良的基因。東南亞就像是一層美麗的外衣，掀開東南亞這層外衣，就發現它是由既有統一基因又各具文化姿態的十多個國家組成。因此，呈現出的藝術作品也會顯示出一種“和而不同”的區域魅力。十六世紀，歐洲的藝術文化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與殖民活動，進入東南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土地先后被荷蘭、西班牙、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國大肆占領。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東南亞的傳統文化和生態飽受強勢文明的外侵和擠壓。毫無疑問，作為強勢群體的西方殖民者在統治過程中是充滿了暴力和破壞性的。除此之外，東南亞各地還受到來自不同西方殖民者的宗教、語言與社會文化等入侵，迫使西方文化在該區域的一些國家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最終呈現出西方外來文化與當地原生態文化要素的碰撞與融合，并在此基礎上為二十世紀東南亞現當代獨特的藝術面貌的形成奠定基礎。2017年11月16日，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特展“東方與西方之間：拉登•沙勒和胡安•盧納”隆重開幕。印度尼西亞畫家拉登•薩利赫（1811-1880年）和菲律賓（西班牙殖民期間）畫家、雕塑家胡安•盧納（1857-1899年）。這兩位藝術家于西方殖民期間分別從各自的家鄉前往歐洲學習繪畫技藝，并逐漸形成自己的獨特的藝術風格，但是在外期間故鄉對他們的藝術創作影響頗深。拉登•沙勒和胡安•盧納是當地最早一批跨越東西方邊界的藝術家，同時在世界藝術史上同樣也有著重要的地位。不僅如此，一部分歐洲的藝術家來到此地進行或短或長的旅行，并受到當地風土人情的感染，創作出大量的藝術作品，為東南亞本土藝術帶來新的風尚。

二、東南亞藝術拍賣市場的現狀

二十世紀末，東南亞當代藝術開始崛起，2004年中國當代藝術品價格開始上漲，2006年秋，劉小東的作品《三峽新移民》以2200萬元的價格刷新了新藝術家的拍賣紀錄，并打破了當時全球中國當代藝術品拍賣記錄。隨之不久，由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出現影響全球金融，并波及當代藝術市場。中國當代藝術品拍賣行情受其影響出現下滑，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現當代藝術拍賣品卻在穩步上升。其實，藝術拍賣行業對東南亞市場關注已經不短，佳士得最早在2002年把東南亞藝術品拍賣地點轉移到香港，并且在拍賣行中逐漸引入東南亞現當代藝術品。其次就是香港佳士得在2005年設立了“東南亞現代及當代藝術”專場。蘇富比也采取同樣策略，在2008年春季拍賣會把東南亞藝術拍賣從新加坡轉移到香港，共同推動了東南亞藝術品市場的全亞洲化以及全球化。蘇富比于2008年10月4日至8日在香港舉辦2008年秋季拍賣會，并首次舉辦“現代及當代亞洲藝術晚間拍賣會”，在此次拍賣會中，買家對于東南亞現當代藝術品興趣頗高。新晉年輕藝術家的創作作品，以及價格相對不高的油畫在此次拍賣會上，競投過程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在此次十大成交結果中，東南亞占據兩位，分別是印度尼西亞藝術家米斯尼亞迪估價為38萬～58萬港元的油畫作品《對不起英雄，我忘了》（如表1）最終成交價卻以超出估價十倍左右的482萬港元成交；另外一位印度尼西亞的藝術家阿凡迪《紐約時代廣場》以3380萬港元成交，超出預估價格并同時刷新了個人的成交價格記錄。米斯尼亞迪（1973年出生于巴利島）在70年代早期的藝術家“同輩新秀”中還有魯迪•曼度凡尼（印尼）、蘇普塔拉（印尼）、尤尼扎（印尼）、朗奴•溫杜拿（菲律賓）、杰拉丁•哈維爾（菲律賓）。蘇富比和佳士得算得上是藝術品市場行情的風向標，東南亞現當代藝術品在市場上也絕不是曇花一現，而是穩步發展的市場。近些年在拍賣市場上傳統的油畫、水墨水粉絹本作品仍受收藏家歡迎，價格也占據高位。除此之外，漆畫、綜合材料、雕塑藝術作品也逐步被收藏家所喜愛。例如索菲普•皮奇的綜合材料作品《無題（地面與行走）》于佳士得2018年春季亞洲當代藝術拍賣會中以20萬港元成交；印度尼西亞雕塑家IchwanNoor的《蟲球》以68.75萬港元成交；阮嘉智的漆畫木板作品《外省村莊》于2017年香港蘇富比秋季現代及當代東南亞藝術拍賣會中以514萬港元成交。

關鍵詞：中國企業；馬來西亞市場；營銷策略

內容摘要：文章認為中國企業要拓展馬來西亞市場，需要重塑中國企業形象；積極實施人力資源、社會生活和產品等方面的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當地的有利資源，使企業具備較強的環境適應能力；要利用特有的親緣、地緣、文緣、業緣、商緣，充分發揮華商網絡的優勢。

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中國與馬來西亞之間的經貿往來越來越頻繁，合作發展前景十分樂觀。馬來西亞被稱為亞洲第五小龍。近年來，中馬兩國經濟交往頻繁，貿易迅猛增長。中國（未計港澳臺地區）已成為馬來西亞第5大出口國家和第4大進口國，2005年，馬來西亞成為中國的第8大貿易伙伴。馬來西亞地理位置優越，穆斯林人口約1300萬，占全國總人口的60%，這里是清真食品轉銷的樞紐，對于希望打進東南亞市場，甚至輻射到中東市場的企業來說，是非常理想的選擇。

中國企業拓展馬來西亞市場的優勢與劣勢

馬來西亞經商成本較低，2003年政經風險顧問公司對亞太區域中14個國家和地區的工商業運營成本作了調查，調查范圍包括當地的勞工成本、海外員工居所等生活費用、租金、公用支出四項內容，按10分制綜合評分，結果顯示日本最高（9.13分），中國位第七（3.93分），馬來西亞最低（2.22分）。馬來西亞經濟繁榮，是亞洲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而且社會比較安定，風險較小。根據香港政治和經濟風險咨詢公司每年的報告，東南亞國家中新加坡的風險最小，其次是馬來西亞。

同時，中國企業在馬來西亞拓展市場也存在一些挑戰。假冒偽劣，價低質次的產品損害了中國企業的形象。國內同類企業價格混戰，削弱了雙方競爭力。特別是對馬來西亞多元文化的誤解，造成了營銷失誤。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化的國家。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民族文化、生活習俗、禮儀禁忌和節日慶典，這給中國企業的營銷活動帶來機會的同時也造成了困難。部分企業認為，既然中國與馬來西亞華人同文同種、文化相近、生活方式相似，那么，馬來西亞市場與中國市場的差異不會太大。這種文化的“自我參考”造成了營銷視野的狹窄性，據此可能會做出錯誤的營銷決策。當前，中國企業要進入馬來西亞市場，在營銷策略上面臨諸多的挑戰。比如，營銷渠道的單一性及售后服務體系不健全；缺乏理性的市場調查，蜂擁而至地盲目投資；缺乏國際營銷理念，國際營銷經驗不足；沒有清晰的國際目標市場定位；大國本位主義造成對馬來西亞民族特性的忽視等。

【摘要】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本文運用GTAP模型模擬分析了節約時間成本的貿易便利化對中國及南亞諸國的經濟效應。結果表明，貿易時間成本下降30%，不僅對中國及南亞國家的貿易會起到正向的促進作用，而且將改善貿易條件并顯著提升實際GDP及社會福利水平。

【關鍵詞】南亞貿易便利化;“一帶一路”;倡議

引言及文獻綜述

在“一帶一路”提倡的以“五通”為核心的合作模式中，“貿易暢通”就是要“著力解決投資貿易便利化問題，消除投資和貿易壁壘”，其中如何全面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是重中之重。地處“一帶一路”交匯點的南亞，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推進區域。因此，中國和南亞地區各國貿易便利化建設一直以來受到廣泛關注。國內針對中國與南亞諸國經貿往來的相關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為主。例如，朱翠萍（2017）針對“一帶一路”在南亞推進過程中所面臨的地緣政治格局及突破路徑進行了深入分析。貿易便利化經濟效應的量化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為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例如，Hertel等（2001）采用GTAP模型分析了日本和新加坡之間自由貿易協定的影響；劉宇等（2016）以中哈貿易為例，研究了貿易便利化的經濟影響；楊軍等（2015）采用GTAP模型分析了節約通關時間的貿易便利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綜上所述，關于中國與南亞國家貿易便利化經濟影響的相關研究極為匱乏。因此，本文將應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貿易便利化對中國及南亞國家的經濟、貿易及社會福利的影響。

中國與南亞諸國通關時間比較

自2004年以來，世界銀行每年的《DoingBusiness》對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經商環境進行了定量分析。其中，包含了對進出口貨物通關時間的相關統計，進出口總天數被分解為海關、港口和內陸運輸三部分。依據世界銀行2017年《DoingBusiness》報告中有關數據統計可得，中國出口通關時間與發達國家相比差別不大，平均需要2～3天，而歐美國家平均天數為1天之內，時間延誤的主要原因是港口延誤。進口通關效率與歐美國家相比差距相對明顯，中國平均進口通關時間為7天以內，而主要制約因素是港口延誤及海關通關時間延遲。南亞地區因地緣政治及地理環境影響，出口通關時間平均為7天，進口通關時間平均為11.5天，遠高于中國，較發達國家更是差距巨大。斯里蘭卡及尼泊爾是南亞國家中進出口貿易通關時間最少的，緊隨其后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阿富汗因多年戰亂，交通基礎設施遭到破壞，貿易通關時間遠高于南亞其他國家，使得整個南亞地區平均通關時間大幅度上升。

東南亞貨幣危機影響不大

中國副總理、外交部長錢其琛指出，東南亞最近發生的貨幣金融危機，只是亞太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短暫波動現象，影響不大。東亞經濟總體上保持了增長勢頭，仍然是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發展前景看好，亞太經濟目前以經濟改革、區域經濟合作、經濟合作同政治安全對話相結合等三個方面的表現最為引人注目。在經濟改革方面，東南亞、中南半島和南亞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已經取得成效，經濟結構調整逐漸深化，競爭能力不斷提高，正形成多個經濟增長點，亞太區域內與區域間的經濟合作日趨活躍，亞細安自由貿易區、南亞區域合作聯盟、湄公河盆地發展等次區域合作步伐加快；而亞太經合論壇和亞歐峰會也正將經貿、投資、技術合作的共識轉化為實際行動；亞細安區域論壇、亞細安與對話伙伴國外長擴大會議等機制，使亞太區域經濟領域的互利合作同政治安全領域的對話與合作相輔相成，促進了本區域的穩定與發展。不過，亞太地區的發展仍然面對許多不容忽視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地區內發展仍不平衡，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科技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在市場準入、貿易條件、技術轉移等方面仍然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外部條件制約等因素。

貨幣危機不完全是件壞事中國外經部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認為，這次貨幣危機是一次很好的演習，從中可以看到在環球經濟化過程中，國與國之間的聯系交往越來越多。中國看到了東南亞國家體現出來的團結和唇齒相依的關系，這也將推動中國通過亞太經合論壇等途徑，進一步加強和東南亞各國之間的關系。沒有理由因為最近東南亞貨幣動蕩，而對東亞以及亞洲國家的經濟前景產生懷疑。因為市場在這里，單以中國來看，就有12億人口的市場，只要有市場在，經濟壞不到哪里去。龍永圖也以“隔岸觀火”、“落井下石”和“幸災樂禍”來批評西方國家在東南亞貨幣危機中所采取的“不正常”的態度。他以美元兌馬克匯率為例說，近年馬克兌美元貶值了多少，但就沒有聽到歐盟說要采取什么行動，有時是“人言可畏”而導致人心惶惶。他也說，“我是相信‘風水輪流轉’的，現在世界經濟的重點就是在亞太市場，西方不應當一直將這個趨勢，當作是它們的危機，準確的講，應該是它們的商機，”因為亞洲國家合理的勞動力成本和龐大的市場，提供了它們技術轉移和再發展的機會，還可以幫助它們“減少轉型和調整的陣痛”。龍永圖說，一位西方外交官曾向他用一個非常生動例子來表達某些國家的心態，這位外交官說，西方現在象是一個年華已逝，紅極一時的女主，由于做慣了主角，現在還是喜歡站在舞臺最矚目的位置，面對許多年輕漂亮的新秀，雖然知道她們遲早會代替她，但心里總是酸酸苦苦的。

東南亞貨幣動蕩將是短暫的

一些研究東南亞問題的專家們說，為其經濟而自豪的東南亞國家可能只需度過一個短暫的痛苦時期。東南亞各國自從讓其貨幣隨行就市以來，這些國家遭受了貨幣動蕩的沉重打擊。對于把貨幣穩定視為經濟長期增長基礎的各國政府來說，剛剛過去的是惡夢般的二個月。分析們家說，這一波動和幾個股票市場所出現的相應動蕩可能將是短暫的，只要各國政府和各公司都迅速適應浮動貨幣匯率而非受管制貨幣匯率的新時代。

所羅門公司（新加坡）首席地區戰略專家卡波爾說：“如今經濟理性主義的復興占了上風。坦率他說，我并不悲觀失望。”

語言是人類交流的基本工具，在國際交流與合作中，翻譯人才必不可少。云南省地處我國西南邊陲，處于古代南方絲綢之路要道，邊界線總長為4000多公里，與緬甸、老撾、越南毗連，擁有面向“三亞”、肩挑“兩洋”的獨特區位優勢，是我國面向東南亞、南亞開放的窗口，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要省份。近年來，隨著橋頭堡建設的深入實施，云南與東南亞、南亞各國不斷推進和深化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這既對云南省小語種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提出了挑戰，也為其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事實上，語言翻譯人才的匱缺已成為云南省實施“走出去”建設規劃的重要制約因素。云南省政府早在2006年就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召開了系列會議，采取了相應措施推動云南省高校開展東南亞、南亞語種（簡稱“小語種”）的人才培養工作。目前看來，云南省高校小語種人才培養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存在的問題也日益凸顯。因此，如何破解云南省高校小語種人才培養的難題，突破發展瓶頸是一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云南省高校東南亞、南亞語種人才培養的成績

2006年迄今，云南省小語種人才培養工作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全力推動下，通過高校自身努力發展，已取得明顯成效。

（一）學生規模增長快速

2006年云南省只有9所高校設置18個小語種專業。目前已有43所高校設置62個小語種專業，其中有省級重點建設小語種專業點11個。在學人數從2006年的不足2000人增加到目前的近6萬人；攻讀小語種專業的語言類學生也從原有的500多人增加到現在的6000多人。

（二）師資建設水平有突破

一、南亞區域合作聯盟與經濟一體化進程概況

近年來，在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outhAsianAssociationforRegionalCooperation)推動下，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逐步深入發展。南亞區域合作聯盟于1985年正式成立，是南亞國家為加強經濟、社會、文化和科學技術領域內的相互合作而成立的一個非政治性集團組織。南盟包括不丹、孟加拉國、印度、馬爾代夫、斯里蘭卡、尼泊爾、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八國。

南盟鼓勵成員國開展次區域合作。1997年4月，印度、孟加拉、尼泊爾和不丹四國宣布成立次區域合作組織，定名為“南亞增長四角”(TheSouthAsianGrowthQuadrngle)。該組織旨在加強四國在經濟領域中的合作，如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以及運輸、通訊、能源等特定項目，以推動本地區經濟全面發展。

盡管一些國家的政局尚待穩定，但是南亞區域合作正穩步發展，南盟取得的最大合作成果是《南亞特惠貿易安排協定》(SAP－TA)的簽署和實施。目前，所有南盟成員國均批準了《南亞自由貿易區協定》，并準備建立南亞關稅同盟和南亞經濟聯盟。隨著簡化簽證手續和降低關稅措施逐步落實，南亞地區人員、商品流動規模正在擴大。各成員國已共同降低了近3000種商品的關稅。

此外，南盟各國還在根除貧困、農業、旅游、交通通訊、教育衛生、環境氣象、文化體育、反和反恐怖、婦女兒童等領域開展了廣泛的合作，并就糧食安全、反和反恐怖問題簽署了合作文件。南盟十分重視扶貧問題，在2005年11月召開的第13屆南盟首腦會議上，南盟宣布2006年至2015年為“南盟減輕貧困十年”，并采取一系列減貧措施。

二、南亞次區域經濟發展概況

近10年來，東南亞華僑的歷史及移民狀況是華人華僑研究的中心內容和未來的研究熱點。［1］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東南亞華僑與中國交往關系發展的轉折點。一戰爆發后，東南亞華僑在當地的生存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他們借助自身的力量以及華僑社會外部(主要是中國)的力量，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然而，長期以來，受民族主義、殖民主義以及冷戰思維等因素的影響，學界習慣于從東南亞華僑社會外部對這一段歷史進行考察。受此影響，人們普遍關注甚至放大華僑對中國政府抗擊外侮的貢獻，卻對廣大華僑為了自身利益，要求中國政府支持和保護他們在當地發展的訴求明顯關注不足。本文以一戰前后東南亞華僑與中國政府交往的電文、中國駐外使節的報告以及當時報刊資料為基礎，梳理一戰爆發后，東南亞華僑為應對當地新的形勢，維護自己在當地的合法權益，所發起的提倡國貨運動，發展航運業等行動。努力站在華僑華人的角度，反思東南亞華僑華人與中國交往關系的新變化。

一、一戰對東南亞華僑經濟的打擊

(一)華僑經濟因為自身弱點而受到的沖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航行于西方與東南亞之間的船只大量減少，西方國家提供給東南亞地區的工業品數量急劇下降，而東南亞地區的原料產品卻無法外運，大量積壓，經濟一片蕭條。當地單一經濟所固有的依附性、脆弱性等弱點暴露無遺。華僑經濟是東南亞地區經濟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一戰也暴露了當地華僑過分依賴西方殖民者、投機經營、銀行業、航運業發展滯后等不足。在緬甸，戰爭也給當地脆弱的華僑商業造成了嚴重損失。戰前，由于當地華僑銀行發育不良，當地華僑商人多通過印度高利貸者以及西方銀行獲得其經營資本。戰爭發生后，當地經濟陷入混亂之中，印度高利貸者及西方銀行為避免損失，只收無放，當地華僑不僅無法借到其所急需的資金，而且還要償還原來所借的款項。與此同時，華僑經濟的支柱產業———大米業卻十分蕭條。戰前，當地市場上，每100籮（每籮46磅）大米售價120-150盾，但戰爭發生后，每100籮僅售80-85盾，卻無人問津。“查全緬積贏未消(銷)之谷，較之平時尚余三分之一，而現在新谷又屆登場，則其積壓大可慨(概)見……”［2］在爪哇島上，一戰也給當地經營糖業的華商造成了沉重的打擊。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糖為爪哇最大之出產，有左右荷印經濟大勢之力量，占輸出額之首位，為世界產量9%。”［3］當時歐洲人掌握了爪哇糖的生產，而在糖的銷售環節上，華商則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一戰初期，受戰爭影響，糖的銷售不斷走俏。爪哇的華商為利所動，大量地加入到承包糖的隊伍當中，其中不少人為了獲得銀行貸款，而不惜將自己的種植園或商店等抵押出去。1917年，“未屆定盤（即簽訂有關劃定糖價的協議）之期，（華商）已爭先向各糖廠訂定”。［4］然而，隨著戰火的不斷蔓延，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被卷入戰爭的漩渦中，航行于東西方之間的船只更形減少，東南亞的產品因無法外運而價格大跌。在爪哇，“初華商與各（糖）廠所定之價，系14盾一擔（百斤），爾時市價為16盾也，至是忽降至15盾，已又落至14盾……已而忽又落至13盾，各糖商已無不同聲呼苦矣，已又落至12（盾），直跌至每擔11盾而后止，于是各糖商無不蹙頞顰眉，惶急無措焉。”［5］據統計，1917年，“華商所定購各廠之糖，共2400萬擔，以每擔折閱三盾計，共折閱7200萬盾。”［6］三寶壟是全爪哇糖業最發達的地區，在上述華僑糖商所遭受的7200萬盾損失中，三寶壟竟占了一半。可見，一戰猶如無情的風雨，使構筑在單一經濟基礎上的東南亞華僑經濟自身的弱點顯露無遺。

(二)日本經濟勢力嚴重威脅華僑在當地的生存發展

一戰發生后，日本在戰火硝煙的掩護下，大肆向東南亞地區進行經濟擴張，逐漸成為繼英法美等國之后東南亞市場新的霸主。［7］華僑經濟是當地經濟中與世界市場聯系較為密切的部分，華僑商人在當地商品銷售環節中，在中介商層面(即外來商品從西方殖民者銷售到當地消費者手中，當地產品從土著居民手中收購到西方殖民者的層面)占據著絕對的優勢。［8］自1908起，東南亞華商在民族主義的召喚下，曾發起規模較大的支援中國反日斗爭的抵制日貨運動，給當地的日本經濟勢力予以很大的打擊。［9］因此，日本便將華僑商人視為自己在東南亞經濟擴張中的最大障礙之一，當時有日人提出：“華僑是我國對南洋貿易的一個大癌，而且（日本在南洋的貿易）不能振作的根源，也就是對華僑的錯覺所產生，至于如何來切除這個大癌與根治錯覺的病因，為當前最主要的問題。”［10］為了根除華僑商人這一支經濟力量，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對當地的調研力度，另一方面，政府從資金、商品生產、運輸、銷售等方面大力扶持本國商人在東南亞市場上，向華僑商人發起直接攻擊。［11］由于日人十分了解華僑經濟的致命傷，因此，他們的進攻頓時引起華僑的極大恐慌。“對于大多數的華人商人來說，歐洲人的商行不是他們的主要競爭者，他們所擔心的是威脅著華人中介商的日本商人，當時有一種日本人從華人手中接管中介商業的趨勢，盡管土生華人報刊喜歡夸大其詞，但東印度的華人商人確實被日本人的這種威脅嚇了一跳。”［12］而新馬地區華僑也承認：“馬人（即馬來人）之競爭打擊，尚屬有待，而日本人之競爭打擊，其患則在眉睫間也。”［13］面對日本商人的瘋狂進攻，東南亞華僑有識之士十分憂慮，陳嘉庚曾痛心疾首地說：“以前（華商經營）各項日用品，多自日本運來，其后日本訓練組織知識分子，散布各處，自行推銷與華僑競爭，（華商）受此打擊甚形慘重。”［14］

一、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發展進程一直緩慢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世界經濟又出現了經濟區域一體化的趨勢。南亞各國領導人開始意識到集體自力更生和區域合作的重要性。南亞7國元首于1985年12月6日在達卡舉行會議,通過了《南亞區域合作宣言》和《南亞區域合作聯盟憲章》,宣告南盟成立。

南亞各中小國家對印度貿易一直處于逆差地位，這使小國對它產生不滿和疑慮的情緒。印度也擔心各鄰國聯合起來對付自己,這導致了長期以來印度與鄰國歷史形成的天然互補貿易關系日益萎縮。另一方面，近年來由于印巴關系一直處于緊張狀態,一年一度的南亞各國首腦會議自1998年以后再三延期。缺乏信任也是導致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發展滯后的重要原因。

二、近年來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發展的條件分析

進入新世紀后,南亞各國工商界人士對本地區區域合作停滯不前的狀況深感不安。認為國家之間的矛盾必須通過和平協商和互惠合作來解決。“9•11”事件后,印度希望在國際組織以及反恐等重大國際問題中得到本地區國家的一致支持。于是也給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機。

1.印巴雙邊關系的改善。2003年4月18日，印度總理瓦杰帕伊在對克什米爾視察時,在記者招待會上向巴基斯坦伸出友誼之手,呼吁開創印巴關系的“新時期”。巴基斯坦方面很快給予積極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