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國后在農村強力推行社會主義改造并實行化，隨后造成了嚴重后果。這種制度實踐是中國自己的創新，還是模仿蘇聯的農業集體化模式的結果？中國推行農業集體化時對20年前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慘痛教訓一無所知嗎？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中蘇兩國農業集體化的成敗得失應該如何評價呢？這些就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蘇聯農業集體化的經驗教訓

蘇聯十月革命后曾經歷了一個短暫的“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政府對工業實施監督，實施勞動義務制以及糧食貿易壟斷和余糧收集制，在農村組織“公社”及其他集體農莊。1921年后又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以醫治戰爭帶來的創傷；以糧食稅取代余糧收集制，同時著手恢復工農業生產。當時有些反對意見認為，這是從戰時共產主義倒退了一步。為此，列寧不久后就聲言“退卻”已經結束，并提出口號要“準備向私人經濟的資本實行進攻”。這表明新經濟政策只是一種暫時過渡，一旦時機成熟，就會發動社會主義的“正面進攻”，把“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變成社會主義的俄羅斯”。于是在1929年左右就開始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業的全盤集體化。[1]

蘇聯處理農業經濟體制的做法對中共建國后的農村政策選擇確實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下面從幾個方面來介紹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道路，并適當地與中國的情況作某些比較，以分析蘇聯農業集體化的經驗教訓對中國的影響。

蘇聯“十月革命”過了11年之后，經濟仍然走不出“恢復時期”，工業剛超過一次大戰前的水平，農業則還低于戰前水平，社會中充滿了各種矛盾，黨內派系斗爭激烈。當時蘇聯的農業總產量雖比布爾什維克建立政權之初有所提高，但商品率即“上市量”卻有所減少，農產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從戰前的73.7％下降到1928年的46％；在國家進口機械和各種原料主要依賴農產品出口的情況下，工業建設的目標嚴重受阻；在農產品出口減少的同時，城市和工業中心地區糧食供應不足的現象日趨嚴重，這使“五年計劃”的主要支柱有垮臺的危險。[2]斯大林于1928年決定加速農業集體化，其實是力圖從這種經濟困境中解脫出來的手段。但當農業集體化完成后，蘇聯卻把當初的這種真實意圖遮掩起來，而聲稱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然做法。后來中共完全接受了這一觀點。

俄共（布爾什維克）是個城市“無產階級”的政黨，十月革命走的是一條先占領城市再占領鄉村的道路，俄共向來對農民不信任。在1917年的革命中，沒收了地主及皇室、教會的土地重新分配，并在1918年夏的第二次土地重分中又沒收了舊式富農的多余土地，相當于完成了“”。雖然布爾什維克出于政治考慮，為了爭取農民在內戰中對自己的支持而承認農民的土地私有權，但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即指出，農村在革命后會更加小資產階級化，這種農民“在地主和資本家被擊潰并被放逐以后，是能夠向無產階級的政治上的專政挑戰的唯一殘存的獨立階級”。以下兩段話則更為著名：“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能不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就是說，建立在最巨大最統一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農民小商品經濟基礎上呢？不，不能。”（斯大林）[3]顯然，對蘇共而言，農村集體化不僅僅是為了“工業化”，而且也是為了打擊個體農民、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需要。中共與俄共本來有很大不同，與鄉間的農民有密切聯系，是以“農村包圍城市”取得政權的，若效法俄共推行農業集體化，勢必嚴重傷害黨在農村的社會基礎。

共建國后在農村強力推行社會主義改造并實行化，隨后造成了嚴重后果。這種制度實踐是中國自己的創新，還是模仿蘇聯的農業集體化模式的結果？中國推行農業集體化時對20年前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慘痛教訓一無所知嗎？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中蘇兩國農業集體化的成敗得失應該如何評價呢？這些就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蘇聯農業集體化的經驗教訓

蘇聯十月革命后曾經歷了一個短暫的“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政府對工業實施監督，實施勞動義務制以及糧食貿易壟斷和余糧收集制，在農村組織“公社”及其他集體農莊。1921年后又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以醫治戰爭帶來的創傷；以糧食稅取代余糧收集制，同時著手恢復工農業生產。當時有些反對意見認為，這是從戰時共產主義倒退了一步。為此，列寧不久后就聲言“退卻”已經結束，并提出口號要“準備向私人經濟的資本實行進攻”。這表明新經濟政策只是一種暫時過渡，一旦時機成熟，就會發動社會主義的“正面進攻”，把“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變成社會主義的俄羅斯”。于是在1929年左右就開始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業的全盤集體化。[1]

蘇聯處理農業經濟體制的做法對中共建國后的農村政策選擇確實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下面從幾個方面來介紹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道路，并適當地與中國的情況作某些比較，以分析蘇聯農業集體化的經驗教訓對中國的影響。

蘇聯“十月革命”過了11年之后，經濟仍然走不出“恢復時期”，工業剛超過一次大戰前的水平，農業則還低于戰前水平，社會中充滿了各種矛盾，黨內派系斗爭激烈。當時蘇聯的農業總產量雖比布爾什維克建立政權之初有所提高，但商品率即“上市量”卻有所減少，農產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從戰前的73.7％下降到1928年的46％；在國家進口機械和各種原料主要依賴農產品出口的情況下，工業建設的目標嚴重受阻；在農產品出口減少的同時，城市和工業中心地區糧食供應不足的現象日趨嚴重，這使“五年計劃”的主要支柱有垮臺的危險。[2]斯大林于1928年決定加速農業集體化，其實是力圖從這種經濟困境中解脫出來的手段。但當農業集體化完成后，蘇聯卻把當初的這種真實意圖遮掩起來，而聲稱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然做法。后來中共完全接受了這一觀點。

俄共（布爾什維克）是個城市“無產階級”的政黨，十月革命走的是一條先占領城市再占領鄉村的道路，俄共向來對農民不信任。在1917年的革命中，沒收了地主及皇室、教會的土地重新分配，并在1918年夏的第二次土地重分中又沒收了舊式富農的多余土地，相當于完成了“”。雖然布爾什維克出于政治考慮，為了爭取農民在內戰中對自己的支持而承認農民的土地私有權，但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即指出，農村在革命后會更加小資產階級化，這種農民“在地主和資本家被擊潰并被放逐以后，是能夠向無產階級的政治上的專政挑戰的唯一殘存的獨立階級”。以下兩段話則更為著名：“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能不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就是說，建立在最巨大最統一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農民小商品經濟基礎上呢？不，不能。”（斯大林）[3]顯然，對蘇共而言，農村集體化不僅僅是為了“工業化”，而且也是為了打擊個體農民、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需要。中共與俄共本來有很大不同，與鄉間的農民有密切聯系，是以“農村包圍城市”取得政權的，若效法俄共推行農業集體化，勢必嚴重傷害黨在農村的社會基礎。

以“一大二公”為核心的農業集體化運動1，在中國農村開始不久，便順利推進，呈現一哄而起、高潮迭起的局面。廣大農民成千成萬地加入合作社，成千成萬地涌入，五六年之內，就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事情發展之快，不僅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也出乎主要領導者本人的預料。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這里面起作用?有人認為，深層的原因是運動的領導者迎合了農民的要求;有人則認定，這是農民的自覺行動。但是，如果我們把視線移向當年的階級斗爭環境，進而分析這種環境下廣大農村干部、農民群眾乃至整個社會的心理，那么，農業集體化運動一哄而起原因的解釋就會另有新的答案。

所謂當年的階級斗爭環境，其一是農村集體運動開始之前，中國農村剛剛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運動，這場運動是在一次大規模的階級斗爭中完成的;集體化運動展開之時，中國農村還彌漫著濃重的階級斗爭火藥味。這一點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有很大不同，主張“趁熱打鐵”的敏銳地抓住，他說:“猛烈的……對兩種資本主義的改造很順利。”2其二，這場稱之為集體化的運動，實際本應是一場對小農的經濟改革運動。通過“經濟的道路”3，即以以市場為紐帶，以等價交換為準繩，用經濟聯合、經濟協作的形式變革、改革小農經濟，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把改造的目標定位于“集體化”，從“一大二公”的空想模式出發，要農民徹底脫離自己千百年來習慣的“小私有”和“熟悉”的商品市場;在方法上又根據領導的經驗，把這場經濟變革過分地階級斗爭化。這就使這場變革脫離了“經濟的道路”，演化成一場人為使“小生產絕種’，4的政治運動。由于一開始就把這場經濟變革作為一場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也由于中國農村前一場階級搏斗還未剎車就“趁熱打鐵”，展開新的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因此，這場集體化運動自始至終都未脫離農村那場階級斗爭的軌跡，也自始至終影響并左右著集體化運動中廣大農民和干部的心理，以至還影響到整個的社會心理。

第一，片面強調依靠貧農積極分子的政策和策略，強化了農村中的貧農優勢和貧農意識，

導致了貧苦積極分子主宰農村社會的心理。在戰爭年代，共產黨全力依靠貧苦農民，一是那時貧苦農民群眾多，二是那時革命戰爭任務突出，依靠貧雇農，首先是靠他們沖鋒陷陣，斗地主、上前線，而生產任務則不是最突出的問題。無疑這是十分可行的策略。現在的情況，一是發展生產成為社會的中心任務，二是農村社會的中農化，中農戶在農村總農戶的比重已占到62．2％，有的地方達到80%"5。這就需要全體農民尤其是最廣大的中農群眾積極參加生產，并帶動貧苦農民擺脫貧窮。因此，中農的意愿，應是政府政策的中心和重點依據。但是，因為當時把“一大二公”作為集體化的追求模式，并仍然把階級斗爭作為中心任務，所以，富裕中農屬于“資產階級”⑥，中農則有自發的資本主義的傾向;只有下層貧苦農民“比較地不固執小農私有生產資料的制度，比較容易接受社會主義改造”⑦，仍是農村最革命的階級，有走“一大二公”集體化的積極性。因此，“必須樹立貧農的優勢，使他們中積極支持和鑫加集體化的人成為領導者.使富裕中農“服從貧農領導”⑧。應該說，如果僅僅從達到集體化的目標來看，農業集體化運動依靠的對象和運作方法都是可行的，并在實踐中得到了證明。但是，從農民與集體化的關系來說，依靠貧農和以貧農積極分子為領導，實際就往往成了以貧農意志為轉移，使中就存在的“抓兩頭，帶中間”的局面重現于農村⑨，導致了貧農積極分子說了算和向貧農看齊的社會心理，造成了由貧苦農民積極分子代表廣大農民決定接受集體化運動的局面。有人說，相信并推崇農民。其實，以貧富而論，農民可分為上、中、下三等，而一般都是中間大，二頭小。相信與推崇的是農村下層貧苦農民。正是這種僅相信依靠下層貧農及其造成的農村貧農壓倒性“優勢”，成了集體化一哄而起和“左”傾思潮無法剎車的階級基礎。

第二，批判自發傾向的階級斗爭，造成了農村社會的“恐資”、“怕私”、“怕富”心理。集體化的目標，既要消滅“資產階級富農”，又要叫“小生產絕種”。因此，批判農民的自發傾向，斗爭地主、富農，.就成了推進農業集體化運動的基本方法一般來說，推進集體化運動，方法類似，即首先乎沸串連、組織骨干;其次是開會宣傳動員;然后布置任務，付之行動。其中開會宜傳，實際是一種批斗大會:批，是批判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指責他們將導致貧富分化，使廣大農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斗，是斗爭地主、富農，由于當時實際已沒有了地主、富農，只好找兒個中已革了命的地、富作活靶子，進行批斗示威。有的地方辦社更干脆，批斗會上當場“顯靈”，宜布:“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辦社，不入社跟他們(指地主、富農)一樣。”⑩至于報紙、廣播以及其他形式的批判與宣傳，更是一邊倒，可以說天天可聞.，處處可見。當時，有的農民怕“共產”、“均產”，賣掉生產資料，轉移資金，或自己組織互助組、合作社，甚至有的離鄉背井，到他村謀生，但這都被判為破壞集體化運動，組織的互助組、合作社也是“假組”、“假社”11;有的地方還直接給單干農民苦頭吃，多攤公、購糧12。這樣，一批二斗三聯系，“農民與農民打架13”，農民不僅在經濟發展上根本不可能再有自己的選擇，而且還加劇了階級斗爭下“恐資”、“恐私”、“怕富”的心理壓力。于是，“社會主義大為上升”，且“每日每時都在增長”，農民便“一批一批站到合作社這邊來”;“最頑固”的富裕中農也改變態度，“有的要求入社，有的準備入社”;地主富農則“一點神氣也沒有了14”。這樣，集體化怎能不一哄而起第三，以政治劃線，造成了農民政治上的自保與競賽心理。認為:集體化是社會主義，單干就是資本主義;合作社先進，單千落后(自辦合作社則是“假社”);互助組比單干先進，初級社比互助組先進，高級社比初級社先進，比高級社先進，等等。這本是一種以政治劃線，脫離生產力發展判斷先進與落后的標準，當時成為無可非議的定論。于是，“公有制”、“大公”，無條件作為先進與革命加以表彰，而單干、小公、私有，則無疑義地作為落后與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受到批判或批評，這導致了具有被動傳統的農民政治上的自保心理。為了使自己不在嚴厲的階級斗爭中落入“落后”與“不革命”的隊伍，農民們扭曲自己的心靈，你迫我趕，加入高潮中的競賽。可以說，以政治劃線，是集體化一哄而起的政治原因。

第四，合作社采取的由貧到富的發展順序，導致了農民入社中的“趕車心理”。為了保證合作化運動中貧農優勢與貧農領導權，促進合作化的發展，組織合作社一般根據各自的經濟狀況，采取由貧到富的發展順序。分批發展，首先是保證以貧農為骨干，吸收部分下中農參加，上中農和富裕中農暫時不參加，地主、富農則以后再說。對已建立的互助組和合作社，要進行整頓，重新建立貧農優勢，那些中農社、富農社必須改組或解FA。這樣，先或后加入合作社或能否加入合作社本身已成為一種政治和身份的評價，是先進與落后的標志、在階級斗爭氣氛濃郁和“怕富”、“恐資”的社會環境中，必然導致農民入社中的“趕趟”、“趕車心理”。所以，當時還有人“痛哭流涕哀求入社”，他們怕如果“不入社與地主、富農一起，不好過日子15”。

【關鍵詞】蘇聯農業/集體化/歷史意義/深刻教訓/啟示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4799(2001)05-0011-07

十月革命的勝利，開辟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時代。在當時蘇俄小農經濟占優勢的條件下，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成為擺在蘇聯共產黨人面前的一項艱巨而緊迫的任務。在列寧逝世之后，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大力推進了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這一運動始于1929年下半年，經過四年多的時間，到1933年基本上完成。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道路大致可概括為：在很短的時期內，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用行政命令將農民使用的土地集中起來，組成勞動組合式集體農莊。消滅富農階級。國家還通過組織機器拖拉機站，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派工人下鄉，向農村增派管理干部，提高農民文化與技術水平，加強對農莊的領導。以期在不長的時間內實行農業集體化。它是蘇聯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同時，對個體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引導千百萬個體農戶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轉變的偉大運動。斯大林領導的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曾付出高昂的代價，但也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豐富經驗與教訓。分析和研究蘇聯農業全盤集體化的實踐，總結其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對于我們推動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斯大林大力推進農業全盤集體化的起因

1.為了擺脫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及其戰爭的威脅，是迫使斯大林推進農業集體化的重要外因

中共建國后在農村強力推行社會主義改造并實行化，隨后造成了嚴重后果。這種制度實踐是中國自己的創新，還是模仿蘇聯的農業集體化模式的結果？中國推行農業集體化時對20年前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慘痛教訓一無所知嗎？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中蘇兩國農業集體化的成敗得失應該如何評價呢？這些就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蘇聯農業集體化的經驗教訓

蘇聯十月革命后曾經歷了一個短暫的“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政府對工業實施監督，實施勞動義務制以及糧食貿易壟斷和余糧收集制，在農村組織“公社”及其他集體農莊。1921年后又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以醫治戰爭帶來的創傷；以糧食稅取代余糧收集制，同時著手恢復工農業生產。當時有些反對意見認為，這是從戰時共產主義倒退了一步。為此，列寧不久后就聲言“退卻”已經結束，并提出口號要“準備向私人經濟的資本實行進攻”。這表明新經濟政策只是一種暫時過渡，一旦時機成熟，就會發動社會主義的“正面進攻”，把“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變成社會主義的俄羅斯”。于是在1929年左右就開始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業的全盤集體化。[1]

蘇聯處理農業經濟體制的做法對中共建國后的農村政策選擇確實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下面從幾個方面來介紹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道路，并適當地與中國的情況作某些比較，以分析蘇聯農業集體化的經驗教訓對中國的影響。

蘇聯“十月革命”過了11年之后，經濟仍然走不出“恢復時期”，工業剛超過一次大戰前的水平，農業則還低于戰前水平，社會中充滿了各種矛盾，黨內派系斗爭激烈。當時蘇聯的農業總產量雖比布爾什維克建立政權之初有所提高，但商品率即“上市量”卻有所減少，農產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從戰前的73.7％下降到1928年的46％；在國家進口機械和各種原料主要依賴農產品出口的情況下，工業建設的目標嚴重受阻；在農產品出口減少的同時，城市和工業中心地區糧食供應不足的現象日趨嚴重，這使“五年計劃”的主要支柱有垮臺的危險。[2]斯大林于1928年決定加速農業集體化，其實是力圖從這種經濟困境中解脫出來的手段。但當農業集體化完成后，蘇聯卻把當初的這種真實意圖遮掩起來，而聲稱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然做法。后來中共完全接受了這一觀點。

俄共（布爾什維克）是個城市“無產階級”的政黨，十月革命走的是一條先占領城市再占領鄉村的道路，俄共向來對農民不信任。在1917年的革命中，沒收了地主及皇室、教會的土地重新分配，并在1918年夏的第二次土地重分中又沒收了舊式富農的多余土地，相當于完成了“”。雖然布爾什維克出于政治考慮，為了爭取農民在內戰中對自己的支持而承認農民的土地私有權，但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即指出，農村在革命后會更加小資產階級化，這種農民“在地主和資本家被擊潰并被放逐以后，是能夠向無產階級的政治上的專政挑戰的唯一殘存的獨立階級”。以下兩段話則更為著名：“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能不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就是說，建立在最巨大最統一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農民小商品經濟基礎上呢？不，不能。”（斯大林）[3]顯然，對蘇共而言，農村集體化不僅僅是為了“工業化”，而且也是為了打擊個體農民、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需要。中共與俄共本來有很大不同，與鄉間的農民有密切聯系，是以“農村包圍城市”取得政權的，若效法俄共推行農業集體化，勢必嚴重傷害黨在農村的社會基礎。

【內容提要】蘇聯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第一次開創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蘇聯農業的發展，為迅速改變當時蘇聯內外交困的被動局面，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當時推進農業全盤集體化的條件是不成熟的，它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展開的一場過早過急過快的運動，曾付出高昂的代價，留下深刻的教訓。分析和研究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總結其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對于我們推動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蘇聯農業/集體化/歷史意義/深刻教訓/啟示

【正文】

十月革命的勝利，開辟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時代。在當時蘇俄小農經濟占優勢的條件下，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成為擺在蘇聯共產黨人面前的一項艱巨而緊迫的任務。在列寧逝世之后，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大力推進了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這一運動始于1929年下半年，經過四年多的時間，到1933年基本上完成。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道路大致可概括為：在很短的時期內，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用行政命令將農民使用的土地集中起來，組成勞動組合式集體農莊。消滅富農階級。國家還通過組織機器拖拉機站，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派工人下鄉，向農村增派管理干部，提高農民文化與技術水平，加強對農莊的領導。以期在不長的時間內實行農業集體化。它是蘇聯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同時，對個體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引導千百萬個體農戶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轉變的偉大運動。斯大林領導的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曾付出高昂的代價，但也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豐富經驗與教訓。分析和研究蘇聯農業全盤集體化的實踐，總結其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對于我們推動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斯大林大力推進農業全盤集體化的起因

1.為了擺脫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及其戰爭的威脅，是迫使斯大林推進農業集體化的重要外因

【內容提要】蘇聯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第一次開創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蘇聯農業的發展，為迅速改變當時蘇聯內外交困的被動局面，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當時推進農業全盤集體化的條件是不成熟的，它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展開的一場過早過急過快的運動，曾付出高昂的代價，留下深刻的教訓。分析和研究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總結其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對于我們推動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蘇聯農業/集體化/歷史意義/深刻教訓/啟示

【正文】

十月革命的勝利，開辟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時代。在當時蘇俄小農經濟占優勢的條件下，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成為擺在蘇聯共產黨人面前的一項艱巨而緊迫的任務。在列寧逝世之后，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大力推進了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這一運動始于1929年下半年，經過四年多的時間，到1933年基本上完成。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道路大致可概括為：在很短的時期內，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用行政命令將農民使用的土地集中起來，組成勞動組合式集體農莊。消滅富農階級。國家還通過組織機器拖拉機站，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派工人下鄉，向農村增派管理干部，提高農民文化與技術水平，加強對農莊的領導。以期在不長的時間內實行農業集體化。它是蘇聯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同時，對個體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引導千百萬個體農戶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轉變的偉大運動。斯大林領導的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曾付出高昂的代價，但也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豐富經驗與教訓。分析和研究蘇聯農業全盤集體化的實踐，總結其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對于我們推動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斯大林大力推進農業全盤集體化的起因

1.為了擺脫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及其戰爭的威脅，是迫使斯大林推進農業集體化的重要外因

「內容提要」廣義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可以包括建國后至1978年前黨在農村開展的各種政治運動。黨把它看作推進我國農業集體化、現代化從而推進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動力和保證。由于各歷史時期的不同背景和中心工作，社教運動在不同階段雖然具有相當的連續性，但又具有明顯的差別。不論社教所提出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如何，它實際上都以不同形式觸及到當時我國發展戰略及由此決定的經濟體制所難以回避的一些深層次問題。

「英文摘要」ThesocialisteducationmovementinitsbroadsenseconsistsofallthepoliticalmovementslaunchedbythePartyinruralareasintheperiodfromthefoundingofNewChinain1949to1978.ThePartytookthismovementasanimportantdrivingforceandguaranteeforachievingcollectivizationandmodernizationinagricultureandthenforanall-roundmodernizationofthewholecountry.Duetodifferentbackgroundsandcentraltasksindifferenthistoricalperiodsthismovementvariedsignificantlyindifferentstagesinspiteofitscontinuity.Regardlessofthewaysthequestionswereraisedandsolvedduringthesocialisteducationmovement，themovementactuallytouched，invariedforms，onthedevelopmentalstrategyandtheunderlyingproblemsthatcouldnotbeavoidedbytheeconomicsystemdeterminedbythestrategy.

「關鍵詞」社教運動/四清/農業集體化/體制安排

廣義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可以包括建國后至1978年前在農村開展的各種政治運動。黨把它看作推進我國農業集體化、現代化從而推進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動力和保證。由于各歷史時期的不同背景和中心工作，社教運動在不同階段雖然具有一定的連續性，但又具有明顯的差別。不論社教所提出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如何，它實際上都以不同形式觸及到當時我國發展戰略及由此決定的經濟體制所難以回避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本文試圖在各個時期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分析整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特別是四清運動內在發展邏輯，并從體制安排的角度說明其由來。

一

建國后，根據不同時期的中心任務及其所決定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不同內容，可以把它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一、熱點背景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于2017年12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會議上，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做好新時代“三農”工作的行動指南。堅持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為“三農”發展提供堅實的政治保障；堅持重中之重戰略地位，切實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落到實處；堅持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線，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堅持立足國內保障自給的方針，牢牢把握國家糧食安全主動權；堅持不斷深化農村改革，激發農村發展新活力；堅持綠色生態導向，推動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堅持保障和改善民生，讓廣大農民有更多的獲得感；堅持遵循鄉村發展規律，扎實推進美麗宜居鄉村建設。會議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和基本原則。按照黨的提出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分兩個階段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戰略安排，明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二、備考教學建議

1.命題規律從考查內容看，主要集中在歷代政府推行的重農措施、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同時期采取的土地政策、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農村生產關系的四次調整、蘇俄時期列寧實施“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新經濟政策、斯大林時期的農業集體化政策以及羅斯福新政中對農業政策的調整等。從考查題型看，既有選擇題也有材料解析題。從考查能力看，突出對學生閱讀材料、獲取信息、調用知識分析問題能力的考查。2.方法指導（1）列表比較法:用列表法歸納總結民主革命時期農民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采取的土地政策及其影響。通過列表比較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生產關系的調整，理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規律。比較蘇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新經濟政策以及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政策的異同點。（2）從文明史觀和全球史觀角度，對中西方農業、農業科技和農業政策進行橫向比較，分析兩者的不同特點。（3）重視東西方農業政策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不同影響及其原因。

三、知識鏈接

“三農”指農業、農民、農村。農業指促進農業發展，農民指增加農民收入，農村指小城鎮建設。（一）中國1.古代中國歷代政府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有利于社會安定；政府調整統治政策，輕徭薄賦、鼓勵生產、獎勵墾荒，對農民的人身控制逐漸放松；重視水利興修，如都江堰、靈渠、京杭大運河等；改革生產工具和推廣先進的生產技術；政府限制土地兼并，如北魏均田制等，但最終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兼并問題，造成農民普遍貧困，激化階級矛盾。2.近代中國（1）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提出平均地權，即核定全國地價，現有地價歸原主所有，革命后因社會進步，有所增漲的地價歸國家所有，由國民共享。這表明資產階級已開始注意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2）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31年，土地革命路線，依靠貧、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使廣大貧雇農在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分到了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證，從而提高了農民生產和革命的積極性。抗日戰爭時期，實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團結了一切抗日力量。解放戰爭時期，1947年中國共產黨決定在解放區進行，沒收地主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經過一年多的斗爭，解放區一億多農民分到了土地，極大地激發了農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3.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農村生產關系的四次調整（二）蘇聯1.1918年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實行余糧收集制，國家實行對糧食的壟斷政策，不允許私人買賣，農民必須按國家規定的數額把全部余糧按統一價格交售給國家。這一做法確保了戰爭特殊時期戰略物資的供應，但嚴重損害了農民利益，引發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2.1921年新經濟政策以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規定農民在交納糧食稅后，剩下的余糧由自己支配，這減輕了農民負擔，緩解了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矛盾，政府允許農民有條件地出售土地，使用雇傭勞動。3.20世紀30年代初，實行農業集體化政策。隨著工業的發展，糧食需求日益增長。1926年，蘇聯開始出現糧食供應困難，于是農業政策發生變化，轉變為“全盤集體化”和“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由于帶有強制性質，引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和抵制。4.赫魯曉夫進行經濟改革，取消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實行收購制；提高收購價格，增加農民收入；大規模開墾荒地；提倡種植玉米，提高糧食產量。（三）美國面對1929—1933年經濟大危機，美國實行羅斯福新政，調整農業政策，成立農業調整局；減少耕地，政府為農業提供補貼；調整農產品結構；提高并穩定農產品價格；保護土壤；改善了農業生產狀況，保護了農民利益，緩和了矛盾。

[摘要]在傳統個體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中，確定了個體農民通過勞動互助社經過合作社到這一組織制度創新環節，實現農業經營方式的轉變。盡管他在實踐中否定了家庭經營的特殊而有效的作用，但也為中國當代農業發展定下了集體經營和共同富裕的原則，找到了農業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成為我國農業制度發展的路徑依賴。

的農業改造觀，來源于馬列主義合作化理論和中國農民互助合作傳統，是中國制定農業政策的理論基礎。它包含了農業改造的目標、途徑、方式等內容，其核心是通過農業組織制度的創新，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經濟體制。對此進行研究，既有助于我們準確理解的農業改造思想，也有利于探索我國當代農業發展的基本道路。

一

盡管在民主革命時期對中國農業改造的論述比較零散，但他已定下農業改造的社會主義道路，指出了傳統農業改造的起點是個體農業，方向是集體農業。因戰爭影響而帶有軍事經濟色彩的勞動互助社，還僅是戰勝經濟困難的農民生產組織形式，但它已被確定為傳統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初始形態。

（一）勞動互助社為中心的合作社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他總結了根據地農民建立互助組織的經驗，提出勞動互助社“是解決勞動力問題的必要的辦法”，認為包括它在內的各種合作社經濟是農村根據地的經濟成分，“和國營經濟配合起來，……將對私人經濟逐漸占優勢并取得領導的地位”[1]（p132，133-134）。他還預示到“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2]（p1255）是中國農業改造的未來。

（二）傳統個體農業改造的方向。他認為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中國農業發展的第一個革命，會“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3]（p1074）。個體農業發展的方向和目標是現代化和集體化，集體化就是社會主義，在農民中建立以勞動互助社為中心的合作社經濟，現代化就是農業機械化。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1]（p311）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工業化是中國發展的未來，必須與農業集體化進程相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