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得到持續快速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由于發展不平衡性和改革帶來的利益調整、利益失恒，使得社會貧富差距增大，城鄉弱勢群體生活窘困的問題十分突出。在惠山區貧困人口中，有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貧困母親。她們收入微薄，家境貧寒，身體狀況令人堪憂……為了家庭，為了孩子，她們默默地承受著一切困苦和勞累，做出的犧牲更多，付出的代價更高，承受的壓力更大?？梢哉f，在貧困人口中，貧困母親的生活境遇尤為艱辛。

惠山區婦聯把救助貧困母親工作作為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和積極參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通過協調社會各界力量，采取有效措施救助貧困母親。為了更好地把救助工作做細做實，2008年底，區婦聯制定調查表，組織全區各級婦聯開展了“關于貧困母親生活現狀”的摸底調查。全區各級婦聯干部根據民政部門提供的基礎數據，深入社區，走進家庭，采取調查問卷、面對面訪談獲得基礎資料，然后進行分類統計，摸清了全區7個鎮（街道）的貧困母親情況，具體情況綜合如下：

一、惠山區貧困母親現狀

全區共有家庭人均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的成年女性620名，占全區婦女總數的3.1‰，占全區總人口的1.6‰。

1、各鎮（街道）貧困母親分布情況

調查數據顯示，我區貧困母親人數分布不均衡，占比最高的是陽山鎮，全鎮共有貧困母親101名，占全鎮人口總數的3.2‰；列居第二的是前洲鎮，貧困母親人數占全鎮人數的2.2‰；占比最低的是錢橋街道，全街道共有貧困母親20名，占全街道人口總數的0.3‰。

為全面了解和掌握全縣貧困黨員的基本情況，研究和解決制約黨員脫貧致富的障礙性問題，進一步加快黨員致富步伐，更好地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切實加強黨員隊伍建設，從5月初開始，我們組織了專門課題組，采取發放調查表、個別座談、走訪等形式，調查了全縣18個鄉鎮的156個行政村（社區、居委會）、1個國有林場、90多個縣直機關企事業單位，重點走訪調查了45個行政村、15個縣直機關企事業單位。通過專題調研，對全縣貧困黨員的基本狀況、致貧原因、存在的問題、幫助黨員解決實際困難的主要做法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并對貧困黨員脫貧致富應采取的措施進行了一些探討。

一、貧困黨員的基本狀況與特點

**縣位于湖南省東南邊陲，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著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是同志**年在我縣沙田頒布的。**年，**被定為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全縣總面積1452平方公里，轄3鎮15鄉1個國有林場，總人口17.1萬。全縣共有22個基層黨委、10個黨總支、369個黨支部，黨員總數7318人。由于**屬典型的老、少、山、邊、窮地區，因此貧困黨員數量比較多。據統計，全縣貧困黨員有831人，占全縣黨員總數的11%。其中農村貧困黨員747人，占全縣貧困黨員的89%，城市貧困黨員84人，占全縣貧困黨員的11%。從這個統計數據來看，我縣的貧困黨員主要分布在農村，反映了我縣以農業人口為主的特點，而農村貧困黨員又主要分布在地處偏遠的村組。在年齡結構方面，年齡在50歲以上的705人，占農村貧困黨員的95%；在文化結構方面，初中以下文化的有695人，占農村黨員的93%；在職業身份方面，農村無職黨員有450人，占農村貧困黨員的大多數，表現為普通黨員多，黨員干部少。在城市84名黨員中，年齡在50歲以上的有57人，下崗失業和退休職工黨員有55人，年齡大和下崗職工黨員占多數。

從我縣貧困黨員的現狀來分析，呈現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年齡老化。全縣年齡在60歲以上的貧困黨員達654人，占貧困黨員的86%，他們黨齡長，年紀大，而且多數已喪失勞動能力或基本喪失勞動能力。二是文化程度偏低。全縣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貧困黨員727人，占貧困黨員的比重為87%，他們文化知識少，缺乏致富的本領、技能。三是體弱多病。全縣體弱多病的貧困黨員達714人，占貧困黨員的85%。這些黨員把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花在治病上，又怎么能脫貧致富呢？四是貧困程度大。從統計結果看，我縣全年沒有收入的黨員56人，年收入100元以下的黨員20人，大大低于當地的人均生活水平，起碼的溫飽問題沒有解決，生活相當困苦。五是缺少致富門路。有的貧困黨員由于受客觀條件限制，身處致富無門的境地，以致對自己和家庭的貧困生活已經習慣了，變得麻木不仁了。當詢問他們想不想脫貧致富時，他們回答：“想又怎么樣呢？”話語中表現出相當的無耐。

二、解決貧困黨員困難的主要做法

黨的十六大指出：“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應該成為貫徹“三個代表”的組織者、推動者和實踐者”。按照這一要求，近年來，針對我縣貧困黨員的狀況，我們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采取多種方式幫助貧困黨員排憂解難，切實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取得了一些成效。

保持農村黨員隊伍的先進性，對于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有著重要意義。目前，一部分農村黨員由于年齡偏大、文化偏低、能力偏弱等原因，陷入了生活貧困的境地，不能發揮“雙帶”作用（帶頭致富和帶領群眾致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黨員先進性的保持和發揮。各級黨組織要把關愛農村貧困黨員作為黨的先進性建設的重要內容，抓緊抓實。

對生活貧困黨員進行關愛和幫扶，各級黨組織要按照“以人為本”的原則，實事求是地看待黨員的生活貧困問題，客觀地分析貧困原因、貧困程度，構建黨內服務機制。針對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措施大膽地對生活貧困黨員進行幫扶和關愛。

一是對喪失勞動能力的老黨員，采取定期補貼方式進行幫扶。各級黨組織要研究對策，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生活貧困問題。紅河州在大量調研的基礎上，多方籌集資金，推出了農村無固定收入老黨員定期生活補助制度，對農村60歲以上、黨齡在10年以上、無固定收入的老黨員按照每人每月20元的標準給予生活補助。這項措施的制定和實施，使全州16000多名生活貧困黨員的實際困難得到了緩解，全州每年補助資金達到380多萬元。

二是對特殊原因突然陷入生活貧困的黨員，通過民政、黨組織兩條途徑進行幫扶。農村黨員由于疾病等不可抗拒的因素陷入生活貧困的，黨組織除按照黨內有關規定，從黨費中拿出一定經費進行幫助、慰問外，還要幫助黨員向民政部門申請困難補助。同時，組織其他黨員向他們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資、勞動力等幫助，促使他們生產生活轉入正常，并逐步擺脫貧困。

三是對有勞動能力的生活貧困黨員，采取多種方式進行幫扶。這部分黨員生活貧困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息、資金、技術和勞力，針對以上情況，黨組織出面給予項目、資金、技術和勞力等方面的幫扶，增強其自身發展經濟的能力，通過健全“造血”功能來解決他們的生活貧困問題。

具體操作中有兩種方式比較有效，一是黨委、政府引導。黨委、政府在多方考察論證的基礎上，按照“公司+基地+農戶”的方式進行農業產業開發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引進項目提供給生活貧困黨員和群眾。二是通過農業專業協會引導，在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按照“支部+協會”的模式，形成技術優勢和市場優勢，生活貧困黨員可以在協會的幫助下確定市場行情好的種植和養殖項目。三是解決發展項目的資金問題。具體操作時有幾種做法。一靠組織籌。主要以黨員互助基金的方式進行。由縣（市）、鄉鎮黨委出面，通過黨員干部捐資、黨費補助、社會贊助等形式籌集起黨員互助基金，再按資金、技術、項目配套的方式有償提供給生活貧困黨員，效益出來后，再將基金返回黨組織用于下一輪幫扶。二靠政策引。主要政策是采取小額信貸的方式。鄉鎮黨委、政府按照小額信貸的發放要求，將貸款向符合發放條件的生活貧困黨員傾斜。三靠互相幫。黨員之間通過墊資、墊物和聯戶擔保貸款互相幫助，解決發展資金問題。對于大額的發展資金，單靠黨員個人無法解決，主要通過黨員聯戶擔保貸款的方式解決。聯保貸款在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協調下開展，以黨員為主，群眾也可以參加，每3至5戶組成一個聯戶擔保小組向信用社申請貸款，黨員聯保小組成員簽署聯保協議書之后，信用社與貸款人在自愿、平等的基礎上簽訂聯保貸款合同。四是解決發展的技術問題，通過集中培訓和互相傳授來解決。近年來，黨組織通過“黨員素質工程”、“黨員電教科技工程”、“綠色證書”、“農廣校和農函大”等形式和途徑，結合各地的農業產業發展方向，集中開展農業實用技術培訓，在黨員中普及實用技術，使農村年輕黨員基本上都掌握了1至2門實用技術。五是解決發展的其他問題。在實踐中基層黨組織和群眾創造了“十戶一體”和“黨員互助組”等新的做法，將幾戶、十幾戶甚至幾十戶農戶聯合為一個小組，黨員在其中發揮組織和帶動作用。

政和縣位于閩北山區偏北處。由于位置偏僻經濟基礎差多年來未能摘掉貧困的帽子。因此，在不足三千學子的政和一中貧困生人數就高達總數的10％?，F作如下調查：貧困生的構成

一、大多數貧困生都來自于農村。家庭成員眾多，壓力沉重難以擔負學費，農村計劃生育工作也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問題，是造成貧困生人數眾多的根本原因。

二、貧困生的另一大來源地是下崗職工家庭，由于他們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導致兒女的學業難以繼續。這是下崗問題所造成的另一隱患。

三、貧困生的學習生活

政和一中從初中到高中共六個年段。其中大多數的貧困同學是靠學校、縣團委、縣婦聯等有關部門采取發送補濟金，設置獎學金，以及減免學費等手段來幫助同學減輕困難。其它的均由親屬或“一幫一”結對子等手段來解決。

在校被列為補助對象的同學大多是學習勤奮刻苦、名列前茅者。

【論文關鍵詞】心理貧困經濟困難少數民族大學生

【論文摘要】心理貧困是由于經濟貧困以及其他社會壓力所導致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困惑。少數民族貧困大學生由于民族生活習慣、經濟負擔能力、文化與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響,給他們的文化適應、人際交往、學業成才、情感需求等造成巨大障礙。了解和掌握少數民族貧困大學生的心理貧困態勢,引導他們走出貧瘠的心理困境,這是當前大學生思想教育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

在我國高等教育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高校貧困生現象已備受社會普遍關注。而貧困生群體中最突出的是少數民族貧困大學生,他們大多來自偏遠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受經濟負擔能力、生活環境變遷、文化與教育背景以及個人認知能力等因素的影響,他們部分人心理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產生自卑、抑郁、焦慮、孤僻等心理問題,比起其他大學生,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加脆弱,更容易出現心理困惑與心里動蕩。盡管各級政府和高校采取了各種積極措施幫助他們解決經濟困難,但人們在關注他們經濟困難的同時,卻忽視他們由于經濟上的困難以及其他社會壓力所導致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困惑,即心理貧困。心理貧困十分內隱,外人無法直接感知,很難體會到那種矛盾、困惑乃至痛苦的內心處境。因為心理貧困,他們難以跨越自己心中的屏障,難以展開自己翱翔的翅膀。

廣西民族大學是一所面向全國招生的地方綜合性院校,目前在校生16000多人,學生中少數民族居多,且多為來自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貧困學生。因此,本文以廣西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貧困生為例,了解和掌握他們的心理貧困態勢,加強心理健康教育,引導他們走出貧瘠的心理困境,使他們順利成長成才。

1文化適應的差異性

相對而言,文化的適應性是指兩種或多種文化之間的相互兼容,但無論如何這種兼容都不可能達到完全意義上的融合,其間必然存在著他者的關系因素。由于地處經濟比較落后的偏遠地區,交通與信息閉塞,少數民族貧困大學生對于外面社會環境的變化知之甚少。從偏遠地區到繁華城市,從本民族文化環境到賦有現代氣息的城市文化環境,文化背景的局限性導致了人的思維的局限性,除本民族文化語境范圍,其余被當作他者看待。傳統的民族文化與現代的城市文化相碰撞,文化心理發生了矛盾性沖突,他們心里難以承受文化語境和價值觀念的轉折,造成他們對新的文化語境的不適應。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圍的變化,加之經濟上的困難,他們處于價值觀念多元化與多種文化矛盾的沖突之中,甚至是劣勢狀態,對他者文化缺乏實質意義的認同感,心里產生焦慮、急躁等情緒或排異行為。

1引言

世界銀行把貧困定義為人們不能獲得最低生活水平。我們常說的貧困主要指經濟貧困，及由此導致的生活水平質量低、購買力不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實現了從普遍貧困走向整體消除絕對貧困，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78年末我國農村貧困發生率約為97.5%，至2017年農村貧困發生率為3.1%[1]。國家統計局的《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農村貧困標準計算，2018年末農村貧困人口1660萬人，比2017年末減少1386萬人[2]。報告提出：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小康社會，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整體消除絕對貧困。雖然我國反貧困工作取得顯著性成就，但仍有1000多萬處于農村貧困線下的絕對貧困人口，反貧困工作仍然任重而道遠。因此，研究反貧困是時代需要，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關于貧困原因，社會學和經濟學提供了多種解釋。社會學從結構主義、沖突主義和功能主義角度給予不同解釋。結構主義認為權力、財富以及其他資源分配的持續不平等導致一些人處于貧困狀態，同時認為貧困文化是導致貧困的重要原因。沖突主義認為貧困是各群體之間利益分配過程中爭奪有限資源的結果，貧困者擁有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資源很少。功能主義認為貧困的存在是一種社會必要狀態。經濟學認為，貧困不僅僅是資源、市場、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匱乏，還是一種能力的匱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則認為：貧困必須被視為是一種對基本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3]。貧困是機會不足、權利不夠和保障不足所導致。因此，2000年世界銀行出版的《世界發展報告》就認為，減貧戰略應該是增進機會、促進賦權和增加保障三管齊下。在知識信息時代尤其是大數據時代，人們對信息的擁有呈現地域分化、階層分化和群體分化特征，信息大量集中在城市、少量分散在農村地區，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擁有更多信息，社會高層人員比社會底層人員擁有更多更集中的信息資源[4]。信息分化趨勢導致信息貧困，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信息分化趨勢。與此同時，不同地域和群體間出現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所描述的“數字鴻溝”現象，數字能力成為知識信息時代的一種重要能力?！皵底著櫆稀币馕吨R資源配置不平衡的加劇,使那些沒有機會接入信息網絡的人成為經濟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邊緣化人群[5]。數字化貧困是信息與通訊技術作用于社會主體而產生的一種新的貧困形式[6]，農村居民的數字化貧困往往表現在信息通訊技術使用意識、使用能力和經濟能力上的缺失或障礙[7]。因此，信息已成為經濟活動中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8]，獲取和利用信息成為當前時代的一種重要能力。信息貧困既包括信息資源缺失又包括信息獲取能力和解讀利用能力薄弱。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之間存在何種關系呢？文章試圖從信息貧困視角出發，嘗試弄清楚信息貧困對經濟貧困產生的影響及其背后的作用機制，并基于此形成針對性的反貧困方式和路徑，從而為反貧困提供政策依據。正如于2016年4月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可以發揮互聯網在助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讓更多貧困群眾用上互聯網，讓農產品通過互聯網走出鄉村。”

2文獻綜述

隨著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發展，信息貧困概念衍生出“數字鴻溝”“數字貧困”相關概念。數字鴻溝、數字貧困與信息貧困并沒有本質區別，只是數字鴻溝、數字貧困的概念更突出了信息化發展的時代特征。為便于信息貧困類型的識別，筆者將缺乏以圖書、期刊、報紙為核心的信息貧困稱為傳統型信息貧困，而把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貧困稱為數字化信息貧困。對信息貧困的理解，已有研究從多重維度展開：①將信息貧困看作是一種經濟、技術資源和社會權利貧困[9]；②認為要從物質貧困、信息能力貧困、信息權利貧困三重不同維度研究和理解信息貧困[4]；③認為要從信息行為、供給需求和經濟貧困三個角度理解信息貧困[10]；④信息貧困表現為自身貧困與環境貧困兩個方面，其影響因素有自然因素、社會因素和信息者個體因素三類[10]。田野調查和實證研究表明信息貧困受信息接受主體和經濟、文化、社會規范和宗教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如焦雪等認為農民工信息需求表達不明確、獲取途徑老化、安全意識低下和信息運用被動僵化等方面的信息素養能力不足[11]；劉亞認為青少年在信息檢索技能、信息評價和選擇,以及從信息中建構和創新知識方面存在的缺陷導致青少年信息貧困[12]；張月琴等人通過對涼山州彝族村落的田野調查發現，當地人的信息貧困主要受價值觀、風俗習慣和宗教文化等社會規范要素的影響[10]。由此可見，信息貧困不僅僅是資源貧困，還是一種能力貧困，受到貧困者自身因素、社會環境、基礎設施等社會因素的影響。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存在什么關系呢？經濟學研究早已將信息作為經濟活動的一種重要因素。信息經濟學認為，市場主體擁有的信息不對等，并基于不完全信息條件選擇市場行為和進行資源配置，經濟主體行為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經濟學家阿羅曾指出：“不確定性具有經濟成本，因而，不確定性的減少就是一項收益。所以，把信息作為一種經濟物品來加以分析，既是可能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苯洕蜕鐣l展的事實證明信息對經濟具有重要作用。隨著經濟形態從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演進，在現代社會中信息資源已經替代了物質、能源而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8]，網絡信息資源共享是知識經濟發展重點[13]，互聯網正在改變生產方式，改變資源配置方式，產業集聚有信息匹配和選擇效應[14]。曼紐爾•卡斯泰爾在《信息化城市》中曾指出：“新的產業空間和新的服務性經濟根據信息部門帶來的動力組織運行，整個過程最后通過信息交流系統來重新整合?！盵15]有研究梳理國內外文獻關于互聯網信息技術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諸種效應、促進農村社會創新的機制及其所面臨的制約因素，并指出農村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擴散和使用正在改造和重塑著農村社會經濟[16]。實證研究表明，信息強空間和經濟強空間呈現正向耦合性，網絡的耦合程度較高，空間節點的信息化和經濟化相互依賴性較高。信息化水平的差異反映了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信息富國與信息窮國的“數字鴻溝”正是它們之間“經濟鴻溝”的結果[5]。未來的經濟是知識與信息成為經濟增長主體要素的經濟,貧富的差別主要取決于對知識信息和高新技術手段應用的程度[17]。研究表明，信息貧困對個體同樣產生顯著性影響?！靶畔⒎只毙獙е仑毨мr戶獲取扶貧信息的能力較弱,家庭收入水平較低的個體農民對扶貧政策的認可程度也較低[18]；城市融合進程中的新生代農民工難以獲得富有價值的信息源、難以通過信息傳輸實現信息的有效獲取，囿于自身信息能力的制約，也難以對信息進行加工與內化，實現信息與其他生產資料的轉化[19]。信息貧困通常與經濟貧困相伴而生，信息貧困是經濟貧困的原因，經濟貧困又會進一步強化信息貧困的結果，兩者互為因果[20]。但是，已有研究對信息貧困影響經濟貧困的機制尚缺乏清晰的解釋，未能明確解答信息貧困是如何傳導到經濟貧困的。文章以此作為研究切入點，試圖發現兩者間的傳導機制，進而為我國反貧困工作提供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3信息貧困傳導到經濟貧困的機制

3.1信息貧困的現狀及原因。在我國，信息貧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尤其是農村地區。由于我國信息發展程度不均衡，為便于考察，將對以圖書、期刊、報紙為核心的傳統型信息貧困和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數字化信息貧困分別考察。3.1.1傳統型信息貧困的現狀及原因。根據《2005年度零點中國公共服務公眾評價指數報告》調查數據顯示，我國公共圖書館在農村地區幾乎是空白，普及率僅為5.9%，90.3%的農村居民表示所在地沒有任何可供借閱圖書或音像的公共圖書館。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第十六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農村居民的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人均報紙閱讀量和人均期刊閱讀量均遠遠低于城鎮居民（見表1）。從上述調查數據來看，導致傳統型信息貧困主要有兩個方面原因：第一，缺乏必要的閱讀設施和信息資源，如缺乏公共圖書館、紙質圖書、報刊資源。第二，閱讀習慣導致信息分化和信息貧困，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村居民相對缺乏閱讀習慣。閱讀習慣受閱讀能力、理解能力高低的影響，同時也與對信息作用的理解差異有關，相對而言，農村居民認為從閱讀中無法直接受益，從而減少甚至摒棄閱讀。3.1.2數字化信息貧困的現狀及原因。數字化信息貧困主要表現為“數字鴻溝”現象。美國商務部把數字鴻溝概括為：“在所有的國家，總有一些人擁有社會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術。他們有最強大的計算機、最好的電話服務、最快的網絡服務，也受到了這方面最好的教育。另外有一部分人，他們出于各種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計算機、最可靠的電話服務或最快最方便的網絡服務。這兩部分人之間的差別，就是所謂的‘數字鴻溝’?！本W絡服務的好壞是“數字鴻溝”的硬性條件，但實際上還有更深層次的軟性條件，即處于具備好的網絡服務的群體間還存在掌握信息技術和利用信息能力的“數字鴻溝”。硬性條件的“數字鴻溝”表現為信息基礎設施的差異。最能反映信息基礎設施的一項重要指標是互聯網普及率，即網絡服務的可及性。根據《第43次中國互聯網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顯示，城鎮和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差異較大（見圖1），至2018年底我國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僅為38.4%，比城鎮地區低近40%[21]，說明城市和農村地區存在顯著性的“數字鴻溝”現象。軟性條件的“數字鴻溝”表現為掌握信息技術和利用信息能力的不足，如不懂互聯網技術、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無法使用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搜集和利用信息?！兜?3次中國互聯網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不懂電腦/網絡（占比54%）、不懂拼音等文化程度限制（占比33.4%）、年齡太大/太?。ㄕ急?1.2%）、沒有電腦等上網設備（占比10%）是導致非網民不上網的主要原因。這表明個體之間存在顯著性的“數字鴻溝”現象。（注：根據互聯網信息中心《第43次中國互聯網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自制圖）因此，數字化信息貧困主要是由于網絡服務不足的硬性條件和掌握信息技術、利用信息能力不足的軟性條件所導致的。3.1.3信息貧困的原因。從上述傳統型信息貧困和數字化信息貧困可以看出，導致信息貧困的原因具有一些共同因素，只是在不同的信息貧困類型中表現形式不一樣。一般來說，人們有效獲取信息時要面對從哪里找信息（信息源）、如何找到信息（獲取能力）以及如何解讀和利用信息（解讀利用能力）三個彼此相關又相互獨立的問題。因此，文章根據這三個方面將信息貧困劃分為信息源貧困、信息獲取能力貧困和信息解讀利用能力貧困。信息源貧困是指無法解決從哪里找信息所導致的信息貧困狀態；信息獲取能力貧困指知道哪里找信息、但不知道如何找到信息所導致的信息貧困狀態；信息解讀利用能力貧困是指知道哪里找信息和如何找到信息、但不知道如何解讀和利用信息所導致的信息貧困狀態。信息源貧困是信息貧困中的絕對貧困情形，而信息獲取能力貧困和信息解讀能力貧困是信息貧困中相對貧困情形。具體見表2。3.2信息貧困與經濟貧困存在耦合現象。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是否存在耦合現象呢？數據表明（見表3），互聯網普及率、網民規模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正向相伴關系，即互聯網普及率越高、網民規模越大，相應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反之亦然。有人可能會認為，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是區域差異導致的收入差異，并不能反映出信息貧困導致了經濟貧困。其實不然，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內部同樣存在信息分化和“數字鴻溝”現象。經觀察發現，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存在正向相伴關系，反之信息富有和經濟富有之間存在相伴關系。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圖書和報刊資料較多、網絡服務和智能手機等硬性條件較好的家庭，一般經濟狀況也較好。另一個佐證來自于月收入分層的網民群體介入互聯網的參與程度及月收入水平的數據。數據顯示：收入越高的群體，參與互聯網程度越高，反之亦然（見表4）。但月收入水平和互聯網參與程度并非線性關系，而是呈現倒U型關系，隨著月收入水平增加，互聯網參與程度增加，但到達一定收入水平之后，互聯網參與程度在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平均到月收入是2353.3元。如果以表4中月收入2000元作為貧困分界線，月收入水平低于貧困分界線的網民群體占39.3%，而月收入水平高于貧困分界線的網民群體占60.8%。這進一步表明，信息貧困與經濟貧困存在正向相伴性。上述內容表明，無論對區域、群體還是個體而言，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存在耦合現象。3.3信息貧困傳導到經濟貧困的機制。信息貧困主要存在信息源貧困、獲取能力貧困和解讀利用能力貧困3種類型。那這3種信息貧困狀態是如何傳導到經濟貧困狀態，其傳導機制是什么？阿瑪蒂亞•森認為經濟貧困本質上是能力不足。3.3.1從信息源貧困到經濟貧困信息源貧困最直接的表現是信息資源缺乏，如圖書、報紙、期刊、電視等傳統媒介資源，公共圖書館以及互聯網資源。這些信息資源缺乏限制了經濟貧困者有效地啟迪智慧、擴展視野、獲取有效的市場信息和最新技術信息等，對處于貧困中的人們擺脫貧困形成難以突破的環境限制。這種信息源貧困導致因機會不足和保障能力不夠所引致的經濟貧困狀態。筆者把這種因機會不足和保障能力不足所導致的經濟貧困類型，稱為資源匱乏性經濟貧困。3.3.2從獲取能力貧困到經濟貧困。獲取能力貧困是指知道從哪里獲取信息，如公共圖書館和互聯網，但由于缺乏閱讀、查找和檢索能力而無法獲得有效信息，這是信息貧困中一種相對貧困狀態。這里信息貧困者由于受教育水平、信息查找和檢索能力等因素限制，從而未能掌握某種信息獲取技術導致缺乏信息優勢。在信息就是資源和財富的時代，缺乏信息優勢意味著經濟競爭中缺乏優勢，從而導致物質上的經濟貧困。筆者把這種因技術性能力不足而導致的經濟貧困類型稱為技術性經濟貧困。3.3.3從解讀利用能力貧困到知識性經濟貧困。解讀利用能力貧困由于缺乏相應的專業知識而導致信息貧困，如缺乏常識、管理類知識、文史類知識、經濟類知識、社會和政治類知識以及技術類知識。對于這類信息貧困者而言，即使獲取到了信息也無法利用這些信息擺脫經濟貧困，由于缺乏專業知識，仍然無法將有效利用信息轉換為經濟效益。筆者把這種因知識性能力不足而導致的經濟貧困類型稱為知識性經濟貧困。需要說明的是，信息源貧困、獲取能力貧困和解讀利用能力貧困3種狀態可能單獨存在，也可能疊加存在，意味著存在多重性信息貧困狀態。因此，經濟貧困狀態也一樣，資源匱乏性經濟貧困、技術性經濟貧困和知識性經濟貧困可能單獨存在，也可能多重存在?，F實中也的確存在區域性貧困和個體性貧困相互疊加狀態，如目前我國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農村區域的貧困者；而東部發達地區和城市區域，單獨性貧困狀況更多。與此同時，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是雙向度影響的。信息貧困會導致經濟貧困，而經濟貧困會反過來加深或固化信息貧困狀態。

【摘要】本文調查分析了新時期農村貧困原因，結論認為，自然災害和環境的惡劣仍然是當今貧困的首要原因，另外，缺勞動力致貧和因上學致貧是新時期下的新的貧困原因。本文還在分析貧困原因的基礎上為下一步制定扶貧戰略提出了思考及看法。

【關鍵詞】農村貧困原因分析扶貧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開始了大規模的扶貧工作。1986年國務院成立了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及辦公室，在全國開展了大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扶貧開發。1994年又實施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到2000年底用七年的時間，解決8000萬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在近20年時間里，中國在扶貧開發領域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中國的貧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億降到1992年的8000萬，再降到2000年3000萬人。進入新世紀，我國的扶貧工作仍然任重道遠，因為剩下的一部分貧困人口大都是分布在自然條件惡劣、基礎設施比較薄弱地區或偏遠地區，脫貧難度較大；其次，基本解決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只是中國扶貧開發所取得的一個階段性勝利。上世紀末脫貧標準低，存在返貧現象；第三，新的歷史條件下，貧困原因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新的特點，新的貧困原因不斷產生，如因上學致貧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都是少見的。

為了摸清新的時期貧困產生的原因，為下一步扶貧制定切合實際的戰略決策，安徽省人民政府在2001年七月，組織了省直有關單位在全省范圍內抽取了10個貧困縣、30個貧困鄉、60個貧困村進行了實地調查，收取了471戶的資料。現根據471戶的資料，對當前農村貧困原因分析如下：

一、被調查貧困戶的基本情況

在扶貧調查收取的471戶資料中，人均收入少于826元k的絕對貧困戶占有440戶。440戶貧困戶共有人口1834人，勞力792人，外出打工173人，人均收入502.5元，其中勞務收入123.2元，占24.5%，種植業收入254.6元，占50.5%，養殖業收入87.8元，占17.4%，其它38.4元，占7.6%。人均擁有耕地0.89畝，人均占有林地0.64畝，人均擁有口糧239.5公斤。住土草房108戶，占24.5%，住土瓦房196戶，占44.5%，住磚瓦房及板房104戶，占23.6%，住危房31戶，占7.01%，住樓房2戶，無房戶1戶。通電384戶，占87.3%，未通電有56戶，占12.7%。有電視機的有181戶，占41.1%，無電視機259戶，占58.9%，通廣播的僅78戶，占17.7%。

保持農村黨員隊伍的先進性，對于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有著重要意義。目前，一部分農村黨員由于年齡偏大、文化偏低、能力偏弱等原因，陷入了生活貧困的境地，不能發揮“雙帶”作用（帶頭致富和帶領群眾致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黨員先進性的保持和發揮。各級黨組織要把關愛農村貧困黨員作為黨的先進性建設的重要內容，抓緊抓實。

對生活貧困黨員進行關愛和幫扶，各級黨組織要按照“以人為本”的原則，實事求是地看待黨員的生活貧困問題，客觀地分析貧困原因、貧困程度，構建黨內服務機制。針對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措施大膽地對生活貧困黨員進行幫扶和關愛。

一是對喪失勞動能力的老黨員，采取定期補貼方式進行幫扶。各級黨組織要研究對策，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生活貧困問題。紅河州在大量調研的基礎上，多方籌集資金，推出了農村無固定收入老黨員定期生活補助制度，對農村60歲以上、黨齡在10年以上、無固定收入的老黨員按照每人每月20元的標準給予生活補助。這項措施的制定和實施，使全州16000多名生活貧困黨員的實際困難得到了緩解，全州每年補助資金達到380多萬元。

二是對特殊原因突然陷入生活貧困的黨員，通過民政、黨組織兩條途徑進行幫扶。農村黨員由于疾病等不可抗拒的因素陷入生活貧困的，黨組織除按照黨內有關規定，從黨費中拿出一定經費進行幫助、慰問外，還要幫助黨員向民政部門申請困難補助。同時，組織其他黨員向他們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資、勞動力等幫助，促使他們生產生活轉入正常，并逐步擺脫貧困。

三是對有勞動能力的生活貧困黨員，采取多種方式進行幫扶。這部分黨員生活貧困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息、資金、技術和勞力，針對以上情況，黨組織出面給予項目、資金、技術和勞力等方面的幫扶，增強其自身發展經濟的能力，通過健全“造血”功能來解決他們的生活貧困問題。

具體操作中有兩種方式比較有效，一是黨委、政府引導。黨委、政府在多方考察論證的基礎上，按照“公司+基地+農戶”的方式進行農業產業開發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引進項目提供給生活貧困黨員和群眾。二是通過農業專業協會引導，在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按照“支部+協會”的模式，形成技術優勢和市場優勢，生活貧困黨員可以在協會的幫助下確定市場行情好的種植和養殖項目。三是解決發展項目的資金問題。具體操作時有幾種做法。一靠組織籌。主要以黨員互助基金的方式進行。由縣（市）、鄉鎮黨委出面，通過黨員干部捐資、黨費補助、社會贊助等形式籌集起黨員互助基金，再按資金、技術、項目配套的方式有償提供給生活貧困黨員，效益出來后，再將基金返回黨組織用于下一輪幫扶。二靠政策引。主要政策是采取小額信貸的方式。鄉鎮黨委、政府按照小額信貸的發放要求，將貸款向符合發放條件的生活貧困黨員傾斜。三靠互相幫。黨員之間通過墊資、墊物和聯戶擔保貸款互相幫助，解決發展資金問題。對于大額的發展資金，單靠黨員個人無法解決，主要通過黨員聯戶擔保貸款的方式解決。聯保貸款在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協調下開展，以黨員為主，群眾也可以參加，每3至5戶組成一個聯戶擔保小組向信用社申請貸款，黨員聯保小組成員簽署聯保協議書之后，信用社與貸款人在自愿、平等的基礎上簽訂聯保貸款合同。四是解決發展的技術問題，通過集中培訓和互相傳授來解決。近年來，黨組織通過“黨員素質工程”、“黨員電教科技工程”、“綠色證書”、“農廣校和農函大”等形式和途徑，結合各地的農業產業發展方向，集中開展農業實用技術培訓，在黨員中普及實用技術，使農村年輕黨員基本上都掌握了1至2門實用技術。五是解決發展的其他問題。在實踐中基層黨組織和群眾創造了“十戶一體”和“黨員互助組”等新的做法，將幾戶、十幾戶甚至幾十戶農戶聯合為一個小組，黨員在其中發揮組織和帶動作用。

一、我國貧困地區鄉村旅游發展的必要性

鄉村旅游是以農村自然風光、人文遺跡、風土人情、農業生產、農民生活及生態環境為旅游吸引物，以城市居民為目標市場，以滿足旅游者休閑、度假、體驗、觀光、娛樂等需求的旅游活動。因此發展鄉村旅游將為我國農村，尤其是我國中、西部地區貧困農村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1)發展鄉村旅游是促進新農村建設的有效途徑一是有利于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鄉村旅游有效促進了農業產業化經營，帶動了農副產品及手工藝品加工、交通運輸、房地產等相關產業發展。江西省瑞金市通過發展鄉村旅游，極大帶動了第一、二、三產業的發展，并進一步優化了農村產業結構，增加了農民收人，2010年全市實現鄉村旅游總收入高達1．2億元，旅游收入增幅達147％。二是有利于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提高農民生活水平。鄉村旅游使得相當數量的農民成為旅游從業者，這就為農民增加收入提供了可能性。另外部分農民通過打零工、辦旅館、擺小攤、開餐館、加工出售紀念品等方式也達到增收目的。湖北紅安市著力打造“紅色文化、生態家園”名片，大力發展鄉村旅游，極大推動了農村土地流轉、農宅出租，帶動了相關產業發展，2010年全市農民人均年純收入達到9654元，農民人均年純收入首次超過城質的提高。鄉村旅游把城市新信息、新理念帶入農村，這對于農民素質的提高及鄉村文明建設具有積極影響。由于鄉村旅游從業的需要，一方面，使得學文化、學技術成了很多農民的自覺行動。另一方面，很多村民自覺學習普通話、外語和電腦，農民素質得到全面提升。江西瑞金密溪村發展鄉村旅游5年多以來，呈現出村風純樸、民心順暢的精神風貌，2010年還被評為江西省先進文明村。四是有利于促進生態環境保護及可持續發展。鄉村旅游發展，使得鄉村保護旅游資源成為一種必然，一方面增強了廣大農民環保意識，促進了鄉村環境、生態及文化資源的保護；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鄉村旅游社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使鄉村旅游與鄉村社措一是縮小了城鄉差距。鄉村旅游發展，給農村帶來大量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通過鄉村旅游，把一部分城市的消費資金轉移到農村，增加了農村經濟實力，促進了農村產業鏈的延長。據國家旅游局統計數據顯示，年均接待10萬人次的鄉村旅游景點，可直接或間接提供350個就業崗位，為1000個家庭帶來經濟收入。二是推動了農村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發展鄉村旅游，農民可以自主選擇是否參與鄉村旅游開發，還可以自發成立旅游協會、農村經濟聯合體等行業組織，這就為農民帶來新的發展機會。三是加快了城鄉共同發展。發展鄉村旅游，加強了城鄉之間的交流和合作，也有助于增加農村資金的投入及其政策上的扶持，促進了各種資源、要素流向農村、農民和農業，推動了農村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此外發展鄉村旅游，有利于拉動城鄉消費，擴大內需，促進城鄉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推動了多層次、復合型鄉村旅游項目一體化建設，加快了鄉村城鎮化發展進程。

(2)發展鄉村旅游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載體一是促進了農村經濟社會的和諧。農民通過參與鄉村旅游的發展過程，精神文化生活得到豐富。貧困地區農村結合鄉村旅游的發展需要，加強了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舉辦各種培訓班，增強農民技能，提高農民素質。二是增進了人和自然的和諧。由于鄉村旅游消耗資源少，環境成本低，一般不會對資源和環境產生直接的硬消耗，這樣就有利于改變“傳統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形成三三昌“資源與環境”的良性互動，既發展了農村經濟，又保護了生態環境，達到“雙贏”的發展格局。三是推進了農村相關產業之間的和諧。據中國社會科三三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統計數據測算，旅游產業對苧旦相關產業的拉動貢獻率一般為1：4，鄉村旅游直接三或間接地帶動了農副產品加工、手工藝品加工、商貿、運輸等產業，并使產業彼此協調發展，“共生共榮”。四是促進了人和人之問的和諧。隨著鄉村旅游的發展，城鄉之間的互動與交流越來越頻繁，旅游使人們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并促進了旅游者與農民之間、旅游者與旅游者之問、農民與農民之間的相互溝通與了解。

二、我國貧困地區鄉村旅游發展的現實性

目前我國貧困地區鄉村，尤其是中、西部貧困地區農村的鄉村旅游發展還較為滯后，尤其在旅游服務、基礎設施、接待能力等方面還存在很大差距，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許多論述中，人們往往把“貧困文化”和“文化貧困”混為一談，但實際上兩者并不能等同。所謂“文化貧困”，主要是指貧困人口擁有的文化、知識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和自身發展的要求而呈現知識不足、文化不濟的狀況。它主要是從知識層面上來理解的，基本上局限于工具理性的范疇。而“貧困文化”則主要是從文化形態上來理解，屬于價值理性的范疇。其中的“文化”遠非“知識”所能概括。奧斯卡·劉易斯認為，貧困文化是指一套窮人共有的規范和價值觀，是一個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標簽，是一個擁有自己的結構與理性的社會亞文化現象。從根本上說，貧困文化是長期文化貧困的直接后果。審視貧困文化，必須把它放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

貧困文化是現代社會中的一種文化現象，具有相對性。今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結構更加開放，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新舊意識形態不斷裂變整合，這加速了整體性和同質性社會的解構與重組，社會分化趨勢凸顯。而當多數人均處于中等及以上生活水平時，仍有一部分人固守田園、思想守舊，脫離了社會的主流，從而在封閉的環境中發展出了貧困文化。而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雖然很多原始部落和群體對土地很崇拜，在物質上也極為貧困，但由于社會分化不明顯，他們并未脫離社會生活的主流，因此不屬于貧困文化。

但貧困文化并不能與傳統文化簡單地劃等號。臺灣學者林松齡認為，在多數普遍存在著絕對貧窮的傳統社會，卻很少具有貧困文化的非物質文化特性。他更傾向于將貧困文化視作現代社會的一種亞文化。我們認為，傳統文化雖然是歷史的結晶，具有遺傳性，但也往往表現為強烈的現實性和變易性，并不是所有在歷史上出現的文化都可稱為傳統文化。由于我國特殊的歷史國情，尤其是長期城鄉二元結構的發展格局等，使得傳統思想意識影響深遠，尤其在貧困地區，貧困文化更多地受到傳統價值觀影響，表現出傳統文化的特色。而在發達國家城市“貧民窟”中出現的貧困文化，則不具備本國傳統的主要價值及其相關特性。

美國社會學家赫茲拉認為，文化起源于個人與社會生活的迫切需要的滿足。劉易斯也認為，貧困文化實際上是窮人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是窮人對自己低下的社會地位的反應。對長期處于貧困的人們來說，面對父輩們辛勤勞作卻無法擺脫貧困的事實，會產生一種“難逃貧困”的預期，并以此構建他們的思維和價值體系。就如包爾生所言：“在極其貧困的家庭里長大的孩子不會具有獲得和占有的欲望。他們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圍，或者即使表現出了某種超出常需的愿望，這種愿望也不過是一種癡想，永遠不會發展成為強烈的意志力量。”這樣，在預期貧困的內外部環境很難或根本不可能改善的情況下，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降低貧困標準，即依據自己過去的經歷和對幸福生活的理解確立自己的貧困標準，并進而執著于這種自認為有理由珍視的生活。于是就出現了“你認為我窮，但我不認為我窮”的主觀不貧困現象。通過貧困文化的調節，貧困者滿足了自身的心理需求和所謂的做人尊嚴。但同時，“當這種狀態變為一種習慣，人就會變得沒有遠見，滿不在乎，茍且度日”，形成一種不求進取的價值觀念，使貧困者陷入“自我設限”的藩籬，從而扼殺了其行動的欲望和潛能，使貧困長期存在乃至出現代際傳導。也正因為這樣，在貧困者的價值觀念即貧困主體的精神狀態不發生改變的條件下，單純靠向貧困者提供物質幫助的辦法難以完全消滅貧困現象，很容易發生貧困回歸。

雖然貧困文化作為貧困人口特有的一種生活方式，偏離了主文化價值，且有時由于受其影響，貧困者可能與社會其他群體產生隔閡甚至相互敵視。但一般來說，貧困文化的價值、信仰、規范，并不直接與社會的主文化對抗和構成威脅。況且，貧困文化對社會秩序具有一種保守的力量，因為貧民們不希望維持其生存的脆弱平衡被破壞。只有當這種平衡遭到外力嚴重破壞，且無法恢復的時候，他們才是社會秩序的破壞者和反對者。也只有在這個時候，貧困文化才可能是一種反文化。因此，任何反貧困政策必須適當考慮貧困文化的影響和作用——既要在一定時間內一定程度地維持其獨立性，又要逐步地引導其變遷和轉型。

貧困文化作為一種特殊的價值觀念和心理機制，是一個巨大的社會文化效應場。特別是其中的文化傳統有著強大的輻射和遺傳力。它常常表現為一種內控自制的慣性運動，使貧困者從自卑到自賤進而自足，并外化為愚昧的信仰和習俗，形成抱殘守缺的固定的心理習性，產生各種不同的社會特征和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