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對于藝術學的發展來說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年初藝術學終于脫離“文學”門，正式升格為第13學科門類，從學科建制上保證了藝術學發展的獨立性。然而，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藝術學學科體制的最終確立還是要依托于該學科自身發展的成熟度，有賴于全體藝術學人的共同努力。而在藝術學門類的五個一級學科里，藝術學理論由于學科建制晚、學科成熟度低而尤其飽受學界詬病和社會質疑。目前來看，這種爭議并不會隨著學科升級而消失，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會變得更加激烈。其根本原因在于，藝術學理論學科建設中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兩個嚴重不匹配現象。“一是學科外部制度建設熱火朝天、成績斐然與藝術學學理內涵的認識模糊和極度混亂之間的嚴重不匹配，一是在藝術學學理研究內部存在重學科設計和規劃論證而鮮有權威性、代表性學術力作的嚴重不匹配。”［1］而藝術學理論若想獲得如其學科建制中的一級學科地位，真正做到名副其實，必須要消除這兩個不匹配現象，在學科建設中拿出扎實的、令人信服的高水準研究成果。因此，由凌繼堯教授主編的《中國藝術批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書的面世，無疑對改變藝術學理論學科現狀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國藝術批評史》雖只是藝術學理論所轄二級學科藝術批評的一個研究方向，但由于藝術學理論各二級學科間的密切聯系，以及中國藝術思想與藝術實踐緊密結合的特點，這種學術寫作實踐其實對藝術學理論的主要學科如藝術批評、藝術理論乃至藝術史等學科建構都有參考價值。從學理上看，藝術批評和藝術理論有著明顯的區別。“藝術批評所注意的直接對象是個別的、現實存在的藝術作品，藝術理論所研究的直接對象是藝術的一般規律和原則；藝術批評的對象主要是批評家同時代的藝術作品，藝術理論的對象主要是過去的藝術作品，是藝術遺產；藝術批評偏重于評價，藝術理論偏重于認識；藝術批評往往具有主觀論辯色彩，藝術理論則是冷靜的、客觀的研究。”［2］2但這種學理上的嚴格區分在具體的學術實踐中往往難以得到徹底貫徹，藝術批評和藝術理論還是不分彼此地糾纏在一起。以文藝批評領域發展最為成熟的文學批評史為例，中外文學批評史著作往往都是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混合史。如美國學者韋勒克韋在《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一卷前言中寫道：“‘批評’這一術語我將廣泛地用來解釋以下幾個方面：它指的不僅是對個別作品和作者的評價、‘判斷的’批評、實用批評、文學趣味的征象，而主要是指迄今為止有關文學的原理和理論，文學的本質、創作、功能、影響，文學與人類其他活動的關系，文學的種類、手段、技巧，文學的起源和歷史這些方面的思想。”［3］1鑒于已經形成的現狀和讀者接受的思維定勢，著者認可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成果，并把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對象的這種約定俗成援引為中國藝術批評史研究的范例。遵循這種范例，《中國藝術批評史》把藝術批評史看做藝術批評和藝術理論的歷史。這種處理方式表面看似乎是對先發的強勢學科的一種妥協，但對于蹣跚學步中的中國藝術批評史而言，卻不失為一種最穩妥可行的操作模式，并無形中擴大了中國藝術批評史的學科涵括力：通過學術寫作，能夠將藝術批評和藝術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有力地推進藝術理論和藝術批評的研究。著者對藝術批評這一核心范疇的界定較好地解決了學術慣例與學理間的沖突問題。如果說遵循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寫作慣例顯示了著者研究中的現實性原則，那么在實際的中國藝術批評史寫作中貫穿的明確而自覺的學科意識則彰顯了著者的學理性原則。從學科關聯看，中國藝術批評史處于一組較為成熟的相鄰學科如中國美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以及門類藝術批評史（繪畫批評史、書法批評史、音樂批評史、戲劇批評史）的圍裹之中，如果能夠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將其從與上述相鄰學科千絲萬縷的纏繞中抽繹出來，形成相對獨立的學科范式，無疑對整個藝術學理論學科都具有方法論上的借鑒意義。著者因此科學地界定了中國藝術批評史的研究對象，將其與上述相鄰學科的研究對象區分開來，并在研究中嚴格地遵從。首先，嚴格以我國的學科分類為依據，選擇所研究的資料。根據我國的學科分類，藝術學學科包括音樂學、舞蹈學、戲劇學、影視學、美術學、設計學，不包括文學理論、建筑理論和園林理論，后三者分別是中國語言文學、建筑學、風景園林學等一級學科研究的對象。所以，中國藝術批評思想只能從音樂批評、美術批評、設計批評、戲劇戲曲批評、舞蹈批評中提煉，而不包括文學批評、建筑批評和園林批評。這樣，中國藝術批評史就跟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美學史等強勢學科劃清了界限。其次，中國藝術批評史是中國藝術批評思想的發展史，絕不是各種門類的藝術批評思想發展史的集合（如繪畫批評、音樂批評、書法批評、戲劇批評、藝術設計批評等）。例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阮籍、嵇康的音樂批評，顧愷之、宗炳、謝赫的繪畫批評，王羲之、王僧虔、蕭衍、庾肩吾的書法批評。魏晉南北朝藝術批評思想不是上述門類藝術批評思想的集合或大雜燴，而是從上述音樂批評、繪畫批評和書法批評中抽取、提煉出適用于整個藝術批評的命題、概念、觀點和思想加以系統的闡述。這樣，中國藝術批評史也就與門類藝術批評史拉開了距離。從具體的學術實踐看，這種新學科視野使得著者選擇材料的標準和對同樣材料的理論闡釋都全然有別于相鄰學科。如在美學史、文學批評史中孔子的“興觀群怨”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思想，但這是孔子在評詩時提出的觀點，所以不屬于藝術批評史的研究對象，孔子的藝術批評思想則是由三個相互聯系的問題組成：“藝術具有怎樣的功能，什么樣的藝術才能具有這些功能，藝術如何發揮這些功能？”孔子正是以仁學為基礎，通過音樂，闡述了上述藝術批評原理。“他的‘成于樂’說明了藝術的道德教育功能，他的‘游于藝’說明了藝術的審美陶冶功能。他評價藝術的標準是內容上‘盡善’，形式上‘盡美’。為了達到‘盡美盡善’，藝術要‘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就是和的原則。孔子還要求藝術作品的形式和內容相統一，從而達到‘文質彬彬’。由于藝術以直觀的、形象的方式同時作用于主體的理智和情感，所以它能夠產生強烈的審美享受。孔子‘在齊聞《韶》’，就享受了這種高峰體驗。”［2］24顯然，在全新的理論視野的觀照下，著者解析的孔子藝術批評思想不但區別于孔子的美學思想、文學批評思想，而且具有內在的體系性。這充分說明了中國藝術批評史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存在價值，它完全可以在現代人文社會科學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作為一部通史性質的學術著作，《中國藝術批評史》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啟發性。首先，全書努力做到“略小而見大，舉重以明輕。”著者抓住每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藝術批評著作和一流的藝術批評家或思想家提出的重要藝術批評命題這條主線，力求揭示蕪雜凌亂的表象背后歷史的清晰脈絡。而把握住這些中國藝術批評史中最有價值的東西，也就更易對之做出全新的理論發現和理論概括。像兩漢書論中的藝術批評思想，被著者凝練為八個字“書者，如也”，“書者，散也。”前者以最簡潔的語言說明了藝術模仿論，又細分為兩個子命題：一是“書肇于自然”，表明書法是對自然物象的模仿。二是“書乾坤之陰陽”，說明書法不僅模仿靜止的自然，而且模仿自然的運動；不僅模仿自然外在的狀貌，而且模仿自然內在的發展規律。“書者，散也”則充分表明藝術創作是一種自由的活動，藝術活動的精髓是自由。藝術家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是沒有確定的規則可循而要創作出獨特的作品。雖然只是短短的八個字，卻涵括了兩漢藝術批評思想的重要特征。顯然，這種高度凝練是建立在著者對中國藝術批評史整體走向了然于胸的基礎上，展現了著者對研究材料駕輕就熟的功力。第二，遵循古典釋義學的方法，強調回到原典的原初語境，對原典盡量作出符合它的原初涵義的闡釋。在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本體論闡釋學者看來，闡釋者對歷史文本的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帶有自己的“前理解”或“成見”，且這種“前理解”或“成見”是理解得以可能的首要條件。“任何解釋工作之初都必然有這種先入之見，它作為隨著解釋就已經‘設定了的’的東西是先行給定了的，這就是說，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見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給定了的。”［4］184確實，著者對中國藝術批評史發展脈絡的剪裁及描述中都帶有自己的“前理解”或“成見”（這對于一門正在建構中的學科而言是必要的），但在對具體的古代經典文獻闡釋中，仍然秉持著古典釋義學的方法，回到原典的原初語境，追尋文本和作者的“原意”，力求平心持論，而不深文周納。其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字面意義的闡釋，另一是學術思想的闡釋。比較符合原初涵義的闡釋往往是直接的、有限度的、比較客觀的闡釋，但并不就是低水平的闡釋。為此，著者首先強調文本細讀的功夫，對原典讀深讀透，理解原典的原初意義，同時又注意充分吸納學術界的經典研究成果，在符合原初意義的闡釋中，追求精辟的闡釋。第三，在有機聯系的歷史過程中研究中國藝術批評史，揭示影響藝術批評思想的“內因”和“外緣”等復雜性因素。從“內因”看，藝術批評家的藝術批評觀點不僅應該在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中考察，而且要把每個藝術批評家擺在作為有機聯系的歷史過程的藝術批評史中來考察，闡述每個藝術批評的術語、觀點、問題的來龍去脈和淵源聯系。中國藝術批評史應該展示的不僅是藝術批評家代表著作中的最終結論，而且是藝術批評家思想的產生、形成和發展的生動進程。例如，顧愷之“傳神寫照”的命題，與先秦和漢代哲學中的形神論薪火相傳。這個命題更得益于魏晉哲學形態———玄學的影響，魏晉玄學重神理而輕形骸。同時，這個命題又是人物品藻中“神”的概念在繪畫理論中的運用。從“外緣”看，中國藝術批評史是在一定的社會文化土壤中生長的有血有肉的整體，社會文化背景、社會轉型必然對藝術批評思想產生深遠的影響。例如，在魏晉南北朝的書法理論中，“多力豐筋”、“骨豐肉潤”、“纖濃有方，肥瘦相和”等命題術語，都來自魏晉時期的人物品藻。不了解人物品藻，就不能很好地理解這些術語。審美的人物品藻發生在魏晉時代不是偶然的，魏晉時代是人的覺醒的時代，人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自己的生命、生活，人自身的才情、風神、性貌取代外在的功業、節操受到尊重。

《中國藝術批評史》在研究對象上強調自身的獨立性及與相鄰學科的差異性，在研究方法上則充分展現了中國藝術批評史與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廣泛聯系。該書不但吸納了文獻學與經典注釋學的權威成果，而且從中國文化史、哲學史、美學史以及門類藝術批評史中汲取有益的養料，甚至從西方最新的哲學與美學研究中尋求方法論的啟示，對中國藝術批評史展開開創性的研究，在有機聯系的歷史過程中揭示藝術批評思想產生、形成和發展的內在規律，縷析社會文化背景等外部因素對其產生的影響和制約。應該說，在這部50余萬言的學術著作中，作者的學術主張得到了較為忠實的貫徹，從而在某種意義上確立了中國藝術批評史的基本研究規范。此外，著者將該書的讀者對象定位為大學生和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群，所以在寫作風格上有意追求“有深度的通俗”。首先要通俗易懂。為了做到閱讀無障礙，著者對所引用的古典文獻，都根據有關研究者的注釋本作出比較完整的白話解釋。讀者只要比較認真地閱讀，無須借助工具書就能讀懂。其次是要有一定的深度。著者從老一輩學人馮友蘭、朱光潛等人的學術寫作中受到啟發。“他們的著作明白如話，因為他們的思維清澈似水。他們厚積薄發，思維異常清晰，加上極好的中文修養，所以他們的文字總是如行云流水。‘有深度的通俗’完全不同于膚淺的通俗，它們之間最大的區別是前者耐讀，值得反復玩賞，每讀一次都會有新的滋味，通俗的文字中蘊含著大量的知識點和信息量；而后者則一覽無余，可以一目十行地讀，瀏覽以后就沒有必要再讀。”［2］9應該說，書中對孔子、老子、莊子以及《周易》、《淮南子》等藝術批評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批評著作的闡釋都做到了簡潔曉暢，生動傳神，并蘊含著豐富的內容。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為一部集體合作完成的學術專著，作者之間學術積累、科研水平及文字表達能力的差異，在其所負責的章節中都得到了較為徹底的呈現，因此該書也不可能通篇做到“有深度的通俗”。但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說，“不論那種學問，都是先有術后有學，先有零星片斷的學理，后有條理整齊的科學。”［5］122學科初創階段，疏漏之處在所難免。關鍵是，第一部《中國藝術批評史》的面世，宛若一聲清亮的啼鳴，宣告了中國藝術批評學理研究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我們期待，她能夠經受更多的學術激蕩和交鋒，并催生出更多的同類研究成果。

一、藝術指導簡介

藝術指導的定義為“幫助表演者更好詮釋作品的行為”。從定義看，藝術指導不僅是一門指為表演者伴奏的簡單行為，同時還致力于用自己對于藝術作品全面而精準的理解，幫助表演者詮釋一部作品。所以，鋼琴伴奏與藝術指導，是兩種不盡相同的藝術。伴奏藝術的歷史幾乎和人類歷史一樣長。從原始社會開始，未開化的原始人就開始探索世間的聲音：飛鳥的鳴叫聲，喉腔發出的嗚咽聲，拍手發出的脆響，敲擊動物骨頭的聲音等等。他們不僅發現并利用這些聲音恐嚇敵人和吸引異性，還將這些聲音組合在一起，使交匯在一起的不同聲響產生不一樣的音效，例如伴隨著鳥鳴聲敲擊動物骨頭。原始社會之后，在人類漫長的發展史中，伴奏藝術與人類生活如影隨形。雖然這種“伴奏”形式極其簡單，但這代表了人類對聲音及“伴奏”的最初探索。這種發自天性的伴奏活動，意味著伴奏藝術是一種自發的活動，是一種人類對于美感追求的天然行為。與伴奏藝術不同，藝術指導并不是一門古老、自發的藝術。藝術指導在大概17世紀左右出現。據西方音樂史記載，藝術指導的出現，和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歌劇的出現有著很大的關系。此后，不論是器樂、聲樂、舞蹈藝術還是其他種類的藝術，都對鋼琴藝術指導有著很大的依賴。原因是，單一的一種藝術形式過于樸實，而藝術指導的伴奏就起到了很好的潤色和加工作用。如浪漫主義時期，舒曼將聲樂藝術歌曲當作一種專門的音樂藝術種類進行了大量的創作，如《菩提樹》、《冬之旅》、《魔王》、《鱒魚》等等。他的藝術歌曲中，鋼琴伴奏占有極大的分量，并且，鋼琴伴奏部分與聲樂部分緊密聯合在一起，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稱作藝術歌曲。藝術指導作為一門藝術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各國各大音樂院校的重要學科。西方國家對藝術指導這門學科尤其重視，他們已經將藝術指導發展成了條理清晰、主次分明的一門學科，與鋼琴演奏學科地屬并列關系，甚至可謂兩個專業性質完全不同。然而中國剛剛引進這門學科幾年，發展相當不成熟，大部分的師生對于藝術指導的職責和能力要求也不甚理解。這無疑也是學科發展不完善的結果。本文將針對中國和美國音樂院校內的藝術指導學科的差異進行簡單的探討，尋找中國藝術指導課程設置、培養目標、培養方式存在的問題和有待提高之處。

二、藝術指導學科現狀

（一）中國藝術指導學科現狀。在中國，藝術指導專業目前大多是下屬鋼琴演奏專業的一個分支，進入藝術指導專業的標準幾乎等同于進入鋼琴演奏專業的標準，核心考核標準是學生的鋼琴演奏技能與快速識譜能力等。然而，想要培養出好的藝術指導，單憑這些能力是遠遠不夠的。為了幫助更多人了解和把握好鋼琴演奏和藝術指導兩者的差異，筆者在曾經的一篇文章中分別從二者的定義、職能、能力的要求等維度探討過。甚至兩者本來就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因為對兩者的區別含糊不清，中國藝術指導學科定位以及學科設置也處在一個模糊且不成熟的胚胎狀態。不僅學科的課程設置不盡合理，藝術指導作為一個工作崗位，也遠沒有歐美的藝術指導受重視。在我國，人們將藝術指導的概念等同于“鋼琴伴奏”，對藝術指導者們能力的認識也僅限于“識譜能力好”、“彈過很多伴奏譜”、“有豐富的伴奏經驗”。這樣的認識是對藝術指導的極大誤解。由于我校藝術指導學科尚且非常年輕，我們將對比的眼光投入中國藝術指導專業發展相對久的中國音樂學院。和大多數國內音樂學院一樣，中國音樂學院（以下簡稱“國音”）的藝術指導專業設置在鋼琴系之下，研究生階段可以選擇進入學習。他們的教學理念雖然邏輯沒有美國院校那么清晰，但只從課程設置上看，他們更傾向于對聲樂作品藝術指導的培養，曾經一度還更名為聲樂鋼琴伴奏專業。目前，國音的藝術指導專業設有以下幾個類別的課程：歌曲類、語言類、室內樂類、歌劇類以及技能類1。其中，每個類型的課程都有更多的細分，例如歌曲類，分不同語種不同風格的歌曲，技能類又分為鍵盤和聲、總譜讀法等基本專業技能。由此可見，國音的藝術指導課程設置正在向美國靠攏，不僅有鋼琴伴奏相關的核心課程，也開始有一些支撐的輔助課程。但整體來說，相比于美國，中國藝術指導專業還存在課程難易程度不穩定，考核機制欠佳，以及實踐機會缺少等等問題。（二）美國的藝術指導專業現狀。如上文所提到的，西方國家尤其是歐美國家，對藝術指導非常重視，幾乎所有的音樂類院校都設有藝術指導專業。由于美國的音樂類院校數量最大，專業開設的時間相對于中國更長，我們這里以美國的藝術指導學科作為對比探討的主要對象。藝術指導作為一門職業和行為，在美國的名稱為Coach。Coach有非常細致的分類：對于聲樂藝術，歌劇藝術，管弦樂藝術，以及舞蹈藝術等都有對應的Coach。大多數的藝術指導專業都設置在研究生階段。藝術指導作為音樂院校里的專業時，被稱為CollaborativePiano（協作鋼琴）。探尋美國各大音樂學院，不難發現幾乎每一個學校內都設有CollaborativePiano專業。CollaborativePiano（協作鋼琴）專業（下文稱藝術指導專業）與和鋼琴演奏是兩個獨立的系別。申請該項目的學生也有著高超的鋼琴技巧，只是他們志向不在鋼琴演奏。美國的藝術指導學科目標清晰，他們致力于培養學生指導排練以及引導演奏或演唱者的能力。他們非常注重學生的綜合素養培養，同時，美國音樂院校也著重培養學生的合作能力。他們認為，所謂“協作鋼琴”便是一門合作的藝術。從美國協作鋼琴專業走出去的學生，往往能夠很好地與其他藝術形式的表演者進行藝術作品上的合作。以下，我們從伯克利音樂學院和曼哈頓音樂學院兩所知名美國音樂學院分析藝術指導專業的學科設置及課程設置情況。伯克利音樂學院（伯克利）作為美國知名音樂院校之一，藝術指導系的學科設置已然非常成熟。在伯克利的系別設置中我們不難發現，除了CollaborativePiano（協作鋼琴）項目外，還設置了CollaborativePiano--OperaEmphasis項目（協作鋼琴專業聲樂歌劇方向）。即學校為偏愛聲樂歌劇藝術的藝術指導學生設置了一個專門的歌劇指導學習方向。伯克利藝術指導專業的核心是給學生提供盡可能多的協作演出機會，例如派學生和管弦樂隊、歌劇團共同排練，以此來鍛煉他們的藝術指導能力。這一點也體現了美國教育界的共同觀點：實踐對于學生的重要性無法忽視。藝術指導的課程中，核心課程有與各種不同的器樂聲樂表演者合作的課程、參與室內合唱團排練的課程、鋼琴演奏專業課程等等。這些課程不僅為了提高學生的鍵盤技術，更致力于培養學生全方位的合作、指導、伴奏能力，使學生在實踐中不斷加深對藝術作品排練過程的滲透和理解。除了專業類課程，伯克利還設有輔助學生提高音樂綜合素養的課程，例如和聲學、對位法、視唱練耳、音樂史、外語發音（德奧意等英語外的語言）、樂理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課程難度普遍要比中國的課程難度大很多。這樣一套嚴密的音樂素養課程，其難度不言而喻。由此可見，伯克利這套課程體系對于學生藝術指導專業水平及綜合音樂素養的提高是極大的。曼哈頓音樂學院（以下簡稱曼哈頓）是美國另一知名音樂學府。它的藝術指導系別設置與伯克利稍有不同：曼哈頓將藝術指導專業直接分為兩個分支--聲樂藝術指導以及管弦藝術指導，即把兩個專業分支的學生分開教學。這就意味著曼哈頓更致力于將學生向更加精專的方向培養。相比于曼哈頓，伯克利顯然更希望學生具備更強的綜合能力。不過他們也有共同點，曼哈頓的藝術指導專業同樣十分注重學生的音樂實踐，他們要求管弦樂藝術指導方向的學生從一進學校就開始排練組織自己的室內樂合作作品，這對學生的溝通協作能力是極大的提高。除了平時的課程學習外，“鋼琴協作實踐”占據了學生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時間。“鋼琴協作實踐”將貫穿學生整整四個學期（以兩年制研究生課程為標準）。聲樂指導方向的學生需要在“聲樂工作室”進行實踐，而管弦指導方向的學生則需要在“管弦工作室”進行實踐。兩個專業方向在主干課程中合并為一個整體，而實踐與課程上又完全分開。每隔一段時間，學生還需要開自己的獨奏音樂會以及與其他樂器、聲樂合作的協作音樂會。總體上，美國的藝術指導課程更加科學和人性化，不管是注重培養聲樂管弦指導技能樣樣精通的全能型藝術指導，還是著力培養其中一門指導藝術的精專人才，都體現出了美國藝術指導學科對于自己的高度認同感和使命感。這也意味著，對于美國藝術指導領域的師生來說，藝術指導是門及其復雜深奧的學科，其掌握難度甚至要超過鋼琴演奏。

三、中國藝術指導未來之路

從美國的藝術指導專業課程設置中我們能夠得到一些啟示，例如開設更加全面、綜合、科學的課程，提供更多的實踐機會。（一）改善課程設置，科學培養學生曼哈頓音樂學院將聲樂歌劇類和管弦類的藝術指導學生分開教學，將會十分有利于學生精準學習自己領域的知識。我國的專業院校也可以將藝術指導專業的培養目標清晰化，讓學生從進校開始就選擇自己最感興趣的一個藝術指導門類。除了基礎知識課程如總譜讀法、鍵盤和聲等要和所有其他方向的學生一起學習，其他專業性較強的課程都分開來學習。如選擇聲樂歌劇藝術指導方向的學生以各國語言、各種風格藝術歌曲的即興伴奏課程為主；管弦藝術指導方向的學生以管弦室內樂的即興伴奏課程為主。學生能夠以清晰的目標進入藝術指導專業學習，有利于提高他們在往后工作中的競爭力。（二）增加實踐機會，提高協作能力。中國藝術指導專業的學生十分缺乏真正的實踐機會。他們走上舞臺幫人伴奏的機會也許很多，但參與整個排練過程的機會卻很少。如果只是單單替人伴奏，那么即使不是藝術指導專業甚至不是鋼琴專業的同學便可以勝任。藝術指導應該有更多參與管弦樂隊或歌劇團排演的機會。每一次的排練都不是短短幾天，而是一個月甚至更久。整個排練過程中，對學生的溝通協作能力是極大的挑戰。在排練場內，只會悶頭在琴房練琴的學生是不能充當合格的藝術指導的。因此，為了提高藝術指導學生的專業能力，藝術指導專業可以和聲樂歌劇系和管弦系進行合作，指派學生全程參與排練過程。

【摘要】文章指出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如果能運用一定的策略對自我印象進行管理，有利于規范教師的言行以符合社會對其角色的期待，使課堂教學和師生交往有效、順暢地進行，而且可以使學生在對教師的觀察和模仿中完成自我社會化形象的建構。

【關鍵詞】教師印象；印象管理；課堂教學

一、教師印象管理的概念界定

對于印象管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馬基雅維利里在《君主論》里有關如何控制人類行為的見解，但真正對印象管理有較深入研究并對印象管理研究有過較大影響的還要算是美國現代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歐文·戈夫曼。在其享譽世界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一書中，戈夫曼指出，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交往的需要，我們常常希望給對方留下一個好的、恰當的印象，這種有意影響別人對自己形成符合自己期望的某種印象的過程就叫做印象管理。它既是人際交往順利進行的必要策略，也是人類社會互動良性發展的重要保證，更是人類社會化程度較高的一個重要標志。

課堂教學中的教師印象管理是指教師憑借其在學校中承擔的社會角色，在以課堂教學為核心的教育生活中，通過自我形象的塑造向學生投射某些信息，希望在學生心目中形成符合自己期望的某種印象。但它與其它人際互動中的印象管理不同的一點在于，它的最終目的在于試圖以此來有意識地影響學生，從而使學生發生某種期望的確認和轉變，這種行為就是教師的印象管理。

二、實行教師印象管理的意義

一、我國農業現代化面臨的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現代化水平顯著提高。2011年，我國農田灌溉面積占農田總面積的比重首次超過50%，農業綜合機械化率達到54.5%，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3.5%；糧食作物良種覆蓋率達到95%，對糧食增產的貢獻率達到35%以上。但與農業發達國家相比，與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的要求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2011年，我國糧食生產喜獲八年連續增產，無論是單產還是總產量均創下歷史新高，為糧食供給和糧食市場平穩運行保了駕護了航。盡管糧食單產已經達到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農業勞動生產率仍然比整體現代化低約10%，只是工業的1/10，約為高收入國家平均值的2%，僅為美國和日本的約1%。目前，我國農業現代化屬于農業初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國不同指標的世界排名差距很大，因為除了產量外，勞動生產率、人均營養供給、化肥使用情況、農民生活水平等也是衡量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指標。其中，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力比例、農民人均產肉產糧等指標仍處于欠發達水平。我國人均可耕地面積僅為世界平均值的40%，人均淡水資源僅為世界平均值的33%，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國糧食單產明顯好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表現，我國主要糧食單產世界排名已經進入前20位，而農業勞動生產率則排在80多位，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巨大。[2]我國工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差11倍，農業勞動生產率約為世界平均值的47%，綜合農業現代化指數為38，排世界第65位，為發達國家的1/3。

新中國建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經濟迅猛發展，取得的成績舉世矚目，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解決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溫飽問題。但其背后卻是，全國農民六十多年間以實際存在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和土地剪刀差為載體，為實現我國工業化并確保城市發展，犧牲了巨大的經濟利益，為我國工業化和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積累。作為農業大國，如果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僅僅依靠超前的工業化和過度的城鎮化，是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我國農村落后面貌的，其結果是潘建偉1，張立中2（1.北京物資學院經濟學院，北京市101149；2.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市100083）摘要：當前，我國農業現代化面臨著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小、農村勞動力轉移難、農業科技水平不高、基礎設農業發展嚴重滯后，并制約國民經濟協調發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早已實現工業化的法國就因忽視農業現代化，曾經發生過嚴重的糧食短缺危機，使經濟發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3]農業是基礎性產業，對我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來講，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尤為突出。目前，我國農業現代化尚處于起步階段，經濟基礎較為薄弱，農業基礎建設滯后，而資源相對匱乏，因此要不斷加強對農業的保護和支持力度。在加快工業化發展與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只有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才能實現國民經濟的協調持續發展。無論如何，實現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是前無古人的時代課題，其意義十分深遠。

二、我國農業現代化面臨的主要障礙

國外經驗表明，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時期，由于農業投資的經營風險和自然風險大，比較效益低，農業的發展往往被削弱或弱化，因此需要特別關注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城鎮化的同步推進與協調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水平和城鎮化率顯著提高，但農業現代化明顯滯后，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挑戰。

1.人口不斷增長與農用土地資源不斷減少之間的矛盾。人多地少、人地關系十分緊張是我國農業發展最基本、最突出的現狀。2011年，我國大陸總人口13.47億，其中鄉村人口6.57億，使得我國盡管地域遼闊，陸海兼備，多種農業資源總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農業資源卻極為稀缺。我國耕地面積自1957年以來呈凈減少趨勢，并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得到進一步強化，近十年我國耕地面積減少了833.3萬公頃，另外人均淡水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耕地減少、水資源匱乏趨勢難以逆轉。[4]1992年中國科學院的國情研究第二號報告預計，21世紀20~30年代，中國人口將達到15億，屆時以水、土為中心的農業將接近或達到承載力的臨界狀況。人口的快速增長使得僅有的耕地資源日漸稀缺，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農業比較利益下降。

近年來，縣域經濟在地級市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縣域經濟是壯大區域經濟實力、提升區域競爭力的重要支撐。有人說，一座地級城市的發展，基礎在縣域，難點在縣域，發展的希望也在縣域。所以報紙開設的縣域版面也要尋求縣域經濟發展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舉措，實現新突破。《牡丹江晨報》作為一張地市級報紙，定位為市民報，從2010年開始創辦縣域版面，每周一期，全方位展現縣域經濟發展的亮點。本文結合筆者自身的編采經歷，嘗試從三方面談談如何尋找縣域版的新聞。

一、貼進百姓生活，拉近與讀者的距離

各縣（市）都在競相發展，所以可供參考的素材也很多，但是由于《牡丹江晨報》是一張市民報，如果大量刊發大項目建設、招商引資等方面的內容，百姓不會特別感興趣，所以，這就需要版面的記者多跑基層，尋找和發現貼進百姓生活的新鮮事兒。如何尋找新聞亮點，讓縣域版面活起來？首先，筆者設置了幾個欄目：縣域觀察、縣市快遞、百姓故事、縣域雜談等，力求版面新鮮活潑、內容豐富。一方面，展現各縣（市）爭位趕超、迅速崛起的一個個經濟亮點，另一方面，通過刊發貼進普通百姓生活的新聞事件，拉近與讀者的距離。其次，多與各縣（市）相關部門聯系，增強新聞敏感性，在不偏離時事報道的情況下透過“蛛絲馬跡”挖掘新聞亮點。2010年夏天，筆者到小北湖自然保護區采訪時了解到，保護區附近有一條新建的寬1米多的灌溉渠，由于渠道較寬，每到夏天，都有一些野兔、獾等因為跳不過那么寬的水渠而掉進湍急的水里喪生，據不完全統計，不到一年時間至少有四五十只野生動物因此喪生。筆者趕到現場，抓拍了照片，并走訪了附近農戶，采寫了《灌溉渠竟成野生動物殯葬地》一文，在縣域版發表，文章見報后，引起了各級國土資源管理局的高度重視，經過多次現場調研后，決定在灌溉渠上每隔幾米鋪上石板，為野生動物過渠開辟一條“生路”。

二、加強輿論監督，助力縣域經濟發展

報紙的一項重要職責，是輿論監督作用。目前各縣（市）正處于經濟總量蓄勢突破的重要時期，也正處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努力提升發展質量的重要關口。如何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努力實現超常規發展，是縣域版面需要關注的內容。蘭崗西瓜在全省甚至全國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近年來，蘭崗西瓜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敗下陣來，銷售的市場風險明顯增加，賣不出去的西瓜爛在地里，一些瓜農一年甚至賠幾萬元。筆者通過多次采訪瓜農、賣瓜者，以及蘭崗西瓜協會的西瓜經紀人，采寫并發表了系列報道《蘭崗西瓜的突圍之路》，見報后許多讀者打來電話，提出了諸如為蘭崗西瓜尋找出路，為蘭崗西瓜注冊商標、讓瓜農們“抱團”發展、招商引資建果汁廠等建議，引起了蘭崗鎮政府以及牡丹江市政府、寧安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并派遣專家到蘭崗鎮調研，為西瓜產業把脈，確立了西瓜產業的發展方向，并給予了一定的優惠政策，使西瓜產業再現勃勃生機。此外，作為全國大豆之鄉，穆棱市下城子鎮近年來也遭遇了發展瓶頸———眼看著被人稱為金豆子的大豆賣不上價，而低價的豆子遠銷省外一些城市后，被加工成豆制品，身價倍增，又重新賣給當地人。筆者針對大豆產業尷尬的處境采寫了相關的報道，引起了牡丹江市政府與穆棱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專門研究了大豆產業今后的發展方向，穆棱市決定今后加大對大豆產業的扶持力度，并鼓勵投資者到穆棱縣對大豆產業進行合理的投資，使大豆產業見暖回春。

三、增加互動環節，為百姓做好服務

摘要：近年來，國家教育體制改革得到了深化發展，中小學一方面要加強自身的教學管理，另一方面也要加強自己的財務管理。但是通過調查，很多學校的財務管理情況并不理想，甚至影響了學校的正常運行，對此我們必須對其加強研究。本文首先簡單分析了中小學教育的基本特點，進而認真審視了其財務管理工作中的問題，最后積極探尋財務管理問題相應的解決方案。

關鍵詞：中小學；財務管理；審視；探尋

財務管理工作是中小學各項工作順利進行的基礎性保障[1]。近年來國家進一步規范了中小學財務管理活動，在此情況下，國內很多中小學財務管理水平得到了顯著提升，但是不得不承認依然存在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使得財務管理整體水平不高，從而嚴重影響了教學工作的開展。而當前義務教育免費全面推行，學校的財務管理狀況出現了改變，學校必須加強對財務管理工作的研究，切實審視其中的問題，進而采取積極的措施加以改進。

一、中小學校財務管理的特點

(一)以財政為主要的資金來源

作為義務教育，中小學教育自身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在國家整體教育占據一定的戰略地位，學校的資金主要來源于政府財政。這些年來，教學體制得到了顯著改革，中小學教育劃歸財政保障范疇，相應的教育資金有政府直接撥付。在此背景下，中小學財務管理工作逐漸開始引起更多的關注和重視，為保障學校自身財務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質量，必須提高經費的利用效率，構建完善的預算制度，并將收支劃歸預算管理中，保障資金高效、安全。與此同時，對于經費的使用進一步強化監督，積極的組織績效評估，由此是財政資金發揮出更好的效益。

【摘要】古人云“禮者敬人也”。禮儀是人際交往的重要行為規范，一個懂得禮儀、行為舉止得體的人，在社會交往中更容易獲得他人的尊重，在實現個人理想的過程中更容易取得成功。因此，在職業院校人才培養的過程中，禮儀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關鍵詞】職業院校;禮儀教育;特點;路徑

一個懂得禮儀、行為舉止得體的人，在社會交往中更容易獲得他人的尊重，在實現個人理想的過程中更容易取得成功。由此可見，禮儀教育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是一個人立足社會，謀求發展的基礎。

一、職業院校禮儀教育的重要性

（一）禮儀教育是踐行與傳承傳統文化的重要形式

中國自古就以“禮儀之邦”聞名世界，禮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滲透在我們文化和社會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禮儀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文化沉淀，學習禮儀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踐行和傳承傳統文化，了解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髓所在。因此，禮儀教育應當成為職業院校教育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禮儀應該是每個學生的必修課。

摘要：在我國，近年來隨著對中小企業重視程度的提高，政府陸續制定了一些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文件，開始啟動若干領域的中小企業政府支持體系建設，特別是為高新技術領域的中小企業提供了相對寬松的發展條件。但由于種種原因，中小企業融資難、支持體系不完善等問題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制約其發展及作用的充分發揮，亟待引起有關方面重視并盡快采取相關對策措施加以有效解決。

關鍵詞：中小企業發展對策探尋

一、尋求突破，力助中小企業排解融資難

(一)中小企業融資難及銀行營銷戰略的因應調整

中小企業的興衰與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投入情況息息相關。因其經濟規模達不到股市要求，很難上市，也不具備向公眾發行債券的能力，中國目前又沒有創業板，風險投資也不夠活躍，中小企業融資主要依靠銀行。而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卻較難得到銀行的認同和較大規模的貸款扶持，中小企業信貸資金需求普遍較強與金融機構資金運用不平衡的矛盾難以調和。所以，當前影響中小企業發展的關鍵主要還是融資難，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貸款的阻障多還存在。

首先，有中小企業本身的問題要解決。一是擔保問題，現在中小企業提供的擔保抵押不符合有關條件，有的剛創辦的企業甚至沒有財產抵押。二是信用風險問題，部分中小企業的財務管理水平有待進一步規范。由于部分中小企業的財務報告制度落后，信息不透明，缺乏審計部門確認的財務報表和良好的經營業績，銀行經營面臨的風險較大。三是信息不對稱，一些申請貸款的企業提供虛假的報表，隱瞞信息，增加了銀行的工作時間和管理難度。

一、公共服務外包

公共服務外包作為公共體育設施特許經營的模式之一，是源于對西方制度的引進。然西方傳統的社會治理理念，是基于國家權力源于公民的授予，即國家作為主體是被公民“形塑”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出于需要和擔憂的雙重考慮，從而產生了“小政府，大社會”的頂層設計。這種理念雖然同中國的傳統社會治理理念是相反的，但都是基于以單一主體（在中國是國家，在西方是公民）為中心來構造社會秩序，因而均表現為一種“德治”的思想。20世紀30年代，隨著個人主體面對社會和市場的無力，西方國家權力對社會和市場的介入開始越來越多，④西方社會進入到了“行政國家”的時代。[2]在西方國家，盡管國家主體得以產生，但公民對國家始終存在著“利維坦”般的恐懼，因此，國家權力被牢牢地限制在法律規范中，即“法無規定即禁止”。由于“公權”的固定和“私權”的占有，國家只能將大量生產性的公共產品通過合同的方式提供給企業或社會組織，這也正是西方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政府與公民的關系。[3]因此，公共服務外包在西方的形成，不是基于供給的效率，而是因為國家權力的有限。在我國，政府基于權力所衍生出的公共產品，可以分為管理性和生產性兩種。管理性的公共產品是基于權力的強制，如警察服務、城管服務、工商服務等；生產性的公共產品是基于權力的占有，如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等。由于我國是公有制的國家，一切生產資料歸國家或集體所有，國家通過開辦企業或事業單位來提供服務，如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在公共產品的履行上，管理性公共產品的提供是需要法律授權的，不是適格的行政主體是沒有資格行使的，故管理性公共產品的提供是不能外包的。⑤而生產性公共產品在于資源的占有和使用，因此，它既可以由政府設立的國有企業來直接生產提供，也可以通過資源稅收等間接方式轉讓資源使用權來生產提供，這其中的抉擇，就在于產品提供的效率。因此，公共體育設施特許經營的服務外包模式，在西方，是受制于權力，而在中國，則受制于效率。但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公共服務外包都面臨著市場逐利的風險，因為私有企業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它不同于國有企業的公益性。[4]因此，公共服務外包是建立在政府財政充足的前提下的一種注重效率的模式。然當前我國各級政府還遠沒褪去全能的角色，財政匱乏已是當前政府道德失范的不爭事實。[5]在這種情況下，公共服務外包模式的引進，名義上是政府管理創新，實質上是變相實現“公共服務外攤”的企圖，即政府把理應自己承擔的職責市場化，從而轉嫁為由企業和公民來承擔的額外負擔。鑒于此，公共體育設施特許經營的服務外包模式，在當前政府債務高筑的情形下，并非特許經營的目的選擇。北京“鳥巢”經營權一波三折的變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6]

二、政府購買

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模式源于美國學者萊斯特•薩拉蒙的“第三方治理”理論。[7]該理論認為，在公共服務體系中，政府應扮演著資金提供者和監管者的角色，而具體服務由第三方機構提供，特別是非營利部門。因此，民營化是“第三方治理”的重要途徑，即引入市場機制增強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質量。如此同時，伴隨著社會組織的興起，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在公共服務供給上更是構建了“伙伴關系”。與西方國家一樣，中國在新公共管理運動和特殊國情的推動下也出現了如火如荼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創新”。[8]政府購買在中國可追溯到1996年，當時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建設的羅山市民會館，被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所“購買”，成為當地居民社會交往、社會教育、文化娛樂、體育健身、享受公共福利服務的公共場所。從2003年以來，上海、北京、廣東、江蘇、浙江等地方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的探索不斷增多，范圍涉及教育、公共衛生、扶貧、養老、殘疾人服務等服務，以及社會工作、社區發展、社區矯正、環境保護等諸多新型社會需求。同公共服務外包模式一樣，我們在引進政府采購模式時，依然沒有認清這種模式在注重公共產品提供的效率和質量的同時，卻很容易陷入到財政供給不足的困境中，從而把一種本身并沒有太多弊病的制度，很輕易地就變成了政府脫責的借口。⑥如此同時，政府采購也面臨著市場逐利的風險，市場主導的購買價格令財政匱乏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當前很多學者也注意到了這兩個問題，于是在探討政府購買制度時，刻意把購買對象限定在社會組織（或非營利組織），這樣就可以避免市場逐利的風險。但問題是社會組織的服務價格是如何確定的，是等值交換，還是象征購買，如果是前者，公允的服務價值該如何評估；如果是后者，社會組織因“造血不足”又該如何延續。而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社會組織在中西方的發展徑路是完全不一樣的。在西方，社會組織的發展，實質是個人自由整合起來對抗國家的一個產物，政府購買服務的模式，就清晰地表達出交易的雙方是一種相互平等和獨立的關系，彼此之間互不隸屬。而在中國，社會組織是國家逐漸培育出來的，以此來增加公民的主體性，因此，在當前階段，國家和社會組織之間是無法真正建立起一種類似西方政府購買的法律關系的，它們之間只能是一種扶持和被扶持、資助與被資助的關系。鑒于此，公共體育設施特許經營的政府購買模式在我國是根本不成立的。

三、公私合作

2011年，國家審計署在審計中發現，截至2010年底，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高達107174.91億元。而如此同時，截至2011年8月末，居民本外幣儲蓄存款余額已經超過33萬億元人民幣，由于存款增值的渠道不暢，以致很大一部分通過民間金融途徑形成民間資本。[9]但由于缺乏相應的規范，民間資本在我國呈現出無序流動的狀態。2011年危機終于全面爆發，浙江溫州、內蒙鄂爾多斯、山東青島、河南安陽、廣東東莞、福建廈門和安溪、寧夏固原等地相繼爆出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老板欠債“跑路”的事件層出不窮。民間資本和地方公共財政在我國呈現出的二律背反的狀況，嚴重影響著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為此，國務院繼2005年頒布“非公經濟36條”之后，于2010年5月又了《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再次明確提出，各級政府要打破除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壁壘，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推動民營企業加強自主創新和轉型升級，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重組聯合和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加強對民間投資的服務、指導和規范管理。從上述資料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各級政府缺錢，民間資本逐利，才是公共體育設施特許經營的背景所在。當前中國，政府依舊還在扮演著經濟發展的“火車頭”，⑦“發展”成為了一切行為的目的，以致政府在稅收、賣地等財政手段之后，通過各種融資平臺大舉從銀行借債來籌集資金。然政府取代市場的投資，無法導致產業升級，短期的GDP增長會導致長期的經濟低迷，而公民在幸福被“有意識”地淡忘后，后顧之憂的情結，使得公民要么緊緊地捂住口袋，要么瘋狂地參與“房地產游戲”，而民間資本的投機行為，也導致了“有價無市”的高風險，以致血本無歸。當前愈演愈烈的政府飲鴆止渴和層出不窮的民間資本無序流動，促使了公私合作進一步成為可能，這就是現實決定了制度的設計。問題在于，政府如何做引進民間資本的制度頂層設計，即民間資本的疑慮與政府擔保的銜接；經營者與政府之間的法律關系；服務的公益性與資本逐利的統一；服務的提供與公益損害的法律監督等。公私合作模式旨在引進民間資本，來緩解政府財政的不足，它只是幫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不是取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因此，政府對民間資本投資的擔保顯得尤為必要。由于是生產性的公共產品，政府在合作中是不能動用強制性來加以主導的，因此，合作的方式需以合同的形式表現出來。經營者以企業的身份進入合作，會承擔市場和社會的雙重責任，以致步履艱難，難以為繼，因此經營者的身份準入就是一個需認真思考的話題。[10]公私合作提供的服務，涉及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不是自由放任的服務提供，需要監督機構全程對合作雙方進行有效的監督，而不是于事無補的事后問責，因此，監督機構的專門化和有效化也是制度設計中需要著重思慮的。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基層政府信用缺失的表現與危害；基層政府信用缺失原因的制度分析；提升基層政府信用的制度對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政府行政行為所產生的信譽和形象在社會組織和民眾中所形成的一種心理反應、對中央和國務院及各省政府相關政策下達不夠清晰，執行不到位，行政效率低、基層政府職能濫用、政府決策缺乏穩定性和連續性，政策朝令夕改，具有隨意性、政府和官員為達個人目的輕易許諾，搞數字游戲和“政績工程”、基層政府債務日益增多，正常發展受到阻礙、基層政府信用缺失的種種表現，嚴重影響政府的形象、行政管理制度：職能定位不準、干部人事制度：以片面績效為標準的晉升博弈、行政法制制度：追究賠償制度的缺位、政務信息公開制度：低透明度和行政監督的弱化、以機構改革為切入點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以深化公務員制度為基礎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以依法治國建設為依托改革行政法制、以電子政務建設為平臺推進政務公開等，具體請詳見。

所謂政府信用，是指“政府信用是社會組織、民眾和政府信譽的一種主觀評價或價值判斷，它是政府行政行為所產生的信譽和形象在社會組織和民眾中所形成的一種心理反應”。學界對政府信用缺失的內涵、影響等方面已有較多研究，但對其產生的深層原因尚缺乏足夠關注。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基層政府信用缺失的原因也應該從制度方面去探尋。

一、基層政府信用缺失的表現與危害

當前政府信用狀況主流是好的，然而也不能否認不少地方存在政府信用缺失的現象，尤其是基層政府信用缺失的情況更為嚴重，歸納起來，當前基層政府信用缺失的表現主要有：

第一，對中央和國務院及各省政府相關政策下達不夠清晰，執行不到位，行政效率低。這使許多對農民有力的國家方針政策得不到有效實施，當上級政策目標無法實現時，基層政府承擔責任。同時群眾的認識不夠完整，造成他們不理解或誤解政府，進而影響他們對政府的信任度。

第二，基層政府職能濫用。即政府該管的事沒管，不該管的事卻管了。例如為本地區企業的發展提供地方性保護，基層政府濫用權力、越位管理、破壞市場經濟秩序，影響了地方經濟健康發展。“而在自己職能領域內的投入卻嚴重不足，導致政府職能的錯位、缺位，出現了上學難、看病難、農民工工資被拖欠、經濟適用房‘變味’等問題。這種政府職能的越位、缺位和錯位，不僅造成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和投資環境的破壞，而且必然造成諸多社會矛盾和社會不和諧因素，損害了地方政府的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