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衰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對經濟高速增長尤其是對GDP的近乎偏執的狂熱追求。作為經濟基礎的基礎的農業生產，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要保持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不可能的。而城市化、工業化甚至人為制造出來的所謂“經濟增長點”則可以給GDP增光添彩，農村、農業自然被淡化了，邊緣化了。而“經濟發展主宰一切的社會里，經濟發展的邊緣化必然導致文化的邊緣化，導致鄉村文化本身的虛化，這在今天實際上已越來越成了一個隱在的，卻可以說是危機重重、事關鄉村社會生存命脈的大問題，如果我們認為鄉村社會的發展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而是整體文化與文明發展的話。”［3］正因如此，盡管“中國農民當前的物質生活條件也可能處在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但是，中國農民的相對收入降低，主體性地位沒有了，人生意義被打碎了，而且生活的風險極大地增加了。”［4］靳勒的《藝術村莊》用訪談的形式，真實記錄了農村、農民的生活、思想、情感世界。從惡劣的自然生態、生產環境，到“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的經濟狀況，從青年人被迫外出打工到鄉村社會的蕭條景象，到功利化宗教信仰的卷土重來，到鄉村治理的虛化與腐敗，再到村民對鄉村發展前景透露出的迷茫和擔憂，這一切無不深刻映射出農村蕭條、邊緣化的基本事實。農業、農村、農民，正處在生死攸關的危機之中。正因如此，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包括國家領導人，相當普遍地喊出了“三農問題”，呼吁重新建設鄉村。2005年10月十六屆五中全會后，中共中央及政府更是作出了具體安排，大張旗鼓地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鄉村的重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絕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建設問題。它首先要求我們整個社會對發展理念，尤其是對現代化的想像發生根本性轉變。鄉土中國的重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絕不是向城市化、工業化靠攏，絕不是向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高污染、高能耗”的生活方式靠攏。同時，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傳統鄉村文明有它獨特合理優良的因素存在。“傳統鄉村文化之為一種獨特的文化韻味，正在于其蘊含的泥土般的厚重、自然、淳樸而不乏溫情的生存姿態。”［3］而今天我們建設的現代化鄉村文明，更應該結合科學合理、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以社會、文化重建為主體，在有九億農民內在動力推動的情況下，進行一場以和諧發展、幸福生活為目的的生活方式的建設。其核心在于恢復鄉村文化的自信心，重建鄉村作為社會文化有機存在的尊嚴，使其以區別于城市文明的獨特的生命意義、生活意義、文化意義而存在。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一條“自上而下”解決當代中國“三農”困境的有效途徑，也是一條官方的政治途徑，應該說這是國家意識下的民族自覺。在這個意義上講，亦是國家意識對鄉土中國的一次改造，一次努力，但由于種種原因，它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這種嘗試或探索或實踐更多的基于政治意識形態的目的，更多的基于政權建設，而不是一種社會建設，一種文化建設，沒有擺脫把鄉土中國“城鎮化”、“小工業化”的思維定勢。這正是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竭力避免的。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對中國現代化的想像，不能改變對發展理念的認識，最后，“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就只能是再造一些并不適合鄉村生活的城市化住房，走一些勞民傷財的過場，甚至造成對鄉土中國的再一次雪上加霜的破壞。《藝術村莊》則提供了鄉土中國重建中的另一條路徑，即“自下而上”路徑的可能性，并且，已經顯示出農民“自覺、自發、自創、自治”的特點，展現出中國當代農民秉承祖先“敢于開拓，勇于創新”的精神魅力。而“地方的魅力，事實上是由于居住在這土地上的人的魅力而產生出來的。”［5］同樣，我們必須指出，鄉土中國建設中這條“自下而上”的路徑，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有梁漱溟、晏陽初等一大批知識分子通過“渾融一體，共謀發展”探索過，實踐過，也總結出了深刻的理論成果，《鄉村建設理論》便是最好的證明。只是當時的政治社會歷史大環境，更多的集中在救亡運動、主義之爭、政權爭奪的宏大敘事中，真正的鄉土中國的建設還遠遠沒有也不可能被提升到國計民生、文明創建的高度來對待。但“鄉村建設”運動對我們今天進行的鄉土中國的重建意義重大，它的啟示有：一是“村里人自己要動起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要在“有九億農民內在動力”的情況下進行鄉土中國的重建，不能“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二是知識分子與村民們“渾融一體，共謀發展”。“賢士之‘智’”與“鄉民之‘仁’”相互砥礪，共同建設。三是當代鄉土中國的重建，目的不僅僅是改變現狀，不是拾遺補缺，而是基于“自覺和創造”的目的，基于對科學合理、和諧幸福、可持續生活方式的自覺認同和對人類社會文明模式的創造意識和熱情，最后的指向是包括9億農民在內延及知識分子以及全體13億中國人對人的尊嚴的自覺和提升。靳勒的《藝術村莊》記錄了鄉土中國建設“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兩條路徑在同一個基點———中國甘肅秦安石節子村———的交匯與碰撞，證實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必要性、急迫性，也重生了梁漱溟們對鄉土中國的希望和憧憬。藝術家們和村民的互動一次次生動而具體的證明了苦難的鄉土中國數千萬年一脈相承的勤勞、質樸、勇敢、活力和魅力。實際上，在鄉土中國重建的道路上，我們處于一個相當有利的位置，我們不僅有“前車之覆”，“殷鑒不遠”的便利，而且還有“他山之石”可資借鑒。我們的東鄰日本，曾經在追求所謂現代化、工業化的過程中，同樣經歷了鄉土農村的大蕭條、大衰敗，那些鄉村痛苦的死亡過程，在日本民眾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傷痕和陰影。那時的日本人無可奈何，只能承受這被認為是現代化征途必須付出的代價。而我們的幸運在于，我們知道這種情形并非在劫難逃，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努力，化解、糾正、超越這種可能性，并且建設更美好更和諧更體現人類智慧的家園。這種情形反而成了促進人類及其文明升華和飛躍的跳板。日本人不幸的承受了文明“硬著陸”的痛苦，當然，我們絕不能小看日本人，他們并非一無所獲，他們以犧牲和痛苦認識到故鄉的魅力，認識到“故鄉，不是用來逃離的，故鄉不應僅僅是游子遙遠的鄉思寄托，而是鄉民們活生生的鄉土再造；它并不單是老者的安身立命之處，更是年輕人實現美好愿望的實踐場所，他們的情感與行為好似自然地從土地里生長出來，是一個‘人生向上’（梁漱溟語）的創造過程。”［6］

日本人西村辛夫的《再造魅力故鄉———日本傳統街區重生故事》便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和借鑒。《藝術村莊》中石節子村重建的故事則完全源起于一個童話。2007年，藝術家艾未未、靳勒聯手給了石節子村幾位村民一個童話，一個取名《童話》的行為藝術。這是一個真正的童話，石節子村這幾位村民，免費去了德國卡塞爾、敏斯特，參加了第十二屆卡塞爾文獻展。“他們做夢也做不到，一下子能去一個想都沒想過，聽都沒聽過的這么一個地方，最后他們去了”，“村子里神仙塔的道長擔心回不來最后沒有去，浪費了一個名額，等大家都回來了，他很后悔。”2007年冬，藝術家趙半狄和他的熊貓藝術團來到石節子村，和村民一起舉辦了一場山村春節聯歡晚會。2008年2月9日，藝術家靳勒，這個石節子村出的“大人物”，被村民自發以直選的方式選舉為村長。2008年，旅英女藝術家到石節子村和村民、孩子交流。2008年5月18日，石節子村民為“5•12”地震災區自發捐款，籌集善款人民幣2000元，由村長靳勒轉交到文縣肖家小學老校長和現任校長金文成手中。2008年10月，村民與藝術家一起到北京798藝術社區，舉辦《主人》藝術展，“人人成了藝術家”。2009年2月3日，“石節子藝術館”開幕。石節子村走上了向藝術嬗變之路。石節子村民遭遇童話，經歷童話，并開始追逐童話。石節子村民選舉藝術家當自己的村長，讓藝術為村莊的嬗變服務，讓藝術為幸福生活服務！藝術，能夠拯救村莊，能夠帶領石節子村民走向富裕、幸福的人生之路嗎？熱愛童話的人不沮喪，有夢想的人不寂寞。在鄉土中國嬗變的大潮中，石節子村的“藝術村莊”只是一個個性鮮明獨特的個案。平遙、周莊、魯鎮、千燈，則是另外一種模式。那里保存了歷史和文化，深入了歷史和文化，并且超越了歷史文化，因而獲得了成就感和幸福感。農民安金磊則是又一種模式。因為“安家的棉花對鄉親們來說，幾乎就是一個神話”，因為安金磊關心自然農法，關心精耕細作，關心有機農業、農民生計與可持續發展，“他的方向就是中國現代農業的方向。”［7］而收藏家蔡國強眼中的“農民達•芬奇”又是另一種模式。因為在江蘇、安徽、四川、湖南、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寧夏、甘肅等等地方，蔡國強“收藏了很多農民造的潛水艇、直升機、飛碟、機器人”，“他們不管年紀多大，掙錢掙多少，每個人長得都好看，輪廓很清楚，眼睛很聰明很有神，很有信心，有幽默感。”［8］這是一片盛產童話、神話和夢想的熱土。這就是鄉土中國正在經歷的巨大嬗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充滿創造力和對未知世界的開拓勇氣的歷史巨變。

本文作者：李勝利工作單位：西北大學

我是一個從農村走出來的人，農村人當然對鄉村有著極為敏感的神經，只要誰敢侮辱農村人，我一定會站出來給于他最大批評。這就是我樸實的感情，農村人沒有任何的不好，只是有點土罷了，對現代社會沒有很深的了解罷了，這有什么呢。

當我看到有一本書是描寫鄉村的時候，我禁不住要去讀一下，這是我最起碼的準則。

我懷著對社會學極大的熱情讀了這本費老的《鄉土中國》，讀罷，感觸頗深。正如費老所說，這本書是一種嘗試，嘗試回答了“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社會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這個問題。

這里講的鄉土中國，并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本書從鄉土本色、文字下鄉、再論文字下鄉、差序格局、維系著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別、禮治秩序、無訟、無為政治、長老統治、地緣與血緣、名實的分離、從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開敘述，生動全面地展現了鄉土中國的面貌。每一章都有很多感觸，這里將分開闡述。

1、關于戀愛

戀愛是一項探險，是對未知的摸索。

《鄉土中國》是學屆公認的經典著作，它由14篇文章構成，總計7萬余字，語言通俗簡潔，生動全面地介紹了中國鄉村社會的特點。它還承載了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注和思考，是學術著作中優秀的入門讀物。因此，《鄉土中國》“整本書閱讀”教學可以指導學生構建學術著作的閱讀經驗，掌握學術著作的閱讀方法，并能學以致用，讓學生關注到當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社會的巨大變遷。但是此類學術性著作卻讓學生望而卻步，一部分原因是高一學生對于有思辨性特點的學理性文章缺乏興趣，更不用說一整本的學術性著作了。另外學生的閱讀方法欠佳，使得學生產生畏難情緒，并且學生自主探究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不強，攔阻了學生閱讀積極性，影響了他們閱讀思維能力的發展。通過高中語文學術類文本的閱讀教學，引導學生拓展視野和思維空間，養成獨立思考、質疑探究的習慣，增強思維的批判性、深刻性和靈敏度。因此為使學術型文本閱讀真正達到改善學生閱讀方式、提升批判與發現的能力，提高學生的思維品質，以《鄉土中國》導學課為例，我提出以下學術型文本閱讀的教學策略。

一、采用問題探究法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

問題是思維的起點，有效的課堂提問是思維發展的驅動力。在學術類文本的閱讀課中，教師通過精心的問題設計，用問題帶動思維，讓學生獨立自主地思考、推理和探究，促使學生從淺層學習走向深度學習。因此，要在教學中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精心設計教學問題，這才是關鍵。要引發學生提出質疑，可以采取問題探究法，即師生以圍繞問題為中心，通過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和評價總結的環節來組織課堂。比起其他文本教學，學術類文本閱讀教學更強調使用問題探究法。比如，我在《鄉土中國》導學課的導入階段就實施了問題探究法。師:我們都知道，《鄉土中國》這本書的研究焦點是“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社會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但是我們以往所接觸的都是“農村”這樣的概念，為什么費孝通不說“農村中國”呢?生1:因為不好聽。(笑)生2:字典上是這么解釋的，農村的含義是指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的勞動者聚居的地方。我覺得農村可能和經濟的關系更大。經濟也是社會學的重要部分，作為社會學家的費孝通不會不知道吧?師:你提的問題很好，“農村”是個經濟概念，作者為什么不使用呢?生:我們經常說“農村包圍城市”，可想而知，農村是一種不同于城市的經濟生活方式，在《鄉土中國》這本書的后記的第一段寫道:“甚至暫時撇開經濟問題，專從社會結構本身來發揮”。所以說，作者不想談論經濟問題，只想談社會結構。師:那這個社會結構強調的應該是一種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吧。結合我們的第一篇總論《鄉土本色》，你能發現這樣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是基于什么而建立的呢?生:土。《鄉土本色》寫的是關于“土”的思考，土字的基本含義是指泥土。鄉下人離不開泥土。師:人離不開土就變成了鄉下人，那么社會就變了什么社會呢?生1:一個生于斯、長于斯的社會。生2: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生3:一個充滿信任的社會。生4:一個重“禮治”的社會。師:通過同學們的探究，我們了解到“鄉土”這個詞具有更多的文化內涵，它強調的是與傳統農耕文明相聯系的一種社會特性。就如同“鄉土情結”這個詞，不單單是指物理空間上的“土地”，還是人和土地之間的一種緊密聯系，從而使中國的鄉土文化區別于其他文化。通過這樣一系列的問題探究，在導入部分，抓住對標題的疑問，來促使學生對文本的思考，激發他們的閱讀興趣，帶動學生敢于繼續提問。接著便使學生聚焦于和“鄉土”關系最密切的第一篇文章《鄉土本色》，順著“離不開土地”的思路，就把《鄉土本色》的內容梳理了一遍，也為之后的整本書閱讀奠定了交流討論、質疑反思的良好氛圍。問提探究法是一種有效而且高效的教學方法，它的目的在于激發學生的質疑與探究能力，它的實施有利于激發學生踴躍地加入到課堂教學中，充分挖掘自主意識，這也凸顯了學生的主體地位。

二、運用思維圖示法鍛煉學生的獨創性思維

思維本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對一個文本的思考，可以通過語言來傳達，但是單靠在規定時間回答的論證邏輯，往往不能夠完全明晰思維的過程，如果語言能夠結合視覺圖示，進而在課堂中通過師生間的合作不斷完善，那么，在看似統一的道路上，往往可以分出許多小徑，辨析出不同的思維方式。可以通過圖形構建或具體化文字，幫助學生降低學習難度，使其形成主動、理性與系統的學習和思維習慣，促使其思維和智力的個性發展。比如，我在講解《差序格局》里中西方兩種不同的社交格局時使用的圖示法。師:你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可以用圖示表達出來嗎?生1:有些人之間會有交集，就像兩條直線會有交叉點，但有些人是兩條平行線，永遠不會有交集。生2:我認為我們所有的人都是處在一個圈子里的，無論如何，總會相遇，就像我們的朋友圈。生3:我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沒有什么遠近的區別，相隔很遠的人也可以做到“天涯若比鄰”，即便在身旁的人也會“相逢應不識”，就像這樣一幅圖，在橫坐標上，兩人之間的距離無論是愈遠還是愈近，在親屬關系上都是無限趨向于零的。師:對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每個人的看法都不相同，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里這樣描述過，西洋社會組織就像一捆捆柴，彼此之間分得清清楚楚，而我們鄉土中國的社會格局就像是石頭丟進水里產生的波紋，中心即是自己，波紋推及之處即發生關系、產生影響。誰能把這兩種格局給畫出來。生:在西方社會，每個人都是獨立且平等的個體，但都屬于各種團體;而在我們中國的社會格局中，自己即是中心，越向外推及，波紋越大，但影響越小。師:那老師問問你們，你們來到校園，是屬于哪種格局呢?試著畫出圖示。生:我們在校園中，既有以自己為中心的朋友圈，又歸屬于不同的團體，比如我是12班的一員，我也是動漫社的一員，也是成語文化小說創作社的一員，我們分屬于不同的團體，擔當著不同的責任，但我也有自己的影響力。所以在校園里，這兩種格局是并存的。學術類文本閱讀是一種說理性文體。在每篇學術類文本語言的背后，都蘊藏著不同的思維流動。而將思維圖示化是一種有效提高教學效率的方法，能夠讓學生在閱讀學習的過程中加深對知識的記憶和理解。學生應積極地運用圖示的方式來閱讀文本，發展思維的獨創性，將閱讀中的知識、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真正做到知識的遷移，找出新穎的層次和交結點，在閱讀中有所提高，有所收獲。

三、利用教學活動提升學生思維的靈敏度

[摘要]村落學校作為中國鄉村文化變遷中的嵌入者，因“文字下鄉”而興盛，因“離土中國”而迅速被撤并，出現“文字上移”的反向過程。這使村落學校面臨著一連串問題：家長離土，學校離村，孩子離家，兒童離校。這些連鎖問題導致村落學校建設發展處境艱難。化解這些問題可從以下方面努力：在國家層面建構公共型教育財政體制，緩解基層政府教育財政負擔；學校布局調整要適可而止；整體規劃設計村落學校的綜合功能；理順“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切實提高村落學校教師的待遇。

[關鍵詞]村落學校；鄉土中國；離土中國；農村學校布局

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離土中國”逐漸替代“鄉土中國”成為中國農村當下最顯著的事實。伴隨而來的是中國農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減和村落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由此，村落學校也“被”置于這種新的歷史處境的挑戰中，因為文字下鄉、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而迅速誕生，又因為離土中國而被迅速撤并。這濃縮了村落學校的多舛命運和農村教育發展的艱難。這種局面需要從教育體制外尋求支持，同時也需要教育體制通過內部適時改革擔當起應有的社會文化責任。

一、從鄉土中國到離土中國：村落學校歷史處境的變遷

這里所謂村落學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學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學(村級小學)，也包括部分初級中學。而所謂的“村落”，是指在農業社會里，由于地緣的關系，把許多個家庭、家族組合到一起，形成一個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社會生活群體。它主要指的是一個社區概念，強調的是一定社區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這里所說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業化的某些農村社區，如沿海小企業發達的農村新鎮。村落學校的命運與中國鄉村社會的變遷緊密相連。

(一)鄉土中國：“文字下鄉”與村落學校的興盛

摘要：村落學校作為中國鄉村文化變遷中的嵌入者，因“文字下鄉”而興盛，因“離土中國”而迅速被撤并，出現“文字上移”的反向過程。這使村落學校面臨著一連串問題：家長離土，學校離村，孩子離家，兒童離校。這些連鎖問題導致村落學校建設發展處境艱難。化解這些問題可從以下方面努力：在國家層面建構公共型教育財政體制，緩解基層政府教育財政負擔；學校布局調整要適可而止；整體規劃設計村落學校的綜合功能；理順“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切實提高村落學校教師的待遇。

關鍵詞：村落學校；鄉土中國；離土中國；農村學校布局

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離土中國”逐漸替代“鄉土中國”成為中國農村當下最顯著的事實。伴隨而來的是中國農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減和村落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由此，村落學校也“被”置于這種新的歷史處境的挑戰中，因為文字下鄉、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而迅速誕生，又因為離土中國而被迅速撤并。這濃縮了村落學校的多舛命運和農村教育發展的艱難。這種局面需要從教育體制外尋求支持，同時也需要教育體制通過內部適時改革擔當起應有的社會文化責任。

一、從鄉土中國到離土中國：村落學校歷史處境的變遷

這里所謂村落學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學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學(村級小學)，也包括部分初級中學。而所謂的“村落”，是指在農業社會里，由于地緣的關系，把許多個家庭、家族組合到一起，形成一個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社會生活群體。它主要指的是一個社區概念，強調的是一定社區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這里所說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業化的某些農村社區，如沿海小企業發達的農村新鎮。村落學校的命運與中國鄉村社會的變遷緊密相連。

(一)鄉土中國：“文字下鄉”與村落學校的興盛

一

根據一般流行的見解，傳統的中國社會，從政治學的方面看，是一個“人治”的社會，從社會學的方面看，是一個“禮治”的社會，而無論“人治”還是“禮治”，在今天都不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因為歸根到底，它們只是另一種社會、另一個時代的范疇。在講求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現代社會里面，這些范疇既不具有正當性，也無法成為一種積極的精神資源。對繁復的社會事實進行分類和概括，這是人們認識和了解社會的一種基本手段；而且，把傳統的中國社會定義為所謂“人治”的社會或者“禮治”的社會，恐怕也不能說是錯誤。不過，我們在這樣做的時候確實面臨著某種危險，那就是把對象簡單化和將概念絕對化。事實上，作為一種日常話語實踐，“禮治”與“法治”這樣一對概念的運用，已經具有某種絕對的意味，這一點不僅表現在人們對這樣兩種社會和秩序所作的截然劃分上，也表現在他們對這種區分后面的支持性理論的不自覺上面。為了揭示這種狀況，我將從分析一個社會學家所建構的頗具影響的社會模式入手，通過將相關概念語境化和相對化的辦法，達到對這些概念以及概念后面的理論的反思，重新把握被遮蔽的社會現實。

二

本文所要討論的“禮治秩序”的概念出自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

在1947年出版的《鄉土中國》（注：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版。）一書中，費氏試圖從中國本土社會里面提煉出一些概念，并用它們來勾畫中國鄉村社會的面貌。這些概念包括“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禮治秩序”、“長老統治”等等。在費氏看來，中國基層社會是鄉土性的，或者，用社會學家的話說，是所謂“禮俗社會”。在這種社會里面，人們安土重遷，其生活富于地方性。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人們彼此熟悉，因此，這又是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注：費孝通：《鄉土中國》，第5頁。）

在這樣一個社會里，“規矩不是法律，而是‘習’出來的禮俗”，（注：費孝通：《鄉土中國》，第5頁。）換言之，鄉村社會秩序的維持，在許多方面與現代社會秩序的維持是不同的。正是著眼于這一點，費氏不以“人”、“法”二字區分“人治”與“法治”，而把它們的分別確定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據的規范的性質上面。從這里，便產生了“禮治秩序”的說法。

內容提要：本文依據治村者的品性和能力，區分出好人型、強人型、惡人型、能人型的四中理想類型村治型態。討論了村莊性質、民主制度和治村者的互動關系，認為在當前村莊輿論大多解體、村集體經濟資源普遍匱乏的背景下，治村者個人品性和能力對村級治理具有決定性影響，而村級治理的民主化，又成為推動民主化村級治理型態變動的制度力量。本文試圖初步描畫村治理型態循環的一般圖景。

關鍵詞：村民自治村治型態村治的循環鄉土政治

中國人特別關心由誰來治理村莊，因此有“能人治村”和“惡人治村”之說。的確，不同能力和品性的人治理村莊，會有相當不同的結果。自1987《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開始試行，特別是1998年正式頒布實施以來，按法律規定，村干部應由村民選舉產生，村民選舉什么樣的人上來當村干部，就產生了什么樣的村級治理型態。因為村莊社會面對的問題及村莊社會內在性質的差異，在選舉和治村型態上，有著頗為復雜的關系。本文試圖討論這種關系。

一、村級治理的四種型態

我們習慣說“能人治村”或“惡人治村”，是以村干部個人的品性和治村能力來評論村級治理的型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區分出四種相當不同的村級治理型態，即好人型、強人型、惡人型和能人型村治。好人是從治村干部的品性上講的，一般具有良好人品和人緣，不愿隨意用粗暴的手段去懲治村中任何一個村民，也缺乏讓一般村民畏懼的個人力量。正因為好人不愿懲治村民，對于村中一些不良傾向與行為不聞不問，害怕得罪村民，而被村民稱為“老好人”。好人治村的優點在于，他一般不會化公為私，謀求私利，他也不會在村中為非作歹，他因為缺乏足夠的個人魄力而不會給村莊造成個人決斷失誤所帶來的損失。好人治村也有不足，其中最糟糕之處是好人往往遷就村中惡行，缺乏與壞人壞事作斗爭的勇氣和決心，也沒有抵制村中不良勢力的個人魄力。總體來講，好人治村，因為個人能力和性格上的特點，他很難為村民創造額外的公共收益，一般也不會損害村民已有的公益。好人治村，無所作為，無為而治。

與好人相對應的是強人。強人也是從品性上講的，性格強悍之人，這樣的人敢于承擔責任，敢于與村中不良傾向作斗爭，他往往具有令一般村民畏懼的健壯身體、社會關系或暴烈個性。強人治村的好處是他敢于碰硬，在大多數村民的支持下，他敢于懲罰那些有損全村公益的行為和村民，他通過減少村中少數人的收益，而創造于全體村民更多的收益。

張藝謀是中國第五代電影導演中的領軍人物，對中國新時期乃至于往后的電影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張藝謀的電影極大豐富和完善了中國電影獲得世界重要獎項的空白，為世界影壇貢獻了諸多優秀的中國電影。張藝謀最開始的銀幕之旅是從張軍釗導演的電影《一個和八個》開始的，他是這部電影的攝影師，影片由于攝影風格大膽獨特，鏡頭設計獨具匠心獲得了1984年中國電影優秀攝影獎。之后，張藝謀擔任陳凱歌執導的電影《黃土地》的攝影師，該片獲得了1985年第五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攝影獎。由此看來，張藝謀在攝影方面是極其有天賦的。在這之后，張藝謀從攝影轉向演員后轉向導演，這些職能的轉變對后來張藝謀導演的創作能力發揮著重大作用。

1.“鄉巴佬”與張藝謀

早期電影“鄉巴佬”的概念是指見識面少、無知或過時土氣的人，又指笨拙、遲鈍又粗俗的鄉下人。上個世紀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城市進程加快，中國農村與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大，彼時的中國農村落后閉塞，鄉土味很重，“鄉巴佬”氣息濃厚。在張藝謀早期的農村題材電影中，鄉土氣息和“鄉巴佬”人物角色隨處可見。例如《紅高粱》中濃郁的山東高密鄉村景象；《秋菊打官司》中去市里討說法的秋菊和妹子；《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中先后來到上海灘的小金寶和水生；《一個都不能少》中踏入縣城的教師魏敏芝與學生張慧科。電影《紅高粱》是張藝謀的第一部導演作品，于1987年上映。該片講述了男女主人公經歷了一系列曲折后成功經營了一家酒坊，但在日軍侵略戰爭中，女主人和伙計因抵抗日軍而英勇犧牲的故事。《紅高粱》憑借優良的劇作和導演構思獲得了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及其他眾多國際獎項。《紅高粱》的巨大成功讓本小有名氣的張藝謀一炮成名。電影《紅高粱》是以抗戰時期的山東高密為背景，對高粱地、黃土、黃沙等景象做了刻畫，充滿了濃濃的鄉土氣息，鄉土中國躍然紙上。在《紅高粱》中，導演運用山東高粱地特有的紅以及漫天黃土塵沙來襯托人物的命運走向，如史詩般壯烈。在對人物性格的刻畫上，男主人公粗糙豪放，與女人公的細膩英勇形成對比。張藝謀在構思《紅高粱》時，他的鏡頭主要圍繞高密鄉土景色來襯托高粱地人物命運，“鄉巴佬”這一角色并沒有特別鮮明地出現在他的這部電影的構思之中。但是《紅高粱》中特有的景色描寫，依然為其典型的鄉村題材作品。1992年，張藝謀導演的電影《秋菊打官司》上映，導演采取紀實風格，大量采用非職業演員的半紀錄片式的手法，描繪了當時中國陜西特有的農村風貌和城鎮景象。導演選取當時中國陜西的一個小山村為背景，女主人秋菊因不滿丈夫被村長踢下體而不得說法，遂去鄉里、縣城、市里討要說法的故事。在影片中，來自農村的秋菊為了討個說法，帶著妹子幾經輾轉鄉里、縣城，最后到市里，“鄉巴佬”在這一系列地理位置的轉變過程中被導演形象逼真地展現出來，導演不僅想表達農村人物的真善美，也展現了城鎮變遷之迅速，謳歌了中國農村婦女的堅強和樸實，導演有自己獨特的構思。本文將在之后的段落中對有關情節作詳細闡述。1995年，張藝謀導演的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上映，該片以1930年代波云詭譎的大上海為背景，描繪了在這片繁華與陰謀密布的上海灘上眾多人物命運的故事。影片以鄉下來的小主人公唐水生為第一視角，初來乍到繁華的上海灘，他目不轉睛地盯著眼前的華麗景象，眼睛里有好奇也有喜悅。之后水生被安排為鞏俐飾演的“歌舞皇后”小金寶的跟班，由于手腳不太麻利，被小金寶罵是鄉下來的小“鄉巴佬”，影片中“鄉巴佬”第一次通過鞏俐的臺詞提及。隨著情節的發展，小金寶對水生敞開心扉，說自己小的時候也是一個“鄉巴佬”，導演意圖刻畫小金寶本也是一個善良純潔的鄉下女子。張藝謀通過“鄉巴佬”的形象刻畫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三十年代上海的紙醉金迷與陰險狡詐，也展現了鄉下人的善良純真的本性。1998年，張藝謀導演的電影《一個都不能少》上映，該片采用紀錄片式的風格拍攝，是張藝謀唯一一部全部采用非職業演員拍攝的電影作品。導演圍繞落后鄉村地區的教育展開，鄉土氣息撲面而來，揭示了農村貧窮與落后的現狀。在《一個都不能少》中，由于水泉小學無人授課，村長想法子拉來只上過小學的魏敏芝來給孩子們上課。高老師臨行前，特意交待魏敏芝學生一個都不能少，但是學生張慧科因家庭困難不得不去縣城打工，為了信守承諾，魏敏芝決定進縣城找學生張慧科，盡管遭遇重重阻攔也堅決不放棄。在尋找的過程中，這位小老師從鄉下到城里的路途中，以及在城里遭受的一切，從側面顯現出了農村人與城市的“格格不入”，導演再次呈現這種“鄉巴佬”形象，并不是向大家展示農村人的愚昧無知，而是更加深刻地反映了農村人的倔強、善良、天真的本性。導演通過“鄉巴佬”的形象刻畫來表達自己對中國農村的關注，以及對農村落后教育的關注。在張藝謀眾多的鄉村題材電影中，“鄉巴佬”角色形象貫穿始終。可見，張藝謀對中國農村和農村人的深愛，以及對落后鄉村的同情。研究這一角色形象的導演美學構思對張藝謀導演創作理論完善的意義可見一斑。

2.“鄉巴佬”與當時中國現狀

“鄉巴佬”是中國“鄉土性”的一個側面表達具象，是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一種文化符號，是農村文明與城市文明碰撞的產物。“鄉巴佬”一詞濃縮了九十年代中國農村與城市的現狀。張藝謀的早期電影作品無一不是一部20世紀末的中國發展史呈現。在其電影場景中展現“鄉巴佬”這一概念，和張藝謀鄉土電影的表達是離不開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是信息化知識經濟時代，伴隨著互聯網在全世界范圍的普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習慣發生了重大變化。此時的中國也在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中國城市的發展尤其顯著。在經歷過70年代末的結束和1978年的撥亂反正，中國的發展步入了正軌，百廢待興。但是當時的農村依然非常落后，中國的城市發展迅速，農村人的“土”和城市人的“潮”，農村生活的艱苦和城市生活的富足，農村基礎設施落后和城市高樓聳立、交通發達，對比明顯，落差懸殊之大。電影界的藝術工作者們活躍在電影前線，面對當前中國的國情現狀，第五代導演應運而生，他們的創作激情空前高漲。極力想用電影來展現這個剛剛掙脫束縛，躍躍欲試的中國。張藝謀以及其他第五代導演在這種環境之下，創作了一部部經典作品，塑造了眾多經典角色形象。

3.《秋菊打官司》中“鄉巴佬”形象的美學探析

摘要：閩東地區菌菇類產品豐富，但菌菇品牌包裝存在很多問題。因此，文章通過市場調研，分析閩東菌菇品牌包裝設計的存在問題，并提出優化策略，最后以文案構思、圖形設計、類型設計等賦予實踐。以期提升農產品菌菇類的品牌形象，推動閩東本土產業的發展，進而促進閩東區域經濟的增長。

關鍵詞：閩東；菌菇品牌；包裝設計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指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是鄉土性的”[1]。中國大地上盛產豐富，農產品的包裝設計，不能局限于傳統，應加大對包裝的整體圖形、紋樣、色彩、造型等設計要素進行個性化設計和特色化設計，讓農產品的包裝打動消費者，并注入情感訴求，以此增強親和力，拉近消費者的距離，打動消費者，促進農產品的銷售。文章以閩東地區的菌菇類農產品包裝設計為例，在進行終端市場調研基礎上，分析現狀問題，提出優化策略。

1閩東菌菇類品牌包裝設計市場調查

閩東地處福建省東北部，以寧德地區為主，屬于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自然環境資源豐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寧德菌菇類的銀耳、黑木耳為名優產品，古寧德的田縣被譽為“中國食用菌之都”。閩東菌菇類產品較為多元，有食藥菌耳類的木耳、銀耳、桂花耳等；有非褶菌類的猴頭菌、靈芝等；有傘菌類的平菇、香菇、草菇等種類較多。閩東地區菌菇類品牌的包裝設計，從線下超市與賣場、線上（京東、一號店、蘇寧易購等）進行分析發現：線上菌菇類產品的包裝主色調豐富多樣化、外包裝圖案運用插畫和攝影為主的裝潢、開窗式塑料透明包裝結構類型等，主要以視覺感官為主；農產品種類多樣且更豐富，但品牌雜亂。線下福州各大超市與賣場實地調查發現“綠標永輝超市”農產品主要以湖心泉、雙福、方家鋪子、天趣這四個品牌為主，這四個品牌中，田趣的包裝形式較為多樣化，分為26g單朵塑料包裝、120g罐裝和整袋裝，克數和產品種類（整朵和葉華）不同，價格也有所差異；湖心泉、雙福、方家鋪子在包裝設計中，基本都是采用透明的塑料包裝，色彩上基本采用的是紅褐色為主的暖色調；新華都超市，主要以綠帝、銀庭、惠享這三種為主，沃爾瑪山姆會員店主要是自營品牌；線下與線上相比較其體驗感更強，更直觀。

2閩東菌菇類品牌包裝設計存在問題

【摘要】傳統的鄉村傳播主要遵循傳播發展和社會人類學的范式，彰顯了媒介和文化的力量。以短視頻“現象級傳播”構成的“李子柒現象”為我們重新審視鄉村傳播的本源提供了馬克思主義注腳——由媒介、文化上溯至勞動本身。中國悠久的鄉村治理歷史和厚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底蘊使得勞動、土地和鄉土文化成為鄉村傳播研究不同于西方主流范式的特色所在。推進鄉村傳播向勞動的回歸、重視土地的聯結功能、傳承發展鄉土文化將成為構建中國特色鄉村傳播概念、推動鄉村傳播結構轉型的重要遵循。

【關鍵詞】鄉村傳播；“李子柒現象”；勞動；土地；鄉土文化

截至2020年12月，李子柒微博粉絲已突破2700萬，YouTube訂閱者數量也于當年4月突破1000萬——成為該視頻號全球首個粉絲破千萬的中文創作者。其的很多短視頻都構成了“現象級傳播”——累計千萬次以上的播放量，不少視頻達到“億級流量”，形成自媒體傳播的“李子柒現象”。這些短視頻以鄉土文化為主線、以農家勞動為呈現，圍繞農村衣食住行漸次展開，成為海內外受眾進一步認識中國鄉村、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在重塑鄉村傳播結構、推動鄉村傳播轉型的背景下，“李子柒現象”為推動鄉村傳播向勞動的回歸提供了新的參考和思路。

一、被忽略的勞動：鄉村傳播研究的范式偏見及影響

李子柒的短視頻與其說依靠精美的視頻制作和詩意的田園生活呈現滿足了受眾對美麗鄉村的想象和向往，不如說它抓住并回歸了鄉村傳播的本源——勞動和基于勞動編織的鄉村社會關系。1.西方范式對我國鄉村傳播研究的影響。“鄉村傳播主要有傳播發展與社會人類學兩種范式”[1]，兩種范式的操作支撐分別是媒介和文化。但需要指出的是，基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勞動本身創造了媒介和交往，物質生產勞動和人與人的交往共同構成了整個人類實踐活動。考慮到文化本身也是人類勞動和交往的產物，拋開勞動談媒介和文化容易導致鄉村傳播研究的媒介決定論與文化決定論。從這個意義上講，勞動一開始就被鄉村傳播研究忽略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研究與發展總體上也沒有超越實用主義和工具哲學的局限，更是從側面印證了媒介的大行其道和勞動的缺位。受西方研究范式的影響，我國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鄉村傳播研究主要涉及落后地區農村廣播電視現狀、少數民族地區媒介接觸和使用情狀、大眾傳播對農民思想狀況的影響等。直到最近十年（2010—2019），鄉村傳播的研究依然以新生代農民工、媒介素養、公共性等關鍵詞為主，研究重點偏向鄉村主體和媒介使用。不難發現，我國近四十年來的鄉村傳播研究有著兩個重要的邏輯支點即媒介和符號。媒介是鄉村傳播的技術載體，是鄉村傳播研究的信息起點。不同技術形態的媒介接觸與使用狀況及其對農民思想狀況、農村傳統文化、農業結構形態的沖擊和影響，一直是鄉村傳播關注的重點。符號是鄉村傳播的文化載體，是鄉村傳播研究的傳統支撐。號子、鞭炮、鐘聲、廟會、祠堂乃至有關生老病死的各種儀式，都是符號化的鄉村傳播，延續著鄉土社會的根與魂，是與現代傳播并行不悖的記憶傳承。2.我國鄉村傳播研究的技術困惑。技術推動的鄉村傳播是否在農民交往層面有效解決了農村問題？顯然目前我們不能給予肯定的回答。至少2010年“兩位云南青年與一位浙江縉云縣青年通過網絡相約自殺的故事”讓傳播政治經濟學者趙月枝“產生了強烈的把批判研究落實到‘地面’和‘村莊’的學術沖動”[2]，推動了自己的學術研究轉向，并成立“縉云河陽鄉村研究院”作為推進鄉村傳播研究的學術交流平臺。顯然大家更多關注“農民有了手機”這一媒介掌握現狀，而對“手機之后要什么”的傳播趨勢和傳播問題關注不夠。政府推動“電視下鄉”和“寬帶下鄉”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推進鄉村建設，但可能會在客觀層面上造成實踐的自我誤認——信息視野開闊的農民開始拋棄土地逃離農村，到燈紅酒綠的城市討生活，畢竟“傳統文化的象征體系在現代傳播介入面前趨于瓦解，維系鄉村傳統的人際傳播僅能滿足鄉村居民的情感和安全需求，已然不能提供關于未來生活的想象”[3]。技術支撐的鄉村傳播，仍然面臨現實的問題和困惑。3.我國鄉村傳播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反思。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著人數最多的鄉土區域和意涵最豐富的傳播實踐。但遺憾的是，國際層面的鄉村傳播研究很少有來自中國的原創新理論或概念貢獻。因此，源于西方的發展傳播學若要真正解決中國的鄉村傳播問題，必須跳出“西方理論，中國經驗”的二元框架，進一步與傳統鄉土社會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以彰顯鄉村傳播深厚而獨特的鄉土底蘊和馬克思主義底色。在此背景下，以“鄉土中國”為背景的“李子柒現象”能夠在城市傳播主導的媒介環境下實現鄉村傳播的“逆襲”，并引起海內外粉絲的強烈反響，本身就是一個創新和突破。其背后的傳播因素，值得深入探討。

二、鄉村傳播密碼：“李子柒現象”的三個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