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本主義的含義

1.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人本觀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沒有直接使用過“以人為本”這個概念，但馬克思、恩格斯決不否認人本主義的思想，只不過在他們那里，賦予了和資產階級人本主義價值觀所不同的科學內涵，他們根據所發現的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吸收了包括人本主義思想的合理因素在內的人類文化的精華，明確提出了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決定力量等重要論斷，并賦予人本主義以嶄新的內涵。馬克思說:“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本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本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之所以把共產主義等同于人本主義，那是因為共產主義社會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可見，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這種發展是人的“一切天賦得到充分發展”，體力和智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發展”。可見，在馬克思那里，生產力高度發達是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前條件，人的“一切天賦得到充分發展”，體力和智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發展”是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真正目的。資本主義的人本主義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基礎之上的，在這種制度下，工人的發展只能是片面的、畸形的發展，生產力是根本原因，而生產關系則是直接原因。資本主義人剝削人的生產關系不可能是人獲得全面的發展，只有改變其生產關系，廢除私有制，使社會全體成員得到全面發展。這樣，馬克思在揭露資本主義的人本主義價值的虛偽性的同時，確立了“全面而自由的發展”觀，為人本主義注入科學的內涵。同時也確立了以全人類都得到自由解放和一切人都獲得全面發展為目標的科學共產主義信仰和理想。

2.人本主義在我國行政管理中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公平、競爭等市場經濟的法則的深入人心，個人的價值開始越來越被顯現出來，個人的利益和需求開始為社會越來越重視，人本主義的價值開始回歸并滲透到各個領域。直到十六大以后我們黨確立“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特別是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使得人本主義思想重現光芒，成為一種人們認可并得到重視的社會基本價值。應該說，改革開放以來的幾次大的行政改革特別是2003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和環節都體現著人本主義價值的取向2。一些有違人本主義的法律、規定的條文被廢除，比如城市收容制度;而與此同時一些體現著人本主義價值的新的制度開始出臺，比如，新的信訪條例就有很多人性化的規定，再如城市拆遷條例的出臺等等。政府的很多設施建設開始體現出人文關懷，政府的執法手段開始逐步擯棄簡單粗暴而向耐心的溝通和依法方向發展。

雖然如此，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的行政管理還沒有發展到人本管理，并且在一些方面還存在著突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首先，人本主義的思想和理念并沒有貫徹到所有的行政管理人員，相反，傳統的甚至是封建的官僚行政理念還有很大市場，“官本位”的思想還比較嚴重。表現在不惜犧牲個人和人民的利益大搞政績工程，大樹官位形象，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現象和嚴重的形式主義。有些官員為了GDP增長，不惜掠奪資源、破壞生態、污染環境，根本不考慮子孫后代的發展和生存，這是典型的與人本主義相對立的“物本位”表現。其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處理不好。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地區發展越來越不平衡，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趨勢，特別是城鄉差距已經成為制約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社會分配不公現象嚴重，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嚴重的貧富懸殊已經使得一部分人的生活除了問題，這與人本主義思想是嚴重背離的。究竟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還應該是兼顧效率和公平，是很值得思索的。第三、一些法規中還存在著不符合人本主義思想甚至相抵觸的條文，比如城鄉的戶口管理問題，存在著很多不公平甚至是對農民歧視的現象，不平等就不可能落實人本主義思想。第四、政府的管理手段尤其是執法手段過于簡單粗暴，甚至有些時候個別現象缺少人道主義。還存在著嚴重傷害人們利益和傷害人們感情的執法情景，這些不僅缺少起碼的人文關懷，還嚴重干擾著人本主義思想的實施。這些問題表明，我國的行政管理里人本管理還有很大的差距，迫切要求我們在行政改革中去落實人本主義思想。

作者：曹宇明單位：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一、現階段行政壟斷的表現和成因分析

行政壟斷主要是指獨家或少數幾家政府辦企業占有市場的大部分至全部,控制價格,排斥他人的進入和競爭。在表現形式上講,行政壟斷包含多種多樣的具體形式,如政府專營、行政準入限制、計劃配置資源、地方保護和封鎖、黨政機關興辦行政性公司等。有學者研究指出,行政壟斷的主要特點包括:壟斷企業大多為國有獨資或國家絕對控股;壟斷企業或者由政府直接經營,或者在企業治理結構中,政府主要通過經營者人事權的控制實行內外結合的監管;壟斷企業市場力量的獲得來源于法律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壟斷企業具有納稅人和向政府貢獻利潤的雙重身份;壟斷企業之間的競爭是一種低效率的競爭,表現為不計成本的重復投資和少有創新的經營管理;市場結構以行業性的寡頭壟斷為主,即競爭主體一般只有2~10家。[1]筆者認為行政壟斷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利益的驅動是行政壟斷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

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條塊分割、財政“分灶吃飯”所形成的“地方利益”、“部門利益”與行政壟斷相結合,地方政府和特定政府部門追求地方利益或部門利益進一步導致這些利益實現的制度基礎———各種各樣的行政壁壘———不但沒有減弱,反倒有加強的趨勢。中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曾一度推行經濟放權,尤其是地方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管理經濟的職能從“工具性”變為“自主性”,地方政府和行政壟斷部門的自主權不斷擴大,加之同期的財政和稅收改革又大大強化了其對地區和部門利益的持續追求。有學者認為,現階段政企之間的關系正從“政企不分”走向“政企同盟”,這為行政壟斷的延續提供了利益基礎。[2]在這種分析框架下,規制者既是產業規制政策的制定者,也對該地區或部門國有企業的贏利狀況負有一定責任,尤其是企業盈利狀況與官員政績密切相關。在這種邏輯下,地方政府為了確保地方財政收入和提高政績,就想方設法使本地企業創收,甚至不惜通過行政手段來干預市場,其慣用方式就是限制外來企業的產品流入或進入本地經營。甚至在一些屬于競爭性行業,行業主管部門仍然拒絕開放引入競爭機制。

(二)法律制度中可操作性條款的缺失是行政壟

摘要：在中國的行政實踐中，模糊不清的行政副職認識導致了大量值得詬病的行政現象，成為中國政府機構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要解決這一嚴峻的現實問題，首先就得明確行政副職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中國政府當前進行減副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礎上從行政副職的設置、人員的產生與任免、行政副職的管理等方面來為中國政府機構規劃一個全新的行政副職制度。

關鍵詞：行政副職；政府；機構改革

一、行政副職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職并非中國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國情條件、歷史文化造就了中國式的行政副職。那么在當今中國真的需要設置行政副職嗎？行政副職存在的意義是什么呢？

（一）從管理幅度看副職

國內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實踐經驗表明，各級行政組織必須確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據管理學原理，確定管理幅度應了解如下變量：（1）管理層次；（2）管理事務難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進程度；（4）被管理的機構或人員的素質。參照以上幾點，我們可以看到：1）中國政府的現有管理體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數，我們的一級政府或一個管理者，其直接管轄和控制的下屬單位和人員數是巨大的；2）在這個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競爭白熱化的形勢下，中國政府所面臨的任務是艱巨的；3）從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來看，中國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經過系統的學習和培養，很多都是在實踐中摸索成才，可見還遠未達到先進的程度；4）從被管理者的素質來看，中國的公務員考試制度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才剛剛開始，經過嚴格科學的考試選拔出的具備先進科學知識技能的公務員在整個公務員系統中所占比重還很小，其整體素質還有待提高。

1當前行政文化中傳統行政文化的表現特征

1.1“官本位”思想盛行

中國傳統行政文化得益于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行政實踐，“求官”是十年寒窗的巨大動力。在中國封閉落后的社會制度及較低經濟水平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官本位”思想在當今的行政改革中仍然盛行，且泛濫于整個社會中的各個階層，而不單單是政府官員之間。這對于政府來說不利于塑造其廉潔的政府形象，更阻礙政治統治的權威性與合法性。

1.2“人治”觀念根深蒂固

由于受到宗法思想和等級觀念的影響，傳統行政文化中雖有“法治”，但更強調“人治”。人們習慣只接受控制，而不主動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形成了人情至上、任人唯親的負面行政文化傳統。這種影響持續到現在，法治觀念仍未完全深入人心，行政文化中法治內容仍較薄弱，更有甚者認為法律在于“治民”而不是用來約束行政人員及相關機構。

1.3集權、等級觀念并行不悖

同志們：

曾說，“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這一精辟的論斷闡述了人民群眾的力量是強大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回顧黨的成長歷史，中國共產黨能夠從小變大、從弱變強，最核心的就是依靠群眾。

今天我們召開行政語言與行政行為改革動員會，雖然名字是動員會，但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始自去年4月份，那時我們確立了黨的建設五大課題組，其中成立了行政語言與行政行為改革課題小組，由王軍同志任組長，趙李同志和唐健同志任副組長，對行政語言與行政行為改革進行探索和研究，之后多次召開行政語言與行政行為改革推進會，共同探討改革的路徑和辦法。因此，今天的動員會不僅僅是一個站在節點上的回顧，而且是一個更新的探索、更新的布置,是更新歷程的開啟。群眾的支持從哪里來？就是要通過行政語言改革，通過有效的溝通和有效的社會動員聯系群眾、團結群眾，把人民群眾緊密團結到我們黨的決策部署中來；就是要通過行政行為改革，讓干部按規矩辦事、憑良心作官，努力贏得群眾的信任；就是要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權，保障群眾在決策、行政領域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讓越來越多的人追隨和擁護我們黨。

要以有效的社會動員團結群眾。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思想差異性、多樣性日益顯現，利益結構的調整發生了重大變化，部分官員官僚作風讓老百姓反感，官員講話盡是官話、套話、正確的廢話，“與新社會群體說話，說不上去；與困難群眾說話，說不下去；與青年學生說話，說不進去；與老同志說話，給頂了回去”。老百姓不想聽、不愿聽、聽不懂，也不信。很多場合，就是處于這樣一種失語的狀態，干群關系漸行漸遠，甚至逐漸緊張。這種情況下，我們共產黨人怎樣才能融入群眾之中，怎樣才能引領風氣之先，怎樣才能實現長期執政、永續執政？俗話說，同喝一瓢水，同講一席話。既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公仆們自然有責任、有義務用主人們喜聞樂見的“明白話”來匯報、來解釋。國際上諸多著名政治家，不論其政治立場和傾向如何，都習慣采用生動化、通俗化的語言，去影響、感染聽眾。言為心聲，以情動人，我們黨也正是依靠有力的宣傳動員了廣大人民群眾，可見語言表達的重要作用。改革的目的就是：讓民眾聽得懂，打動民眾。所以說，我們的干部要“講有用的，說愛聽的”，說老百姓聽得懂的話。只有這樣，才可以拉近干部、群眾的距離，讓干部融入群眾，讓群眾了解干部，增進干群關系的和諧。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新聞改革的形勢也日益緊迫，我們必須加快新聞改革，用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貼近規律的方式傳達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便轉化為更多人的行動。因此，要強化我們的語言表達，強化同群眾和社會溝通能力。

要以真誠、真心、真情贏得群眾的信任。老百姓擁護的是真心實意的干部。人心比人心，四兩換半斤。老百姓心里有桿秤，自然知道干部的份量有多重。誰真誠對待老百姓，真心為了老百姓，真情感動老百姓，真正為老百姓辦事，老百姓就會接納他、擁戴他。反之，老百姓就會疏遠他、唾棄他。這就要求，我們的干部在行政語言與行政行為改革中，語言和行為都要始終體現真誠、真心、真情，用“三真”對待百姓。言行一致，表里一致。

隨著社會的發展，各種技術手段日益進步，要增強應用的意識和應用的能力，將網絡、策劃、包裝等所有行之有效的新技術、新手段、新觀念，應用到行政語言和行政行為中來，做到行政者始終掌握時展的旋律，引領社會發展的方向。

1中國行政改革的內部動因

從行政系統內部來講，行政改革的動力主要指行政系統不斷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一種內在需要，主要有以下兩方面：（1）行政組織革新的需要。一方面，行政組織會主動采用新技術，新手段，通過辦公手段的更新，不但會使組織結構發生改變，也會影響到行政人員的觀念、態度、工作方式等。比如各種高科技產品的使用，不僅減少了人工勞動，降低行政成本，造成人員減縮，而且帶來了一系列新的行政管理模式和組織方法的變革，提高了行政效率，改變了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行政職能和機構不斷擴張、分化，具有自我膨脹的傾向，行政權力有一種要擺脫受監督的本性，有時候行政機構的設置，制度的約束并不能真正用來為公共利益服務。這些問題的解決，要求行政系統積極主動地通過自身體制、制度、機制、觀念等的變革和創新予以有效地克服和遏制。（2）行政組織內部人員的推動。政府內部一些有使命感和責任心的人，往往是行政改革和發展的中堅力量，他們充滿危機意識、憂患意識，發現行政系統不能與行政環境相適應，便積極地推進行政系統改革，以提高行政效率，對行政改革和行政發展起到一種推動作用。

2我國行政改革的歷程

我國的行政改革總體上是政府主導的“漸進式”改革，表現為不斷推進的階段性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行了七次以政府機構改革為核心的行政組織變革，這些變革基本上是圍繞著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調整國民經濟結構，調整社會管理重點而進行的，其最基本的表現形式則是調整機構和精簡人員，核心內容是轉變政府職能。具體而言，新時期我國行政改革實踐主要表現如下：

2．12003年的行政改革

2003年的機構改革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五次改革，與1998年的機構改革相比，2003年的行政改革有著三個突出的背景：第一，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目標。第二，2001年，我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對政府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戰，要求政府轉變職能，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履行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符合國際慣例，能夠應付隨之而來的各種挑戰。第三，我國政府將面臨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干部調整。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政治新人即將走到前臺，如此規模的權力交接必然伴隨著權力機構的重新組合，以便新的領導可以更好的貫徹自己的改革意圖和主張。所以，此次改革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點。2003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新一輪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本次行政改革的重點是要解決行政管理體制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為促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組織保障。此次改革的主要內容有：“第一，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設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第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將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改組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第三，健全金融監管體系，設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第四，推進流通管理體制改革，組建商務部；第五，加強食品安全和安全生產監管體制建設。同時，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不再保留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經過此次改革，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設28個。國務院機構改革后，地方各級政府機構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也結合本地實際，積極探索符合各地特點的改革方案。本次改革最為人關注的就是高度強調了政府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體現了行政民主推動政治民主的意向，也標志著行政改革發展已經從量的要求轉向質的突破，從重視形式轉向重視內容的調整，從表面層次轉向深度層次。

本文作者：趙雄麟工作單位：上海勞動和社會保降局

一、司法制度改革

1、現行司法制度的弊端隨著法治的逐步推進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公民、法人和其他杜會組織的權利意識、法治意識逐步增強,我國司法制度中與社會經濟墓礎不相適應的一面日益突顯出來。有人將現行司法制度的弊端歸納為四個方面:一是司法的隨意性和不可預見性;二是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盛行;三是司法官員腐敗現象嚴重;四是司法機關權威不足、效率低下。¹因此,推進司法改革,消除司法弊端,增強司法職能,實現司法公正,已經成為我國法治建設的關鍵之舉。

2、行政司法制度存在的異端在司法制度改革的呼吁中,行政司法制度改革的呼聲較高,主要原因是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的盛行,使司法的公正性和權威性受到嚴重挑戰。根據目前的司法制度,司法機關依行政區域設置,司法機關在組織人事、經費開支等涉及司法活動命脈的人、財、物方面受制于同級政府,造成了司法機關對地方政府的高度依賴,地方利益在客觀上成為當地司法機關利益的一部分,一些地方的司法機關及其司法人員成了地方利益的忠實代表。而地方行政機關在展行職能過程中需要司法權的「保駕護航」,司法機關往往被要求協助當地行政機構完成難以單獨完成的任務。因此,司法與行政結成的利益共同體,使統一的司法體制幾乎成了司法的地方自治,嚴重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公正與權威。

3、司法制度改革的思路司法制度應該任何改革?有人提出:司法制度改革的思路有兩種:一是以不改變現有法律制度為前提,對司法制度實行技術性改進的‘功能化”改革思路;二是以與司法相關的社會政治制度通盤改革為前提,對司法制度進行合理重組的“結構化’改革思路。就前者來說,司法制度的合理性程度如何,更重要的還要依賴于現代政治制度的安排。就后者而言,司法改革遠不是一個部門內部的改革,在根本上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其涵義也就超出了司法制度改革的本身。

4、行政司法制度改革的思路我國國內的公法制度,主要是憲法和行政法制度,就行政司法的憲法背景而言,需要加強的是整個行政司法制度的權威性、公開性和可預測性,以及行政司法制度的統一性。地方行政機構利用和依賴司法機構來完成行政管理的任務,使司法成為地方行政機構向下推行政策和實現杜會控制的一部分,在這種情形下,行政訴訟難以為繼,行政訴訟制度形同虛設。從法治的角度看,政府行為模式的變革需要通過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來進行,因此,規范和引導政府行為模式變革的行政司法制度改革必將成為司法制度改革的中心問題.從上述意義上講,行政司法制度的改革,必將涉及“功能化,和“結構化”二個方面。

內容提要：現行行政判決書樣式由于其制度、法律層面的缺陷，已經不能適應審判方式改革的需要。行政判決書改革應該遵循判決書的固有規律，以對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為核心，從立法上對行政判決書進行必要規范，從制度層面重構行政判決書的結構模式，并注意借鑒刑事判決書、民事判決書改革的成功經驗，在文書結構、訴辯內容、證據寫作、判決理由等方面提出完整而具體的制作要求，以體現行政判決書的基本法律價值。

關鍵詞：行政判決；制度；立法完善；合法性審查；證據；判決理由

行政判決書是人民法院對行政案件審理終結后就實體問題做出的書面處理決定，行政判決書樣式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實施的重要規范性文件。由于多種原因，原先相互適應、配套的“行政訴訟法”與“行政訴訟文書樣式”之間發生了諸多矛盾和不協調現象。同時，現在行政訴訟中由于借鑒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對行政判決書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從行政判決書改革的角度，結合存在的問題，圍繞對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這一中心，提出了重構行政判決書結構樣式、完善判決書立法內容的建議。

一、制度和法律層面的缺陷

（一）訴訟法中有關行政判決書的規范既不直接、也不完整

相比較而言，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對判決書的規范就比較具體。特別是民事訴訟法第138條專門對民事判決書的主要內容、結構層次和制作要求做出指導性規定。而行政訴訟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中關于行政判決書的規范與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關于民事判決書、刑事判決書的規范相比，呈現出嚴重的失衡。行政訴訟法中第58條提到“判決書”三個字，其目的是為了服務于上訴事項，而非為了規范判決書的內容與結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有幾處提到了“行政判決書”（如第83條、第85條），旨在說明行政判決書的效力，并且是同“行政裁定書”、“行政賠償判決書”、“行政賠償調解書”捆綁在一起的規范，并非對行政判決書內容和制作要求的規范。訴訟法的立法缺失，使行政判決書缺乏指導性的法律依據，難以從根本上保證判決書的證明力和公信度，直接影響到司法公正的最終體現。

一、政府體育行政職能的含義

(一)現代政府行政理念的轉變

當今社會的進步、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會影響同一時期的行政法及行政法學的發展。“行政法在任何時候都是與當時流行的國家主導理論直接相關的”［3］。在21世紀，占主導地位的行政理論是服務行政理論，管制行政理論已被取代，理論基礎的變化決定了政府職能將會得到全面發展。新的公共服務理論理念的引入，使我國政府行政管理從過去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新的公共服務理論要求政府:其一，政府的職能從管理行政向服務行政轉變，服務的對象是“公民”，而不能理解為“顧客”，是主動關注公共利益具有一定權力的公民;其二，社會管理主體由單一走向多元，政府的管理手段也逐漸從行政型向法律型和經濟型為主轉變;其三，多種社會公共服務供給方式的公共服務體系的初步形成。我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管理型行政到服務型行政，管理的理念在發生轉變，服務型政府的本質是以公共利益為價值取向和出發點，所以，需要在不斷提高對服務型政府行政認識的同時轉變政府行政職能，重新研究我國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確立政府的職能。

(二)現代政府體育行政職能的含義

政府體育行政職能是受原生性職能影響的一種再生性職能，它源于社會但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產生變化，是相對穩定的一種動態平衡。政府新的體育行政職能再生，而原有的部分職能返還給社會，通過一個動態過程逐步形成社會體育管理需求與政府體育行政的相對平衡。政府的體育行政職能源于社會，隨著我國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使政府的體育行政職能隨之發生轉變。目前，政府的體育行政職能中有一部分要調整變化，有新增政府體育行政職能，也要減少部分政府體育行政職能，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減少的職能由非政府體育組織承擔，但要依據非政府體育管理組織的成熟度，不能盲目地一刀切。社會環境條件好成熟度高，就釋放部分政府體育行政職能，也就是我們經常講的，對于社會或市場能有效解決的，應放給市場和社會。政府釋放部分體育行政職能，同時又再生了新的政府體育行政職能，這就要求政府在釋放體育行政職能的同時，要理清自身的職能，不能出現釋放不夠、再生過分的局面，形成行政職能沉積。具體地講就是，政府釋放了部分體育行政職能，成立了運動項目管理中心，其目的是釋放部分政府職能，逐步返還職能于社會，但運動項目管理中心在多年的實踐中并沒有理清自身的職責，并逐步發展成“二政府”的局面，并且在項目的推廣方面職責不明，主要工作體現在經營奧運項目上，而項目自身體育文化的發展弱化。當今，服務行政的理念推動我國行政法和行政法學的發展及行政觀念的革新，從而導致政府職能含義的變化，致使政府體育行政職能內容需要重新界定。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體育文化的進步，人們對體育文化需求在不斷地增多，這就要求政府重新考慮自身體育價值取向的定位，確定應當承擔的職能，履行政府行政職能上的義務。所以，服務行政理念要求政府體育行政職能有三重含義:一是新的體育行政再生職能。由于社會環境的變化，體育需求增多，社會自身不能解決的問題出現，就再生出必須由政府承擔的職能。二是在政府體育行政中政府不能也不應該是全能的，政府要考慮自身的能力，擺正自身的位置，下放部分權力，服務公民。三是政府在確定自身能力的基礎上，研究公共體育服務的內涵及供給的方式，承擔本國體育全局發展宏觀調整的重任。長期以來，我國政府體育行政職能受政治職能的影響極大，政府體育行政職能占據了體育管理的大部分空間，也就是政府集決策與執行于一身，這也是因為新中國成立時間短，統治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但隨著今天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社會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化，就要求政府讓空間于社會，將體育管理的部分公共職能返還于社會，同時又要承擔社會產生的新的社會自身無法解決的職能，這是社會發展的需求。目前，我國政府體育行政職能轉變的關鍵在于兩方面:一是調整政府體育行政與體育市場和體育產業的關系，在市場逐步成熟的基礎上，把部分權力返還給產業，同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體育行政職能的重點應該放在市場不能做和做不好的地方，切實把政府體育行政職能轉變到宏觀調控、制定體育產業政策、規范監督體育市場和提供公共體育服務等方面上來，以推動體育市場、體育產業向前發展。二是調整政府與非政府體育組織的關系。在非政府體育組織逐步發展成熟的過程中，逐步下放轉移部分權力，發揮非政府體育組織管理的積極性，而政府體育行政在把握全局的基礎上，辦好非政府體育組織自身不能解決的問題。難點是如何把握社會環境條件發展的成熟度問題。釋放政府體育行政職能需要社會條件的支撐，如果社會環境條件的成熟度把握得不好，就會出現機構臃腫、人員冗余、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問題，這時政府又會向社會體育領域伸出看得見的手，干預社會環境。所以體育行政職能轉變是長期的問題，總是在釋放、再生、釋放再生中尋找平衡。

二、政府體育行政職能轉變中的幾種關系

一、改革背景

政府機構改革并非是改革開放后才進行的，而是從建國以來一直在不斷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議題。改革開放前我國政府機構進行了三次改革，分別在1955年、1959年和1968年。這幾次行政機構和人員的精簡是與當時的政治經濟背景的變化分不開的。但其改革過程中缺乏長遠的思考，政府管理職能和管理方式沒有得到轉變，更沒有制度的保障，只是為了發展經濟而進行權力的上下左右移動，使得政府機構改革擺脫不了這三個“循環圈”：人員的“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權力的“上收—下放—再上收—再下放”，機構的“合并—分開—再合并—再分開”，這種狀況使政府機構改革收效甚微。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經濟體制的改革必然要求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體制進行相應的調整，政府機構的改革已遠遠跟不上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至1981年底，國務院機構共有100個，達到歷史最高峰。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機構臃腫、層次重疊、職責不清、效率低下的現狀嚴重阻礙了政府職能的轉變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1982年提出了精簡機構，這次改革各級政府機構普遍地調整了領導班子，提出了干部“四化”原則，開始打破領導職務終身制，撤并了一些重疊的機構。

1993年3月，八屆人大一次會議再次提出了機構改革。1998年，一場世紀之交的更大規模的機構改革，在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再被提上重要議事日程。歷次改革后的再膨脹未改變，但這次機構改革，從中央到地方裁減機構之多，分流人員之眾，力度之大，決心之狠，都是前所未有的。這次改革后，國務院機構減少了11個。

2005年再度被定為政府改革年，旨在深化政府機構和政府服務的改革，建設一個更具服務性、更有效率、更能體現民主政治發展要求的政府。中央政府綜合了各界專家學者的意見，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服務政府等理論。這些理論成果都是在吸取歷次改革的經驗教訓中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