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緒爾將語言定義為社會制度及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并存在于集體心智里的東西，將語言研究從語言學層面深入至文化和社會研究領域；對話理論又將話語研究深入至對其語言環境的探查，要求主體介入并研究話語與社會的關系，關注他人言語與“我”之言語之間的文本間聯系，認為個體聲音只有加入到業已存在的其他聲音組成的復雜和聲中才能為人所知，勾畫出了一種新的文化闡釋模式：文化是由集體記憶保存下來的多重話語構成L2jl他；在此基礎上，克里斯蒂娃將文本看作超語言工具，并針對文本交叉出現其他文本的現象提出了互文性概念，認為文本是借用一種“通訊性的言辭”進行信息傳遞，強調言辭的先行存在于并存_3；索列爾斯則將其進一步深化，將任一文本都視為對前文本的“復讀、強調、濃縮、轉移、深化”。無獨有偶，語言學界的另一理論一模因論也將研究視角投向了語篇的相互聯系與相互指涉，認為語言通過模仿被復制和傳播，所成模因作為文化基本單位在語言的社會演化與交際中發揮重要作用，其與文化的密切關系說明只有在文化視角下探查語言模因的表現，才能使我們深刻理解并恰當使用語言。語言學家王士元先生因此主張語言研究要“注重模因的傳承，即注重文化、社會及歷史的語言基礎”。現代語言學的發展不斷充實并推進著翻譯理論的建設，而文學翻譯語符化的過程，在兼具一般文學文本特質的同時，更具有跨文化一文學的獨特性，而“諸言語行為彼此間無休止的嵌合”[2]3。成為文學翻譯的難點。作為語言學的最新成果，模因論與互文性理論強調語篇之間的相互指涉與聯系，相互模仿與傳承，強調語言在社會文化語境之中的動態傳承，這為拆解文學語言中的這種“嵌合”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與實踐指導，為翻譯的理論建構與實踐研究拓寬了思路，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

一、研究現況

其實，早在2005年，徐盛桓先生就曾提出可以將模因論與互文性理論結合用于翻譯研究[6]5。，將翻譯研究視野從其內部規律轉向對其外部關系的整理。筆者以中國知網為路徑，以互文性／模因(曾用名：密姆、冥姆、覓姆等)／翻譯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檢索時間：2011．5．30)發現：互文性理論研究共2317條，偏重文學作品分析評介的語內分析；與翻譯研究結合共有29條，多是語源研究，較少涉及語際間互文解讀；模因論研究檢索到998條，多是對模因理論介紹及文學分析評介上，甚少用于翻譯研究；再以模因／互文性／翻譯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其結果顯示為零。由此可見，徐盛桓先生的提議尚未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將兩者結合用于翻譯研究，在國內幾近空白。實際上，模因論與互文性理論之將翻譯研究置于社會、歷史、文化場域之中的視野與立場相對于文學翻譯理論構建與實踐指導，其意義與影響卻是重大而深遠的。文學翻譯的本質就在于譯作對原作文學性的表達I7]，是文學的二度創作，因此也需置于社會場域之中_8]】，是文學翻譯的社會運作問題；另一方面，韋勒克將文學作品看做在某個時間點創造的，說明文學及其翻譯作品的時間性問題。文學作品的社會場域及其歷時與共時，皆說明文學作品共存的互文性與模因性，兩者結合并非只是回歸歷史現場，而是意在建構一個新的文學翻譯研究視角，具有理論的可論證性與實踐的可操作性。

二、理論基礎

模因論與互文性理論共相互文性理論揭示了文本表象之下的意義世界之無限豐富和共生互換性，模因理論則在橫向和縱向兩個層面研究通過模仿進行傳遞與傳播的文化現象。兩者都試圖從歷時和共時視角對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及文化傳承的規律進行詮釋，其共相為兩者結合用于文學翻譯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一)兩者都是多元開放、時空交錯的動態思維，是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新嘗試互文性理論強調要通過創造過程來理解語言，以具體的社會區分標記來理解語言，反對將語言理解限制在抽象、統一的內在界限，主張具體的社會語言學視野心』2，關注意義生成的動態性、生產性、無限性，認為文本在互文視野中呈現意義開放性；作為互文鏈上的一個結點，其意義真值就隱含在這種動態平衡之中，在聯系中保持隱喻流動、延續和漸進l_9J5。模因論則將模因看作文化的基本單位，以模仿進行橫向與縱向傳播，在宿主間傳遞過程中，雖始終保持其意義真值，形態卻是不斷變化，體現了思維的動態性，在對文化傳播現象的“觀察與描寫的充分性方面超越(了)傳統的人文學科”_5“，并與互文性理論一起，為文學翻譯提供了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新嘗試。

本文作者：秦永峰李風林工作單位：武漢大學

一、人權概念:對其涵義的必要界定

人權概念是人權學說中最為困難、最為混亂的一個問題。一般地說,人權著作中對人權下詳盡的定義是罕見的,對人權概念提出簡單釋義或定義則相當多。一般認為所謂人權包含著“是人的權利”、“是人作為人享有的權利”、“是使人成其為人的權利”和“是使人具有尊嚴性的人的權利”等多層含義。[1](p96)人權中的人,可以解釋為“自然人”、“人民”、“市民”、“國民”、“公民”、“民族”、“集體”甚至法人,它回答的是主體問題;人權中之權,可以解釋為“自然的權利”、“市民的權利”、“國民的權利”、“人民的權利”、“公民權”、“基本權”、“憲法權”、“普遍權”等,它回答的是人權在所有權利種類中的地位問題。近年來,我國先后加入了多項國際人權公約,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作為“兩個人權公約”的締約國,中國必須履行兩個公約所促進的國家義務。“兩個人權公約”是冷戰時期兩大陣營激烈的對抗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價值相互妥協的產物,它試圖通過不同意識形態的交融實現一體化的國際人權的新秩序。然而,“兩個人權公約”主要是建構在西方價值觀念體系基礎之上的,以資產階級人權理論為出發點,它可以從一般意義上規定適用于世界各國的所謂普遍的人權,但它決不能彌合不同民族、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兩個人權公約”與我國人權觀念的沖突,個體主義意識形態與集體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是不可調和的。[2](p6)英國學者米爾恩認為,《世界人權宣言》所體現的人權是一種無論被承認與否都在一切時間和場合屬于一切人的權利的觀點是錯誤的,由于經濟、政治、文化、文明傳統及個人的社會屬性的差異性,東西方不同國家的人權呈現出多樣性,不能將西方人的權利視為全人類的權利。[3](p241)既然世界各國人權存在多樣性和差異性,那么全球范圍內的人權是否存在普遍性和一致性呢?國內學者有人認為:人權的原意并不是法律權利,而是指某種價值觀念或道德意義上的權利和義務。[4](p17)恩格斯也曾說:“一切人,作為人來說,都有某些共同點,在這些共同點所及的范圍內,人們是平等的”。[5](p142)可見,人權既存在著差異性,同時又存在著普遍性,人權的普遍性和差異性體現人權共性與個性的統一,人權國際性與民族性的相容,否則國際人權法及人權國際化就不可能生成。[6]人權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它要通過人權的特殊性表現出來。人權的特殊性是指人權的實現不僅與國際社會的現狀相聯系,而且與各國所處的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相聯系。人權的普遍性應根據各國文化傳統或特定社會經濟條件來解釋、實施并確定具體標準。人權的實現在本質上具有社會性和歷史性,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的人權都處于不斷發展的過程之中。各個國家由于其社會歷史條件的不同,同一個國家由于其所處的社會歷史階段的不同,在人權價值的排列以及人權實現的方式上勢必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和個性。為了揭示人權的內容,有必要研究人權的存在形態。關于人權的存在形態,在我國法學界存在不同認識,有的學者認為人權存在三種形態:⑴應有權利;⑵法定權利;⑶實有權利。[7]另有學者認為人權存在四種形態:⑴應有權利;⑵法定權利;⑶習慣權利;⑷現實權利。[8]以上兩種觀點的分歧在于習慣權利能否成為人權的存在形態之一。筆者認為,簡單地把習慣權利當作人權,而不區分合理的習慣權利與不合理的習慣權利,顯然是不妥的。事實上,合理的習慣權利已被法律所認可,因而可以歸結為法定權利。所謂應有權利,與實有權利相對應,指作為人應當享有的權利。一般認為作為道德權利的人權表現為應有權利,它是人權的最高境界。應有權利被法律所確認并以國家強制力予以保障,就轉化為法定權利,其往往表現為公民權,包括公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利和其他社會權利。實有權利是指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人們所實際享有的權利,其既與應有權利相對應,又與法定權利相連接。[9](p207-211)一國的人權實際狀況,其實就是上述三種形態間的比值關系。應有的人權如果全部上升為法定人權,而法定人權又全部變為實有人權,這三者相比最后比值為“1”的狀況就是理想的人權現實;相反,如果三者間的比差懸殊,則說明該國人權狀況不甚理想。判斷一國人權的實際,不能以三種形態中的一種形態為標準,如果把法定的人權當作實有人權,則人權保障就會僅停留在立法上,而這種認識和標準是無益于人權實踐的。歷史上,以LOCKE為代表的自然法學和以Rawls為代表的新自然法學,既看到了人權的應然形態,也看到了人權的實然形態。但卻認為真正意義上的人權,是一種基于理性的應然權利,是人作為人生而俱有的自然權利。這種權利是絕對的,自明的和無條件的,無須其他理由來證明自己的正當性。它也是不可轉讓的和不可剝奪的,非經法律程序任何人和任何組織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對其侵犯。而人權的實然形態就是自然權利或道德權利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因而實然形態的法律權利是以人權應然形態的自然權利為基礎的。以Ben-tham為代表的功利主義法學看來,只有實然形態的法定人權才是真實的權利。而這種法律權利的基礎,不是自然權利,也不是決定自然權利的理性的內在法則即自然法,而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法定人權的基礎。顯然,自然法學由于強調人權的應然形態的自然權利及其無須其他理由來證明自己的正當性,從而為人的尊嚴作了最好的辯護。而功利主義法學只承認人權的實然形態的法律權利,并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作為法律權利的基礎,從而為人的現實幸福進行了有力的論證。筆者認為,道義論的自然法學及目的論的功利主義法學,在回答人權的內涵問題上,各自有自己的貢獻,不應全盤否定。無論是應然形態的人權還是實然形態的人權,它們的依據和基礎都不能就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而應從物質生活關系即經濟關系中去尋找。法律權利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層建筑,由經濟基礎來決定。生產方式不僅決定著權利的主體、內容和方式,也決定著權利的產生和發展。在當今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大背景下,我們對人權概念的理解與定位,不僅應與國際上反映人權普遍性規律的內容接軌,同時又不能忽略人權內涵在不同經濟、文化、背景下的差異性。在承認人權的普遍性與差異性的前提下,既應以追求人權的應然狀態為目標,同時應顧及人權在我國的實然狀態。人權的存在形態揭示了人權的內容,對于人權的本質特征,人權具有天賦性、普遍性、個體性等特征。[10](p211-223)在本文中,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①人權究竟是一種個體的權利,還是一種集體的、甚至是國家的權利,即人權的主體問題。有學者認為,人權的主體只能是個人,若人權主體包括集體,則有將人權主體泛化的傾向。[11]另有學者認為,人權主體除了表現為個人權利外,還有人權主體的集體形態等情形。[12]筆者認為,人權作為個體權利,本身就是與集體權力(而非權利)相對應的,集體權力屬國家權力的范疇,其實質是一種主權,人權與主權是一組相對應的范疇,主權雖來自于人權,但卻不同于人權,它具有其特定的權力主體,這就是國家。集體人權的概念將人權內容的社會性等同于人權主體的集體性,殊不足取。所以,人權主要是指個人權利,尤其是在國內法,人權具有無可辯駁的個體性,人權主體不應泛化。

二、法治國刑法:人權保障價值的必然引入

刑法是一種社會控制手段,一種社會治理方法,因而隨著犯罪現象的出現而出現,具有悠久的歷史。[13](p1)我國有學者根據國家與公民在刑法中的地位把歷史上的刑法劃為兩種類型:國權主義刑法與民權主義刑法。以國家為出發點,而以國民為對象的刑法,稱之為國權主義刑法,國權主義刑法的基本特點是,刑法所要限制的是國民的行為,而保護國家的利益;以保護國民的利益為出發點,而限制國家行為的刑法,稱之為民權主義的刑法。[14](p4-5)另有學者提出從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的命題,[15](p1)之中的政治刑法與市民刑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與國權主義刑法與民權主義刑法相對應。民權主義刑法與市民刑法,從本質上說,就是法治國的刑法,由此區別人治國或者專制國的刑法。法治國的刑法文化與封建專制的刑法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在價值取向上,法治國的刑法文化是以個人的自由與權利為基礎的,并且以限制國家的刑罰權為使命。在專制國的刑法文化中,國家本位與社會本為是一再受到強化的,因而刑法及其刑法文化是以此為基礎的;而個人權利則被放在一個微不足道的位置上,缺乏應有的人文關懷。在法治國的刑法文化中,以個人為本位,注意強調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刑法在更大程度上是限制國家權力的公法。在國家面前,作為個體公民具有獨立人格,它與國家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刑法以保障人權為歸宿。在法治建構中的國家,絕不是一種無所不在的利維坦;而是被嚴格限制在一定范圍內活動的政治實體,國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使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個人自由與權利。因此,人權是法治國的內在精神,法治永遠都是人權現實的不可或缺的特點。[16](p202)在刑事法治中,人權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人權保障是刑法最基本的價值之一,法治國的刑法文化,就是要以人為本,具有人文關懷。刑法的人權保障功能不僅是國家政治民主化、國家權力特別是刑罰權受制約的表現和要求,還有其牢固的社會經濟基礎,這就是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一種分權決策的經濟,為數眾多的個人、企業以及各種機構、組織,既是獨立的利益主體,又是獨立的決策主體。這些利益主體和決策主體各自獨立,相互平等,再也沒有了計劃體制下的等級關系和身份關系,有的只是契約和利益關系或者權利與義務關系。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迷失在國家迷霧中的多元利益主體將重新獲得自我發現,被泯滅的權利意識亦因利益的不斷刺激而被喚醒并逐步發育成熟。主體意識的覺醒和權利意識的增強是人權觀念立足的基礎。主體意識要求主體被當作主體而不是客體對待;權利意識要求國家權力不能擴張至主體不可侵犯的權利領域。這正是人權概念一開始就作為國家主權的對立概念而出現,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根基所在。[17]然而,我國的傳統與現實如何?有學者認為,從本性上講,中國傳統人文精神不是一種超驗的、獨立的和純粹的精神,而是實用的、功利的、從屬于世俗政治權威的“倫理精神”或“政治精神”[18]中國歷來倡導的是集體主義精神而否定個人主義,由此而導致了權利精神的淡漠。而權利本位的要義是:在整個法律體系中,應當以權利為起點、核心和主導。我國的法律體系固然是以權利為本位而建立起來的,但中國文化“不僅深刻影響著公民的法律意識、行為、習慣和生活,而且控制和制約著公民的思想觀念、價值準則和道德評判。”[19](p37)因而,我國法治建設的層面上仍存在著輕弱無力的問題。具體到刑事領域,主導我國刑事法制觀念的刑法價值仍然是長期盛行于整個中國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的法律工具主義。長期以來,受這種絕對工具主義法律價值觀的束縛,在國人甚至相當數量的刑法學家和刑法實務家的觀念中,刑法就是“刀把子”或專政機器,就是執行階級專政職能、鎮壓階級敵人反抗、懲罰嚴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工具。因而“以暴力鎮壓為主要功能的刑法,就成了歷代刑事立法的主要特征,并構造了中國刑法的主體形象。”[20](p315)在這種“刀把子”理論指導下的中國刑法理論,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只談刑法的任務,不談刑法的功能,只談刑法服務于政治、經濟統治的工具價值,不談刑法限制國家刑罰權任意行使、保障刑法適用對象的人權保障機能,否認刑法作為社會正義象征的獨立意義。直至20世紀90年代前后,刑法理論才首肯了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才成了大范圍討論的命題。法治國刑法人權保障價值的必然引入將帶來中國刑法學美好的春天。②

三、人權刑法保障:對其范圍必須厘定

【內容提要】

比較電影研究的領域應該比跨國電影研究的范圍更廣。電影研究除了重新思考歐洲中心主義的問題，還應該超越追蹤金錢流動的規則，同時強調電影生產、發行、放映和接受的語境、文本、互文性和潛在文本等方面。在比較的框架中，本文列舉中國電影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和尚未充分發展的課題，例如觀眾研究、盜版現象、文學改編、電影及其他藝術（戲劇、攝影和影像）之間的跨媒體性等等。本文還強調跨學科性對我們理解包含于電影語言和技術中的跨文化視覺性所起的關鍵性的作用。

【關鍵詞】比較研究跨國研究跨學科性跨媒體性跨文化視覺性

一、電影研究的兩種視野：比較與跨國

1995年，威爾曼（Willemen）作出一個有趣的評論：“盡管比較文學有許多歷史缺陷，但必須承認，電影方面的比較研究尚未存在。更糟的是，由于目前電影理論中的種族主義偏見，急需的比較電影研究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取代目前強加于大學生中的電影研究。”①

威爾曼對于比較文學的評論引起我的興趣，因為我從中看到了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北美比較文學研究和電影研究迥然不同的發展軌跡：盡管比較文學先前在文學理論方面的優勢得到了廣泛承認，但比較文學卻不得不在人文學科規模日益縮減的趨勢中掙扎求存；相反，電影研究近來則在欣欣向榮的跨學科領域里得以繁榮發展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種族中心”為其理論基礎的比較文學，在學界中漸漸退位于英語系，因為英語系經過數十年的重新調整，現在已自稱是跨民族或至少是后殖民的學科。這種反諷來源于比較文學也曾強調過自己具有的類似的跨民族立場，盡管其理論基礎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歐美比較文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現代“民族國家”的思想體系，它研究各民族文學對“總體文學”（generalliterature）所作的“特殊”貢獻。“總體文學”需要跨民族國家界限的運作和多語言的技能，它所隱含的跨國族性體現在它揭示了一種文學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將諸多民族文學結合在一起，從文學主題、母題、類型、模式、風格和運動中分析出可以辨識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共性（如人文價值和審美理想），并通過民族文學之間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進一步建立文學可比性的方法。回想起來，西方的比較文學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時代的逐漸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純粹意義上的民族文學本來不過是個神話，而支持比較和跨民族研究的文學理論已不再僅僅屬于比較文學領域了③。

【內容提要】

比較電影研究的領域應該比跨國電影研究的范圍更廣。電影研究除了重新思考歐洲中心主義的問題，還應該超越追蹤金錢流動的規則，同時強調電影生產、發行、放映和接受的語境、文本、互文性和潛在文本等方面。在比較的框架中，本文列舉中國電影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和尚未充分發展的課題，例如觀眾研究、盜版現象、文學改編、電影及其他藝術（戲劇、攝影和影像）之間的跨媒體性等等。本文還強調跨學科性對我們理解包含于電影語言和技術中的跨文化視覺性所起的關鍵性的作用。

【關鍵詞】比較研究跨國研究跨學科性跨媒體性跨文化視覺性

一、電影研究的兩種視野：比較與跨國

1995年，威爾曼（Willemen）作出一個有趣的評論：“盡管比較文學有許多歷史缺陷，但必須承認，電影方面的比較研究尚未存在。更糟的是，由于目前電影理論中的種族主義偏見，急需的比較電影研究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取代目前強加于大學生中的電影研究。”①

威爾曼對于比較文學的評論引起我的興趣，因為我從中看到了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北美比較文學研究和電影研究迥然不同的發展軌跡：盡管比較文學先前在文學理論方面的優勢得到了廣泛承認，但比較文學卻不得不在人文學科規模日益縮減的趨勢中掙扎求存；相反，電影研究近來則在欣欣向榮的跨學科領域里得以繁榮發展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種族中心”為其理論基礎的比較文學，在學界中漸漸退位于英語系，因為英語系經過數十年的重新調整，現在已自稱是跨民族或至少是后殖民的學科。這種反諷來源于比較文學也曾強調過自己具有的類似的跨民族立場，盡管其理論基礎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歐美比較文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現代“民族國家”的思想體系，它研究各民族文學對“總體文學”（generalliterature）所作的“特殊”貢獻。“總體文學”需要跨民族國家界限的運作和多語言的技能，它所隱含的跨國族性體現在它揭示了一種文學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將諸多民族文學結合在一起，從文學主題、母題、類型、模式、風格和運動中分析出可以辨識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共性（如人文價值和審美理想），并通過民族文學之間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進一步建立文學可比性的方法。回想起來，西方的比較文學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時代的逐漸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純粹意義上的民族文學本來不過是個神話，而支持比較和跨民族研究的文學理論已不再僅僅屬于比較文學領域了③。

從70年代末開始，西方各國出現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如重塑政府運動、再造政府運動、新公共管理運動等；推動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因素，除了丹尼爾·貝爾所預言的“后工業社會”的到來和各國政府普遍面臨的危機之外，政治學、管理學、經濟學等前沿理論出現了相互融合、滲透，相得益彰的局面。影響較大的如公共選擇理論、產權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組織經濟學）、博弈論等；與此同時，熱情洋溢的“真正創新的思想家”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以及熱衷于締造“數字神經系統”的比爾·蓋茨等大膽地預測了關于公共行政改革和未來政府的構想。這些理性的思維和大膽的構想相結合，為公共行政的科學性和前瞻性提供了全新的視野。

一、關于西方公共行政的理性思維

自科學管理之父弗里德里克·泰勒開創科學管理理論以來，西方公共行政一直注重吸取相關理論和社科成果的養分，相對重要的如公共選擇問題、科斯定理、組織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視角的公益物品使用方案等，很值得我們深入地進行研究。

（一）公共選擇問題的探討

公共選擇，簡而言之是通過非市場的方式解決與社會成員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公共選擇問題的本質是對各種公益物品的供給做出決策，一般以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為目標。因此，在探討公共選擇的方式以前，首先就要涉及公共選擇的理論參照系：福利經濟學。由庇古、馬歇爾等人發展起來的福利經濟學最早建立在“基數效用論”的基礎上，而現今廣為應用的福利標準是“帕累托最優標準”或“帕累托原則”，即設存在A、B兩種經濟狀況，若從B轉變為A，使至少一人獲益，而其他人都至少沒有受什么損失，則A好于B，作由B到A的改進，能夠導致社會福利的增進。作為檢驗、判斷備選方案優劣與否最能普遍適用和所含價值判斷最少的標準，帕累托原則被普遍接受，但同時，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帕累托原則本身仍是一種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價值判斷，它暗含著社會偏好秩序必須建立在個人偏好基礎之上的規則，因此只要有一人蒙受損失，我們便不能說一項改革符合帕累托最優標準，并且，它似乎只能告訴人們“餡餅”增大（效率提高）是好事，而無法告訴人們如何分配和再分配一張既定大小的“餡餅”。因此，帕累托原則本身又是一個限制性很強而在福利經濟學中普遍應用的判斷標準，這就勢必給以福利經濟學為理論參照系的公共選擇問題帶來了隱含的相關弱勢。

接下來，讓我們進一步探討公共選擇的方式和面臨的問題。現實中常見的公共選擇方式有：1．獨裁或集權方式。因為程序簡單而成本最低，但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偏離公共利益的要求。2．“直接民主”方式。即對每項關系到公眾利益的政府行為都通過公民投票決定，這在制度預設上保證了公民表達個人偏好的權力，但卻又無法避免“合乎理性的無知”：因一個人的選票無足輕重而且收集信息消耗個人成本導致個人“理性”地保持“無知”狀態、“選民冷淡”和“倒霉的少數”等問題。3．代議制方式。減少了“直接民主”方式的投票成本，但又可能出現議員或政府官員為了個人的私利在競選中采取“最多選票原則”和當選后追求私利的問題。然而，不論公共選擇采取何種方式，其決策的結果幾乎都要由公共部門來執行。因此，公共選擇理論在理性的個人都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的核心論點基礎上，對公共選擇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思考：如何妥善地處理私欲與公共利益的矛盾？如何應對阿羅提出的在每個人的偏好排序基礎上進行的“社會排序”與民主社會中被普遍接受的、合理的道德準則互不相容的“不可能定理”？似乎公共選擇問題和公共選擇理論在提供給我們理性的全新視野的同時，也留給了我們尚待開發的無限空間。

【內容提要】

比較電影研究的領域應該比跨國電影研究的范圍更廣。電影研究除了重新思考歐洲中心主義的問題，還應該超越追蹤金錢流動的規則，同時強調電影生產、發行、放映和接受的語境、文本、互文性和潛在文本等方面。在比較的框架中，本文列舉中國電影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和尚未充分發展的課題，例如觀眾研究、盜版現象、文學改編、電影及其他藝術（戲劇、攝影和影像）之間的跨媒體性等等。本文還強調跨學科性對我們理解包含于電影語言和技術中的跨文化視覺性所起的關鍵性的作用。

【關鍵詞】比較研究跨國研究跨學科性跨媒體性跨文化視覺性

一、電影研究的兩種視野：比較與跨國

1995年，威爾曼（Willemen）作出一個有趣的評論：“盡管比較文學有許多歷史缺陷，但必須承認，電影方面的比較研究尚未存在。更糟的是，由于目前電影理論中的種族主義偏見，急需的比較電影研究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取代目前強加于大學生中的電影研究。”①

威爾曼對于比較文學的評論引起我的興趣，因為我從中看到了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北美比較文學研究和電影研究迥然不同的發展軌跡：盡管比較文學先前在文學理論方面的優勢得到了廣泛承認，但比較文學卻不得不在人文學科規模日益縮減的趨勢中掙扎求存；相反，電影研究近來則在欣欣向榮的跨學科領域里得以繁榮發展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種族中心”為其理論基礎的比較文學，在學界中漸漸退位于英語系，因為英語系經過數十年的重新調整，現在已自稱是跨民族或至少是后殖民的學科。這種反諷來源于比較文學也曾強調過自己具有的類似的跨民族立場，盡管其理論基礎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歐美比較文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現代“民族國家”的思想體系，它研究各民族文學對“總體文學”（generalliterature）所作的“特殊”貢獻。“總體文學”需要跨民族國家界限的運作和多語言的技能，它所隱含的跨國族性體現在它揭示了一種文學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將諸多民族文學結合在一起，從文學主題、母題、類型、模式、風格和運動中分析出可以辨識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共性（如人文價值和審美理想），并通過民族文學之間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進一步建立文學可比性的方法。回想起來，西方的比較文學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時代的逐漸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純粹意義上的民族文學本來不過是個神話，而支持比較和跨民族研究的文學理論已不再僅僅屬于比較文學領域了③。

【內容提要】

比較電影研究的領域應該比跨國電影研究的范圍更廣。電影研究除了重新思考歐洲中心主義的問題，還應該超越追蹤金錢流動的規則，同時強調電影生產、發行、放映和接受的語境、文本、互文性和潛在文本等方面。在比較的框架中，本文列舉中國電影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和尚未充分發展的課題，例如觀眾研究、盜版現象、文學改編、電影及其他藝術（戲劇、攝影和影像）之間的跨媒體性等等。本文還強調跨學科性對我們理解包含于電影語言和技術中的跨文化視覺性所起的關鍵性的作用。

【關鍵詞】比較研究跨國研究跨學科性跨媒體性跨文化視覺性

一、電影研究的兩種視野：比較與跨國

1995年，威爾曼（Willemen）作出一個有趣的評論：“盡管比較文學有許多歷史缺陷，但必須承認，電影方面的比較研究尚未存在。更糟的是，由于目前電影理論中的種族主義偏見，急需的比較電影研究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取代目前強加于大學生中的電影研究。”①

威爾曼對于比較文學的評論引起我的興趣，因為我從中看到了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北美比較文學研究和電影研究迥然不同的發展軌跡：盡管比較文學先前在文學理論方面的優勢得到了廣泛承認，但比較文學卻不得不在人文學科規模日益縮減的趨勢中掙扎求存；相反，電影研究近來則在欣欣向榮的跨學科領域里得以繁榮發展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種族中心”為其理論基礎的比較文學，在學界中漸漸退位于英語系，因為英語系經過數十年的重新調整，現在已自稱是跨民族或至少是后殖民的學科。這種反諷來源于比較文學也曾強調過自己具有的類似的跨民族立場，盡管其理論基礎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歐美比較文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現代“民族國家”的思想體系，它研究各民族文學對“總體文學”（generalliterature）所作的“特殊”貢獻。“總體文學”需要跨民族國家界限的運作和多語言的技能，它所隱含的跨國族性體現在它揭示了一種文學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將諸多民族文學結合在一起，從文學主題、母題、類型、模式、風格和運動中分析出可以辨識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共性（如人文價值和審美理想），并通過民族文學之間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進一步建立文學可比性的方法。回想起來，西方的比較文學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時代的逐漸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純粹意義上的民族文學本來不過是個神話，而支持比較和跨民族研究的文學理論已不再僅僅屬于比較文學領域了③。

語文課程是什么？怎樣看語文課程？

首先，語文課程是一種文化

它負載文化，呈現文化，傳遞文化，反映人類文化的基本成果。因此，對語文課程的理解，有賴于對文化的理解。在一定意義上說，教材質量的高低，實質上是教材編者文化底蘊厚薄的反映；教學水平的差別，實質上也是教師文化素質高低的表現。文化底蘊越深厚，對語文學科本質特點的認識也越準確、越深刻。準確地把握就是科學性，審美地把握就是藝術性，科學性和藝術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新境界。

為此，要關注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連接，關注中華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溝通。可以說，真正是繼承發揚優秀傳統的，才是真正現代的；真正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當前，一是找準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契合點，活化傳統文化，使之為現代服務；二是注意吸納世界多元文化，拓寬學生的文化視野，導引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溝通。

每個人都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都是特定文化遺產影響下的人，師生亦然。不能脫離“文化背景”孤立地看語文教學中師生的言語行為，也不能離開“文化”去孤立地進行語言文字訓練。每一次教學活動都是一次文化活動，一種文化現象。學生在“文化”的熏陶下受到感化、美化、凈化。應著力建構新型的語文課程文化、語文教學文化乃至于語文課堂文化，使語文教學具有一定的文化品位，體現一定的文化價值。文化是人的文化，所以要尊重人、相信人，張揚人的個性，發掘人的潛能。要使語文課程成為“以人為本”“以學生發展為本”的課程，成為“促進學生語文素養的形成和發展”的課程。

還要關注尊重兒童文化，小學語文，首先姓“語”，因此要正確把握語文教育的特點，不能把語文課上成思想品德課、科學課或別的什么課。小學語文又姓“小”，是兒童的語文教育，因此必須了解兒童、研究兒童，懂得兒童文化的特點。兒童文化是一種詩性文化，兒童常常在現實世界和想像世界之間自由地轉換，甚至模糊了幻想和現實的界線。決不要武斷地指責孩子們的“無知”，正是這些想人非非的幻想、標新立異的見解，造就了嶄新的兒童文化，顯露了兒童的天性，是智慧的花蕾，是創新的萌芽。

【內容摘要】網絡傳播的興起對傳統的廣播電視史學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廣播電視”概念和“廣播電視史”研究范疇因網絡媒體的加盟而“擴容”；網絡技術為廣播電視史學的受眾研究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網絡傳播催生了廣播電視史學研究的“大歷史觀”。

【關鍵詞】廣播電視史；擴容；受眾主體；大歷史觀

近年來，國際互聯網絡迅猛發展，對傳統的廣播電視媒體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網絡不僅兼有廣播電視的諸多功能，例如傳遞信息迅速及時、聲畫同步等，還具有交互性強、自由度大、海量存儲及全球傳播等獨特優勢。憑借這些優勢，網絡在與廣播電視爭奪受眾的過程中，不但從根本上動搖了(廣播)電視傳媒“老大”的地位，而且也深刻地影響和改變著其既有的傳播理念與節目形態。廣播電視與網絡之間在競爭中既相互融合又滲透發展，已成為電子媒體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

網絡的崛起為廣播電視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也把以廣播電視歷史進程作為研究對象的廣播電視史學置于新的生存與發展環境中，一系列新的視野亟待開啟。

一、網絡媒體使廣播電視史學研究領域“擴容”

在網絡傳播出現前，“廣播電視”的概念被界定為“泛指通過無線電波或導線向廣大地區或特定范圍傳播聲音、圖像節目的大眾傳播媒介。按傳輸方式分為無線廣播和有線廣播兩大類。只播送聲音的，稱為‘聲音廣播’簡稱‘廣播’；同時播出聲音和圖像的稱為‘電視廣播’，簡稱‘電視’。廣播電臺和電視臺把編制的聲音或音像節目轉換成電子信號，利用無線電波或導線等方式公開傳播，人們使用收音機、電視機等接收裝置收聽、收看。”①

摘要：受閱讀教學理論的影響，利用文學閱讀中讀者的“期待視野”對閱讀理解與文章撰寫具有非常重要的教學實踐意義。教師應幫助學生在外語閱讀中產生“期待視野”，使學生認識到好的作品在證實和打破讀者“期待視野”轉換上的靈活性，從而調動其閱讀積極性，實現閱讀教與學之間的良性互動。

關鍵詞：期待視野；閱讀教學；活躍；興趣

一、“期待視野”的由來

縱觀文藝學發展的歷史，不同時期的理論各有其側重點。19世紀中葉，受實證主義哲學的影響，出現了“傳記式批評”和“社會歷史批評”兩種模式。“傳記式批評”側重探討作品與作者的關系，強調作品是作者天才的產物。“社會歷史批評”側重研究作品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強調社會現實對作品的決定作用，將文學作品等同于社會現實的簡單再現。這兩種模式都被視為文本外部研究。20世紀初期產生的所有形式主義潮流一致摒棄了這種文本外部研究，強調對文本本身的研究，形成了“文本研究”模式，進入了文本內部研究。但這些理論都只注重了美國當代文藝學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著名的文學四要素說(作品、作家、宇宙、讀者)中的前三項，真正將讀者提到重要地位，開始將讀者和作品的關系作為研究的主體，并探討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反應及接受的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后期由德國學者姚斯和伊瑟爾提出的接受美學理論。

伊瑟爾提出：“作品的意義只有在閱讀過程中才能產生，它是作品和讀者相互作用的產物，而不是隱藏在作品之中，等待闡釋科學去發現的神秘之物”。而姚斯則說：“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參與是不可思議的，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的經驗視界”。這兩位大師不約而同地強調了作家創作的作品與在閱讀過程中將作品具體化的讀者之間的融合。那么讀者是如何融入到作品之中，并賦予作品新的意義的呢?這里我們就要引入接受美學理論的核心概念，即“期待視野”。“期待視野”應當既指作家層面的預期期待，又包含讀者層面的審美期待。本文中，因更多涉及對學生閱讀的指導，所以我們更強調讀者的“期待視野”。讀者的“期待視野”就是指在閱讀接受活動中，自身各種經驗、素養、知識、心理等形成的對作品的要求和期望，也就是一種潛在的審美期待。閱讀過程中，這種期待不斷被證實和打破，讀者便融入到作品之中，進而解讀和理解作品。

二、“期待視野”的形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