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財政政策是通過稅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來實現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等宏觀經濟目標的長期和短期財政戰略，是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2005年我國實現了從積極財政政策向穩健財政政策的轉變。本文就兩種財政政策的實施背景、作用進行分析，并對今后財政政策的取向及應對措施進行了展望。

[關鍵詞]財政政策；中國

財政政策是通過稅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來實現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等宏觀經濟目標的長期和短期財政戰略，是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根據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功能可將財政政策劃分為擴張性政策、緊縮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一個國家在一定經濟發展階段實施何種財政政策，要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相機抉擇。宏觀經濟運行千姿百態，但概括起來講，也就是三種類型。一種類型是社會總供給大于社會總需求，即“通貨緊縮”，表現為物價總水平下降。應對通貨緊縮局面，應該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第二種類型是社會總供給小于社會總需求，即“通貨膨脹”，表現為物價上漲。這種情況下，應該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第三種類型就是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基本平衡，但在結構上有矛盾，冷熱并存，發展不均衡。此時應采取穩健財政政策，即在總量上不做太大的動作，但在結構上有保有壓，加強薄弱環節，壓縮過熱行業的投資。

我國自1998年以來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其實質就是一種擴張性財政政策。2005年根據我國國情和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從實際出發，我國實施了穩健的財政政策，現就兩種財政政策的實施背景、作用綜述如下。

一、積極財政政策

一、資產組合理論與公債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公債管理是否可以成為政府用于調節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其基本前提在于公債結構的調整是否能夠對實質經濟變量（利率、貨幣供應量和托賓q等）產生影響，即公債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事實上，現代西方經濟學家關于公債管理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有效性問題的討論上。20世紀中葉，Rolvh(1957)、Musgrave(1959)、BrownleeandScott(1963)和托賓(1963)等經濟學家發表了關于公債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一系列文獻。尤其是托賓發表的《論公債管理政策的原則》一文從資產組合和累積角度探討了公債管理的經濟效應，開創了現代公債管理政策研究之先河。

現代資產組合理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哈里·馬科維茨于1952年創立的，他認為最佳投資組合應當是具有風險厭惡特征的投資者的無差異曲線和資產的有效邊界線的交點。威廉·夏普則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指出無風險資產收益率與有效率風險資產組合收益率之間的連線代表了各種風險偏好的投資者組合。根據上述理論，投資者在追求收益和厭惡風險的驅動下，會根據組合風險收益的變化調整資產組合的構成，進而會影響到市場均衡價格的形成。也正因為如此，投資組合理論和資本資產定價理論自產生以來就被越來越多地運用于包括公債管理政策在內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當中。

具體到公債管理政策問題，托賓認為，公債管理對經濟的影響效應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資本的預期邊際生產率，它由技術、資源和市場預期等因素決定，盡管在長期內有關經濟政策可間接對其施加影響，但并不直接受管理當局的控制，一般認為它是恒定的；二是資本的意愿收益率(therequiredratesofreturn)，它直接受經濟政策的影響，如管理當局通過調節公債的結構來影響微觀經濟主體資產組合，這樣可以改變資本意愿收益率。一般來說，在技術、勞動等外部條件一定的前提下，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即投資者希望得到的收益率比現有資本的收益率高，相應地資本品的市場價格將低于其重置成本（即托賓q比率下降），那么投資者將減少資本持有，這樣會導致投資下降，經濟緊縮；反之則相反。

這樣看來，由于資本的預期邊際生產率不變，那么問題的焦點就集中在公債管理是否會影響資本的意愿收益率了。托賓是從組合資產的替代性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的。當政府增加短期公債的供給時，通常銀行會將短期公債作為貨幣的優良替代（并非完全替代）手段而公眾并不這樣，這時銀行會因短期公債可充作“二級儲備”而減少對超額儲備的持有，因此貸款和派生存款增加，相應地公眾將在資產組合中增加存款和公債的持有，兩方面作用均會導致資本意愿收益率的降低而產生擴張效應。至于長期公債，則有兩種情況，一是長期公債與貨幣和短期公債的替代性要大于與資本的替代性，這種情況與前述短期公債增加的效果基本相同，長期公債增加擴大了資本的需求，從而降低了資本的意愿收益率，其效應是擴張性的；二是長期公債與資本的替代性大于與非貨幣和短期公債的替代性，這時長期公債供給的增加即意味著資本供給的增加，資本價格（股價）下降導致資本的意愿收益率上升，其效應是緊縮性的。托賓通過論證認為前一種情況更符合現實，因而發行長期公債的效應也是擴張的。

既然兩種公債的效應都是擴張的，那么公債結構調整的經濟效應就取決于二者與資本替代性的比較。托賓認為，長期公債與資本的替代性要大于短期公債與資本的替代性，因而用短期公債替代長期公債所產生的效應是擴張性的，同理用短期公債替代活期公債（demanddebt，即貨幣）所產生的效應則是緊縮性的。

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財政經濟理論呈現出既分化又綜合的發展趨勢，這一點在公債管理政策研究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方面，公債管理政策研究的對象越來越精細，研究范圍從最初的債務償還管理、債務規模控制直至目前的債務結構優化，目前西方理論中的公債管理政策大多已具有特定的涵義，而并非是公債政策的簡稱了。另一方面，公債管理政策研究與其他經濟理論也出現了綜合、交叉和滲透現象，許多新興的經濟理論和方法被移植于研究公債管理政策問題，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風行于西方經濟學界的資產累積理論、有效市場理論、理性預期理論以及博弈論、線性規劃和計量經濟學更是對公債管理政策研究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作為上述兩種趨勢作用的結果，目前的公債管理政策事實上已逐漸遠離于傳統財政學的范疇而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

一、現代西方理論中公債管理政策的內涵

從定義上看，公債管理政策（publicdebtmanagementpolicy）即是指公債管理當局通過各種債務管理操作以實現既定經濟目標的指導方針和政策措施的總稱。

公債管理政策的內涵是在公債管理概念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般來看，廣義的公債管理是指政府決策當局和公債管理部門圍繞公債運行所進行的決策、組織、規劃、指導、監督和調節等一系列工作，具體內容不僅包括公債的發行、流通、使用和償付，還包括管理體制、債券評級、反假防偽等諸多內容，管理對象既包括債務規模也包括債務結構。而狹義的公債管理僅指政府的債務管理機構對既定規模下的公債結構所進行的調整措施，相應地，管理對象僅指既定債務規模下的債務結構。與之相對應，廣義的公債管理政策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公債政策，它既包括公債規模的控制政策，也包括公債結構的調整政策。狹義的公債管理政策僅指后者，具體而言，即是指政府通過發行、償還和調換等政策措施來調整公債的結構，以此來影響經濟動向、實現既定經濟目標的一種宏觀經濟政策（坂人長太郎，1987）。

西方公債管理政策的內涵經歷了由廣義向狹義的轉變過程。早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西方古典經濟學家對公債管理政策問題就有所涉及，但由于當時還處于公債發展的初級階段，公債理論的爭論焦點集中于政府是否應當借債、政府如何償債等問題上，延伸開來公債管理政策即是與壓縮債務規模緊密聯系的。但是，以詹姆斯?托賓、本杰明?弗里德曼等為首的當代西方學者指出，公債規模的大小主要取決于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及赤字彌補方式（或盈余的使用），在現代預算管理體制下它是由一國或地區的最高權力機關審批通過的，政府無權決定。但對于公債結構，政府則完全可以自行掌握，因為政府提交審批的預算報告中通常并不包括公債的結構。換言之，政府的債務管理部門可在既定規模下自行制定公債結構的調整方案，并適時采取相應的發行、償還和調換方式將其付諸實施（J.Tobin，1963）。

進一步來看，盡管形式上公債規模是由一國或地區最高權力機關批準的，但公債規模也并不或不完全隨人們的主觀愿望所左右，這一點從簡單的歷史回顧中就可以看出。在自由主義思想深入人心的古典主義時期，西方各國政府一邊高舉反對借債的大旗，一邊卻在大肆發行巨額公債，當時英國等一些國家的債務比率（debtratio）曾長期高達100%甚至200%以上。二戰以來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學說又風靡一時，凱恩斯主義者阿爾文?漢森適時提出了補償性財政政策的建議，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赤字和發債規模并沒有隨經濟周期反向變動，而是呈現出連年遞增的發展態勢。到80年代以后，美國里根政府轉而奉行供給學派的削減赤字、壓縮債務規模的財政主張，但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不僅沒降，反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摘要:通過對醫保政策的解讀、分析、測算及在實施過程中醫務人員的心態分析、評估，以“面對面”互動交流等方式，進行“集中式”答疑解惑，根據現有醫保政策來精心指導，促進科室科學發展、提升服務患者水平。發揮醫保政策在醫院管理中的作用，指導臨床科室合理收治、合理檢查、合理用藥、合理收費，真正做到因病施治，最終達到醫保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社保管理好基金，醫院使用好基金的目的。

關鍵詞：醫保政策;醫院管理;醫保基金會;促進

臨床科室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要求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建立健全合理兼顧各類人員的社會保障待遇機制和正常調整機制。全面實施深化改革，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對全民醫保制度健全完善既是機遇又是挑戰。而醫保的全覆蓋、老齡化的到來和城鎮化的提速等無疑都要提高其保障水平，增加醫保基金支出。醫院醫保辦作為一個平衡樞紐，不僅要與醫院臨床科室、醫院職能部門相互協調工作，同時要加強與醫保經辦機構的交流，積極推行政府的醫保政策，為參保人謀求更多的利益。

一、醫保政策在醫保管理中的作用

政策是制度建設的魂和根，決策則是決定性的環節。醫保管理從表面上看主要關注的是醫保基金額度的使用，把基金收支是否持平放在了重要位置，但實際上積極為臨床一線提供政策信息，站在服務對象的角度思考問題、制定管理措施，以患者和醫務人員的利益為出發點，有姿態、講誠信、有方法，才能取得臨床科室和信任和支持。具體說來，一是為進一步加強醫保管理，完善醫保考核制度，結合我院醫保實際運行情況，制訂了《關于加強醫保管理的規定》，目的是加大規范診療行為，確保合理用藥、合理檢查、合理收費的管理力度。二是為進一步完善我市醫保政策體系建設，夯實信息管理基礎，引導合理醫療消費，根據市政府、人社局及社保中心等部門的文件要求對全院醫師信息進行基礎數據采集，完善“陽光醫保”工作。

二、合理運用醫保政策，完善醫保管理制度

一、公共政策管理:從管理工具到工具管理的拓展性路徑

(一)政策管理的界定

對于公共政策管理，目前學術界還沒有形成一個較為統一的界定。學者吳定在《政策管理》一書中認為所謂政策管理，是指采取科學的、系統的以及條理的管理知識及方法，用于了解公共政策相關的概念與理論，并且有效管理政策運作過程的各項活動，進而妥善處理相關政策議題，實為政策實務人員、研究者及一般社會大眾，對政策議題具有興趣者所共同關切。［2］(P16)總體而言，公共政策管理應包含以下幾個特征:在本質上屬于一種管理行為和管理過程的統一;在目的上旨在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在實現方式上表現為充分運用現代管理手段和方法。由此，我們認為，公共政策管理就是公共政策管理者依據政策系統各要素之間的關系，運用協調、組織、控制等手段和方法，以提高政策運行質量和效果為目標，有效化解政策沖突、強化政策監控，確保公共政策目標實現的管理活動和過程的總和。

(二)從管理工具到工具管理的轉變

公共政策管理研究是理論研究的拓展，也是公共政策現實運作的客觀需要，這既是理論研究的凸顯，更是對實踐活動的回歸，這也必然將拓展現有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圍，轉換研究視角。無論是從公共政策自身運作，還是從公共行政的運行來看，公共政策管理都是公共行政管理中最為重要和關鍵的組成部分，是一個公共政策運行系統不可或缺且亟待強化研究的領域。從理論研究來看，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某一領域的公共政策管理。如貨幣政策、高興技術產業政策、環境政策管理等，這些研究集中從某一類型的政策管理著手分析，然而，從政策系統來研究和分析政策管理這一問題還顯得不足。我們強調和關注公共政策管理研究，對拓寬公共政策理論研究領域和優化公共政策體系，調整公共政策運作過程有著重要意義。

二、從管理工具到工具管理:公共政策管理研究的價值

隋代統一且相對穩定的國內環境，為商業發展提供了眾多有利的條件，同時國家對人身控制的放松，也促使更多的人從事商業。這時候無論是商業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商業管理政策上，隋王朝拋棄了前代殺雞取卵的剝奪方式，開始從注重鞏固根基，對商業發展采取了積極扶持的態度。隋王朝是一個對后世有著深遠影響的王朝，它推行了系列的商業管理政策，并都得到了很好的執行，這是隋代統治者在數百年的亂世環境下，主動對舊有制度的調整，去除了以往的積弊，重新建立了新的政治經濟格局，具有顯著的成效及深遠的影響。隋王朝通過采用制度來規范及保障商業活動，為后來唐朝的繁榮創造了重要基礎，并為封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一、隋代商業的經營管理政策及特征

隋朝以前的封建王朝大多采用對民間商業遏制的方式，漢朝統治者借鑒及發展了管仲的“官山海”思想，實行了嚴格的鹽鐵官營政策，對歷代王朝產生了重要影響。到了隋朝，國家對商業管理政策發生了重要變化，改變了傳統控制、禁忌的政策，對商業采取了全面開放的政策，使得社會資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最終經濟得到了復蘇，社會呈現出繁榮景象。隋文帝時期，政府對商業管理重新定位，其主導思想是與民休息。在這種寬松的社會環境下，出現了開山澤之禁、除入市之稅的良好政策氛圍，為民間商業發展與繁榮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隋代商業管理根據資源分布情況可分為中央及地方經營兩大類，其內容也不盡相同。中央的手工業經營及管理主要由尚書省工部、少府監、光祿寺良運、太子家令司、尚宮局等組成，其中的尚書省工部是總政令機關，掌管國家整個的手工業生產。隋朝政府對地方商業的管理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本身或中央直接派員管理，且經濟管理還自成體系。太府寺作為國家的儲藏及物價的調節機關，與地方政府職能的相關性降低。興盛一時的隋代商業到了隋煬帝時出現了根本性的轉折，在商業管理政策方面，前期許多較好保護商業的政策沒有很好地沿襲下來，同時，統治者無視經濟規律，對商業直接干預成為了導致經濟衰微的直接原因。商業的穩定及發展一定要以社會的穩定為基礎，但是隋煬帝時期過度征收勞役，極大地破壞了商業發展的勞動力來源，特別是造成了農業的大蕭條，進而使得商業失去了重要的原材料及銷售市場。隋代商業在短短時間內走向了發展與繁榮，同時也在較短時間內轉向了衰落，這在任何朝代都很少出現這類現象。這除了隋煬帝個人的因素外，還有著深刻的社會制度及管理政策原因。

重本而不抑末是隋朝前期發展商業的主要管理措施，實現了資源與政府的共享，不但允許多方經營，而且還免受關市之稅，這些前所未有的商業政策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隋文帝的這一政策是對當時國家財政的根本性調整，主要是根據隋朝小農經濟的飛速發展及“輸籍制”使得政府的農業稅費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這是隋王朝明顯不同其他的朝代的顯著特征。這些商業管理政策的實施使得隋朝社會經濟重新獲得了活力，新生政權得到了穩固。同時，這些政策有著明顯的時代特征。以前，中國的商業完全是一種自然狀態，隋朝開始放開鐵、鹽、酒等商品經營的禁忌，是社會利益的重新整合與再分配。隋朝實行這些政策有著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連年的戰爭對當時的社會生產力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如何恢復生產成為了主要問題。另一方面，隋朝政權是通過不正當途徑獲取的，統治者為了獲取民心及打擊其他政權，在政治上有著安撫民心的作用。對商業管理方面，隋文帝及隋煬帝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隋煬帝在社會經濟取得巨大成果基礎上，對當時的社會生產不加重視，并企圖將國家及社會成本轉嫁到工商業身上，對它們進行了殘酷的剝削與壓榨，嚴重損害了當時的社會基礎，進而加速了政權的衰微。

二、隋代商品貿易的管理政策

隋朝時期，統治者對商品流通及貿易的政策較為寬松，沒有設置較多的障礙，這樣商品的流通及交換的發展刺激了社會生產的發展，再加上政治上的穩定、大運河的開鑿等，直接促使了隋代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及繁榮。隋代以前各朝為了擴大稅收，對商品貿易設置了眾多的稅收項目，這樣就限制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及商業的繁榮。但是，隋代對商品貿易實行了較為寬松的政策。楊堅統一中國后，為了穩定當時的政治形勢，故而廢除了入市稅收，并在社會經濟穩定后向全國推廣這一政策。這樣就促進了商品的流通及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提高了人們從事商業活動的積極性。隨著大運河的開鑿及南北經濟的交融，逐步建立了統一的全國市場。在管理機構上，隋文帝時期是由司農寺掌管，到了隋煬帝時就改為太府寺掌管。它們的最高行政官員的品級都較高，從這里可以看出當時的統治者對商業發展的重視。在具體管理形式上，中央與地方有著明顯的分工，在中央有兩京市令，在地方上有不同級別的市令，這樣就組成了一個掌管商業流動的較為完整的體系。為了有效保障商品交易的順利完成，隋代政府對商品市場進行了具體的管理規定。隋代不允許隨便的商品交易，雖然沒有規定具體的時間，但是它對交易時間還是有所限制的，如“二十門分路入市”。可見，隋代的商品交易是在政府的統一安排下進行開市與閉市。在交易地點的選擇上也是由政府決定的，并將其納入統一的城市規劃當中。在城市內，政府專門設立了嚴格的坊市制度，將商業區與居民區分開。例如，隋代根據需要專門設立了兩京五市。在商品交易時，政府可以根據需要調整交易的地點。

內容摘要：產業政策包括產業組織政策、產業結構政策和產業分布政策。產業政策的手段包括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國際經驗表明，產業政策同樣適用于現代物流業。我國的物流產業政策尚處于形成初期，目前主要包括產業定位等方面內容，還存在理論準備不足等方面問題，應通過改進決策機制等措施加以完善。

關鍵詞：物流產業政策問題完善

產業政策為一種重要公共產品，是產業發展的制度基礎。產業政策可以加速對市場失靈的校正，但同時也存在政府失靈的現實風險，如何低成本、高效益地推進物流政策領域的制度創新，對于正處在產業上升期的我國物流產業是急需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關系到相關職能部門利益和業界利益的敏感問題。

產業政策主要包括產業組織政策、產業結構政策、產業分布政策等，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交叉，形成一個有機的政策體系。產業組織政策主要包括反壟斷政策和公共管制政策；產業結構政策主要包括支柱產業政策、衰退行業援助政策、產業發展的技術政策、幼稚產業的保護政策、高新技術產業化政策；產業分布政策主要包括產業空間分布政策、產業區際經濟協調政策。產業政策的功能主要是彌補市場缺陷，有效配置資源；保護幼小民族產業的成長；熨平經濟震蕩；發揮后發優勢，增強適應能力。對于產業政策的作用，“市場失效”和“政府失效”理論有不同的認識，但通常認為：在產業經濟發展的導入期、衰退期，產業政策的作用至關重要，而在產業經濟進入成長期和成熟期，產業政策則趨于無效。產業政策的操作手段主要包括：經濟手段（主要有財稅措施、金融措施、價格措施、政府采購與收入調節等），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如信息指導、行政審批、行政處罰、行政強制、制度改革等）。在新制度經濟學家看來，與政府其他政策一樣，產業政策同樣是利益集團反復博弈的公共選擇結果。

我國的現代物流產業起步于上世紀90年代末期，從產業發展的整體水平來看，尚處于產業發展的導入期，且面臨開放物流業市場后世界級物流企業的競爭；從我國物流產業的市場結構角度看，行業集中度過低、缺乏有實力的大企業，物流服務的差別化較低、缺乏必要的產業分工與協作、低水平惡性競爭嚴重；制度性退出壁壘過大、兼并重組的成本過高等問題十分突出；從物流產業技術創新的角度看，受企業規模和風險及其分擔方式的影響，物流企業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的速度較慢；受信息不對稱、存貨、沉沒成本的影響，市場出清機制還存在較大不足；從政府公共管制的角度看，不同領域內的管制過多與管制不足并存；從產業布局的角度看，一些地區的物流基礎設施與其整體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及生產力布局不協調；從物流基礎設施的分布看，物流基礎設施受體制影響，缺乏統一的規劃銜接、節點設計落后、通用性較差等等。這些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缺乏產業政策指導或產業政策不合理造成的。因此，需要通過知識的普及、專家型管理者的引入等手段降低制度創新的成本，并通過選擇適宜的產業政策推動我國現代物流產業的發展。

國外發達國家物流業發展較早，相應地物流產業政策也比較成熟，其中許多方面值得我們借鑒。

摘要：肺炎疫情的出現，給我國礦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考驗：一方面，短期內大宗礦產品現貨價格和期貨價格出現大幅下跌，國內外上市礦業企業股價受挫下行；另一方面，用工緊張、運輸不暢、供需走弱，以及部分礦業企業涉礦證件到期等問題增加了礦業企業復工復產難度。為此，自然資源主管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通過創新服務方式、放寬礦業權和儲量評審申請時限、延期分期征收礦業權出讓收益、搭建投融資平臺等方式緩解了礦業企業的壓力，提振了市場信心，部分礦業企業股價也因此觸底反彈。本文將重點圍繞疫情防控期間自然資源主管部門出臺的各類涉礦政策，總結7類礦政管理做法，以及其中的創新經驗，探討政策執行過程中以及疫情結束后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同時也為正在遭受疫情困擾的國際礦業市場提供管理參考。

關鍵詞：肺炎；礦業政策；礦業企業

1疫情沖擊礦業市場，帶來礦政管理政策需求

1．1短期內大宗礦產品現貨價格和期貨價格出現大幅下跌。疫情暴發至今，全球礦業市場受到嚴重沖擊，并呈現出三個階段的發展。第一階段，疫情暴發初期（2020年1月17日～2月3日），國內疫情沖擊全球礦業市場，導致大宗礦產品價格普遍下跌，礦業公司股價普遍下降。從期貨市場看，倫敦金屬交易所礦產品價格2月5日與1月20日相比，基本金屬期貨價格：鐵礦石下跌15．5％、銅下跌9．7％、鉛下跌7．5％、鋅下跌11．6％、鋁下跌5．3％、鎳下跌8．5％；上海期貨交易所國內礦產品期貨價格：鐵礦石下跌12．4％、銅下跌7％、鉛下跌9％、鋅下跌6％、鋁下跌4％、鎳下跌2．8％。從現貨市場看，根據Wind數據庫和長江有色金屬現貨市場價格，銅下跌6．6％、鉛下跌7．2％、鋅下跌6．1％、鋁下跌5．6％、鎳下跌4．4％。從股票市場看，國內上市礦業公司的股價從1月10日前后開始持續下跌，到1月21日幾乎是集體暴跌，中國鋁業、五礦資源、洛陽鉬業、天齊鋰業、兗州煤業等國內大型礦業公司無一例外［1］。第二階段，我國出臺大量支持政策（2020年2月4日～2月21日），國內礦業板塊股票指數普遍反彈，國外主要礦業公司股票也出現反彈。國內礦業企業股價絕大部分在2月3日～2月4日觸底反彈。截至2月24日，石油板塊指數上漲7％、煤炭板塊指數上漲11％、有色板塊指數上漲23％、鋼鐵板塊指數上漲14．5％、稀有資源板塊指數上漲19％，部分公司股票甚至再創新高。第三階段，國外疫情蔓延、趨重（2020年2月24日至今），導致國外股市普跌，大宗礦產品價格低位震蕩，國內礦業股票市場震蕩。必和必拓（BHP）、力拓（RioTinto）、淡水河谷（Vale）的美股市場股票價格再創新低，3月10日與1月17日相比，分別下跌43％、40％、33％。嘉能可（Glencore）、英美資源（AngloAmerican）在倫敦股票市場分別下跌33％、29％。1．2礦業企業亟需礦政管理政策支持。受肺炎疫情影響，國內不少礦業企業復工復產難度增加。一方面，用工緊張、運輸不暢提高了企業的復工成本，同時礦產品價格下跌、市場需求下滑也使企業生產壓力變大；另一方面，不少礦業企業存在涉礦證件到期辦理、礦產資源儲量評審備案、疫情防控急需用礦項目相關手續辦理等現實難題。基于此，礦業企業對于礦政管理政策存在大量需求。1．3大量礦政管理政策密集出臺。春節以后，政府干預延遲股票市場開市，同時在金融、政策等多方面予以支持，其中就包括自然資源部和各省級自然資源主管部門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有效保障了礦業企業的平穩運行，大大提振了市場信心。據統計，針對礦業企業復工復產遇到的難題，自然資源部相繼4項服務礦山企業的政策。寧夏、黑龍江、河南、貴州等26個省（區、市）自然資源主管部門先后出臺了多項涉礦政策，內容涉及適當延長礦業權有效期、延期繳納出讓收益、對急需用礦項目開通“綠色通道”、實行線上審批等。這些“非常之策”有助于解決礦業企業面臨的現實困難，使其盡早復工復產，也受到各地礦業權人的普遍歡迎。

2疫情期間礦政管理政策分析

2．1部一級礦政管理政策分析。2020年2月13日～2月26日，自然資源部相繼《關于疫情防控期間自然資源部礦業權審批登記申請有關事項的函》《關于延長2020年礦業權人勘查開采公示信息填報期限等事項的函》《關于疫情防控期間礦產資源儲量評審備案有關事項的函》《關于疫情防控期間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與土地復墾方案評審有關事項的函》等四個服務礦山企業的政策。內容涵蓋礦業權審批登記、礦業權人勘查開采公示信息填報、礦產資源儲量評審、礦山地質環境保護和土地復墾。這些政策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審批登記申請延期。勘查許可證、采礦許可證有效期和補正期限、礦產資源儲量評審備案申請延期至疫情解除后3個月，勘查開采公示信息填報期限延長至疫情解除后1個月。另一方面是優化線上服務。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與土地復墾方案評審由會議評審改為函審，并要求各地就勘查開采信息公示制作系統操作培訓視頻和培訓手冊，通過信息公示系統推送，運用電話、網絡等形式與管理部門、礦業權人進行實時互動交流，及時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問題［2］。2．2省級自然資源主管部門礦政管理政策分析。截至2020年3月5日，天津、河北、吉林、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26個省（區、市）自然資源主管部門相繼出臺疫情防控期間的涉礦政策（表1），主要歸納為7種做法。2．2．1推進“不見面”審批，提升審批服務效率。多數省創新工作方式，全面實行審批事項網上受理，推行政務服務線上辦理，簡化審批要件和流程，提升服務效能。通過運用現代通訊和信息化手段，即電話咨詢、網上申報、電子郵件、傳真等，采取特事特辦、紙質材料暫緩提交、減少層級和環節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實現“不見面”審批，減少人員聚集［3］。其中，吉林、陜西等省還特別加強了礦政工作人員在崗值守，并對外公開聯系方式，及時解答礦業權人提出的問題。為了提高網上礦業權審批效率，河南省還明確了辦理時間，將審批時間由法定的40日壓縮到20日。2．2．2放寬礦業權和儲量評審等申請時限，為礦業企業復工復產爭取時間。在礦業權有效期延續申請、礦產資源儲量評審備案、礦業權人公示信息網上填報等方面，各省級自然資源主管部門明確表示放寬申請時限。其中，對于疫情防控期間到期的勘查許可證、采礦許可證，有25個省級自然資源主管部門明確適當延續行政許可證的有效期，延長期限多數為疫情防控措施解除（省政府解除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后3個月，河北、湖南兩省為1個月。在起始時間上，各地規定略有不相同。江蘇、福建、四川、甘肅、寧夏等省（區）規定2020年1月1日后到期的可延期，浙江、安徽、山東、湖北、貴州、云南、新疆等省（區）規定1月24日后，天津、陜西、青海等省（區、市）規定2月1日后，黑龍江省規定2月4日后，河北、吉林、江西、河南、湖南、廣東、廣西、重慶、青海、新疆建設兵團等則規定疫情一級響應期間到期的可延期。此外，青海省還對2月至4月到期的由青海省自然資源廳審批登記的70宗礦業權進行了梳理并公告。重慶市則明確表示，為了支持重點礦業企業復工復產，對2020年到期的礦業權依企業申請可順延6個月。2．2．3調整礦業權出讓收益征收相關管理要求。浙江、河南、廣西、重慶、甘肅、新疆等6個省（區、市）就繳納礦業權出讓收益作出規定，適當延長繳納期限，延期繳納款項免繳資金占用費、滯納金。在延長時間和繳納方式上，各地略有差異。其中，重慶市規定不能按期繳納礦業權出讓收益的，經批準可延期6個月繳納；甘肅省規定繳納期限可延長至疫情結束后3個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規定延長至疫情防控解除后30個工作日內；浙江省說明可適當延長繳納期限，未明確延長時間，具有較大的彈性。在繳納方式方面，廣西壯族自治區提出對受疫情影響不能如期繳納相關費用的，允許礦業權出讓收益分期繳納。與其他省延長繳納期限相比，河南省則直接暫停礦業權出讓收益的征收。2．2．4改進礦產資源管理查詢、評審服務等工作河北、山東、河南、湖北、云南等5個省將礦產資源儲量評審、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與土地復墾方案等審查方式由原來的集中會議評審調整為專家函審。同時，針對一些有急需評審訴求的項目，部分省也給出明確說明。其中，山東省規定，疫情防控期間原則上暫不組織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方案、儲量報告等評審工作，急需評審的，在確保評審質量的前提下，可通過電話、網絡等方式抽查核實。湖北省則明確，需以會審方式進行評審的，采用網絡視頻或電視電話等形式進行溝通交流；需現場核查的，礦業權人可先進行評審備案申報，待疫情結束后優先安排。此外，各省對評審內容中的涉密資料也有嚴格要求。2．2．5加快礦業權出讓，保障礦產資源供給。疫情防控期間，浙江、河南、貴州、廣東、廣西、海南、重慶、陜西等省（區、市）為了保障對醫療應急設施、扶貧解困等民生工程的礦產資源供給，在加大對交通、能源、水利等重點工程的礦產資源保障方面出臺多項優惠政策，如開通“綠色通道”，優先受理、審批，即收即辦，簡化礦業權抵押備案事項等［4］。針對砂石企業復工復產，河南省要求要加快建筑用砂石等大型礦山礦業權的出讓工作，積極探索“凈礦”出讓，不斷提高供給保障能力。廣東省規定，要穩定海砂供應市場，加大重大項目砂石資源供應保障，開展新砂源的海域使用論證和儲量勘查核實前期工作，動員督促現有采石場企業盡快復工復產，抓緊新設采礦權的出讓，加快審批延續采礦權的登記。廣西壯族自治區明確要求，自然資源主管部門要主動對接聯系砂石企業，加強服務，督促指導盡快復工復產，保障穩增長項目建設的砂石穩定供應。重慶市要求，穩定碎石產能，保障全市重點工程和醫療應急設施等的砂石需求。海南省提出，要指導和幫助礦業企業特別是砂石土開采企業早日復工復產，加快推進三亞、澄邁、定安等市縣建設大中型建筑石料機制砂一體化骨干基地。為全力保障電煤供應，貴州省簡化生產煤礦采礦許可證短期延續登記；陜西省對煤礦變更、延續申請事項凡符合條件的優先辦理。此外，重慶市還提出，要加快頁巖氣勘查開發。2．2．6加快組織推進地質勘查項目實施。為降低疫情防控期間對地勘項目實施的影響，山東、河南、四川等3個省針對地勘項目申報、驗收的時間、方式均作出明確要求。其中，山東省對2018年度省財政地質勘查項目成果驗收工作，延期至疫情防控解除后3個月內完成。河南省通過函審、網絡視（音）頻會議等形式對項目設計、組織實施、勘查成果等進行管理；對2021年度項目申報工作，通過網上辦理、分散辦公等方式，提前開展篩選、儲備和申報等工作，保證工作的連續性。四川省對正在實施的省地勘基金項目和省頁巖氣調查評價項目結題時間進行順延。2．2．7加大投融資平臺對礦業的金融扶持力度。對于受到疫情影響的礦業企業，個別省通過政策引導，加大金融機構對企業的投資力度，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如河南省出臺了專門的政策加大對礦業的金融扶持力度。通過充分發揮河南省國土資源開發投資管理中心在礦產資源領域專業投融資平臺的作用，加大對礦業的投融資力度，幫助企業盡快恢復正常生產經營。同時，在河南省綠色產業發展基金的基礎上，設立綠色礦山建設子基金，支持全省綠色礦山建設，緩解礦業企業的資金壓力［5］。2．3礦政管理政策取得積極反響。礦業行業對實施上述政策措施反響積極。一是申請各類證照辦理延期，為礦業企業提供了3個月及以上的緩沖期，解決了礦業權到期后無法正常生產的實際問題。二是礦業權出讓收益分期繳納或延期繳納，以及免繳資金占用費、滯納金等款項，減輕了企業負擔。三是有力保障了涉及疫情防控的建設項目用礦，特別是一些地方的電煤供應，如貴州省自然資源廳2020年2月3日～21日，快速辦理了21件采礦許可證的短期延續、變更，合計保障產能780萬t／a，為當地電煤供應不中斷提供了可靠保障［6］。一些礦業企業希望，網上申報、簡化要件、電話指導、及時審批等“特事特辦”的舉措，能夠成為“常態”。四是為企業復工復產提供快速高效的自然資源保障服務。從多渠道受理、開通“綠色通道”，到縮短辦理時間，提供及時便捷的服務，均為企業快速復工復產提供了保障。

一、引言

每個學科都有普遍而獨特的大問題，無此不足以立學科［1］。哲學探討的核心問題是本體論、價值論和認識論，即真、善、美之根本。數學的巔峰是破解世界級的猜想或難題，不斷將人們對數學的認知邊界向前推進。在自然科學，一個范式（paradigm）會確立本學科最重大的問題，所以常規科學都圍繞這些問題展開。所以，大科學要回答大問題，比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醫學等。例如，物理學探究引力波等重大問題，以期追索宇宙的起源。在社會科學，不同學科也會探討大“科學”問題，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這樣的應用學科，同樣需要回答大問題。比如在國際商務領域，學者們孜孜以求的大問題是：什么決定了企業的國際成敗［2］？那么，公共管理與政策領域是否存在值得關注的大問題？在探討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之前，我們需要明確的是公共管理的大問題還是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從實務的角度而言，公共管理實踐有亟待破解的重大問題。從學科的立場來說，公共管理學科也存在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理論與實踐并非并駕齊驅，二者也未必亦步亦趨。與此同時，本文未將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加以區分，也未特別區分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雖然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開始逐漸分化為兩個領域，但是一直以來二者的聯系多于差別。公共管理關注公共組織及其運轉，以及政治與行政的互動關系；公共政策涉及政策的設計、形成、執行與評估等環節，而其每個環節都同公共管理密不可分。因此，本文將二者互換使用，并認為至少目前我們可以探討共同的大問題。我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和偉大的國家，如果我們無法提出和嘗試回答一些偉大的問題，那么我們的學科存在的意義是什么？我們作為這個學科的學者工作的價值何在？陳立齊指出，西方公共行政的實踐和學術都狹隘地關注管理組織的技術問題，而同大問題和國家目標相脫節。如前所述，有關中國和西方公共行政的技術或科學方面，早已有了相當的共識。關于公共行政學科和職業的范圍和目的，例如大問題，則還沒有形成足夠共識。的確，關于這些大問題會是什么，甚至可能都不會取得共識［3］。基于大問題對學科發展的深遠意義，本文回顧了公共管理學科對大問題的求索與爭論，并探討了大問題的定義與標準。結合最近中國公共管理青年學者的努力與反思，本文提出了未來公共管理研究值得關注的大問題。

二、何謂公共管理領域的大問題

既然每個學科都在追求大問題，那么什么算是“大”問題？蘋果手機有一個經典廣告詞，即“Biggerthanbigger”，直譯為“比更大還更大”或“比逼格更有逼格”，意譯則是“豈止于大”或“越來越大”。不管何種翻譯，“大”和“更大”都是人們向往的狀態。畢竟，埋頭苦干前要先明確方向，否則就是南轅北轍。何謂大問題？什么稱得上是大問題？對此，有學者總結了不同學科對大問題的求索，發現大問題至少具備三個核心特征。首先，大問題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資源才能解決，即大問題不是輕而易舉就可以解決的難題；其次，大問題有潛力產生顯著和持久的影響，即大問題有很強的聯動性，可以對社會形成強大的影響力；最后，大問題能夠促進一個領域的知識發展，使一個領域乃至多個領域都能夠不斷積累知識［1］。從上面三個標準來看，大問題是難以回答且有可能產生較大的學術貢獻和社會影響的問題。那么，公共管理的大問題是什么？RobertD．Behn［4］較早提出了這個問題：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問題？什么是公共管理研究應該聚焦的問題？我希望許多學者都可以發展他們自己的公共管理大問題清單。我們應該傳播、論證、捍衛、修正和進一步論證這些問題。我們不僅應該認真思考數據和方法論，而且應該嚴肅思考問題———大問題。我們應該決定它們是什么，回答它們中的一些，并修訂這個清單。我們應該總是將我們的注意力聚集到這些大問題上。然后，當公共管理學者們聚在一起時，我們也會討論“公共管理的大問題”［4］。為此，Behn［4］提出了三大“候選”問題：微觀管理、激勵、績效測量。（1）微觀管理問題是公共管理者如何才能打破微觀管理循環，避免繁文縟節導致的惡性循環。（2）激勵問題是公共管理者如何激勵公職人員以及政府以外的其他人員，使他們可以富有活力地完成公共目的。（3）績效測量問題是公共管理者如何測量公共部門的績效，以幫助組織實現目標。Behn［4］的提議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公共行政評論》（PAR）后續多篇論文的跟進。為此，PAR在1996年以來組織了多次大問題（BigQuestions／BigIssues）爭鳴專欄，對公共管理領域的大問題進行持續探討［5，6］。Kirlin［5］認為民主國家的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所關注的大問題，不同于Behn探討的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的大問題。對此，他提出了四個評判大問題的標準：實現民主政體、將單個公共組織層面的重要價值問題提升到社會層面、直面集體行動的工具復雜性、鼓勵更有效的社會學習。他列出了七個可以探討的大問題，包括：“什么是支持民主政體的集體行動工具？什么是非政府集體行動的合適角色？如何在基于功能的組織結構設計同基于地理的組織結構設計之間求得權衡？如何解決國家與地方的政治領域存在的張力？哪些決策可以脫離政治并服從理性？如何在中立勝任力、代表性、領導力之間求得平衡？如何提升社會學習？”Kirlin的探討說明，在民主體制下的公共行政問題要超越微觀的公共管理問題。Kirlin［6］還指出，在確定何謂大問題時，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我們習慣于太過關注公共部門日復一日的運營問題，而忽略了公共管理置身其中的更大的社會。換言之，大問題不應狹隘地圍繞公共組織管理，而要聚焦公共管理如何影響社會。Neumann［7］指出，從科學的角度而言，目前公共管理所關注的大問題“足夠大”嗎？他認為，作為公共管理的真正大問題，“它們必須是最基礎層面的問題———它們必須解決這個學科在其最核心的要素所具備的最本質的實質和動態”［7］。比如，什么是一個“公共”組織的本質？公共組織如何與其環境聯系在一起？管理公共組織意味著什么？Behn［4］提出的大問題都是實際應用的，而未能深入到更基本的層次，即對公共組織的理解。與此同時，大問題也要隨著學科范式而變遷，如基于復雜性、非線性等理論進展去理解公共組織。還有學者認為，對于識別“大問題”本身要有一套方法論，而目前的探討在這方面是缺失的［8］。Callahan［8］指出，與其非此即彼地糾纏于關注組織管理還是社會，不若將二者結合在一起。社會有多個層次，將這些不同層次聯系在一起，可以說明為什么公共管理領域如此紛繁復雜卻又相互勾連。為此，他提出了四個可以研究的問題，它們將組織與制度聯系在一起。這些問題包括：“（1）什么把制度與公共組織聯系在一起，從而促進集體問題解決所必需的合作？（2）什么是組織與制度層面的聯系，它們促進了民主自治和有限授權的政府？（3）公共管理的什么特征促進了公眾對公共組織和制度的信任？（4）什么通過公共部門的組織促進了制度適應？”顯然，Callahan［8］試圖彌合Behn［4］與Kirlin［5］之間的分歧，說明宏觀制度和微觀組織的問題都是大問題，但更大的問題是如何將二者整合為一體。與此同時，針對公共管理分領域的大問題也日益興起，比如公共管理網絡的大問題［9］、公共價值理論的大問題［10］、非營利組織管理的大問題［11，12］、行政倫理的大問題［13］、公共行政教育的大問題［14］、公共部門績效管理的大問題［15］。這些探討表明，公共管理學科日益分化，而不同子領域在追求各自的大問題，盡管它們同母學科有很大的關聯。大問題的探討和修正往往同學科發展的重大事件密不可分，比如明諾布魯克會議在“大問題”的塑造方面就扮演重要角色［16］。明諾布魯克會議是以美國錫拉丘茲大學明諾布魯克會議中心召開的三次公共管理會議命名的，該會每20年召開一次，代表了本學科走向的風向標。1968年首次召開時，明諾布魯克會議由一批青年學者發起，逐步厘清了民主行政和社會公平的重要意涵。1988年，第二屆明諾布魯克會議召開，關注到市場化與管理主義的凸顯意義。2008年，第三屆明諾布魯克會議召開，網絡治理和協作公共管理日趨成為學者們關注的重點。與此同時，明諾布魯克會議也從純粹的美國公共管理走向全球公共管理，吸引大批國際學者的參與和爭鋒。明諾布魯克會議意在為年輕學者提供一個同資深學者分庭抗禮的平臺，使叛逆派、“造反派”“少壯派”可以站起來，引領本學科朝著新方向發展。所以，明諾布魯克會議意味著學科研究走向的斷裂與連續、間斷與均衡、轉換與承傳，也是大問題不斷凝練和更新的重要場域。就此意義而言，我們需要類似明諾布魯克會議這樣的平臺，使學界可以就一個時期的大問題展開論辯，使大問題越辯越明。

三、中國公共管理領域的大問題

關于中國公共管理領域的大問題，一些學者進行了有益探討［17－21］。張正軍［21］回歸了美國公共管理領域有關大問題的爭論，并指出了中國在這方面的適用性。Mingus和Jing［17］認為，可以套用Behn［4］的框架去建構中國公共管理研究的大問題，并針對性地提出了類似的大問題清單。馬駿［19］指出，我們要掙脫知識障礙的束縛，喚起和激發本學科的學術想象力。曹堂哲［18］提出公共管理問題的類型學，從價值和事實兩個維度出發，提煉了五種問題，包括科學發現類問題、評估類問題、技術設計類問題、批判類問題和詮釋類問題，它們分別對應五種研究方法論，包括實證主義、評估研究、技術設計、批判主義和詮釋主義。最近，顏昌武［20］再次回顧了公共行政學的大問題之爭，并探討了中國公共行政學的大問題。上述學者的研究表明，有關中國公共管理研究的大問題之爭是有意義的，盡管我們迄今尚無法達成共識。陳立齊［3］認為，與Behn提出的三個大問題相比，還有更大的問題等待我們去提出和回答。他指出，公共行政的大問題應該將公共行政同世界舞臺上一個國家的期望聯系在一起，包括：歷史地看，公共行政在國家興亡中扮演什么角色？公共行政在當下和未來可以做什么來幫助一個國家取得成功（或者預防一個國家走向失敗）？對于所有國家而言，公共行政的普適價值（例如職業倫理）如果有的話，會是什么？如果可能，西方國家可以從中國學到什么，中國又可以從西方國家學到什么？因此，本文嘗試探討中國公共管理研究的“候選”大問題，以及其所應具備的特征。首先，大問題要不“跑偏”，要緊扣關乎學科生死存亡和榮辱與共的根本問題。對于本學科而言，什么是我們安身立命且不得不回答的問題？什么是我們孜孜以求且繞不開的問題？揭示了這些問題，或許就對本學科的大問題有了基本認識。比如，《公共行政的精神》一書就認為公共性、社會公平和公民精神是本學科的精神實質，也是值得關注的大問題［22］。由此可見，明確本學科可以一以貫之去持之以恒地求索的根本問題，才能說這是大問題。其次，大問題要大，但也要小，即要建立問題樹并形成一個問題的叢林。比如，要堅持大視野、小切口，以小見大和見微知著。Behn在提出大問題時就是遵循這一原則，即每個大問題下應有若干小問題，它們為不斷壯大的學者群體提供源源不斷的問題源。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學者之間的學術分工與合作也日益緊密，從屬于某個大問題的小問題得以解決，則可以匯聚而解決更大的問題，以此類推而形成居于累積性的知識體系。最后，大問題要細，要考慮到公共管理學的多范式與多源流特征，不同細分領域要有不同的細分大問題。公共管理學科和其他學科一樣，開始日益分化和細化，出現了明顯的勞動分工趨勢。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不斷豐富的學術研討會的組織形式。過去的學術研討會，你走進任何一個房間，都會找到共同話題和共同語言。但是，如今的學術研討會動輒上千人，連續多日并安排上百場分論壇，而學者們也會分門別類地進入不同的分論壇，彼此之間的共同興趣則讓位于不同細分領域的專業方向。這意味著我們所謂的大問題，既要有宏大視野，也要有專業精深。整個學科要對大問題有共識，盡管同時要允許細分領域的分歧。此外，大問題要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即探討植根于本土中國與全球視野的大問題。與此同時，大問題要持久，要歷久彌新地屹立在學科前沿，使我們不僅關注眼前的問題，而且指引我們探討一百年后的大問題乃至千年大計。如果是關于公共管理學科的大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公共管理學科所面臨的大問題，是否不同于其他國家或國際學術共同體。中國的社會文化、政治體制在很多根本方面同其他國家大相徑庭，這使我們會認為中國的公共管理研究需要追求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大問題。果如此，我們將會距離普適的大問題相去甚遠，而只能回答中國學者所感興趣的問題。由此可見，在大問題的立場上會反映我們是孤芳自賞、自我陶醉、自我欣賞，還是富有更廣泛的責任感，致力于推進全人類的普適問題。比如，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這樣的代表全人類的大問題，既是實務界面臨的重大挑戰，也是學術界需要回應和投入的大問題。這意味著情境化或本土化的問題從屬于更具普適性的問題，只有后者才是更加值得求索的大問題。當然，公共管理學是一個多元方法論流派的領域［18］，既有實證主義，也有后實證主義和反實證主義；既有現代性，也有后現代主義和批判理論［23］。從后現代主義的視角而言，就是要解構和消弭科層、權威、主導等現代概念，而更加關注少數派、弱勢群體和平等。就此而言，大問題固然至關重要，小問題也并非無足輕重。一個看似小的問題，對于其所涉及的群體而言卻可能是天大的問題。“風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瀾之間。”大問題也是在不斷演化的，這意味著我們現在視為大問題的問題，在未來可能要讓位于其他問題，而這些問題在現在或許只是我們忽視的小問題。因此，我們關注和求索大問題，并不意味著抹殺小問題的重要性。但是在資源和注意力都有限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有所取舍，而大問題則往往是我們的不二之選。

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為達到一定的經濟目標而運用一系列控制手段的方針和措施的總稱，是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之一。國家通過對利率和貨幣供應量的調節來實現穩定貨幣、經濟增長的目標。貨幣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匯率政策和外匯收支政策等。保險政策是國家保險監管部門為了實現保險市場供需平衡，促進保險市場健康發展，對保險活動所采取的各種管理、調節手段和辦法措施。貨幣政策與保險政策關系密切，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

一、貨幣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和制約作用

貨幣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是通過其對保險市場的影響反映出來的。貨幣政策一般分為擴張性貨幣政策、緊縮性貨幣政策以及中性貨幣政策。運用不同的貨幣政策對保險市場的影響不同。

（一）不當的貨幣政策會影響保險市場的正常發展

1.在市場貨幣供求均衡或貨幣供應量小于需求量時，如果運用減少貨幣供應量，提高利率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會打破市場供求的平衡，加劇市場的不平衡，導致貨幣供應緊張，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物價跌落，經濟停滯，即通貨緊縮現象。這對保險市場非常不利表現為：首先，影響保險市場的有效需求。從個人投保需求來看，通貨緊縮、失業增加、收入減少、個人對保險的有效需求相應減少。從企業投保需求來看，通貨緊縮、市場需求不足，使市場競爭激烈，許多企業被淘汰出局，生產經營規模縮小；另一方面，市場需求不足，導致產品價格下降，企業（特別是傳統企業）利潤下滑，許多企業因此發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難和償付困難。為了節約費用開支、降低成本，企業一般會選擇自保或其他轉移風險的方式，盡可能擴大自擔風險的限額，減少對商業保險的需求。因此通貨緊縮使保險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緊縮性貨幣政策使保險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償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險市場有效需求減少，市場規模的偏小，保險市場的競爭顯得尤為激烈，為了拓展市場，開拓新業務，在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降低費率，加大業務投入，提高服務質量將是許多保險公司的必然選擇，這將影響他們的承保利潤；另一方面，通貨緊縮，資本市場萎縮，減少了保險資金投資運用的機會，增大投資風險，影響保險公司的投資收益。保險公司承保利潤和投資收益是其利潤的主要來源，二者的減少必然降低保險公司的盈利能力，從而削弱其償付能力。

2.在市場貨幣供求平衡或貨幣供應量大于需求量時，如果運用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會使貨幣供應超過市場對其需要的量，過多的貨幣投入將引起物價上漲，貨幣貶值，通貨膨脹。這對保險市場發展仍然不利。由于物價上漲，貨幣貶值，保單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險的預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們投保的積極性大受影響，表現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單繼續率下降和新業務發展困難。同時，在費率缺乏彈性的條件下，由于保單實際賠付率（或給付率）小于名義賠付率（或給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費率卻是按名義賠付率（或給付率）來確定的。這樣實際上是減輕了保險人的實際經濟責任，損害了投保人的經濟權益，保險人處于有利地位。這種狀態會使保險公司獲利豐厚，并誘使更多的資本、機構和其它稀缺資源擠進保險供給行列，導致保險市場供過于求，引起市場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