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討的中國政治文化，特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和今后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中國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對國家權力權威性地配置社會利益這一特殊社會現象的基本態度、信仰和感情等的總和。由于這一時期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且這一階段是整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很長歷史過程中的初始階段，因此，與之相適應的中國政治文化，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始階段中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既不是“公民文化”或“臣屬文化”，也不是“人民文化”或“群眾文化”，甚至也不宜一般地稱之為“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實際上，它是占主導地位的“初級形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與其非主導政治文化的復合體。因此，其內容豐富而獨特，可謂同質與異質共存，傳統與現代相雜，且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淵源，對中國社會各利益群體的政治行為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政治發展都有重大影響。

一

初級形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始階段中國政治文化的主導內容。這種政治文化以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學性、民主性、大眾性為基本特征，外化為強大的政治意識形態，通過各種政治社會化媒介向全社會進行灌輸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統、過程和政策等各個方面確立了全社會對重大政治問題的價值選擇和心理調適標準。

系統方面，主導政治文化極力論證現行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政黨和政府權威、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合法性。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進程指導思想的鄧小平理論，明確主張社會主義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雖然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可以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和完善，但有一條是確定無疑的，即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破壞這一制度，“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頁。

《鄧小平文遜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注：《鄧小平文遜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06頁。)不僅如此，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還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對全社會的權威性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人們思想意識的指導，不搞西方的三權分立、多黨政治以及指導思想的多元化。這三條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一起，概而言之，就是“四項基本原則”，“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注：《鄧小平文遜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年版，第164、173、379頁。)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體能夠認同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國家形式的合法性，同樣是主導政治文化非常關注的問題。對此，主導政治文化的基本傾向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即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對于相關的少數民族宗教信仰問題，則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決民族問題，中國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國聯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我們認為這個制度比較好，適合中國的情況。”“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別是我們中國，一般都是少數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問題最多。我們要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必須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注：《鄧小平文遜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頁；《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頁。)在國家的結構形式上，主導政治文化認為，中國只能采取單一制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式，國家的統一是中國社會發展所必需的根本保證，“是全中國人民的愿望，……是整個民族的愿望。”(注：《鄧小平文遜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頁。)

過程方面，主導政治文化極力強調人們在現行政治機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諧度。政治過程歸根結底是國家權力對社會利益的權威性配置過程，其基本環節是利益表達、利益綜合及決策。社會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社會中各群體在現行政治機制中所得到的好處，或者說，是各群體對自身在現行政治機制中具有的潛在好處的期盼，具體表現為他們各自的利益訴求。所謂人們在現行政治機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諧度，從根本上講，即他們各自利益訴求在現行政治機制中的實現程度及其利益實現過程中對他方利益的損益程度。在這方面，主導政治文化認為，中國社會各利益群體雖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們的利益在整體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沖突。現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城鄉基層民主制度等政治機制，可以在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旗幟下，由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干部、解放軍指戰員、各派、無黨派人士、各少數民族、各新興階層的代表等，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在這里，他們都能夠充分和有效地參與現行政治機制，在政治過程的各個環節上，保證為本利益群體爭取所需要的利益，并能夠達成與其他利益群體的和諧。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中國社會的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起初一段時期內，社會上對這些階層的政治地位及相應的政治權利看法不一，使得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疏離于現行的政治機制，并對自身在現行政治機制中的效能感評價低下，與其他政治角色各關系也相對緊張。但中共十五大之后，特別是代表中共中央在慶祝中共建黨8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后，這個問題在主導政治文化的價值取向上基本明確，即認定這些群體“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

摘要：本文在分析中國畜產品貿易現狀基礎上，運用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TAP）研究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的建立對中國畜產品進出口產生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研究表明：近年來中國畜產品貿易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貿易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貿易逆差問題日益嚴重；區域全面伙伴關系的達成會進一步加重中國畜產品貿易逆差，并將對中國部分畜產品貿易產生較大影響，因此不同畜產品的貿易自由化政策應有所區別。為應對羊毛和奶產品等畜產品進口沖擊，可以考慮設置敏感產品目錄或者非關稅壁壘等方式，保護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

關鍵詞：RCEP；中國；畜產品貿易；影響

RCEP即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是東盟10國邀請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共同參加的自由貿易協定，目標是在目前東盟與上述6國建立的5個自由貿易協定的基礎上，進一步削減壁壘，擴大貨物和服務貿易，促進區域內投資及其他經濟技術合作，建設成多領域、高質量和互惠的自由貿易區。作為成員國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和中國，都是畜牧業生產大國，RCEP的建立將極大促進區域內畜產品貿易自由化，這將會導致中國畜產品出口競爭加劇，也會帶來畜產品進口的增加。近年來中國畜產品進口規模不斷擴大，無論是增速還是進口總量，均遠超畜產品出口，由此畜產品貿易逆差問題日益嚴重。RCEP協議一旦達成，將對中國畜產品貿易逆差產生深遠的影響。就現有研究來看，多局限于單一自貿區對單個畜產品貿易的影響，且對RCEP的研究以定性描述和定量的經濟效應分析居多[1-4]，關于RCEP對中國畜產品貿易影響的研究缺乏。在RCEP談判不斷取得進展的情況下，有必要全面總結中國畜產品貿易的現狀，并在此基礎上，定量分析RCEP的建立對中國主要畜產品貿易帶來的影響。

1研究方法

RCEP的概念最早在2011年2月東盟經濟部長會議上提出，2012年東盟與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等國領導人共同宣布開始RCEP談判，標志著RCEP建設正式啟動。2013年5月在文萊開始了第1輪RCEP談判，從2014年4月第4輪談判到2016年8月第14輪談判，各方圍繞RCEP的貨物、服務、技術、知識產權、競爭、經濟技術合作等一系列議題展開磋商，深入談論了貨物、服務和技術的市場準入問題，并取得了一定進展。2016年10月RCEP第15輪談判在中國舉行，各方完成了經濟技術合作章節內容的磋商，這是RCEP完成的第1個章節談判。2016年12月第16輪談判在印度尼西亞結束，與會16國代表就中小企業章節達成一致，并在競爭政策章節談判取得了較大進展。鑒于RCEP由16個成員國構成，中國畜產品貿易不僅涉及了畜產品自身多個種類，還與畜產品相關的其他農產品及工業產品密切相關，局部均2002年的28.51億美元迅速攀升到2011年的64.16億美元，增長了125%；近幾年來，畜產品出口仍保持較高的增速，但是受到全球貿易增速放緩的影響，2015年畜產品出口了62.71億美元，與2014年相比減少了13.7%。2.1.

2畜產品進口規模

早年掀起的購買外貨浪潮,在一次又一次的抵制外貨活動中重新審視自身的溫度。一方面,所謂的“外國貨就是比國貨好”的盲目崇拜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自卑的民族心理,同時也反映了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品牌弱勢營銷帶來的消極影響。國貨在某些群體中代表著廉價與低質,這種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給國內產品形象重建的進程加大了難度。另一方面,一味地抵制外貨的行為也缺乏對全球經濟的整體認知。畢竟,海外貿易包括進口和出口兩方面,哪一方面的失衡都不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可持續性的發展。可是,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有大量中國人購買外貨的現象出現,并且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同時,購買外貨已經從早期的單純依靠運輸業轉變成出境旅游時的購買行為。盡管國家已經出臺一些政策來限制境外游的消費上限,但仍然抵擋不住消費額度的增加。最后,我們依然要認識到的一點是經濟活動永遠和政治環境與政治政策密不可分。如果要系統地研究一種經濟行為背后的經濟影響,勢必要結合時代背景下政策環境。接下來,讓我們一起探討購買外貨行為是如何影響中國經濟的。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中國人購買外貨這一行為表面上看是中國公民自身的消費行為,就像近年來掀起的出境游一樣,在本質上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投射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都會產生不同的化學效應。在經濟學中,定量分析在金融行業運用比較廣泛,這就需要有大量的數據作為依托,提供更為高效的分析;而定性分析則更多是運用于宏觀經濟,將數據信息的影響程度降到最低,用社會心理和人文因素來剖析某種經濟現象背后的原因。而本文針對中國人購買外貨這一經濟現象,結合定量和定性兩種分析方法,將其對國內企業、居民消費水平、國內市場等因素的影響進行全面的研究,并且將這些影響辯證分為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

(一)積極影響

1、對國內企業。拋卻意識形態的影響,我們必須認同的一點是消費者的選擇在某種程度上會對國內企業產生促進與鞭策作用。先進的國際品牌在原材料的選取,對質量的保證,對生產鏈的深入和優化等方面,都對國內普遍起步較晚的企業提供學習的模板。同時可以促進人員的交流,文化的傳播和思想的交換。促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和資源配置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并加強中國對外的聯系與貿易往來。社會歷史的發展永遠是不斷向前,這就需要我們優化自身,完善機制。當追求品質成為一種國內企業的發展共識,那么樹立國內企業良好形象的進程就可以得到加快。反映在行業內就是一股求新求穩的良好風氣,反映在社會公眾層面就是重新建立起的國貨信任。2、對生產力和生產水平。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決定生產水平。當經濟基礎到達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上層建筑也隨之進步。相應地,作為兩種矛盾運動之一的生產力和生產水平,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飛躍提升。自1978年改革開放后,許多外資企業來華投資辦廠,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理念。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生產力和生產水平的提高得益于那一場打開自我的變革。同樣的,我們也需要認識到的是,為了改變某種利弊失衡的經濟現象,比如本文探討的中國人購買外貨這一現象。我們必須要提高生產力和生產水平。同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除了作為一項國家戰略,更重要的是其對于生產力提升的啟示意義。3、對居民消費水平。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理念是生產全球化、資本全球化和消費全球化。消費者們將面臨更多的選擇,消費地域也從本國拓展到了全球范圍。這對生產者和企業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如果能夠以差異化的特色和人性化的服務來抓住消費者的心,那么這家企業無疑是成功的。相反,如果一家企業總是用古老的思維模式來運營,那么無疑將會被新時代的消費者所淘汰。因此,長期以往,呈現在消費者面前的將是品質優良的產品和服務,那么,這對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二)消極影響

摘要：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嚴重影響了中國外貿發展。疫情初期，中國外貿同期增速銳減，而疫情擴散之后外國政府的系列政策偏向于重商主義，自由貿易規則不斷被打破，中國貿易供給端和需求端均受到嚴重沖擊，對中國外貿發展提出更大挑戰。對此，中國應逐漸對接國際標準、提高產品質量、加強貿易伙伴之間的對話合作并通過跨境電商推動貿易長期發展。

關鍵詞：肺炎疫情；對外貿易；貿易規則；重商主義；跨境電商

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速度快、波及范圍廣，嚴重沖擊了全球生產網絡體系，并對國際貿易發展產生強烈影響。截至2020年4月9日，國內累計確診83249例，國外累計確診數超過143萬例。疫情的全球蔓延對全球國際貿易網絡造成巨大沖擊。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預測，由于肺炎病毒全球蔓延嚴重沖擊世界各地生產經營活動，預計2020年世界貿易下降13%-32%。在國際貿易環境如此惡劣的情況下，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在疫情蔓延的沖擊下會受到什么影響？中國又應該如何脫困自救呢？本文認為，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產生巨大沖擊，但同樣也帶來轉型機遇。中國外貿企業應該把握時機，提高產品質量，加快產品出口速度，與主要貿易伙伴聯合推進國際貿易自由化，并通過打造中國對外貿易產品的質量品牌推進中國對外貿易高品質發展。

疫情爆發前后中國外貿的主要變化

2019年疫情在中國境內爆發之前，中國外貿發展取得新的歷史突破。盡管中國外貿面臨日益復雜的國際經濟環境，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一定阻礙，但總體而言中國貿易無論規模還是國際市場份額均雙雙提升。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再創新高，外貿總額達到31.54萬億人民幣，國際市場份額也提升至13.1%。同時，民營企業超過外商投資企業成為中國外貿第一大主體，其貿易占比高達42.7%。主要貿易伙伴排名略有變化，東盟超過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歐盟和日本則分別列第一位和第四位。自從2019年12月1日首例肺炎患者發病之后，中國國內經濟發展形勢迅速發生變化。2020年1月3日，首例境外患者確診之后，境外開始出現大規模蔓延。2020年1月29日，中國內地31個省份全部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自此，中國內地對疫情防控進入攻關階段，但同時中國企業生產環境和貿易環境也發生巨大變化。在疫情不斷肆虐的情況下，正逢春節假期的中國境內企業紛紛延遲開工時間。而由于防控疫情蔓延的需要，境外國家生產活動能力均受到嚴重沖擊。尤其在境外疫情不斷蔓延且呈現失控趨勢之后，對各國生產經營能力更提出新的挑戰。從全球貨物貿易整體來看，世界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需求均大幅度萎縮，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也同樣受到嚴重沖擊。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20年前兩個月受疫情沖擊影響，中國貨物貿易出口同比下降17.2%，進口同比下降4%。進出口貿易出現71億美元赤字，比去年同期減少509.8億美元。同時，中國與主要對外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也同樣出現巨大變動。其中，美國和日本雙邊貿易沖擊影響最為劇烈，降幅分別高達26.5%和23.3%，對歐盟出口則下降17.1%。東盟出口降幅相對較小，僅下降3.6%。但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在2020年5月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整個4月份中國出口同比上升3.5%，進口同比則下降14.2%，出現高達453.4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其中，對外增長的主要表現在于東盟和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出口貿易，而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的進出口貿易則仍然出現大幅度下降。不僅限于貿易地理區域分布的變化，對外貿易商品結構也同樣發生了很大變化。傳統競爭優勢的機電產品和服裝產品出口數量明顯下降，而紡織品出口則增勢明顯。其主要原因在于國外對疫情需求的紡織品物資增加導致紡織品出口高達2613億美元，增長5.9%。但實際上，肺炎對中國貿易的影響并非僅限如此。若僅在中國境內蔓延，則隨著中國對疫情管控力度的不斷加強，以及全國各地復工復產的不斷實行，國內生產能力將會在短期內迅速恢復，并不會對貿易以及經濟產生劇烈沖擊。對于中國貿易而言，疫情在全球蔓延更是影響其發展的關鍵所在。據國際衛生組織統計，肺炎疫情已經在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蔓延，而與中國貿易密切相關的美國以及歐盟則成為肺炎的重點發病區域。2020年2月4日，國外確診病例僅為173例，但發展到2020年4月12日，該數字已經突破177萬人，規模增長超過1萬倍且仍呈現不斷擴大發展的趨勢。美國、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德國和英國等中國最重要的發達國家貿易伙伴，則成為此次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在肺炎爆發前期，中國對外貿易縮減的主要原因在于境內生產能力降低，而國外疫情發展之后中國外貿則面臨貿易伙伴需求和生產均縮減的局面，因此在國外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之前，中國外貿在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均會受到強烈沖擊。盡管從4月份的數據來看，短期之內中國對外貿易出口仍呈現比較好的發展趨勢，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完成前期積壓的訂單，另外則是由于全球疫情爆發對抗疫物資需求量的迅速激增導致。中國率先復產復工之后，必然成為抗疫物資的主要市場提供者，但后續對外貿易的具體表現則需要進行觀望，主要取決于國外整體疫情防控情況的發展。

疫情全球蔓延對中國外貿環境帶來的巨大沖擊

一、問題提出

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對外貿易迅速擴張，2002—2008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從6207.7億美元上升到25616.4億美元，年均增長27%，貿易順差從304.3億美元上升到2954.6億美元，年均增長60%。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自2008年后中國對外貿易受到一定抑制，但貿易順差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對外貿易的持續增長，成為驅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但是，中國對外貿易主要依靠的是生態資源密集型的初級產品及制成品出口，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始終處于下端，巨額的貿易順差，很可能掩蓋了生態資源的流失，從而制約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僅從傳統經濟學的貨幣資本角度來考察中國對外貿易利益顯然存在一定局限。鑒于此，本文嘗試以生態足跡（EcologicalFootprint，EF）作為自然資本的測度，運用投入產出（Input-Output，I-O）模型考察中國進出口貿易的自然資本流向，以揭示中國對外貿易所獲得的貨幣資本利益是否以犧牲生態資源為代價。Rees（1992）及WackernagelandRees（1996）在關于EF研究的開創性文獻中，提出以用地面積為單位測度人類對生態系統供給可再生資源與吸收廢棄物這兩大類生態服務需求。具體而言，EF將某一商品所含的自然資本分解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碳匯用地六種用地類型。其中，前五類用地表現為人類生產活動實際占用的地表面積，稱之為實際用地（ActualLand）；碳匯用地表現為吸收廢棄物和排放所占面積，反映排放空間的大小，稱之為虛擬用地（VirtualLand）。EF綜合考慮人類經濟活動所占用的自然資本，為研究國際貿易的生態影響提供了新思路。

二、研究方法

目前在使用EF分析國際貿易的文獻中，EF的測算主要分為產品用地系數法（ProductLandUseCoefficient，PLUC）與投入產出法（Input-Output，I-O）兩種。PLUC法源于WackernagelandRees（1996）提出的EF計算模型，并由后來的學者引入產出因子將商品量折算成各類用地面積，用均衡因子將各類用地面積換算成單位面積具有同等生態生產力的面積，再加總求和。這種模型被曹淑艷、謝高地（2007a）稱為生態足跡基本模型，被金書秦等人（2009）稱為綜合法。采用基礎模型計算國際貿易EF值的研究見諸于vanVuurenetal.（1999），AnderssonandNevalainen（2003），Hornborg（2006），陳麗萍、楊忠直（2005），陳琰等（2010），劉建偉（2011）等文獻，后三篇中文文獻計算了中國進出口貿易的EF值。這些研究的產品選擇缺乏標準和框架，產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數據來源分散。Moran（2007）首次提出產品用地矩陣法（ProductLandUseMatrix，PLUM），Moran（2007），Moranetal.（2009）構造了產品用地產出系數（YieldCoefficient）矩陣，產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數據來源于全球足跡網（GlobalFootprintNetwork，GFN）為世界大多數國家編撰的國家足跡賬戶（NationalFootprintAccounting，NFA），NFA涵蓋HS商品編碼的全部商品。

PLUC法至少有兩個主要缺陷：一是它將商品量折算成各類用地面積，故不能計算服務貿易的EF值；二是它只計算了最終產品的EF值，沒有包括中間投入品的EF值，換句話說，它沒有考慮經濟體各部門之間的關聯。Bicknelletal.（1998）首次將I-O法引入EF計算，計算新西蘭三次產業的EF值，彌補了PLUC法在服務業和部門關聯上的不足。I-O法的基本思路是將用地面積直接導入投入產出模型，利用投入產出表中反映的部門之間的經濟聯系和數量關系得到完全用地轉換系數，進而測算最終需求的EF值。該方法測算對象針對具體部門，能夠充分發揮投入產出模型所具有的結構性優勢。后續研究從各個方面拓展I-O法：Ferng（2001）用復合用地乘數取代Bicknelletal.（1998）的用地乘數，避免了不同類型用地直接加總所導致的錯誤；HubacekandGiljum（2003），Suh（2004）著重探討了實物型投入產出模型與貨幣型投入產出模型在EF值測算中的區別。國內學者曹淑艷、謝高地（2007b），劉建興等（2007），邱東、席瑋（2008）分別利用中國投入產出表分析中國三次產業在單一年份的進出口EF值。I-O法的分辨率取決于投入產出表的部門劃分，但由于缺乏部門用地數據，將I-O法應用于對外貿易的現有國內研究局限于產業層面。

本文采用I-O法測算中國對外貿易的EF值。在模型選擇上，采用單區域投入產出模型，這種模型更適合于估算進口國通過進口所節約的本地區的生態足跡，用以評價貿易對單個地區的生態資源所產生的影響。而采用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更加適合于通過產業間關聯、全球供應鏈及多國間貿易流動來估計進出口的生態足跡，從而追尋足跡的源頭（Wiedmann，2009）。中國對外貿易的EF值反映中國對外貿易自然資本的流向，有必要深入探討造成這種自然資本流向的影響因素，包括各個因素對于EF變化的貢獻程度。對于此類問題的研究主要采用指數分解分析（IndexDecompositionAnalysisIDA）、結構分解分析（StructureDecompositionAnalysisSDA）及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需要較長的時間序列數據，而IDA與SDA只需要兩個時期的數據。IDA與SDA分別適用于分析比值和絕對值的影響因素，故本文采用SDA。SDA方法近年來在國內得到廣泛應用，主要集中于分析能源消耗（劉瑞翔，姜彩樓，2011），碳排放以及貿易含碳量（郭朝先，2010；張友國，2010；黃敏，劉劍鋒，2011）的影響因素。但在現有文獻中，鮮見將SDA方法應用于國際貿易EF的研究。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①在研究方法與數據處理上，克服前人主要采用競爭型投入產出表以測算單一年份對外貿易EF的局限，將研究期擴展到五個年份，編制了1992、1997、2002、2005、2007年五個年度的可比價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實際用地EF值和虛擬用地EF值的測算分別采取5個部門和22個部門劃分，使I-O法在對外貿易EF測算的應用中從產業層面拓展到部門層面。②在完成EF測算的基礎上，利用SDA分析不同因素對于中國對外貿易EF凈出口總值及部門對外貿易EF凈出口值的影響，從而揭示造成中國對外貿易生態資源流失的主要因素。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國處于建國初期，且當代藝術尚未萌芽，為宣揚新中國的誕生，中國的架上繪畫基本可以概括為歌頌式的繪畫，都是為了表現美好新中國而創作，歌頌式和浮夸風式題材的繪畫基本發展成主要的藝術思潮，架上繪畫基本上服務于政治，畫家們的思想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所有藝術的意識形式依然沿襲著傳統。

60年代中后期，是中國歷時十年的時期，更是架上繪畫的黑暗時期，政治繪畫幾乎占據了整個藝術界，以“高、大、全”、“紅、光、亮”的表現手法歌頌領導人是那時文藝工作者所必需的理念，由于當時的“當代藝術”和“前衛藝術”的概念尚未從西方傳入中國，加上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環境，很多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都很小心翼翼，貿然的創新只會被加上“反革命”的帽子，所以這個時期基本上沒有自由的藝術作品，繪畫帶有嚴重的政治特性。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開始迅速發展，中國架上繪畫開始呈現“百花齊放”、“解放新思想”的熱潮，很多文藝工作者開始接觸外來文化，并從中吸取養分，他們渴望對自己的作品進行大膽的創新，無論是技法、觀念、題材，甚至到表現形式，都需要注入新的觀念。

80年代的中國，傳統架上繪畫發展到了一定程度，藝術家們總會在作品的精神本質和表現形式上尋找突破性，而這正值是裝置藝術開始影響中國的時期，在眾多觀念藝術的影響下，一些傳統藝術家或索然走向裝置或開始對架上繪畫的觀念、表現對象、表現形式、視覺效果做大膽的嘗試和改革。其中改革最為明顯的藝術觀念、表現形式都與西方流入中國的前衛藝術有著極大的關聯。裝置藝術在中國有如此大的影響，并且還得到認可和容納，有其內在的因素。一方面，當代國際藝術的整體性發展是世界藝術史的必然規律，對中國藝術家的刺激和推動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實行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發達、國人生活水平提高、綜合國力增強，社會結構中的某些方面的觀念也呈現出工業或后工業時代的趨勢。所以，裝置藝術在中國還是有了長足的發展。

裝置藝術是當代中國現代前衛藝術中重要的藝術樣式，它的美學特征是以對傳統藝術的反詰與超越為其特征的，此思想熱潮很快波及傳統的架上繪畫，很多傳統的繪畫創作者開始把目光轉向了關注繪畫自身的發展問題，在其繪畫語言、視覺形式、表現題材上大膽突破，融入大量空間藝術的視覺元素來表現自己的作品，通過對前衛藝術的解讀與分析，來改革傳統架上繪畫的藝術形式，使架上繪畫具有時代性的特征。再者，前衛的視覺形式與創新的觀念正是架上繪畫所追求探索的時代象征，它代表的是作品與時俱進的審美準則，一件優秀的藝術作品必須在擁有前衛觀念的情況下，將與時俱進的視覺形式展現給觀眾。隨著中國文化、經濟走向世界，形形色色的西方前衛藝術也在中國藝術家們的推從下慢慢流向大眾社會，并形成有力、有影響的文化意象，有的畫家選擇了裝置藝術的觀念，有的畫家敏銳地把握了裝置藝術中的形式美學的意蘊，也有的借鑒了裝置藝術空間視覺效應。總之，裝置藝術所呈現出來的形式、空間、觀念、甚至色彩都已被畫家們廣泛采用，使架上繪畫的表現空間逐漸加大，開拓出新的視野，這也必是所有畫家們所孜孜以求的目的。

近些年出現的當代架上繪畫，特別是當代油畫創作已經充分向我們證明：伴隨著文化背景的巨大轉換以及外來文化與新媒介藝術的巨大影響，一種更新的創作方式已經迫不及待的展現在眾人面前。90年代初，以石沖和冷軍為主的畫家群體開始用架上繪畫來表現根據自己的觀念制作出來的裝置作品。石沖在90年代初創作的一張油畫作品《行走的人》就是這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當代架上繪畫作品之一，它是先由一個觀念到裝置，再由實物轉向畫面的過程。以創作此畫為例，在前一階段，石沖更強調的是以象征性的圖式符號隱喻生存的荒誕與無奈；而在后一階段，石沖則重在以非同尋常的想象力與高超的技巧來處理架上繪畫的真實空間與幻覺空間這一現實命題。作品中的石膏人物是石沖根據真人翻制的，其處于行走狀態中，不僅目無表情地直視著前方，還雙手捧著一條被曬干的魚。這種裝置性的繪畫作品，以逼真描繪的形式表現甚至會使人忽視畫布的二維平面性，而那僵硬冷漠的石膏“人”則在觀眾眼里變成了不可思議的真實；按照他自己所說的“我試圖在不丟開架上繪畫的知識和技能的同時輸入了裝置、行為藝術的創作過程和觀念形態，從而創造出‘非自然的摹本’。”

冷軍也是中國當代畫最具代表性的幾個裝置繪畫藝術家之一。受裝置藝術的啟發，在創作前，他也是精心選擇有代表意義的物件進行組合，然后再加以逼真的再現，使其繪畫作品注入裝置藝術中所持有的觀念性和視覺形式。在作品《新文物——新產品設計》中，冷軍將一臺機器處理成了文物狀，并試圖以將來人的眼光來審視現代工業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它雖然只是冷軍對以機器為代表的工業社會所作的警惕性喻示，但卻真實地表達出一個樸素的人文主義思想者所發出的沉重呼吁。可以這樣說，他們的藝術既是平面的裝置藝術，也是對當下生存環境的直接反映。面對時代的變更，一些中青年藝術家在賦予繪畫以更新的含義時，已經開始建立了全新繪畫體系。很多畫家把裝置藝術搬上了架上繪畫，并且更給予架上繪畫全新的詮釋方式，從某程度上來說，讓架上繪畫在現代藝術時代中重新煥發了新的活力與生機。

論文關鍵詞：曹植中國詩史“骨氣奇高”“辭采華茂”

論文摘要：中國詩史“二源合一流”的嬗變大勢，文質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壯美”的美學定位，以抒情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詩為主的詩體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師法千秋。曹植“一代詩宗”的詩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貢獻奠定的。

建安詩歌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一座光輝的里程碑。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為代表，然“鄴中諸子，陳王最高”(皎然《詩式》)，后世言建安詩，也莫不首標曹植。然曹植詩歌的里程碑意義何在?他究竟對中國詩歌有何獨特貢獻?本文擬從四個方面略抒己見。

曹植詩隱括《風》、《雅》，組織《莊》、《騷》，得《漢樂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繼往開來，初步確立中國詩歌“二源合一流”的嬗變大勢。

中國詩歌發展，明顯地呈現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勢走向。“二源”即以《詩經》為代表的北方詩學體系，以《楚辭》、《莊子》為代表的南方詩學體系。建安詩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風》、《雅》、《騷》人之氣骨”，二源交匯，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產物。唐代詩歌革新運動，標榜“漢魏風骨”，正是要恢復或再次確認這個大勢走向。然建安詩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遠繼《風》、《雅》、《莊》、《騷》，近承《漢樂府》與《十九首》，下開盛唐李白、杜甫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詩21首，全為樂府詩，內容上槁目時艱，腸斷民瘼，藝術上古直悲涼，通脫自然，顯然繼承了漢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和剛健質樸的風格。曹操長于四言詩，似有《詩經》遺風，然許學夷的《詩源辨體》卷四謂其“正是樂府之體，不當于《風》、《雅》求之。”吳喬的《圍爐詩話》卷二也謂曹操四言詩“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雜言詩，包括一些游仙詩，也似有《莊》、《騷》韻味，但主要還是源于漢樂府的雜言體和游仙詩。所以沈德潛《古詩源》卷五稱“孟德詩猶是漢音”。曹丕詩一半以上為樂府，并且“樂府酷是本色”(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寫游子思婦的離愁別怨，這也顯然“源出于《十九首》”(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王粲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漢樂府和《十九首》的影響較小一些，王粲存詩20首，樂府詩僅有5首，其詩從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皆與《十九首》相差較遠；王粲詩更多地受到詩、騷的影響，這正如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七所說，王粲詩乃“小雅、變風之余”，劉熙載《藝概》卷二也謂“王仲宣詩出于騷”，其余“六子”存詩太少，不足論。而曹植乃“風、雅之苗裔”(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應風雅”相標榜(《與楊德祖書》)，讀曹植《送應氏》、《泰山梁甫行》、《情詩》、《門有萬里客行》等，這一點，不言而自明；同時，曹植《飛龍篇》、《遠游篇》等游仙詩，“與《楚辭》同意”(郭茂倩《樂府詩集》卷64)，《雜詩》六首，“原本于《離騷》”(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五)，所以劉熙載《藝概》卷二也謂“曹子建詩出于騷”；并且，曹植詩也多樂府，“參其樂府，皆漢氏之韻”(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南國有佳人》等游子思婦詩，“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五謂“子建之詩，隱括《風》、(儺》，組織屈、宋，洵為一代宗匠，高踞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為極者，蓋有得于詩家之正派的宗也。”將曹植作為《風》、《雅》、《楚辭》的正宗傳人來推崇。丁晏《陳思王詩鈔原序》也謂“詩自《三百篇》、《十九首》以來，漢以后正軌顓門，首推子建，洵詩人之冠冕，樂府之津源也。”也將曹植作為詩家“正軌顓門”，作為上承《詩經》，下開陶潛、李白、杜甫的“詩家正宗”來標榜。

建安詩歌，正處于承上啟下，“二源合一流”的歷史交匯處，“三曹七子”皆為此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然真正以詩歌實績確立這個嬗變大勢者，當首推曹植。

一、英國

英國布萊頓皇家別墅英國布萊頓皇家別墅由建筑師亨利•霍蘭德在1786—1787年為攝政王設計，攝政王就是后來的喬治四世。在1815—1822年別墅被約翰•奈什重新設計并徹底改造。皇家行宮外觀如同印度宮殿，內部卻充滿了濃濃的中國味，有蓮花造型燈飾、竹藤樓梯等，在墻壁上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帶有中國印跡的皇帝出行圖以及仕女壁畫、龍形圖案等。隨眼可見的都是中國古董擺飾，這便是上流社會最為崇尚歷史悠久的中國文物的見證。

二、法國

1.尚•德•巴臺雷城堡

尚•德•巴臺雷城堡位于法國諾曼底附近的紐堡城，17世紀末為德•克萊克公爵建造，其室內環境，與城堡的公園和花園一起，為城堡贏得了“諾曼底凡爾賽”的美譽。城堡臥室中通過床帷幔和窗簾，裝墊子的椅子的坐墊和靠墊，以及東方風格的地毯上的紅色和粉紅色的暖色調來獲得視覺效果上的平衡。這些軟質裝飾品上的圖案是典型的復雜的中國風格花卉形圖案設計，在18世紀的后四分之一的時間里，在路易十六的皇后—瑪麗亞•安托艾內特倡導下十分流行。在尚•德•巴臺雷城堡中的瓷器走廊展示了艾瑪麗令人激動的收藏和中國的青花瓷器，這些都是18世紀末大量進口到法國的。

2.法國的一座城堡

我國是蔬菜生產大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大蔬菜出口國。隨著國外蔬菜市場準入門檻的逐漸增高，我國蔬菜出口受國外綠色貿易壁壘制約日趨嚴重，以農殘超標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綠色貿易壁壘正在成為阻礙我國蔬菜出口的最嚴重的威脅。蔬菜產業是我國的優勢產業，具有較大的增值、增收潛力。大力發展蔬菜專業化生產和貿易，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外向型現代化蔬菜產業，是中國政府調整農業結構、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就業的重要方式之一，同時也對我國實施出口帶動戰略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論文以蔬菜產業為例，分析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農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并提出了應對綠色壁壘的對策和措施。

一、中國蔬菜出口貿易概況

（一）出口總量分析

蔬菜在我國農業發展中具有獨特的優勢和地位，是種植業中最具活力的經濟作物之一。近年來，隨著全球蔬菜貿易量不斷增加，我國蔬菜出口貿易也呈現出較為穩定的增長態勢，發展勢頭良好。中國作為世界蔬菜生產第一大國，現已成為世界蔬菜出口大國，且出口遠遠大于進口。

1995年至2005年，我國蔬菜貿易發展迅速，出口量由213.49萬噸增加到680.19萬噸，增加了2.19倍。中國的蔬菜貿易自2001年起進入加快發展階段，尤其入世幾年來的幾年增速迅速，2001年—2005年期間，出口量由394.02萬噸增長到680.19萬噸，年均增長率為14.53％，出口額由23.42億美元增長到44.84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6.68％。特別是2001年—2003年期間，蔬菜出口量的增長極為迅速，2004—2005年期間，增長速度開始下降。盡管如此，蔬菜出口額依然保持強勁增長勢頭。這說明2004—2005年期間，我國出口蔬菜的平均價格呈現上升趨勢；進口量由1.86萬噸增加到9.75萬噸，增加了4.24倍；進口額由0.14億美元增加到0.82億美元，增加了4.86倍。雖然，蔬菜進口上升較快，但是其基數較小，所以在我國蔬菜貿易中的地位遠遠低于蔬菜出口貿易。

（二）出口市場分析

由于國際政治、經濟的一體化和中國改革開放的雙重作用，長期被國內外感覺充滿神秘的中國西部已經張開了迎接外來文化的雙臂，邁開了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的雙腳。尤其是中央政府確立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后，西部的對外開放和與各種外來文化的交流、融合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相對于內地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而言，中國西部的經濟、文化發展速度緩慢，封閉性、保守性更強。盡管在歷史上以絲綢之路為紐帶的西部文化曾經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華文化傳播過程中產生過重大影響，但自唐代以后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內移，西部社會發展進入了全方位的衰退時期，在全國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文化地位迅速下降，到南宋，“我國經濟上南盛北衰的局面，得以完全確立。”①自然狀況不斷惡化的西部地區在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日益被忽視。加之海上交通的發達，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轉向東南沿海，在東南部迅速崛起的一批工商業城市“成為具有全國意義或地區意義的經濟中心”，②中華民族對外文化交流的出發點由陸路轉向海路，肆虐的風沙、茫茫的戈壁和緩慢的駝隊已經無法同現代的堅船利炮相抗衡。絲綢之路成了一條被廢棄的老路，人們已經很少提起它。關注西部的人越來越少，廣大西部內陸地區在外人的眼中一天天地神秘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國家曾經有過幾次對西部的關注，并形成了一定的聲勢。如50年代的支援大西北、60年代的大三線建設、60-70年代的城鎮居民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都有成千上萬的“文化人”進入了西部。不論他們當時是因為何種原因來到西部的，客觀上他們都將同時代的外界文明帶入了西部，對西部傳統文化產生了一定的沖擊。隨著這些人的流動和媒體對他們的關注，也將西部文化中有特色的一些東西帶給了內地、帶給了世界。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幾次內地文化向西部落后地區的“突進”都有特定的政治、經濟背景，甚至是特定的軍事背景，都是在行政權利的干預下強行完成的文化交流過程，對身在其中的人們來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行為。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歡送大會上家長和兒女抱頭痛哭的場面至今在許多人腦海中記憶猶新，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個人，這樣的文化交流都是付出了沉重代價的。參與其中的絕大多數人只是為了完成政治的任務，并沒有主動的文化傳播意識，也缺乏進步文化面對落后文化時的優越感和自豪感。如果說。50年代的“支援大西北”還有一點以先進文化影響落后文化的意思，那么60-70年代的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的“上山下鄉”則是讓其中的大多數人心懷被改造的自卑心理進入西部的。他們是被“改造”的對象，是“接受再教育”的對象，無論事實上他們所攜帶的文化同西部本地文化相比有多少進步之處，也無法在那種環境中發揮進步文化使者的作用。相反，他們中的許多人卻被落后文化所影響、同化，以至于若干年后當他們返回曾培育了自己的進步文化環境時卻感到了諸多的不適應和不理解。盡管有不少人出于各種原因對這幾次內地人員和文化向西部的進入發表了許多的溢美、肯定之詞，但留在事件親歷者心中的傷痕和遺留下來的諸多歷史問題無可辯駁地反映了這種人為的、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違背事物發展規律的文化交流活動的失敗。

對于西部地區眾多的普通老百姓而言，他們在外來人口剛剛進入時確實有過一些新奇、興奮，在外來人的身上、口中，他們第一次知道了外面世界的豐富多彩。在連刷牙這樣最普通的現代生活知識都令他們感到不可理解的時代，外來人的生活方式、文化觀念、價值體系等都同他們祖祖輩輩延續的傳統生活方式形成了巨大反差，在西部百姓的心中造成了強烈的不平衡。絕大多數百姓面對外來人時根本沒有充當“教育者”的自覺意識，所有的只是自慚形穢。在他們的心目中，那些“外來人”都來自“大地方”，來自于比自己的生活環境好得多的地方，眼下只是因為某種特殊的原因迫使這些人暫時受點苦而已，最終這些人還要回到那“天堂”般的地方去。無論是物質的東西還是精神的東西，凡是“外來人”帶來的東西都令他們羨慕，都成了他們追求的具體目標，而這些感覺卻同當時社會賦予他們的政治使命是尖銳對立的。在外來人的影響下，這些連溫飽都還沒有解決的“教育者”很快意識到，“外來人”到自己的家鄉來是被迫“受苦”的，是不應該的。他們早已習慣了的貧困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不應該強加于外來人，何況這種落后的生活也不應該繼續伴隨自己。外地人所描述的、所表現的現代文明生活才是西部百姓所應該追求的理想生活，但是嚴酷的自然和社會現實隨時提醒他們，這種生活對他們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面對落后他們只能聽天由命。兩種文化、兩種生活之間的反差在極為貧困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環境中是無法協調和統一的。所以，當政治形勢變化，外來人先后離開了西部或被西部文化同化以后，外來文化在西部曾經激起的漣漪又歸于平靜，西部的生活又回到原來的軌道。20多年以后，當年的許多知識青年回到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時驚訝地發現，同20年前相比，這兒的生活形態和文化氛圍并無根本性的變化，西部文化仍然極為艱難又極為頑固地在自己既定的軌道上緩慢地行走。當然，歷史不會永遠停留在某一點上，時、空的轉換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變化終于在20世紀的80年代以來顯現了威力。從時間的長度說，只有短短20多年，而引發的社會變化、文化變換卻是以前幾十年、幾百年都無法比擬的。在這20多年中外來文化同西部文化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交流、沖撞、融合、同化，大規模的文化交流以空前的速度把西部社會推向現代文明的十字路口。可以說，在西部的許多地方，人們真正認識外域文明、接受外來文化，是在最近的這一次文化交流過程中。這一次的文化交流，特別是外來文化的進入，之所以十分順利，并對西部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一是思想的解放和政治環境的寬松以及教育事業的進步。無論海內外思想界文化界對目前中國的形勢有怎樣的批評和不同看法，中國人思想解放的程度和國家政治環境的寬松是20世紀以來最好的，西部也不例外。由于歷史和地理的原因，西部的進步速度比內地要慢一些。正如民間常說的，內地已經流行過了的東西，在西部才剛剛開始時髦。慢歸慢，西部社會的“解放”仍然在一點點地進行。對外來事物所抱有的那種天然的敵意和警惕已經慢慢地減少甚至消失了，西部人開始有意識地向外張望，尋求他人成功的經驗和優秀的文化，這就給外域文化的進入提供了基本的社會需要和賴以生存的土壤。教育事業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也在不斷進步。據我們在25個鄉鎮的調查，總人口中初中畢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已占61.5%，這同樣為大眾傳播事業傳播外來文化提供了廣泛的受眾基礎。外來文化被動地強加于西部的歷史因為西部對外來文化的主動尋覓而從此改寫了。

二是地區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代以來，西部是中國最貧困的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水平都是全國最低的。這一現實嚴重地影響了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是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政策才從根本上扭轉了這種狀況。盡管由于歷史上形成的差距，西部各省市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還趕不上東部和沿海地區，但同西部的過去比，經濟的發展還是顯而易見的。以貧困人口的數量而言，在70年代全國2億多貧困人口中的80%在西部。③到2000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500-600萬，絕大多數西部人已經擺脫困境走上了健康發展之路。全社會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1000元以上，有的地方達到了3000-4000元甚至更多，是改革開放前的十倍甚至幾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