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大學德育發展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時期和改革開放二十年四個時期，進行了梳理。重點介紹了改革開放二十年來大學德育研究的豐碩成果。這些主要成果包括：關于大學德育對象的研究；關于大學德育的功能及社會價值研究；關于大學德育的實踐過程研究；關于大學德育學科建設的研究等。這些研究推動了大學德育工作的加強和德育學科建設。文章最后對面向21世紀的大學德育研究進行了前瞻性展望。

建國50年來，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大學德育工作。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廣大德育工作者對大學德育工作展開了研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門科學的地位得以確認。圍繞大學德育、德育工作者開展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探索其內在規律，從而加強了德育工作，加速了德育隊伍建設，促進了教育改革，推動了德育學科建設。

一、建國五十年來，大學德育研究的基本情況

（一）建國初期的大學德育研究

從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7年時間里，我國高等教育順利地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教育到社會主義教育的轉變。這一時期，大學教育面臨改造舊教育、創造新教育的雙重任務。這一時期大學德育研究的特點是：黨和政府有組織地進行研究探索；大學德育功能得到較好發揮，德育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

這一階段，大學德育研究和德育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在總結、繼承和發揚老解放區學校教育的優良傳統的基礎上，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和大學德育的任務、內容。這具體表現在：

確立大學德育的基本任務。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確定建國初期大學德育的基本任務是：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世界觀、努力提高學生的思想文化素質。

清除國民黨反動的政治教育，確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課在學校德育中的地位。根據政務院的有關規定，決定在大學取消“國民黨黨義”和“軍事訓練”等反動課程，開設《新民主主義論》、《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三門馬列主義公共必修課。

組織學生參加各項社會政治運動，在實踐中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如組織高校師生員工積極參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結合這些政治運動，在高校師生中進行了一次集中的思想改造運動。這一運動由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在北大師生中首先發起，教育部決定先在京、津進行試點，取得經驗后，向全國推廣。

按照“三好”的要求開展大學德育工作。1953年6月30日，在接見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時提出：“青年團要照顧青年的特點，……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顧這些特點，就會脫離群眾。”[1]他號召全國青年要做到：“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從此，高等學校把實現“三好”作為大學生的奮斗目標，把開展“三好”活動，評選三好學生，作為學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途徑和方法。

開展共產主義道德教育，抵制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面對資產階級腐蝕青少年的嚴酷事實，中央多次發文，要求在全國青少年中開展群眾性道德教育運動，使青年學生認識到自己不是生活在“紅色保險箱”里，而是處于被爭奪的“拉鋸箱”中。

強調教師對學生的全面發展負責，把思想政治教育與專業知識教學緊密結合起來。高等教育部在《1954年的工作總結和1955年的工作要點》中明確提出，應樹立教師對學生全面發展負責的思想，通過課堂講授及各教學環節、課外輔導、教學實習、生產實習、個別談話和課外活動等方式，每個教師都應有向學生進行文化科學和道德品質教育的責任。

（二）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大學德育研究

1956年～1966年，史稱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是我國積極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大學德育研究的特點是：在黨和政府組織研究的同時，部分學者和德育工作者開始對大學德育中的一些問題進行探索；大學德育在為國家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由于黨在指導思想上出現的“左”的錯誤，導致大學德育出現了許多失誤和挫折，大學德育經歷了曲折發展的過程。

這一時期，黨和政府在總結、研究教育規律，反思教育失誤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大學德育的正確原則、途徑和方法。

1957年2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明確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他要求青年學生“在思想上要有所進步，政治上也要有所進步，這就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時事政治。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他還說，對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各個部門都要負責任。共產黨應該管，青年團應該管，政府主管部門應該管，學校的校長、教師更應該管。”[2]對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的論述，對德育的地位與作用、德育的領導與管理的論述，是對建國以來我國德育思想的重大發展，是社會主義大學德育的重要理論基礎。

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提出了又紅又專的問題。他說：“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系，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3]這同樣是十分重要的德育思想。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強調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要求在所有學校中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養學生的階級觀點，群眾觀點、集體觀點、勞動觀點和辯證唯物主義觀點。這對大學德育的目標和內容作出了明確規定。

1959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共青團中央《關于對學生進行政治教育中幾個問題的報告》。該報告在對大學德育工作中的問題進行深刻反思之后，提出了改進學校思想政治工作的4點意見：一是學校工作以教學為中心，思想工作應當有利于教學工作的進行，有利于在學生中造成認真讀書、刻苦鉆研的風氣，不能事事搞運動，天天搞運動，而應當經常地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二是要善于運用各種思想工作陣地、多方面地對學生進行教育；三是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進行教育的時候堅持說服的方法，不能采取簡單粗暴的壓服辦法；四是要注意在學校中造成民主的、自由爭論的風氣，培養學生敢想敢說敢干，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精神。高等學校貫徹以上指示精神后，德育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初步得到糾正。

1961年9月15日，《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經中共中央批準試行。《條例》對高等學校政治教育的任務、內容、原則、方向等問題，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強調指出，凡屬人民內部的問題，都應根據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采取民主的方法，和風細雨的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來解決。

與此同時，部分學者和德育工作者對大學德育開始進行研究。這些研究主要是為解決德育工作中的問題，提高德育工作的效果來展開的。1956年，林楓在“八大”的書面發言中，強調要正確貫徹全面發展的方針，注意學生的個性發展。這一期間，《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等報刊發表了部分關于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論文。這些文章提出：“高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對象是教師和學生，不論對教師或學生，都應當從他們的實際情況出發，根據他們的不同特點去進行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別的工作一樣，應該從多數人的思想實際出發，照顧到少數人的覺悟水平。”“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我們對人對事不應該只看到消極的一面，而應該更多地看到積極的一面。”[4]“放手發動組織各種自愿結合的社團。現在的社團全部由團組織發起，或是全校性的或是全系全班性的，往往不能滿足學生更多樣的要求。我認為可以讓學生根據愛好采取自由結合的辦法組織社團。”“指導學生個人活動和獨立生活的能力，從平凡生活里尋找不平凡的樂趣，在瑣細的生活里培養優良的情操和高尚的理想。”[5]這些論述都是很有見地的。

這一時期，大學德育工作有其自身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以提高學生的社會主義覺悟為德育的中心任務，強調政治教育。一是把階級和階級斗爭教育作為德育的重要內容，大力強化學生的階級斗爭意識；二是用政治統帥德育的一切工作；三是經常組織師生參加社會主義教育活動和社會政治運動。

第二，組織學生參加經常性生產勞動，促進其思想革命化。在這一時期，生產勞動比任何時候都更受重視。

第三，廣泛開展榜樣教育，以英雄精神激勵青少年一代。這一時期，學校廣泛、深入、持久地宣傳一系列的典型英雄集體和英雄人物：一是各條戰線涌現出來的英雄人物，如為祖國創業而吃苦耐勞的“大慶人”和“北大荒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雷鋒、王杰、歐陽海式的戰士；“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自己”的焦裕祿式的共產黨員；“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董加耕、邢燕子、侯雋等知識青年。二是青少年的楷模，如劉文學、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三是電影、戲劇、文學作品中的革命者，如卓婭和舒拉、牛虻、保爾·柯察金、江姐、許云峰等，他們的思想和人格都深深地影響著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應該指出的是，在那一時期眾多的榜樣教育中，學習雷鋒的活動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產生的影響最深。

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學校德育工作收到了較好的成效，積累了有益的經驗。但由于當時的學校德育受到特定時期政治、經濟的影響，其發展帶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其主要表現是：

第一，當時的大學德育主要強調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而把政治又僅僅理解為“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因而造成德育與政治教育成了同義語，只突出了德育的政治功能，而忽視了德育的經濟功能、文化功能、個性發展功能等。同時，把學校德育工作與社會政治運動混為一體，德育圍著形勢轉，來什么運動就搞什么教育，政治泛化混淆了道德問題、心理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線，給大學生的身心發展帶來了某些方面的傷害。

第二，片面強調集體主義教育而忽視學生的個性培養。強調個體的一切要溶化于集體之中，個人的需要，個人的自由發展，個人的性格，個人的權益，個人的自主意識，個人的感情和欲望通通被視為個人主義的東西。在道德教育上，提倡做革命的“馴服工具”、“螺絲釘”。

第三，在教育方式上，采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對有缺點、錯誤的學生采用鳴放、辯論、出大字報專欄等方式，實質上形成了批判、斗爭，對一些學生的感情及其后來的成長與發展產生了傷害。

（三）“”期間大學德育遭到嚴重破壞

從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是一場給黨和國家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中，大學德育受到災難性破壞無論從指導思想上還是在工作方針和方法上，都存在嚴重的“左”傾錯誤。、反革命集團在高等學校推行極“左”路線，全面否定建國以來大學德育的優良傳統，取消系統的政治理論課和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青年學生的單純和熱情，鼓吹“停課鬧革命”，“踢開黨委鬧革命”，用大批判開路，煽動紅衛兵起來沖擊黨政軍機關，打擊革命干部和群眾。在所謂“斗、批、改”的幌子下，全面破壞黨的教育方針，篡改大學的培養目標，把大學生培養成為“頭上長角，身上長刺”，“敢于斗走資派”的所謂戰士。這一時期，高等學校黨的組織被沖垮，思想政治工作機構和隊伍徹底癱瘓，大學德育受到嚴重破壞，其教訓是十分深刻的。在此期間，、鄧小平批判極“左”思潮，整頓教育，大學德育曾出現過兩次轉機。盡管這兩次轉機都好景不長，但仍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別是對粉碎“”以后大學德育的研究和工作，有很大的啟發作用。

（四）改革開放二十年的大學德育研究

1976年10月粉碎“”以后，我國經過撥亂反正，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大學德育研究的特點是：黨和政府推動研究與廣大德育工作者自覺主動探索相結合；將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學德育當作一門科學來研究；大學德育研究，無論在理論建設方面，還是在實踐探索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

在這一歷史時期，黨和政府對大學德育工作十分重視，了一系列的文件和指示。在1978年3月18日和4月22日分別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和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重要講話，大大推進了高校德育工作的撥亂反正。1978年12月22日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地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從此，大學德育工作也同黨的其他工作一樣，進入了全面發展的新時期。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83年10月1日，

鄧小平給北京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此后，鄧小平作出“學校應該永遠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教育全國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等一系列指示。同時，中共中央頒布了《關于改進和加強高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決定》、《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等文件。在學習、貫徹鄧小平同志指示和中央文件精神的過程中，在對大學德育探索的基礎上，提出并確立大學德育是一門科學。

最早提出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歷史發展及其優良傳統的是鄧小平。他于1978年6月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要著重解決什么問題？從部隊存在的問題和實際情況來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恢復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斗力的問題。”1981年夏季，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學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會議。會議正式宣布，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門科學，并號召廣大教育工作者認真總結經驗，探索規律，逐步把這門科學建立起來。同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在昆明召開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即大學德育科學研究規劃會議，會議不僅制訂了大學德育科學研究的規劃，還明確提出要“組織起來，開展研究”。1984年底，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教委的領導下，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國高等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會，制訂了1985—1990年的科學研究規劃，會后開始出版會刊《思想教育研究》。從此，在我國高等教育戰線上，掀起了一個研究大學德育，實現大學德育科學化，建設大學德育學的熱潮。

為什么在這一時期提出德育科學化的問題？這是因為：

第一，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的環境、任務、對象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大學德育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新要求。正如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曾德林1984年12月在全國高等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會成立大會上講話中指出的：“我們過去的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是沿襲五十年代的方法，繼承老解放區的一些傳統。當時的主要任務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并要清除解放前長期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思想影響，要對廣大青年進行馬列主義的啟蒙教育。而現在，全國人民的思想覺悟有了較大提高，敵對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加上處在開放的環境和世界新的技術革命浪潮中，就必然不能完全襲用老辦法，而應當研究新的觀點和做法。過去的全局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思想政治工作為政治運動服務，而現在則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搞‘四化’，翻兩番，思想政治工作要服從、服務于這個中心，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當然也應當有所變化，我們的教育方針是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建設者和勞動者，從我黨今后的總任務和總目標來看，這樣的表述似乎也不行了。現在我們要通過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培養青年的進取精神和創造精神。只有這樣，他們才能適應和擔當起新時期的總任務和總目標的重任。”[6]“八十年代的大學生，與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相比，有許多新特點。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對黨抱有很純樸的信念和感情，但眼界不寬，對社會主義實踐中的許多問題也缺乏認識，現在的大學生接觸的信息增多，思想活躍，喜歡獨立思考，迫切要求祖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成為社會主義強國；但是，一方面十年混亂的余毒對他們的影響還未完全肅清，另一方面他們對廣泛接觸的國內外各種信息和思潮缺乏分析能力。面對這樣的對象，思想政治教育應當如何做，需要很好地進行研究。”[7]

第二，德育工作有它自身的規律，只有遵循規律，工作才能取得成效。任何事物，任何工作都有它自身的規律。大學生思想、心理特點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思想品德形成的規律，大學德育過程的規律，大學德育實踐的規律，等等，都十分復雜。80年代初，在關于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是一門科學的討論中，北京師范學院的王殿卿提出：研究一個人的牙齒都是科學，研究一個人的豐富的精神世界卻不算科學，這太沒有道理。這種比較，很有說服力。總結我們建國以來的大學德育工作，凡出現偏差，造成失誤，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違背了德育工作的規律，德育工作往往從社會意志、長官意志和個人的主觀臆斷出發。

第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社會科學的繁榮，為德育科學化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由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確立，社會科學得以迅速發展。長期被打入冷宮的社會學、心理學得以恢復，經濟學、法學、倫理學、教育學研究大力開展。這些學科的發展，為大學德育研究提供了條件。

20年來，廣大德育工作者圍繞新時期大學德育的目標、規格、地位和作用，學校德育和社會的關系，學校德育和人的發展，大學生的心理、思想特點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大學德育過程的客觀規律，大學德育的任務、內容、途徑和方法，大學德育隊伍建設，大學生思想品德考評，大學德育科學管理，國內外大學德育比較，中國優秀傳統道德，德育科學研究方法，中國德育史，大學德育學科建設等一系列問題，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共1000多篇，出版著作、教材500多本，有力地推進了大學德育的實踐。

二、改革開放二十年來大學德育研究取得的豐碩成果

（一）關于大學德育對象的研究

圍繞大學德育的對象——大學生這個特殊青年群體的思想、政治、道德、心理、生活方式的狀況及其形成、發展變化的特點與規律，國內外各種社會思潮對大學生的影響，大學各種思想行為“熱點”以及學潮與政治風波等方面的問題，對大學生進行了集中的、綜合的、縱向跟蹤和滾動研究。

在研究中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怎樣正確認識大學生群體。“”以后，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一方面，大學生思想活躍，重視學習，對社會問題十分關注，另一方面，部分學生對四項基本原則產生動搖，出現信仰、信心、信任危機，致使問題叢生。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組織人員對大學生進行了一次全面調查，得出了“大學生主流是好的，問題是嚴重的，責任不在青年”[8]的結論，得到大家認可。有學者進而提出，大學生的基本社會特點在政治、思想和道德方面的表現是：具有感受時代精神的敏銳性，參與社會生活的積極性，群體成員的互動性和內部結構層次的復雜性。[9]

學者們對大學生的心理以及價值觀、人生觀、政治觀的狀況和特點，進行了長期、深入的調查研究。北京師范大學章志光教授將大學生的心理特點歸納為：“需要的高層性和自我實現的困惑，思維的開放式和認知、信息沖突的增多，情感的深化與情緒的兩極波動。”在對價值觀、人生觀、政治觀的研究中，學者們提出要把握兩點：一是大學生的價值觀、人生觀、政治觀具有多樣性和選擇性；二是其主流是積極向上的。特別是在轉型時期，大學生的價值觀復雜而不成熟，承續著長輩傳來的文化與價值，又在自身的實踐中把這個時代新的文化與價值納入到自己的價值結構中，充滿矛盾與煩惱，因而急需正確引導。

對大學生在從一年級到畢業的各個學習階段特點的研究中，華中理工大學提出，應抓好大學生的“兩個過渡”，即從中學到大學為第一個過渡，從大學到社會為第二個過渡。劉獻君教授提出，在“第一個過渡”中要解決好大學生面臨的4對矛盾：目標失落與確立，自我沖突與認同，理論困惑與選擇，學習依賴與主動。”[10]

人的發展既有連續性，又有階段性，學者們對大學生階段發展特點進行了研究，提出了“人的發展的階段性規律，人格的結構性發展規律，青年成長的自覺能動性規律”，并提出，大學階段是大學生人生觀發展的關鍵時期。

王殿卿教授等對改革開放20年來，大學生經歷的成才熱，改革熱，參政議政熱、經商熱、休閑熱、出國熱等進行了追蹤研究，探索大學生思想發展變化的脈絡和軌跡，從而進一步探索了大學德育的社會適應性問題。學者們提出：“大學德育只有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才能保證德育對象能夠具有當代社會所倡導的政治信念、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和行為方式，才能保證大學生個體社會化得以圓滿完成。”[11]

（二）關于大學德育的功能及社會價值研究

圍繞大學德育的功能及其社會價值，對大學德育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在穩定、維護社會主義秩序和制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和平演變，在培養和造就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以及它在高等教育整體中的首要地位等方面，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在對大學德育的社會價值研究中，學者們從大學德育與人的價值、大學德育與精神文明建設、大學德育的經濟價值、政治價值等方面進行了探索。

第一，大學德育能夠提高、擴展人的價值。孫喜亭教授在研究中提出，大學德育對人的發展的價值在于“提高、擴展人的價值，在于使人活得更有意義，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他的創造才能，更有人的尊嚴，人格更高尚，意識到自我存在的意義。德育最高的價值應是使人的內心達到‘至善’。”[12]

第二，大學德育本身體現著精神文明的程度，同時，它也是選擇、傳遞和發展精神文明成果的手段和途徑。實踐表明，通過大學德育，不僅能使學生的精神面貌發生深刻的變化，而且對改變社會風氣也能產生積極的影響。學者們認為，自80年代以來，清華大學學生提出過“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口號，北京大學學生提出過“振興中華”的口號；涌現出第四軍醫大學學生張華舍身救農民和華山救險英雄群體等先進事跡；大批學生走向社會，開展咨詢、為民服務、把知識獻給人民等活動，不僅使大學生自身受到了教育，也為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第三，勞動者的素質是發展生產力、推動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教育部副部長周遠清同志提出，人的素質包括思想道德素質、專業素質、文化素質、身心素質，其中思想道德素質是根本，文化素質是基礎。由此可見，德育對經濟發展可以產生重要影響。

第四，教育具有階級性，大學德育的政治價值任何時候都不可忽視。因而，強調要確立大學德育的首要地位。1989年在國慶40周年的講話中，針對淡化和取消德育所造成的“最大失誤”，再次強調指出：“各級各類學校不僅要建立完備的文化知識傳授體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確立正確的政治方向。”這體現了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學校德育的高度重視。對于德育首要地位，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認為，把德育放在首位，就是要從辦學指導思想上確立社會主義政治方向。把“德育放在首位”，與“以教學為主”是兩個不同角度和層次的概念。前者在政治方向上規范辦學思想和行為，強調培養學生的政治思想素質。后者是在學校時間和空間上，規定了教學的地位和價值，強調學生要把在校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時間用于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把德育放在首要地位，是一種教育思想，它是教育客觀規律的體現。有意或無意地違背這一教育規律，都要付出歷史的代價。

學者們還對大學德育的主導地位、功能、作用，大學德育地位的歷史演變等進行了研究。有的學者提出，大學德育具有灌輸、塑造、矯正、保證四個功能。有的學者提出，大學德育在大學生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是：正確導向的作用，促進轉化的作用，合理的建構作用，優化環境的作用。有的學者認為，新形勢下大學德育地位的走向是：堅持德育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宗旨，建立服務型德育；樹立大德育觀念，建立滲透式德育；堅持高校德育相對獨立的實體地位，實現德育工作科學化。[13]

（三）關于大學德育的實踐過程研究

圍繞大學德育的實踐過程，對大學德育的目標、規格與素質，大學德育的內容層次與結構，大學德育過程的多種途徑與方法，大學德育的領導體制、機構設置、隊伍建設以及考核與評估等方面，進行了大量有實踐價值的探索。

培養什么人的問題是德育工作的根本問題。大學德育目標，對選擇大學德育的內容，實現大學德育的任務，具有不容忽視的指導意義。學者們認真考察了建國以來大學德育目標的確立與發展過程，從中探尋確立德育目標的基本原則，主要有：先進性原則、時代性原則、層次性原則、相對穩定性原則。在此基礎上，學者們進一步提出，要站在歷史的高度，確立跨世紀人才培養的德育目標：堅持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作為大學德育目標的理論基礎；必須強調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目標的統一性、一致性；注重培養大學生的現代觀念和超前意識；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80年代初，德育工作者開始探索大學德育過程的規律。1981年，劉獻君發表《大學德育過程初探》一文，提出大學德育過程自身的特點為：大學德育過程突出了自我教育過程；大學德育過程是與專業教育密切結合的過程；大學德育過程必須重視社會影響過程。1985年，高金發的文章，從大學德育過程與社會環境的關系，大學德育過程與智育過程的關系，大學德育過程中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關系三個方面，對大學德育過程作了初步探討。此后，學者們從各個角度，對德育過程作了比較深入的探索。

在研究建國以來大學德育內容的歷史發展，科學總結實施德育內容的基本經驗的基礎上，學者們在構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德育內容體系時提出：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育是社會主義大學德育的靈魂；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是大學德育的主旋律；理想和人生觀教育是大學德育內容的精髓；民主與法紀教育是大學德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道德教育是大學德育的基礎內容。理論研究推動了大學德育內容向深度和廣度發展：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的改進和思想品德課的開設；二是在大學生中開展文化素質教育，特別是強調學習優秀傳統文化和開展社會實踐活動。

此外，德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對德育系統工程、校園文化建設、大學生人格發展、環境中偶然因素的影響、大學德育考評、德育隊伍建設等諸多方面進行了認真研究。

（四）關于大學德育的學科建設研究

圍繞大學德育的學科建設，對大學德育學科的基本范疇、基本理論和規律，對大學德育的歷史發展以及國內外大學德育的比較等方面，進行了比較系統、深入的研究。

20年來，大學德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對大學德育學科建設進行了認真的探索。1986年，李景先、肖約之、李慶善主編的《大學德育概論》，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六五”期間國家重點項目，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組織全國部分學者，歷經三年時間，在研究探索的基礎上撰寫的。該書對大學德育科學的學科特性，大學德育的社會本質、作用、對象、原則、內容、方法等進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有見地的觀點。

1988年，王殿卿教授撰寫的《大學德育學》問世。1993年，他再著《新編大學德育學》。這兩本書是作者在總結10多年來高校德育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深入研究后寫成的，是我國大學德育學的代表作。該書對大學德育觀、大學德育的理論基礎以及大學德育的價值、規律、對象、規格、內容、原則等進行了論述，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此后，又有多本有關大學德育學的論著問世，進一步豐富了大學德育學科建設。

國家教育部在部分高等學校設立思想政治教育專業，推動了大學德育的學科建設。1984年教育部連續發出3個文件，在一部分高等學校設立思想政治教育專業，開辦本科、第二學士學位班、大專起點本科班。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關于改進和加強高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決定》要求有關院校在辦好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基礎上，“創造條件培養這方面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為造就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專門人才開辟一條新路”。到目前為止，全國已有60多所院校開辦了思想政治教育專業，20多所院校獲得這個專業的碩士學位授予權。這些院校為國家輸送了數千名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畢業生，使大學德育師資隊伍不斷壯大，素質不斷提高。1996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批準，在北京和武漢首批建立了兩個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博士點。

大學德育研究的豐碩成果推動了德育工作的加強和德育學科的建設。20年來，大學德育的研究，為黨和政府制訂相應的決策提供了部分依據，推動了教育改革和發展，加強了大學德育工作，加速了大學德育隊伍的成長和建設。

1.推動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

大學德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大學德育離不開對整個高等教育的研究，同時，大學德育的研究者大多在教育第一線，他們在對德育的研究過程中提出的一些觀點和思路，有力地推動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

早在80年代初，德育研究工作者開始提出學生個性發展，自我教育，受教育者在教育系統中的“客體—主體”地位，培養學生的創造精神，提高大學生的素質等問題。談松華發表在《上海高教研究》1985年第1期上的《新技術革命挑戰與大學生思想教育的改革》一文指出：“培養全面發展的創造型人才應該成為大學生思想教育的中心任務。”新技術革命對人口素質的影響，表現在“精神文化方面，生產小型化，傳播工具的非群體化，使社會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趨于多樣化，勢必影響人的心理和性格，人與人之間在統一性的前提下，呈現更大的差異性。因此，人的個性的發展既是社會前進的要求，也是信息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們培養的大學生要能迎接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挑戰，擔當起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歷史重任，就不能墨守成規，因循守舊，而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敢于探索，勇于實踐，大膽改革，開拓前進。”有的學者在80年代后期，在對大學畢業生進行系統調查之后提出，“大學，主要是培養人的綜合素質。”這些對推動教育觀念的轉變，建立新的教育模式，產生了較大作用。例如，樹立新學生觀，進行創新教育、素質教育的教育觀，建立“師生共同學習、雙向交流”的教育模式，“學生主動參與、師生平等對話”的咨詢性教育模式，家庭、學校、社會相結合的教育系統工程等。

近幾年在高校影響很大的文化素質教育，首先也是德育工作者提出來的。在新的形勢下，如何加強大學德育工作，學者們認為，要從文化素質抓起。正如鄧小平在80年代初所提出來的：“現在這么多青年人犯罪，無法無天，沒有顧忌，一個原因是文化素質太低。”[14]青年人歷史感、道德感、社會責任感的提高，要有豐富的人文底蘊，人的成長，需要各方面知識的啟迪、支撐；人文教育能使學生的情感獲得陶冶，思想產生升華，因而人文教育拓寬了德育視野。同時，以文化素質教育為突破口，帶動了高校整個課程體系改革和教學改革。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華中理工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等已建立新的課程體系。現在，文化素質教育已在各個高校推開。1998年11月，在教育部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成立大會上，周遠清副部長明確提出，今后大學文化素質教育的任務是：提高大學生的文化素質，提高教師的文化素養，提高大學自身的文化品位。

2.加強了大學德育工作。

20年來，黨中央召開了兩次全會，討論精神文明建設，并作出相應的決議。同時，了一系列關于加強高等學校德育工作的文件，為德育工作指明了方向，規范了內容。這些決議、文件的形成和制訂，廣泛吸收了德育工作者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成果。例如，培養社會主義“四有”新人的要求，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導方針，務實求效、尊重人、開放性、層次性、繼承與創新的原則，民主、責任制、科學管理、“工程建設”、自我批評與教育、言傳身教的工作方法等。

“兩課”是德育的主陣地、主渠道。其中，思想品德課程是德育工作者在研究和工作中創立的。1980年，大連理工大學的莊青在學校黨委支持下，首先在學校開設了“思想修養課”。以后，北京、上海、江蘇、湖北等地也不定期地開設了這一課程。1982年10月，教育部發出《關于在高等學校逐步開設共產主義思想品德課程的通知》，從此，思想品德課在各高等學校廣泛開設，成為對學生有計劃地進行理想、道德、人生觀教育的一門課程。1984年9月，教育部在總結各校開課經驗的基礎上，正式發出《關于高等學校開設共產主義思想品德課的若干規定》，對課程的任務、內容、教學原則、師資隊伍和體制作出了具體規定。思想政治教育課程的開設，有效地對學生進行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對促進大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德育內容方面，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課中，增加了鄧小平理論概論和思想概論，加上原來開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完整體系，明確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為大學德育的主旋律，加強了道德教育、法紀教育和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從而大大開拓了教育內容的廣度和深度。

在對大學生思想形成規律、德育過程規律研究的基礎上，在德育途徑上有不少創新，突出表現在開展校園文化建設，開展社會實踐活動和心理咨詢方面。

學者們對校園文化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涂又光教授提出“泡菜”理論，認為，泡菜水的味道，決定泡出來的白菜、蘿卜的味道；一個學校的校園文化決定其學生的精神風貌和性格特征。這十分形象地說明了校園文化的重要性。校園文化作為大學德育的重要載體，可以使有形教育向無形教育轉化，有意識教育向無意識教育轉化，外在教育向自我教育轉化。王軍在《校園文化的歷史回顧、現狀與對策》一文中指出，“伴隨著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股波瀾壯闊的‘文化熱’，在中國高等教育的編年史上，‘校園文化’，于1986年首次提出，校園文化建設的熱潮也隨之興起。校園文化建設激發人們從文化意義上去構建校園的物質環境和精神氛圍，并從文化的高度把握和統帥各種校園現象。校園文化是指依托并通過高校這個載體來反映和傳播各種文化現象，是社會主體文化的亞文化，是社會的變化作用于學生的中介。它作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從誕生開始就發揮著一般文化的共同職能，即通過一定的物質環境和精神氛圍，使生活在其中的每個成員都有意無意地在思想觀念、心理因素、行為準則、價值取向等方面與現實文化發生認同，從而實現對人的精神、心靈、性格的塑造。”他在分析了校園文化的現狀后提出，要“加強校園物質環境的建設”，“重視校園精神文化的建設”，“加強個人與集體意識的培養”。學者們還從各個不同角度對校園文化進行了研究。現在，多數高校都開始重視校園文化建設。

社會實踐活動是以大學生為主體的一種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社會實踐活動具有社會灌輸、事實疏導、自我教育、自覺服務等德育功能。李學謙在《嘹望》1991年第28期發表的《高校社會實踐活動十年》一文中指出，社會實踐活動是“不可替代的教育形式”，是“思想教育的有效途徑”，是“提高業務素質的課堂”。加強社會實踐活動要遵循教育的規律，“把握特色，精心指導”。華中理工大學已將社會實踐納入教學計劃，并從1997級學生開始，開設《社會調查方法》必修課，將實地社會調查和實踐作為課程的重要環節，使大學生在社會實踐中不斷成熟起來。

心理咨詢作為大學德育的一種新的運作方式，已經進入越來越多的高校，并在實踐中愈來愈顯示其生命力。這是因為，“健康穩定的心理狀態，是形成良好政治、道德品質的基礎”，“開展心理咨詢是現實給我們提出的嚴肅課題”，“與其他教育形式相比，咨詢教育有其自身的特點——咨詢教育中，咨詢者與咨詢對象處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在教育信息傳遞方法上，咨詢教育是從被教育者到教育者，從個體到社會，體現了個體對社會的主動適應；咨詢教育解決的是個體的個別性問題，重視個性的千差萬別。”[15]現在，各地的心理咨詢所、心理咨詢中心紛紛建立，全國已有許多高校創建了咨詢服務機構。

建立大德育體系，也是德育工作中研究比較多的問題。學者們認為，在學校內部，建立大德育體系要“全方位考察，使德育的空間結構層次具有協調性”；“全過程考察，使德育時間演化具有有序性，使德育工作從學生入學到畢業首尾銜接，承前啟后，協調發展”；“全員參與，把德育工作作為全體人員的職責，注重加強全員育人意識，使德育具有整體性，合力育人。”學者們進而提出，要面向社會，實現高校德育過程社會化。

在德育研究和實踐的過程中，還創造了很多新的途徑、方法，這里不一一列舉。總之，所有這些研究成果，加強了德育工作，使德育工作逐漸取得了實效。

3.加速了大學德育隊伍的成長和建設。

德育科學研究的開展，德育課程的開設，德育學科、專業的建立，大大加速了大學德育隊伍的成長和建設。朱新均在《二十年高校黨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回顧》一文中指出，高等學校中從事黨務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專職人員，同其他專業人員一樣，都屬于高校教師隊伍的一部分。1987年，《中共中央關于改進和加強高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決定》作出明確規定，從事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專職人員，是教師隊伍的組成部分，應列入教師編制，實行教師職務聘任制。《決定》規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學校教育中的應有地位，受到了高校廣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熱烈擁護，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工作熱情。”[16]

“為適應新的歷史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教育部（原國家教委）從1984年開始在部分高校設置思想政治教育專業，采取正規化的方法培養大學生、本科生和第二學士生等各種規格的思想政治工作專門人才。到1998年為止，全國共有70所高校設置了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形成了從本科生到博士生的專業教育體系。培養了大批高校和社會急需的高素質人才。從1989年開始，原國家教委陸續選派200余名優秀思想政治教育骨干，以訪問學者身份到國外進修或作短期考察，增進對國外情況的了解，吸收和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隊伍的素質不斷優化，工作水平和科研水平不斷提高，有力地促進了思想政治教育隊伍自身的建設。”[17]

德育工作者在德育研究和實踐中迅速成長，到1997年止，全國共有德育教授119名，副教授282名。德育工作者的形象大為改變，工作實效不斷提高。在新的歷史時期，大學德育隊伍建設和發展的趨勢是：“從小德育隊伍向大德育隊伍轉變”，“從‘管理型’向管理者和學者相結合的‘復合型’轉變”，“從‘單肩挑’向‘雙肩挑’轉變。”[18]

三、面向21世紀大學德育研究展望

高校德育研究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有了較好的基礎，但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新問題、新困難不斷增多，研究任務仍然十分艱巨。

首先，我們即將跨入21世紀，進入知識經濟時代。1996年，亞太經合組織提出：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也就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知識經濟是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迅速發展所產生的結果。創新性是知識經濟的首要特征，是知識經濟的靈魂。知識經濟對高等教育，特別是對大學德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我國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的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對社會生活，對高等教育和大學德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的：“從1996年到2010年，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要鞏固和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取得的偉大成就，促進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要面對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迎接綜合國力劇烈競爭的挑戰；要在前進道路上戰勝各種困難，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這一切，不僅要求物質文明有一個大的發展，而且要求精神文明有一個大的發展。”

再次，大學德育是高等教育中的主導部分，研究德育離不開對整個教育的研究。現在，教育觀念的轉變，教學和課程體系的改革，教育制度和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對大學德育將產生重大影響。

因此，面向21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面對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大學德育研究可從以下幾方面進一步展開。

（一）面向未來，研究新情況、新問題，繼續探索大學德育適應社會發展的特點和規律

我國經濟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各種經濟成份、分配方式并存。在國際上，一方面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的主題，另一方面，國際共運形勢發生變化，社會主義處于低潮。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必定會有各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和思想意識產生和存在，并不斷影響學生。在德育工作中，要研究如何既堅持德育方向的正確性，又尊重學生在價值取向上的選擇性，既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性，又承認思想觀念的層次性，從而堅持德育的正確導向。

鄧小平指出：“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必然會帶來一些壞的東西，影響我們的人民，要說有風險，這是最大的風險。我們使用法律和教育這兩個手段來解決問題。”現在，在對外開放格局已經形成的情況下，我國將在更廣泛的領域，更深層次上同國外交流，包括與西方國家的高校德育進行更深入的比較研究。因此，在學習、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有益經驗的同時，如何認識國情，正確對待中國文化傳統和現代革命傳統，克服崇洋媚外心理和民族虛無主義傾向，將是德育面臨的一個難題。在德育研究中，還要深入探討德育的民族性問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許多新的反映時代特點的道德要求，如自我意識、競爭觀念、法制觀念、效益觀念等，這些是推動學生成長的積極因素。同時，市場經濟也存在負面影響，導致一些學生道德選擇的多樣化和對集體、國家責任感的淡化等。因此，大學德育要研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如何幫助學生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培養學生良好的道德品質。

在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改善和提高的情況下，學生的物質文化生活以及道德水平也會得到相應改善和提高。面對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別是地區、行業以及人與人之間生活水平的較大差距，大學生可能產生意志消沉、私欲膨脹和不滿足感。因此，大學德育工作者要研究在這種形勢下新的教育內容和方法，培養學生的頑強意志和奮斗精神。

（二）面向學生，深入探討大學德育的內在規律

關于大學生身心發展內容、特點和規律的研究。人的發展既有連續性，又有階段性，有其內在規律。對人的發展的研究，也是我國德育研究中十分薄弱的環節之一。在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由于沒有準確把握大學生身心發展的特點和規律，而把中小學的教育內容和畢業以后需要到社會生活中逐步加以解決的問題，都納入大學教育的情況，似乎大學教育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實際上，由于沒有把握大學生的內在要求，大學生思想發展中需要解決的很多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教育效果較差。因而要深入學生，下力氣探索大學生身心發展的內容、特點和規律。

關于大學生思想品德內化機制的研究。知道為智，體道為德。如果一個人的某種意識反映的客觀內容不包含自己，不是他自己與周圍環境的關系，而純屬外在的東西，這種意識就不是他的思想，而只是文化知識。因此，德育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問題是如何使學生將外在要求內化為自身的素質、信念。德育研究中，要重視內化機制的研究。在這個過程中，要重視對“生命的整體性”，“人的發展能動性”的研究，將教育視為生命與生命交往與溝通的過程，而不只是現有知識的直接傳遞過程。

關于大學德育過程特點和規律的研究。德育的目的、任務、內容、途徑、方法等一系列教育因素在過程的起點上，還是屬于教育的主觀因素，正是在德育過程中，這些教育的主觀因素才被客觀化、對象化和綜合化。因此，研究德育過程的規律十分重要。要對大學德育過程與中學小德育過程，德育過程與智育過程、德育過程與社會影響過程的聯系與區別，以及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交互作用等進行深入探究。

（三）面向現代化，研究德育方法和手段

現代科學技術既向德育提出了現代化、科學化的迫切要求，又為德育現代化和科學化提供了條件和手段。現代高科技已經滲透到學生的學習、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而拓寬了學生學習、生活的視野，豐富了學習生活的內容，提高了學習、生活的質量。在德育過程中，學生不會滿足于傳統的老方式和老辦法，他們在有限的時間內，更追求德育的高質量和高效率，更向往具有現代氣息的德育。因此，如何應用現代科學技術，變革德育方法和手段，是德育研究的重要任務。德育方法和手段現代化，主要是收集處理德育信息手段的現代化。中山大學鄭永廷教授指出：“德育信息傳播現代化，德育環境和德育場所建設手段現代化。只要德育有效地綜合地利用了現代技術，就會創造出新的教育感化力量，也會創造出富有時代氣息的育人環境。”[19]

研究方法對于科學研究工作能否取得成效至關重要。大學德育研究要取得突破性進展，還要在探索德育研究方法上下功夫。在探索中，要掌握德育研究具有體驗性、綜合性、動態性、革命性等特點，借鑒現代技術方法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要做到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縱向研究與橫向研究相結合，現實研究與歷史研究相結合，群體研究與個體研究相結合，正常學生研究與異常學生研究相結合，主體研究與客體研究相結合，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相結合，等等。

（四）進行古、今，中、外的綜合、比較研究，完善大學德育理論體系

大學德育理論體系的框架已經初步建立，但須進一步完善。在完善大學德育理論體系過程中，要進行中、外，古、今的綜合、比較研究，在吸收中國優秀德育傳統理論、國外可供借鑒的先進德育理論，總結建國50年來大學德育理論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整合，構建新的面向21世紀的大學德育理論體系。

[1][2][3]著作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1，780～78，803

[4]談談高等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民日報，1962—01—06

[5]大學生思想的新課題.中國青年報，1956—01—29

[6][7]中國教育報，1985—11—08

[8]鐘沛璋.造就大批繼往開來的人才.青年研究，1982（33）

[9]李景先等主編.大學德育學概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77

[10]劉獻君著.大學德育論.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86.74

[11][13][18]龔海泉主編.當代大學德育史論.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143，48，26

[12]孫喜亭.人的價值·教育的價值·德育的價值.教育研究，1989（4）

[14]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3

[15]劉獻君著.大學德育論.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153

[16][17]學校黨建和思想教育.1998（6）.10

[19]鄭永廷.關于高校德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高教研究，1997（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