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劍影視創作管理論文
時間:2022-08-01 06: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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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題】佳作品評
【正文】
主持人:潘志興(本報記者)奚光雯
嘉賓:任仲倫(上影集團總裁、教授、影視評論家)石川(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副教授、電影學博士)
●現在的影視作品有一種“小智小慧”泛濫的傾向,特別需要呼吸一下英雄的氣息
主持人:《亮劍》的播出會獲得如此強烈的反響,收視率這么高,甚至在深圳二輪播出時,收視率超過了熱門韓劇《大長今》。一部在當前熒屏上并不“主流”的電視劇能獲得如此佳績,的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任仲倫:我是在2001年看到這部小說的,整個小說洋溢著一種久違的英雄主義氣概,非常打動我。現在回頭再看,電視劇的成功還是兩點:一是英雄主義氣概。現在的影視作品中的英雄氣息已越來越稀薄了。任何民族都是崇尚英雄主義氣概的。當初羅曼·羅蘭寫貝多芬傳記,在前言里就有這樣一句話——現在德意志民族處在小智小慧當中,需要打開窗戶呼吸一下英雄的氣息。我們現在的影視作品也有一種“小智小慧”泛濫的傾向,特別需要呼吸一下英雄的氣息。二是人物性格。我們現在的影視作品對明星過分崇拜,把40%—50%的投資花在明星身上,而對人物性格塑造的忽視,或者說不信任,已經成為一種習慣。這部作品讓人物的性格、人物的魅力恢復了它應有的地位。
主持人:當初你們在策劃的時候,是不是有意識地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下功夫?
任仲倫:看小說時被“點燃”的就是人物性格,包括劉燕銘喜歡的也是作品中的這些東西。(刺激你們的興奮點不約而同?)后來我們談得最激動的就是我剛才說的兩點。影視作品中的英雄有兩種:一種是虛幻英雄,一種真實英雄。虛幻的英雄,現在我們影像的技巧能把他渲染得特別好看,特別有形式美感。但是這種在竹林里飛來穿去的英雄看多了,必然要有一個真實英雄的崛起。李云龍就是這樣的真實英雄。
石川:我覺得英雄主義主題,對不同年齡段的觀眾,感受是不一樣的。對任先生這樣年齡的觀眾來說,可能是某種正在遺忘的東西被喚醒,是年輕的時候受到的英雄主義教育的一種回歸。而對于現在年輕的一輩,可能又構成另外一種感受。現在都市中大眾文化的審美趣味有種中庸化、小資化的傾向,講求實用和與世無爭,而《亮劍》所體現出來的,是那種“血脈賁張”,甚至是帶有一點“草莽”味的豪氣,它是超越于我們現實生活之上的,而且也是為現在的年輕人所普遍追求和向往的,它在這個層面上對現在的年輕人構成了一種價值目標。同時,這部電視劇也是在前幾年的軍事題材作品像《突出重圍》、《激情燃燒的歲月》等取得成功的基礎上,再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李云龍這個角色身上的很多品質、人格的魅力,在我們過去的軍事題材作品中也或多或少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說像他身上的這種草莽氣,在電影《紅日》里的石連長、《高山下的花環》里的靳開來等都有體現。這種發展還是沿著同一歷史脈絡在往前走,到了李云龍身上被集中地釋放出來了。
另外,單純從這個人物形象的特征來說,實際上他也有點古典文學中像“劉關張”那種類型化的特點,過去我們作品中的這種“草莽英雄”總是處在一個受政委規勸、教育的位置,但在這部電視劇中,李云龍的“草莽氣息”被放大了,作為正面的東西完全被釋放出來。這構成了作品的一個新突破。
●寫“英雄氣短”,寫英雄的悲劇性比寫完美英雄更有價值
●從傳統戲曲開始,中國人就習慣欣賞性格和價值比較清晰的人物
主持人:近年來,軍事題材作品一般都有很好的收視率,從《激情燃燒的歲月》、《歷史的天空》到《軍人機密》,都講草莽英雄成長為堅定的革命者,這個過程特別容易打動人。現在熒屏上陰柔之氣多了一點,需要一些有陽剛之氣的人物出現去吸引觀眾。在過去的一些作品中,英雄人物一上來就是“高大全”,對他們成長過程的描繪不多,但英雄的成長對于觀眾來說可能更具有吸引力。還有這些作品中都有一個比較的特點,就是他們都有一個堅強的信念在支撐著他們所有的行動。像《大長今》之所以熱播,我覺得也是因為這個人物所體現出來的對信念的堅持。這或許正是現在的觀眾內心所呼喚和渴望的。
任仲倫:人類要藝術干什么?它是解決人的精神問題。一個民族在發展和走向強盛的過程中,毫無疑問骨子里會渴望、呼喚這樣一種精神。忠于自己的理想、意志,不顧一切地追求,這是人類共同存在的東西,就像“夸父追日”。我們民族最古老的精神源頭就有這種東西,只是不同時代的表現形態不一樣。
從《亮劍》中還可以感覺到八個字——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所謂豪氣萬丈的英雄基本上都是偽英雄,因為生活中沒有英雄是不氣短的。所有的英雄都會受到歷史環境、社會環境和當時生存環境的壓迫,在壓迫當中他要反彈、爆發,他想超越這個時空,超越這個歷史條件,而超越又受到限制,于是他要堅持,要承受內心苦痛。像李云龍就是有點“氣短”的英雄,有“缺陷”,有內心苦痛的英雄。從美學意義來講,“英雄氣短”是最打動人的。英雄本來就有一個成長過程,從我的體會來說,寫英雄氣短,寫英雄的悲劇性比寫完美英雄更有價值。李云龍的形象回歸了歷史的真實,這個人物身上實際是結合了解放軍高級將領中的各種傳奇英雄。
石川:“英雄氣短”實際揭示了一種美學規律。看文藝史上,凡是好的作品都是跟悲劇結合在一起的。悲劇性,從某種層面上體現出來的就是英雄性,不管是普羅米修斯還是哈姆雷特,或者是約翰·克里斯多夫,英雄身上總體現著某種悲劇性。這個悲劇性不是指他命運中所遭受的挫折或造成的壓迫,而是他超越現實的愿望和現實的局限性之間的沖突。李云龍這個人物重要的一點就是他身上體現了這樣一個美學的規律。從這個角度來講,這個人物可以跟文藝史上的這些悲劇人物構成一個完整的序列,這也是這個電視劇很有價值的一個方面。
任仲倫:還有從觀眾接受的角度來講。現在我們的影視劇定位的觀眾面都比較小,喜歡講是為什么樣年齡段的觀眾拍的,這實際上是把更廣大的觀眾排斥在外了。像李云龍這種性格化的人物,其實比那種講性格多樣也好、講人性深邃也好的人物更容易打動觀眾。從傳統戲曲開始,中國人就習慣欣賞性格和價值比較清晰的人物,感情投向很明確,不喜歡“盤算”善中有惡、惡中有善之類的東西,就像戲曲舞臺上的“紅臉”、“白臉”。這是中國觀眾特有的接受感情和接受思維。
主持人:現在我們的電視劇人物越寫越復雜,人物關系也是越寫越復雜。有人開玩笑地說,現在看電視劇要先發個人物關系表,以免搞混了。從播出的情況看,往往比較單純的,人物指向比較明確,人物關系沒有過多枝節的電視劇,收視率比較高。這可能也和電視劇的特性有關,跟電影和小說不太一樣。在一個松弛的環境中觀看,不可能給你很多時間和空間去深入體會意境和理解人物。所以寫單純的人、單純的情感、單純的信念反而更容易成功。
石川:電影實際上也一樣的,像好萊塢那些電影。
任先生剛才說到中國文藝的傳統,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總結《三國演義》時,稱為這是一種類型化寫法,人物性格中總有突出的一個側面,“劉備之長厚近偽,諸葛之智近妖”。但是也有變相法則,不能把他變得單一化,主調中還有變調。比如張飛他是一個粗人,但他還粗中有細;諸葛亮再智,也有誤失街亭。李云龍這個人物除了“草莽之氣”,也還有智謀,這體現了塑造人物的一種特定手段。寫人物性格的復雜,在歐洲也是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發展起來以后,才開始主張寫人的不同側面、內心矛盾的,特別是進入現代主義以后,人的內心世界越寫越復雜了。其實中國的文藝受歐洲這種傳統發展的影響并不是很明顯,它基本上還是沿著自身的文化傳統在往下走。
●不要把一種成功的東西變成自己的鐐銬
●我們很多作品的價值判斷已經很模糊了,生活的多義性導致了價值的模糊性,沒有價值判斷、價值選擇的鮮明性
主持人:現在大家都在說好劇本難找,觀眾到底喜歡什么搞不清楚。《亮劍》引起這么大的反響,受到大家的喜愛,或許對電視劇創作是一種示范和啟示,至少是可以借鑒的成功的經驗。
任仲倫:我很同意你剛才講的“一種”示范,“一種”啟示,對《亮劍》的成功不要夸大,不要接下來都是“亮刀”、“亮槍”。中國人在創作上最大的缺點就是“跟風”,跟著成功的目標走,大量的復制、“拓片”,結果把一種成功的東西變成自己的鐐銬。可能整個精神史都是這樣的,獨創的東西總是少的,總是被后人模仿。在模仿的過程中,獨創本身也被弄得面目全非,面目可憎。當某一部作品變成所有作品的樣本時,也就宣告著一種藝術思維的死亡。
就像石川講的,《亮劍》本身也不是一個獨創,從它的藝術思維,到它的精神追求、藝術表達,很大程度上是在我們傳統文學的流脈上,英雄主義也好、性格魅力也好,都是對傳統美學的一次現代回歸。《亮劍》是在特定的環境之下,以特定的表現形式,讓傳統的東西在一個新的時代、新的現實里達到了回歸。我個人認為它對美學最大的貢獻,可能是在整個精神格局里面,我們呼吸了太多“小智小慧”的東西以后,突然聞到了一股陽剛的氣息,有種特別舒暢的感覺。你講《大長今》,它的魅力,實際上就是重現了我們這段時間中被拆散和消解的一種價值文化。《大長今》是我們儒家文化的“出口轉內銷”,這句話盡管俏皮,但它有價值。《大長今》崇尚的是我們過去幾千年以來人文的、仁義的理想,這種理想的發源地是在中國。
這段時間當中,我個人覺得我們很多作品的價值判斷已經很模糊了,生活的多義性導致了價值的模糊性,沒有價值判斷、價值選擇的鮮明性,把我們過去一些傳統的東西都作廢了,每個人都在尋找個人的合理性。很多作品反映出來的都是不認同共同價值,只認同個性價值、個人價值。而《大長今》告訴你的恰恰是最傳統的價值,所以儒家文化再一次回到中國,征服很多觀眾的心,收復失去的“領地”。從精神層面上來講,我覺得現在很難說誰對誰錯,需要由時間來檢驗。說不定到了百年之后,人家說這個時代思想最活躍、精神最活躍,創造了沒有共同價值是最好價值這樣一種社會標準和精神標準。沒有什么道德價值、倫理價值,有可能到最后變成一個社會現實價值。我不知道在藝術上應該誰說服誰。
石川:這像哲學上的此岸、彼岸。彼岸你觸摸不到,觸摸不到有什么價值呢?但它就是佇立在那兒,就因為彼岸的存在才看到此岸的不足,人生才有動力。任先生說現在是拒絕判斷,其實他不是拒絕判斷,而是無從去判斷。在這個社會轉型期,從傳統價值體系中拋出來的人何處去落腳呢?
電視劇能提供給觀眾的無非就是兩種東西,一種是觀眾在這個電視劇當中看到了他自身的影子,感到親切認同;還有就是它提供了一種現實人生所匱乏的,但人人都向往的東西。
任仲倫:電視劇實現了他的愿望。文學作品是他的精神衍生、體驗衍生,人被他的眼光、思想、精力所制約,所有精神產品部是由此衍生而來的。
●藝術是沒有“根據地”的,它永遠在出發
主持人:電視劇發展了這么多年,但依然是目標不定,有很多東西都是游移不定的,我們不斷地在模仿,歐美劇、日劇、韓劇,還有港臺劇。一直在尋找,始終在飄移。如果說《亮劍》體現了我們傳統的古典美學的一些特征,那是不是對我們也是一種提醒,我們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古典美學中,用古典文學中的某些手法,來豐富我們電視劇創作的理念和手段?
任仲倫:你用的詞特別準確,是“一種提醒”,告訴人們在藝術追求的過程中,傳統東西的現實價值。不是過去的都沒有價值,新的都有價值。
另外你剛剛講到的“飄移”,我覺得整個精神現象總是飄移的,精神這個東西不好拋錨,它永遠在航行,所以精神一直有追求,但它有大致的方向。藝術是沒有根據地的,它永遠在出發。創作有無數種選擇,不斷地在提醒藝術家,用更多的方式、更多的途徑去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對藝術創作來講,如果認定某一條經驗是惟一經驗的話,要么是無知,要么是偏愛和偏見。所以不要把《亮劍》作為一個標準答案,看成是惟一途徑。它只是提供了一種提醒,就是傳統也有它現實的價值。
●要增強中國影視作品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主持人:在每次的國際電視節上,往往紀錄片在海外比較受歡迎,電視劇主要還是內地交易,偶爾可以到臺灣、香港等地,或是日本、韓國,很少能進入歐美市場。我們一直說影視要走向世界,是不是有這個現實可能性?我們應該做些什么?
任仲倫:我們這里的熱播劇,是否能夠得到其他國家觀眾的認可?可能他們對我們的歷史背景、現實生活也不是特別了解。
石川:我覺得可能電視劇打進國際市場的迫切性,沒有電影強烈。一是我們國家的電視劇市場太大了,所以很少有意識地針對海外觀眾的制作。當然還有題材問題,比如說中國古典題材走國際化更好一些,特別是那些文化比較相近的亞洲國家。
任仲倫:《共產黨宣言》里曾講過這么一個觀點,就是隨著世界市場的擴展后,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封閉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往變得越來越頻繁。“物質生產如此,精神生產更是如此。”人類精神的共同性就是人類所有的精神產品流通的價值。
我在2003年去好萊塢走訪了七大公司,我都問他們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美國的電影為什么能夠長驅直入?有很多答案。讓我比較信服的是華納公司總裁的回答,他說我們拍電影一開始跟你們的出發邏輯就不一樣,你們中國人講要為中國人拍電影,法國人講為法蘭西拍電影。我們是移民國家,電影剛出來的時候我們說為小鎮居民拍電影,小鎮居民中有黑人、有白人;有亞洲人、有歐洲人、有美洲人。所以我們講的故事基本上要讓大多數人都懂的,大家
都喜歡看的。美國電影一出生就奠定了它的基礎——為人類共同的興趣而拍攝。
實際上,要讓人家對你的作品感興趣,無非兩條:一是你這個民族能提供給其他民族什么樣的影響?二是人類共同的東西你能不能提供?你這個民族對世界是有影響的,或者說在你有影響的時期,大家才會關注。
石川:歷史上美國電影的發展,就是伴隨著殖民的擴張。在這個過程當中,貿易和電影是互動的,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它的背后是一種資本邏輯,除了推銷電影自身以外還推銷自己的產品,推銷美國的政治、商業、它的價值觀。這個過程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覺得隨著中國國力、世界影響力的上升,影視產品的對外傳播是必然的。但要讓更多的人接受,還要增強中國影視作品跨文化溝通的能力,這個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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