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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理的興起是知識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公共行政的發展從傳統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這些行政范式的轉變都根源于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行政模式的轉變根源于市民社會的充分發展和公共領域的崛起。當中國市場經濟與市民的社會發展已經初具規模時，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應調整，必將使中國公共行政發展陷入困境。在當今的時代狀態下，市場經濟與信息技術這兩種力量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發展的速度、路徑、性質，由于市場力量的擴展和知識經濟的結構，現代社會的發展從空間和時間上出現了一種伸縮現象，由于技術的飛速發展而使得時間被大大壓縮；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使得空間被大大擴展，即市場全球化使得單一國家市場、社會、政府的涉及領域逐漸擴大。這種特異的現象在學界被稱為“共時擠壓性”。而當代中國公共行政正處于這一歷史情境之中，正是這一特性，為起步較慢、摸索著前進的中國公共行政發展帶來困難。

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化為市場經濟體制，其結果不僅僅是經濟體制的轉變，在公民與國家及政府的關系上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公民的立場上，他們開始重新界定國家與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關注經濟、教育、醫療、福利等方面問題，他們把政府放于批判與比較的視野中進行審視，形成了對于國家與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戰。

在釋放了經濟職能的同時，國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對于高品質的社會服務的需求。而傳統的行政模式越來越無法滿足這種需求。為此，政府開始在某些領域推出，讓市場經濟支配下的社會體系自發地完成這些功能。首先，政府釋放具有經濟性特征的社會事務，例如，政府實行的事業單位企業化、放開對電信通訊行業的壟斷、結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貨幣化等等；其次，政府開始釋放一些公共性的領域，例如高等教育、醫療衛生、公路鐵路等。國家這樣的釋放性活動，使得一些介于民間和政府之間的半民間半官方的組織產生，如慈善性機構、學術團體、公民的自主組織、非盈利性咨詢服務組織等。以上這些現象的存在說明公共領域已經形成，也意味著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開始回歸于社會。

由于知識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國家處于一種特殊擠壓環境下，公共行政領域開始出現政府及被稱為“第三部門”的多元行政主體。這就意味著為適應當前行政主體多元的變化趨勢，中國的行政發展必須實現其發展范式的轉換——從傳統的管理走向現代治理。

二、治理理論的一般闡釋

治理一詞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長期以來，治理與統治一詞交叉使用，用來表示國家更確切地說是政治活動，并主要用于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

與此同時，對于治理概念，諸多機構與學者進行了詳細闡發，其主要的代表性觀點如下：全球治理委員會在其1995年發表的《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論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羅茨認為：治理意味著“統治的含義有了變化，意味著一種新的統治過程，意味著有序統治的條件已經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來統治社會”。

同傳統的統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內涵。兩者之間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權威的合法性，雖然治理和統治概念都必須涉及到權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論中不再像統治概念那樣僅僅政府具備擁有權威的條件。也就是說，治理雖然需要權威，但這個權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機關，而統治的權威一定是壟斷權力的政府。我們知道，統治的主體必須是社會的具有權威的政治統治組織，然而，治理的主體則體現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機構也可以是私人部門，還可以是一種關系即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權力的多向性，在統治的模式中，權力始終表現為集權，它為自上而下的、是單向的，公共行政忠實于政治權威，通過頒布規章、制度、法律來制定政策和實施政策，對社會公共事務實行管理。與此不同的是，治理則是一個民主、上下參與的互動管理過程，它主要通過話語民主、協商民主、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治理的實質在于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擁有的管理機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權威，而是合作網絡的權威?？梢?，公共管理治理應是指在社會公共事務領域中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政府和公民共同參與、相互協作的雙向互動的管理過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為此必須超越政府與市場、公與私的傳統二分法模式，并積極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務管理技術。治理的主體可以是政府機關，也可以是私人機構、非政府公共機構或各種機構之間的聯合。公共權力在政府與社會、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之間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較為明顯的新型民主價值。

三、治理理論對中國公共行政發展的啟示

1.明確定位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共時擠壓性”改變了政府與社會和市場的關系，政府與社會、市場之間的雙向互動得以強化，以往建立在傳統的政治權威、經濟權威、社會一體化基礎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難以適應社會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當逐漸退出微觀市場領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職能即“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做到只“掌舵”而非“劃槳”。具體來講，政府要逐步放棄微觀經濟管理職能，不再直接經營管理企業，把權力交給市場；提供優良的投資空間，把投資的權力還于社會及公民，激發和挖掘社會的投資潛力；把資源配置等應由市場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給市場，使政府真正成為“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進一步放權給市場，政府將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強與改善宏觀經濟調控上，按照建立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的要求，大力整頓市場秩序，規范市場，創造一個有效率的市場環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為企業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務，如法律服務、政策服務、信息服務等。

2.規范市場邊界、政府邊界、公共領域邊界的界定

政府治理的合作和不可分割性這樣的特質決定了行政實踐中三個邊界的劃分以及行政約束的形成。三個邊界，即市場邊界、政府邊界和公共領域邊界，這三個邊界的界定能夠促使治理范式各個主體間相互約束，保證公共行政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一，市場邊界的規定，決定了應選擇市場導向模式，私人性決定了市場運行的基本規則是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市場競爭的原則決定了社會資源在配置過程中最大的合理化，這為市場的優勢，界定其邊界則是政府在治理過程中自覺借用市場力量及時調節和干預市場的公共性；其二，政府邊界的規定，決定了應選擇績效導向模式，即政府行為具有先天性不足，因此，建立在政府邊界基礎上的績效導向的基本思路，就是旨在克服政府效率低下時，應用市場的手段來分化其公共權力；其三，公共領域邊界的規定，決定了應選擇客戶導向模式。公共領域的界定使得公共服務以客戶為導向，無論市場、政府都要了解公民需要，要聽取顧客的呼聲，建立公民的抱怨追蹤體系，賦予顧客更大的選擇權力等。

3.多元化治理促進第三部門建設

治理試圖超越政府——市場的對立二分法，認為除了政府與市場之外還有一種重要的經濟制度安排，即第三部門。首先轉變觀念，逐步放松規制。政府立足改革與發展的全局，采取積極主動的策略，在中國，如果說對第三部門采取的是嚴格限制的政策，這恐怕是不全面的，但某些地方、部門或個人確實存在著有意無意地加強限制的傾向，某些方面的政策也確實有同樣的傾向，放松規制是社會領域改革的基本方向，這一點政府必須有明確、自覺的意識。其次，加快第三部門的自治化進程。第三部門若缺乏自治，必然會助長政府的干預行為，降低第三部門的市場意識和發展動機，破壞第三部門組織之間的有序競爭，加快第三部門的自治化進程關鍵在于政府管理部門，只要是社會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插手，這樣的觀念必須在全社會建立起來，這樣的法律制度必須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建立起來，以加快第三部門的自治化進程。最后，加大對第三部門的扶持力度，政府對第三部門的扶持培育，最重要的是資金方面的資助，一定的經費來源是第三部門存續與發展的基礎；政府對第三部門的扶持，還體現在稅收方面的優惠政策上，今后在第三部門稅收法制建設方面，應注意突出第三部門的獨特地位和權利，實施稅收法定原則，更好地體現國家對第三部門的稅收優惠政策。

總之，對于正處于轉型期的中國來說，治理理論以及西方國家以此為基礎進行的一系列成功的公共管理改革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它如同一面鏡子，幫助我們能夠在紛繁復雜的現實困境中找出一條適合中國公共行政發展的合理路徑。站在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立場上，傳統的統治行政必將被各國所拋棄，而中國也并不例外。建立在知識經濟基礎之上，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模式，將是引領未來中國發展的最強勁動力。

摘要：由于市場經濟與知識經濟的高度發展，使得社會發展呈現出“共時擠壓”的特性，這樣的環境促使中國公共行政退出市場領域，市民社會開始發育；公共行政退出社會領域，公共領域開始出現；與此同時，公共治理理論興起。治理的興起是知識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為適應當前行政主體多元化的變化趨勢，中國的行政發展必須實現其發展范式的轉換，從傳統的管理走向現代治理。

關鍵詞：知識經濟；治理；公共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