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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民幣匯率問題一直是近年來備受各界關注并引起廣泛爭議的一個熱點。2010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在2005年匯改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之后，人民幣幣值一改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保持相對穩定的局面，升值步伐再次加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屢創新高，學界和社會各方面對人民幣升值的關注度再次升溫。在當前形勢下，一方面我國通貨膨脹壓力不減，輸入型通貨膨脹成為本輪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特征，2011年4月11日國際大宗商品現貨綜合指數達580.3點、同比上升32.7%。為此許多學者提出要通過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緩解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另一方面，我國貿易順差持續收窄，特別是在2012年一季度出現6年來的首個季度貿易逆差，出口增長面臨的壓力增大，反對人民幣重拾升勢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決定這兩種觀點孰是孰非的關鍵是深入研究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實現維持通脹水平的長期穩定、促進增長方式的轉變等長遠利益，是否能夠超過部分行業調整、淘汰落后產能等短期成本。這就需要對人民幣升值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究竟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和產業內結構調整有何影響。本文選取了汽車行業作為研究樣本。這主要基于以下兩點考慮：一方面，汽車產業是我國的支柱產業，其產業鏈長，而且與其他產業關聯度高、輻射力強、帶動力大，對促進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能夠充分反映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的產業結構演變特征；另一方面，我國是新興的汽車出口國家，人民幣升值對汽車產業出口的影響有充足的數據支撐。

二、人民幣升值的出口效應和產業內結構調整效應的理論分析和假設

（一）人民幣升值的出口效應分析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出口效應主要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簡單的出口效應。一般認為，當本幣升值時，出口外幣價格上升、進口本幣價格下降，從而引起出口下降和進口增加，并導致貿易收支惡化；當本幣貶值時情況正好相反，出口外幣價格下降、進口本幣價格上升，結果是鼓勵了出口而抑制了進口，最終改善了貿易收支。二是彈性論。根據彈性理論，一國貨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具備改善效應的條件是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其進、出口需求彈性之和大于1，即當EX+EM>1時，其貨幣貶（升）值可使出口收入增加（減少），進口支出減少（增加），貿易收支逆差（順差）減少、從而改善貿易收支。當EX+EM=1或<1時，本幣升值，出口外幣價格上升、出口需求減少，出口價格的上升超出了數量下降的幅度，出口會繼續增加，導致貿易收支順差繼續增加。然而彈性分析法采用的只是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對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的分析仍不完善。它只注重考察在特定市場中沿著給定的供需曲線的運動，而沒有去考察整個國家的生產與支出如何使這些曲線移動。而且，馬歇爾—勒納條件通常對貿易小國適用，而對開放經濟大國卻未必適用，因為對于開放經濟大國而言，匯率變動的貿易效應和政策效率受多種因素的制約，或者說其進出口貿易收支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三是吸收論。認為貿易差額是國民收入與國內吸收的差額，匯率變動通過影響國民收入和國內吸收來影響貿易收支。具體指本國在有閑置資源和邊際吸收傾向小于1的情況下，本幣貶值會使閑置資源流入出口部門、出口擴大，引起國民收入和國內吸收同時增加，但吸收的增長小于收入的增長，結果國際收支順差擴大或逆差縮小。吸收論采用的是一般均衡分析，相對于彈性論而言，它更加關注宏觀經濟對的反應。

（二）人民幣升值對汽車出口影響的假設上述理論分析表明，人民幣升值對一個產業出口的影響程度主要受產業整體對于人民幣升值引起制造成本上漲的消化能力和目標市場的消費需求價格彈性。效益既是貿易出口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也是抗御匯率風險等各種市場風險的基礎因素。從2010年汽車業數據看，汽車行業的出口利潤不高，利用利潤空間直接消化人民幣升值成本的能力有限。以客車為例，從上市公司年報看，客車行業的利潤率往往低于5%。而且，以貿易總額除以汽車數量計算平均價格，我國進口汽車的平均單價為23.03萬元，出口汽車的平均單價僅為7.68萬元。汽車出口仍以廉價車為，最主要的競爭優勢目前還是價格，主要出口市場為東南亞、中東、非洲和南美洲等不發達區域市場。當地購買力偏低，需求的價格彈性較高，特別是激烈的價格競爭必然導致我國汽車廠商所面臨的汽車消費者價格彈性進一步隨之增加。因此，在企業技術條件和產業結構等因素不變的前提下，我們假設人民幣升值會導致汽車產業出口下降。

（三）人民幣升值的結構調整效應人民幣升值的結構調整效應分為整體結構調整效應（也稱產業間結構調整效應）和產業內結構調整效應。一是產業間結構調整效應。在產業間結構調整效應中，匯率代表了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比價關系，如果內外比價關系不正確，國內經濟的價格扭曲問題就會越積越多，經濟的穩定、協調、可持續發展就會受到影響。匯率政策與其他結構性政策相互配套，可更好地理順價格形成機制。增強匯率彈性，可以更好發揮匯率浮動的資源配置作用，靈活調節內外部比價，引導資源向服務業等內需部門配置，推動產業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減少貿易不平衡和經濟對出口的過度依賴，更多地依靠內需來發展經濟，促進經濟可持續平衡發展。二是產業內結構調整效應。人民幣升值產業內結構調整和優化效應是指將人民幣升值給出口帶來的壓力傳導到企業研發上，促使企業加大產品升級換代和創新力度，積極進行產品結構調整，努力延長加工產業鏈條，深化供應鏈條，提升核心競爭力，推動企業向高利潤領域滲入，并加強成本和采購的控制與管理，將壓力轉化為動力。從現實情況看，提高出口產品檔次、提高生產效率、降低中間消耗正是目前我國企業應對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主要選擇。根據人民銀行濟南分行對山東省外貿企業關于匯率改革的持續性調查，2005年匯改以來，“提高產品檔次、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提高生產率，降低中間消耗”始終位于企業所選措施的前兩位，占比分別在70%和65%以上，成為企業應對人民幣升值的主要措施（見表1）。根據對部分行業管理部門的走訪調查，山東省受人民幣升值影響較大的行業都在努力加大技術創新力度，開發新產品。在同相關行業管理辦公室負責人座談時，大家普遍認同的一點是，通過簡單政策號召，指望企業主動去進行結構調整是不現實的，必須通過人民幣升值等外部壓力來促使企業進行結構調整。

（四）人民幣升值的結構調整效應假設汽車行業是一個資金密集、技術密集的高度競爭的行業，在這種行業特性條件下，本文假設人民幣升值會產生結構調整效應。

三、定量分析和實證檢驗本文采用Eviews4.0進行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及說明本文采用2005年1月—2011年3月間的月度數據來進行實證分析。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汽車工業協會、WIND數據庫。汽車出口量和金額的單位分別為萬輛和萬美元，人民幣名義匯率采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并以1美元可兌換的人民幣來表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名義有效匯率指數來源于國際清算銀行，采用以2009年1月1日為基準日的中國汽車市場綜合指數來衡量產業內結構調整效應。其中，VE代表汽車和汽車底盤當月出口量，VER代表汽車和汽車底盤出口量累計同比，VEVR代表汽車和汽車底盤出口金額累計同比，CVI代表中國汽車市場綜合指數，EX代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REER代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NEER代表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指數。

（二）Granger因果檢驗下面對變量間是否具有Granger因果關系進行檢驗，進而確定實證方程。Granger因果關系的基本原理是，如果變量X過去和現在的信息有助于變量Y的預測，則說明Y是由變量X的Granger原因引起的。Granger檢驗中最重要的是滯后期時間長度的確定，在實際分析中檢驗的功效取決于最優滯后期的確定。檢驗結果見表2。從表2中可以看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指數都是汽車當月出口量的格蘭杰原因，但只有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同時是汽車當月出口量、汽車出口量累計同比和汽車出口金額累計同比的格蘭杰原因。因此，在下邊的回歸分析和向量自回歸模型中，我們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來代表人民幣匯率變動。同時，格蘭杰檢驗也表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也是汽車產業內結構調整的格蘭杰原因。

（三）簡單回歸方程采用最小二乘法建立回歸方程，分別對汽車出口和汽車產業內結構調整建立回歸方程（限于篇幅，結構調整回歸方程詳細結果省略），回歸結果如下。VEVR=767.4962386-5.576503462*REER（0.0084）（0.0002）CVI=477.1922001+5.800176808*REER（0.0000）（0.0000）兩個回歸方程表明，人民幣匯率和汽車出口及汽車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具有顯著的線性關系。其中，人民幣匯率和汽車出口間呈負相關關系，人民幣和汽車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即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上升將導致出口下降，但同時會提高汽車市場綜合指數，帶來正的產業內結構調整效應。

（四）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向量自回歸模型的脈沖反應函數可以反映來自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當前值和未來值的影響，刻畫內生變量對隨機擾動的動態反應，顯示任意變量的隨機擾動如何通過模型影響其他變量，并反饋到自身的動態過程。根據這個思想，下面首先對REER、VEVR和CVI三個序列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以確定他們之間是否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表3中的跡統計量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上，存在一個協整關系。進一步建立VAR模型進行脈沖反應分析，考察汽車出口和結構調整效應對人民幣匯率沖擊的反應。圖1脈沖反應圖表明，受出口訂單合同期限的限制，汽車出口（VEVR）對來自人民幣匯率（REER）的單位標準差沖擊具有滯后的負向反應，這種負向反應在沖擊發生一個季度后逐漸增強；汽車產業內結構調整（CVI）對來自人民幣匯率（REER）的單位標準差沖擊具有較強的正向反應，這種正向反應在沖擊發生后的三個月內強度較大，滯后逐漸衰減并趨向穩定。

四、結論及啟示

上述分析表明，人民幣匯率彈性化而形成的倒逼機制有助于促進我國出口企業的產業結構升級，有著明顯的產業內結構調整效應，繼續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符合“十二五”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政策主線。從一個行業整體發展趨勢看，這種結構調整效應超過了出口效應。2011年以來伴隨著人民幣匯率的屢創新高，汽車出口仍繼續保持快速增長。2011年5月份汽車出口7.21萬輛，環比增長6.8%、同比增長53%，出口量超過2008年3月創歷史新高。從我國汽車產業的現狀出發，不僅需要在零部件產業的培育、提升裝備水平和生產運營管理水平等方面下功夫，更要把重點放到提高企業的設計開發能力方面，不斷提升我國汽車行業的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