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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教育家顧拜旦不僅在18%年復興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還在1919年提出了“一切體育為大眾”(allsportsforall)的口號。現代競技體育從一開始就同大眾體育的發展不可分割。

西方現代體育發展的歷史證明，盡管現代競技體育的運動會為表現形式，成為相對獨立的社會活動，但它終究是要以大眾體育為其發展基礎的。有中國學者指出，體育社會化這個概念在西方發達國家是不存在的，他們的體育本來就是一種社會行為，和我國長期以來奉行的“舉國體制”不是一回事(熊斗寅，1994)。

一、競技體育的中國道路

“舉國體制”是指我國政府主導、集中和掌控全國有利于競技體育發展的人力、物力，在國際競技體育運動中實現為國爭光計劃的政府管理控制模式。這種體育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在國家壟斷所有資源的基礎上，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來管理體育，依靠計劃的手段來為體育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財政支持。這種體制為中國體育事業，尤其是競技體育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盧元鎮，2000)。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工業化程度很低，生產力發展程度不高，經濟發展水平很落后，國家要想發展體育事業，參與國際競技體育的激烈競爭，只能是由國家出面直接管理和運作體育。國家作為對體育事業投資的單一主體，只能是有選擇性地發展一部分適合中國人開展，并有可能在國際競技體育競爭中取得較好成績的運動項目。這個時期，個人和社會等其他團體不可能也沒有能力為發展體育事業而進行投資，人們參與體育運動和關注體育運動的電視傳媒和體育場館等物質條件欠缺，用于發展體育事業的社會基礎條件和資源也十分有限。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競技體育得到了飛速發展，并進而成為國際競技體育強國之一。但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結構正快速轉型，具體到體育項目管理和運行上，也出現了利益格局的分化和組織機構的調整。以往國家包辦的局面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而難以維續。此間遼寧女子中長跑隊、中國游泳隊聯邦制，以及高校和企業辦高水平運動隊等模式的出現，都對過去的“舉國體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特別是足球、籃球等少數體育項目推行的職業俱樂部制更是讓競技體育走向了職業化和社會化的道路(盧元鎮，2000)。這些職業聯賽制為競技體育贏得了更好的社會化收益和受眾群體，也讓更多地人參與到該項運動中來。從劉翔的家喻戶曉到丁俊輝的成功，競技體育不再僅有“舉國體制”的碩果，大眾體育同樣表現出彩。或許也正因為如此，試圖通過競技體育帶動大眾體育發展的計劃也開始提上了議事日程。特別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們的閑暇時間的增多，以及身體鍛煉機會的減少和身體機能的下降，以健康娛樂為宗旨的大眾體育似乎已成為必然之需和當務之急。

最近幾屆的奧運會也都關注到此點，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也不例外。《北京奧運行動規劃》要求實施體育組織、健身設施、體質測試、社會體育指導員、健身指導、群體活動“六進社區工程”。目前北京市120個街道辦事處、2401個社區居委會均成立了體育協會，社區內自發形成體育俱樂部，如東城區安定門街道辦事處所屬10個社區居委會中建立了不同項目的社區體育健身俱樂部12個(孔繁敏等，2006)。大眾體育正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關注度和參與度越來越高的事項。隨著奧運會等競技體育盛會影響的進一步深人，競技體育的中國道路也正在由“舉國體制”的模式向市場模式、大眾體育和職業體育互動模式轉向。

二、互動模式的困境

當然，這種轉向究竟能否成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成效則有賴于競技體育與大眾體育關系的互動結果。換言之，競技體育和大眾體育中的社區體育、學校體育關系處理的如何將直接影響到中國體育的社會化進程(本文將體育劃分為競技體育和大眾體育兩大類，同時將大眾體育分為社區體育和學校體育兩小類。文章這一部分重點分析的是競技體育、社區體育和學校體育三者互動關系中的困境。)，影響到競技體育和大眾體育的各自發展。打個比方，如果說體育社會化進程中存在門和橋的話，那么社區體育和競技體育就是兩扇門，學校體育則是橋，是連接社區體育和競技體育的關鍵橋梁。在中國體育社會化進程中，門和橋如何緊密銜接將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一般而言，社區體育是指以基層(微型)社區為區域范圍，以轄區內的自然環境和體育設施為物質基礎，以社區成員為主體，以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增進社區感情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開展的區域性體育。在我國社區體育有兩個含義，即社區范圍內進行的體育活動(包括在本社區工作、學習，但不在該社區居住的人口)，以及由本社區居民自發組織的體育活動(王凱珍，1994)。學校體育則是指以學校為管理主體針對學生所實施的體育活動。社區體育相比于競技體育，往往以其活躍、生動、具有吸引力、易于為人們接受的生活方式滿足了廣大社區群眾的文化需求。尤其是現代社會，生活節奏日益加快，人們的工作緊張程度和精神壓力隨之增大，需要精神上給予調劑，而社區體育文化恰恰能夠滿足人們的精神和情感需要。在共同理解的心理空間內，人與人之間情感交融、心靈溝通，個體化的人格融人社區整體，個體與群體的統一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個體成員的精神和情感體驗，而且創造了共同的社區精神(黃文仁等，2004)。競技體育則在體育運動技術和方式方法上，以及積極向上的體育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等方面起到引領作用。而學校體育則是為競技體育和社區體育提供了后備支持或技術指導。當然，三者共同的基礎是增強人們的健康和意志。

雖然學校體育中出現了少數能兩頭兼顧，發揮了不錯的橋梁作用代表，如有些高校一方面辦高水平運動隊，另一方面抓普通學生體育教育，注重體育素質的提高，為社區體育的發展做了相應的后備人員培訓工作，或至少為潛在的社區成員提供了參與社區體育的個人條件。但是，就整體而言學校體育在與競技體育和社區體育互動中還是表現出了界限分明的特點。

首先是學校體育教育中終身教育體系的不完善，體育鍛煉項目的多元化和多變性讓學校體育難以形成對社區體育的實際支持。學校體育的教育仍然以競技體育體系的項目為主要教學內容，對于新興的和主要停留于社區體育的運動形式很少進行專門的教學。學校體育的教學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終身體育教育體系，由此也沒有與社區體育建立起相應的切合點。相比于此，學校體育，特別是高等學校的體育教育與競技體育的聯系多少要緊密一些。當前學校評估體系中一些顯性利益的推波助瀾，讓學校體育更容易謀求在競技體育中的成績表現。其實學校體育對競技體育的支持本無可厚非，但由于各種體育本身之外的利益糾葛導致了學校體育與終身體育教育目標的進一步偏離，對社區體育的支持也更加缺乏。

其次是社區體育社會整合能力的薄弱，讓社區體育趨于分散無序狀態，對競技體育的發展未能形成有力支持。社區建設正遭遇社會結構轉型和高社會流動的外部壓力，新的消費主義文化又加劇了社區活動本身的多元性。此種情境下，社區體育也呈現出多元化的局面，社區體育組織力量的薄弱，沒有形成比較有效的動員和整合力量。畢竟體育也有社會分層。不同職業類型的人在社區體育中往往可能選擇不同的體育鍛煉項目。不同年齡階段的人也可能選擇不同類型的體育鍛煉項目，特別是老年人的體育鍛煉項目。正如一些媒體所報道，現在雖然健康觀念隨著“現代病”的流行也深人人們日常生活，但是人們在光怪陸離的消費市場刺激下，往往有多種多樣的選擇，在北京、廣州一些白領女性甚至選擇“鋼管舞”作為健身鍛煉項目。由此而致的社區體育文化更多地停留于一個概念。被奉為競技體育圭桌的奧林匹克精神，即增強體質、意志和精神，促使人們全面發展的生活哲學，也尚未顯示出其對社區體育的引領和導向作用。社區體育與競技體育有點像隔河相望。

誠然，理論上我們多認為社區作為載體，運用體育文化來發展社區，不僅可以使社區更好發展，更能讓社區成員體會到體育的快樂。同樣，在社區體育推廣中，也可以逐漸形成社區體育精神，這種社區體育精神具有導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勵功能、輻射功能，這些功能可使社區與體育形成互通并不斷發展。但是面對上述困境，面對競技體育帶來的體育事業發展契機，我們必須得思考，實際生活中，商業經濟強勢介人各類體育活動后大眾體育與競技體育如何才能良勝互動?學校體育如何才能發揮其橋梁作用，彌合兩扇門之間的空隙，并能形成新的動力機制?我國在實現全民健身計劃綱要，推動體育社會化進程中，如何讓體育真正走人大眾生活，成為人們提高身體素質、提高生活質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體育社會化的層次演進

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需要重新反思體育社會化的概念內涵。有些人認為體育社會化和人的社會化是兩回事，不可混為一談。體育社會化只是體育人口占社會總人口比例的增加，是體育活動參與者來源的社會化(熊斗寅，1994;陳青，1997)。當然也有人持不同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化和人的社會化基本上屬于一個概念體系，體育社會化負有人的社會化功能(丁建生，2001)。還有人雖然認為此兩者不是一個概念體系，但有它們很多相似功能，可以產生互動(蘆金峰、王玉滇，2002)。

事實上，不管對體育社會化的概念內涵有何爭議，我們都可以發現，體育社會化作為體育社會學中的一個概念，其基本上指涉兩個方面，一是進人體育的社會化，即人們依靠什么樣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性因素參加體育活動;二是通過體育進行的社會化，即人們通過參加體育運動，掌握體育的價值規范，培養社會角色，發展身體素質，促進個性形成與發展的個體社會化過程。由此，我們可以認為體育社會化本身可以分為兩個層次。從體育活動主體角度來分，可以劃為體育參與者(包括組織與經營管理者)構成的社會化，以及體育人口經由體育活動所延伸的個體社會化兩個層次;從體育活動模式上來分，可以分為競技體育的社會化、職業化、市場化范圍擴大，大眾體育(主要包括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與競技體育的交融互動面擴大兩個層次。當然，在實際的體育社會化進程中，這兩個層次往往并非如此界限分明，有可能相互交織共存。這一定程度上正如后發展國家，工業化和后工業化進程同時并存的情況一樣。此外，體育社會化進程中，商業經濟力量的介人是不可避免的，且是一種強力推進劑。商業經濟力量可能會影響到體育活動形式的復雜多樣化和活動規則的利益導向，但是它也會迅速加強競技體育的社會基礎，提升其社會輻射能力。

從近幾十年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狀況來看，不僅表現在競技體育成績的上升，還有各種體育運動職業化程度的提高。而且，學校體育和社區體育也都有了很大的發展。體育活動開始逐漸成為普通群眾的生活方式。參與體育活動意味著健康、休閑、快樂和生活質量的提高。體育社會化進程也漸漸承載著人們介人社會的方式和態度的變化。體育社會化也由此富含了一些新的意涵。不過，從體育社會化的整體進程來看其尚處于第一層次。

如前所述，體育的社會化進程不僅意味對大眾體育的重視和推進，還意味著大眾對體育運動的參與，大眾體育和競技體育的交融互動。近來NBA作為一種職業競技運動組織，顯示了競技體育對大眾體育的巨大影響和吸引力，而我國丁俊輝模式的成功彰顯的則是一種大眾體育的群眾參與性。其成功的重要一點在于其展現的體育文化和該項運動的易于參與性。大眾體育在與競技體育的互動中也為競技體育中退役的運動員提供了比較寬的就業空間，而這更易于鼓勵較多的人參與到競技體育中去。中國的體育社會化進程將步人大眾體育階段，體育社會化的內涵就會向第二層次推進，即體育主要作為人的社會化的途徑之一發揮著功能。

四、可能的走向:回歸體育本身?

了解到上述我國體育社會化的內涵和演進層次后，我們并不難發現，利用競技體育盛會的契機加快社區體育和學校體育的體系建設，是我國體育社會化進程中的當務之急。因為，以終身體育和健康生活為目標導向的大眾體育是體育社會化進程的方向:回到體育本身。

當然，有人可能會對此質疑，即便方向如此，大眾體育的發展也面臨著自己的困境，即健康和娛樂如何結合?與競技體育一樣，商業經濟的強勢介人和利益導向，網絡技術的發展對體育項目表達方式和參與方式的改變等因素，會不會讓大眾體育項目的發展走向更加頻繁的更替，并容易走向混亂?大眾體育能否回歸體育本身，讓體育參與者從中獲得健康，提高生活質量，享受一種公共精神和文化熏陶?或許現在對此下結論還難免草率，至少沒有相關的實證資料能予以證明。不過，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一點，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絕對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注重生活方式的健康準則，注重體育鍛煉對生活質量提高的作用。整體而言，商業經濟和網絡等新興媒介技術對體育形式的強勢介人，會影響到人們所采取的體育鍛煉形式和對體育運動的參與方式，但不會改變體育—特別是大眾體育的功能，讓人們從中獲得健康和精神的愉悅。除此之外，我們當前所能做的就是從以往的經驗和教訓中發現一些可以選擇的應對策略。

首先，我們可以發揮商業經濟對競技體育運動影響力的提升作用，推動競技體育運動以多樣化的形式走進社區，提高社區居民參與度，豐富社區參與形式，提高社區體育運動的基礎設施水平，進而推動大眾體育運動組織的建立和發展，融人各地新一輪的社區建設。

其次，在學校體育科研和課程教學中，注重大眾體育運動項目的研究開發和教學培訓，適度引進市場機制，將學校體育項目教學和社區體育運動有效連接起來。社區體育可以在運動形式的靈活多樣性上為學校體育提供項目創新，學校體育可以為社區體育運動項目的訓練提供專業系統培訓。

再次，我們在大眾體育與競技體育項目的互動中，注重項目參與的群體或個體性、耗時性、經濟性等方面的特征，在具體實施中予以適當分類搭配，同時注重社區體育運動的娛樂和賽制體系，以及市場體系的建設，以便為競技體育運動基礎階段的人才培養和職業運動員的退役生涯提供支持。

1995年的《全民健身計劃綱要》提出，“到2010年使體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經常參加體育活動的人數、國民體質、健康水平等主要指標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或許僅是我們體育社會化進程的一個階段性目標，距離實現這一目標日期的臨近，將讓體育的健康和娛樂的主題更為明晰，也將讓體育能否在未來回到體育本身成為有待進一步實證探討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