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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不僅被看作是語言符號的轉換，而且被看作是一種跨文化交際的行為。文學翻譯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要求譯者學貫中西，具備深厚的學識修養。在對文學作品的翻譯過程中，譯者不僅要表達出字面意義，還要盡量保持原作的美感。同時還要熟知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歷史習俗、思維習慣、宗教文化等，才能相對真實地再現譯語文化，最大限度地傳遞不同文化間的文化差異。

1東西方文化間的差異

1.1文化負載詞匯

文學語言用詞極為考究，被認為是詩性的語言，比喻的語言。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異，尤其是東西方文化差異，往往導致人們對同一事物或同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相處交流變得困難。因此，在理解翻譯文學作品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東西方文化附著在詞匯上所體現出來的差異。例如，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紅”是快樂、幸福和喜慶的象征，紅日（redsun）、紅星（redstar）有光明、進步和向上的寓意。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紅色除了象征喜慶幸福之外，還象征著“流血、危險和暴力”。漢語中的“紅人”指得寵顯貴或事業順風順水的人，英語可譯為“afair-hairedperson”，若直接譯為“redperson”，恐怕英美讀者會摸不著頭腦。同樣，漢民族似乎很喜歡“藍色”，“蔚藍的天空”、“蔚藍的大海”都給人以無限的遐想。而英美文化中表示藍色的“blue”卻有“沮喪、憂郁”之意，星期一被很多英美人稱為“blueMonday”，因為新的一周開始，又要忙碌了，想起來讓人感到有點沮喪。歌曲“LoveIsBlue”被很多中國人理解為“愛情是藍色的”，就是因為忽視了文化差異導致的誤解。

1.2生存環境或地域不同

春秋時齊國人晏嬰說過：“桔生淮南則為桔；生于淮北則為枳，果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地異也。”不同民族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或生存環境不同，對自然的認識和比喻也不盡相同。比如：中國地處東半球，位于北溫帶和亞熱帶，屬季風氣候。中國人特別喜歡東風，因為“東風”即“春天的風”，它給中華大地送來溫暖、使萬物復蘇，是希望與力量的象征。“西風”在漢語中則表示秋風，讓人聯想到凄涼、蕭條，我國元曲作家馬致遠在《天凈沙》中所寫的“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就展現了秋之凄涼的景象。英國地處西半球，位于北溫帶，屬海洋性氣候。英國人喜歡西風，因為報告春天消息的是西風，他們常用西風來描寫美好的事物，比如詩人雪萊寫的著名的《西風頌》。這一差異正是生存環境或地域不同造成的。

1.3傳統文化觀念不同

不同的文化觀念會給不同語言詞匯賦予褒貶、好惡等感情色彩。同一事物在東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義不同，語用意義也不同。在西方神話傳說中，dragon(龍)是一只巨大的晰蜴，長著翅膀，身上有鱗，拖著一條長長的蛇尾，能夠從嘴中噴火。《圣經》故事中，dragon是魔鬼的化身，罪惡的象征，通常用作貶義。而在中國，龍有著截然不同的內涵意義，通常用作褒義，龍是吉祥的象征，表示神圣、至尊、吉祥、非凡，等等。龍可以呼風喚雨，龍是帝王的象征，中國人把自己稱作“龍的傳人”。在文學翻譯中，如果把“望子成龍”譯成“tohopeone’ssonwillbecomeadragon”,則會讓西方讀者誤解為“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邪惡的人”。因此，在翻譯時要考慮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背景，譯成“tohopethatone’ssonwillbecomesomebody”便容易被西方讀者接受。

1.4宗教信仰不同

宗教信仰是民族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受佛教和道教影響很深，而西方文化深受古希臘、古羅馬以及《圣經》文化影響。在文學翻譯中，要充分考慮不同宗教文化造成的目的語讀者理解上的差異。上帝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起著重要作用，中國的成語“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帶有濃厚的佛教色彩，若譯為“Manproposes,Goddisposes”，用God來表示天，比譯為“Manpro-poses,Heavendisposes”更易于讓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接受。當然，把“天”譯作中國人信仰的“Heav-en”，則有利于保留原來的文化氛圍，各有所長。當然，除了上述的文化差異外，不同的價值取向、不同的生活習性等文化差異在文學翻譯過程中都應該引起重視。

2文學翻譯中處理文化差異的策略

2.1采取異化和歸化相結合的策略

異化是以源語文化為歸宿的一種翻譯理論，在英語中可稱作alienation或foreignization。美國翻譯家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Venuti)是異化理論的代表，他提出了“反翻譯”的原則，即強調譯作在形式和風格上應完全保留源語特點。異化理論指導下的翻譯，其翻譯目的是推崇文化交流，讓目的語讀者理解和接受源語文化。因此，譯者無需為使目的語讀者看懂譯文而改變原文的文化意象，相反，譯者應將源語文化“移植”于目的語文化中，以讓譯文讀者直接理解和接受源語的文化。歸化則與異化理論相反，是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翻譯理論，在英語中稱作adaptation或domesti-cation。尤金•A•奈達是歸化理論的代表。奈達認為：“翻譯作品應是動態對等的，不僅表達形式而且文化都應符合目的語規范。”[1]歸化理論指導下的翻譯，應消除語言和文化兩方面的障礙，讓目的語讀者接受譯作。因此，只追求詞匯上的對等是不夠的，翻譯最終的目的還應是通過將深層結構轉換成表層結構或翻譯“文章內涵”來獲得“文化”對等[2]。在翻譯過程中，異化和歸化是互為補充的二元對立，不能將二者截然分開。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不可避免地會給讀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礙。一味趨同譯入語文化，會造成源語文化的喪失；如果以源語文化為歸宿，進行文化移植，有時會影響交流，翻譯時可能顧此失彼。因此，譯者應根據不同的翻譯目的和讀者群體來衡量，結合使用異化和歸化策略來處理文化間的差異，盡量忠實、傳神地再現原文。如果不能使用異化和歸化的策略，可以借助文化調解，其缺陷為容易造成文化喪失。如：“休妻”在英語里的對應詞是“divorce”(離婚)，表層意思表達出來了，但是“divorce”體現了男女平等的概念，因而喪失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文化內涵。

2.2采用創造性叛逆手法

在文學翻譯中，對于究竟是按照源語規范直接翻譯源語文本，還是依照目的語規范再創源語文本使其更能為目的語讀者接受，譯者往往很難選擇。事實上，“翻譯就是一種創造性叛逆[3]”，翻譯文學作品的過程本身蘊含了創造性這一本質。翻譯作品不僅僅是源語文本的再現，而且與源語文本相比較是一種再創造。創造性叛逆廣泛存在于文學翻譯中，是處理翻譯過程中不同語言間文化差異的一種有效策略，對語言文化知識的傳遞起著重要作用。例如：在翻譯T．S．艾略特的《J•阿爾弗雷得•普魯弗洛克的愛情歌》中的：“ShouldI，afterteaandcakesandicesHavethestrengthtoforcethemomenttoitscrisis!”譯者為了向中國讀者介紹源語的句型，譯成了：“是否我，在用過茶、糕點和冰食以后，有魄力把這一刻推到緊要關頭。”[4]對于中國讀者而言，這個譯文無論是意義還是結構都是難以接受的，與漢語的表達習慣相差甚遠。但譯者使用創造性叛逆手法再現了原語的風格和內涵。創造性叛逆手法為解決文學翻譯中許多文化差異上的矛盾和問題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向。但是在使用過程中仍然要遵循一定的翻譯標準或原則，不能濫用。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文化是文學翻譯中極為重要的因素。除了扎實的語言功底外，譯者還必須具備雙語文化的背景知識和文化意識。只有充分意識到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合理地處理那些差異，把源語作品生動全面地展現到目的語讀者面前，才能真正做好文學翻譯，為文化傳遞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