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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的核心價值體系構建必須確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價值追求目標。核心價值體系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奮斗目標，以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為精神支撐，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道德準則。文學批評是對文學價值進行評價的一種精神活動及評價行為，是人類精神文明和人文價值的重要載體，擔負著塑造人的心靈、凈化人的靈魂、提升人的素質、推動社會進步的重任，承載著人類改造現實、追求理想的奮斗目標和堅持不懈的探索精神。古今中外文學史和批評史證明，文學是人類社會基于對現實生存發展需要和理想追求及其精神探索而產生的。文學是人類理想的結晶和觀照，也是人類理想的提振和升華。人類社會發展在理想追求中不斷超越現實而發展，同時也在文學的理想世界中獲得精神自由而發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理想目標的具體內容雖有所變化和更新，但其基本內涵和終極價值意義始終未變。由此可以說，文學精神的實質就是對理想追求的自由精神。文學批評對文學的闡釋和評價就是在更大范圍和更大程度上發掘和弘揚文學對理想追求的自由精神。現階段，中國當代文學所追求的理想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這是具有必然性與合理性的時代選擇，也是當下社會和人民群眾的需求，從而形成文學批評的評價取向，構建了文學批評的核心價值體系。

一、文學批評的共同理想價值取向的合理性

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實質就是改造現實、追求理想的過程，也是人類精神世界不斷擴大、不斷發展、不斷自覺的過程。人類社會發展主要基于現實與理想的對立統一辯證關系，依托現實而觀照理想，才會產生改造現實以實現理想的動力；依托理想而觀照現實，才會使現實呈現出理想的光輝，現實才具有價值和意義。現實有了理想引導才能不斷發展，理想有了現實基礎才會成為有根之本、有源之水，才會具有追求和創造的價值和意義。這說明現實與理想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對而存在和發展的。文學也是人類立足現實、追尋理想的必然結果。同時，文學作為人類精神的結晶，更是不滿足現狀，是超越現實、向往自由、追求理想、實現愿望的心靈產物。從這一角度而言，文學是人類理想的突出表征。文學批評通過文學評價行為事實上已擴大到對人類社會活動的評價，確立評價的共同理想價值取向具有充分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第一，人類活動具有自覺性、目的性和主體性。人類從自然界分離出來后就具有人性、人類性及其類本質、類特性，從而使人類活動與動物活動有本質差異。

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1]顯然，人類活動具有三個特性：一是目的性，在活動之前就已設定目的，使動機與效果統一、過程與結果統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說也是一種基于現實而追求理想的表現方式；二是自覺性，目的在實現之前就早已在人的觀念意識中存在，并指導和支配人類的行為與活動，從而表現出人類意識活動與現實活動的自覺性；三是主體性，人類無論作為意識活動主體還是現實活動主體都具有主動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其目的是基于理想而改造現實或基于現實而實現理想，人類主體性發揮不會像動物那樣僅僅依賴于自然和現實的饋贈，以滿足本能的需求，而是力圖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現實、改造對象以滿足人類生存、存在、發展的需求。馬克思指出：“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則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同它的肉體相聯系，而人則自由地對待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2]馬克思在此集中討論到人與動物生產的不同特征為：“全面的”生產、“真正的生產”、“再生產”、“自由的”生產、“任何一個種的尺度”的生產、“內在尺度”生產、“美的規律”的生產，突出了人類活動的目的性、自覺性和主體性。第二，人類活動具有對象化、人化特性。人類意識觀念中的目的性，通過人類活動與行為在其目的實現中對象化在結果上，從而使結果帶有人的本質、本質力量以及人的意識、觀念的目的性對象化特征，或曰“人化”特征。馬克思指出：“只有當對象對人說來成為人的對象或者說成為對象性的人的時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對象里面喪失自身。只有當對象的人說來成為社會的對象，人本身對自己說來成為社會的存在物，而社會在這個對象中對人說來成為本質的時候，這個情況才是可能的。”[3]因而，“人化”也好、“對象化”也好，人的意識觀念及其理想目的對象化體現出人類活動的本質和特征。人類在改造對象從而使其“人化”與“對象化”的同時，也使人類自身“人化”，亦即在改造對象的同時也改造人類自身，不斷提升人類性和完善人性，提升人類改造現實、追求理想的意識和能力。馬克思指出：“一方面為了使人的感覺成為人的，另一方面為了創造同人的本質和自然界的本質的全部豐富性相適應的人的感覺，無論從理論方面還是從實踐方面來說，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都是必要的。”

顯然，人類活動的結果不僅是在對象身上體現目的性，而且也在作為活動主體的人類自身上體現目的性，也就是說人類自身的提升、完善、發展也是人類活動的目的。因此，人類社會才會不斷發展，人類也才會不斷完善和提升。這實際上表明從現實到理想、從理想實現到回歸現實，形成現實—理想—改造現實—提升理想的循環的螺旋式上升發展態勢，由此不斷實現人類社會發展目標。第三，人類活動的人文精神特性。人類活動主要分為物質生產活動與精神生產活動。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論來看，在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決定精神的同時，意識和精神對存在、物質具有反作用和獨立性。同時，在人類社會發展早期階段，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渾然一體、不可分割；隨著人類社會發展和社會分工需要，精神生產才分離、獨立出來，形成兩種不同的生產活動方式。但毫無疑問，這種分離和獨立是相對的，不僅存在兩者相間和界線模糊的生產活動形式，而且也存在著兩者之間的兼容、包容和互滲。因為人類社會實踐活動包含著意識、觀念、精神、思維等因素，也都與生產力、生產工具、科學技術、物質載體相關，因而物質性與精神性的協調辯證關系應是人類活動特性的重要支點。文學藝術在人類社會實踐活動中緣起和發生，并隨著分工而分離、獨立為精神活動形式，精神性應是其本質規定，也決定其人文精神的特征。因此，馬克思主義將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藝術生產”形式，突出其文學意識形態的特殊性和獨立性；指出文學的發展與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文學與現實之間的“懸浮”性，文學與資本主義生產的“敵對”性，等等，突出文學的形象性、典型性、審美性特征；提出批評的“美學的觀點和歷史的觀點”，突出文學評價的真、善、美價值取向；提出“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突出文學的現實性與理想性。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繼前蘇聯文學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后提出“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結合的主張，在強化文學的政治性、階級性、傾向性的同時也凸顯了文學的理想性。鄧小平在新時期糾正“文學為政治服務”偏頗的同時，強調“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過去我們黨無論怎樣弱小，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一直有強大的戰斗力，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鐵的紀律。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都是我們的真正優勢。”

對于中國文學發展而言，也需要有馬克思主義指導和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目標。這并非僅僅從政治上、思想上對文學提出要求。文學歷來都是人類理想追求、信仰支撐、精神支柱的重要載體，是人類文明及人文精神的突出表征。中國當代文學應義不容辭地肩負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奮斗目標。文學批評的人類共同理想評價取向具有必然性與合理性。

二、文學批評的共同理想價值取向構建的依據

翻開古今中外文學史與批評史，對人類共同理想的追求永遠是文學的主題和文學精神之所在。人類從原始荒蠻時代走出來就依靠理想的支撐和信念的鼓舞。古希臘神話和史詩，無論是《伊里亞特》還《奧德賽》都旨在表現人類及其族群在神祗和英雄引導下追尋理想的歷程；中國古代神話，無論是女媧補天，還是羿射九日，也無論是愚公移山，還是大禹治水，都旨在對光明幸福的追尋和美好理想愿望的實現，以達到強化族群凝聚力、向心力和群體力的目的。古希臘古羅馬的雕塑，幾乎是理想地聚合人類所有最為美好健全的體魄和靈魂。中國先秦時期的《詩經》“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成為中國文學最為理想的范本和經典；《楚辭》將最富于浪漫色彩和理想光環的文學想象和夸張發展到極致；屈原《離騷》高歌“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將文學對理想“求索”的主題一直延續、發展至今。此后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李白的《將進酒》、陸游的《詠梅》、湯顯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紅樓夢》等，如群星閃爍、百花綻放，編織成中國文學史絢爛的理想畫卷，激勵和支撐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世代相繼，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執著的信念、堅定的信仰、美好的理想在文學中薪火相傳，文學也成為人們最為美好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寄托，成為“詩意的棲居”的精神家園和理想境界。

人生在世，除物質需求之外還應有精神需求，除在現實存在中生存之外還需尋求更為合理、更為美好的生存和發展，除現實人生追求外還需有理想人生追求，從而使人生和生活具有意義。人類是個性存在與群體存在的統一體，個體只有在群體中生命才會永恒和延續，群體也只有在個體與個體的關系和系列中生命才能顯現。因而文學對典型化個體生命的具體描寫，都依托信仰和理想將個體生命與群體生命融為一體，呈現出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這是古今中外優秀文學作品立足于現實、執著于信仰、依托于理想的結果，也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家，在信仰與信念的激勵下以有限生命不斷奮斗拼搏、不斷探索追求美好理想和永恒生命價值的結果。古今中外文論批評史也充分證明，以文學現實性與理想性的認知為基礎，構造文學理論體系和知識結構以及知識譜系，確立文學評價的人類共同理想的價值取向維度及其真、善、美批評標準。古希臘哲人柏拉圖提出“理式說”，他指出：“我們經常用一個理式來統攝雜多的同名的個別事物，每一類雜多的個別事物各有一個理式”，因此“床不是有三種嗎？第一種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無妨說是神創造的，因為沒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種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種是畫家制造的”[6]。他認為文學摹仿的對象是“理式”，現實只不過是摹仿“理式”的結果從而是“理式”的影子而已。顯然這一帶有客觀唯心主義色彩的“理式”是對現實抽象化和超越化的理想王國，故而柏拉圖提出“理想圖”是文學始終追尋而又難以企及的最高境界。亞里士多德也提出文學“摹仿說”，在文學摹仿自然和現實的前提下，他進而區分“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對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7]；“這些事物是按照它們應當有的樣子描寫的”[8]；“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從而立足于現實的同時也立足于理想。中國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中，儒家孔子以實用理性精神將其理想定位于周代的“禮樂”制度，其目的是針對當時的諸侯混戰亂象匡正救弊，提出“文之以禮樂，亦可以成人矣”[10]，將“禮樂”制度作為“成人”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社會。道家莊子則以“自然無為”的自由精神將理想定位于“至德之世”，追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柿人無為，大圣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11]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12]的理想境界。不論是儒家的和諧進取精神還是道家的自然無為精神，都開辟了中國古代批評的“和諧”與“自然”評價取向及其人類共同理想發展取向，都殊途同歸地指向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自我關系協調的和諧理想境界，為中國古代文論批評奠定了堅實的基石。梁朝劉勰《文心雕龍》首篇《原道》，旨在發掘文之道的源流、本質、本體、本原，直接指向道家的“自然之道”和儒家的“征圣”、“宗經”之途，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13]的道、圣、文之關聯，將其“為文之用心”推向儒道佛統一和“天道”與“人道”一體的理想境界，成為中國古代文論批評“體大慮周”的宏篇大著，引導和影響中國古代文論批評發展。其“原道”的評價取向成為文學理論批評討論文學的原點和出發點，更成為文學評價的重要觀測點和價值取向，將文學對理想的追求從形而上、形而中和形而下的整合中推向現實人生、哲學思想的高度，指引和鼓舞人類改造現實、實現理想，也使文學成為人類從現實走向理想的啟明星和航標燈。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當代文學批評的共同理想價值取向

中國文學從“五四”前后進入現代化進程，從而也進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影響及中國化過程，并且也進入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抗戰民族解放到民族國家獨立、由社會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由改革開放到進入新世紀的過程。這一百年發展過程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構建的過程。20世紀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開始了中國現代化進程。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雖然不同于社會主義革命，但已包含社會主義的萌芽，社會主義必然是新民主主義的繼續和發展結果，其實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發展和探索的結果。從“革命文學”到“左翼文學”，從抗戰文藝到延安文藝，馬克思主義及其社會主義思想指導和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主流；新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也指導和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形成社會主義文學潮流。新時期改革開放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調整了生產關系、轉換了生產方式、改革了生產體制，使當代文學事業與產業有了新的突破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指導和影響文學發展，文學也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構建。因此，當代文學批評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價值取向是歷史必然和現實必需的合理選擇。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對理想追求的必然結果

任何理想都是基于現實需求和改造現實提升現實的需求而提出的更高愿望，因而理想總是分為現實理想和終極理想兩大類，或者說相對理想與絕對理想；同時，理想也是在不斷實現后又提升和發展的理想，也就意味著理想永遠是在追求探尋中，理想在于人類改造現實和改造人類自身的不斷追求探尋的奮斗精神。此外，理想也總是由個別到普遍、由個體到群體、由分別到共同的不斷聚合、集結中形成民族及人類共同的理想，其實質是民族及人類群體凝聚力、向心力和統攝力的表征方式。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與中華民族有著緊密的聯系。首先，與中華民族千百年追求的和諧社會理想有著緊密聯系。《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建設和諧文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中國古代“和諧”思想發展源遠流長，先秦典籍《尚書》曰“協和萬邦”[14]；《國語》曰：“和實生物”[15]；《左傳》曰“和與同異”[16]等，成就儒家文化的“中和”說、“和諧”說和“天人合一”說思想，并成為千百年來中華民族文化的特質和特征，推動歷代仁人志士對和諧社會理想的追求。其次，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對空想社會主義改造、發展和創造的結果，也是對人類優秀思想文化遺產繼承革新的結果。在中國古代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人們基于對現實的不滿和超越也通過對“原始共產主義”、“烏托邦”“大同社會”式的“桃花源”世界來表達對理想社會的愿望和追求；歷代不同時空的人們也總會殊途同歸地共同向往理想化的和諧社會，這體現出社會主義理想的某些特質和特征，是使中華民族選擇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基礎和條件。再次，與中國百年現代化進程相聯系。“五四”新文化運動標舉“科學”、“民主”以及啟蒙、救亡和反封反帝的大旗，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傳播和影響顯而易見；革命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以及“左翼”文藝運動中的社會主義思想不言而喻；新民主主義文化及其“延安文藝”也直接與社會主義思想相銜接；新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發展與新時期改革開放文藝繁榮對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共同理想鋪平道路。最后，與中國社會現實相聯系。中國現代化進程以及文化轉型期的探索追尋中最終尋找到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踐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和改造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和振興的理想；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中國在世界崛起，才能完成歷史與時代賦予中國的責任和使命。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文藝“二為”方向、“雙百”方針貫徹實施的必然結果

中國文藝發展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其實質也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核心價值取向和奮斗目標。人民文學為人民服務，社會主義文學為社會主義服務，使文學的人民性與社會主義本質特征有機結合，才能真正貫徹文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形成文藝大繁榮、大發展的局面。“雙百”方針既符合文藝與批評發展規律，又符合社會時代需求及人民群眾的需求；既提供文藝更為自由和更大發展的廣闊空間，又體現出文藝多樣化發展的豐富多彩的形態。“二為”方向與“雙百”方針構成中國文藝多樣統一、多元共生的生態環境與和諧狀態，在多樣性、多元化發展潮流中凸顯社會主義文藝的主旋律、主潮、主流的地位，從而也凸顯了文藝發展的核心價值取向及基本價值立場、態度和觀念，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文學批評也在堅持“二為”方向、“雙百”方針基礎上確立核心價值取向和評價取向，因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其核心價值取向和評價取向，以此衡量和評價文藝作品得失優劣，成為文學評價標準的重要維度。以此作為“香花”、“毒草”的鑒別尺度。他認為：“那末，從廣大人民群眾的觀點來看，究竟什么是我們今天辨別香花和毒草的標準呢？在我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應當怎樣來判斷我們的言論和行動的是非呢？我們以為，根據我國的憲法的原則，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我國各黨派歷次宣布的共同政治主張，這種標準可以大致規定如下：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有利于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于這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17]這一標準雖然時過境遷，但其精神和主要內容仍具有現實意義，這主要體現在對社會主義文學、文學為社會主義服務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精神實質的貫通上。這對于面對當下紛繁復雜的文藝亂象的辨識，對于文藝作品存在的不良傾向以及錯誤傾向的批評，對于正確引導文藝發展的方向，都是非常必要的。文學需要評價機制推動，批評需要有正確的評價標準和價值取向。中國歷代批評的作用并不限于擇優和推薦，而且還包括識偽和批判。先秦儒家孔子批評“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道家老子批評“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莊子批評“駢于明者，亂五色，淫文章”[20]的人為造作藝術；梁朝劉勰批評“離本彌甚，將遂訛濫”[21]的浮華文風；唐代陳子昂批評“彩麗竟繁，而興寄都絕”[22]的文壇弊端，等等。這些批評家面對不良傾向和錯誤思潮，敢于批評、善于批評，對文壇撥亂反正、辨偽存真、揚善抑惡、褒美貶丑，起了積極作用，對于今天的文論批評建設仍不失借鑒啟迪意義。因此，文學批評應繼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立足當下文壇的現實實際，面對社會時代及人民群眾對文藝的需求，確立文學批評的核心價值體系和評價取向，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在推動中國當代文學健康良好發展的同時推動全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構建以及促進對這一理想目標的不懈追求。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文學批評“現代性”、“世界性”價值取向構建的必然結果

文學批評作為人類精神活動和人文活動，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人類性和世界性。關于世界文學及其文學的世界性、人類性問題，歌德、黑格爾早就有過論述。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23]批評不僅是因為以世界文學作為評價對象而具有世界性，而且也是因為批評的視域、觀念、方法以及價值取向、評價標準和原則具有世界性。再加之“全球化”、“信息化”時代媒介的跨時空生產、傳播、流通、消費的優勢和特點，更使文學與批評具有“全球化”的世界性特征。因此，批評在構建“現代性”、“世界性”價值取向的同時，也必然構建人類共同理想的價值取向。人類共同理想是人類共同追求目標和人類共同價值取向。古今中外文學與批評對真、善、美的追求其實包含有人類共同理想、共同目標和共同價值取向因素。當代文學批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其實也與人類共同理想密切相關，具有民族性和人類性的個性與共性統一關系。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理想，而且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理想。西方早在馬克思主義提出共產主義理想之前，就曾有“理想國”、“自由王國”、“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等對人類理想社會的構想。馬克思主義將這些人類共同理想的文化遺產批判繼承和創新發展，提出“科學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共同理想。這表達了人類千百年來的共同理想愿望，也表達了人類社會由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再到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歷程，揭示人類社會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趨向。因此，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應該是人類共同理想，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和趨勢。文學及其批評不僅應有利于推動民族文化發展及其民族性特色和優勢的建立，而且應有利于推動人類文明、文化發展及其世界性、人類性共同理想的構建。文學及批評是人類共同的精神文化財富，也是人類共同理想的表現形式和表征方式，更是人類進行思想情感交流和跨文化交往的重要途徑。文學通過虛構、想象、象征創造出源于現實生活又高于現實生活的理想世界，凝聚人類共同智慧和理想，表達人類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和探尋的精神，成為鼓舞、激勵人們改造現實、實現理想的精神動力和源泉。因此，古今中外理論家、思想家都十分重視文學的作用和影響，更注意到發揮文學的審美、娛樂、表現、休閑、消遣等作用的同時充分發掘文學教化、美育、認知、凈化等作用。馬克思主義更是從抵制“異化”，人的復歸，人的全面性、完整性實現的更為廣闊的視域中發揮文學的作用。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強調文學啟蒙、審美革命與人的解放的關系，將其作為“意識形態革命”的重要內容。中國近現代以來，也不斷提出“文學革命”、“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以美育代宗教”、“改造國民性”等主張，強化文學的思想啟蒙和治國安邦的功用，擴大文學的社會功能和作用。無論文學在現代社會中如何走向開放和多元化，文學批評如何努力發掘和延伸出文學的各種功能和作用，但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本質規定性和基本特征是不能忽略的。對于文學批評而言，就應該努力發掘文學中隱蔽的傾向性，從而使其在實現文學功用的同時實現社會綜合功用。因此，文學批評應確立人類共同理想價值取向，確立文學評價的思想標準和藝術標準，使文學作為人文精神和人類共同理想體現的價值意義得以實現，并通過文學評價推動社會文明的發展，推動全社會共同理想的構建。

中國面對“全球化”和“多元化”語境及其現代媒介發展，應確立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努力實現和諧社會建設目標。將其置于世界格局和全人類共同價值取向和共同理想中來看，確實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聞逸在《現代傳播格局下的價值發展》一文中提及世界一些國家和民族也在思考價值問題：“1991年新加坡政府在經過國民反復討論并經國會批準后發表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推出了五大‘共同價值觀念’。”[24]中國盡管與新加坡國情、民情不同，但核心價值取向和價值觀精神實質則有許多共同點。這說明，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價值觀應是個性與共性、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統一體，不僅需要民族共同的價值觀，也需要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因此，將中國文學及批評置于世界格局和人類共同發展背景下來看，作為世界文學及批評構成中的中國當代文學與批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無疑也包含有人類共同理想的因素，也應是人類共同理想的構成部分，體現出民族共同的價值取向與人類共同的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