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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結糾正錯誤思想路線經驗

延安時期，非常重視糾正錯誤思想，并且經常針對糾正錯誤思想路線進行總結。早在1937年4月24日，就對過去陳獨秀、李立三的宗派主義錯誤進行了總結，提出以后還會不免發生，因此要繼續開展反對宗派主義的斗爭。1937年6月1日，分析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15年以來，之所以存在錯誤，原因就在于存在“左“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命令主義、冒險主義等錯誤，這不僅體現在黨內關系方面，還體現在理論宣傳的過程當中。不僅如此，還深刻總結了導致“左”的錯誤的四個因素:第一，由于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存在，導致人民群眾生活極端困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環境也很艱苦;第二，中國共產黨黨員還有很多人存在階級成分的問題，例如小資產階級和幼年無產階級;第三，沒有能夠將馬克思主義緊密融入中國的革命實際當中;第四，仍然存在斗爭策略等方面的錯誤。所以，提出，要克服“左”的傳統，一定要對干部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普及工作，使他們通過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并能夠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來分析和解決問題。

到了1937年七八月間，對黨的歷史經驗以文章的形式總結出來，撰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文章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黨的建設等領域，對黨和中國革命的豐富經驗進行了哲學概括，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進程中的一個突出的階段性成果。這兩篇文章為全黨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準備了重要的理論武器。其中，《實踐論》深刻地揭露了唯心論和機械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思想根源，指出它們都是主觀和客觀相分離，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的結果。這一科學結論是在同黨內“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斗爭中形成的。《矛盾論》中的哲學觀點同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也是渾然一體的。對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統一的科學原理進行了創造性發揮，對馬克思主義為何要結合中國實際進行了充分的哲學論證。在此基礎上，針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從哲學角度作出了詳盡的批判。1941年，寫作《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內容長達5萬字。這篇文章批判了王明“左”傾路線的主觀主義、冒險主義、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同時，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同年，在《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中，對王明“左”傾路線作出概括:這條路線的性質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而在形態的完備上，在實踐的長久上，在結果的嚴重上，則超過了陳獨秀、李立三兩次的錯誤路線。結論草案糾正了王明“左”傾路線在思想、政治、軍事、組織上所犯的嚴重錯誤。1942年2月1日，在其所作的報告《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中明確指出了在學風、黨風和文風上不正的問題，所謂學風不正是說存在主觀主義;所謂黨風不正是說存在宗派主義;所謂文風不正是說存在黨八股。對于教條主義的問題，1942年3月2日在談到黨的創立至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來的經過中提到，中國的教條有兩種，一種是舊教條，一種是洋教條。舊教條被“”所打破，但在大革命失敗后，又出現了洋教條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啟蒙運動，那么整風運動是另一個重大的啟蒙運動。1943年4月13日，總結了自由主義的特點。指出自由主義在黨內和黨外是不同的:思想自由與自由主義應有區別，黨內有思想自由，但不能有自由主義。要正確區分在立場方面的堅定以及在策略上的靈活。自抗日統一戰線成立以來，黨內生長了一種自由主義傾向，要達到整風的目的，就必須要克服這種自由主義的傾向。克服自由主義傾向的有力武器就是自我批評，自我批評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具備的武器。1943年9月7日－10月6日，對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總結。指出:“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制造者是王明，博古具體實行了這條路線。1943年10月14日，再次對王明的錯誤思想路線進行了總結。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有22年經驗，有軍隊有根據地，已有三次革命的經驗，不能再容許王明路線占領導地位了。1943年11月13日到27日，以遵義會議為界限，總結遵義會議以前的路線和以后的路線是非馬列主義和馬列主義的區別。1944年3月5日，對路線、作風以及時局三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總結。關于路線學習問題，強調:王明、博古同志是黨內問題。整風運動是治病救人的，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曾經先后有反對、陳獨秀、李立三路線的斗爭。由于當時沒有清算到底，徹底肅清錯誤思想路線，所以并沒有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過去未做過認真研究理論和研究歷史的工作，對犯錯誤者只是懲罰。沒有認清立三路線的錯誤不是個人問題而是代表了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急性病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的必然性，不是個人的偶然現象，而是社會現象。中國社會小資產階級占多數，所以需要強調產生錯誤的社會原因，而不是強調個人問題。關于工作作風問題，指出:經過整頓三風、審查干部和路線學習，有些領導同志的工作作風有進步。但從全黨來說這個作風問題還很嚴重，作風問題得不到很好解決，不論對于個人來講，還是對于革命來講，影響都是非常嚴重的。關于時局和方針問題，指出:要使國民黨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內戰。

二、總結教育經驗

在總結教學方法方面，1937年9月10日，就教材和教學法等問題發表意見，強調教學要理論聯系實際，軍事理論應講授戰略思想、戰略原則。針對有些高級軍事干部對戰略問題毫無興趣的問題，提出要改變教學方法，要變舊的注入式教學法為啟發式的教學法。1938年12月12日，總結辦學經驗時提到，在已經建立了多所學校，并且訓練了很多干部的基礎上，強調教育工作的意義在于訓練大批干部到前線去，領導游擊隊、軍隊，組織群眾，發展統一戰線，等等。在發展教育的同時，強調還要保證物質需求，這需要自己動手解決。1941年8月27日，討論黨內教育發展問題時，總結:過去學校教育沒有注重對理論的運用，缺乏聯系實際的教育。所以指出，首先應當承認缺乏關于中國革命實際的理論，才能真正實行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號召改造各方面教育。1941年12月17日，總結關于馬列主義的教育工作，指出過去對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僅僅是形式上的教育，而忽略了理論的實質教育，忽略了對理論的運用。在總結教育經驗的基礎之上，提出必須將理論教育與實際有效地結合。關于總結干部教育的經驗方面，指出在職干部教育存在四個缺點:第一，沒有著重本身業務的學習;第二，忽視政治教育;第三，對文化水平低的工農老干部沒有以文化教育為主;第四，理論學習無組織無目的。1943年3月16日，指出干部教育非常重要，干部教育要重于國民教育，并且提出了干部教育的方法。在對干部的教育當中，整風教育與思想教育要放在主要位置;對各級干部的教育當中，要將高級干部的教育放在主要位置。1943年8月15日，作《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時，對整風運動中干部的審查工作與內戰時錯誤的肅反方針作了明確的區分，指出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內戰時期錯誤的肅反方針，即逼、供、信。在整風運動當中，對干部的審查工作由首長負責，注重調查分析，是從培養干部、教育干部的角度來進行的。

三、總結學習經驗

1940年6月21日，新哲學會成立2年之后，總結了理論活動經驗。強調了理論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盡管中國革命的時間很長，但是在理論方面還有待加強。革命要想勝利，就必須要提高革命理論，否則是不可能的。過去對理論的重視不夠，因此，要吸取教訓，加緊對理論的研究。新哲學會成立后，許多文化工作者與哲學家都聚集在這里。但就全國來講，理論水平仍然較低，因此，號召全國在這方面加以努力。1940年12月底，號召即將進入中央黨校學習的學生，要習慣蹲窯洞。因為延安的窯洞有馬克思主義，這個理論對抗戰有指揮作用。并且把延安的窯洞和的住所相對比，雖然的住所要比延安的窯洞闊氣，但是，他卻得不到全國人民的擁護。進而告訴中央黨校的學員要在艱苦的條件下努力完成全國人民所寄予的希望。告誡學員認真總結抗戰幾年來各方面的工作經驗。黨如果能領導得好，和人民緊密團結，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革命勝利的路程可能縮短;相反的，如果犯了錯誤又不能立即去糾正，革命勝利的實踐就要拖長。1941年5月19日，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當中提出要對所有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學習進行改造，這既包括學習方法方面的改造，同時也包括學習制度方面的改造。

分析指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有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一種是主觀主義的態度。這些人對馬克思主義學習的方法與馬克思主義是相反的，并沒有做到馬克思主義所要求的理論與實際相統一。另一種則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進一步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有一個明確的態度，那就是要對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提供解決的思路和方法，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在總結學習經驗的同時，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對周圍環境進行詳細分析;第二，組織專人系統研究中國歷史;第三，針對干部學校和在職干部的教育，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圍繞中國革命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