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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暢揚生命整體美并關注“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不僅接通藝術生命和宇宙生命有機諧和共振，而且展示了“生態文學”的古典形態。我們挖掘中國文學傳統的“生態”內涵，既是一種對接，也是一種現代闡釋；作為歷史性機緣，更成為歷史、現代與未來接續的必然。當繼承、對話、揚棄、轉型；兼收并蓄、取長補短、體用關系、共生共存等詞語運用其研究，必然在現代境域中使之觀念重構、價值重建、意義重生。我們環繞“生態”體驗，力主拓展視野，對中國文學傳統給予現代闡釋，在多向轉換及“對接”中，悟解“生態”對人之生存本然性構建的必然性。

一、“生態”接通中國傳統話語系統

“生態”一詞，產生于19世紀，繁盛于20世紀。1866年德國博物學家?？藸栕畛跏褂谩吧鷳B”時，其意義是指生物與其生存環境間的關系。至20世紀后半葉，“生態”與多種學科聯姻而植生出無數學科；與多種文學藝術類型觸發相似相同的體驗方式，使多樣的創作類型得以生長，也成就了多樣的話語表達及闡釋方式。“生態”還與多種地域及人的生活狀況、文化生存方式續緣，使“生態”有機狀況無限延展，成為轉換人的文化存在方式的必然?！吧鷳B”之能量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無所不入，有著近乎無所不涉的領域，原因就在于“生態”的蘊含及根本所指。“生態”與中國話語接通，不論是歷史、傳統的，還是當下及文化整體風貌的，不僅都會凸顯上述種種轉換特性及條件，而且最重要的，或許是啟悟我們去挖掘、修整、組合、再生中國古已有之且豐富的“生態”文化資源。首先，“生態”作為概念的植生作用?！吧鷳B”既是一個現代含義的概念，也是一個膨脹指數極高的現實存在。但其豐富的內涵及明確的所指性卻不拘于現代，而是接通著人類生成的始終，與人的生命、生存，以及人所賴以存在的環境建立多樣并復雜的關系。我們之所以說中國文化傳統滿含“生態”之義，其意就在于此。在古代中國人那里，天地人三者始終是生態化地連接著，這種連接不是對象化的，而是“生命”的連接，是“生生”永續的，天地、陰陽交感而和合，化育化生萬物。那種天地人和合、“并生”、“為一”、“本與體”且生生化育的同類話語表述眾多，并且生成性及輻射現象也頗多。至王陽明，便有集大成的表述，《大學問》云：“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保?］“生態”意涵與天地人和合，萬物一體，生生化育等話語，盡管非產生于同代，但卻異曲同工，其內涵也有相似相同性。這就創造了相互間對接、融合的必然條件。其條件既“自在”，即伴隨自然與人的生態和合，并有亙古不變的本然狀態，也“自為”，因為作為不同文化傳統的交往與對接，是歷史性與過程性的現實，也是未來的趨向。其次，“生態”對于天地人關系的表現作用。中國思想史中諸多理論都強調人是自然宇宙生命大家庭的一員，人與自然是一體的，這就包含著較為深刻的生態思想。天地人樸素有機體的相合，構成了古代中國人的宇宙觀，在此統攝之下，人們的思維沒有把主客對立起來，沒有將自然只看作是一個外在于人的認識對象，而是把人與自然視為一個有機且系統的統一整體，總是把外在自然轉化為內在自然，成為人的內部存在；將自然既作為社會道德體驗、精神活動的實有存在，又作為參照、尺度，來映襯人的品格、德性。尤其在文學體驗中，自然的形貌總是含蘊始終，人們通過天地人一體的運行而感悟人生，且與人的自體性活動有機融入，進而構筑樸素的人與自然的生態和諧關系。文學活動始終表現對自然的那種濃郁的生態親和性，其中較少認知性及理性、思辨性的話語闡釋，卻恪守“外師造化”式生態體驗。即便是游記性文學體驗，盡管也有對自然現象的客觀及經驗性闡釋，但卻與對自身生命、情感及審美悟解相融合。這時，人對自然的那種天然性的情誼、情感及親和力往往超過了與自然相對立的認識性理解，其中滿含著最適宜于藝術創造的生態智慧。第三，“生態”對于話語層次的構造作用。對生命的理解及體驗溶解在古代人的人生體驗中，成為古人在構筑自身的生存環境時必須進行的現實與理性的選擇。古人思維及話語表達更多的是直覺的，經驗體驗性的，他們對生命感的植入，對生命意識的經驗性體味會成為他們生活及生存的選擇。我們不可能確證這就是生態文學（創作與批評），但無疑是生態文學的前在雛形，或為相似性。這一方面得自于人類演化的歷史過程中，生態體驗的相似性，另一方面，源自中國特殊自然地理環境所生成的，特殊的生產、生活方式及文化存在方式，以及由此鑄就的天地人和合的體驗方式。這多種因素成就古代中國人的生態體驗的特殊性，也植生出文學現象的“生態”性韻味?！吧鷳B”在接通人們構造話語、范疇的支撐系統時，會植生帶有極強的生命意識及生態關聯性的話語表達。如：道、氣、性、勢；韻、味、悟、神；太極、生生、化生、化育；乾坤、陰陽、剛柔、中和；混沌、天籟、大象、大音；雄渾、含蓄、豪放、妙境等無以盡數的話語模型，既內蘊藝術體驗及生成性的話語特點，也具有很強的生態意味。盡管我們不可能以“生態”重新組裝這一系列概念及系統，但如果我們從生態意義上給予新的詮釋，想必在挖掘其本有含義之時，必然會煥發其新意，體現其再生之意。最后，“生態”與“生生”的統貫作用?！吧鷳B”與“生生”在指向生命有機性方面，含義相近，如存差別可有二：一是產生的語境及歷史條件不同；一是“生態”更顯關聯性，“生生”則依循節律性。兩者都具統貫性，但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或許“生生”更具適應性?！吧奔仁亲匀恢鷳B存在的現實，是生命運演及個體生命生成及延續的表現，也是藝術審美生成及體驗的本來狀況及節律性展示。進入現代語境，“生生”亦可為“生態”的代名詞，作為一個范疇，會有極大的輻射性及再生作用，并作為生命體驗及藝術審美活動的最佳展示方式。古代中國人論述詩文中的聲律、對偶、修辭諸問題，書畫理論中的著色、骨法用筆、皴染及虛實等表現手法，戲劇中的結構、程式、虛擬等，總是以“生生”運行的生態節奏及韻律感印跡生命活動，匯聚審美體驗。即便是對方法的運行，古代人也總是將其置入生命運行關系及“生生”的生態演化節律中，在生態化的、和諧性的關系視野中進行藝術操作。這豐富的表意系統，是現代境域中文學活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話語資源庫。

二、“生態”作為中國文學體驗的核心要素

中國傳統文學思想及文學體驗活動中有一個無法割舍的情結，即神往“自然”，并且是帶有明顯生態特點及生命體驗性的自然。這種“自然”，不僅是促動人的現實活動、道德守成及情感體驗的重要標尺，而且成為文學活動的核心要素：其一，既成就天地、山水、花鳥，也是歸位這一系列自然現象的內在機制；其二，主體融身自然，而來解困，記敘情意，調養精神；其三，作為主體自身性格品質的參照，將實在、物性的自然現象，轉換為人性、德性、情性的“自然”。這種富含生態特性的“自然”，不單是靜止的，實在的，其動態性及關聯性，則是“生生”的，節律性的，也被“德性”提升。文學作為人師從自然、效法自然、詩化自然及提升自然且又回歸自然的活動，人與自然、人與天的內在生態關聯成為文學活動的基本載體和創作材質，并成就多重“道性”的合奏。自然與天的運行作為自然道性，必然推進至藝術之道，而藝術之道又需反饋，且和諧潤化自然之道，進而提升人生、人性之道。首先，“生態”與“藝道”的合奏。中國文學中的藝術之道是體“道”的中介，起到接通、融合的作用。宗白華說：“中國哲學是就‘生命本身’體悟‘道’的節奏。‘道’具象于生活、禮樂制度。道尤表象于‘藝’。燦爛的‘藝’賦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給予‘藝’以深度和靈魂?！保?］人們期望自然與藝術之道性的和諧、圓融，而顯示人生、人性之道，藝術之道又接通自然之道與人生、人性之道，使之有機融合，形成“天文”與“人文”的有機合成。劉勰言：“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迭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保ā段男牡颀?#8226;原道》）劉勰將文學現象與天地之文相貫通，強調“心生”、“言立”對于“自然之道”的作用；從天地人相關聯的總體范圍思考文學問題，將其視為與自然之道并行的藝術之道。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虎豹蟲魚都是自然天地的生態杰作，它們構成了生機勃勃的自然之文，而人文則是對自然天地之文的仿效。盡管劉勰并不懂得所謂的生態理論及文藝活動的生態元素，但他從人與自然的生態一體性的關系出發，所繪制的自然“生態”狀況，也內涵對人的活動的生態助推性作用。他的這種“自然”情結，似乎已經把“生態”作為文學的母體，其“藝道”也表明，離開自然之生態有機性的孕育，人就難以創出真正的文學藝術。其次，“生態”與“人化”的合奏。古代中國人立足于人與自然生態有機性而認識文學，而不從唯理性角度看待藝術特性，這形成了文學活動本體論基礎。文學藝術不是對自然之道的簡單而直接的模仿，不是對其外在物質實在的復寫及轉換，或者說，自然生態給予人的不僅僅是物質外殼及質料組合，也不是自然生物軀體（包括動植物及人）的外在運動，不拘于豐富的色彩、奇特的形態，而是得自生命運演節律，其內蘊的生命能量轉換及融合的境域而成就的內在生命力。生命作為自然生態最重要的特征，不僅成就了人的感性生命體的存在，更旨在延伸人的生命活動，促成“自然人化”的過程性及文化的累積，進而生成人的社會存在及精神———文化存在的生命力，使人的自然性的生命不斷轉換為文化的生命存在。文化、藝術實為“生態”與“生命”合奏的結果。生態關聯性與生命、文藝對自然生態之滋養的多樣性汲取方式，不論是心師、效法也好，詩意化體驗也好，必然是中國古代藝術構成和審美價值的核心要素。第三，“生態”與“人心”的合奏。人與自然關聯，天人異質而同構且互相感應，構成了古代審美體驗的發生基礎?！吨芤住吩疲骸傲⑻熘涝魂幣c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保ā吨芤?#8226;說卦》）這表明人與天的結構有相通的“生態”根源，其相通及相應就成為陰陽、剛柔轉換以及物我、情景交相感應的基礎?！吧鷳B”作為文學的基礎與根本，其最直接的接通點是“情感”。在中國人的藝術體驗中，“情感”往往與“心”（思想、觀念）連接，早期的“心”與“情”有相通性，如《樂記》論情感產生時云：“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保?］之后，“心”超越了“情”，成為規范或統領，“心統性情”就表現了這種作用。在真正的藝術體驗中，“情”與“心”無法分離，是有機交融且一體化的“合奏”，其原因就在生命之體的運動及生命力的發射，其根基即為“生態”存在。當“生態”與“人心”合奏時，“心”則不虛空，而是有更豐富的內涵及所指。人感于自然生態中萬物的陰陽轉換、剛柔交錯，悟解著生命的生長變化、生命的延續，內心產生情感的呼應，發之于管弦就成為動聽的音樂。錢鐘書就說：“夫藝也者，執心物兩端而用厥中。興象意境，心之事也；所資以驅遣而抒寫興象意境者，物之事也。物各有性：順其性而恰有當于吾心；違其性而強以就吾心；其性有必不可逆，乃折吾心以應物。一藝之成，而三者具焉?！保?］第四，“生態”與“情意”的合奏。文學有情有意且尋理。中國文學中滿含著情意與情理，卻不只流于主體心理及情感表現，不是單純的感情發泄，在表現時往往會有三重附著物。這其中：一是天地、四季、四時、山水或諸多自然物；二是對“生”與“命”的體認，其中也包括身世、家事、國事的糾葛；三是對先人、圣人、神人的追思。前兩者有時會糾結在一起，而使情意表達與自然、與生命呈多層次及多角度的交合。這里面不乏愛意，既有對諸多自然現象的愛意，有對生命的愛意，亦有自身之愛，其中，就滿含“生態”與“情意”的合奏。李清照詞《聲聲慢》中，既用連續的疊詞表達情意，也將諸多的自然物與她的心情、心境相通，以其映襯，其中又深蘊身世、家事、國事，這種多重的糾葛，奏出了獨特的生命和旋。四季的時序時節轉換是自然生態運演的結果，其節律性更撫養著萬物生命。中國文學傳統中，人們曾極盡四季、時節地表達情意性，并緊扣生命、生機的活動特點，也富含深沉的志趣與志向。董仲舒云：“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薄疤炷擞邢才分?，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氣者，合類之謂也。”［5］“四季”與“四情”糾葛，情意體驗性極為濃重，董仲舒用中國文化中“生態”意味極為濃重的“氣”，來展示生命體驗性的直接性。“氣”的生命體征隨著日月變化、時令及季候轉換，促使人的情意發生相應的變化。劉勰云：“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文心雕龍•物色》）劉勰認為季候變化與人的情感存在感應的關系：春天萬物復蘇，人的情感也易于萌動；夏天熱烈，人的情緒高昂；秋日蕭索，悲情易生；而冬天萬物肅殺，人的情志也深沉高遠。陸機《文賦》云：“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标憴C同樣強調了自然對人的感發在文學活動中的重要作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云：“情者陰陽之幾也，物者天地之產也。陰陽之幾動于心，天地之產應于外。故外有其物，內可有其情矣；內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保?］這些論述都能夠通過這種“生態”與“情意”合奏，促動自然環境與人的心靈之間的融會貫通。

三、“生態”承載文學的運思與體悟

古代中國人主張文學活動中主體的運思與融情，以求創生人與自然，情與自然事物之有機融會的至高境界。文學藝術秉承天地之氣及精華，并在有機、和諧的關系中既將之發揚光大，又游于氣運流行及生命活動的“生生不息”，使藝術充盈著鮮活的生氣和無盡魅力。對生命的體悟并思接千載，情動心魄，全在于“生態”有機性的承載，而迸發生命力。首先，“生態”與主體的感物生情、至性的天性。中國傳統文學不僅將人與自然的“生態”感應作為藝術情感發生的基礎，更強調藝術作為表征生命體驗的特性。人與自然間的關系既呈現異質同構性，又基于和諧共振性，這作為“生態”化的有機關系，必然引發主體在文學體驗的性情迸發，感物而生情，以至性顯天性。張載云：“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保?］這指出了人在與自然的“生態”之關系中，表現著心物同構、物我相通的特性，進而有機把握乾坤、天地、陰陽相轉換的“天性”，通過盡情揮灑主體之情性，而凸顯生命之美的魅力。事實上，天人之間本來就存在必然的交感、互動、共生性，并在人與萬物的感應互動中運通，其呈現的“生態”有機關系恰成為文學活動表現生命體驗和審美體驗的基礎。其次，“生態”與主體的“臨春風思浩蕩”。古代中國人往往將藝術視作一種生命體驗的表征，認為人能夠經由藝術與自然生命的交流，而洞悉生命的奧妙。人們借助藝術能夠將心靈世界沉潛到自然生態之中，與自然萬象融匯為一，并至深體驗生命之“和”、之美。在生態有機關系中，人作為生命活動體，具有自然生態家族的成員身份，別離這種存在關系，人將不復存在，藝術與審美也將無從談起。正是基于這種身份認同，才能夠不斷暢抒感物生情，進而確證知心、知性、知天的天性；人才能真切感知天地的生命精神，啟悟且形成生態諧和共振，才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動與天地自然的生態運行節律相應和，進而“應物斯感”，“有觸則動”，“望秋云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闭巧酱ù蟮?，鶯飛魚躍，繁花似錦，宇宙自然的生命律動及生態“魅惑力”觸動了主體存在之元氣及淋漓的詩心，使情思飛揚、浩蕩，主體便不斷勃發著激情涌動的生命之流，去悟解“生態”及生命的美。第三，“生態”與主體的“三竹”體驗。中國傳統文學的理論思維也建立在天地人生態合一及同構、共感、互動、共鳴的基礎上，特別強調“感物興情”作用，既呈現其詩性、節律性，也使之具有“間性主體”活動特點。鄭板橋著名的“三竹”說，就最佳地描繪了這種節律性體驗特點?！敖^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動于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傊?，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保?］340“三竹”節律，除了是一種藝術體驗方式外，其“本真更在于為我們呈現了一種生態性思維過程及節律。”鄭板橋顯然超越了人對自然、自然對人的“定則”，以表現濃重的生態之“趣”?！啊刂兄瘛凇壑兄瘛种兄瘛凇責o成竹’都是藝術生態再生性的邏輯關系，是超越性的生態再生，通過節律性轉換在藝術審美化的情境中澄明人所應有的那種本真性的生態審美境界。”［9］這種基于生態有機性的體驗，主體生命激情的涌動與外在之物、之象，交感互應，氣脈流行，首先以萬物之感性形式對主體的審美心靈產生感召，這同時也是自然之氣、人身之氣及人的精神之氣的多樣化構合。第四，“生態”與主體的“物我一體”。“生態”有機與交融性關系貫通文學，必然推演著創作主體對自然事物及現象精心揣摩、心領神會，在情意促發中既體認“物”，更確證“我”，以達“物我一體”。鄭板橋言：“日則凝視，夜則構思，身忘于衣，口忘于味，然后領梅之神，達梅之性，挹梅之韻，吐梅之情，梅亦俯首就范，入其剪裁刻劃之中而不能出?！保?］359這是對李方膺畫梅的主體感受，板橋體悟李方膺“癡情”于梅而現“物我一體”，又以此為中介，悟解自身的“物我一體”。其中，內涵李與梅、鄭與梅、鄭與李的多層次體驗，具有“生態”之融合性、創生性。鄭板橋的“物我一體”的多重體驗，首先潛心于物而“日則凝視，夜則構思”，然后則悠然忘我，進而領悟神性及情韻。梅之神性及情韻即從“我”之心中、筆下自然涌出，“我”之性情及神韻亦從梅之花間、枝頭上自然流露。這種多重流向合一，必然使主體在生命之流的涌動中潛心于物，身與物化，進而達到心與物、情與景、意與境的“生態”契合。這種契合會擺脫種種意念的局限、功利的約束、塵囂瑣事的纏繞，而使體驗者能隨觸而應、隨感而通。如此這般，主體以自由的心態面對生態有機的世界，便能夠在氣運流行中，接納千姿百態的自然生命，且展示主體與天地自然之氣、之物、之理的“生態”契合的境界。

四、“生態”標識著文學價值及人的生存

文學以精神體驗凸顯其價值。文學的“生態”既以自然價值為根，又不簡單復寫，其精神價值內存“生態”合成及“人化”的價值。中國傳統文學中的精神價值，總是用自然生態現象來映襯人的精神體驗，意欲表達古代人融身于自然，且在“生態”融合中祈求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的愿望?！吧鷳B”近乎成為標識，以凸顯文學價值及人的精神活動。首先，“生態”與精神的價值提升。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人們總是將自然物作為人的生存與發展的價值支持物，既作為精神體驗的載體，又作為精神價值及生命價值的提升物。人們崇尚“生態”之有機性及和諧性，期望在這種和諧狀態下人與自然的多樣化、多方位的交流。自然生態是人的衣食之源，不僅對人的軀體存在及物質生存是根本性的，同時還是人類精神活動的最本真的皈依和依賴。古代人從事文學體驗，自然事物及自然存在的生命現象作為體驗自我的標識，成為構建人的道德品性及精神守望的支撐體。自然物性與人的道德及精神體驗的有機合一，相互襯托及參照，在參天地之化育中，不論是山川河流、花草樹木、飛禽猛獸，人們總能挖掘同人的德性與精神相同的物性特征，并在極盡地渲染中，在交感互生與生態構合中生發新義，升華至高深玄妙的審美境界。其次，“生態”與自由的價值追尋。古代中國人將精神現象與宇宙之氣相聯系，將精神視為整個天地自然所共有的產物。人們總是視自然是“自由”的，潺潺的流水、水中的游魚、高飛的雄鷹、馳騁的駿馬等“逍遙”且自由。從一定意義上說，不論是有機還是無機，有生命還是無生命的自然物，人們在體驗及“人化”中，在其德性與情感性轉換及物性的映襯中，都蘊積著自由感。在文學活動及審美體驗中，主體對自然物的物性把控，并不陷于塵囂瑣事的纏繞，較少功利性羈絆，或者說，不以功利價值獲取為上，而通過對自然物的自由感的體悟，尋求對自身自由與精神的體認。人們選取多種多樣的物性特征作為人性、德性及精神品質的參照，往往會感悟其中的自由，從中汲取的也是滿含“生態”有機性意味的自由。第三，“生態”與惠利的價值獲取。人從自然中獲利是為汲取物質與精神生存滋養。“生態”與惠利既一致，也是本根性的，有機性本就包含惠利性。多樣的生存滋養作為價值存在，其“生態”化也是必然。在文學及審美體驗中，惠利主要不是物質及利益的，也不只限于感性生命的呈現，而主要是精神性的，并由物性價值遞升為精神價值，體現價值轉換性惠利。一般意義上，惠利的獲取狀況及價值量的顯示，往往會成為衡量人的價值的一個尺度。從生態價值與人的精神價值的雙重意義上看這種價值尺度，其價值量大小，往往不是以物質轉換性價值顯示，而是基于有機性及對人的精神、德性提升的存量。在傳統的文學活動及審美體驗中，“生態”與惠利的價值關系，總是呈現提升狀態，主體融身于有機性體驗中，悟解自然、物性及生命，合著生態有機節律的脈搏，合奏著“生生”的韻律，感悟自身，獲取自由，以獲得“生態”潤化的惠利。在中國古代，人們對“生態”理論與現象的認識及理解，對人的生存的“生態”化體驗，對“生態”的學理性及策略的掌握并不是主動的、有目的，甚至是模糊的、被動的，但作為樸素的價值尋求，作為對生命有機性的亙古體驗，這一切都會在主動與非主動的交織中，成為藝術體驗的必然。第四，“生態”與真性的價值呈現?！吧鷳B”真性既為自然的本來狀況，更呈關聯性。真性依據是自然價值，或是自然的存在之真（自然存在的絕對意義）。

自然之真是固有且實在的，但作為價值存在，則必須是關聯的，有機的，是促進萬物“生生”及轉化生成的。文學與審美體驗作為關系性存在，作為生命活動的特有方式，基于自然之真，而獲得基礎性條件，又依循“生態”的真性及關聯性，進行精神價值創造。文學活動呈現“真性”價值，其精神價值、審美價值的顯示，必須是自然價值、生態價值與生命價值的合奏。中國傳統文學的藝術表現及理論沉淀中，非常注重對這多重價值的體認及闡發，而合成的方式，是通過真性與善性、實性與虛性、物性與情性的多重交織，以有機的生態融合而表現。在中國文學活動中，一種技巧運用得好壞關鍵看它如何融合人與自然，心與物、情與景及意與境，或者是對自然、生命、精神之真性如何給予“生態”化的揭示，如何把控多重價值的有機呈現。中國文學體驗從“生態”一體化的宇宙觀出發，通過心物感應，經由情與景、意與境的交融，產生動人的、生氣充盈的審美意象；有限蘊積無限，且在超越有限的人生和自然之物的審美場域中，激活自由無礙的生命精神，去體驗至高的“生態”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