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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建立后，大陸文學作品中凡是建構民族國家、講述新中國合法性、寫革命題材的都得到大力扶持，而講述個人事件和感覺的作品（如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郭小川的《一個和八個》等）則遭到批判。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各個領域均得到前所未有的突破，在文學領域先后有國外現代派和后現代派作品及理論大量輸入中國。人體藝術大展、《深圳青年報》和《詩歌報》合辦的“現代詩群體大展”以及各種藝術門類得到大膽的創新實驗。“尋根”熱潮、“現代派文學”及討論、“朦朧詩”及論爭競相登場。這一切在顛覆和摒棄舊的意識形態的同時也為新的意識形態建構了合法性。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小說”正是在這一背景中產生的，并于1987由《人民文學》和《收獲》兩份文學雜志集束刊登“先鋒小說”而達到高潮。筆者嘗試從梳理和分析《人民文學》對“先鋒小說”的刊登動機入手，考察這一行動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關聯。

一、《人民文學》的“表態”與行動

《人民文學》創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新中國第一份文學期刊，曾為《人民文學》創刊號題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在中國當代文學（新中國文學）的歷史上，無論從哪方面來看，《人民文學》無疑都堪稱最為重要、最為突出也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的這種獨特的歷史和文學地位，是由中國當代具體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條件所決定的。作為中國作家協會的重要機關刊物，《人民文學》在副主編劉心武接替王蒙成為主編后，于1987年第1期和第2期合刊上刊登了莫言的《歡樂》、劉索拉的《跑道》、馬原的《大元和他的寓言》、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北村的《諧振》、孫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壇子》，同時刊出了伊蕾的詩歌《獨身女人的臥室》。在《編者的話》中，以《更自由地扇動文學的翅膀》為題闡明了該刊“早已顯示出銳意改革的意向”：“你可以堅守你所傾心的那一元，也可以不斷改變你所投向的那一元，也可以同你所不喜歡不贊同的那一元進行平等的爭鳴，但不可以用‘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態度和手段，來對待你那一元之外的其它各元。在多元化中大家應遵循‘在文學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鑒于此，本刊重申：作為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一份刊物，我們是為老、中、青所有作家服務的，是既為專業也為業余、既為名家也為新人服務的，是對各種品類、各種風格、各種流派的作品敞開園地的。”“文學”向來處于“政治”漩渦之中，從“朦朧詩”到“現代派文學”的論爭中，持不同意見者一直討論得轟轟烈烈，官方在文學和思潮“解凍”的過程中，又不斷涉足爭論，1983年開展“清除精神污染”，1984年關于“異化”的批判，同年12月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又提出了“創作自由”的口號，“多元”的立場互相交鋒，反映出當時文學環境的活躍與復雜。而1987年的《人民文學》的一番“表態”算是對“創作自由”的確認與強調。不過，緊接著在1987年第3期《人民文學》就因為刊出馬建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而引起爭議，為此《人民文學》不得不做出檢討和道歉。在題為《嚴重的錯誤，沉痛的教訓》文章中，編輯部說由于該小說庸俗獵奇，誣蔑凌辱了藏族同胞，損害了藏族同胞的情感，受到有關部門的指責，現認識到小說作者的靈魂是何等骯臟，在此向廣大藏族同胞和讀者道歉：“我們之所以出現如此重大的失誤”，“主要的，是因為一個時期以來社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造成我們編輯部相當嚴重的思想混亂，面對所謂‘文學新潮’，一些編輯人員片面追求藝術探索”，“美丑不分，良莠莫辨，把一篇充滿污穢的文學當作是文學的探索”。在這一期刊物最后，刊登了幾篇少數民族讀者對《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的批判文章。其中一篇是當時的中央民族學院院長、蒙古族任世琦的《讓壞事變好事》，他在文中指出：這一小說不是孤立現象，近年來有人生搬弗洛伊德理論，大量性題材充斥作品，性成了被任意拿捏的對象。這涉及到作品寫作的內容或題材，事實上大部分批判都是從內容出發的，近而認為作品藝術低劣。作品對亂倫、活佛轉世都用了藏族形象和地域，當然難免“誤導”讀者而招來指責。對活佛轉世的性交場面的描寫必然會被視為攻擊宗教，對人物的亂倫描寫也因其藏族“標簽”而必然引起“憤慨”。因為這一事件，《人民文學》主編劉心武被停職檢查，1987年第10期劉心武才重新恢復主編工作。以后的《人民文學》幾乎未發表“先鋒小說”。直到1989年第3期，《人民文學》又刊登了一批“先鋒小說”：余華的《鮮血梅花》、格非的《風琴》和蘇童的《儀式的完成》，并同時刊出作家筆談：王朔的《我的小說》、余華的《我的真實》；在“文學圓桌”專欄里刊出了重要的“先鋒小說”分析文章：陳曉明的《無邊的存在：敘述語言的臨界狀態》、張頤武的《語言和言語》。第6期刊出莫言的小說《你的行為使我們感到恐懼》。這反映出《人民文學》對“先鋒小說”的持續關注。從上述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在作協的機關刊物《人民文學》上，“多元”最終是有限定的，無論藝術上如何先鋒，在思想內容上不能有太多的“歧異”，否則從延安的解放區文學運動延續下來的批判傳統是不會輕易放過思想批判的。

二、《人民文學》刊登“先鋒小說”的波折及其政治性

1990年第4期開始，《人民文學》刊物上不再出現主編、副主編和編委姓名，到了第7期和第8期的合刊，刊物的主編姓名就換成劉白羽和程樹榛，并不再出現編委姓名。該期刊物上以“編輯的話”發表了題為《九十年代的召喚》文章，在肯定成績的同時鄭重檢討了該刊的錯誤：“近一段時期以來，在資產階級自由化錯誤導向下，脫離人民、脫離現實，發表了一些政治上有嚴重錯誤，藝術上又十分低劣的作品”；“我們一定堅持社會主義文學方向，不使這一人民的文學陣地，為少數‘精神貴族’所壟斷”；“但無論什么風格和形式的真正有價值的文學，都不可移易的需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作家一定要到沸騰的人民生活中去”；“只要有正確的導向，堅定不移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把反對的教育與斗爭進行下去，蕩滌污泥濁水，掃除野莽荒榛，就會為勞動人民掌握文學開辟廣闊的道路”。從檢討的內容及該刊的行動來分析，文章中“精神貴族”之所指，與“先鋒小說”直接相連；而聯系時代背景，“資產階級自由化”、“個人主義”、“唯心主義”的內涵，則與1989年的“六•四”學潮密切相關。盡管可以存在并需要多種風格和流派，“但……”之后的內容才是重點，不得違反。“人民”這個詞重新獲得不需言說和限定的含義，成為至高無上的權利和標準。這一整篇文章口吻近乎《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這兩期的合刊上發表的小說是：劉紹棠的《黃花閨女池塘》、浩然的《碧草巖上吹來的風》、鄧友梅的《相逢在巴黎》、賈平凹的《美穴地》、何立偉的《明月明月》等17篇，整個年度并未發表過“先鋒小說”。而主編等人的姓名不再出現在刊物上，在某種程度上表明“大我”最終覆蓋了“小我”。任何政治意識形態都需要自己的秩序，文學只能在現存的秩序中實現自由，“多元”是有限的“多元”，“百花”必須是沒有毒性的“百花”。就中國小說的發展史來講，“小說”要么不能登大雅之堂，要么就講述國家與革命的歷史合法性，否則就退出舞臺“自娛”。“”結束后，劉心武的《班主任》曾成了“傷痕文學”的重要起點，那時的新領導人需要文學來講述過去的政治意識形態的錯誤，同時也為新的政治意識形態建構合法性；1989年的“六•四風波”之后，各種文學和思想流派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滿懷憧憬的烏托邦自由理想已經抵達了它的邊界，新的歷史條件下需要讓“自由”回到新的秩序，接受新的領導，因此，劉心武在《人民文學》的主編職位的結束就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指導下，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入，文學作為啟蒙的先鋒責任已經漸漸淡出。在消費主義、影視、網絡等“快餐文化”的潮流中，文學的“危機”越來越“顯著”。這樣，既反商業潮流、又不與政治合謀、“回到自身”的“先鋒小說”，便顯現出了“生存”的窘境。因此，盡管1990年以后“先鋒小說”同樣能繼續發表和出版，但在20世紀90年代，“先鋒小說”作家陸續向傳統和現實“回歸”，意識形態展現出了它對文學深遠的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