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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具理性科技文化與中國傳統倫理型文化的基本內涵及特征

近現代科技革命的出現,大大促進了人類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特別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進程中,近代科技文化彰顯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由于功利主義為近代科學的確立提供合法化基礎的作用被無限放大,人們過度追求工具理性,雖然物性科技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帶來了高度的物質文明,但是卻忽視了人文科技的作用,造成了人們精神的空虛和失落,導致人類陷入生態危機與人文危機交織的生存困境。這就要求我們不得不對現代科技文化進行深刻的反思,并大力呼吁科學精神的人文復歸,增強科技文化的人文底蘊,推進科技文化與倫理型文化的協調良性發展。科技文化與倫理型文化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形態,是尋求達到理性的世界秩序形態的兩種不同方式,它們在各自的領域內都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科技文化是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以及科學文化與技術文化的不斷整合而演化出來的新概念,是隨著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而逐漸走向成熟的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它一方面具備科學文化的特征,即以經過嚴密邏輯論證的理性形式表現出來的抽象化、普適化了的知識特征,另一方面也具有技術化的實踐性、應用性和實證的特征。因此,科技文化是科學理性與技術實踐性相結合的產物,是科技之精神本性的理論表現或理論形態,其“本質上是以人類主體意識為中心、以人類的主體創造性為基礎、以多元主義為思想方法、以溝通人與自然的關系為特征的文化形態。”[1]16追求工具理性是科技文化最顯著的標志。

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倫理型文化,它注重整體精神,強調為社會、為民族的愛國主義思想;推崇仁愛原則,倡揚厚德載物和人際和諧;重視人生價值,強調個人在家庭人倫以及社會關系中的義務和責任;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重視修養踐行,強調道德主體的能動作用。因此,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就其核心價值講,倫理道德構成了它的內涵,儒家倫理中心主義的“三綱五常”思想在社會中發揮著整合中國人人心秩序和社會秩序的關鍵作用;就其制度安排來說,倫理化是其基本取向,政治上的宗法制度、經濟上的均平格局、法律儒化教育的忠誠至上等等取向,都以其倫理化來顯示出它們的制度特質;就其社會生活實際狀態而言,倫理道德也成為一種支配性的力量,人們的日常思想和行為方式都是由倫理關系所決定的。實現人文價值追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要義。

科學精神是科技文化的核心內質,現代科學精神規定著科技文化不僅追求著求真的探索精神,有根據的懷疑精神,追本逐末的原理精神,開拓創新的進取精神等,而且隨著大科學時代的到來,更要求具有競爭性合作精神和社會責任精神等。這就說明,應然問題即價值層面的人的精神問題也納入了當代科技文化的范疇,與僅處理實然問題即事實層面的原生態的科學知識相比,具有更豐富的內容。也就是說,當代科技文化不僅具有工具理性的必然,也同時具有了人文價值理性的應然。科技文化雖然以工具理性為其最顯著的標志,但科技文化本身就包含著人文精神。同樣,中國傳統倫理型文化雖然以倫理道德價值為其終極的目標追求,但在其發展、追求、實現倫理道德目標的過程中也或多或少地滲透著科學精神的工具理性。因此,工具理性科技文化與中國傳統倫理型文化在其最原初內涵層面上二者是和諧統一的,并且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還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邏輯關系。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統一于人類的社會實踐,價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動力,工具理性是價值理性的現實支撐。但是,隨著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物欲的膨脹、人類對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片面追求,工具理性日益占據了人類精神領域的統治地位,價值理性則日益被漠視、邊緣化。工具理性占據了主導地位,價值理性日益失落,現代科技文化與傳統倫理型文化的沖突越來越凸出,這也逐漸成為現代社會各種危機的根源。

二、工具理性科技文化與中國傳統倫理型文化的沖突

科技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工具理性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實質是一種價值倫理文化。價值理性體現一個人對價值問題的理性思考,價值理性關懷人性的世界,價值理性視野中的世界是一個人文的世界。與價值理性相區別,工具理性所把握的世界是不依賴于人和人的主觀意識而存在的客觀世界,其本質特征是關注器物而缺少人文關懷。因此,工具理性科技文化與價值倫理文化二者具有內在實質的差別,它們在思維方法、行為模式、價值取向等各方面都存在著分歧,特別是當今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越來越物性化,造成自然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人類生存危機突出,這就要求我們首先必須正確地審視科技文化與傳統文化的沖突。

由于科技文化所追求的是科學理性真理,它要求具有懷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在動態特質上注重于事物的發展、開放和創新;而中國傳統文化以倫理道德追求為最高境界,在其思想深處注重的是穩定、保守、封閉等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學,因此當二者在相互接觸的過程中肯定立馬就會產生不相適應的沖突感。第一,創新性與保守性的沖突。開拓創新的進取精神是科技的靈魂,科技總是在以揚棄以往科技成果的基礎上開拓前進,通過創新使科技文化發展始終處于文化發展的前沿。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保守傾向影響著創新意識的出現,孔子崇尚“樂天知命”,董仲舒尊奉“天不變,道亦不變”,這種保守思想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現實中根深蒂固的中庸思想導致謹言慎行,不提倡冒險、開拓與進取精神,因而嚴重阻礙了科學技術在中國的發展。第二,發展性與穩定性的沖突。科技文化是伴隨著科技的發展而逐漸走向成熟的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科技的實踐有一個從“小科學”到“大科學”的建制過程,科技文化也有一個從無到有的知識累積、智力接力的建構過程。在科技哲學領域,無論是邏輯實證主義還是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庫恩的范式理論、費耶阿本德的無政府主義、拉卡托斯的研究綱領,他們都承認科學知識的增長,都在試圖探索出科學發展的合理模式,認為科學總是后人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前進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說是在懷疑批判托勒密的地心說基礎上發展的,居里夫人是在倫琴發現x射線和貝克勒爾發現鈾放射線的基礎上發現鐳的等等。同時科技文化的發展也表現在科技的歷史就是一部“驅愚”的歷史。而中國傳統倫理文化卻往往大都是強調求穩定、求太平,奉行安身立命的處世哲學,甚至還帶有封建迷信和愚昧思想,這種求穩的價值取向與科技文化所追求的求變、求新的思維模式是很不相融的。第三,開放性與封閉性的沖突。科技研究作為一種創造性勞動,它的思想方法是多元的,因為單一模式只能導致思維僵化,因而它反對霸權主義或權威主義,鼓勵懷疑精神,支持學術的交流碰撞。俗話說科學家是有國界的,但是科學是無國界的。在大科學時代,科技研究更是超越國界、學科的界限實行全方位合作交流,這與科技文化的多元性和開放性特點是分不開的。由于中國傳統文化深受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影響,是在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束縛下形成的,帶有很大的自我封閉性,這與科技文化所追求的開放性理念相異。

科技文化與傳統文化的沖突除了自身內在的差別以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現代科技文化片面追求工具理性,忽視人文,科技成為強勢力量,存在排拒倫理的傾向。在現代社會中“現代科學只是關心那些可以衡量的東西以及它在技術上的應用,而不再去追問這些事物的人文意義,只問如何運用技術手段去工作,而不去關心技術本身的目的。科學的價值被扭曲了,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發達工業社會不可能是一個正常的社會,而只能是一個與人性不相融的‘病態社會’。

在這個社會中,不僅技術的應用,而且技術本身就是對自然和人的統治。”[2]31馬爾庫塞的這段話指出了科技進步的目的原本應使社會結構更趨于合理化,使人的自主性和能動性更大的發揮,然而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由于科技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人們在生活中只關注科技的應用,而忽略對人文價值的追問,科技的統治導致了科技的異化,科技的異化又導致工具理性的膨脹,進而使人和社會都陷入這種異化的怪圈中。盡管科技創造了一個富裕的工業社會,卻反而使人日益成為技術、物質的奴隸,社會也日益成為畸形的社會。由此可見,工具理性的“獨裁”與價值理性的“失語”,將造就單向度的社會,生活其中的人也成了單向度的人,這種人喪失了自由和創新意識,趨于工具化和貧乏化。

特別是近年來,科學技術越發展,科學技術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越明顯,其對倫理的挑戰也就越突出。科學技術理性、工業主義主張、資本主義精神三者交互作用、彼此影響,使現代人和現代生活在世俗化、功利化、物本化的意志道路上疾跑,而科學及其時代精神追求也在這一疾跑的路上被迅速物化,成為實現技術功利價值的開路工具。進而使得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生態破壞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出現,并嚴重威脅著人類生存空間,生態倫理、科技倫理等許多新興話題相繼成為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嚴峻問題,因此我們在正確審視科技文化與傳統文化的沖突的同時必須重新思考二者的融合問題,要力求尋找它們之間的最大共同點和最佳結合點,促進現代科技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共同良性協調發展。

三、工具理性科技文化與中國傳統倫理型文化的融合

人類社會中在科技文化與傳統文化的相互關系這一問題上,曾經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持整體文化觀,有些人持文化沖突觀,也有些人堅持兩種文化互補共存的觀點。不同的觀點都有其一定的理論依據和存在合理性,但是我們應該站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對科技文化與傳統文化進行認真的審視,既要承認二者沖突的客觀性,又要看到二者之間能夠融合并且必須融合的趨勢。一方面,科學技術是社會和國家進步的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另一方面,科學又不能解決一切問題,而人類要正常生存,除了科學外,信仰、倫理道德等古典文化基本元素也必須承擔起各自的使命、履行各自功能。因此,在理想的狀態下,科技文化與傳統文化應該是互補共生、共存共榮的,特別在當今全球化時代更要促進科技文化與傳統文化的融合,既要把科學精神滲透到傳統文化當中去促進傳統文化推陳出新,又要用傳統文化的倫理精神去規范科學技術的發展呼吁科學精神的人文復歸。

(一)實現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重構與整合。由于近代科技取得前所未有的實證性效果,在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乃至人類自身過程中彰顯了巨大的作用,致使人們對科學技術產生崇拜,把科技的工具理性當作唯一,進而把人類一切領域的活動都企圖用科技的工具理性來操縱或控制,最后致使價值理性日益衰微和人與自然關系趨于緊張。從而引發了西方現代化困境:社會的異化、人性的迷失、物欲的膨脹、道德的淪喪、精神的頹廢、環境的惡化等諸多問題。因此,在現今重新審視科技文化與傳統文化關系時,必須重新整合人類理性,堅持相得益彰、互補不足的對立統一原則,使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共同審視人類的生活。根據馬斯洛層次需要理論,人類的需要不僅包括生存需要、安全需要還包括社會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因此科技研究和應用不僅僅滿足人的生存、安全需要,還要滿足更高層次的精神需要。

(二)推動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溝通與融匯。科學精神在尋求實現現代世界的合理而美好的秩序形態的過程中,卻由于其具有的反主體效性,“其對人的控制、制約和束縛沒有在特定的文化精神結構中給人的欲望、情緒、感情和意志等因素以恰當的地位和足夠的重視,結果造成人的心靈的無著落感;而其在對待自然秩序的方式上卻是一種挑戰,即改變原有的自然秩序與自然運行方式,使之全面技術化、功利化。”[3]46正鑒于此,引起了人們對科學理性主宰一切的反思,從而倡導加強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之間的溝通意識,構筑科學與人文的和諧,避免科學與人文的二元化對立,由此使得科學與人文在探究實現人類社會的合理而美好的秩序形態的過程中起到互補相成的作用。

(三)促進科技和倫理的互動與平衡。由于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科技成為強勢力量,存在排拒倫理的傾向,科技的負面效應越來越顯現,迫切需要倫理規范,于是促進科技和倫理的良性互動和平衡,大力呼吁科技倫理就成為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人的權利意識的重新覺醒催生出科技倫理。科學家的自律和社會責任以及生命倫理、環境倫理、網絡倫理等,已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熱門話題。科技倫理是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重要領域。一方面,它要維護科技的利益,保護和促進科技的健康發展,而不能成為科技發展的障礙;另一方面,它又要維護人的權利和尊嚴,使科技更好地為人類造福,而不是危害人類。促進科技與倫理之間的良性互動,尋求合理平衡,是科技倫理責無旁貸的任務,也是它存在的重大理由。

(四)加強生態文明發展戰略的研究與實施。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繼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態。它以人與自然協調發展作為準則,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態機制,實現經濟、社會、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自有人類以來,“自然—人—社會”就是一個有機聯系的復合生態系統,而科學技術物化的過度膨脹,工業文明將人與自然割裂、對立,使其處于一種斗爭、征服與摧殘的狀態,由此加深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矛盾,因而生態文明則要求將“自然—人—社會”復合生態系統步入和諧協調、共生共榮、共同發展的軌道。為此,我們必須加強生態文明發展戰略的研究與實施:確立生態價值觀,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大力推進生態科技創新,實現產業生態化;貫徹落實可持續發展方針,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總之,我們要在深刻反思近代科技文化的偏離及異化導致的嚴重負面影響基礎上,以生態文明發展戰略為指針,力求將“自然—人—社會”的和諧發展作為發展科技文化的根本價值取向和評價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