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文明的沖突？-后冷戰時代西方政治哲學述介（上）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哲學總是與現實息息相關的。這不僅表現為哲學關心現實，而且表現為現實在某些關鍵的歷史時刻給哲學以重大影響。冷戰的結束就是這種重大歷史時刻，它直接引發了關于后冷戰時代的大辯論。關于后冷戰時代的世界圖景，西方政治哲學中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一種是“歷史終結論”，另一種是“文明沖突論”。本文先介紹第一種觀點。

“歷史終結論”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他在美國《國家利益》雜志1989年夏季號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為《歷史的終結？》。而后，福山將此文擴展為一部轟動一時的著作，于1992年以《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為題出版，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國引起了熱烈反應，盡管也有不同的意見，但主流是佳評如潮，贏得了一片喝采聲。

一、普遍歷史的觀念

1989年蘇聯和東歐驟變之后，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們苦苦思索著這樣的問題：如何看待冷戰的結束？后冷戰社會將呈現什么樣的世界圖景？怎樣將冷戰與后冷戰時代嵌入對人類歷史的統一理解之中？

面對歡欣而又感到茫然和無所適從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觀點：“我們面對的東西既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也不是戰后歷史這一特殊時期的消逝，而是一種歷史的終結。”[1]

福山的這種觀點由兩個思想支撐著。第一，人類歷史是意識形態的演化史，“推動歷史前進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識之中”。〔2〕他認為，混亂的外部歷史事件是表面現象，意識支配它們的本質。換言之，“意識是原因而不是結果，并能獨立于物質世界自動發展，從而作為混亂外部事件之基礎的真實主題是意識形態的歷史。”〔3〕如果人類歷史是意識形態的演化史，那么當人類滿足于某種意識形態之后，歷史便停止前進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最終的政府形式。”〔4〕從“初民”的歷史開端到20世紀的今天，人類經歷了各種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貴族制以及專制主義，但自由民主制度在歷史發展中取得了最終的勝利。福山宣稱：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將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決了。“所有人類需要都被滿足了，”〔5〕今后不再有“大問題”；另一方面，它不僅現在沒有可以與之競爭的意識形態對手，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存在更好的價值選擇。因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終的。

在上述第一種思想中，福山犯了一個雙重錯誤，他一方面追隨黑格爾將歷史的發展錯誤地理解為精神的發展，另一方面還斷言這種精神發展作為意識形態演化已經達到了終點。在第二種思想中，他首先將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絕對化了，宣稱它解決了所有政治問題；其次，他又將這種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認為這種政府形式對全世界都有效。

二、歷史發展的雙重梁柱

福山主張：第一，歷史是有趨向性的，朝向一個終極的目標；第二，歷史是進步的，表現為由低級到高級的連續發展過程；第三，歷史是普遍的和統一的，全人類最終都將達到“普遍的同質國家”。〔6〕果真如此，那么推動歷史朝向這個普遍統一的終極目標的發展動力是什么？

福山認為：“近代自然科學的進步為解釋后續歷史發展的許多方面提供了有趨向性的機制。”[7]自然科學不僅產生歷史變化，而且這種歷史變化代表著進步，趨向于統一和普遍的目標。他特別指出，自然科學以兩種方式推動著歷史的發展。

第一種方式是軍事競爭。古往今來，漫長的人類歷史充滿了沖突和戰爭，而科學技術賦予那些擁有它們的國家以決定性的軍事優勢。任何國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獨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強手如林的世界中繼續存在下去，想在連綿不斷的戰爭中成為勝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學技術，并沿著最有利于自然科學發展的方向建立其社會制度。軍事競爭和戰爭的可能性“對于社會的合理化和創造跨文化的統一社會結構是一種巨大力量”，[8]從而，自然科學為人類的全球統一提供了基礎。

第二種方式是經濟發展。社會要存在下去，必須滿足人類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識就是力量”，科學技術是一種巨大的生產力，為滿足人類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直接展示為社會的工業化過程。一方面，工業化創造出新的機器和制造工藝，產生出新的產品、行業和市場，另一方面，工業化要求勞動分工的不斷合理化，導致新的勞動組織和產業階級的涌現。兩者交織在一起使各種不同文化的社會發生了相同的雙重社會結構變化。一方面是傳統社會結構基本成分的解體，如部落、部族、宗教團體、村落和傳統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會結構中各種現代機構的出現，如官僚機構、工會、公司、政黨、傳媒、大學和專業社團等等。整個社會發展全球趨同，而支配的原則是合理性。“強加給工業化社會的社會發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是一種什么關系？經濟的現代化是否意味著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認一個廣為流傳的看法：工業化和經濟發展與自由民主制度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經驗相關性。但他否認兩者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不相信自然科學和經濟現代化能對民主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他認為，“民主被選擇決非基于經濟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來，就單純的經濟增長而言，東亞的“市場權威主義”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為有效。

那么到底推動歷史發展并導向歷史終結的真正動力是什么呢？福山從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汲取了靈感，認為歷史的前進動力是一種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認要求”。人不僅在社會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為人加以承認。這種被福山視為人性的“承認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與物質利益無關，與人的自保本能也無關。為了獲得他人的承認，人甘愿冒生命危險從事于追求承認的血戰，由此產生人與人之間的主人—奴隸關系。在他看來，這種主人（統治）—奴隸（奴役）關系開創了歷史并貫穿歷史的始終，而造成這種關系的“承認要求”則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整個歷史中各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都是這種“承認要求”的體現：君主制承認一個人（國王），貴族制承認一些人（統治階級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認所有人（公民）。

在“承認要求”這種精神欲望的亢奮、擴張乃至發展為自大狂中，在由此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和斗爭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沖突和戰爭中，福山所描述的歷史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和進步。最終，一個“普遍的同質國家”出現了，它用法律規則確認了人人平等，一勞永逸地滿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認要求”，從而歷史就此終結了。“在歷史終結處顯現出來的普遍同質國家可以被看作依賴于經濟和承認要求這雙重梁柱，趨向于它的人類歷史過程既為近代自然科學的進步所驅動，也同樣為要求承認的斗爭所驅動。”[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認為，冷戰結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內部，基本的政治問題或意識形態問題都被解決了，而且今后也不會有無法解決的重大問題；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與之競爭的其他意識形態，并且將來也不會出現這樣的意識形態，“我們不能給自己描述一個本質上不同于現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內無壓力外無對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幾個世紀以來由意識形態所主導的沖突和戰爭將永遠消失，人類再也沒有價值選擇了，當然再也不必為意識形態之爭而犧牲了。由此福山宣布：歷史已經終結，世界將進入后歷史時期。

福山的歷史辯證法是一個圓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Man），才有了歷史和進步；現在歷史已經終結，人從而變成了“最后的人”（theLastMan）。

福山在宣稱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獲得了勝利時，喜悅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對“最后的人”時，他心中卻充滿了悲涼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遠失去了為實現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犧牲和奉獻：“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險的戰斗精神，他因曾歷經滄桑而厭倦——驅使人們英勇戰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續歷史證明不過是愚蠢的偏見，他認識到了歷史充滿了無意義的戰斗，同時又感到內心空虛：“最后的人”失去了對抽象價值的追求，而滿足于直接價值的體驗——沉溺于物質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來，人與動物相脫離而成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們重新變成了動物”。[13]歷史又回到了它的出發點，“后歷史”同時也是“前歷史”。

福山的歷史觀有兩根支柱，即政治和經濟。那么這兩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福山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基礎是什么？這個支撐著政治、經濟以及整個歷史的基礎就是人性。福山信從柏拉圖，認為人性有三個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們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經濟發展的人性根據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現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實現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經濟進步的實質是在理性指導下以最有效的方式來最大程度地滿足人的欲望。政治發展的人性根據是精神，精神追求產生價值、信念和理想，產生各種意識形態，并驅使人們從事為之獻身的戰斗。因為福山錯誤地將人性當作整個歷史發展的基礎，錯誤地將精神視為整個人性的本質，所以，在他毫無根據地斷言歷史已經終結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稱人已經成為“最后的人”。

四、后歷史主義的歷史觀

福山對歷史的理解是黑格爾式的，與統治英美的盎格魯——薩克遜傳統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結論，他對后冷戰時代的看法，與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對冷戰結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悅情緒的一種理論表達。

作為關于后冷戰時代的一種政治哲學或歷史哲學，福山的思想存在著許多嚴重問題。

首先，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從論證到結論始終貫穿著強烈的“西方中心論”。第一，他的理論完全依據于西方的發展模式，他的觀點依賴于西方的歷史經驗，但他卻將西方的發展模式提升為普遍的絕對的真理，將西方的現存政治制度確定為永恒的“普遍的同質國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論”的偏見，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級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級的。特別是價值體系方面，他認為只有西方的意識形態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識形態都是狹隘特殊的。第三，他將西方的政治發展認定為唯一正確的模式，現代化就是西化，現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類將要達到的終點。實際上，通向現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條，東亞的現代化過程就是一個明證。

其次，福山的歷史觀是極端唯心主義的。表面上，他將歷史發展置于經濟和政治這雙重支柱之上，經濟為科學技術所推動，政治則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實際上，他所說的歷史發展僅僅是精神的發展、觀念的發展和意識形態的發展。一方面，他將經濟與政治完全分開，政治發展與經濟毫無關系，政治是一種純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識狀態的外在化和客體化。另一方面，他又把價值觀念當作衡量歷史的唯一標準，將精神視為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將政治制度看作歷史前進的基本標志。一句話，精神代表了歷史的全部。沒有精神，歷史也就“終結”了。

最后，福山的“歷史的終結”意味著歷史主義的終結。他本來從黑格爾的歷史主義中汲取了靈感和思想推動力，但是，當宣布“歷史已經終結”之后，他便拋棄了歷史主義。他的歷史觀是后歷史主義的：歷史已經進入后歷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識形態爭論，不再有需要加以解決的“大問題”。后歷史猶如一潭死水，正如卡爾·曼海姆在《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結尾處描述的一樣。但是，歷史現在畢竟沒有終結，將來也不會終結。因為只要人類存在，就會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價值體系（意識形態），從而，人類也就永遠會相互爭論按照什么觀念去開創歷史。

注：

[1][2][3][4][5][6]福山：《歷史的終結？》，載于美國《國家利益》雜志，1989年夏季號，第4頁，第5頁，第6頁，第4頁，第5頁，第5頁。

[7][8][9][10][11][12][13]福山：《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美國自由出版社，1992年，第73頁，第73頁，第79頁，第134頁，第204頁，第46頁，第3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