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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被認為是研究世界和人類社會最根本的，最重要問題的學科。哲學對其它科學的發展和人類思想、思維、認識和行為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哲學會對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想法提出質疑，并在對思想的拷問中得到升華。在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哲學思想的具有統攝其他科學的地位。而經濟學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從一個特殊角度研究人的行為(不管是作為個體還是集體表現出來)的科學。經濟學的這種研究領域的擴展一方面使人們認識到經濟學的強大力量，另一方面有人認為這是經濟學帝國主義。無論關于經濟學逐漸在國內成為顯學有如何的評價，經濟學的方法都可以是，但不是唯一的，研究人的行為，研究社會現象的手段。哲學和經濟學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的經濟理論本身就是關于經濟的哲學思想，很多經濟學家同時是哲學家。即使經濟學作為獨立的學科發展起來后，哲學關于經濟起源的研究，經濟制度的建立，經濟學研究的起點以及經濟研究的方法論都具有指導意義。國內關于哲學和經濟學關系的研究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有的學術機構專門設立了經濟哲學研究中心，①近年以這一主題研究著述大量涌現。②2008年和2009年在中國社科院的科研機構的組織下，連續舉行了兩次以經濟學和哲學對話的全國學術研討會，③可見學者沒對這一研究主題的重視。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用哲學觀點來指導經濟學的發展，尤其馬克思主要哲學觀點，反過來很少有用經濟學方法來研究哲學相關問題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如前述的關于哲學和其它科學關系的普遍認識，另一方面是因為哲學本身是一種思想不是具體的人類活動。雖然如此，但是哲學研究，哲學思想影響下的人的行為則是人類活動，這些活動可以從經濟學的角度加以分析。本文試圖要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簡略探討一下西方近代哲學研究向認識論轉變的相關問題。

基本假設及哲學研究的經濟性為了方便論述，這里首先假設哲學是一種產品。哲學是一種極為特殊的人類社會在一定階段不可或缺的產品。它通常情況下并不直接的影響人的行為而是通過影響研究、傳播、學習它的人而影響人們的思想、世界觀和人生觀，最后才反映在對人的行為方式的影響上來。于是本文將把近代西方哲學看作一種隱性的“思想制度產品”。又假設哲學是一種公共產品，一個人消費這種產品不會對其它人對該產品的消費造成影響，人們獲得這些產品的成本忽略不記(哲學公共產品是由哲學家和其他傳播者，比如國家，提供的，但如果在中世紀相信反經院哲學的思想并不是無成本的)。哲學之所以具有公正產品的性質是因為哲學觀點、哲學思想也是屬于人類的知識或者認識系統的內容，人類的各種知識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產品的特性。單就哲學觀點和哲學思想的具體而言，其表現形式是各種哲學論述及其論著，由于哲學論著論述的問題和特殊的哲學語言系統等原因使得能夠直接閱讀哲學論著，理解哲學思想的人群相對來說很狹小。這導致哲學這種思想制度產品的提供過程中存在比較嚴重的信息不完全問題。但是，這并不妨礙哲學對更廣泛人群的影響，因為解決這種信息不完全的方法是尋找溝通信息的人，哲學人就是受哲學直接影響的人。他們會根據個人或者社會的需要對哲學的某些內容進行較通俗的解讀，用更多人能夠理解的語言體系“翻譯”哲學論著。雖然這種翻譯和解讀不可避免的會存在偏差，④但其對更多人(包括又人組成的各種團體組織)的思想意識，進而使行為方式產生了影響。哲學的影響擴散到了更廣泛的人群，表現出來公共產品的特點。最后是關于哲學家的假設。哲學家是哲學思想和哲學觀點的生產者。他們在哲學問題的研究過程中經常會面臨物質需求無法滿足，研究成果不被認同，甚至是宗教迫害等情況，哲學家的個人行為也和多數人有很大差別，但這并不能說哲學家不滿足經濟人的假設。大部分哲學家無論其和普通人所關注的滿足需求的方面有多大的差異，他們都希望自己的哲學思想，哲學觀點能為世人接受，能夠影響后世，甚至能夠影響整個人類。這部分哲學家會主動著述，并成為了哲學觀點的生產者。無論是第一種還是第二種哲學家，均是經濟理性的，只不過其需求、效用評價和偏好與普通人有差異而已。因此本文假設對于對西方近代哲學做出過貢獻的哲學家都符合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的基本假設。

西方近代哲學研究向認識論轉變的原因從歷史角度來看，中世紀的經院哲學產品完全是為神學服務的。經院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至高無上的完美的主體———上帝，人不被重視。在這種背景下，經院哲學成為了一種神學工具，教會壟了的哲學產品的提供，同時是解讀哲學的壟斷人，人們被迫消費這種公共思想制度產品。這種哲學公共產品的消費使得人們思想被禁錮，人性被抹殺，而消費這種產品的主要收益便是避免教會的迫害。教會以上帝的代表自居享受著壟斷這種產品帶來的巨大收益:經濟上集中了大量的土地，獲取了大量的物質資源和貴金屬，政治上凌駕于傳統政治體系之上，因為經濟和政治上的收益，進而社會地位空前提高。然而資本主義的萌芽，生產關系的變更的背景下，人們開始對私有財產熱烈追求。人們對私有產權重視的行為，對一種新的哲學思想制度產品的消費提出了要求，這種哲學思想應該迎合和指導私有產權的發展。教會在哲學產品提供上的壟斷生產者的地位將受到新的哲學產品的挑戰。“文藝復興”無疑是恰到好處的一場人的解放運動。正是這種思想制度產品的變更影響了西方近代哲學的研究方向向認識論轉變。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自然科學的進步，人們開始注重人類自身的問題。人們對哲學思想的生產者提出了新的需求，哲學家如果還在研究本體論的問題，那么他的最大成本便是花了畢生的精力而成果不再受到重視，其哲學思想不會受到認同，不會對后世產生影響，因為人們需要新的思想制度安排去指導活動。雖然這不一定與直接的經濟利益相連———哲學本身不一定會因形勢的變化而認為某種問題不再重要，但是大部分哲學家的研究行為和研究主題會因為對哲學思想的需求變化而產生變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了人們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行而上學的觀點已經沒有了市場，哲學家們不得不開始用發展變化的觀點看問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分工、雇傭勞動的推行使社會矛盾尖銳突出，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緊迫感受到矛盾的普遍存在與不可避免———把矛盾的滲入到哲學中。哲學家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使其哲學研究迎合了當時人們對思想制度產品的需求，他們的哲學思想因受到了廣泛認同和接受而實現了自身效用的最到化。培根、笛卡爾、康德、黑格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認識論的問題而成為有重要影響的哲學家，不僅滿足了個人對哲學研究的需求，還產生了長期的外部效應。一方面社會形勢和歷史背景發生了變化，需要新的思想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這種形勢下思想制度產品的提供者致力與新的哲學公共產品的生產。有新產品的需求和供給，認識論的哲學制度產品開始大量生產和更新，經院哲學壟斷地位受到挑戰，于是出現了西方近代哲學研究向認識論轉變。

西方近代哲學研究向認識論轉變的影響西方近代哲學的這種向認識論轉變的影響又是什么呢?首先，根據本文的假設，這些哲學制度產品是公共產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選擇其所需要的哲學公共產品來指導自己的思維和行動。這種選擇行為不會減少其它人的選擇機會，不具有排它性。在當時，從單個人來講其選擇成本來自于消費這種產品帶來的與選擇并消費其它不同思想制度產品的人或組織(教會、封建政府)在思維、行為方式上的對抗和沖突。而其收益便是實現與代表新生產力階級的認同感，并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強調人的因數中不斷積極進取，創造私人財富而獲得的間接效用。從資產階級整體上而言，這種新的思想制度安排，促進了思想解放并增強了其認識和征服世界的能力，這種改變影響了社會總的偏好傾向，對整個資本主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正如本文基本假設所論述的，西方近代的哲學家即使主觀上沒有想將其哲學思想作為哲學公共產品提供給世人(后人)，或者更看重個人追求真理所獲得的滿足，但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哲學家們的思想也都不同程度的產生了積極影響。無論如何這些哲學家在這次研究向認識論轉變的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哲學思想對于正在追求解放，崇尚自由的資產階級產生了正的外部效應。

西方近代的哲學家的研究主題由本體論轉向了研究理性、研究感性、研究認識等哲學問題。在研究的過程中，哲學家的哲學論著作為記錄、表達和傳播其哲學思想哲學觀點的手段。這些論著的內容不是淺顯易懂的，導致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因此其對社會大眾的影響不是直接的。但是，正是在資本主義萌芽并不斷發展的歷史條件，對于新的哲學制度產品的需求催生了西方近代哲學。西方近代哲學(雖然各哲學家各流派的影響不同)如果看作一種思想制度產品正好迎合和滿足了這種需求，它打破了教會壟斷生產哲學產品的格局，給需求他的人們和后世帶來了正的外部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