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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來，臺灣經濟告別了過去的高速增長，形成了較為穩定的中速增長局面。而對21世紀初期10年臺灣經濟增長的趨勢，海峽兩岸相關機構與專家也大都預測能維持4%-6%的中速增長。[1]但是，2001年，臺灣經濟驟然轉變為負增長，為近50年來首次。這不能不引起海峽兩岸的高度關注與重新思考：究竟這次臺灣經濟嚴重衰退是在國際經濟衰退背景下出現的偶然情況，還是意味著臺灣經濟中速增長時期已結束？未來臺灣經濟增長趨勢又將如何？為了解答這些問題，首先需要探討導致臺灣經濟由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速增長的相關因素，進而分析這些因素在新形勢下的發展變化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后才有可能較客觀地評估未來幾年臺灣經濟的增長速度。本文將按這種思路框架作初步的研究，以就教于大家。

一、高速增長時期結束的原因

與過去30年相比，20世紀90年代臺灣經濟增長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征。其一，經濟增長由過去的快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在經濟發展“黃金時代”的60年代，經濟增長速度年平均達到10%;70-80年代仍保持較快增長速度。1971-1980年，年平均增長率為9.4%,1981-1990年，年平均增長率為8.1%。90年代（1991-2000年）臺灣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則降為6.3%，明顯轉入中速增長時期。其二，經濟呈較穩定增長態勢。70-80年代臺灣經濟雖然平均增長速度較快，但受兩次世界石油危機的影響，各年增長幅度波動較大，20年中有9年經濟呈兩位數增長，其余為個位數增長，其中1974年增長率僅1.2%,1975、1982年分別為4.9%與3.6%。進入90年代以來，臺灣經濟除了1998年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增長率為4.3%較低外，各年經濟增長率維持在5.7%至7.6%之間，表現出較穩定的中速增長趨勢（參見表1與圖1）。

表1臺灣歷年經濟增長率單位：%

1234567890平均

1951-1960129.39.58.15.57.46.77.76.37.6

1961-19706.97.99.412.211.18.910.79.28.911.410

1971-198012.913.312.81.24.913.910.213.68.27.39.4

1981-19906.23.68.410.6511.612.77.88.25.48.1

1991-20007.67.577.16.46.16.74.65.766.3

1951-20008.4

資料來源：臺灣“行政院經建會”：《TaiwanStatisticalDataBook1990》，臺北，1991，第23-24頁；

臺灣“行政院經建會”：《TaiwanStatisticalDataBook2000》，臺北，2001，第41-43頁；

臺灣“經建會”：《“自由中國”之工業》，2001年第4期，封面內頁。

附圖

圖1各年代經濟增長走勢

資料來源：同表1。

臺灣經濟之所以難以再持續高速增長，主要是因為自80年代中期起臺灣內外經濟環境均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往有利的因素與條件明顯失去，臺灣社會經濟進入轉型時期。關于這方面已有較多的研究，但為了以下行文的方便及全文的完整性，這里仍作一概括論述。8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經濟環境對臺灣不利的因素主要有：其一，美國對臺灣的貿易壓力日益增長。美國長期是臺灣最大的出口國，但隨著臺灣對美順差的不斷擴大，臺灣成為美國施加貿易壓力的主要目標之一，臺灣在被迫逐步開放島內市場的同時，新臺幣大幅升值，新臺幣兌美元匯率由1985年的39.9:1持續升值至1992年的25.4:1，升值幅度達36.3%，結果使臺灣許多傳統出口產業失去國際競爭力。其二，世界經濟區域化的加速發展，使臺灣主要外貿市場面臨更大挑戰。繼1993年歐洲統一大市場正式成立，1994年北美自由貿易區生效實施，東盟自由貿易區也在1993年啟動運行。各類地區經濟集團都具有對內互惠、對外排他的雙重經濟功能，這種排他性對臺灣傳統的外貿市場產生了很大影響。其三，在國際市場上，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對臺灣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80年代以前，臺灣出口導向經濟具有“搶先”優勢，80年代之后，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也以自身的優勢大力發展出口工業，加入國際市場競爭，臺灣傳統的勞力密集型出口產品受到嚴峻挑戰。90年代以來這種趨勢更加明顯。總之，過去10多年國際經濟格局的演變，使臺灣經濟陷入所謂前有強敵阻擋，后有追兵壓力的“夾殺的困境”。

與此同時，臺灣內部環境亦發生劇烈變化，制約了臺灣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1)經濟環境的改變。勞動力這一重要的基本生產要素，在過去二三十年是臺灣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最大優勢。但80年中期以來，一方面，隨著勞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工業的迅速發展擴張，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矛盾日益加劇；另一方面，在平均國民所得水平提高，而社會風氣又轉趨投機享樂環境下，年青人不再愿意從事較艱苦的體力勞動，這就更突出了工業特別是制造業勞力短缺的困境。臺灣的工資水平因此大幅上升。結果，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競爭力下降。臺灣土地的價格在80年代下半期也出現暴漲情況。臺灣土地面積原本有限，隨著工業的迅速發展，加上相關土地政策的限制，工業用地供不應求的矛盾已日趨突出。80年代中期起，由于總體經濟失衡，泡沫經濟產生，房地產價格更是急劇高漲。這種狀況加劇了工商業用地的緊張，廠商經營成本大幅上升。

(2)政治環境的改變。自80年代中期臺灣取消“戒嚴法”、開放黨禁報禁以來，臺灣政治也進入了轉型時期，經濟發展受到非經濟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首先，隨著臺灣政治體制由強權政治向多黨政治的轉換，島內各種政治利益集團的對立斗爭日趨尖銳，政局動蕩不安，影響民間投資意愿。其次，臺灣在社會與政治日趨多元化后，原有的經濟管理體制無法適應形勢發展，當局對經濟的管理混亂無力，行政效率低落。第三，在臺灣政治轉型過程中，金權政治與黑道問題日趨泛濫。財團與黑道勢力不僅滲透“立法院”，影響經濟決策，而且直接介入各個公共工程項目。黑金政治在直接侵蝕臺灣經濟肌體的同時，更造成治安惡化，社會秩序混亂，使投資者失去信心。

(3)社會環境的改變。戰后臺灣長期累積并被壓制的各類社會矛盾隨著強權政治體制的解體也不斷爆發出來，影響較大者如環保運動、勞工運動等，轉型中的臺灣經濟因此又增加了一重困難。總而言之，80年代中期以來臺灣經濟、政治與社會均進入轉折時期，經濟發展受到的沖擊與挑戰是全方位的，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條件已經失去。

二、穩定中速增長的動力來源

內外環境的巨大變化使臺灣經濟無法繼續維持高速增長，關于這一點人們較容易取得共識。但面對全方位的沖擊與挑戰

，臺灣經濟并沒有急劇衰退，而是維持了較穩定的中速增長水平，其原因何在？換言之，其穩定中速增長的動力為何？對此人們似乎關注得并不多。事實上，與過去30年相比，90年代臺灣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下降，但與同時期相類似的經濟體相比，臺灣經濟的增長速度并不慢。70年代末同樣被世界公認為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的墨西哥、巴西及阿根廷三個拉美國家，1990-1998年，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5%、3.3%及5.3%，而同期臺灣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是6.5%。即使在亞洲“四小龍”中，臺灣亦排名第二，1990-1998年新加坡、韓國及香港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0%、6.2%及4.4%。[2](P337-338)認清支撐臺灣經濟穩定中速增長的動力來源，不僅可以加深對90年代臺灣經濟發展的認識，而且有助于把握未來臺灣經濟增長的趨勢。

（一）產業結構調整，以電子信息業為主的高科技產業成為臺灣經濟增長的新支撐點

面對新臺幣大幅升值、勞工成本上升及土地價格高漲等一系列巨大壓力，臺灣傳統的勞力密集型產業逐步失去發展的比較利益，無法有效地支撐經濟持續發展，但在此過程中，臺灣的產業結構逐漸調整升級，轉向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以電子信息業為主的高科技產業發展迅速，較順利地取代傳統的紡織、塑膠等成為經濟增長的新支撐點，這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內外形勢劇烈變化對臺灣造成的強烈沖擊，使臺灣經濟還能維持中速增長。

1.電子信息產業成為臺灣產業的主流

80年代中期以來，在臺灣當局的大力扶植下，加上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電子信息產業蓬勃發展的刺激，臺灣以電子信息業為主的高科技產業發展迅速。以1996年為基期（指數為100），1990-2000年，臺灣的制造業類指數由76.37提高到129.87，增加53.5個百分點；而其中，電機電子器材業指數則由55.37提高到185.43，增加130.06個百分點，增長速度遠高于制造業的總體水平。[3](P166-169)電子信息產業在制造業中的地位相應快速上升，成為制造業的第一大產業。1987-1998年電子信息產業占制造業的比重由16.89%提高為30.26%，在四大類制造業中的比重從末位升至首位；而同期傳統民生工業則從首位降到末位，所占比重由31.52%下降為17.54%。2000年電子信息產業占整體制造業產值的比重持續提高至37.8%。[4](P173)[5](P13)

2.電子信息產品成為臺灣出口增長的新支柱

伴隨著臺灣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電子信息產品出口迅速增長，從80年代中期起，電子信息產品取代紡織品及其相關產品成為臺灣第一大出口商品。2000年臺灣電子、資訊與通訊產品出口512.5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4.54%，而紡織品出口152.19億美元，所占比重僅為10.25%。[6]

3.技術密集產業成為臺灣勞動生產力提高的主要來源

從勞動生產力角度觀察能夠更直接看出，以電子信息業為主的技術密集產業是90年代臺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據臺灣“經建會”專家的研究分析[7]，1991-1999年臺灣經濟增長率平均為6.5%，就其增長來源構成看，勞動生產力增長5.1%，就業增長1.4%。而臺灣勞動生產力仍能維持5.1%的增長水平，主要因為技術密集工業勞動生產力大幅增長，促使制造業勞動生產力持續提升。1991-1999年臺灣技術密集工業勞動生產力持續平均增長7.4%，而傳統工業及基礎工業勞動生產力平均增長率則分別下降至2.5%及4.8%，由于前者的明顯提升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后者的下降，使制造業勞動生產力增長率平均達5.3%，高于整體勞動生產力的增長水平。

（二）兩岸經貿關系的迅速發展成為臺灣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動力

自80年代中期起國際經貿格局的變化使臺灣傳統的出口市場受到嚴峻的挑戰，出口增長減緩，經濟增長速度因此受到影響。與此同時隨著兩岸經貿關系的恢復發展，兩岸逐步形成了互補互利、日益緊密的經貿合作格局，大陸市場成為支持臺灣經濟發展新的越來越重要的動力來源，具體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祖國大陸成為支持臺灣經濟增長的極其重要的出口市場

如上所述，80年代中期以前，臺灣主要是以美國市場空間來支持其經濟發展的，但隨著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臺灣對美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到2000年占總額的23.5%。與此同時，兩岸經貿關系的迅速發展，使臺灣較順利地實現了發展空間的轉換，祖國大陸市場逐漸成為支持臺灣經濟發展的主要市場空間。2000年，臺灣對祖國大陸出口額（不含香港市場）達261.6億美元，占臺灣出口總額的比重上升為17.6%，大陸市場追趕美國市場進而將成為臺灣最大出口市場的趨勢已十分明顯。[8]

2.兩岸經貿關系的發展加速了臺灣產業結構的轉型

臺灣產業結構能夠從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向以技術及資本密集產業為主轉變，在相當程度上也得益于祖國大陸市場的支持。在臺灣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祖國大陸成為臺灣轉移勞力密集產業的最主要基地。那些在島內不具競爭力或已失去優勢的產業，由于在大陸尋找到了生存發展的新機會，所以沒有遭遇倒閉破產的命運，沒有拖欠銀行債務而增加其呆賬，臺灣產業轉型因此得以較為順利進行。

在另一方面，到祖國大陸來投資設廠的臺商，其生產所需的機器設備、零配件、原材料等，有許多仍自臺灣進口，而這些產品大多屬于重化工業及技術密集產業產品，這就進一步刺激了島內相關重化工業及技術密集產業的發展，推進臺灣產業的轉型過程。90年代中后期，祖國大陸又開始承接臺灣較為成熟的電腦及半導體等產業。

3.兩岸經貿關系的發展保證了臺灣維持較雄厚的外匯儲備

1997年臺灣抵御亞洲金融風暴的強有力后盾，是其擁有較雄厚的外匯儲備，而臺灣對大陸貿易連年大量順差則是臺灣外匯儲備增加的最大來源。從1993年起臺灣對大陸貿易順差額每年均超過其總體貿易順差額，也就是說若無對祖國大陸貿易順差，臺灣總體外貿將呈凈逆差，以2000年的情況來看，臺灣總體外貿順差額僅83.1億美元，而對祖國大陸順差額則達204.5億美元，后者比前者多121.4億美元。顯而易見，倘若沒有穩定的祖國大陸市場，臺灣國際收支經常賬項不可能維持順差，其外匯儲備也將大打折扣。

（三）公共投資的較快增長彌補了部分外需與民間投資的不足

面對內外經濟環境劇變所引發的內外需求均呈不足的狀況，臺灣當局從80年代末起加速推動公共建設投資，1991年起又實施規模空前龐大的“六年建設計劃”，大力推動各項重大公共建設工程。80年代末期以前，臺灣“政府”固定投資占總固定投資的比重基本在20%下，1989年達21.3%后逐年上升，1994年升至29.8%。公共投資持續擴大，帶動了內部需求的擴張。1986-1990年臺灣內部需求占國民生產總值的平均比率為86.4%，到1994年這一比率已提高到96.9%。[2](P56)90年代上半期臺灣經濟維持中速增長，當局固定投資的持續增加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財政困難及公共工程執行進度落后等原因，臺灣當局公共投資的增長逐漸減緩，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相應減弱。

三、穩定中速增長面臨嚴重挑戰

20世紀末期以來，臺灣內外環境進一步發生新的劇烈變化，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明顯增加，而經濟自身積累的結構性問題也日益突出與激化。在此背景下，近10年來支撐臺灣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呈現弱化趨勢，臺灣經濟穩定中速增長因此面臨嚴重挑戰。

（一）制約經濟增長的非經濟因素急劇強化

2000年3月臺灣島內政權發生50年來的首次改變，它使非經濟因素對臺灣經濟發展的沖擊作用急劇強化，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政局動蕩加劇，投資環境加速惡化。政權改變的結果是，執政長達半個世紀的國民黨成為在野黨，而代表民進黨的陳水扁以微弱多數當選為新領導人。這種政治結構的劇烈變化導致島內各種政治矛盾與斗爭空前激烈，“朝野”之間展開了無休止的政爭，政局陷于一片混亂。雖然在2001年12月選舉之后民進黨成為“立法院”第一大黨，并主導組成了新“內閣”，臺灣當局的執政困境有所緩和。但民進黨執政基礎并無根本性的改善，政局繼續動蕩不安的根基依然存在。臺灣的投資環境在此背景下加速惡化，一方面，政黨利益、鞏固或奪取政權是臺灣當局與各政黨的首要目標，2002年底臺北、高雄兩市市長的選舉以及2004年的所謂“總統”大選等是他們關注的焦點，對于所謂“知識經濟發展方案”、“綠色矽島經濟發展藍圖”、“全球運籌中心”以及“經發會”共識等經濟發展規劃，盡管一個接一個提出，實際上卻無心也無力予以推動，大都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另一方面，財經施政效率低下的問題進一步惡化。兩年來“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間、“立法院”內各黨派之間，基于不同的立場與利益，相關斗爭持續不斷，財經施政效率因而成了犧牲品。島內外投資因此裹足不前，產業外移趨勢也不斷加速。其二，兩岸關系緊張，加劇臺灣經濟困境。過去臺灣經濟發展能夠得益于兩岸經貿關系，在根本上是基于兩岸有一個相對和平發展的環境。由于主張“臺獨”的民進黨執政，兩岸和平的環境面臨著嚴峻的威脅。在政治上，臺灣當局至今對兩岸原有過的“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一直不予承認，導致兩岸關系日趨緊張。在對大陸經貿政策上，迫于強大壓力，臺灣當局已于2001年底宣布將“戒急用忍”調整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但在實際行動上仍處處制肘兩岸經貿的正常往來，特別是對臺灣工商界迫切要求的兩岸直接“三通”堅持不開放。這種態勢使已陷于困境的臺灣經濟雪上加霜。兩岸政治關系緊張加劇，和平環境受威脅，造成海內外對臺灣前途產生信心危機，嚴重打擊了民間投資與消費的意愿。同時，“三通”作為兩岸經貿關系最核心的部分無法突破，兩岸經貿關系的發展因此無法由量變上升到質變的階段，持續支持臺灣經濟的作用相應受到很大制約，臺灣也在歲月的蹉跎中延誤了產業再升級的時機，競爭優勢加速流失。

（二）國際經濟景氣衰退的沖擊

海島型的臺灣經濟對國際經濟，特別是美國與日本經濟的依賴性強。如上所述，8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動使臺灣經濟陷入所謂“夾殺的困境”，但在90年代臺灣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則受惠于美國新經濟的持續增長。自2001年起，由于高科技產業供需的失衡，美國經濟在經歷了10年繁榮后終于由盛而衰，股市持續重挫，經濟增長逐季下滑，全年經濟增長由上年的4.1%下降為1.1%。盡管2002年以來美國已扭轉了經濟增長持續下滑的局面，其他一些經濟指標也露出經濟復蘇的跡象，但綜合各方面情況看，許多權威經濟學家對美國經濟能否很快復蘇仍不太樂觀。美國經濟這種衰退或不景氣的局面對臺灣經濟的沖擊效應是極其明顯的，在一個層面上，臺灣直接對美出口占臺灣出口總值的1/4，另外約有1/3對祖國大陸與其他東亞國家的出口，其最終產品的主要出口市場也是美國。美國經濟衰退直接影響臺灣的出口，進而影響生產及經濟的增長；在另一個層面上，目前臺灣經濟增長主要是依賴電子信息等科技產業帶動，而美國高科技產業景氣的衰退，高科技股價的下跌，與美國關系緊密的臺灣科技產業難免不受沖擊，并直接影響臺灣股市上的科技股，臺灣股市與金融的穩定因而受到沖擊。2001年臺灣經濟衰退之所以特別嚴重，一個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這次由美國經濟衰退引發的全球經濟不景氣何時復蘇及復蘇的力道，仍然是未來臺灣經濟增長走向的變數。

（三）經濟自身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

進入21世紀以來，臺灣經濟在備受內外環境劇變沖擊之下，經濟自身積累的結構性問題也日益突出與激化，而這些問題正是制約未來臺灣經濟增長速度的根本性因素。

首先，臺灣產業結構面臨再次調整升級的強大壓力。雖然90年代電子信息產業成為臺灣產業的主流，并在相當程度上支撐了臺灣經濟的中速增長。但是臺灣所形成的這種產業結構卻有明顯的脆弱性：其一，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對外依賴性強，特別是對美、日的依賴。由于研究與發展的投入不足，技術自主性不高，臺灣信息電子業的關鍵零組件及中間原料大量依賴從日、美進口。這種對外依賴性，使臺灣仍無法擺脫以前的加工出口生產模式，即委托加工生產(OEM)與委托設計生產(ODM)的“代工”模式。這種生產方式不僅產品的附加價值較小，高科技產業的高收益優勢不明顯，而且生產上較為被動，易受制于委托國，此外，其生產的地位也容易被后起的發展中國家所取代。與此同時，臺灣以電子信息為主的高科技產業的出口市場又嚴重依賴美、日等國，受其景氣波動影響大。其二，產業升級呈單一性。在臺灣產業結構調整中，不僅傳統產業升級速度緩慢，高技術產業與傳統產業的落差大，而且高技術產業內部發展也極不平衡。除了信息、半導體工業發展較快外，其他高技術產業，如航空工業、生物技術、消費電子工業、醫療保健工業及環境保護工業等則發展較慢。這種產業升級的單一性，造成臺灣新的經濟增長機制脆弱而無可持續競爭優勢，一旦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受阻，整體產業便失去支柱力量。2001年以來，美、日經濟衰退之所以會對臺灣造成特別大的打擊，臺灣產業結構的脆弱性顯然是其深層的原因。因此，臺灣產業結構已面臨進一步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而這一過程將是極其艱難的，也是長期的，在完成這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前，原有高科技產業對總體經濟增長的支撐力將呈弱化趨勢。

第二，當局財政收支惡化趨勢加劇。臺灣財政從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財政赤字不斷擴大。2000年政權變化以來，財政惡化的窘境更為加劇。收入方面，總體經濟增長放慢甚至衰退，稅收減少。2001年全年稅收較上年減少6.8%。而同時，新執政當局為了兌現選舉諾言及刺激景氣需要，又采取一系列減稅或免稅政策，如土地增值稅減半二年、制造業新增投資免征5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等。支出方面，當局既要承諾競選時開出的社會福利“支票”，推行首次購屋者低利貸款、老人津貼等措施，又要大幅增加軍費支出用以采購軍備，從而使財政支出急劇擴張。財政入不敷出的局面愈益嚴重。2001年臺灣當局財政赤字總額占GNP的比率達3.5%，已超過國際上3%的財政危機標準。臺灣當局財政赤字總額占當年財政支出總額的比率為19.2%，換言之，財政支出近五分之一的財源是依靠舉債而來。逐年擴大的赤字累積導致臺灣財政的債務負擔迅速提高，2001年臺灣當局債務余額年增長率為12.0%，債務余額占GNP的比率由2000年時的25.3%上升至28.5%。[9]財政狀況的急劇惡化不僅影響臺灣經濟金融的穩定，而且極大壓縮了通過擴大公共投資來拉動內需的空間。2001年臺灣當局實施“8100，臺灣啟動”等的擴大內需方案，成效甚微，關鍵原因即在于此。2002年5月臺灣當局又宣布將推動規模新臺幣2.65萬億元的“六年發展重點計劃”，同樣將難以避免這一結局。

第三，金融體系潛伏危機。臺灣金融問題積弊已久，而2000年島內政權變化以來，政局動蕩不安，財經施政混亂，更使金融問題雪上加霜，金融不但無法支持總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反而成為嚴重的阻礙力量。(1)股市持續重挫，泡沫經濟危害加劇。由于股市秩序混亂，市場機能不健全，再加上國際股市的影響等因素，臺灣股市一向是暴漲暴跌、泡沫性極強的市場。2000年臺灣股價加權指數由年初的10202高點下跌到年底的4614低點，跌幅高達54.8%。2001年股價指數在2月中旬短暫反彈到6000點后，便持續下滑至9月下旬突破3500點大關，低達3411點，此后逐漸反彈，12月指數為5264點。2002年以來股價指數在5000點上下動蕩。臺灣股市泡沫的破滅，對總體經濟造成劇烈的沖擊，不僅大量廠商資金被套牢，出現資金周轉困難與財務危機，而且股市大幅衰退造成民眾資產價值明顯下降，直接影響到民間消費水平。(2)金融機構經營環境持續惡化，體質更加脆弱。一是金融機構資產品質持續惡化。由于傳統產業與高科技產業均陷于不景氣，特別是房地產市場的長期低迷不振，使金融業授信品質不良的問題不斷加劇。與此同時，近年臺灣銀行大量從事股票質押業務，盲目擴張信用，使自身的財務狀況日益受制于股市的起伏，債務風險大大提高。2001年底全體金融機構逾期放款總額高達10870億元，平均逾放比率由2000年底的5.34%上升至7.48%，若加計應予觀察的放款額，逾放比率則更高達11.29%。[10]二是銀行放款與投資增長率持續低落。銀行資產品質不斷惡化大大傷害了銀行放款能力，同時也影響了銀行擴大放款的意愿，再加上經濟景氣衰退，企業投資活動萎縮，銀行放款與投資的增長率呈持續下滑走勢，2001年為-1.04%。貨幣供給額的年增率也相應明顯下降。銀行放款緊縮加劇，一方面難以滿足正常經濟增長的資金需求，另一方面則壓縮了銀行自身的獲利空間。

四、不穩定的中低速增長時代可能來臨

以上分析說明，進入21世紀后臺灣經濟發展中的制約因素明顯較過去10年增多，2001年臺灣經濟驟然衰退，固然有國際景氣衰退等外部因素的影響，但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臺灣內部政治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加劇。臺灣經濟持續10年的中速增長模式已受到嚴重挑戰，臺灣經濟的發展已進入了一個轉折時期。

那么臺灣經濟是否會步日本的后塵而陷入長期衰退呢？如果今后幾年緊張的兩岸關系激化、島內政局動蕩加劇，而臺灣當局各項經濟改革又毫無成效，那么臺灣經濟就有可能從此一蹶不振。不過，從目前的發展走勢看，短期內兩岸緊張關系嚴重激化的可能性尚不太大，島內政局也有可能在亂中緩慢趨向穩定，而當局也會被迫逐步推動相關改革。而且，雖然臺灣經濟積弊甚深，不利因素重重，但同時也存在著以下一些有利因素：

1.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盡管會對臺灣社會經濟各個層面造成不同程度的沖擊，但總體而言，臺灣正式進入國際經貿體制，將可以提高其經濟效率，帶動總體經濟增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臺灣對外經貿活動可不受歧視，享有最惠國待遇及國民待遇；可以參與制訂國際經貿規范，以維護自身利益；可以通過爭端解決機制處理經貿糾紛，以保障公平競爭；可以通過市場機制，提高島內資源配置效率，進而促進產業升級；可以增進消費者利益，提高民眾生活品質。

2.臺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雖然面臨嚴峻的挑戰，但十幾年發展的積累，仍有一定的競爭力。在世界經濟論壇2001年10月發表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臺灣在反映經濟環境的當前競爭力指數方面全球排名第21位；但反映未來5年經濟增長前景的增長競爭力指數方面則排名第7位，其中科技水準指數排名為第4位。[11]

3.民間經濟活力較強。臺灣經濟過去發展比較成功，與其擁有相對較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彈性強靈活性高的中小企業、企業間生產分工細致周密等特色有關，這些有利因素現在基本依然存在。

4.兩岸經貿關系仍會在相當程度上支持臺灣經濟。這是因為盡管有重重的政治障礙，但兩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經貿關系勢將更加密切。

在上述條件之下，隨著國際經濟景氣復蘇，臺灣經濟增長率有可能在2002年走出負數局面后，未來幾年徘徊在3%-4%之間，呈不穩定的中低增長局面。臺灣當局在“六年發展重點計劃”(2002-2007)中規劃經濟增長率將超過5%，似乎過高估計了臺灣經濟增長的潛力。

收稿日期：2002-05-2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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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臺灣“經濟部”.經貿統計[EB/OL].www.moea.gov.tw,200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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