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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何玉付劉海燕工作單位：淮北職業技術學院

經濟增長方式是指推動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及其組合的方式，其實質是依賴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過什么途徑，怎樣實現經濟增長。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資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粗放投入實現的。建國60年來，我國GDP增長了10多倍，礦產資源消耗增長了40多倍。美國、德國、法國、印度等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一般在20%左右，而我國在很多年份都超過了40%。雖然我國政府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也積極倡導和推進企業從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但是，多年來，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甚至損害國家和民眾利益的情況一直沒有較大改觀。這與我們沒有找到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增長方式密切相關。因此，研究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增長方式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1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目標模式存疑

從粗放型到集約型轉變作為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模式，已經被世界許多學者和國家所接受。1986年蘇共27大確定“整個國民經濟轉向集約化軌道”的經濟發展方針；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我國也提出“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目標。雖然這一目標模式得到廣泛認同，但是，筆者認為還存在一些問題值得思考。第一，沒有實現“質”的規定性與“量”的規定性有機結合“。粗放型”和“集約型”更多地體現了增長方式“質”的規定性，而缺乏“量”的規定性。到底什么樣的要素配置才是“粗放型”或者“集約型”？至今沒有形成一致的認識。從“粗放”到“集約”只是一個方向，一個過程而已，而且這個過程永無止境。第二，沒有充分體現共性與個性的有機結合。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是很多國家都在追求的目標，但是，幾乎所有國家都沒有做到，并最終被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所累。第三，沒有實現動態和靜態有機結合。在把握經濟增長方式時，動態的、局部的觀點是十分必要的，今天的集約型方式在明天看來可能是粗放的，中國的集約型在美國看來可能是粗放的，所以橫向和縱向的比較只能表示差異和變化，很難據此下“粗放”或者“集約”的結論；另外，如果把數量主導視為粗放，質量主導視為集約，則幾乎沒有純粹的粗放或集約，因為數量與質量是共同演進的，數量擴張的外部性之一是質的改善。第四，沒有把握住戰略目標與戰術重點的有機結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要把勞動力從生產勞動中解放出來，并締造良好的生存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第五，沒有很好地將遠景目標與近期任務相結合。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我們描繪了經濟增長的美好前景。但是，再美好的未來也必須依靠完成好每一階段的歷史任務來實現。中國政府把轉變增長方式作為經濟工作的著重點，把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實現經濟增長速度、質量和效益的統一，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和發展成果，這是當前的緊迫任務，也是長期的奮斗目標。

2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三大選擇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中國確實是老話題了，上世紀90年代，我國政府就提出“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目標。然而，中國經濟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卻沒有轉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嚴峻的資源、環境現狀讓人們強烈地感受到，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的老路已經走到了盡頭，不轉變增長方式，資源難以支撐，環境難以承受，國際競爭力也難以提升。特別是本次金融危機對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影響很大，給我國經濟造成劇烈波動。這種依靠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來爭取其中很低的附加值，換取巨大貿易順差以及大搞建設，重復投資的宏觀政策產生了越來越嚴重的副作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不可能總是將經濟發展的動力維系于外部市場；一個“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政府，更不可能讓人民無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有鑒于此，我國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努力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三大轉變。第一，從依賴出口到激活內需的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際貿易發展迅猛，國際地位不斷提高，這是一件大好事。國家統計局報告顯示，2005年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5%，2007年，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提高到8.8%，世界排名躍居第二位。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出口需求急劇減少，經濟波動幅度加大。龍洲經訊咨詢公司認為，凈出口對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縮減一半。從經濟發展戰略角度來看，一個擁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國家把經濟增長維系于外部市場，而不是發展國內民生是不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性失誤？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經濟增速放緩，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人民幣升值以及勞動力成本提高等等都將增加出口行業成本，抑制出口快速增長。面對日益惡化的國際經濟環境，政府再次提出激活內需，這是具有經濟增長戰略意義的。因為在沒有內需支撐的情況下，外部需求萎縮，經濟下滑就不可避免。加上高漲的能源、原材料價格以及工資上漲推動企業投資成本上升，產能過剩又反過來抑制制造業投資增速下滑，僅僅在調整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上做文章，形勢不可能有實質性改觀。如果不能把解決民生問題落實到激活內需的行動中，這一戰略就會象十年前提出拉動內需一樣陷于流產。第二，從投資驅動到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轉變。長期以來，我國投資增長速度明顯高于GDP增長速度，也明顯高于消費增長速度。2001年至2006年，我國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為9.8%，而按累計法計算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高達21%。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00年的22.4%急速增加到2006年的41.3%，同期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由65.1%下降到39.2%。這種狀況使得消費與投資的結構性矛盾更趨突出，十分不利于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輪的增長主要是依靠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靠政府每年規模龐大的基本建設投資以及外資企業在中國持續增長的直接投資支撐，而不是靠私人投資，不是靠本土企業，這種發展模式現在已經出現危險。因為國民經濟增長對外資依賴程度越大，經濟的穩定性就越差，受國際環境的影響也越大；投資越是依靠財政，政府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就越趨于減弱。眾所周知，投資不是目的，但消費依賴于投資。因此，從投資驅動到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轉變，并不是否認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也不是大幅削減投資，關鍵是防止投資的過快增長，理順政府投資與私人投資的關系，調整投資方向，把投資方向與刺激消費緊密結合起來，密切注意投資增長與消費增長的不協調狀況，努力調整消費與投資的比例關系，促進消費與投資的結構調整，通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從根本上解決擴大國內消費的問題，協調消費與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關系。事實上，發揮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時機已經成熟。以2007年為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長17.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2.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上年增長15.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5%。隨著城鄉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特別是農民收入的較大幅度增長，會拉動消費需求的增長，進而促進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第三，從關注GDP到科學發展觀的轉變。GDP是“二戰”之后西方提出的一個衡量經濟總量的概念。現在看來這個指標并非完美無缺。因為GDP只能反映經濟總量，無法反映經濟質量，同時還由于其本身難免的大量重復計算，使越來越多的人產生懷疑，我國政府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就是對GDP的補充和修正。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而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內外需不平衡、國內需求結構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以及體制機制不健全等等，都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各種重大關系，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因此，只有以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增長，才能真正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才能破解經濟社會發展深層次的矛盾。

經濟增長不僅要講速度，更要講質量和效益。地方政府表現自己的政績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大量投資。一旦投資上去，GDP也就上去了。例如：某省級市地處內地，交通并不擁堵，已經有一個中型機場，且運量不足，運力嚴重過剩。2008年從中央的4萬億中要來一筆款項，但是首先開工新建的是一個國際機場，某領導在新機場開工儀式上的講話，居然大量冠以“科學發展觀”“、節約型社會”“、6600萬父老鄉親翹首以盼”等詞語。這樣的投資對于提升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發展方向、改善居民生活有什么貢獻？只是為了帶動建材等相關行業發展，拉動GDP增長而已，與科學發展觀毫無關系。需要強調的是，三大戰略轉變構成了我國現階段經濟增長方式的有機整體，缺一不可。如果只強調內需，由于內需仍然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內涵過于寬泛，在激活內需問題上，就很難避免大量投資，重復投資的錯誤，因為國內投資也是內需；如果只強調消費，浪費也是消費，國內民生問題就得不到有效解決；如果只強調科學發展觀，就不能突出經濟增長的主導動力，也難以真正體現經濟工作的重心。因此，實現從依賴出口到激活內需轉變，從投資驅動到消費拉動經濟增長轉變，從關注GDP到科學發展觀轉變，并把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是我國目前經濟增長方式的正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