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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以后，伴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規模不斷擴大，新興城市迅速崛起，城市間的交通網絡日益發達，城市聚集分布的趨勢越來越明顯。1957年，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在考察了北美城市化以后用大都市帶(Megalopolis)來形容美國東北沿海地區北起波士頓、南至華盛頓，由紐約、普羅維登斯，哈特福德、費城、巴爾的摩等一系列大城市組成的城市密集區域，并認為“大都市帶”是城鎮群體發展和人類社會居住形式的最高階段，而必然成為21世紀人類文明的標志。姚士謀[1]在對國內幾大城鎮密集區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認為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圍內具有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不同類型和等級規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以一個或兩個特大或大城市作為地區經濟的核心，借助于綜合運輸網的通達性，發生與發展著純屬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系，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體。

對城市體系的研究開始于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德國經濟學家克里斯塔勒通過對德國南部地區城市分布的觀察認為擁有不同市場空間的城市體系會自發地出現和存在。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作為其周圍區域的服務中心，為其腹地提供商品和服務，城市的等級越高，提供的服務越多，服務范圍也越大，人口就越多；反之城市的等級越低，提供的服務越少，服務范圍越小，人口就越少。高等級城市不僅有低等級城市所具有的職能，而且具有低等級城市所沒有的較高級的職能。在市場競爭條件下，最終會形成三角形城市結構和正六邊形市場區的分布體系。

相對于中心地理論所構建的城市體系，在城市群這種城市體系結構下，城市不再是均勻的分布，城市的地理分布集中，城市間的空間距離較短，是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不同結構之間相互聯系的城市平面集群；每個城市不存在市場的六邊形分割，即所有的城市都面臨城市群范圍內的共同市場，體現出城鄉互動和區域一體的發展特征；城市間的分工日益密切，互相提供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是不同等級、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間相互補充的城市立體網絡。因此中心地理論對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缺乏解釋力，這就需要進一步用理論來探索詮釋城市群形成和發展的機理。來源于/

一、分工理論的演進

斯密(A.Smith)[2]在《國富論》中對企業分工作了充分的論述，并將它看作國民財富增長的基本原因。斯密強調，不僅在各個不同的生產活動或部門中都存在分工，而且在各種工作中，乃至同一個工作中，也都存在專業化分工。他認為分工有三個好處：第一，勞動者熟練程度的增進；第二，節約時間，否則會損失從一個工種到另一個工種的轉移時間；第三，機器的發明幫助工人簡化了勞動、節省了時間。斯密視技術進步源自于勞動分工的發展。他在第一章開篇就指出，“勞動生產力最大的改進，以及勞動在任何地方運作或應用中所體現的技能、熟練和判斷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緊接著用制針業的故事加以說明。斯密認為分工與城鎮的形成有直接的聯系：“農民常常需要鍛工、木匠、輪匠、磚匠、皮革匠、鞋匠和縫匠的服務。這類工匠，一方面因為要互相幫助，另一方面又因為不必要像農民那樣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結果就形成了一種小市鎮”。

如果說斯密對分工與空間集聚聯系的認識還只是停留在直觀、樸素層次上，馬歇爾則是直接提出分工的“外部性”原理，并將它視為產業區形成的主要原因。馬歇爾一方面開創了新古典研究程序并集其大成，另一方面清楚地認識到經濟系統的動態性質，試圖在其一般均衡框架之中處理報酬遞增現象，從而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分工思想。馬歇爾對分工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報酬遞增與工業組織上，將分工的網絡描述成了經濟組織，他認為，有機體的發展，無論社會的和物質的，一方面包含它的各分離部分之間功能的子分工的增加，另一方面包含它們之間更緊密的聯系。每一部分越來越少自給自足，它的福利越來越依賴于其他部分。馬歇爾[3]首次提出了“產業區”概念，他認為在這種產業區內集中了大量種類相似的中小企業，他們規模經濟較低，但專業化程度較高，聯系十分密切?！爱a業區”導致的生產集中是城市形成的重要條件。

楊格重新闡述了斯密關于勞動分工與市場規模的思想，他第一次論證了市場規模(范圍)與迂回生產、產業間分工相互作用、自我演進的機制，從而第一次超越了斯密關于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思想。楊格關于“內涵的市場規模”累積擴大的論述真正使勞動分工“動態化”了。楊格認為：第一，只考察單個廠商和一個特定行業的規模變化效果時，遞增報酬機制可能被誤解。因為累進的行業分工和專業化才是實現報酬遞增過程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這就要求把整個產業的經營看作是相互聯系的整體；第二，報酬遞增取決于勞動分工的發展，現代形式的勞動分工的主要經濟是以迂回或間接方式使用勞動所取得的經濟。勞動分工水平的大小是由個人專業化水平、間接生產鏈條的長度及此鏈條上每個環節中產品的種類數綜合決定的；第三，勞動分工取決于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于勞動分工；第四，需求和供給是勞動分工的兩個側面，每個人的需求都是由其供給決定的，楊格稱之為“倒數需求律”。楊格關于勞動分工水平與市場規?；ハ鄾Q定、自我演進的思想被稱為“楊格定理”，而市場的形成和規模的擴大又是城市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標志[4]。以楊小凱[5]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將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和分工的網絡大小內生化，擴展了楊格的思想。他們在闡述內生分工與報酬遞增形成的過程中巧妙地回避了市場結構難題，通過“消費者—生產者”一分法的假設保證了以專業化分工為基礎的報酬遞增與市場競爭均衡相容。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分工是一個自發演進的過程，交易效率是交易規模的增函數。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人們對各種生產活動都沒有經驗，生產率低，人們付不起交易費用，只好選擇自給自足。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們慢慢地在各種活動中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或人力資本，能夠付得起一定的交易費用，于是選擇較高的專業化水平，通過市場的擇業自由和自由價格，這些自利決策的相互作用會使整個社會的分工水平上升，市場也因此出現。由于升高的專業化水平反過來加速了人力資本或經驗的積累，使生產率進一步提高，從而人們能夠支付得起更高的交易費用，反過來進一步提高了社會專業化和分工水平。楊小凱利用超邊際和邊際分析的方法對城市最優科層結構進行了分析和量化，認為最優城市結構的層次數是分工水平的增函數，是城市規模收益、城市間的距離和每單位商品運輸效率的減函數。當分工水平上升時，城市的分層結構層次增加。而當城市規模收益越顯著時，層次數會減少，這意味每個城市的最優規模會上升。當運輸效率改進時，層次數也會減少。

二、專業化分工視角下的城市群的形成

(一)分工演進與城市的形成

城市群是城市的集合體，對城市群的研究需要從單一的城市開始。城市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經濟綜合體，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有一個漸進的演變過程。不同的城市形成的原因可能不同，這其中有一些特殊的甚至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有的城市主要產生于政治因素(行政中心)，有的城市主要產生于戰爭的需要(要塞)，有的城市產生于地理因素(渡口)，但就本質而言，城市的出現乃是經濟活動在一定的空間聚集的過程，而人類勞動分工的不斷深化又對經濟活動的空間聚集和城市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社會分工是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引起的單一的生產群體分化為互相獨立而又互相依賴的部門。人類在從蒙昧向文明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三次社會大分工，每一次社會大分工都為城市的產生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畜牧業和農業的分離是人類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使得農業產品和畜牧業產品的交換成為一種經常性的活動，直接導致了固定交換場所的出現，這就是人類社會集市的萌芽；手工業和農業的分離是人類的第二次社會大分工，不僅形成了與農業相互依存的原始制造業，也大大提高了農牧業的勞動生產率，可供交換的產品大量增加，從而使得產品交換的頻率增加和范圍擴展，也擴大了交換場所的規模。從這一時期開始，出現了集市與城郭相結合的趨勢。商業和農業、畜牧業以及手工業的分離是人類的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商業的出現，使人類在生產之外進入了一種全新的經濟活動領域—流通領域，這是早期城市形成的重要條件和標志。正如馬克思[6]所說的：“某一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商業勞動和農業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痹缭谏檀鷷r期，我國就出現了專門的交易市場和手工作坊，因此有學者就以此為依據論斷我國的古代城市產生于商代。

現代城市的產生是在工業大革命以后，社會大分工的深化推動了產業集群的形成，產業集群又促進了現代城市的形成。使得行業日益增多，隨著分工的增加，交易次數的增多，交易費用會上升，交易效率會下降；各個行業的企業將面對更大更復雜的市場，企業買賣的伙伴關系日益擴大，企業買賣的產品在品種、花色和數量上日益增多。在本區域交易的產品和到外地交易的產品，花費的交易費用顯然是不同的。為了減少運輸成本，共享公共設施，減少不確定性風險，企業的自利決策行為，有本能地聚集在一起的偏好，以降低分工帶來的交易費用；當分工發展到專業化程度時，交易集中在同一地點要比在多個地點進行多個雙邊交易有效率，此時就出現了產業集群。產業集群內的企業會雇用大量的工人，工人及其家庭為了節約通勤費用和通勤時間會選擇在企業的附近集中居住。為工人及其家庭服務的交通運輸業、文化娛樂業和教育業也會應運而生，這些行業又要雇用工人，生產和人口會進一步的集中，從而標志著現代城市的產生。

(二)產業鏈的區域分工與城市群的形成

產業在同一個地區集聚后，將產生以下三種市場效應，本地市場效應、價格指數效應和價格競爭效應。地區產業集聚水平越高，則銷往本地區的產品運輸成本越少，該地區的名義工資率也就越高，即為本地市場效應。同時產業集聚區內不需要運輸成本即可獲得的中間和最終產品種類就越多，從而降低了整體價格指數，提高了實際工資率，即為價格指數效應。而這兩個效應使得制造業中心具備高于其他地區的工資水平以吸引勞動力并進一步提高產業集聚水平。然而，隨著中心地區制造業份額的進一步增加，傳統理論描述的不可移動要素價格上升(如土地價格、擁擠成本等)，被概括為價格競爭效應。本地市場效應、價格指數效應構成了城市的向心力，價格競爭效應構成了城市的離心力。當價格競爭效應大于本地市場效應和價格指數效應，即由于產業和人口的聚集引起了土地及原材料價格上漲、交通擁擠和環境質量下降等問題帶來的聚集不經濟大于產業聚集給企業帶來的正的外部性時，就會出現產業擴散。

產業擴散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企業整體遷移，另一類是企業分蘗[7]。所謂企業分蘗，是在保持企業主體不變的情況下，將企業的具體運營組織機構(總部、研發、管理、采購、生產和銷售機構)進行分設，在地區和空間上進行重新分布，大部分的產業擴散都是以企業分蘗的方式進行的。企業將知識密集型環節例如總部、研發和銷售部門布局在城市中心，因為知識密集型生產環節對土地的需求量較小，土地等要素價格的上漲對其影響不大，而該環節從城市產業聚集產生的知識和技術外溢中的受益很高。而企業的生產環節需要建立大型的工廠，使用大量的土地，城市內土地價格的上漲無疑將大量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企業會將其生產環節布局到城市以外的地區。以北京市內的企業為例，大多數企業的總部和管理、銷售部門都設在東城、西城、崇文、宣武等中心城區，研發機構則設在海淀區和朝陽區，而生產部門則設在通州、石景山、順義等周邊地區。來源于/

企業分蘗會推動產業鏈的區域分工[8]，即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分布在其擁有其所需要素條件較好的地區中，以充分利用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從而提高產業的競爭力。企業分蘗是產業鏈區域分工的微觀基礎，產業鏈的區域分工是社會分工的空間組織形式和分工深化的必然結果。產業鏈區域分工的結果就是在城市周圍形成若干個城市亞中心，這些城市亞中心和中心城市存在著密切的產業關聯。產業擴散有就近擴散、跳躍式擴散等表現形式，產業擴散的方式不同會導致城市亞中心在地理位置上的不規律分布。就近擴散是企業、人口和資源由聚集地區向周圍地區的擴散。一般而言，與聚集地區相鄰的地區有著相似的外部環境，并且與聚集地區聯系方便，有利于產品和原材料的運輸以及信息的獲取。產業的就近擴散會導致城市亞中心和主城區緊密相連。跳躍式擴散是產業從聚集地區越過周圍的地區而直接擴散到其他地區。導致跳躍式擴散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接受擴散的地區雖然與聚集地區在空間不相鄰，但是整體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具備接受擴散所需的良好條件，因而就能對聚集地區的企業、人口和資源產生吸引力，吸引他們直接進入到本地區。二是接受擴散的地區存在某些方面的發展機遇或潛力，在眾多的地區中成為聚集地區進行擴散的優選對象。產業的跳躍式擴散會導致城市亞中心離主城區距離較遠。如美國洛杉磯的28個城市次中心，距離洛杉磯市中心最近的僅4.9公里，最遠的為40.7公里[9]。城市亞中心與主城區形成的產業鏈區域分工吸引著擁有不同素質的人口和資源在主城區和城市亞中心之間不斷的分化和聚集，這種分化和聚集不斷強化的結果就是城市亞中心和主城區之間形成明顯的比較優勢，使城市亞中心和主城區在不同的產業鏈環節上形成各自的產業聚集。城市亞中心的產業聚集又會導致商業、交通運輸業等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在這種循環累積因果效用的作用下，城市亞中心演變為邊緣城市，與中心城市一起共同構成了城市群。

(三)城市群促進分工的發展

城市群打破了地區分割和行政壟斷，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鼓勵要素合理流動，逐步形成統一的土地、資本、技術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市場和完善的中間產品和終端產品市場，市場范圍從單一城市擴大到城市群及其周邊區域，市場范圍的擴大又要求更廣闊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繼續推動分工的深化。

城市群加快了城際交通網絡和信息網絡建設，降低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成本，加快了城市與城市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要素流動，滿足了資源的共享、知識的擴散和產業鏈上的相互需求，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從而推動了分工的發展。

城市群推動一體化區域規劃的編制，明確各地產業發展方向和空間布局，實行產業導向和空間導向“雙重調控”，按照產業鏈分工和比較優勢的原則，根據要素稟賦條件推動城市間部門、產品和功能的錯位發展，推動城市間的產業分工與整合。

三、結論

綜上所述，城市群是一個復雜的演化系統，專業化分工的深入和分工在空間上的分化是促使城市群成長的根本動因。(1)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新興古典經濟學關于專業化分工的理論的思想對于城市群的形成具有解釋力；(2)城市群的成長取決于專業化分工的深化，城市群是企業為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和獲取由分工產生的報酬遞增的一種空間表現形式；(3)城市群的發展，以其市場規模、降低成本、協調產業布局的功能，進一步促進了分工的深化，提高了交易效率，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