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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早期經濟學思想對勞動就業的認識

在西方早期經濟學思想中，學者們對就業的認知和理解主要是勞動就業能夠創造財富以及如何通過增加就業機會產生更多財富。十五世紀資本主義開始萌芽，重商主義逐步興起且影響一直延續到十七世紀中葉，他們以增加貨幣財富積累為目的，主張強大的中央政府干預經濟活動，鼓勵增加人口和對勞動力的投入。［1］重商主義者認為，造成失業的原因在于商品充斥與貨幣稀少并存，政府需要采取各種保護政策和宏觀調控手段，為窮人提供就業崗位。受重商主義影響，當時的政府通過行政管理手段，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以保障就業水平。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和公共輿論為確保就業，往往會向雇主施加壓力，使其不得解雇工人。如，在斯圖亞特王朝時期，為防止失業的發生，雇主在不贏利情況下也會被迫開工營業，甚至還要支付高額工資。［2］但這一時期的就業政策是出于增加統治者財富的目的而制定的。

二、古典經濟學對就業保障制度的影響

十七至十八世紀，以威廉•配第為代表的早期古典經濟學思想逐漸興起，古典經濟學者強調自利的經濟行為。配第是宏觀經濟學的開拓者，主張政府盡量少地干預經濟。他在《賦稅論》中最早提出勞動決定價值的基本原理，還認識到教育和訓練會使人的勞動生產能力出現差別。［3］配第認為，應該雇用那些失業的人來修路、挖河道、種樹、造橋、采礦和制造各種商品。從這個意義上說，配第是提倡在公共服務領域雇用勞動者，從而減少結構性、周期性失業的經濟學先驅。［4］十八世紀下半葉，隨著亞當•斯密揭示了市場經濟可以通過自行調節的市場機制運行的規律后，經濟學界在此后的兩百年間開始了自由市場機制和政府宏觀干預之間的爭論，兩種思潮的爭論圍繞如何促進經濟發展、解決失業問題、實現充分就業而展開。亞當•斯密強烈反對重商主義的政府干預理論，并在《國富論》中闡述了“經濟人”思想，認為“人們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支配，在追求個人利益時使整個社會獲得最大利益;而將國家定位于“守夜人”角色，負責鞏固國防，健全司法體系和建設公共事業。在生產勞動方面，斯密認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國民財富的增加不僅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取決于勞動者數量的增加。［5］同時，斯密并不完全否認國家針對特定領域和情形進行有限干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國家設計和管理稅收體制，為公共支出提供資金或減少不平等，包括對弱勢成員的保護等。斯密所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繁榮時期，因此，他對失業、生產過剩問題都未作出具體考慮。斯密的自由市場機制理論先后得到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學派、新自由主義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等的推崇和繼承。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李嘉圖批判地繼承了斯密理論，堅持經濟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主張廢除《濟貧法》，倡導通過個人努力擺脫貧困狀態。李嘉圖認為，市場機制的作用能使勞動供求達到平衡，價格制度會自動產生充分就業，而不會發生由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造成的大規模失業，充分的生產和就業是常態化的，過剩僅是暫時現象。早期效用學派的代表人物、法國經濟學家薩伊認為，供給和需求經常趨向平衡，只會產生局部失業，而不會有大規模失業，并提出薩伊定律，即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馬歇爾把古典經濟學供給分析和邊際效用學派的需求分析加以綜合，創立了新古典學派，形成一個以生產成本分析為中心的供給理論和以邊際成本分析為中心的需求理論相結合的新經濟學體系，同時提出“自愿失業”和“摩擦性失業”概念。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一個沒有資源被閑置或被浪費的、均衡的市場，就會是一個“充分就業”的市場，所以要解決失業問題首先要解決勞動力市場競爭不充分問題。［6］正是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私人職業中介組織相繼出現，此后許多國家開始建立免費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促進雇主與求職者的聯系，填補崗位空缺。

三、凱恩斯學派國家干預理論促進就業保障制度的發展

十九世紀末，工業革命和城市化的負面效應開始顯現，失業和貧困引發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古典經濟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無法解釋和解決當時社會的現實問題，使人們對這些理論產生懷疑。先是馬爾薩斯、西斯蒙第從需求不足角度出發，對單純依靠市場解決經濟問題提出質疑。馬爾薩斯將失業和貧困歸結為人口過度增長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有效需求不足。馬爾薩斯認為，增加非生產性消費可以增加有效需求，并建議政府增加用于公共事業的支出。他指出:“在目前我們致力于幫助工人階層的時候，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知道雇用工人從事修路及其他公共事業勞動等是一個好的辦法。”西斯蒙第雖然同為古典經濟學的繼承者，但他倡導政府干預，否定市場能自發達到均衡的理論。西斯蒙第看到經濟危機下失業嚴重的英國，認為造成失業的原因是單純的市場競爭只重視經濟效率而沒有兼顧公平，倡導由政府干預失業。到上世紀三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持續發生，積累的巨額財富迅速消失，社會中充斥著失業者，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理論上否定薩伊定律，并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國家干預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提出由政府通過稅收、利率、政府投資等手段對經濟實行調節，以實現充分就業，促進經濟增長。凱恩斯認為，社會的就業總量決定于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價格之間的變化，社會有效需求的不足將導致非自愿性失業。凱恩斯將國家經濟干預和調節的范圍擴大到再分配領域，主張“用累進稅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費需求，促進充分就業”。凱恩斯從維持再生產的連續性角度提出國家應采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及財政轉移支付等手段以實現充分就業，這為政府促進就業和提供就業保障奠定了理論基礎。［7］凱恩斯在承認存在馬歇爾的摩擦性失業和自愿失業的同時，提出還存在第三種失業即非自愿性失業，認為只要消滅非自愿性失業，就可以實現充分就業。在凱恩斯看來，一個存在大量失業的社會，不僅無法充分利用其生產能力并創造出最大化的商品和勞務，而且失業人口自尊心的喪失和饑餓足以威脅到社會的存在，所以社會改良的首要條件就是消滅失業。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按照凱恩斯主義理論，實施干預經濟的新政以期擺脫危機，其中包括通過大規模實施公共工程以增加就業機會。1944年，也是在凱恩斯主義影響下，英國政府發表《就業政策白皮書》，提出“政府承擔維持高度和穩定的就業水平為其主要目標和責任。”隨后，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瑞典等國家宣布將實現充分就業作為戰后施政的主要目標。由于凱恩斯理論中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一些經濟學家試圖繼承、補充和完善他的經濟思想，其中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后改稱為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調節理論與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結合，認為由于勞動力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市場，因此失業與崗位空缺并存的結構性失業是現達國家常見的現象，其原因歸結于產業結構的劇變、就業市場供給與需求的信息不對稱、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等。為此，解決失業問題不僅要采取宏觀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必須依托勞動力市場和社會政策來實現充分就業。［8］如，通過發展就業服務機構，開展就業指導、職業介紹等業務，幫助失業者及時了解勞動力市場需求，實現供求雙方信息對接;政府投入公共財政資金對失業者進行再培訓，提高他們的文化素質和技術水平，使其能夠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制定促進勞動力在不同區域流動的相關政策，等等。［9］

四、當代西方經濟理論中有關促進就業的政策主張

上世紀六十年代，二戰中經濟遭到重創國家的國民財富增長速度遠遠大于勞動、土地、資本等傳統要素的耗費速度。為破解這一難題，以舒爾茨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是投資在勞動者身上的一種資本類型，它的價值是以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即勞動者的知識程度、技術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狀況來體現和計算。人力資本質量的提高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現代經濟增長水平，改善窮人福利的決定性生產要素不是空間、能源和土地，而是人口質量的改善和知識的增進。他據此提出的政策主張包括:政府應承擔人力資本投資的大部分費用，特別是資助農業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增加對勞動者的教育、培訓及與此相關領域的投資，尤其重視低收入者的人力資本投資，防止人力資本的閑置和老化。舒爾茨關于人力資本的投資理論促使勞動力市場政策由“消極”轉向“積極”，從而使政策由保障失業者生活為目標轉變為以充分開發利用勞動力資源為目標，最終解決失業與職位空缺并存的結構性失業的矛盾。［10］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國家經濟紛紛陷入失業與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危機，凱恩斯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受到質疑與批評，供給學派、貨幣主義學派等經濟自由主義流派開始倡導福利的市場化供給，反對政府干預。供給學派于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在美國出現，主張通過減稅和完善勞動力市場來促進就業，里根推行的“經濟復興計劃”主要依據的就是供給學派的論點。貨幣學派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繼承和發展了新古典綜合學派結構性失業理論，提出自然失業率概念，所謂自然失業率指在沒有貨幣因素干擾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自發供求力量發揮作用時應有的處于均衡狀態的失業率。也可以說是充分就業時的失業率。這種失業在經濟衰退時期和繁榮時期都會存在，它包括自愿失業和摩擦性失業。貨幣學派經濟學家認為，就業水平應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一般條件，而不是政府的就業措施，政府對失業的治理政策只是暫時的，而不具有長期效果。但政府也不是對解決失業無能為力，政府可以通過使用勞動力供給管理政策改善勞動力市場，減少自然失業率。他們提出的具體就業政策包括:建立和完善就業培訓、咨詢和指導機構，為失業人員提供及時而準確的就業信息，加強就業的咨詢和指導;對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進行崗位培訓，以提高其再就業的能力;用減稅的辦法鼓勵企業為就業工人進行再培訓;改進和進一步完善失業救濟制度和最低工資標準制度;政府對失業率高的地區提供工資補助，對環境差、工資低的就業部門和崗位給予特殊津貼，以減少不愿從事艱苦和低工資工作所產生的自愿失業等。［11］這一階段，各國促進就業的政策呈現出從宏觀向微觀轉變的特征，更加側重于勞動力供給。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面對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對凱恩斯學說的攻擊，埃德蒙•費爾普斯、斯蒂格利茨、曼昆等經濟學家堅持不完全競爭和價格、工資剛性等凱恩斯主義的核心理論觀點，同時借鑒微觀經濟學中的利潤最大化原則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假設，彌補凱恩斯經濟學的一些缺陷，在西方經濟學界逐漸形成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新凱恩斯主義者發展了效率工資、隱含合同和局內人———局外人等多種模型，進而研究了各類市場，著重解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粘性及其引發的失業等非均衡現象。新凱恩斯主義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具有穩定經濟的積極作用，政府采用相應的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的同時，也應更多地考慮長期失業者的利益，利用社會政策手段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避免由于市場機制不完善而引起的經濟周期性波動和失業。［12］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很多國家利用多種政策手段，增加政府開支，減緩經濟衰退，為企業和雇員提供崗位補貼和社保補貼，以穩定就業。

五、結語

一直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從對勞動、就業作用的認識發軔，到將就業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再到圍繞政府是否應采取干預經濟手段促進就業，爭論從未停止。雖然受到不同經濟理論的影響，但各國在一定歷史時期都實施了不同的就業政策措施。隨著理論探討逐步深入，國際社會對保障就業的認知已逐漸達成共識，各國政府不但把治理失業、促進就業作為施政的重要目標，而且通過立法，明確政府責任，規范市場行為，保護困難群體，注重運用綜合性的社會經濟政策解決就業問題，使就業保障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展。我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針對國企下崗職工開展的再就業培訓、就業援助可以說是就業保障制度的最初形式。此后，從2002年開始采取一系列積極就業政策，向就業困難群體提供各項就業保障，包括免費為下崗職工提供再就業培訓，鼓勵企業聘用下崗職工并提供崗位補貼和社保補貼，對自主創業者給予稅收優惠，開發公益性崗位并優先安置就業困難群體，等等。這些政策和措施對促進就業產生了積極效果，尤其是2007年《就業促進法》的頒布實施，使我國促進和保障就業的政策體系更上升到法律層面。我國提出把解決好就業問題作為經濟發展的優先目標，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通過穩定經濟增長和調整經濟結構增加就業崗位，建立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聯動機制;綜合運用財政、稅收、金融、產業等各項經濟調節政策促進就業，通過稅收優惠、社會保險補貼、小額擔保貸款等扶持性政策，鼓勵企業更多吸納就業;通過職業介紹、職業培訓、職業指導、就業援助、開發公益性崗位、提供公共就業服務等一系列社會政策，保障困難群體盡快實現再就業。當前，我國進入經濟轉型期，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及產業結構調整不斷加快，同時還受到全球化等外部因素深刻影響，存在一定程度的就業壓力。為此，通過梳理西方經濟學中就業保障思想，可以吸收其有益部分為我所用。

作者:徐云輝崔力夫單位: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