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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世紀以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帶來了農村社會結構和家庭結構的變遷，從而也帶來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農村老年人自殺率的提高，就是其副產品之一。筆者的老家在湖北農村，不時從家鄉傳來親戚或鄰里老年人自殺的消息。利用節假日返鄉探親的機會，筆者有意識地了解了當地的情況，發現自殺死亡已經成為當地老年人的主要死因之一。更讓人震驚的是，似乎人們對老年人選擇這種死亡方式已經習以為常。在不勝唏噓的同時，這一問題也引起了筆者深深的思考。筆者的家鄉是楚文化的發祥地，地處相對富裕的江漢平原，文化底蘊深厚，經濟基礎相對較好，民風純樸，為什么會出現這一不正常的現象？基于這一疑惑，筆者收集和整理了相關文獻，驚訝地發現這并非是筆者老家所獨有的現象。從文獻反映的情況來看，國內學者對農村老年人自殺問題的研究視角雖然有所差別，但調查研究幾乎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即相對于城市而言，中國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較高，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陳柏峰（2009）對湖北京山農村的調查發現,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則從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10萬分之132.2上升至近年的10萬分之702.5，上升了5倍多。高翔（2010）通過城鄉比較發現，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明顯高于城市，且兩者之間的差別不斷拉大。1990年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約為城市的2.63倍，1995年為3.82倍，2000年則上升到4.80倍。劉燕舞（2012）通過對南部、北部、中部等幾個區域的數據整理發現，20世紀80年代農村年輕人的自殺人數占總自殺數的59.31%，老年人的自殺則只占24%，而2000年以后的10年間，年輕人的自殺人數只占總自殺數的8.92%，老年人的自殺卻占了79.19%，很多村民小組在最近十年來老年人自殺死亡人數占到了其所有死亡人數的至少30%以上。通過對文獻的檢索和筆者前期的觀察和研究，農村老年人自殺的問題其實已經相應嚴重，但這一問題卻未得到政府相關部門應有的重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禮記•禮運》中的《大道之行也》曰：“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封建社會下尚有如此理念。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強調以人為本，培育和弘揚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的背景下，這一現象理應得到重視和關注，使老有善終，理應成為政府的重要職責。

二、有關農村老年人自殺問題的研究綜述

（一）有關農村老年人自殺動因的研究綜述。國內關于農村老年人自殺動因的研究主要基于實證研究和理論抽象兩條線索展開。實證研究主要是通過對農村老年人自殺的案例進行剖析，來探尋其自殺的原因。鞠紅珍、孫淑香（2000）通過對30例農村老年人自殺情況分析，提出自殺主要與情緒抑郁（63.3%）、喪偶（56.67%）、子女不孝（73.30%）、獨居（66.67%）、生活無保障（26.60%）等因素有關。郭星君郭李君（2007）通過對其所在醫院自2000年1月至2005年12月接診的97名農村老年自殺患者，發現導致自殺的誘因排列前五位的依次為急慢性疾病困擾占23.71%、經濟困難占18.56%、子女不孝占14.43%、家庭不和占12.37%、精神障礙占11.34%,其它誘因尚有配偶死亡、夫妻感情不和、生活規律發生重大變化等。吳磊等（2009）以安徽省寧國市Y鄉Z村為例，對該村2001—2005年74位死亡老年人中的29例自殺死亡案例進行分析，發現老年人自殺的原因包括：家庭養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功能日益衰減；家庭養老的基礎太薄弱，養老水平較低；家族影響力的衰減直接影響了家庭養老質量的保證；社會轉型帶來家庭中人們價值觀念、養老敬老觀念的變化，家庭的養老榮譽感和責任逐漸淡化等。另一派學者則是從理論層面來探討農村老年人自殺的深層次原因。趙曉峰、鐘琴（2012）認為，近年來，對中國農民自殺現象的研究逐步從公共衛生學領域延展到社會學領域，社會學進路的農民自殺研究聚焦于家庭的結構和功能，可以區分為兩種視角：其一是靜態的研究視角；其二是變遷的研究視角。變遷視角下的農民自殺研究，又可以進一步區分出兩種理論傾向：代際關系變動說和自殺秩序形成說。他們認為代際關系變動說和自殺秩序形成說結合在一起較好地解釋了近30年來的農民自殺現象，為正確理解社會轉型期中國農村的自殺問題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解釋框架。劉燕舞（2013）梳理了國內關于農村老年人高自殺率原因的理論研究脈絡，認為主要沿三條理路展開：一是醫學或自殺流行病學的理路，認為自殺主要是個體的心理或精神疾病的極端表現；二是實證主義社會學的理路，認為農民自殺是由社會結構及其變動所決定的，從宏觀層面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所致，從微觀層面分析則與代際關系變動、夫妻關系變動等家庭結構的變化緊密關聯；三是人文主義社會學的理路，主張農民自殺是文化、價值或行動決定的。（二）治理農村老年人高自殺率問題的對策綜述。針對當前已經出現及未來可能出現的嚴重的農村老年人自殺問題，學者均認為有必要盡快采取綜合性的危機干預策略，以盡可能地緩解農村老年人自殺的困境。提出的主要舉措包括：第一，加強農村道德建設、倡導尊老養老風氣，加強孝文化的傳承和宣傳；第二，維持家庭和諧，加強農村社區（村落）老年團體的建設，以便老年人能獲得更多的家庭照料和精神慰藉；第三，進一步完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提高老年人的福利，改善農村老人的生存環境，加強老年人的經濟獨立能力。第四，加強生理和心理健康教育和疾病防治；第五，加強農藥及滅鼠藥等毒物的管理等等（鞠紅珍、孫淑香，2000；郭星君、郭李君，2007；童玉英，2008；高翔，2010）。（三）簡要評述。通過文獻的梳理，我們從中發現一個引人思考的現象，即從事本選題研究的學者們，多是從醫學、心理學和社會學角度去探尋導致農村老年人自殺的原因，但在探求治理該問題的對策時，又最終不得不落腳于尋求經濟對策，如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經濟保障水平等等。究其原因，可能是受所從事專業和研究領域的限制。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農村老年人高自殺率問題的成因，如果脫離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特殊背景，單獨從醫學、心理學或社會學的角度去探討，是舍本逐末、以偏概全的。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任何社會問題的產生，都難以脫離當時的經濟背景。正是基于此考慮，本文力圖從經濟學的視角，去探尋導致農村老年人自殺率偏高的原因，尋求解決該問題的經濟學對策，以彌補目前對該問題研究存在的不足。

三、農村老年人高自殺率原因的經濟學解析

（一）二元經濟結構理論視角的解析。“二元經濟結構”的說法最初是由劉易斯提出，是指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工業和技術落后的傳統農業同時并存的經濟結構（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并存）。發展中國家為盡快實現工業化，在城鄉關系上容易出現城市偏向的誤區。中國建國以后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通過資源傾斜手段，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其資源傾斜主要是資源在工業與農業間分配的嚴重不均，由于資源過度傾斜于工業，對農業投資嚴重不足，農業的比較收益的持續降低導致農村土地的保障功能逐步弱化，對于農村老年人而言，其身體機能低下，經濟收入隨之減少，農村老人的生活狀況日益艱難。按照劉易斯的經濟增長模型，一國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農業剩余人口向非農的轉移。因為只有農業剩余人口向非農轉移才會使農業生產規模化和現代化，才能加速二元向一元的轉化。中國的農業剩余人口轉移主要使通過兩種途徑：發展農村工業和促進跨地區流動（即進城務工）。年輕一代多向城鎮流動，致使人口結構及家庭結構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傳統的農村家庭養老保障方式維系的基礎開始動搖。但醫療水平的提高、人均壽命的延長和通貨膨脹的持續存在使得農村老年人的醫藥費用和生活費用持續增長，農村老人養老成本不斷攀升。經濟收入的日益下降與養老成本的不斷上升，使得農村老年人的生存條件惡化。從集體經濟的機會相對均等中走過來的中國農村老人，對自由和平等仍有著強烈的渴望。這與生存條件不斷惡化的底層現實存在著巨大的矛盾，農村老人高自殺率的情況也隨之產生。（二）福利經濟學視角的解析。20世紀2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霍布斯和庇古于創立福利經濟學，它是研究社會經濟福利的一種經濟學理論體系，其主要內容是“分配越均等，社會福利就越大”，主張收入均等化。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講，養老保險制度的一個重要作用在于調節收入差距。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以下簡稱“新農保”）本質上就是一種收入再分配機制，通過資金籌集與支付的不對等而實現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在其實際的推行中，新農保的參保率雖高，但由于其保障水平有限，對于農村老年人起到的實際作用卻不盡人意。2002年開展實施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下簡稱“新農合”），也存在基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參合農民的受益率和受益程度低等一系列問題，對減輕農民醫療支出負擔的作用并不明顯。新農保不能為其基本生活提供保障，沉重的醫療壓力得不到有效分擔，社會保障體系不能為農村老年人提供應有的社會福利，農村老年人的生存狀況得不到實際改善。農村老人在傳統觀念的影響下，在遇到問題時一般會直接向兒女尋找解決方法，但由于新農保、新農合保障程度低等問題不直接涉及到家庭中的年輕一代，老年人在處理方式的選擇就狹窄了許多。在協調處理未果的情況下，老年人多會在激憤、絕望和孤獨中選擇自殺。（三）成本收益理論視角的解析。生存條件的日益嚴峻與實際收入的嚴重不對等是農村老人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對其生存成本進行具體分析，農村老年人在各方面的支出也有所差異。原銘（2015）通過對山西省晉城市農村老年人數據分析發現，農村老年人的養老成本中生活成本約占29%，以滿足吃、穿、用、行等方面的需求為其主體需求；而醫療成本約占42.86%，幾乎占到農村老年人養老總成本的一半；而與支出不相匹配的是，農村老年人的收入來源卻極其有限，該研究表明，農村老人的收入約占其支出的57.18%，收入與支出的嚴重不對等使得老年人不得不依賴于子女。而在農村社會中普遍以市場經濟的各種觀念和規則來評價和衡量老年人的價值，認為老年人勞動能力逐漸喪失而無法再創造財富，形成了老年人“老了就沒用了，老了就該死了”的觀念。農村老年人普遍接受這種經濟理性規則，當他們意識到自己沒有能力創造財富，同時還為子女的生活造成了負擔，活著便讓老年人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處于農村社會底層的老年人很可能選擇自殺。

四、治理農村老年人自殺問題的經濟對策

（一）調整農村產業結構，促進農村老年人增收節支。政府應當致力于縮小城鄉差距，制定公平的保護農民利益的政策，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對農民進行生產性補貼、收入補貼和生態補償，切實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破解城鄉二元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同時，應加快農村從單一種植業結構向多元化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農村經濟效益，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勞動強度，增加農村老年人參與勞動的可能性，并延長其可能的勞動年齡。此外，還應加強對農村養老和醫療服務設施的建設和投入，再對農村老年人的生存狀態進行改善，切實解決新時期農村居民老有所養的問題。（二）提高農村老年人政策性和商業性經濟保障制度的運行效率。從制度功能來看，新農保和新農合制度對推行對農民養老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們的養老風險，提高了他們的福利水平，建立起由傳統的“養兒防老”向“社會養老”轉變的保障機制，為城鄉社保的均等化發揮了制度的過渡性作用。而在當前這兩項制度己基本實現“廣覆蓋”目標的形勢下，政府應該更加重視其可持續性，通過增加投入、加強管理，不斷提高其保障水平和制度運行效率。與此同時，隨著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政府應采取措施倡導和鼓勵農村居民選擇運用商業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來分擔和轉嫁養老風險，不斷提高自我保障意識和保障能力。（三）提高農村老年人自殺的“機會成本”。機會成本是指為了得到某種東西而所要放棄另一些東西的最大價值；也可以理解為在面臨多方案擇一決策時，被舍棄的選項中的最高價值者是本次決策的機會成本。農村老年人自殺的機會成本主要體現為經濟上的損失和對自身和子女精神及名譽上的損害。經濟損失主要體現為老人生前的勞動收入及其養老金收入；精神上的損害主要體現為老年人自身本可以享受的頤養天年之樂和子女們承受的喪親之痛及不孝的指謫。如前文所述，通過增加農村老年人的福利，可以增加老年人自殺經濟上的機會成本。在社會人的假設下，人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在復雜的社會中生活，因此會在情感上產生需要。從這個角度來看，老年人自殺不僅是因為生前經濟上的收益有限，更是因為情感上沒有足夠的羈絆。筆者認為，中國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應當弱化對老年人的價值衡量，同時重視傳統文化，宣揚孝道，讓更多的年輕人關心當下日益陷入困境的老年人，使老人更多地體會到家庭的溫暖，從而使老年人在面臨生死抉擇時，多一些對家庭和親人的留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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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月紅 范文英 單位:湖北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