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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創新經濟學視角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在綜合研判國內外新的經濟形勢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作出的重大調整，“是化解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困難和矛盾的重大舉措”［1］(P107)，也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1］(P94)。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1］(P107)。供給側改革實施的兩年內，理論和實踐都取得了顯著成績。然而，關于供給側改革，認識上的困惑從未真正被消除，理解上的分歧從未真正被彌合，這也導致地方政府在改革實踐中暴露出許多問題。認識上混亂的根源在于，關于供給側改革的深層理論問題沒有被澄清，人們繼續沿用舊的思維來理解新的改革。供給側改革，作為在新時代、擔負新使命的、新一輪改革，需要新的理論和學說進行闡釋及解讀。本文的觀點是:熊彼特創新經濟學為理解創新驅動進而理解供給側改革提供了科學的視角;運用熊彼特創新經濟學的思維可以解開人們對供給側改革在認識上的一系列困惑。

一、改革背景:經濟新舊常態面臨轉換，創新驅動是成功之匙

供給側改革的內涵是由其歷史使命賦予的，只有深刻理解供給側改革提出的時代背景，才能準確把握這一改革的根本方向，進而也才能運用恰當的經濟理論正確解讀其內涵。第一，世界技術革命浪潮更替，中國發展的機會之窗轉換。中國改革開放的前30年，恰逢始于20世紀初的第四次技術革命浪潮進入成熟期后向外圍國家擴散的階段。中國充分發揮資源廉價和市場廣闊的優勢，通過高投入高耗能的粗放經營方式，借助第四次技術革命浪潮提供的成熟技術、產業形態、組織模式、管理經驗迅速推進工業化。這一時期，中國的傳統產業迅速膨脹，經濟保持了年均兩位數的高速增長，中國也從短缺經濟過渡到過剩經濟。這是一個“壓縮型—密集式”發展階段［2］(P131)。這一壓縮版的發展歷程也將以壓縮快進的形式展現技術革命浪潮更迭的宿命:2008年之后，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探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第四次技術革命浪潮帶來的正效應已經消失，舊經濟的機會之窗關閉。當前，第四次技術革命浪潮消退，以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為標志的第五次技術革命浪潮已初露端倪。面對技術革命浪潮的更替這一巨大時代變革，中國必須善謀求變、融入新浪潮，通過自主創新主動打開新經濟的機遇之窗。第二，從追趕者到趕超者，中國的國際競爭優勢需重塑。中國所面對的最重要的世界經濟變局是，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經濟實力與領先者的差距無限接近，中國已經從只能對發達國家望其項背的追趕階段步入能“與狼共舞”的趕超階段。從追趕者變成了趕超者，使得中國傳統發展策略———模仿、引進、吸收先進技術———失效。中國在國際競爭中已沒有退路，唯一的選擇是與領先的發達國家展開正面交鋒，大力推進產業結構升級，繼續提升國際分工位勢，占領經濟價值鏈高端，最終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超越。而這一趕超進程又依賴“創新優勢競爭”，即在創新能力上確立優勢地位，因為當今世界創新優勢成為先進國家最根本的國際競爭力來源［3］(P153)第三，資源投入遇瓶頸，粗放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增長方式需轉變。長期以來，低要素成本、高投入、高資源消耗、過度投資、低效益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在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加速了這一增長極限的到來。首先，從人力資源來看，“人口紅利”消失以及“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使經濟增長過度依靠勞動投入量增加的歷史一去不復返;其次，從自然資源來看，長期粗放型經濟發展導致中國自然資源消耗嚴重，資源枯竭、對外依賴度畸高、環境破壞嚴重的局面成為經濟發展難以承受之重。中國需要依靠創新和技術進步實現要素的創造及重新組合，以擺脫既定資源約束。第四，落后產能過剩，先進產能不足，供需錯位需調整。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產能過剩、需求不足、增長乏力等問題的癥結并不在于供需總量失衡，而在于結構性失衡，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新要求，產能過剩和產能不足并存:(1)傳統制造業產能過剩，高端服務業產能不足;(2)低端產品供給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3)價值鏈低端環節生產過剩，價值鏈高端環節生產不足;(4)粗放生產能力過剩，集約生產能力不足;(5)同質化產品過剩，特色產品不足。歸根結底，問題出在創新不足，由此導致高端供給不足、產品同質化嚴重。第五，供給結構僵化，市場機制失靈，供給管理需強化。從理論上說，只要充分發揮市場的自發調節功能，供需錯位就不會成為問題。然而，中國的事實卻是，供需錯位成為使中國經濟陷于困境的一個頑癥。供需錯位源于供給結構僵化，供給結構僵化源于產業升級緩慢，產業升級緩慢又源于對舊增長模式的路徑依賴。舊增長模式或舊增長路徑的特征是:政府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地方政府之間的GDP競爭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積極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技術上依靠引進、模仿和適應性學習;切入國家價值鏈低端，充當跨國企業代工者的角色;各地通過“讓利大賽”，招商引資，提供激勵，刺激出口。這種政府主導的低端粗放增長模式或增長路徑形成了一個生態系統，生態系統的各種要素之間以及各要素與生產系統的整體之間交互作用，相互配合，形成一種相對穩固的結構。可見，解決供給結構僵化問題需要政府有所作為，從改革舊系統支撐因素入手，打破舊增長路徑，構建能孕育創新的新增長系統。第六，“新已明朗，常未實現”，新常態需新動力引領。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趨勢逐漸明朗: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大量涌現;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凸顯;質量型、差異化競爭手段日益重要;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高水平層面的國際分工合作漸成對外開放新格局;要素規模驅動力減弱，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驅動力增強。把這種積極的新趨勢實現后的經濟發展狀態稱為“新常態”。新趨勢成為常態，并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需要有意識的建設，需要正確的政策指引，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新常態經濟在本質上是創新驅動型經濟，無論從普適性規律看還是中國特殊時代背景看均如此。按照新古典增長理論，貧窮國家資本深化一旦完成，經濟則進入穩態，經濟增長從投資驅動進入創新驅動階段，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動力;從中國當前新趨勢來看，無論是滿足個性化、多樣化消費，還是促進新產品、新業態的涌現，或是實現低碳、綠色、循環發展，抑或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都是依靠創新驅動來實現的。綜上所述，創新發展是擺脫舊常態增長困境、實現新常態健康發展的鑰匙，是實現經濟長期中高速增長不竭的動力源泉。客觀經濟形勢也決定了供給側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找到這個動力源泉，然后塑造好、發揮好這個源泉的驅動力。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實施國家創新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讓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根本驅動力，其意義也在于此。能否建成創新型國家，決定著中國的前途命運，這就要求我們要把經濟發展政策的重心轉向認識創新、適應創新和引領創新上來。

二、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理解“創新驅動”上的無能

世界經濟競爭格局大變革、中國經濟新舊常態轉換的歷史時代，賦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有的歷史使命:重塑經濟增長新動力，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理解“創新”和“創新驅動”成為理解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我們需要一種能幫助理解創新和創新驅動的理論經濟學，然而大行其道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不管是新古典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卻無力承擔此重任。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是在對凱恩斯主義口誅筆伐的聲浪中展開的，人們發現:凱恩斯主義對于供給端尤其創新活動無所言，對需求側的分析如隔靴搔癢，未能切中要害;凱恩斯主義需求刺激政策無法促進供給質量的提升，反而為落后產能提供了延緩生命的希望;凱恩斯主義總量調節無法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凱恩斯主義宏觀干預政策的頻繁使用加劇了經濟波動。當凱恩斯主義無法為中國經濟實踐提供有效指導時，人們本能地轉向新古典主義，這是“凱恩斯主義和古典主義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在作祟。新古典主義的優點，首先是以供給側為切入點研究經濟問題，使得政策發力更直接、更有針對性;其次是研究的重點是價格機制的協調功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經濟結構問題，即生產要素的流動問題。但新古典主義的缺陷同樣也是致命的:新古典主義靜態均衡分析方法無法容納新奇事物和創新活動，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無法把創新、產業結構升級等現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特征納入研究對象;新古典主義堅持極端個人主義，未能考慮到現代生產的復雜性和協同性，不可能為復合性聯合供給這一新經濟特征提供一個“系統”的研究視角;新古典主義是極端的自由主義，主張把一切問題均交由市場解決，卻未留下政府政策發揮作用的空間。總之，由于無法容納創新，不能為創新驅動發展提供有見地的理解，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還是新古典經濟學都無法解釋和指導中國供給側改革實踐。之所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無法容納創新，不能為創新驅動發展提供有見地的理解，根源在于它們都是同質世界的經濟學。這兩種經濟學都把經濟事物視作同質的，事物之間只有量的差別，沒有質的區分。在他們看來，產業沒有先進與落后之別，產品沒有高端與低端之分，國家間沒有發展程度的差異，有的只是規模差異、價格差異;經濟發展只指量變，而與質變無關，事物之間都是可以通約的。同質世界，沒有異質性，就不會有新奇事物出現，因而，創新不存在。無論是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還是凱恩斯的“需求創造供給”都是指供求在量上的關系，與性質無關。在他們這里，“創造”是一種誤導性詞語，不表達創新意義上的決定關系。“供給創造需求”，并非指新的供給創造出新的需求，而是指供給量的增加帶來需求量上的增加;凱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認為，消費不足由投資來補，私人支出不足由公共支出來補，并未涉及它們之間的異質性，更沒有細致說明需求結構是如何影響供給的。同質世界，沒有異質性，就沒有整體結構存在的意義，因此，社會整體就是獨立個體的簡單加總。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在供給側描述了一個個人主義的樂園:個體之間是孤立的、產權明晰的、充分競爭的、沒有外部影響、沒有層級、沒有高級組織、沒有行政力量、沒有聯合開發、沒有協同創新，僅以產品為紐帶、以市場為中介聯合到一起。同質世界的經濟學注定是靜態、均衡的經濟學，沒有經濟系統的衍化變遷，沒有路徑依賴，沒有歷史特定性，有的只是經濟在邏輯時間中的擺動，同質事物在量上的簡單或擴大重復、輪回。有人試圖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英美國家流行一時的“供給學派”那里獲取理解中國供給側改革的靈感，但這是徒勞無益的。供給學派的核心思想是批判凱恩斯主義，主張復興新古典經濟學，他們認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干預措施導致了市場機制的扭曲，市場的激勵功能被削弱，使社會生產能力得不到發揮。供給學派要解決的是供給能力不足問題，與中國當前面臨的創新不足、產業結構升級緩慢、產能過剩問題完全不同。從學術價值上來說，它無非是重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論和政策主張，并未跳出新古典經濟學的窠臼。作為能夠解釋和指導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學，必須能夠有助于理解創新和創新驅動，這就要求它:承認經濟異質性;把創新作為研究對象;堅持動態、開放、歷史、系統的分析方法;反對極端自由主義和干預主義，實現政府和市場的平衡性結合。西方主流經濟學一貫的套路是在新古典主義“供給+市場”與凱恩斯主義“需求+政府”范式間搖擺，指導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學應該實現創造性綜合，采取“供給+市場+政府”的新范式，但這已經突破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硬核。因此而言，理解和指導供給側改革需要跳出主流經濟學舊范式，尋找新的框架和主張。

三、熊彼特創新經濟學:關于創新驅動發展的經濟學

熊彼特是與凱恩斯同時代的偉大經濟學家，他開創了把創新作為經濟研究對象的先河，是舉世公認的創新經濟學之父。創新驅動發展理論是熊彼特創新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其理論要點可總結如下:所謂經濟發展指的是經濟內生的質變過程;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是創新;創新的發起者是企業家;資本主義本質上是實現創新的一種機制，持續的創新及其引起的結構變遷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波浪式運動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所采取的形式，創新的“蜂聚”出現導致了繁榮，而創新沖擊之后的經濟適應過程產生了衰退;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中的競爭根本上是壟斷性企業進行的創新競爭。熊彼特對于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開創性貢獻，這種開創性貢獻使他的經濟學說與包括新古典和凱恩斯主義在內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區分開來，除了首次把創新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外，他的重要貢獻還包括:第一，發動中觀經濟學革命。熊彼特把企業創新視作經濟變遷的動力源，創新驅動的經濟變遷是產業層面上的一種現象，所謂經濟結構變遷指的是產業變化。熊彼特通過突出產業層次的重要性構建起“微觀(創新)———中觀(變遷)———宏觀(發展)”的經濟學分析框架。第二，把經濟發展視作創新驅動的衍化過程。熊彼特的世界中，經濟發展是一個持續的衍化過程:經濟是異質的，經濟成分具有多樣性，市場競爭提供了選擇機制，優勝劣汰持續發生，多樣性被消滅，然而創新又創造了多樣性，緊接著是選擇、保留、創新，周而復始，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從不可改變的過去走向不可預知的未來”。第三，注重經濟有機體自身機能的發揮，反對采取飲鴆止渴式的干預措施。在熊彼特看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繁榮—衰退”的周期性出現是經濟有機體內在“創新—適應”機能的外在表征。周期波動是經濟發展的形式，健康的經濟不是沒有波動的經濟，而是能夠激勵創新發生、保障適應過程順利完成的經濟，關鍵在于充分發揮經濟有機體的自身調節功能。熊彼特批評凱恩斯主義的反停滯的干預政策是要制造一個“氧氣罐中的資本主義———用人工器械來維持它的生命，讓造成過去成功的所有功能發生癱瘓”［4］(P234)，結果只能適得其反，把這種停滯狀態永久地維持下去。凱恩斯關注的是宏觀政策的短期療效，而熊彼特卻更關注宏觀政策的長期影響，尤其是負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熊彼特經濟學對經濟學的影響是微弱的，然而自1980年代開始，追隨熊彼特開創的道路繼續前行的一批人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新熊彼特學派”，其代表人物包括納爾遜、溫特、多西、弗里曼、倫德瓦爾、佩蕾絲、艾奎斯特等。他們一方面遵循熊彼特的思路:強調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堅持有機、系統、開放的動態衍化觀;另一方面，發展了熊彼特的理論:更深入地揭示了創新產生和傳播過程，強調了國家在創新活動中的作用。新熊彼特學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領域:一是國家創新體系;二是經濟長波;三是產業演進。“國家創新體系”研究是把技術創新與社會、制度、政治等因素結合起來，從系統角度研究一個國家創新能力的決定因素。它關注國家層面，認為經濟主要是在國家層面運行，所以全球競爭主要是國家層面的競爭，對于落后國家而言，不借助國家力量將無法改變創新競爭上的劣勢。它堅持“體系”(系統)的視角，強調創新是創新主體(或要素)之間和各環節之間復雜的交互作用的結果;創新過程是微觀主體和宏觀環境之間復雜的交互作用的結果;創新發生在網絡系統和動態系統中。它認為，“創新政策是一個補充創新體系的自發發展的有意識的活動”［5］(P112)。長波理論是從歷史衍化視角考察技術變革以及這種變革同更大范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遷的互動方式。技術變革不僅在企業層面影響了管理和組織，構成“技術—經濟范式”變遷，同時也作用于整個社會和政治調節系統，并受到后者的反作用，形成“技術—經濟—社會范式”整體變遷和協同衍化。產業衍化研究是將創新置于產業衍進與轉型的過程之中，指出創新與產業創生、成長和衰退之間的極其密切的關系，該研究形成了路徑依賴和產業生命周期等理論成果［6］(P7)。經過眾多經濟學家的努力，熊彼特創新經濟學已發展成為與主流經濟學截然不同的經濟學體系。它承認經濟異質性，重視經濟結構問題;把創新作為研究對象，把創新驅動發展作為研究的任務;堅持動態、開放、歷史、系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注重對真實世界問題的分析;反對極端自由主義和干預主義，主張政府和市場的平衡性結合;敢于在供給側動手術，提出制度改革方案。熊彼特創新經濟學的特征完全符合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踐對經濟學的客觀要求。可以說，熊彼特創新經濟學不僅為理解中國供給側改革提供了方法論指導，而且在創新和創新驅動發展方面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可直接落實到中國供給側改革實踐中。

四、沿著熊彼特創新經濟學思路

理解供給側改革的內涵和實質沿著熊彼特創新經濟學的思路，什么是創新、創新的實質是什么、如何塑造一個國家的創新力等問題將會有一個清晰的答案，進而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實質有一個準確的判斷。(一)理解創新和創新驅動一般認為創新有三種類型:產品創新、生產工藝創新、組織或商業模式創新。熊彼特認為，創新歸根結底是通過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7］(P75)以產生更高的市場價值。艾奎斯特以此為基礎給出了關于創新的最寬泛的定義:“建立一個新的生產函數”［8］(P42)。創新過程是企業或企業家在不確定的市場環境中探索、試錯的學習過程，創新可為社會增添新知識，也恰恰是這些新知識使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或新的生產函數得以確定。創新是創造，而不是發現，是創造了機會，而不是發現了業已存在的機會。事實上，市場上并沒有現成的生產可能性集合等著去被發現，而是生產主體通過想象力和創造力創造出新的生產要素組合，擴展了生產可能性集合。從微觀企業的角度來看，創新一方面表現為提高現有企業的生產率，另一方面表現為新企業淘汰舊企業;從宏觀經濟整體來看，創新一方面表現為產業價值鏈和產業結構的高端化，另一方面表現為產品或服務的多樣化和優質化。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創新都是經濟有機體實現新陳代謝，保持活力、實現價值涌現的根源，是一個國家長期經濟增長的驅動力。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經濟問題的核心是資源配置問題:不同產品之間的比價關系調節著生產要素在行業之間流動;相同產品之間的差價關系調節著生產要素在地區之間流動;生產要素之間的相對價格關系調節著生產過程中要素間的替代。不過，西方主流經濟學所謂的資源配置有一個前提，即生產可能性集合是給定的，生產只能在業已給定的生產組合中去選擇，沒有新奇發生。我們可以把這種沒有新奇發生的生產要素的流動稱為“水平流動”，而創新所指的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稱為“向上流動”①。二者的區別在于對社會來說是否發生了技術、組織創新，是否為社會增添了關于技術和組織的新知識。現實中不伴有新知識的生產要素水平流動比想象得要少得多，納爾遜和溫特認為，“企業在每個時間真正‘知道’的只有一種技術”，其他所有改變、都包含著從無知到有知的創新過程［9］(P251)。作為經濟的核心問題或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資源配置，必須包含生產要素的水平流動和向上流動兩個方面。西方主流經濟學在沒有創新發生、生產要素僅僅水平流動的視野下，認定市場是調節資源配置的唯一有效方式，一切人為干預都是多余和有害的。然而，一旦我們把資源配置理解成附帶知識創造的要素向上流動問題，關于市場的功能和效率就得進行重估。一方面，市場通過發揮利潤激勵功能成為促進創新的一種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市場在調節創新方面存在不容忽視的系統性失靈現象。阿特金森歸納了十種主要導致市場不能實現最優化創新的市場失靈現象［3］(P164)，林毅夫在《新結構經濟學》中強調了阻礙創新的市場失靈問題［10］(P156)。一旦把創新引入經濟學，“市場的效率不再永久性被承認”［11］(P97)，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受到挑戰。創新上的市場系統性失靈使創新政策有了發揮作用的空間，政府可做的工作包括:(1)提供知識基礎設施;(2)提供創新的制度環境;(3)通過提供激勵或制定標準打破技術“鎖定”狀態;(4)實施高復雜性、高風險的特定創新活動;(5)促進信息交流溝通，協調技術轉移;(6)為創新活動直接提供資金支持和其他鼓勵措施。當然，政府無法替代市場，就像計劃經濟會扼殺市場活力一樣，完全行政指令會扼殺新奇和多樣性這種創新之源，于是政府的創新政策僅以彌補市場的創新失靈為限。(二)供給側改革的內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解決經濟增長新動力不足問題。新動力不足即是創新不足，創新不足實質上是生產要素向上流動不暢。因此，經濟增長新動力不足問題的解決之道在于，放松供給約束，破除要素向上流動的羈絆。這些羈絆即是支撐舊增長路徑或系統的那些因素，例如，市場的退出機制失靈、價格機制缺失、管制過多、行政壟斷突出、創業成本高、政府信息服務功能差、中介服務組織缺乏、金融支持手段單一和產權保護不力、創新協調能力差、政策調整滯后等等。為此，既需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又需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其中，市場化是最重要的手段，市場在保障要素流動性、經營活力和提供創新激勵上無疑是有效的。但僅靠市場還是不夠的，要素向上流動不暢，部分原因是市場機制不充分，部分原因是市場本身在創新上是系統性失靈的，因此，需要政府功能的發揮。政府有兩方面的任務去做:一是完善市場，二是彌補市場，二者都屬于供給管理的內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從根本上說，不是要達到某一種作為終極目標的理想的產業和技術狀態，而是要創建能使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經濟質量不斷提升的機制;改革的根本任務則是破除約束、提供保障，促進生產要素向上流動;完成改革任務借助的手段是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具體對策或任務，除了所說的“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之外，還應包括有助于消除阻抑生產要素向上流動的一切因素的所有可能的工作。(三)供給側改革的實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范疇。這個判斷的含義是指，供給側改革不是某個具體的經濟政策，也不是針對某個具體的經濟問題，而是具有全局性、根本方向性的生產關系調整，與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方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屬于同一個層面的活動，是一脈相承的關系。之所以有這樣的判斷，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從賦予的歷史使命來看。供給側改革被中共中央、國務院定位為“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在中央文件或高層講話中，供給側改革與經濟發展新常態是相伴而生的概念。經濟發展新常態從根本上說是對中國今后一段時期社會生產力狀況的概括，那么能起到適應和引領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只能是先進的生產關系，即經濟體制。只有經濟體制層面的改革才能與生產力解放相匹配;只有把供給側改革理解成經濟體制層面的全局性改革，才能理解為什么中共中央賦予供給側改革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1］(P108)這么重大的歷史使命，也才能理解為什么說供給側改革提供的是“政策框架”［1］(P111)。其次，從內涵上來看。如前所述，供給側改革的根本任務是促進創新、推動生產要素向上流動，這需要市場和政府兩只手發揮作用。“兩只手都需要，都要強”的市場與政府關系是供給側改革的內在要求，這一點被中共中央提煉為一個重大理論觀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對此，解釋說:“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我們黨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又一重大推進。”［1］(P56)可見，供給側改革的內涵與“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內涵是內在一致的。因此，準確來說，供給側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或者說，是促進創新、推動要素向上流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

五、運用熊彼特創新經濟學思維

解開關于供給側改革的困惑以熊彼特創新經濟學視角分析得出的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涵的認識，有助于凝聚共識，解開人們對供給側改革在認識上存在的困惑。以熊彼特創新經濟學為指導，關于供給側改革進一步可以得到如下認識:1．關于供給側改革提法中“結構”的含義。這里的“結構”指的是經濟“質量”，指明改革的目的是實現經濟“質”的提升，而不再是追求經濟“量”的擴張。“結構”一詞的含義應與熊彼特“發展”一詞的含義作相同理解:創新導致經濟走向“新常態”。2．關于供給側改革提法中“供給側”的含義。相對于“需求側”管理，“供給側”改革強調的是政府對經濟不是外在刺激，而是內部調理;不是外在拉動，而是內在驅動;不是應對短期波動，而是增強長期“機能”;不是讓國家力量主導，而是調動企業積極性，發揚企業家精神。總之，政府對經濟的管理要從凱恩斯的“精明”轉向熊彼特的“智慧”［12］。3．關于供給側改革提法中“改革”的含義。“改革”一詞表明政府進行的是大格局的深層變革，而不是就事論事的對策調整;改革的對象是經濟體制，而不是問題或任務本身;它既不是宏觀調控問題，也不是微觀管制問題，而是體制變革問題，即建立與完善一種能有利于創新發生和擴散、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素質提升的經濟體制。4．關于供給和需求的關系。從技術既定的短期來看，供給以市場為導向，需求引導著供給，需求波動引發供給波動;從改進型技術創新發生的中期來看，需求和供給相互作用，協同創新，共同演進;從根本性技術演進的長期來看，供給創造著需求，創造著需求的能力和需求的類型，創造著消費的方式和消費的層次。需求管理著眼于短期總量調控，供給管理著眼于長期技術進步和產業演進;但總量調控中供給管理也發揮作用，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中需求管理也起作用。5．關于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市場是實現創新和結構變遷的有效機制，政府是保障經濟系統強勁運轉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在創新能力上并不優于企業和個人，但政府在創新能力建設上卻有優勢，所以政府應是創新系統有意識的維護者。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是搞新自由主義，也不是搞新計劃經濟，它所追求的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6．改革與經濟新常態的關系。創新沒有止境，結構調整沒有終極目標。新常態只是一個初露端倪、預期會在未來一段時期處于主導地位的新“技術—經濟范式”，新常態也會常變常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要建立一種適應并引領這種“新常態”出現的經濟體制。7．改革與“三去一降一補”的關系。“三去一降一補”是中國一定時期內的重點工作任務，但它們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位置是不同的。首先，去產能、去庫存是改革的結果之一，是衡量改革成效的指標之一，但它并非改革本身，過剩產能、高庫存僅是經濟癥狀，并非是病因，要改革的是病因而不是癥狀。其次，補短板和降成本是改革本身，是改革的目標之一。“高成本”使企業沒有了行動動機，“短板”使企業想動動彈不得。降成本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基礎，也是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基礎;補短板是提高經濟系統運行效率的必要條件，是保證創新系統健康運轉的措施。最后，控制杠桿、防范金融風險，是維護創新系統健康運轉的政府職能之一，但建立和完善去杠桿管理機制才屬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容，而去杠桿的具體政策措施不屬于改革范疇。8．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關系。總體而言，新興產業有更多的創新機會，有更大的利潤空間，但傳統產業并非沒有創新可能，通過技術創新、體制創新、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老產業也可以獲得新動能。落后產能與先進產能的評價標準不應看其屬于哪個產業，絕不能說傳統產業就是落后產能，新興產業就是先進產能，需看其科技含量和創新能力，當然市場競爭力是最好的標準，因此，是否為落后產能，要由市場說了算，不能用行政手段貼標簽，搞一刀切。9．關于產業政策。大國的興衰沉浮，取決于是否能抓住引領時代的新興主導產業。就封閉經濟而言，選擇性產業政策對于追趕型國家來說是有效的，因為它可以先進國家作為參考。但當落后國家與先進國家差距越來越小時，其有效性減弱，負作用擴大，這時應由功能性產業政策取而代之。就開放經濟而言，國家間的競爭其實質是產業之間的競爭，國家保護性產業政策是永遠有效的，一國和地區應保護自己的高端產業及價值鏈高端。對內競爭、對外保護，是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原則。10．供給側改革與社會、政治改革的關系。供給側改革本質上是經濟體制改革，但從系統角度出發，從技術—經濟—社會互動關聯角度出發，供給側改革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須從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全方位實現變革，創建一種鼓勵創新、支持創業、允許試錯、保護知識產權和無形資產、開放包容、尊重企業家精神的社會、政治環境和文化氛圍，以促進生產要素向上流動。

作者:劉文超 李輝 單位:河北農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