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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經濟兩大領域的相互聯系與相互制約，是社會歷史的一種客觀存在。但是，作為研究對象而言，在西方自古希臘就形成了兩大獨立的學科。直到近代才逐漸形成交叉研究。從歷史上看，政治學的產生早于經濟學，古代王朝的更替為政治研究提供了素材，希臘城邦的民主制和政體的變動催生了政治學，而那時的經濟學還沒有形成。經濟學在近代的產生是從政治經濟學開始的，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當時有重合。19世紀中期以后，經濟學力圖擺脫政治內容，專心于市場問題，政治學則傾心在政府及其他政治行為體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聯系日趨緊密，政治學家關注經濟政策，經濟學家研究政府決策過程，兩者出現交叉，政治經濟學的提法再度出現。這種新的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學界中由幾種影響相當很大的流派體現，在政治學中也被當作新的學術動向，引起普遍的關注。當代政治學與經濟學在政府及其有關的問題上出現交叉，政治經濟學再度被提起。由于其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立意不同，故又被稱為“新政治經濟學”。

一城邦學說中的政治與經濟古希臘的城邦學說已經初步涉及了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樣的問題。古希臘的社會組織以城邦為單位，城邦中的居民過著共同生活，個人離開城邦難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護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統治者的專橫，以及外敵的入侵。城邦（polis）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古希臘還沒有出現國家與社會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現代同義詞是‘國’(country).”[1]其中既有國家的成份，也有社會的成份。當時的各門學問以城邦的運作為中心展開，所以有人把那時的學問稱為“城邦學”。城邦學以研究城邦政體為主，社會、經濟、文化等現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現代較精確的概念來看，希臘人城邦學說不僅是政治學，而且又是倫理學、社會學和經濟學。”[2]最早出現的學科萌芽有哲學、政治學、倫理學等，經濟學在當時的雛形是家務管理，尚未成為獨立的學科。古代思想家在正義、善、分工等概念的討論中各自論及了財政、城邦對經濟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業、貨幣等經濟問題。

當時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學即關于治理城邦的學問，國家的起源、政體、國家的組織和管理等從那時起就成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古代希臘的然哲學認定宇宙有自己的規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過程，城邦的法則與自然法則相似，“整個希臘政治學說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這種共同生活的和諧?！盵3]但實際上人為因素使城邦的運行帶有許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臘政治哲學就起源于探索這樣一個難題：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創造?！盵4]

希臘時代的的家政（即經濟）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隸、主人組成，家庭活動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經濟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臘在城邦層次基本上沒有經濟活動，生產和交換以家庭為單位。當時只有初步的政府通過管理促進經濟的思想，比如古希臘歷史學家色諾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從城邦國家的角度探討了經濟問題，認為城邦可在促進經濟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他建議對僑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給給予照顧，以吸引更多的人來雅典。這樣不僅可以增進雅典城邦的收入，給城邦國家帶來財富，還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處于雅典的統治之下。[6]他還在《經濟論》（Oeconomicus）中主張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進外貿發展。色諾芬推崇農業輕視手工業，“農業是其他技藝的的母親和保姆，因而農業繁榮的時候，其他一切技藝也都興旺。”[7]在西方最早把農業放在產業基礎上的思想家，被認為是近代初期法國重農主義的來源。色諾芬的主張可以說是最早的政治經濟學觀點，盡管如此，《經濟論》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臘明確和集中地闡述了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的是柏拉圖[9]。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勾畫了理想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從財產所有制、家庭構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會經濟政治各個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來。柏拉圖把私有制與理想國家對立起來，認為私人擁有財產會妨礙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張在統治者和保衛者兩個階層中不應有任何私有的東西，妻子、兒女、家庭等都應是共有的，“因為他們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別無長物，這使他們之間不會發生糾紛。因為人們之間的糾紛，都是由于財產、兒女與親屬的私有造成的?！盵10]柏拉圖看到所有制對個人行為的影響，提出用公有制來糾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認為是近代政治經濟學中制度理論的思想淵源之一。柏拉圖還主張兒童的撫養和教育由國家負責，這可能是關于國家公共職能的最早探討。

柏拉圖學說的核心概念是“正義”。正義體現于秩序之中，個人按上天賦予自己的品質，遵照分工，各盡其職?！懊總€人必須在國家里執行一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盵11]從個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為個人單靠自己無力達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滿足個人多方面的需要。國家以社會分工體系為基礎，他把居民分為三個等級：統治者、保衛者、生產者，強調一切經濟和非經濟的活動都受到分工等級的嚴格規定?！斑@套分工體系完全是從國家整體需要、國家的效率、國家的和諧與秩序來考慮構思的……人都是機械被動的國家的工具，象磚頭和螺絲釘，被固著于國家整體結構之中?！盵12]按照分工的觀點，在柏拉圖這里，國家不僅是統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種人們在其中可以互換勞務的機制，國家既有政治職能，也有經濟職能。

柏拉圖考察了希臘城邦政體的演變，提出政體循環的規律，并進而指出了政體變革的動力，認為“從寡頭政治到民主，從民主發展到（一個人心所向的領袖的）僭主政治，這一切發展過程的根源是變動，是經濟變動?！盵13]因此柏拉圖又是西方歷史上最早發現經濟對政治的決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對理想國家的人口規模、產品分配、婚姻制度、財產制度、政府的組成和產生辦法都作出了規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經濟、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構想。[14]從現代的意義上，可以說是相當典型的政治經濟學觀點。

亞里士多德[15]的國家學說從論證個人不能離開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張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過城邦生活?！彼囊粋€著名論斷是“整體大于部分之和”，把個人與城邦比作四肢與全身，一旦全身被毀，手或足也無法獨立地存在。因此國家高于個人，個人應服從城邦。接著用目的論來論證國家的全面功能，他認為自然不造無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過優良的生活，組織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某種善業，國家的目的是為了最高最廣的善業，即使城邦中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得到適量的財產、強健的體魄和高尚的道德。

亞里士多德談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時，是從國家與家庭的關系入手的。他認為國家是家庭(oikia)的聯合而成的，希臘文oikia是英文economics的詞源，指的是一個由隸屬關系組成的單位，包括從屬于男人的女人和從屬于主人的奴隸。[16]家庭是國家的最小單位，對國家的管理從對家庭的管理開始。管理城邦須首先研究管理家務，家務管理的對象是奴隸，國家管理的對象為自由人，“家務管理由一個君主式的家長掌握，各家家長以君臣形式統率其附從的家屬；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則為平等的自由人之間所付托的權威?！盵17]家財的運用是家庭內部的事，屬于家務管理，但個人獲取財產的途徑和額度則需要城邦國家的監管，亞里士多德反對以經商的方式無限度地斂財?！霸诮灰字袚p害他人的財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這不合自然而是應該受到指責的。”[18]管理國家與管理家務的道理是一樣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斂財富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義，正義的含義是“城邦整個利益以及全體公民的共同善業為依據?！盵19]

亞里士多德是眾多學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學科分類中還沒有經濟學，有關經濟（家政）的管理放在倫理學中，他認為倫理學是關于小善——個人的善的學科，政治學是關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學科。管理活動兼有政治與經濟的內容，管理國家與管理家庭的區別在于其所依據的“正義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盵20]除了平等的正義之外，亞里士多德還談到了分配的正義，這也涉及經濟問題。在探討交換的正義時，提出了反壟斷的觀點，并試圖尋求一種定價的公正原則。他從經濟學的角度，認為政體是一種城邦公職的分配制度。亞里士多德沒有獨立的經濟學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興趣，就社會現象而言，都在我們稱之為經濟社會學或者毋寧說是政治社會學的領域之內，而他將經濟社會學與技術意義上的經濟學都隸屬于政治社會學之下。”[21]

二政治經濟學在近代出現經濟學在近代形成，從一開始就與政治學在國家問題上有重合，政治學和經濟學各自從自己的學科角度研究國家，經歷了從推崇國家到限制國家的觀點演變。

1近代早期推崇“強國家”歐洲中世紀是神權的一統天下，對世俗國家的職能也有所涉及，神學家圣托馬斯·阿奎那就曾探討過國家在形成公平價格時的作用。近代資產階級在西方崛起后，他們的任務是爭取政治權力，以維護個人的權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權力和民族國家，抬高國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強調中央集權，“強國家”的主張流行。這個時期政治學高揚國家的地位，經濟學則關注國家如何獲得財富，以應付對內統治和對外征戰的需要，強調國家對經濟，特別是貿易的干預。

政治思想集中體現在國家學說中，從“人的眼光”（馬克思語）出發是當時的主流思潮，思想家們以人為出發點，強調國家在保衛個人財產和權利方面的作用。這種觀點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馬基雅維利[22]，面對諸侯割據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在國家的建立過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權力。馬基雅維利主張強化國家權力，認為國家并不象古代先哲們所說的那樣，以“善”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維護統治權為核心。為了保持國家的權力，君主的行為不受道德的約束，為了實現統治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另一方面，財產是國家的基礎，國家必須設法保障每個人的財產和安全。馬基雅維利后一個觀點又隱含了限制國家行為的意味?！榜R基雅維利力圖揭示社會政治現象的規律性，發現一種國家形式代替另一種國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問題、統治者的權力同人民的關系問題……”[23]這種思想后來發展成為天賦人權說和社會契約論，國家被認為是實現和保護人的天賦權利的力量。

西方的經濟學在近代形成的時候是以政治經濟學的面目出現的，史稱古典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首次把經濟整體的效果評價問題和國家在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提出，認為經濟的目標是增加財富，國家的任務是保證財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經濟學與當時的政治學都關注國家問題，政治學從保護權利的角度研究國家，經濟學從財富增長的角度看待國家。最初的政治經濟學在16、17世紀的代表是重商主義，重商主義是西歐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交替時期的經濟政治理論。

重商主義沒有把生產當作財富的源泉，而是把商業當作增加財富的途徑。重商主義把促進貿易的發展看成是國家最重要的經濟任務，認為國家必須設法增加自己的財富，財富的內容是由金銀鑄成的貨幣，貨幣的多寡是衡量財富的標準。貨幣一旦離開自己的手，就意味著財富的損失和國家的貧困。聚斂貨幣收入只能通過商品交易，不斷地賤買貴賣。重商主義的一個特殊觀點是增加國家財富只能通過對外貿易來增加，他們認為國內商業不能增加一個國家的貨幣量，不過是國內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國家的財富沒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貿中增加的貨幣量要遵循多賣少買，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則，使國家的出口大于進口，作為貨幣的金銀才能流入本國。由于西歐國家的金銀儲量貧乏，積累金銀主要得自對外貿易，依靠擴大對外出口。

重商主義強調國家在經濟中的地位，主張國家的干預是國家致富的保證，重商主義把增加財富當作國家的主要功能，國家的經濟政策的目的是獲取金銀。為此，重商主義在政治上主張強化中央集權，以掃除封建割據，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認為封建割據妨礙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是國家強大的障礙。實行重商主義的西歐國家利用中央集權政府，采取了統一國內關稅的政策，這與當時強調集權，擴大國家權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義的政策是實行國家保護主義，重商主義認為商業是國家活動的基礎，國家應保護本國商人的利益。國家還應保護工業，扶持手工工場的發展，以增加生產，擴大出口。國家限制貨幣輸出和商品進口，鼓勵出口和貨幣輸入。國家用行政手段來增加貨幣（金銀）財富，西歐許多國家都頒布法令，禁止貨幣輸出。以外貿中的順差來保持貨幣（金銀）輸入本國。托馬斯·孟[24]在《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1630）一書中把商人稱為國家財產的管理者，商人肩負著與其他各國往來的商務。[25]重商主義還主張殖民擴張，壯大軍隊，以保證貨幣財富的不斷流入著重于商業在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法國重商主義者柯爾培爾（1619-1688）認為國家擁有的貨幣數量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國家并不是指大眾國家，而是屬于君主。盡管法國重商主義者孟克列欽[26]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經濟學”的名稱，但是是出現于《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1615）一書中。“在18世紀以前，很少有國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學哲學家認為，國家應當為其人民的經濟福利負起責任，兩者是必然相聯系的。國家的財富僅僅從屬于君主——屬于國王、王后，以及那些設計、資助、指導各種方案來積累外國財富，以便發動戰爭及增加其權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屬于這個國家普通人的福利?！盵27]從這點上看，重商主義與當時的政治學說在國家問題上的立場接近，也正是法國學者首次把“經濟”一詞的含義從家務管理擴展到公共行政和國家事務的管理，并加進了政治含義。[28]

法國的重農學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義的經濟學鼻祖，對重商主義的批評首先也是來自他們。18世紀中葉法國的農業仍在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大部分農村還處于封建經濟階段，柯爾培爾推行的重商主義政策對法國的農村經濟造成很大破壞，國家的財源枯竭。以《經濟表》（1758）一書聞名的法國經濟學家魁奈[29]等人總結了重商主義政策把國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領域的的教訓，重新提出以生產領域作為富國的根基。自然秩序是重農主義的哲學基礎，重農學派的原文為Physiocrate,是由希臘文“自然”和“主宰”兩個字組成，意指自然的統治。自然秩序支配著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自然秩序是上帝賦予的，人們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復蘇經濟的辦法是使人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實現與自然秩序一致的辦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結果會導向以最少的支出獲得最大的滿足。重商主義相信“建立在私人財產和政府權威基礎上的社會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類幸福。”[30]重商主義在法國的失敗原因在于違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張取消一切干預政策，對個人的和國家間的經濟活動實行放任政策。

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隨著資本主義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學說的主題由為了保護天賦人權而爭取建立國家變成為了維護個人的權利而盡量限制國家。突出個人權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國家的權力成為主要話題。19世紀西方主要國家的資產階級政治體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來，這些國家的政治發展進入穩固資產階級政權的階段，這個時期不需要再強化國家對社會和經濟的介入了，國家的介入被當作個人自由的一種阻礙。英國于19世紀中葉率先完成產業革命，其他歐洲大國也陸續開始產業革命。產業資產階級崛起，逐漸戰勝封建殘余勢力和金融資產階級，成為西方國家中的主導階級。產業資產階級的功利動機更為明顯，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潤”，“快快發財”。產業資產階級要求更多的個人自由，特別是經濟活動方面的自由。他們認為國家是個“不得不要的禍害”，要求國家“遠離”自己。

西方意識形態相應地由爭取個人的權利轉為維護個人的自由，“19世紀自由主義思想家突出強調個人自由，捍衛個人自由或個性的自由發展成為首先考慮的問題。……認為現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權利，而是個人自由，即自由經營、自由貿易、個性的自由發展，是自由競爭。國家應該是個人自由的保護者。”[31]個人開始“遠離”國家，要求自由發展，經濟按自己的規律運行，不需求政治權力的幫助了。國家是社會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觀點代表了當時西方的主流國家觀。

政治思想的基礎也發生轉變，功利主義原則取代自然法和社會契約論，成為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基礎。功利主義者注重認經驗和感受，主張以事實為依據，反對從抽象的原則出發。功利主義以個人的物質利益和欲望的滿足程度作為判斷政治制度的依據，主張在個人事務中，個人最有發言權。在社會經濟領域，國家不應干涉個人的活動。個人在有關自己的財產權問題上有最高的支配權，國家無權干預。國家的職能僅僅體現為保護個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圍內，僅在這個范圍內，國家有權干預個人活動。因此國家是“必要的罪惡“。功利主義者邊沁[32]為個人權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學原則，認為“求樂避苦”是人一切行動的出發點，主張“合理的利己主義”。邊沁認為社會利益由個單個人的利益總和而成，每個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時，社會的利益會自然地得到增進。他用功利原則來評價國家，只有能夠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钡恼攀呛玫恼?。這個時期的國家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33]

經濟學中出現反對國家干預的主張早在18世紀末就已經出現，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34]被公推為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他的著作《國富論》（1776）被當作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經典?！秶徽摗返牡?篇講政治經濟學的體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義，其主要傾向是反對國家干預主義。亞當·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論作為經濟學的基礎。他認為人的本性是利己，人皆有“交換傾向”，以利人之物來換取利己之物。滿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徑是經濟自由，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自由經營。如果每個人都想使自己的產品實現最大價值，“利己”行為的結果是資本的最大利潤。

亞當·斯密在政治經濟學上的特色還在于他提出了關于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可以自動協調的主張。他認為社會收入是全部個人收入的總和，個人利己行動的極大化會自動地實現整個社會的利益。個體之間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換活動會自動實現對資源的配置。只要每個人都努力擴大自己的個人收入，社會財富就會隨之增加，“由于每個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盡可能用來支持國內產業，都努力管理國內產業，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會的年收入盡量增大起來?！盵35]在他們行事時，“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其結果卻比任何機構或個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時要好。在亞當·斯密看來，這個結果是在個人充分競爭的基礎上，由一只“看不見的手”來指導的，它使人們“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弊杂筛偁幵匠浞?，價值規律越起作用，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越能一致。在關于“看不見的手”的比喻中，亞當·斯密“實際上在《國富論》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們不違反正義律?！盵36]這一條從此成為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

關于政府的職能，亞當·斯密假設面對的是一個有序的社會，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產品，即那些對個人極為有益，卻不能由任何個人或群體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無法從受益人處征收足夠的費用，以抵銷其成本，比如國防，所以私人不會自動提供。再比如法與秩序、社會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項任務是反對壟斷，“獨占是良好經營的大敵”，給予個人充分的經營自由才是符合“正義的法律”的?！八姑芟蛩麄兲峁┝诉m合他們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并為自由企業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盵37]亞當·斯密提出的政府職能的觀點也一直是經濟自由主義和現代政治保守主義政府觀的出發點，在他那里，政治與經濟是不可避免地結合在一起的。這反映了當時的經濟政治現實，“英國經濟在十八世紀后期及十九世紀初明顯地政治化，從斯密等古典學者的分析中，既產生了對經濟過程的實證理解，也產生了對于特定制度的哲學觀點。關于自由放任主義的規范觀點，與對于在特定的約束結構（主要特點是最低限度的、保護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實證分析，這二者是（也許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盵38]

18世紀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39]等西方經濟學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經濟學為題目展開自己的學說，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四卷導言中提出“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眮啴敗に姑芙邮苤剞r主義的“自由秩序”主張，反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涉主義，認為個人利己行動的極大化會自動地實現整個社會的利益。“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一個明顯目的，就是解釋市場如何在沒有詳細的政治指導下運作……證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場之功能與政治指導無關?！盵40]亞當·斯密經歷“從重商主義向流行的經濟民主主義轉變的同時，也伴隨著從專制主義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轉變……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傳播，經濟和政治的壓倒一切的目標從擴大君主的權力轉變成增進國家人民的福利?！盵41]

斯密的后繼者大衛·李嘉圖的代表作題為《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通過對工資、利潤和地租的研究，發現當時條件下地主與資本家之間的利益沖突，他得出了政治結論：資本主義將導致地主、資本家和工人三大階級的對立。李嘉圖也反對政府干預私人經濟，并把之運用到國際關系中，認為分工和自由貿易將有利于各國。盡管李嘉圖把制度問題列入政治經濟學，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種更人道的制度為目標，但他與亞當·斯密等人都沒有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問題。

三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分離與復興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結合是國家干預經濟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以后的反映。在這以前，18世紀的政治經濟學大體上是關于管理經濟的學問，主要關心如何指導經濟，增加國家的財富。19世紀的政治經濟學與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關系密切，但其首先關注的仍是管理問題，盡管方向與18世紀相反，不再強調國家的干預，因此其所關心的仍不是商業或個人經濟學。20世紀的前一大半時間是政治學與經濟學分道揚鏢的時代，政治學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機構上，經濟學這著重在個人和企業行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學與經濟學才又一次趨近，“政治經濟的偉大傳統似乎并沒有在管理專業或政治學專業確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來政治經濟學流行起來?！盵42]

1經濟學離開政治領域經濟學與政治學在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的分離與社會中國家“遠離”市場密切相關。1848年約翰·穆勒出版《政治經濟學原理》，在維護斯密的自由市場原理的基礎上，針對馬克思的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提出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修改。此后，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阿·馬歇爾[43]綜合了各派的觀點，在斯密基本主張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關于自由市場的經濟學體系。馬歇爾于1890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觀經濟分析上，把制度當作不變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資源的配置和效率問題，經濟學研究“誰，為何，如何生產”的問題。從此，西方的經濟學與政治問題脫開，“十八世紀原本名為‘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到了十九世紀末變成了‘經濟學’，”[44]史稱新古典經濟學。

西方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個人自由的強調也是推動政治經濟學向經濟學轉變的動力，“由于19世紀占據主導地位的是自由經濟理論，因此到了19世紀下半葉，‘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終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學’一詞。把形容詞‘政治的’去掉以后，經濟學家便可以論證說，經濟行為反映的是一種個體主義心理學，而不是以社會的形式建構起來的各種制度；據此又可以進一步斷定自由放任原則是符合自然的?！盵45]經濟學的獨立傾向也與19世紀西方的政治發展密切相關，當時主要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確立已有一段時間，并經過不斷地改革逐步完善起來，自由主義的總體政策傾向基本形成。這種政治環境使得經濟學家可以專心地關注經濟問題，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終于發生分裂，“政治經濟學的衰落可以在為經濟學和政治學建立分立的學科組織中略見一斑?！盵46]

這個時期經濟學的非政治化強化了政治學已有的獨立發展，“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實現了一個更進一步的目標：它把經濟學也合法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那時，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研究主題已經遭到貶斥，因為人們提出這樣一個論點：國家和市場是按照而且也應該按照各自不同的邏輯來運行?！盵47]政治學的一個現代轉向是研究重心由國家轉向政府，隨著自由市場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在這個時期也已經成型，穩定為三權分立、代議制、政黨政治等結構，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也隨之從制度轉向政府，政府的運作過程、政黨政治、官僚體制，以及個人和團體的政治行為等成為政治學主要關注的問題。學科的專業化在工業化專業分工的推動下進一步發展，政治學、經濟學以及其他學科經歷了強調獨立發展的一段時間。但是“經濟學和政治學并不是通過簡單地割裂19世紀的政治經濟學而創立起來的?！盵48]經濟學是從政治經濟學變為經濟學，主要研究對象略有變化，不再關注國家問題，集中于微觀領域。政治學仍以國家為主，但也發生了向政府、團體、個人等研究對象上的微觀化轉向。

2經濟學重新關注國家問題政治經濟在現代再次結合必要性是經濟學家先認識到的。1930年代爆發了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由自由資本主義走向壟斷階段以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現，自由放任的原則已經無法解決。以馬歇爾為代表的，關于市場可以自行調節，經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經濟學“一夜之間變成了神話”，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說無法解釋西方的經濟現實，也無力提出解決經濟危機的藥方。凱恩斯的經濟學應運而生，凱恩斯把經濟危機歸咎于自由市場制度，主張通過國家糾正市場的缺陷，解決經濟危機。凱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來解釋危機，認為生產過剩和失業的原因是在總收入和總消費之間存在差額，且無法依靠私人投資來彌補。因此必須由國家采取措施，比如擴大財政支出、減少稅收等，來刺激需求，達到社會充分就業水平。“在30年代大蕭條期間，人們曾經突出確認經濟關系對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49]凱恩斯的經濟學里國家又一次成為重要問題，他主張“國家最重要的議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經在完成的活動，而是那些落在個人活動范圍之外，如果國家不出面不會有人去做出決定的事情。對政府來說，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壞些的問題，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沒人去作的事?！癧50]1940年代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由于國家再次進入經濟學家的視野，政治學與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說政治經濟學開始回潮，引起經濟學界關注社會整體、國家等政治問題，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政治經濟學主張。

經濟學切入政治領域的另一個角度是這個時期出現的福利經濟學，福利經濟學探討如何在均衡條件下實現資源的最優分配，從整體角度評價經濟，也是經濟學向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一種動力。美國經濟學家P·薩繆爾森[51]綜合了凱恩斯和?？怂挂约捌渌洕鷮W家，包括福利經濟學的思想，建立了一個以西方國家“混合經濟”為藍本的新經濟學體系，他編寫的教科書《經濟學》自1948年問世以來，在西方廣為流傳，到1995年，已經出到第15版。薩繆爾森的觀點被稱為新古典綜合派，其特點是把經濟學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大部分，分別論述個體經濟行為和總體經濟運行，認為個體經濟領域通行自由放任，總量平衡則需要國家的干預。由于國家被正式納入經濟學體系，新古典綜合派已經包含了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侖，經J·康芒斯、G·繆爾達爾[52]等人發展的制度經濟學在1930年代也開始形成，對制度在經濟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凱恩斯以后國家問題在經濟學中已經無法回避了。

戰后各國社會發展中政治與經濟的融合也向政治學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學發生變革，與其他學科之間出現交叉。政治學的研究領域得以擴大，研究課題被更新，除了傳統的政治制度、國家形式結構、民主、平等、自由等問題，對于政治系統、政治發展、政治變遷、政治心理、決策、利益集團、政黨、政治文化、輿論、選舉等紛紛進入政治學領域。政府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從而政治因素的經濟后果也受到政治學家矚目。這時的政治學走向實證，注重研究實際問題。1987年美國政治學家伊斯頓在回顧美國政治學發展歷程時，提到50年代末美國經濟從戰后的繁榮消退，引起人們對30年代大蕭條的回憶，學界馬上作出反響，社會科學各學科再度興起對經濟的興趣，“無論在國內政治還是在國際政治研究中，此時都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熟諳的新的政治經濟學，它再次集中關注隱匿于經濟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動。關切經濟關系對于政治權力的歸屬和運用之影響。”[53]社會矛盾的發展是促進政治學的這一方向性變化的動力，社會科學的新發展也為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結合提供了條件。

3新的政治經濟學出現經濟學和政治學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發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現帶有兩種學科的明顯交叉為標志學說。到那個時期，西方經濟戰后發展的黃金時期結束，各國紛紛陷入滯脹的困境，長期的國家干預主義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通貨膨脹高居不下，同時生產停滯，失業率又降不下來。凱恩斯主義失靈，新古典綜合派也遭到沉重打擊，各種其他經濟學紛紛借機登場，其中既有自由主義經濟學，也有激進主義主張。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自由主義傾向的觀點居于主導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F.Friedman)、盧卡斯(R.E.Lucas)等人。他們對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學說提出尖銳的批評，認為造成滯脹的原因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及其錯誤政策，價格機制原本能自發地調節供求。他們討論的是典型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以J·布坎南（J.Buchanan）為代表的弗吉尼亞學派，專注于政府行為研究，認為滯脹源自“政府缺陷”，被稱為公共選擇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專門研究政府失敗的原因，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經濟學家專門分析制度因素對經濟的作用，被稱為新制度主義。這些西方經濟學家重新關心政治問題，相對于近代的政治經濟學，他們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問題的經濟學說，就構成了新的政治經濟學。

公共選擇學派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國共同創立，公共選擇理論用經濟學的觀點和方法分析政治學的傳統問題，“簡單地說，是將經濟學應用于政治科學，公共選擇的主題就是政治科學的主題，即國家理論、投票規則、投票者行為、黨派政治學、官方政治等等?！盵54]著重于指出政府行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現代政治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公共選擇學派對政治學所批漏的重要問題重新進行研究，因而有廣闊的研究領域，個體和團體的政治行為、政府的行為、選舉、投票、集體決策的規則等政治學問題都進入其研究視野，吸引了眾多經濟學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羅、科爾曼(J.S.Coleman)等。[55]

曼瑟爾·奧爾森[56]的學術成就跨經濟學和政治學兩個學科，一生著作頗多，其中影響最大的兩部為《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和《國家的興衰》（1982），均被譯成多種文字。在這兩部書中，奧爾森以公共選擇理論為出發點，專注于經濟、社會和政治中的團體行為，對集團進行經濟學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矛盾，改變了傳統上對團體行為的看法，并把政治與經濟之間關系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制度經濟學(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又稱為新制度主義，集中了比較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史和產權經濟學等流派，他們的特點是以制度為研究對象，改變了制度研究為政治學專有的狹隘學科現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經濟和其他領域擴展。經濟學家從經濟的角度對制度進行研究不僅為經濟學開拓了新的視野，而且使人們對制度的認識有了一個新的角度。新制度經濟學是一個興盛的學派，不斷有經濟學家加盟，當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國經濟學家D·諾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爾茨（T.W.Schultz），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我國經濟學家林毅夫等[57]。其中的諾斯既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經濟史學的創始人之一；科斯既是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經濟學家中有一批被稱為“政治的經濟學”[58]，主要由一批歐美經濟學家組成，包括美國經濟學家D·希布斯、威廉·諾德豪斯、詹姆斯·阿爾特[59]、阿萊克·克萊斯勒等人?！罢蔚慕洕鷮W”是真正意義上新的政治經濟學，他們開始全面探討政治與經濟，政治學與經濟學的關系，并對政治經濟學給出學科交叉性定義。他們與公共選擇理論明顯不同，不是從經濟的角度看待政治，試圖用經濟學統一政治學，而是真正把政治經濟學當成一種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合成。

新的政治經濟學與舊的政治經濟學既有聯系，也有區別，其聯系在于都使用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兩者的區別是主要的，復興以后的政治經濟學“的涵義已經與傳統用法大不相同了?！盵60]《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則用PoliticalEconomics(中譯為“政治的經濟學”)來區分PoliticalEconomy（中譯為“政治經濟學”），并著重指出了兩者的區別。政治的經濟學“這個術語包括一系列政治學和經濟學共同關注的問題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政治的經濟學的重點在于試圖解釋總體的經濟政策中政治和經濟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盵61]主要研究對象一是經濟狀態如何影響政府的維持或換屆，二是政治因素在經濟政策的形成中發揮作用。政治商業周期、政策的優化、選舉、政黨、政府的規模、公共支出等成為它的主要研究內容?；痉椒ㄊ恰笆褂矛F代統計和計量經濟學的技術來檢驗有關經濟和政治組織相互作用的假設。鑒于它用數據來提供相互對立的假設，它幾乎完全擺脫了同傳統的術語——政治經濟學相聯系的意識形態色彩?！盵62]政治的經濟學與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在內容的區別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已經“成為一種用經濟學作為分析工具研究若干社會政治現象，政治學與經濟學相交的新學科?！盵63]

國家、制度等問題是西方政治學的傳統主題，但政治學一直沒有把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問題納入自己的領域，直到1970年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DavidEaston）在為《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撰寫“政治學”條目時仍沒有提及政治經濟學。與此同時，當代西方經濟學家，特別是非主流的經濟學家，比如極端保守的公共選擇學派，還有象加爾布雷思（J.K.Galbraith）這樣的新左派經濟學家，關注經濟的整體效果，關注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貝克爾和布坎南的研究事業延伸進一般認為無關乎經濟的領域，例如政治、官僚體制、種族主義、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許多大學的政治學系里都充斥這所謂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choicetheory）學者，他們用本質上屬于經濟領域的方法，來解釋政治現象?！盵64]

經濟學者向政治領域的挺進使得政治學界“當代對政治經濟學興趣的重新燃起，與其說是政治學家努力的結果，不如說是激進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努力的結果?！盵65]經濟學家對政治問題的研究給政治學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學從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國家、制度等政治問題，政治學的發展得以新的激發?，F代政治學開始轉向，走向具體，不僅研究組織、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決策過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遂成為政治學的重要研究對象。政治學的這種變化也是社會現實發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普遍實行混合經濟體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已經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干預，干預到何種程度的問題。政府在管理社會（包括經濟）方面的功能大大強化，政府既是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也成為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問題。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社會的分化和專業化、現實的復雜化和多元化在1980年代以后又有進一步發展，促使各個學科的研究視野明顯擴大，政治學的研究領域隨之擴展，伊斯頓總結道，“這些變遷使我們在廣泛的領域中對先存的實際狀況之看法和態度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些領域包括：種族和性別歧視，環境的污染，貧困和經濟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經濟權力的集中，核軍備的重整，國際范圍內經濟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66]奇爾科特在總結政治學在當代的新進展時認為，性別問題、環境問題、選擇問題、民主問題、資本主義的作用等已成為80年代政治學的主題。[67]上述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是綜合性的、多側面的，以整體面目出現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單一學科的分別研究，不足以為這些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合適的方案，政治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會問題成為現實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學者明確主張“政治學研究不能孤立于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之外。”[68]經濟學也在發生變化，更關注宏觀問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職能等問題被普遍當作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政治經濟學的再次出現得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的肯定。當代西方出現政治理論與經濟理論相結合的趨勢，《韋氏第三版新國際詞典》中把政治經濟學定義為“處理政治和經濟過程的相互關系的一門社會科學?！币了诡D于1990年代意識到了總結1970年代以來的美國政治學發展時，注意到了政治經濟學的復興，他被認為這是政治學在后行為主義時期走向應用，注重政策研究的總趨勢的一種表現，也是現實中經濟狀態與政治事件之間聯系日益密切的反映。[69]

4政治經濟學復興的意義政治經濟學的復興反映了當代學界多學科融合的趨勢，“舊政治經濟學及其近來的復興，能夠比范圍較狹隘的經濟學和政治科學更好地認識和研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經濟制度（國家、公司、尤其是市場）中各種形式的復雜的相互依賴。它們還能較好地研究和理解對于政治和經濟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會進程。這些進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競爭的目標’以及討價還價和行使權力。”[70]由美國社會學家華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會科學委員會”(TheGulbenkianCommissionontheRestructuringoftheSocial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組織了來自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十位學者進行討論，認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這三門以探尋普遍規律為宗旨的傳統社會科學在當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會學，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會學”和“經濟社會學”，并把它們作為自己的兩個分支。政治學家步其后塵，也將自己的研究范圍擴大到正規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壓力集團、抗議活動和社區組織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會現象，都被納入政治學的研究領域。華勒斯坦等人認為“政治經濟學”的重新使用是社會學家的手筆，“當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會學家重新使用‘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時，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學家所作出的回應是力圖賦予它以一種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蘊，即注重對普遍規律的研究?！盵71]結果促使政治學家更加關注經濟過程，經濟學中的凱恩斯主義的流行重新喚起了對‘宏觀經濟學’的關注，“于是經濟學于政治學之間的分界線變得不那么清晰了，因為分析的對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類政府間機構。”再以后，一些非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主張用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分析模式去研究傳統上歸于社會學的各類主題，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經濟學的出現也是政治學吸納經濟學方法的結果。經濟學對政治學的“邊界入侵”受到政治學家的歡迎，“一些在政治學方面被看作較有獨到見解的和比較有用的著作，是由經濟學家所撰寫的，他們把自己學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應用到政治學上?！盵72]這使得一些政治學家沿著與經濟學家相似的路線來重建政治學，比如把政治學中的“權力”相當于經濟學中的“財富”。因此經濟學是作為一種模式和一種研究方法進入政治學的，“這時政治經濟學的獨到之處，是它對于方法論的杰出貢獻。迄今為止，唯有經濟學因此而著稱于世。理性的行動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繹推論為基礎的，但它時常也需要對于行為世界予以正確的參照。這種模式代表了技術從某個學科向其他學科——實際上是從經濟學向一系列其他學科的轉移，這種轉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圍之廣泛，在社會科學史上是鮮有先例的。正因為如此，人們才聽到有關‘經濟學大帝國主義’的議論，當然，其涵義即是指其他社會科學在進行理性建模時已發現了經濟學的威力?！盵73]在這方面，政治學不光吸收了經濟學的方法，而且還吸收了心理學、社會學，甚至若干自然科學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歡迎，并且被看作對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貢獻。”[74]對于政治學和經濟學這兩個學科來講，“最重要的情況是，近年來為建立新的政治經濟學（即，為更緊密地、更系統地結合，無論是什么名稱，也無論最終學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論證，這一論證顯得很有說服力?！盵75]

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到新政治經濟學也是一個重提價值觀問題的過程，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在某種意義上把政治經濟學當作道德科學，他的《道德情操論》發表在《國富論》之前。新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是古典時期以后經濟學家不再研究的問題：產權、利益集團的沖突、國家、官僚制度、自由、正義、秩序等政治現象和政治哲學問題，“保守主義經濟學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理論，同時也是一種規范的政治理論?！盵76]這與西方政治學走向后行為主義，重提價值問題，向國家的回歸等的學術趨勢是一致的。伊斯頓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回歸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選擇模式，這種方法先是被政治行為研究所采用，爾后又推廣到道德問題等其他政治學領域。他舉了羅爾斯(JohnRawls)對正義問題研究的進展為例，羅爾斯在《正義論》（1971）運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給出有說服力的、準確的正義標準。伊斯頓得出結論：“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學有可能要求與經濟學本身無分伯仲的邏輯性和精確性。因而，各種價值標準亦以一種合意的方式，覓見了自己返還科學研究的途徑。”[77]而在行為主義時期，規范性問題涉及價值觀，一直被當作主觀性的東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學之外。

當代西方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學科的融合與交叉，社會科學中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相互融合，出現了一些邊緣學科，如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等。其中一些經濟學家關注政治問題，進入以往政治學的研究領域，出現了一批研究政治問題的經濟學家。他們不僅對政治制度、國家、政府、選舉、自由、平等、民主等傳統的政治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得出自己獨特的結論，而且還專門分析了投票規則、代議制民主與財政政策的關系等新的問題。經濟學家“侵入”政治學，給政治學這一古老的學科帶來了新的研究視角，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如何回應經濟學的“入侵”，如何從政治學的角度評價經濟學家的政治研究，是擺在政治學者面前的重要任務。

注釋:

[1]列奧·施特勞斯等主編：《政治哲學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譯本，1993年版，上冊，緒論，第6頁；country一詞在政治學著作中一般漢譯為“國度”。

[2]（美），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986年版，上冊，第33頁。

[3]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上冊，第33頁。

[4]（美）肯·米諾格：《當代學術入門：政治學》，遼寧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5]（Xenophon，約公元前430-355），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有《居魯士的教育》、《希臘史》、《遠征記》等著作傳世，還有一些記錄蘇格拉底思想的對話體著作，

[6]參見陳孟熙主編：《經濟學說史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頁。

[7]色諾芬：《經濟論雅典的收入》，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961年版，第18頁。

[8]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奧·施特勞斯的名著《政治哲學史》中有“色諾芬”一章，但只在其中個別地方提到色諾芬的Oeconomicus(中譯本譯為《財源論》)，參見列奧·施特勞斯等主編：《政治哲學史》，第93-126頁。

[9]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臘思想家。

[10]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986年版，第201頁。

[11]柏拉圖：《理想國》，第154頁

[12]叢日云：《西方文化傳統》，大連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頁。

[13]（美）約·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一卷，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991年版，第91頁。

[14]參見（蘇）涅爾謝相茨：《古希臘政治學說》，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991年版，第145-7頁；馬嘯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頁。

[15]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臘思想家。

[16]約翰·伊特韋爾等編：《新帕格爾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經濟科學出版社中譯本，1992年版，第3卷，第968頁。

[17]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965年版，第19頁。

[18]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31頁。

[19]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153頁。

[20]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148頁。

[21]《經濟分析史》第一卷，第93頁。

[22]Nicollo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23]（蘇）莫基切夫主編：《政治學說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譯本，1979年版，（上），第135頁。

[24]ThomasMun,1571-1641，英國經濟學家。

[25]參見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959年版，第1頁。

[26]AntoynedeMontchretien,1575-1621，法國經濟學家。

[27]（美）羅.賴克：《國家的作用——21世紀的資本主義前景》，上海譯文出版社中譯本，1998年版，第11頁。

[28]《新帕格爾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3卷，第968頁。

[29]FrancoisQuesnay，1694-1774，法國經濟學家。

[30]亞當·庫珀等編：《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上海譯文出版社中譯本，1989年版，第549頁。

[3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頁。

[32]JeremyBertham,1748-1832，英國哲學家。

[3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3頁。

[34]A.Smith,1723-1790,英國經濟學家。

[35]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974年版，下卷，第27頁。

[36]（美）?！ず＜{：《權利·自由·鄉鎮自治》，中譯文見《自由與社群》，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16頁。

[37]（美）?！に_繆爾森等：《經濟學》（第12版），中國發展出版社中譯本，1992年版，（下）第1275頁。

[38]布坎南：《憲法經濟學》，中譯文載《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335-336頁。

[39]DavidRicardo,1772-1822,英國經濟學家。

[40]《憲法經濟學》，中譯文載《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第335頁。

[41]（美）羅.賴克：《國家的作用——21世紀的資本主義前景》，第13頁。

[42](美)羅·H·奇爾科特：《比較政治學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譯本，1998年版，第474頁。

[43]AlfredMarshall，1842-1924,英國經濟學家。

[44]（美）弗·福山：《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遠方出版社中譯本，1998年版，第26頁。

[45]（美）伊·華勒斯坦等著：《開放社會科學》，三聯書店和牛津大學出版社中譯本，1997年版，第19頁。

[46]（美）格林斯坦等編：《政治學手冊精選》，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996年版，上卷，第50頁。

[47]（美）伊·華勒斯坦等著：《開放社會科學》，第21頁。

[48]（美）格林斯坦等編：《政治學手冊精選》，上卷，第95頁。

[49]（戴）·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華夏出版社中譯本，1989年版，中譯本序言，第3頁。

[50]（英）凱恩斯：《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見《凱恩斯全集》，第4卷，第291頁；中譯文見《預言與勸說》，江蘇人民出版社中譯本，1997年版，第317頁。

[51]P.A.Samullson，1915-，美國經濟學家。

[52]ThorsteirnVeblem，1857-1929,美國經濟學家；mons，1862-1945,美國制度經濟學家；GunnarMyrdal，1898-，瑞典經濟學家。

[53]（美）戴·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中譯本序言，第3頁。

[54]丹·繆勒：《公共選擇》，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992年版，第5頁。

[55]JamesM.Buchanan，1919-，美國經濟學家．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公共選擇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主要著作有《貿同的計算；憲政民主的邏輯基礎》(1962)（與戈登·塔洛克合著）;《民主財政論》(1966)；《公共選擇理論；經濟學在政治方面的應用》(1972)；《赤字下的民主》(1977)；《自由、市場和國家》(1966)等。G.Tullock,主要著作有《官僚制的政治》（1965）。AnthonyDowns，代表作為《民主的經濟理論》（1957）。W.A.Niskanen，代表作為《官僚與代議制政府》（1971）。K.Arrow，代表作為《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1951），

[56]MancurOlson，1932-1998，美國經濟學家，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美國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院院士，曾任公共選擇協會會長（1972-1974），美國經濟協會會長（1986），以及其他若干學術頭銜。

[57]D.North，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興起》（1973，合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1981）、《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1990）。R.Coase，主要論著有《企業的性質》、《社會成本問題》（1960）、《企業、市場與法律》。H.Demsetz，主要著作有《競爭的經濟、法律和政治維度》（1982）等。

[58]這里的“政治的經濟學”指的是PoliticalEconomy或PoliticalEconomy,，目的是與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區分。

[59]D.A.Hibbs，與Fassbender,H.合編：ContemporaryPoliticalEconomy,(1981)美國經濟學家，著有。W.D.Nordhaus，美國經濟學家，著有《經濟學》（與薩繆爾森合著），為再版了十幾此的大學教材。JamesE.Alt，美國經濟學家，著有ThePoliticsofEconomicDecline,(1971).K.AlecChrystal,美國經濟學家，與JamesE.Alt合著：PoliticalEconomics,(1983).

[60]《新帕格爾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3卷，第968頁。

[61]（英）戴維·米勒等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中譯本，1992年版,第554頁。

[62]《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第555頁。

[63]劉德厚：“‘經濟政治’范疇分析”，載《經濟評論》，1994年第2期，第6頁。

[64]福山：《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第26頁。

[65]（美）羅·H·奇爾科特：《比較政治學理論》，第475頁。

[66]（戴）·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中譯本序言，第2頁。

[67]參見（美）羅·H·奇爾科特：《比較政治學理論》，第18頁。

[68]《比較政治學理論》，第14頁。

[69]DavidEaston&,DevelopmentofPoliticalScience:ComparativeStudies,Press,1991.chapter12..

[70]（美）卡·愛·索烏坦：“什么是新憲政論？”，載（美）斯·L·埃爾金和卡·愛·索烏坦編：《新憲政論》，三聯書店中譯本，1997年版，第13頁。

[71]（美）伊·華勒斯坦等著：《開放社會科學》，第49頁。

[72]（美）格林斯坦等編：《政治學手冊精選》，上卷，第95頁。

[73]（美）戴·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中譯本序言，第5頁。

[74]（美）格林斯坦等編：《政治學手冊精選》，上卷，第96頁。

[75]（美）格林斯坦等編：《政治學手冊精選》，上卷，第96頁。

[76]張辰龍：《在自由與民主之間保持張力：保守主義經濟學家的民主理論》，載《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19頁。

[77]（美）戴·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中譯本序言，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