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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鄉村振興”是我國步入新時代重要的宏觀發展戰略，而文化產業則是增強國家綜合實力的現代產業模式。緊密結合國家發展戰略背景，聚焦成都文化產業發展的典型實踐，探究鄉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新動能：資源的發掘與整合、創意賦值與增值、產業組織與資本投入的變化等，以此推動地區文化產業長遠穩健發展，助力新時代鄉村振興。

關鍵詞：成都文化產業；鄉村振興；新動能

一、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成都文化產業發展的意義

自我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為了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會問題、不斷縮小城鄉差距、維護社會公平，國家對“三農”問題高度關切。黨的報告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和極大反響。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要求全國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行動，可見中央對于鄉村振興戰略高度重視與務實推進。2018年3月8日，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明確了“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個具體實施方向：推動鄉村產業振興、鄉村人才振興、鄉村文化振興、鄉村生態振興和鄉村組織振興。其中，以文化促進鄉村振興，尤其是以文化產業促進鄉村振興不僅十分貼近總書記對于“鄉村振興戰略”發展路徑的設計，而且能夠在最大限度保持鄉村生態和社區組織平衡協調的同時，推動農村經濟發展、農民收入提高、鄉村精神文化復興和社群組織建設同步優化。因此，無論從國家政策的頂層設計出發，還是基于農村現實發展的需求而言，新時代鄉村文化產業發展新動能的探索與研究都成為一項迫切而緊要的課題，我們必須回應新時代推動中國鄉村社會轉型發展的重大命題。但是，快速的城市化過程造成了中國鄉村普遍的發展滯后與“空心化”現象，城鄉結構不均衡的矛盾日益凸顯；而文化產業與鄉村振興的結合無疑為鄉村發展提供了新的生長點與增長點，這一新的動能機制正在各地區實踐，盡管實踐相對有限集中，但卻以典型的嘗試與探索啟發著以文化產業振興鄉村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逐漸深入破解“三農”問題。作為西南農業大省四川的省會城市，成都及其周邊的鄉村文化產業發展現狀為研究提供了有意義的樣本。據2019年統計：成都市近郊有10個區（縣），126個鎮（鄉），3171個行政村，農業人口為576.55萬人[1]。近郊地形以平原、淺丘為主，兼及低山、臺地。近郊鄉村居民點分布受地形限制不大，大部分鄉村居民聚集點沿著河流、公路發展，鎮域內部的自然形成村落（居民點）較多，而規劃型村鎮相對較少。因此，數量眾多、自然聚集的成都近郊鄉村顯現出發展文化產業的優勢條件。首先，多樣化的文化資源是成都鄉村文化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鄉村文化資源又可細化為三類主要資源：第一類，得天獨厚的地理文化資源。素有“地質長廊、風景大市”之稱的成都囊括了一系列世界和國家級風景名勝：都江堰市的都江堰、青城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遺產；三圣花鄉、劉氏莊園系國家4A級旅游區；近郊的崇州、蒲江、邛崍、新津亦為中國優秀旅游城市。蜀地別具一格、氣韻萬千的自然山水與閑適安逸、秀雅清麗的田園風光儼然已是成都鄉村享譽中外的名片。第二類，積淀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作為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成都不僅一直是古蜀都城，其周邊更形成了錯落有致的歷史文化名鎮群。大邑縣的安仁鎮濃縮川西百年風云，龍泉區洛帶鎮聚合內遷客家族群，柳江古鎮彰顯蜀地詩禮傳家。大小古鎮內還分布著歷代政治、經濟、文化名人的舊居，雖不及聲名遠揚的杜甫草堂，但也烙印著歷史興衰，傳承著城市文脈。第三類，少數民族聚居的多民族文化資源。四川境內有藏族、羌族、回族、苗族、彝族、土家族等少數民族長期聚居，因此成都近郊也星羅棋布著特色各異的民族村落。圍繞少數民族生產生活的民族節慶、民族技藝乃至民族藝術依然興盛，羌族的刺繡技藝、彝族的火把慶典、藏族的說唱史詩等都存在于人們鮮活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依托于三類特色鮮明的內生文化資源的成都鄉村文化產業不僅尋到了發展的源泉，同時更決定其內涵型發展模式。其次，長效化的政策機制是成都鄉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戰略機遇。近年來，成都市政府立足內地新一線城市的定位，緊抓城市規劃新政策契機，結合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城鄉互動的長效機制，推動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配套發展。其實，在20世紀90年代，成都就開始了鄉村休閑產業的探索之路。郫縣農科村農民在自家院壩接待城里人，創造出全新的鄉村旅游業態———“農家樂”。此后，成都近郊“農家樂”休閑蓬勃興盛，分別延展出城市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農家樂聚集區。2006年，成都被國家旅游局授予“全國農家旅游發源地”。隨后，成都“農家樂”日趨形成集“觀光經濟”“休閑經濟”“體驗經濟”和“農業經濟”為一體的復合型產業。除此之外，越來越多的“畫家村”“藝術家村”“設計村”錯落分布，形成了文化創意產業集聚的村落群。發展至今，成都一直致力于鄉村文化產業建設，探索鄉村社會的現代轉型；同時，已臻規模的鄉村休閑產業成為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柱，帶動整座“休閑之都”的經濟增長。除此之外，在政府統籌與市場推動的共同作用下，成都市鄉村文化產業發展的市場需求空間漸次擴大。目前，成都文化產業已形成定位清晰、各有特色的“三圈層”的空間布局。一圈層集中發展傳媒、演藝娛樂、創意設計、文博旅游等行業，大多坐落于成都老城區和市中心。二圈層在動漫游戲、出版發行等行業發力，以互聯網技術、數字影像為主的高科技文化企業多落戶高新區。第三圈層則打造創意農業、休閑娛樂，主要在自然景區、文化古鎮、特色鄉村布局。日趨成熟的一二圈層文化產業以中心熱度逐漸輻射至第三圈層，同時也通過引流的方式把需求市場延伸至第三圈層，拓展鄉村文化產業的消費市場空間，也引領該產業繼續轉型升級；當然，鄉村文化產業的第三圈層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哺一二圈層。于是，成都文化產業的“三圈層”布局構筑了適應不同區域內文化產業發展的不同層級，也最大限度地促進多類型產業齊頭并進，激活消費市場的潛力。因此，成都市依托優勢，穩步前進，文化產業收入從2010年的270.7億元提高到2018年的1540.03億元，增加值由77.74億元提高到257.39億元，文化產業增加值增速在成都市新興產業三大主體產業中排名第二。基于成都文化產業長期實踐的成效，立足成都鄉村文化產業發展的典型個案進行“鄉村振興”新動能的發掘便由此呈現出鮮明而清晰的意義和價值。第一，緊扣黨的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國家戰略，以供給側改革為抓手促進我國鄉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密切關注“三農”現實問題。黨的報告在闡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任務時提出了關乎國家民生的“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有助于加快我國鄉村經濟的發展速度，縮小城鄉差距；有助于解決鄉村發展不充分、城鄉發展不均衡的社會矛盾；有助于推動我國現代化空間布局從城市向鄉村延伸，推進中國特色鄉村現代化改革。因此，從文化產業發展的角度破解現階段鄉村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依據供給側改革導向，無疑能夠探尋出適合鄉村發展的“文化產業”新路徑，從實踐中尋求農村社會轉型發展之徑。第二，旨在“留住青山綠水”的鄉村建設，保護傳承鄉村特色文化資源和文化遺產的基礎上創新發展，激活傳統鄉村文化的現代意義生成。“鄉土社會”的中國鄉村不僅擁有豐饒富足的自然生態資源，同時也傳承著多彩多姿的地方戲曲、民俗禮儀、民間手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鄉村振興發展戰略指導之下，不僅要保護和傳承鄉村的資源，更要創造性地利用和轉化資源，將政策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這既促進了鄉村接軌于城市的現代化進程，也是“鄉土”文化資源有效的“變現”，其最終目的則是盤活鄉村資源，推動鄉村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第三，地區性文化產業發展既是政策規劃，也是落地實施；既是統籌協調，也是因地制宜；既是區域示范，也是分類探索。因此，作為省會城市、經濟社會發展中心城市，成都具備以“鄉村振興”為背景的地區性研究的典型性，結合成都文化產業發展現狀與鄉村產業發展路徑的探索有助于城鄉協調，有助于文化資源產業化，有助于脫貧攻堅，并由此產生覆蓋中西部地區的示范效應。根據成都市委、市政府正式印發的《成都市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以下簡稱《規劃》）中“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的設定目標，特色鎮、新型社區和林盤聚落成為了重點規劃建設項目。具體而言，成都市鄉村振興重大項目2019年總投資額為638.5億元，其中，特色鎮建設工程項目、川西林盤保護修復工程項目和農村文化現代化建設工程項目各占53.4億元、2.5億元及17.5億元。同時，成都還將以“鄉村振興”為核心，著力打造七大共享平臺，其中之一則是農商文旅體融合發展服務平臺，并預期2022年該平臺產值將突破1500億元的績效。這一舉措不僅可以全面拓展成都乃至四川農業的發展空間，更是憑借鄉村創意和鄉村特色為成都文化產業發展奠定堅實基礎。成都無疑為新時代鄉村文化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可資參考借鑒的新模式。第四，在新時代語境中完善與豐富我國鄉村文化產業的理論研究，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學術支撐與理論依憑。文化沒有地域的界限，城市與鄉村分別孕育著不同的文化形態與文化風格。在廣袤富饒的中國大地上，鄉村文化積淀更為悠久豐厚，特色鮮明。因此，文化產業并不僅是城市發展的動力，同樣也是鄉村振興的助力。理解中國鄉村的文化形態，梳理其文化資源，構建其文化生態，然后以產業發展的思維立足實際，統籌規劃，同樣可以實現中國鄉村文化產業的發展振興。所以，基于成都鄉村文化產業發展實踐的研究也在補充完善文化產業理論體系，并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發展思路。

二、成都鄉村文化產業發展的典型模式與經驗教訓

通過探索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成都文化產業發展的新型動能和不同路徑，筆者整理歸納出成都鄉村文化產業現存的三種典型發展模式，并綜合比較、去偽存真，呈現成都鄉村文化產業發展的經驗與教訓。首先，成都鄉村文化產業數量最多、聚集度最高的是休閑旅游產業，本地人簡潔又親切地稱之為“農家樂”。這是成都鄉村文化產業的第一種發展模式。顧名思義：城里人轉入農家小院體驗農業采摘、田野風光、食宿農家的“小而精”的文化項目。從郫縣農科村的第一家“農家樂”到國家4A級景區的錦江區三圣花鄉，“農家樂”已被打造為鄉村旅游的特色品牌，據不完全統計，成都市目前已有上萬家不同規模的農家樂。最大規模的是位于成都東南部，總面積達15000畝，范圍覆蓋紅砂村、幸福村、駙馬村、萬福村、江家堰村等多個村落的“三圣花鄉”。三圣花鄉以鮮花培育為特色，主打花鄉農居；羅家花園、王家花園、荷塘月色、幸福梅林等農家院落四時花開不斷，以花邀人，以茶會友，以美食聚客，人們在觀賞四季鮮花美景的同時，也享受著遠離城市喧囂與繁忙的休閑，滿足農耕漁樵之樂。“農家樂”之所以走俏本地旅游市場，得益于其對區域文化的熟稔與消費市場的驅動。不同于青城山、都江堰、寬窄巷子、熊貓基地等全國知名文旅項目，成都鄉村文化產業項目覆蓋的主要受眾仍是城市及其周邊民眾，這就要求文化產業項目必須因地制宜，融入地域特色，緊密結合地區生活習慣，打造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品牌。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氣候宜人，數千年凝聚了“閑適”的文化氛圍，喝茶、打麻將、尋美食已經成為這座城市的文化標識。通過緊密結合本地消費人群的生活文化，明晰消費群體畫像，贏得了長期穩定的客戶群體；充分結合地域文化消費的典型特征展開，既是特色產業經營，也是專業精準的文化服務。“農家樂”以接地氣、輕資本、小而精的方式展開，靈活多變的投入擴充，也在投資與規模上減輕了鄉村文化產業難以承擔的高風險。當然，數量眾多的成都“農家樂”也出現了品質良莠不齊、后續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依據農家自身資源條件的自發經營，既無規劃又缺規模，既難集聚又乏輻射，既困于資本，也疏于管理，所以其整體發展態勢仍然處于產業的低級形態，消費層級和產出效益都偏低，面臨著“小而不美”“多而不壯”的發展局限。隨著后續多樣復合形態文化產業項目的出現，“農家樂”競爭力與吸引力都會大打折扣。其次，成都周邊特色村鎮星羅棋布，形成了不同類型的特色小鎮，這是成都鄉村文創的第二種主要發展模式。這些小鎮或鄉村大多憑借其獨有的文化資源確立個性化發展定位，以最大限度的資源發掘與產業運作強化特色，形成“人無我有、人有我精”的差異化發展。比如成都龍泉驛區洛帶古鎮以明清之際客家人的南遷聚落，雙流縣黃龍溪古鎮則以溪水環繞小鎮打造綠色生態康養，大邑縣安仁古鎮以林立的公館建筑盡畫歷史滄桑，崇州街子古鎮則仰仗著青城后山的山明水秀，各村鎮都依據自身的自然資源與文化資源建設標識鮮明的文化項目，鄉村文化產業蔚為大觀。盡管特色資源形成了不可替代的競爭優勢，但是特色資源也往往桎梏著發展。特色小鎮開發經營方式趨于一致，都是以觀光休閑招攬城市人的短暫駐足，以單一簡短的文化表述滿足消費者的感官認知與文化獵奇，所以隨著后續仿古鎮、偽特色項目的增多，就陷入了“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發展困境，古鎮經濟與文化效益雙雙遭遇市場差評。處于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型發展之際，鄉村文化產業召喚著“突圍”發展的新模式。位于成都市蒲江縣甘溪鎮，隋唐茶馬古道和南方絲綢之路驛站舊址的明月村提供了特色鄉村轉型的新范本。2008年以前，明月村村民的主要收入來源為農作物種植，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直到2009年該村仍舊是市級貧困村。2013年6月，明月村以300年的古窯“明月窯”為突破口，圍繞陶文化主題，發展政府統籌、商戶入駐式的文化創意產業。截至目前，明月村已經發展了40余個文化創意產業項目，年接待游客約20萬人次，并吸引了一百余位陶藝師、藝術家、設計者定居于此，文化產業利潤逐年遞增。現在的明月村已經坐擁多項文化創意產業獎項（2019年中國美麗休閑鄉村，2018年中國最美鄉村、四川省文化產業示范園區、成都市文化產業示范園區及中國鄉村旅游創客示范基地稱號）[2]。歷經七年的鄉村轉型發展，明月村的文化創意產業聚合為游覽體驗、美食及民宿三大特色板塊，包括了村文化中心、明月書館、明月軒篆刻藝術博物館（傳習所）、明月鄉村研究社、明月文舍、蜀山窯陶瓷藝術博物館、火痕柴窯工坊等，涵蓋了陶藝、扎染、茶藝、篆刻、書法、繪畫、飲食文化及農業農村生活體驗的多個文化創意項目。明月村幾乎濃縮凝練出一個小而全的文化產業集聚區，其產業鏈的上下端都相對完整，因此既實現了鄉村文創經濟的自生動力與效益循環，也能夠為消費者提供全方位多層級的文化產品與服務[3-4]。明月村的實踐令文化產業真正沐浴于“明月”清輝之下，與原有的鄉村生活融為一體，既促進了鄉村經濟飛躍，又完好地保留了鄉村本來的文化與組織形式。這無疑激活了鄉村發展的內在動力，而鄉村發展又推進和豐富了文化內涵。因此，鄉村文化產業發展的首要條件務必立足于內在資源的挖掘和利用，充分盤活已有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將多種資源統領在一個文化主題之下協調發展，不僅能夠有效整合資源，同時也提升其創新能力，形成多類型產業之間的聯動，以期獲得持久的競爭優勢；同時只有整理與歸并資源的統籌發展才能有效利用鄉村豐富多樣的資源，真正形成彼此互補、有機互動的創意體系。之后，成都崇州道明竹藝村、郫都唐昌鎮戰旗村、彭州龍門山鎮寶山村都借鑒明月村經驗整合與深掘自身特色資源，系統規劃各項目協調發展的模式，戰旗村更成為視察后點贊的新時代鄉村振興示范村。除卻前面兩種資源型發展模式之外，成都鄉村也嘗試著創新型文化產業發展的第三種模式，即主動創意打造鄉村的文化景觀，規劃文化創意項目，從而助推鄉村旅游發展。這種“無中生有”的創意模式對于文化產業的創意賦值與統籌規劃都提出了超高難度的要求，當然這也是一部分資源極度匱乏、周邊配套不完善的鄉村不得已所選擇的發展路徑。但這樣的“文化戲法”卻絕非易事。成都龍潭總部經濟城最大的配套項目龍潭水鄉風景區就是一次失敗的嘗試。約20億元人民幣的投資、歷經4年打造的龍潭水鄉2013年正式開街使用，同年被四川省旅游局納入年度重點旅游項目。水鄉自東風渠南支渠引都江堰活水入園，水面面積達20000m2，水渠全長2.2km，整體園區按照“大融合”的建設思路鋪展，以蘇州園林為參照，將川西民居融匯其間，營造出“西南水鄉”的獨特韻味。除卻別具一格的布局之外，設計者還為龍潭水鄉景區文化賦值———12條主干街道名稱取自《紅樓夢》“金陵十二釵”，酒店皆以“家府”命名；景區遍植名品古木，水鄉門口兩顆烏柿樹已近千年，為其經典化與歷史感增色。盡管設計者意在描畫成都“清明上河圖”，打造比肩“周莊”“烏鎮”的西南水鄉；但實際運營與產出并不理想。2018年龍潭水鄉淪為“空城”，入駐的50多家商業機構全部撤出，文化產業運營宣告失敗[5]。高規格和大手筆的資本投入和產業運營也意味著“高風險”，事實證明鄉村與文化產業的整合發展既不是簡單的“砸錢”，也并非是一廂情愿的“創意”，鄉村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審美，也有運營資本的特殊要求。鄉村文化創意并不是主觀隨意的文化嫁接與鄉村景觀的粗糙拼合，也不是盲目迷戀資本堆積和只圖短期利潤的經營短視，更不是圍繞文化概念的營銷噱頭。鄉村文化產業的科學規劃與創意賦值是發展的雙翼，缺一不可。上述成都鄉村文化產業發展的三種典型模式，以點帶面地呈現出成都乃至西南地區鄉村文化產業近年發展的實際。文化產業并不是“資源”與“文化”的簡單疊加，也不是資本與商家的數量聚集，更不是盲目的復古與復制。鄉村文化產業務必立足鄉村本位的文化資源，在科學規劃與有效創意指導下扎實產業化運作，深度融合式發展，才能實現鄉村經濟與社會效益的雙豐收，促進新時代特色鄉村文化的現代轉型，從而助力于鄉村振興。

三、成都鄉村文化產業發展的建議及對策

第一，立足鄉村振興戰略背景，深度挖掘鄉村文化資源，充分整合與規劃協調其產業發展，豐富成都文化產業內涵。文化產業始終不變的核心即為“內容”的生產與打造，文化產業發展的源動力來自于IP（IntellectualProperty的縮寫，即知識產權）的創意與豐富。因此，對深厚積淀的鄉村特色文化資源的挖掘至關重要。實際勘察與整理現存的特色文化資源，并對其進行開發潛力的初步評估，有條件的情況下生成數據系統，與國內乃至世界發展案例比對是文化資源整理的第一步。指望資源天然形成產業“內容”并帶動產業發展的“靠天吃飯”的思路行不通。而鄉村文化資源轉化為地區文化產業發展動能還需要對資源再次創造性的整合，以有機系統的資源組合豐富和深化文化產業的內涵。成功如明月村始終立足本地特色文化資源深掘，確立了“陶藝、茶藝、鄉居體驗”三足鼎立的文創重點，圍繞三種藝術項目深耕細作、引資聚才，逐漸規模化、產業化，形成資源合理科學的持續開發與正向流動。反觀龍潭水鄉則缺乏清晰的文化創意。項目停留在各種文化元素的機械堆積，而非資源本身生發出活力；外在景觀與本地生活生硬嫁接，“貌合”而“神離”。究其本質，鄉村文化產業并不是扣著“文化”頭銜的商業地產，必須打造真正的文創項目；不是止步于經濟利益的資本聚合，而是訴求文化旨趣的創意者匯集；不單是鄉村外在物質形態的改觀，更是鄉村內在文化靈魂的升華。其實，成都有潛力深掘的文化資源并不匱乏——青城山“道教文化”、三星堆“太陽神鳥”文化、都江堰“水利”文化、古鎮文化、驛道文化、公館文化等，不僅品類豐富，且積淀深厚。而手握多元文化資源，卻又困囿于資源本身；僅重復現存資源的平面展示，而缺乏現代性的創意賦值；文化創意項目各自為政，缺乏相關產業的關聯性開發；各村鎮自成一格，而缺乏集群效應。這些勢必會導致“有資源無產業，有文化缺發展，有傳統難創新，有項目難聚群”的尷尬局面。而突破其發展困境的關鍵還是科學有效的盤活資源，凝聚資源的文化意義，創造性地整合利用資源，用真正產業化的發展模式來“講好”中國鄉村的文化故事。第二，充分利用鄉村的自然特點和人文風俗，使用規模經濟和協同效應的發展模式，形成成都鄉村文化產業集群。細察明月村的成功，不難發現其更得益于熟稔文化產業的經營模式：有意識規劃并生成了“資源開發（300年歷史的明月古窯的修復）—創意生成（一百余名陶藝家駐村，設立陶藝工作室和藝術專業實踐基地）—創意落地（陶藝體驗館與陶藝拍賣所）—品牌推廣（明月村官網與新媒體宣發）—產品銷售（陶藝紀念品、陶藝茶室及陶藝村民宿）”這樣一條清晰完整的產業鏈。同時，圍繞著“陶藝”主題聚集了產業發展集群，與周圍村社聯動，帶動周邊鄉鎮企業協同發展，利用協同效應和規模經濟有效增強了產業整體實力，又帶來正向的極化效應與回流效應。而龍潭水鄉較之明月村，設計脫離了龍潭園區、成華區乃至成都市本身的文化特色和產業發展定位，缺乏明晰的文化產業發展鏈條和凝聚力強的文化產業集群。實際上，目前成都文化產業發展大多都面臨著集群化不夠、園區凝聚力不足及產業上下游關聯度不高的問題，大部分中小型文化企業收益并不高，其社會經濟效益難以放大；在面對突發經濟社會大變動時，其抗風險能力極為有限，易導致大規模的產業坍塌。而鄉村自帶的集聚性與文化的接近性，既在地理位置和自然風貌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又與文化精神和村社組織具有密切的關聯度。因此，在“鄉村振興”背景之下，以鄉村文化產業作為成都文化產業進一步發展的突破口，以鄉村的關聯形成產業的關聯，以鄉村的集聚歸置產業的集聚，以鄉村的文化激活產業的動力，則是成都新一輪文化產業創新的契機，也是文化產業規避高風險的一種可行模式。第三，立足差異化發展的思路，多抓特色，少聚熱點；多找創新，少做仿造；貴立品牌，少用“炒作”。從梳理文化資源出發，重點開展具有吸引力的特色文創項目，著力打造標識鮮明的成都品牌，充分結合鄉村文化及鄉村特色，尋求具有市場號召力和鄉村形象宣傳力的成都文化產業發展創新點。明月村、竹藝村、戰旗村都摒棄了四川傳統“農家樂”的簡化形式，將文化資源以多元深度體驗式項目落地。融合“學、玩、住、食”多角度，用博物館、體驗園、民宿、餐飲等多種形式，依照資源的實際特點準確呈現，打造了特色鮮明的村落文旅品牌，得以持續拉動消費，促進鄉村文旅增值擴容。而龍潭水鄉盡管立意打造成都水鄉，卻在落地形式上簡單復制、炒作概念，既乏水鄉的“西南特色”，也缺差異化的項目賣點。因此，若能在充分挖掘地域文化資源的基礎上，輔以具有創新性的資源變現路徑，形成標識鮮明的品牌和訴求明確的消費，這無疑將成為成都文化產業長期發展最具競爭優勢的新動能。第四，緊隨時代技術更迭進程，優化產業管理方式，充分利用“創意”集合力量，提升資本使用效率。其實，大部分鄉村文化創意項目采取了以賺取租金的方式，靠其商業價值吸引商戶，而鮮有與創意相關的內容產出式項目，呈現為直接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文旅”被“拆臺”，經濟也難唱“好戲”的尷尬。同時，文化產業管理方式的紊亂和低效更催生出投資變現難、資本使用率低的惡性循環。很明顯，智慧資源并沒有被妥善導入鄉村文化產業領域，專業市場營銷人才及文化產業管理人才儲備不足。創意與創意管理皆重在人才，只有調動專業人才的創意能力與積極作為，以創意集聚資本與企業，才是鄉村文化產業高質發展的必由路徑。第五，高新技術的投入無疑也是促進文化產業發展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但在考察成都鄉村文化產業的典型案例中，鮮有新興科學技術的投入。其實，隨著科技的普及與成本的回落，高新科技也能落地鄉村文化產業項目。比如，AI或者3D技術乃至全息投影技術，能夠為消費者帶來浸入式的新體驗。這不僅可以賦予文化項目更鮮活的生命，而且完全有潛力成為拉動消費的新引擎———浸入體驗版《清明上河圖》就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從項目管理及吸收資本角度，區塊鏈的去中心化、高透明化及分布式記賬技術既能解決文化產業發展中創意版權的爭議，還能促進資本吸收和運作管理的規范化。第六，文化產業發展必須始終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可持續發展觀，堅持以保護自然資源和文化內涵為產業發展的內在動力。無論是自然山水還是人文景觀，無論是歷史建筑還是技藝傳承，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鄉村文化資產，都維系著鄉村生態與結構的平衡，傳承著鄉土中國的文化命脈。歷史在鄉土中沉積，未來也同樣發軔于鄉土，所以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堅持生態與文化的雙重導向，尋求鄉村現代化轉型之路。然而，隨著成都旅游業在互聯網時代的進一步引爆，商業目的也愈發凸顯，文化資源保護問題也更易被有意或者無意的弱視和忽視。與保護其他文化資源一樣，成都市林盤資源及鄉土資源的維護不應被緩置，更應提早謀篇布局，適當適時、有序合理地科學開發，以維持成都文化產業長期發展的內生力與源動力。

四、結語

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之下，鄉村文化資源期待著合理有效的開發與創新性的現代賦值。鄉村文化產業的發展不僅能為成都文化產業增加新內容，提供原動力；更是以村落自然集聚形式為依托，為成都文化產業集群生成提供新模式。同時，鄉村文化產業的發展也昭示著成都文化產業未來發展的路徑：在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觀照下，以保護文化資源為目標深入持續挖掘“新內容”；將“創意”貫穿于知識產權創造、項目實踐及品牌宣發的全過程；輔以科學高效的資本、產業管理模式和新興技術的投入最終促成整個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從而助力新時代鄉村振興與區域發展。

作者:黃益倩 劉曉婧 向平 單位:西南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