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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是經濟學家的研究對象，而政治改革則通常屬于政治學家的研究范圍。然而，在象中國這樣的轉型中國家里，經濟增長卻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命題，它涉及到與政治改革相關的制度變革；同樣，政治改革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學課題，它的推動和進展與經濟增長有密切關系。把經濟增長和政治改革這兩個課題放到一起來思考，屬于跨學科研究，謹守學科分際的學者往往不愿輕易涉足。于是，在中國問題研究領域里，把這兩個本來密切相關的課題割裂開來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來。可是，那種就經濟談經濟或就政治談政治的研究方式，卻很可能給種種似是而非的無根之說創(chuàng)造條件，也給政客的詭辯留下了空間。筆者試圖在本文中討論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的相互關系。雖自知才疏力薄，恐難深入周全，仍欲一試，旨在拋磚引玉，以引起社會科學界學者們的進一步探討。

一、關于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相互關系的四種假說

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談的經濟增長是指健康、穩(wěn)定、具長期潛力的經濟增長，而不是那種靠“吃老本、欠新帳”、浪費資源、破壞生態(tài)而維持的、不可持續(xù)的經濟增長。對中國而言，經濟增長及經濟發(fā)展的目標是實現工業(yè)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說的中國政治改革，則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為導向的民主化改革。達倫多夫(dahrendorf)認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個要件：必須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實現公民的（個人的、政治的、社會的）基本權利；社會沖突應當被認可為積極的、創(chuàng)造性的，解決沖突時應有理性控制；社會利益的多樣性必須通過領導群體（精英）的競爭表現出來；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時，作為共同利益的“公眾道德”必須發(fā)揮其作用。[1]進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權、多元利益、競爭性選舉和對民主價值觀的憲法共識。

在討論當代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的相互關系時，有兩個流行的假說。流行假說之一是，只要經濟增長（或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國的政治改革就自然會被提上議事日程并順利實現。筆者在此對這一假說提出質疑和批評。政治是經濟的上層建筑，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得到廣泛的認同；否則，馬克思的一些觀點也不會在西方社會科學教科書中占據相當的地位。顯然，在漁獵社會不可能建立國家，農業(yè)社會也不會誕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現代人類社會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說的缺陷在于，在現代社會里，適合一個國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謂“一定程度”的經濟發(fā)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沒有確定性含義，能否作國際比較？這個假說顯然無法解釋歷史。遠在清軍開進山海關的時候，英國國會已經把政府的錢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機制的雛形。那時英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國，英國政治制衡機制的出現在多大程度上與經濟發(fā)展本身直接相關？上述假說恐怕難以自圓其說。進一步看，今天的中國經濟比16世紀的英國經濟還落后嗎，如果說當時英國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撐民主政治，為什么今天中國如此現代化的大都市里卻連街道辦事處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選？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評價那時美國的言論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識字率難道比當時的美國還低，以致于不能開放言論和新聞自由？

大約50年前，劉少奇在制定1954年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過：“由于現在的各種具體條件，我國在選舉中還必須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必須規(guī)定城市和鄉(xiāng)村選舉代表名額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實行多級選舉制，并且在基層選舉中多數是采用舉手表決的方法。我國的選舉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進的，并在條件具備以后就要實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時間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國民經濟也翻了幾番，究竟中國的人均gdp要達到多少美元，中國公民才能有資格直接選舉全國人大代表或國家主席？到底什么時候中國能具備劉少奇承諾過的直接選舉的“條件”，上述假說其實給不出答案。

持上述觀點者有一種錯誤認識，似乎只要有了經濟增長，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會像個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國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種裝置或技術專利，可以輕而易舉地“拿來”或“引進”。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制度演化進程。有了漂亮的憲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憲政機制，憲政的牢固根基必須扎在人們的心中，形成一種保障基本人權、限制政府行為的憲法共識。憲政民主的政治傳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經濟增長的天然“副產品”，而是在民主的實踐中逐漸養(yǎng)成的。發(fā)達國家建立比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經過了幾百年的努力，現在還在繼續(xù)改進完善；中國具有后發(fā)優(yōu)勢，或許會縮短這一進程，但絕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啟動得越遲，實現得越晚，沒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長。若國人滿足于只有生存而無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達到3萬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穩(wěn)穩(wěn)地做奴隸、臣子、順民；如果還有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夢想，就必須從現在做起，積極穩(wěn)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標。

另一個流行假說是，只有實行民主化改革，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才能夠保持下去。從長時段來看，政治對于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反作用，這一論點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紀，中國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三分之一強跌至百分之幾，單純從勞動力和資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滿意的答案的。西歐11世紀開始的法律革命、17世紀開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國和法國的不同模式），對19世紀的產業(yè)革命具有難以估量的推動作用。而在中國，統治者排拒向法治社會的轉型，這無疑妨礙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孕育，嚴重影響到技術創(chuàng)新、海外貿易和現代企業(yè)的形成。顯然，政治、行政、財稅體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國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從短時段（十幾年乃至幾十年）來看，上述假說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瑞典和德國對政治體制的選擇不同，但它們都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工業(yè)化；如果用自由指標來衡量80年代以前的東亞“四小龍”，則它們之間相距甚大，從最不自由的軍人獨裁統治的韓國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但這樣的政治制度差異并未影響它們在經濟上同時崛起與騰飛。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時段上并不一定是經濟增長的直接誘因。

有學者指出，泰國就出現過經濟高速發(fā)展與政治低度發(fā)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國共發(fā)生19次政變，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時期，20位首相相繼組建了48屆內閣，其中24屆內閣屬軍人政府、8屆是軍人為主的政府、16屆為文官政府；共通過了15部憲法，舉行了18次大選。從1932年到現在，泰國有80％的時間處在軍人的統治之下，最近的軍事政變發(fā)生在1991年，并導致了大規(guī)模的沖突。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泰國的經濟仍然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并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從1951年到1961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7.4％；1960年至1970年，泰國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8.4％；1970年至1982年為7.1％。[3]世界銀行認為：在過去20多年的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泰國是發(fā)展中國家中經濟發(fā)展最為成功的國家之一”。該行專家從泰國模式得出的結論是：“如果說經濟發(fā)展意味著給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機會，從而很容易獲得人們的擁護，而政治發(fā)展則不僅意味著權力模式的重新構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喪失自己擁有的特權，同時也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政治文化價值的轉變，換言之，政治發(fā)展意味著整個民族的整體現代化，也意味著人的觀念的徹底現代化。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真正的政治發(fā)展比經濟發(fā)展更為艱巨、更為困難，一個民族必須付出比經濟發(fā)展更為艱苦的長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現代化方面取得相應的進展。”[4]顯而易見，如果以政治改革作為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無論從邏輯上還是事實上都很難說得通。

上述兩個假說都有決定論色彩，或強調經濟決定政治，或認為政治決定經濟。丹尼爾?貝爾認為，現代社會不是統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個特殊領域（經濟──技術體系、政治體系與文化體系）組成，它們之間不存在簡單的決定性關系，未必相互一致；三個領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軸心原則加以調節(jié)，各有自己的模式。經濟──技術體系的軸心原則是功能理性，其調節(jié)方式是節(jié)儉（本質上即講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換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軸心原則是合法性，在民主政體中它表現為被統治者授權政府從事管理，這種合法統治的暗含條件是關于平等的思想，即認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發(fā)言權。政治的軸心結構是代表選舉制或參與制，由幾個政黨或社會團體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體系的管理方式帶有技術官僚傾向，且將日益明顯，然而政治決策主要還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談判協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術官僚的理性判斷。卡西爾意義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領域，現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極其自由地搜撿世界文化倉庫，貪婪吞食任何一種抓到手的藝術形式，這種自由來自它的軸心原則，就是要不斷表現并再造“自我”，以達到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不同領域間的沖突決定了社會的各種矛盾，它們存在于官僚等級制的社會結構與要求平等參與的政治體系之間，存在于依據角色和專業(yè)分工建立的社會結構與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實現個人“完美”的文化之間。[5]貝爾把現代市場經濟、自由民主政治與多元文化視為現代社會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現代的社會或轉型中的社會里，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比現代社會更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會里，政治與（宗教為代表的）文化之間有高度的統一性，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總體性社會里，政治與經濟之間是密不可分的。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不可能是一個單純的經濟過程，而必然會表現為政治與經濟的互動。從這種角度來看，再結合中國現在的國情，可以提出以下兩個假說，中國改革以來的社會現實也基本上支持這兩個假說。

假說之三：經濟衰退或經濟危機通常會誘發(fā)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經濟增長尚屬順利時，往往容易滿足現狀，民眾如此，統治者亦如此。歷史學家發(fā)現，絕大多數統治集團主持的改革都是財政危機的結果，而民眾揭竿而起則通常是天災或政府過多征用勞役造成、大流亡的結果。回顧20多年來的中國改革史，雖然80年代中國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識精英一再呼喚政治改革，但由于城鄉(xiāng)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較快，政治改革的社會動力明顯不足；到了90年代末，雖然見諸輿論的政改呼吁如鳳毛麟角般罕見，但由于農村糧食主產區(qū)農民的收入連年下降，城市下崗工人多達幾千萬，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革命情緒的潛流正在暗中滋生與蔓延。歷史的悲劇往往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夠主導改革的時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時候又很難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經濟增長情況尚好的階段，政治保守主義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經濟陷入停滯或爆發(fā)危機，他們的觀點對執(zhí)政者毫無助益，結果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革命的降臨。因此，在歷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為常見。

假說之四：政治腐敗長期蔓延、愈演愈烈，最終會導致經濟增長的放慢、停滯乃至衰退。對這一假說的論證可以借助經濟分析和階級分析。從社會層面來看，權錢交易、國有資產流失、權貴資本主義和暴富階層的形成，必然導致社會的急劇分化。如果觀察衡量社會公平的指標基尼系數（此系數越高，社會不公越嚴重），目前發(fā)達國家的該項指標普遍低于發(fā)展中國家，即前者的社會財富與收入的分配比后者更公平。從經濟層面分析，社會的相對均富是大眾消費社會形成的必要條件。幾億中國貧困人口至今與電燈、電話、電視機、電冰箱這些大眾消費品無緣，當然會導致需求萎縮、生產能力過剩；而暴富階層的需求早已跨越了私宅、國產轎車、國內旅游的階段，他們已成為舶來奢侈品與國外旅游的常客，因此他們財富的增加對擴大內需并無幫助。由于“搶劫”、“盜竊”來的不義之財不具合法性，暴富階層不敢把它們用于正常的社會投資，而是通過各種方式轉移到國外去“漂白”，因此每年偷逃境外的“黑錢”高達幾百億美元，接近于每年海外對大陸直接投資的總額。從階級分析的層面來看，嚴重的社會不公和不平等會激發(fā)強烈的社會不滿，強化階級意識與階級對立，如果沒有一種發(fā)泄與轉移社會不滿的機制，最終會導致社會分裂、民眾抗議乃至政治動亂。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將會成為階級斗爭的犧牲品。

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發(fā)展目標，彼此之間并不存在決定性關系，但有一定的關聯和相互影響。欲求政治舉措與經濟政策彼此促進、相得益彰，決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擾、政治腐化與經濟失策惡性循環(huán)，卻是司空見慣的。要使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發(fā)展的軌道，就要詳盡地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按照它們各自的特性與軸心原則把握好改革的節(jié)奏。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因與政治穩(wěn)定

基于上一節(jié)的分析，筆者不認為政治改革是經濟增長的直接誘因，當然更不認可經濟增長是政治專制所賜。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因，還是要從勞動、資本、技術、市場等經濟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不論是從歷史還是從現狀來看，卻是經濟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說，政治等非經濟因素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各種經濟因素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充份條件。

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經濟性因素

影響經濟增長的勞動因素主要指勞動力總量和勞動生產率。在德國、俄羅斯、日本等國，阻止勞動力總量下降的趨勢已成為維持經濟增長的關鍵；而中國的國情卻是勞動力大量過剩，禁錮在農村土地上的勞動投入的邊際產出已經為零，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的主要是勞動生產率。以往中國經濟學家只關注工業(yè)、農業(yè)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現在則應把注意力轉向社會綜合勞動生產率[6]，全社會綜合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單純的工業(yè)或農業(yè)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更為重要。發(fā)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達到頂峰，然后開始了所謂的“逆城市化（郊區(qū)化）”進程，它們當然無法再從城市化過程中獲得經濟增長的動力。在韓國等新興工業(yè)化國家和地區(qū)，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這是近年來東亞經濟初現疲態(tài)的重要內因。國內常有人提到，改革開放時代的經濟增長是以時代的遺產為基礎的。其實，這種見物不見人的說法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由于1957年至1978年間中國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和生活水平長期停滯乃至下降，結果時代留給中國的最大遺產是比世界平均水準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這為1978年以后經濟的快速增長預留了較大的空間。

其次考慮資本因素，它也包括總量與生產率兩個方面。80年代以來，中國領導人抓住了“和平與發(fā)展”的主題，不再奉行“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線，降低了一度占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幾的對外援助數額，并一躍成為引入外資和外援最多的發(fā)展中國家。現在，境外直接投資的來源正逐步從港澳臺資本轉向發(fā)達國家的大跨國公司，這標志著中國在對外引資和擴大社會資本總量方面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90年代以來，中國國內資本的性質與品質正在發(fā)生意義深遠的變化。眾所周知，國有經濟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會資本增加額，卻只能創(chuàng)造三分之一的新增產值。國有資本比重下降的趨勢將會顯著增加國內資本的生產率，給中國經濟增長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經濟發(fā)展的現階段，勞動與資本所導致的增長在總的經濟增長率中所占份額已經下降，技術創(chuàng)新（包括社會技術創(chuàng)新即體制創(chuàng)新）已是發(fā)達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增長要素。技術進步因素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術進步有兩種實現方式：一是自己投資進行研究和開發(fā)；二是向其它國家學習、模仿，或花錢購買先進技術以實現本國的技術進步。技術開發(fā)研究的特點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資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術中也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業(yè)價值，因此發(fā)明技術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國這樣的發(fā)達國家，由于技術創(chuàng)新的成本高，能長期維持3%左右的增長率就已經很難得了。有學者認為，20世紀日本及亞洲經濟發(fā)展的奇跡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時間短的模仿或購買方式實現技術進步。從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維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長，“亞洲四小龍”從50年代末開始也差不多維持了將近40年的快速增長。由于中國與發(fā)達國家的差距比當年日本與歐美國家之間的差距更大，假如說日本能維持40年的高速增長，那么中國從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維持5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7]

中國之所以對引進技術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如日本和韓國，一再重復引進國外同類的成套設備，其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導致人員素質的低下。1949年以后，中國教育界受到4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即思想改造運動和院系調整、反右運動和“”、十年“”浩劫、“風波”后的清查清理運動。[8]50年代初仿照蘇聯教育體系實行的院系調整產生了一種眼界極其狹窄的教育格局，總體上過于偏重理工科教育，而在理工科中又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專業(yè)課，在專業(yè)課中偏重工藝操作。在反右運動中，僅北京大學就揪出“極右派”、“右派”、“中右”、“右傾”分子1,500余名，越是高精尖的系科受沖擊越大，北大全校的右派學生中物理系幾占三分之一。中國知識分子中的精華大半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夭折。在“”高潮時，各大學更是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殘，一部份被關閉，一部份被趕出城市。改革開放以來，教育部門又成了保守主義的大本營，當90年代前期中國的市場經濟蓬勃發(fā)展時，大學中的經濟學課程還在起勁地吹捧計劃經濟、批判市場經濟。

因此，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與發(fā)達國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根據1992年的數據，15─64歲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國為18.04年，日本為14.87年，而中國只有5.42年。但是，從“后發(fā)優(yōu)勢”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落后的現狀正好為今后一個時期內的加速增長準備了較大的追趕空間。“后發(fā)優(yōu)勢”歸根結底是一個知識問題，發(fā)明知識與學習知識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言；后來者只要知道追趕什么、怎樣追趕，中途不迷失方向，速度總會比披荊斬棘的開拓者要快。如果從改革教育體制、增加教育投資入手，完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經濟增長效果。

經歷了幾十年供給嚴重匱乏的年代后，中國人現在開始體會到需求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了。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增長對國外市場的依賴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改革開放的20年中，中國的對外貿易增加了十幾倍，到90年代末外貿已占gdp的35％左右，在世界上的大國中名列第一。按美國官方的估計，如包括經香港的轉口，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凈出口（貿易順差）不久就會達到1,000億美元，而2000年大陸的gdp才剛剛超過1,0000億美元；大陸對世界其他地區(qū)的貿易逆差（如對臺貿易逆差100多億美元），完全是靠對美貿易順差來彌補的。由此可見，美國市場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勞動就業(yè)和對外貿易是多么至關重要。

另一方面，國外資源的進口已經是維持中國經濟持續(xù)增長所不可或缺的了。中國每年的石油進口很快就會超過1億噸，不出10年進口原油量將超過國產原油。九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十五”計劃綱要時對提交討論的草案有一條重要的修改，即用“穩(wěn)定糧食生產能力”取代了草案原來提出的“穩(wěn)步提高糧食生產能力”，也就是說，寧肯增加糧食進口，也不要用邊際效益遞減的追加農業(yè)勞動和資本在有限耕地上提高現有的糧食生產能力，否定了那種鐘情于“戰(zhàn)爭與革命”而鼓吹“糧食安全”的意見。

妨礙中國經濟增長的非經濟因素

回顧一個世紀的歷史，妨礙中國經濟增長的非經濟因素主要有兩個：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與計劃經濟下的重大決策失誤。1937年以前，中國經濟一直穩(wěn)步增長，還有過幾次經濟發(fā)展的“黃金時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以及30年代前期。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凱死后“軍閥混戰(zhàn)”的規(guī)模都比較小，時間相對短，對經濟的摧殘相對較小，那時多數工業(yè)企業(yè)位于租界和日本占領的東北地區(qū)，受戰(zhàn)爭或革命的影響也不大。但是，從1937年至1978年，上述兩個因素先后肆虐，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嚴重破壞。8年抗戰(zhàn)切斷了國內的主要交通線，割裂了自然形成的全國與區(qū)域市場體系，破壞了多數沿海大中城市的工商業(yè)，還造成了3,500萬人員損失。此后的國共內戰(zhàn)在破壞交通和隔斷城鄉(xiāng)經濟交流方面更加徹底，連抗日戰(zhàn)爭期間基本保持完好甚至有較大發(fā)展的東北經濟，也受到蘇軍、“國軍”、“共軍”的反復蹂躪，產量空前下降，如鋼產量就減少了十分之九。

50年代前期中國經濟恢復與增長的形勢本來相當不錯，但好景不長，以50年代中期直接指揮經濟工作為開端，中國經濟的發(fā)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長官意志的干擾，偏離了現代化的正確航向。“”導致資源浪費、生態(tài)破壞、生產下跌、普遍饑荒，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8年抗戰(zhàn)。在60年代中期確立“國防第一”的方針時，改變了原定的“吃穿用、基礎工業(yè)、國防”的經濟發(fā)展次序。他一再講：“次序反過來是對的。農業(yè)投資我看還要減。......投資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9]李先念后來承認，“……國民收入損失了1,200億元”[10]；而貫徹“國防第一”、“四保”方針，建設大小“三線”、“一個省搞一個”小鋼鐵廠、每個省都“建立相對完整的經濟體系”，造成的經濟損失更是超過幾千億元。

這些政策及“”的結果是把國民經濟引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連滿足城鄉(xiāng)人民“吃穿用”等基本生存條件都十分困難。到1978年，中國的許多人均經濟指標，尤其是與城鄉(xiāng)人民生活水平相關的指標，并未超過1957年，甚至未超過1936年的水平。后鄧小平和陳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是，否定了60年代提出的“必須立足于戰(zhàn)爭，從準備打仗出發(fā)，把加強國防放在第一位”以及按照毛的意見提出的“保備戰(zhàn)、保援外、保三線、保重點”的經濟工作方針，堅持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揚長避短，優(yōu)先發(fā)展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大進大出，放手利用外國的資源、資本、技術和市場。

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穩(wěn)定？

歷史經驗證明，政治穩(wěn)定確實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但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穩(wěn)定呢？從各國經驗來看，泰國內閣更迭頻繁，卻并未影響經濟增長；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和意大利、日本等國的內閣更迭與政黨輪替更為頻繁，首相總理上臺下臺好像家常便飯，有時甚至連續(xù)解散議會、舉行新大選，但也未影響這些國家創(chuàng)造經濟奇跡。在50、60年代，法、意、日等國的大規(guī)模罷工層出不窮，然而恰恰是在這個時期，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達到了歷史最高點。由此可見，政治穩(wěn)定的關鍵是保持法律和政策的連續(xù)性和有效性。真正的政治穩(wěn)定是指爭取世界持久和平與經濟全球化的平穩(wěn)發(fā)展，使國內經濟建設有一個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是保持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xù)性，避免決策失誤給經濟發(fā)展帶來不必要的損失，而不是輿論一律、政治一元化、領袖終身制與指定繼承制。

穩(wěn)定的政府必須是實行憲政法治的政府。如果存在一部穩(wěn)定的、具崇高權威、輕易不能更改的、對政府權力加以約束的憲法，而政府事實上又能遵守對它的限制，就可稱此為憲政國家。憲政觀念一旦成為社會普遍公認的價值，有助于形成自動的社會穩(wěn)定機制，從而減少政治調節(jié)過程的能量損耗，保證政府能經常在正常的條件下工作。如果說，憲政是強調政府執(zhí)政方向的穩(wěn)定及其與選民意志的一致性，法治則強調政府的行為方式必須遵守一套既定的規(guī)范與程序。

如果民眾意愿的表達根本不能影響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他所得到的信息就往往不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而只是他個人意志的回聲；此時他會以為自己無所不曉、無所不能，因而好大喜功、朝令夕改，視國計民生為掌上玩物。金日成死后子承父業(yè)，史無前例地實現了“社會主義政權世襲制”，但這不但未能改變這個國家經濟的頹勢，相反卻加劇了北朝鮮的經濟崩潰。現在，北朝鮮經濟狀況之差，民生之凋零，在整個亞洲只有20年來戰(zhàn)亂不絕的阿富汗可與之相比。

歷史上的一個屢見不鮮的現象是，國家領導人的終身任職和國家政策的變化無常往往同時出現。甚至還可以觀察到這樣的現象：一個領導人的任期愈長，他的政策壽命愈短；到其晚年時，政策變化之快簡直令人無所適從。[11]例如，在1958年至1961年的短短3年中，推行的農村公共食堂政策一再左右搖擺，一會兒辦、一會兒停、一會兒又辦，結果使大饑饉的死亡人數直線上升。晚年之啟用鄧小平和再打倒鄧小平，其變化之莫測更讓人眼花繚亂。

雖然中國現在確實存在著嚴重威脅經濟增長前景的政治不穩(wěn)定因素，但最高領導人或者領導集團的老面孔與思想僵化并不是政治真正穩(wěn)定的前提條件。只有穩(wěn)固的政府合法性基礎、法律政策的連續(xù)性、精干穩(wěn)定的政府公務員隊伍、以及行政指揮系統的有效與穩(wěn)定（行政首長對政務官實行組閣制，防止正副職之間相互摩擦與拆臺），才能帶來真正的政治穩(wěn)定。實行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罷工自由、結社自由和競爭性選舉并不會妨礙政治穩(wěn)定，這些是一個長治久安的政治體系所不可或缺的內在穩(wěn)定機制。

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國際環(huán)境？

亨廷頓指出：當威權政權面臨政府合法性危機時常挑起外部沖突，并試圖通過訴諸民族主義來恢復合法性。例如，1982年，由于經濟上的失敗，阿根廷軍政權的合法性落到了最低點，于是，加爾鐵里將軍試圖通過入侵福克蘭群島來重新獲得對其政府的支持。他若在軍事上成功了，就可能變成阿根廷歷史上的一個大英雄。然而，他的失敗和英國收復該島觸發(fā)了第二年阿根廷軍政權的垮臺。威權政府的領袖試圖用外部戰(zhàn)爭來支撐其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的努力，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內在障礙，即軍人獨裁和個人獨裁政權中的軍隊之職業(yè)化程度都很低，而且軍事作戰(zhàn)能力也很差，所以，挑起一場戰(zhàn)爭往往是風險很高的策略。[12]

類似情形在中國也出現過。1969年春，中的派系“內戰(zhàn)”造成各地動亂不已，急于召開黨的“九大”來收束局勢、恢復控制。恰在此時珍寶島事件適時爆發(fā)，與其說這是事出偶然，還不如說是天隨人愿。但隨著蘇聯調兵遣將、大軍壓境，中國開始面臨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甚至是核戰(zhàn)爭的現實威脅。這種嚴重的局面迫使不得不犧牲其意識形態(tài)上的連貫性，轉而尋求與“美帝國主義”“一條線”的外交戰(zhàn)略，以抵消蘇聯的軍事優(yōu)勢。

今天，國內學人中有人唯恐天下不亂，重新鼓吹起“戰(zhàn)爭不可避免”論，要求政府奉行與美國及其盟國在政治、外交、軍事上全面對抗的戰(zhàn)略。甚至有人在互聯網上宣稱，中國需要一場新的“太平洋戰(zhàn)爭”。不知他們此番是主張以中國一國之有限力量與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國家的政治軍事聯盟對抗，還是要和誰搞“一條線”？俄羅斯會和中國結成反美統一戰(zhàn)線嗎？“911”恐怖分子襲擊事件之后美俄的攜手合作足已說明問題了。其實，與國際主流社會的對抗即使未達到動刀弄槍的程度，僅僅是軍備競賽和國際關系緊張就足以危及中國的經濟增長。如果一定要造成這種對抗格局，只會促使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國家視中國為戰(zhàn)略對手和潛在敵人，它們就會在技術管制、資本流動、市場開放和戰(zhàn)略物資等各個方面遏制中國，掐住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命脈。這些蠱惑人心的言論實在是對中國政治穩(wěn)定的干擾。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國內“新右派”和“新左派”的出現。這里講的“新右派”是指當前“中國特色”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代表。美國學者奧爾森稱這種特殊利益集團為“分利集團”，認為其存在會降低社會效率和社會總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劇。[13]“新右派”的主張之一是反對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因為“雙軌制”的長期存在能為有條件從事“權錢交易”的既得利益者提供“尋租”的機會；他們認為，政治民主化會干擾和妨礙經濟私有化、動搖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經濟地位；他們也反對全球化，因為經濟民族主義可為目前居于行業(yè)壟斷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提供繼續(xù)壟斷的借口。“新左派”則是社會分化和政治分歧加劇的產物。他們雖與“新右派”處于政治光譜的兩個極端，但同樣也反對進一步的市場化和全球化，只不過是借用了保護社會弱勢集團的名義。他們號召對特殊利益集團展開階級斗爭，以革命的方式來進行財富再分配，他們也反對引進外資和加入世貿組織（wto），其中甚至有人主張反帝、反殖、反資的世界革命。這兩個群體在中國的社會生活和思想界中的活躍，對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xù)性以及建立“與世界接軌”的市場化法律體系的努力，構成了現實的政治威脅。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頑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還是激烈呼喚政治革命，都會損害政治穩(wěn)定和經濟增長；積極穩(wěn)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才是對政治不穩(wěn)定因素釜底抽薪的唯一正確的途徑。二戰(zhàn)后的歷史證明，民主國家不僅能維持本國長期的政治穩(wěn)定，而且能避免與其他民主國家發(fā)生武力沖突。中國只有全面批準和徹底貫徹聯合國的兩個人權公約，逐步建立憲政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才能切實保障包括經濟安全在內的國家安全。發(fā)達國家的經驗證明，自由、人權是公正、平等的基礎；政府只有通過自由選舉才可能取得無可置疑的合法性，才能充當好市場經濟的裁判員，并通過公共財政實行收入的再分配。總之，只有通過政治改革才能贏得長久的政治穩(wěn)定，從而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三、俄羅斯經濟衰退的啟示與政治腐敗

政治改革既不是經濟增長的直接誘因，同理，它也不會是經濟衰退的直接原因。反對政治改革的人往往從俄羅斯民主化與經濟衰退同時存在的事例中推出這樣的結論：經濟衰退是“休克療法”所致，而“休克療法”則是政治民主化的產物，因此，民主化改革是經濟衰退的原因。這一論證分為兩個步驟，其中每一個步驟都是可質疑的。

從俄國的轉型過程中到底能學到什么經驗教訓？

“休克療法”是指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套激進策略，主要包括穩(wěn)定化（以緊縮反通脹并建立宏觀均衡）、自由化（放開物價）、私有化（明晰產權）。[14]關于實行民主化必然引致“休克療法”的說法根本就不能成立。首先，不實行民主化的國家同樣可以采取“休克療法”。例如，智利是實行經濟穩(wěn)定化改革的一個典范，但主持這一改革的卻是皮諾切克軍政府。又如，中國并沒有實行民主化，卻在1988年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宣布要“價格闖關”；后來也基本上是在集權體制下實現價格自由化的。其次，私有化與民主化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更不能說，實行民主化就一定要采納“休克療法”。同樣是民主國家，可以選擇不同的經濟政策。例如，歐洲大陸國家多實行社會市場經濟，而美國則堅持自由市場經濟。蘇聯東歐等經濟轉軌國家大多采納了“休克療法”的建議，這只是反映了人們在那個歷史時期的認識，這與民主化的本質無關。如果“休克療法”確實造成了種種不良后果，中國實行民主化時完全可以拒絕“休克療法”，沒有理由非重蹈覆轍不可。把“休克療法”與民主化硬拴在一起，邏輯上是不通的。

至于“休克療法”與經濟衰退的關系，現在還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據金雁、秦暉等的研究，與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相比，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既不堅決也不徹底，但是俄國的經濟衰退卻比前者嚴重得多。因此，究竟俄羅斯經濟困難的原因是實施了“休克療法”，還是“休克療法”不徹底、半途而廢，還不能輕易下結論。此外，還有像白俄羅斯這樣的獨聯體國家，對“休克療法”抱有強烈的抵觸，結果其經濟困境比俄羅斯還嚴重。總之，不管是否采行“休克療法”、實施的力度如何，蘇聯東歐各國全都出現過一段經濟滑坡，就連有西德大力扶助的前東德也不例外。這只能說明，“休克療法”與經濟衰退的相關性并不顯著。

反對政治改革的人也喜歡比較中國和俄羅斯（蘇聯）的改革：前者全神貫注于經濟領域的改革，使得經濟長期增長；后者熱衷于政治領域的改革，導致經濟持續(xù)衰退。然后用這種膚淺的比較推出這樣的結果：如果涉足政治改革就會妨礙經濟改革與經濟增長。之所以稱這樣的比較過于膚淺幼稚，首先是因為論者的觀察期過短，僅僅用一個國家的短期經濟現象去推估其長期趨勢，缺乏可靠的依據。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明顯放慢，今后趨勢如何尚難判斷，而俄國的經濟情況卻開始好轉，這“一起一落”又如何解釋呢？其次，這種比較忽略了中俄兩國經濟增長背景的不可比性。如果是做實驗型研究，恰當的比較方法應當是排除了諸多因素的影響后再尋找某一因素與結果之間是否有比較確定的因果關系。國際比較研究雖不能做實驗，但也應注意觀察對象之間的可比性。例如，中國和越南兩國改革各方面的背景都比較接近，從研究角度來看雙方的改革有相當大的可比性；可是，兩國的改革并無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孰先孰后的區(qū)別，所以欲作比較研究就不能沿著這個方向進行。中國與俄羅斯社會在改革前有諸多明顯的差別，這些差別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各自改革的路徑選擇。因此，上述關于中俄兩國優(yōu)劣及政治改革應否緩行的結論，不過是些泛泛之議，與科學的分析研究風馬牛不相及。

改革前的俄羅斯是個一元社會：城鄉(xiāng)居民都已成為“單位”社會的一員，既受到總體性社會對個人自由的種種約束，又享有“單位人”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待遇。而中國則至今仍是一個二元社會：小的一元是吃皇糧、享受財政補貼的“單位”社會；大的一元是由農業(yè)戶口和一部份非農業(yè)戶口構成的非“單位”社會。黨政機關和國營企事業(yè)單位職工及其家屬（簡稱“單位人”）是中國特色的中產階層，也是政權的社會基礎。至九十年代中期為止，中國的經濟改革可以說是一種外圍體制改革，或者乾脆說是（“單位”社會）體制外改革。此類改革之所以容易施行，因為它是一種“自費改革”。例如，農村改革只須撤銷一些禁令，給予農民一些選擇的自由，并不需要國家財政拿出錢來；原來的“單位人”如果想到市場經濟中闖蕩，首先要辭去公職，其風險與代價只能由自己承擔。但當經濟改革深入到中國社會的核心──“單位”社會、要求“單位人”大批下崗時，“自費改革”就行不通了，于是改革的航船也就觸到了暗礁。

而改革前的俄羅斯基本上就不存在一個非“單位”社會的廣闊外圍，經濟改革一啟動就不得不觸動“單位人”，就必須進行大規(guī)模的利益再分配（如在能源產業(yè)的職工與制造產業(yè)的職工之間、在職職工與退休人員之間），就要依賴國庫為改革的成本付帳（至于如何把財政負擔分攤給民眾是下一步的問題，暫時回避的方法是對外舉債）。所以，在俄國根本就不存在中國式的“漸進改革”、“增量改革”的空間。而且，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獲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俄國政府連最起碼的價格自由化改革都無法貫徹。60、70年代東歐國家的數次社會動蕩與政權更迭都是源于不成功的價格改革嘗試。

俄羅斯能在經濟持續(xù)衰退的情況下依然維持住全民的社會保障，而中國政府卻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情況下不得不設法擺脫對僅占人口百分之十幾的“單位人”的社會保障承諾。若認真考慮一下其中的含義，就會明白，中國人無知地嘲笑俄國人的艱苦努力和盲目地自滿自傲是多么愚蠢了。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改革到了90年代后期便已失去了支撐政權的社會中堅──“單位人”的支持，此后空前嚴峻的政府合法性危機正逐漸浮出水面。擺脫眼下危機的途徑有兩條，或者通過政治改革重塑合法性，或者轉向威權統治，更多地依賴直接暴力而不是政治認同和“社會契約”──即以經濟利益交換政治服從，以“甜頭”堵住“舌頭”。[15]

除了計劃經濟體制內在的種種弊端之外，導致90年代俄羅斯經濟衰退的直接原因還有以下幾點：一，經濟分工與合作體系的破壞；二，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的滯后；三，分利集團在經濟改革中的消極作用；四，貿易條件的惡化。

前蘇聯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并且把經濟分工與合作的范圍延伸到“經互會”組織的所有國家。在這個跨國計劃經濟體系中，“經互會”各國對某一產品的需要往往是由某國的一家或幾家專業(yè)化大型企業(yè)生產供應的。這樣的國際分工發(fā)揮了跨國計劃經濟體系的最大效率，也有利于改善產品質量，但卻要求各國保持相同的計劃經濟體系并服從核心國家的指揮調度，有較高的計劃和協調能力，并時刻緊密維持著“經互會”國家分工合作體系的完整性。但是這一體系突然崩解了。自蘇聯轉變成獨聯體后，原來的國內貿易變成了外貿，獨聯體成員國之間出現了國際結算、匯率、海關等貿易障礙；而“華約”和“經互會”解散后，東歐國家為了獲得硬通貨而紛紛選擇西歐國家為主要貿易夥伴，申請加入歐盟，參與歐洲經濟一體化，割斷或削弱了與俄羅斯的傳統經濟聯系。在這種情況下，原來的緊密型跨國和全聯盟經濟體系的解體對俄羅斯經濟的打擊是非常慘重的，許多企業(yè)突然永久性地失去了大部份銷售對象，而同時卻要在沒有出口的情況下用外匯來購買原料、零配件或急需的專用設備，這當然會導致生產的停頓與產量的下降。據一些經濟學家分析，1991年至1995年間，獨聯體各國的經濟滑坡幅度中約有50%以上是以前的統一經濟空間瓦解的后果。[16]而中國的經濟改革卻因毛時代的國際孤立而“種禍得福”了。從50年代中期開始，就逐漸修改中國的蘇式計劃經濟體系，不再強調“全國一盤棋”，而是要求各地建立相對完整的經濟體系，由此埋下了重復建設和地方保護主義的禍根，但同時也使中國經濟在轉型期獲得了較大的靈活性與抗沖擊性。

前蘇聯為了與美國爭霸，把國民經濟變成了一個大兵工廠，經濟結構畸形發(fā)展。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估算，蘇聯與國防有關的產品與服務接近gdp的40%，這個比例高出中國幾倍。蘇聯與美國簽訂核裁軍和常規(guī)武器裁軍協議后，進而從阿富汗撤軍、實現中蘇和解、解散“華約”，結果蘇軍（俄軍）幾乎完全停止了軍事采購。這樣，大批國營軍工企業(yè)不得不由軍品轉產民品，其結構調整不僅非常緩慢，而且相當艱難。因此，俄羅斯還未享到和平帶來的“紅利”，卻先飽嘗了生產過剩、工人失業(yè)和企業(yè)倒閉的苦痛。

在前蘇聯時期“分利集團”便已形成，有的是行業(yè)型（如軍工、能源集團），有的是地區(qū)型，還有的是由中央機關干部與地方領導人組成的龐大的貪污網絡（例如通過操縱棉花的生產、加工、貿易而大獲其利）。于是，在俄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原來隱蔽著的“分利集團”搖身一變就轉化為公開的寡頭金融工業(yè)集團。著名學者麥德維杰夫指出：“無論在政權機關中，還是在俄羅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數的是那些80年代與黨政機關、經濟機關有密切關系的人。”俄羅斯的新聞媒體也直言不諱地說，俄國的暴發(fā)戶中，61%的人是靠將國有企業(yè)化為私有而致富的，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業(yè)老板是過去的社會主義企業(yè)領導人。在這種情況下，工廠被以很低的價格賣給了廠長，而“銀行家”們的大多數銀行都是靠政府資金建立起來的。在“分利集團”的強烈反對下，蓋達爾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療法”僅持續(xù)了半年；1992年7月，俄羅斯議會便推翻了政府的緊縮預算，大幅放松銀根，靠大印鈔票來彌補赤字、增加國企補貼，這些飲鴆止渴的措施使得經濟更加困難。本來，價格自由化的目標是實現市場均衡價格，越南的一步到位價格改革就相當成功，有效地遏止了通貨膨脹。但俄羅斯由于“分利集團”勢力強大，能源與原材料產業(yè)都控制在壟斷寡頭手中，他們操縱價格的結果使惡性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正如奧爾森所指出的，“分利集團”使全社會采用新技術、新制度（即社會技術）延緩以及在生產情況變化時阻礙重新分配資源，從而降低了經濟增長率。[17]

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市場能源價格暴跌，以石油天然氣為主要出口商品的蘇聯（俄羅斯）每年減少幾十億至上百億美元的外匯收入，這對俄羅斯的經濟衰退具有重大影響。當2000年世界石油價格強烈反彈時，俄羅斯的外匯收入激增，財政狀況明顯好轉，出現了10年來的首次大幅度經濟增長。

除了貿易條件的變化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外，上述幾個導致俄羅斯經濟衰退的直接原因都與政治腐敗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這里，對政治腐敗應作廣義的理解，不應限于掌控政治權力者的貪污受賄、玩弄女性等經濟、生活方面的腐化墮落，還要包括思想專制導致意識形態(tài)僵化、政治決策功能衰弱導致社會僵化等。前蘇聯實行的是思想控制、輿論一律、壓制言論自由、把不同意見打成刑事犯罪的政治制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成了政權用以維持其壟斷地位的思想化石。官方媒體與教科書上的說教與現實生活完全脫節(jié)，系統地培養(yǎng)并持續(xù)地強化說假話和兩面派的社會風氣。這一僵化的政治體系完全喪失了思想、政治上的敏銳性，對暗中滋長的民族主義和宗教意識毫無警惕，更沒有能力與之進行實質性對話和思想交鋒。各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居然會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民族主義的旗手，聯盟分崩離析，民族分離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猛烈反彈，這足以說明僵化的政治控制體系及意識形態(tài)是何等的虛假無能，絕不能低估政治腐敗在人心瓦解、國家瓦解、經濟體系瓦解上的關鍵性作用。

從政治腐敗到政府無能

比較政治社會學的理論認為，衡量一個國家機器能力的不是其專制的程度，而是其政府組織的能量、適應力和效力，即其政府組織是否足夠強；從這個角度來看，“硬政府”并不等于“強組織”，一個專制的國家機器并不等于有效的政府組織，因而也未見得在施政上是強韌的；而一個受憲法制約的或“有限的”國家政權，雖然在壓制民眾方面相當“軟”，但卻可能有效地執(zhí)行自己法定的正常職責和功能，所以并不見得是無所作為的“跛腳”政權。[17]

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國家機器是一個矛盾的實體：既強硬又無能，對持不同政見者非常強硬，在經濟與社會管理的決策方面卻毫無作為，隨波逐流，聽憑“分利集團”的擺布。所以人們把那個時期叫做停滯時期。葉利欽時期的俄羅斯政府也是個相當“軟”的政府。有學者認為，無論休克療法還是保守療法都非萬應靈藥，但也不失為一種選擇，關鍵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為邏輯，方案的有效性取決于這種邏輯能否貫徹到底；無論采取激進方案還是漸進方案，都比一忽兒激進、一忽兒保守、朝令夕改、沒有章法要好。[18]然而在俄國，由于“分利集團”的強大影響，行政當局與議會之間長期處于拉鋸戰(zhàn)狀態(tài)，如此則任何“療法”都不能貫徹到底，其“療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當葉利欽在與議會的斗爭中占據上風后，實現了“新權威”式的相對穩(wěn)定的統治。但與此同時，他也從一個“闖將”逐漸變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與行事的價值取向逐漸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這一過程中，“新權威主義”下的轉型經濟為權貴資本主義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雅夫林斯基所言：俄國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頭統治，這種體制在原蘇聯時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蘇共垮臺后，它只不過改換了門庭，就像蛇蛻皮一樣”。俄羅斯學者認為：那些金融工業(yè)寡頭選擇的是“官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官員并不非法占有國營企業(yè)的資本，而是在國營部門內部非法利用所有這一切”；“金融官僚資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國家所有制”，這些資本由于國家的民主程度不夠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謀私。由此可見，形成寡頭的必要條件并非私有化過份了，而是民主化不夠。[19]

在停滯時期的蘇聯和轉型時期的俄羅斯，政治腐敗導致權貴“分利集團”的興起，而權貴“分利集團”的強大又進一步導致政府的無能與腐化，這種惡性循環(huán)給予人們深刻的教訓和啟示。由于未形成有規(guī)模的反對派組織或運動，蘇聯解體前后的執(zhí)政者同屬原來的權貴集團，因此，俄羅斯的轉型與波蘭、捷克等東歐國家的轉型表現出明顯不同的特點。

有學者認為，“俄羅斯現象”包括“分封化”與“犯罪化”兩種趨勢。“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來的國有財產通過不那么明確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轉讓給那些最有權勢的寡頭們，這個轉手過程并非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或私營化。例如，俄羅斯政府要求由銀行或銀行主持的投資基金來接管龐大的國有企業(yè)，但這些銀行家和投資基金的主管們并沒有什么資產，于是政府特許這些人成立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讓他們通過發(fā)行債券股票等方式，象征性地對政府付極少的一點錢，用“空手道”就接管了國有企業(yè)的資產。

“分封化”的另一表現是，政府把原材料的開采經營權和出口貿易權讓給一些權勢集團來壟斷，這些人則把用俄國自然資源換來的外匯存在國外占為己有。像這種通過出口轉移出去的國有資產，據比較保守的估計每年在250億美元左右，從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經有近2,000億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期俄國吸引來的外國投資總額還不及這個大出血數字的十分之一！與中國的情形相比，俄國外流黑錢的總數比中國少，但占gdp和外貿總額的比例卻比中國高。

對俄國社會的“犯罪化”，觀察家們的評價是：“在這個世界上，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俄國一樣，有組織的犯罪和大型工商業(yè)相互滲透重疊到這種程度，以致于經常無法分清楚，犯罪行為到何處止，合法正當的生意從何處始。”俄國的國民經濟整體有40%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里，而在幾個行業(yè)（比如銀行界、房地產界和消費品市場）里，黑道更是不容爭議的“龍頭老大”。[20]

中國的腐敗并不比俄國好到哪里去。有的學者把中國現在的腐敗分為四種類型：一是稅收流失型腐敗，二是地下經濟型腐敗，三是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型腐敗，四是尋租型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每年在9,875億至12,570億元之間，占全國gdp總量的13.2%至16.8%。[21]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近來一再強調，中國改革的大關還未過，既得利益者已成為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權不彰、腐敗蔓延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如果延誤國有企業(yè)改革的時機，就要犯歷史性錯誤。[22]如果因為決策無能與政治僵化而使權貴“分利集團”坐大，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有可能半途而廢，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可能出現類似俄羅斯的那種情況，“俄羅斯現象”很快就會在中國全幕重演。

四、政治改革的社會效益與成本

政治改革是社會經濟正常發(fā)展的要件

中國政治改革（也包括經濟改革）的根本目標，是保障基本人權的實現，使每一個人獲得自由和解放（在英語中，解放與自由出于同一詞源）。個人自由既是人們價值標準中的核心組成部份，又是促進其它價值目標（比如經濟發(fā)展、社會平等）實現的手段。印度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替亞?森1999年9月出版的著作《自由：發(fā)展的目的和手段》對此有非常精辟的論述。[23]

森把實質自由定義為“個人擁有的按其價值標準去生活的機會或能力”。按照上述定義，實質自由包括廣泛的價值要素。人的有價值的生活的“活動”可歸為吃、穿、住、行、讀書、看電視、說話（自由表達）、社會參與（投票選舉、集體練功、上教堂做禮拜）等等。哪些活動應該列入綜合價值的單子，是一個社會選擇的問題。這種單子的一個實例，是聯合國自1990年以來每年發(fā)表“人類發(fā)展”的報告。森強調，不能把某種、某些價值標準（事先）排除在外；他還表示，可以給予特定的價值標準以特定的權重。森特別說明，法治自由權利優(yōu)先于某些其它價值要素（例如收入）。其理由不是基于價值判斷（每個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偏好，認為自由或收入更重要），而是在于自由和收入的一種經濟學性質。自由權是一種“公共物品”，建立了普選權，則合格公民共享之，剝奪普選權，則大家共失之。收入則基本上是“私有物品”，一個人的收入增加或被剝奪，其影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個人（及其家庭）。因此，森認為有無普選權的影響大于收入增減的影響，在價值評價系統中，法治自由權應該具有更大的權重。

對于“窮人關心經濟利益，在經濟利益與民主之間，必定選擇經濟利益”的詭辯，森的反駁是：（1）把經濟發(fā)展與民主對立起來是錯的，兩種價值可以并存；（2）專制統治從來不允許人民有自由選擇民主的機會；（3）當人民有機會選擇時，他們堅持民主。印度在1970年代中期舉行大選，核心問題是英迪拉?甘地要以實行“緊急狀態(tài)”來渡過經濟難關，印度選民（世界上最窮的一批選民）堅決拒絕了剝奪基本自由和人權的“緊急狀態(tài)”，即便這樣做有可能提升經濟福利，他們用自己的選票把長期統治印度政壇的國大黨拉下了馬。俄羅斯近年來選舉時，選民在經濟狀況很不景氣的情況下，也拒絕放棄自由民主，回到舊制度。中國1949年前后最流行的歌曲“團結就是力量”也有這樣的歌詞：要“向著自由”的新中國前進，“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以自由民主作為社會價值綜合清單中的首要價值，這應當是除極右翼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威權主義者外，當今中國左中右各派價值觀的共同底線，所以甘陽才有“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的說法。

森認為，自由的意義還在于它的手段性作用。他具體分析了五種手段性自由：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透明性保證和保護性保障。它們分別或者共同地為人們按自己的意愿過有價值的生活做出貢獻。政治自由與發(fā)展的關系，充份顯示在森研究饑荒時所發(fā)現的一個規(guī)律：民主社會不發(fā)生饑荒，饑荒只發(fā)生在專制統治下，這在50、60年代的印度與中國構成了最鮮明的對照。經濟機會指個人享有的、運用其經濟資源于消費、生產或交換的機會。人們擁有各種經濟資源如勞力、知識、土地、工具，市場機制提供各種經濟資源自由組合的最好機會，因此發(fā)展的過程基本上就是以自由市場取代傳統社會（或其它形式）對人、對資源、對經濟活動的束縛、限制、干預。社會機會指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會安排，它們影響個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實質自由。透明性保障指的是人們在社會交往中需要的信用，它取決于交往過程的公開性、對信息及信息準確性的保證。保護性保障指為那些遭受天災人禍或其它突發(fā)性困難（例如失業(yè)）的人，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人，以及年老、殘疾的人，提供支持的社會安全網。

政治改革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

關于政治自由和民主化改革對于中國經濟增長能夠起到的手段性作用，可從消極防范和積極建構兩個方面理解。

從前一方面來說，民主是避免重大經濟決策失誤的保障。回顧過去的半個世紀，凡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決策，幾乎都是中共黨內發(fā)揚民主的產物；反之，則是個人獨斷專行的惡果。50年代初，中共最高決策機構書記處內尚有相當程度的民主，“五大書記”各有分工，主管革命（戰(zhàn)爭、剿匪、“鎮(zhèn)反”等），劉少奇主管黨建和，主管外交和統戰(zhàn)，陳云主管財政經濟，重大問題集體決策，因而那時的經濟恢復工作與“一五計劃”的制定就比較順利。此后，分別對劉少奇、、陳云、薄一波、鄧子恢、等人開展了政治性批判，自己直接插手經濟決策，實行所謂“第一書記掛帥”，結果終于導致慘絕人寰的“”（實際上是大倒退）。70年代末是中共黨內民主風氣特別高漲的時期，中央工作會議上吵了幾十天架的成果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的發(fā)展方向。80年代后期鄧小平大權在握，便無視黨內的各種不同意見，強行拍板進行“價格闖關”，碰了釘子才想到要開會研究善后，這是接踵而來的經濟停滯與政治風波的直接原因。

然而，黨內民主只是一種不穩(wěn)定的過渡狀態(tài)，它或者進一步發(fā)展為全社會的民主，或者很快倒退到集權專制。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是時代黨內民主的一個高峰，但為什么未能鞏固黨內民主呢？因為劉少奇等人當時看到，民眾與基層干部處于尖銳對立的狀態(tài)，沒有決心在這種情形下實行人民民主，因而接受了的階級斗爭理論，試圖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來緩和干群矛盾，結果是被階級斗爭理論自身的的邏輯牽著鼻子走，一步步地滑向了“”中的個人崇拜與個人獨裁。

從積極建構方面來說，民主化改革是建立健全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配套措施。長時段的歷史已經證明，市場經濟是最有效率的經濟體制，而市場經濟同時又是法治經濟。沒有法治保障（或森所說的“透明性保障”）就建立不起社會信用，沒有社會信用就無法有效運用各種現代市場交易工具。中國的情形不同于哈耶克式“消極自由主義”者所處的社會，既得利益集團不允許法治經濟“自然地演化”出來并“自發(fā)地擴展秩序”，不進行政治改革乃至革命，不運用政治力量打破利益壟斷，就不能最終建立法治社會和市場經濟。一個法治不健全的社會永遠是不安全的社會，既不利于對外引資，也無法阻遏國內資本的外逃。如果中國長久地停留在民主國家大家庭之外，將越來越得不到幾千萬海外華僑華人（尤其是第二、第三代）和臺港澳同胞的認同，血緣聯系與故國情懷就會逐漸被對超越民族主義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認同取代。這樣，中國經濟增長將會失去非常重要的原動力。

季衛(wèi)東指出，民主政治在增強效率方面至少有四大優(yōu)點：其一，經過民主程序的決定與當權者的專斷相比，失誤的可能性較小，即使有失誤也不會一錯到底，比較容易得到糾正；其二，效率的基礎在于公共事務的具體承擔者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意，而民主程序為支援個人的主體性參加和自我實現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其三，民主程序的開放性使得決策機構變成“智慧的競技場”，使得政府以及政黨必須而且也能夠不斷從民間吸收最優(yōu)秀的人才和最新穎的建議；其四，作為民主程序重要組成部份的各種監(jiān)督機制，特別是司法審查制度以及大眾傳媒的大膽揭露和批評，也不斷地刺激政府的進取心，不斷地改善決策的透明度和質量。[24]

“政治改革危險論”辨析

要分析所謂的政治改革的社會成本，就必須了解，人們通常議論中的一些相關說法里，有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構的？比如，民主化改革會不會必然導致民族分裂、國家瓦解？如果政治改革必須以“亡國”為代價，想必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會接受。這里首先需要說明，前蘇聯的情況與中國不具可比性。蘇聯的主體民族俄羅斯族不及總人口的一半，90年代初，許多俄羅斯人出于甩包袱的心理，積極推動了蘇聯的解體，倒是中亞各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對蘇聯戀戀不舍，但還是無可奈何地接受了3個斯拉夫民族領導人做出的散伙決定，更何況蘇聯憲法中本來就給予了加盟共和國自愿退出的權利。而中國憲法明確規(guī)定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主要的少數民族與漢民族以及中華“多元一體”國家在歷史上有著數百上千年的緊密聯系，漢民族占人口總數的90%以上，絕大多數漢族人也沒有甩包袱的想法。在上一世紀20年代軍閥割據時期，盡管有武力的支持，聯省自治的主張仍然不得人心；1949年國民黨政府與中共劃江而治的打算，同樣也未或民意支持。正如臺海局勢緊張時一些人所說的，民主化之后的中國將更不能容忍，那么又如何能夠得出民主化將導致國家分裂的結論呢？

其次，在民主、人權與族權、自決權之間并不存在不可分割的聯系。19世紀的西方主流思想關注的是個人權利而不是民族權利，不論是穆勒還是馬克思均如此。當時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也不反對殖民主義，因為他們寄希望于仁慈的殖民統治者能改善原住民的生活品質并幫助他們擺脫愚昧。把民族文化與國家主權聯系起來的是德國浪漫派思想，當時的德國還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tài)，因此德國人需要一種支持建立德意志民族統一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在上個世紀俄美兩大國的首腦列寧和威爾遜接受并宣揚這一新思想后，民族自決權才上升到國際法的地位。冷戰(zhàn)結束后民族分離主義的興盛，使得世人重新把關注的重心從族權轉向人權。族權的伸張如果有利于人權的實現，則會在國際上得道多助；反之，對族權的鼓吹就無人喝彩。比如，俄羅斯畢竟已勉強可算作民主國家，不同于米洛舍維奇統治下的塞爾維亞，所以西方國家未支持車臣分離主義者。如果認識到當今世界“人權高于主權”的“民主主權觀”新潮流有利于中國解決國內民族問題，有利于維護民主中國的統一與完整，就不應當盲目地與之對著干，頑固地堅持已經過時的“民族國家主權觀”。

民主化改革會不會“挑動中國人斗中國人”，激化階級矛盾和社會沖突，干擾中國“追趕”西方的現代化進程，或者至少會妨礙外資流入“資本家的新天堂”？目前，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加劇、社會對立情緒升溫、群體事件層出不窮，這已是明擺著的社會現實，根本不是任何人挑動的結果。恰恰是民主制度可以為緩和階級矛盾提供出氣口、安全網與調解人。如果堅持“專政”的觀念，把社會矛盾強行壓下去，則蓄積愈久，發(fā)作愈烈，勢必會爆發(fā)一場“”式的群眾性政治清算──即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

國內有一種既冷酷、又不人道的觀點：為了實現“追趕現代化”這一“民族大義”，社會弱勢階層“必須承受犧牲”；而權力的作用就是“保證社會各階層的高低錯落”，“有的階層就是處于底層，在一定階段，有的階層就處在特殊利益上”；“在民族大義面前，理想跡近荒唐，理想中的公正和民主在現實中卻具有十足的破壞性，因為它們代表著社會底層對利益分配的要求，而這種要求與社會品質的提升不同步，方向也不一致”；“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唯一政治秘密就是對社會主義平等原則的合理放棄”。這種在政治上可能導向法西斯主義的觀點把中低階層民眾視為無知無覺的草木、任人宰割的羔羊，是極其危險的。

是不是實行民主、允許工人罷工，“外國資金就不會進來了”？外國資本家當然不會喜歡罷工，但是如果讓他們在“有法治、有罷工”與“無法治、無罷工”兩種社會環(huán)境中做出選擇，多數人恐怕還是會偏向前者。歸根結底，外國資本追逐的是廉價勞動力，工人的罷工權利能夠制約超經濟的剝削和壓迫，但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勞動力的供求曲線以及工人在競爭中的弱勢地位。因而，中國政治改革并不會馬上影響到勞動力嚴重過剩導致勞動力價格低廉這一基本國情。

民主化改革以后，會不會“今天這部份人上街，明天那部份人包圍政府，中國13億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會有人鬧事，那還有什么精力搞經濟建設”？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政府既是老百姓的長官兼老板，又是老百姓的管家兼保姆，不論遇到什么麻煩，不論有什么不順心的事，老百姓不找“父母官”又去找誰呢？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降至三分之一以下，財政撥款在社會總投資中的份額更是微不足道，政府不再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了，最近便有人提議“宣布執(zhí)政黨的‘中心工作’由經濟建設轉變?yōu)榉ㄖ谓ㄔO”。[25]仲裁勞資糾紛、調解群體爭議、了解社情民意，這正是新世紀里政府的主要職能。如果不是“天天都會有事”需要政府處理，納稅人為什么要出錢養(yǎng)活公務員？發(fā)達國家?guī)缀鯚o日沒有人游行示威，但并不影響政府執(zhí)行公務。在選舉期間，政府首腦忙于競選；選舉結果出來后，有時連新內閣都無法成立，有些部長長期缺位，但只要有一支穩(wěn)定的公務員隊伍和不受政局變化影響的民間企業(yè)家階層，經濟照樣可以正常運轉并保持穩(wěn)定增長。相反，長期靠壓制來回避矛盾，才是迫使民眾鬧事的溫床。

曾說：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70幾萬個生產隊，70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臺。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啊！[26]如果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壟斷信息或依賴政績的基礎上，毛的說法不無道理；如果合法性是建立在憲政民主的基礎上，這種顧慮就成了杞人憂天。美國的報紙、電視幾乎天天報憂不報喜，專門和政府對著干，可是美國存在了200多年，至今也無垮臺的跡象。只要人民能夠通過合法方式改變不稱心的領導人，就不會“起來革命”。民主化改革后，新聞媒體從政府的忠實喉舌變成永不滿足的挑剔者，宣傳貫徹政策的功能明顯削弱，監(jiān)督制約政府的功能則大大強化，社會成本與社會效益兩相權衡，民眾應該還是能夠承受的。

民主制度中的選舉成本顯然要高于專制下面的假選舉。雖然假選舉也要布置會場、印制選票、誤工費時，每次換屆的總花費不會少于幾十億元，而且也出現了一些賄選的案例，但比競選所花的錢畢竟少得多。然而，在考慮總的制度成本時，如果把專制政體下權力被濫用的代價（包括所謂腐敗、“學費”、國有資產的流失、冤獄賠償、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無以估計的權益侵害、社會發(fā)展的停滯、民族創(chuàng)造力的壓抑等）都計算在內，選舉成本略高一點就實在算不上什么了。此外還應強調，信息技術已使提高選民參與和降低投票成本成為可能。電子郵件和互聯網的出現必然會大大改善職業(yè)政治家與人民之間的溝通。目前，已經有一些國家和地區(qū)開始裝設電子投票系統，從而免除了選票印制、計票等程序。[27]當代的技術創(chuàng)新和體制改革是朝著同一方向并且相互促進的。

在80年代末，有人曾提出“精英與痞子賽跑”的比喻。所謂的精英是指致力于建設市場法治經濟和憲政民主政治的改革家；所謂的痞子，是指在吳敬璉、錢穎一所說的“壞的市場經濟”中如魚得水、游刃有余，專門利用社會無序和人性弱點來巧取豪奪的政治流氓。現在回過頭來看，由于90年代政治建設的速度趕不上政治腐敗的勢頭，“戴著枷鎖”、“穿著小鞋”的精英被無所顧忌的痞子遠遠甩在了后面。到了21世紀初，國人不得不開始面對“改革與革命賽跑”的形勢。應當說，現在的國際國內環(huán)境比1989年前要嚴峻得多，如果不能緊緊扣住“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主題，不失時機地進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國的制度性腐敗將會愈演愈烈，政治穩(wěn)定和經濟增長的局面將會付諸東流，曾經滿足于“中國特色”的經濟成果的民眾會痛苦地經歷10年前嘲笑過的“俄羅斯現象”。

【注釋】

[1]沃爾夫岡?查普夫，《現代化與社會轉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1998年版，144-145頁。

[2]劉少奇，“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人民日報》，1954年9月16日。

[3]陳曉律等，“高速增長中的低度政治發(fā)展──泰國模式分析”，《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

[4]世界銀行《1983年世界發(fā)展報告》。

[5]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版，41-42、56-59頁。

[6]其理由可通過以下的簡單模型來說明。假定基數年有9億農民，人均產值4,000元；另有3億市民，人均產值20,000元；總產值為9.6萬億元。再假定第二年在社會總人口不變的前提下有甲乙兩種經濟增長方案：甲方案農民人均產值年增長2%，市民人均產值年增長10%，城市化水平不變，這樣總產值是10.272萬億元，社會綜合勞動生產率年增長7%；乙方案假定城市化水平增長2%（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25%增加到25.5%），農民的人均產值年增長率仍為2%（實際上應高于2%，因為農村人口減少有利于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市民的人均產值增長9%（比甲方案降低1個百分點，因為新市民的勞動生產率起初會低于老市民），如此則總產值是10.318萬億元，社會綜合勞動生產率年增長7.48%。假定城鄉(xiāng)的人均產值都沒有增長，只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了0.5個百分點，那么在與上述模型相同的基數條件下，總產值和全社會綜合勞動生產率仍然有1%的增長。

[7]林毅夫，“展望千年的中國經濟”，人民日報bbs論壇之“強國論壇深入討論區(qū)”；“當前我國經濟的主要問題及未來發(fā)展的展望”，載“思想的境界”網站。

[8]王子雍，“教育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制約”，《戰(zhàn)略與管理》（北京），2000年第3期。

[9]雷厲，“余秋里與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編制”，《中共黨史資料》（北京），總第73輯，88頁。

[10]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的講話（197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90頁。

[11]“從終身制談到政府的穩(wěn)定”，李盛平等編，《職位分類與人事管理》，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6年版，99-109頁。

[12]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65-66頁。

[13]曼庫爾?奧爾森，《國家興衰探源──經濟增長、滯脹與社會僵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52頁。

[14]金雁等，“從右派的“保守療法”到左派的“休克補課”──論匈牙利轉軌（之一）”，載“世紀中國”網站。

[15]程曉農，“維持穩(wěn)定與深化改革：中國面臨的抉擇”，載“天涯之聲”網站。原文發(fā)表在《當代中國研究》（美國），1995年1、2期。

[16]蘇文，“俄羅斯轉軌啟示錄：評葉利欽時代”，《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2月號（總第57期）。

[17]《國家興衰探源──經濟增長、滯脹與社會僵化》，出處見注[13]，71頁。

[18]“俄羅斯轉軌啟示錄：評葉利欽時代”，出處見注[16]。

[19]丁學良，“轉型社會的法與秩序：俄羅斯現象”，鷺江出版社，《清華社會學評論》（廈門），2000年第2期。

[20]出處同上。

[21]胡鞍鋼，“腐敗損失有多大每年1萬億”，《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22]吳敬璉，“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載“思想的境界”網站；《經濟走勢出現轉機，如何發(fā)展大好形勢》，載“中經評論”網站。

[23]任賾，“讓個人自由成為社會的承諾──讀阿馬替亞?森著《自由：發(fā)展的目的和手段》”，載“思想的境界”網站。文稿發(fā)表在《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0年第3期。

[24]季衛(wèi)東，“再論憲政的復權──亞洲新格局與中國政治改革”，《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8月號（總第60期）。

[25]潘維，“民主迷信與中國政體改革的方向”，《天涯》（海口），2001年第1期。

[26]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36頁。

[27]參見《再論憲政的復權──亞洲新格局與中國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