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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角度差別可以應用到對其它許多國際政治現象的判斷上面。例如，對于90年代以來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而出現的世界范圍的所謂“市場化”、“民主化”浪潮，自由主義者是張開雙臂熱烈歡迎，認為它們驗證了自己的觀點，這些浪潮最終會使所有國家受益（程度雖然不一），如經濟發展加快、貿易總額增長、信息革命普及、主權意識減退、國際合作加強、獨裁政權瓦解、民主自由增加等等；現實主義者依然持謹慎觀望態度，認為它們短時間也許會出現自由主義者期待的效應，但從長遠看，市場化的深入可能加劇國家間的各種競爭（貿易保護主義、爭奪資源和市場份額的斗爭、以及信息控制與反控制等新形式的較量等等），民主化的推廣可能使欠發達地區陷入新的混亂與失序局面（如部分前蘇東國家和非洲地區的事例），總之使國家間爭奪權力與財富的斗爭出現新的復雜局面，但各自國家利益的追求和這種追求造成的“你爭我奪”的國際關系性質始終不會改變；各種馬克思主義學派（如世界體系論、依附論和社會批判理論）把發展中國家目前出現的“市場化”與“民主化”斥為西式現代化的再版，是所謂“歐洲中心文明”在當代的幅射與擴張，他們并不認為這種“全球化”會真的縮小核心地區與邊緣（半邊緣）區域的實質性差距，就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系從來不會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總體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從根本上改變一樣。

舉這些例子，筆者無非是想說明，觀察國際事務，可以有很不一樣的角度，而每個角度可能都有其價值，人們不可能簡單地取其一點而排斥其它。事實上，從我國國際政治學研究的現狀分析，改革開放這些年來，中國學者的研究已經變得比較復雜和多樣化，并不是只有一個角度、一種“理論”。問題是，第一，許多人并沒有意識到已初步形成的多元層化局面，仍然一味地強調某個角度的正確性與獨占性；當某人說“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待國際事務時，他可能實際上采取的是某種“馬克思主義的現實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的角度，甚至是與馬克思主義完全無關的、純粹現實主義學派或純粹自由主義學派的角度。其實，采取什么角度是無所謂高下的，歧見本來是學術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筆者以為，馬克思主義確實是國際政治學中十分有力的一支解釋理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沃倫斯坦的“世界體系論”和南美一些學者的“依附論”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它們觀察世界的獨特視角和解釋，得到了包括歐美國際政治學主流學派在內的世界學術界的尊重），但由于我們對它缺少透徹的探討和說明，加上某些“聲名敗壞”的“理論”的歪曲肢解，在我們國家的國際政治研究中，馬克思主義反而成了事實上最不受人重視的一派，正式的宣傳與實際的探索像是“兩張皮”。“理論”與“實踐”的脫節，這才是真正最嚴重的問題。第二，在我們現有的國際政治學研究中，雖然已有“分株雜交”趨勢，但“分株”并不十分明顯，“雜交”也不那么多樣；現有的理論研究遠沒有達到“色彩豐富、思潮雜多、學派林立”的要求，已有的理論要么像是別人思想的不充分“移植”，比如中國學術界的“全球主義學派”；要么僅僅是低水平的重復，比如一些以“填鴨式教學”為已任、以“剪刀加槳糊”為手段的某些教科書；要么可能只是以特殊“實踐”定義的特殊“有用性”，作為“理論”適用與否、正確與否、深淺與否的尺度，比如一些低水準的“動態分析”。嚴重之處恰恰在此。我們不是不需要有中國特色的全球主義學派，而是需要真正了解國外研究、又透徹理解本國國情和需要的全球主義學派；我們不是不需要教科書，而是需要既能表現編者的獨立分析能力、又允許學生發揮獨立思考能力的大量各具特色的教科書；我們不是不需要對外政策論證（包括某些動態分析），而是需要高水準的不同領域不同角度的眾多戰略策略論證。

三．“中國特色”問題

分析到此，有必要討論一下國際政治學界頗有爭議的“中國特色”問題，這不止是因為它涉及到上面所說的“角度”差異，也由于它確實關系到中國國際政治學研究的基本出發點。

幾年前出版的拙著《當代國際政治析論》曾經談到過這個問題，我在書中寫道：“中國學者寫國際政治的書，總不希望人云亦云，跟在外國人后面走，但做到這點實屬不易。近些年來，學術界一直在爭論是否應當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的問題，至今尚無共識。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是，任何一種有關人類社會的理論學說（如哲學、經濟學、法學、歷史學）本來可能產生不同的學派，國際關系學（國際政治學）也不例外：列寧主義和西方學者對‘帝國主義’現象的解釋各有自成一體的道理，美國人、英國人對‘中心－邊緣’概念的理解同埃及、智利學者的說法又不一樣，中國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謀略術與歐美現代戰略戰術學說有異曲同工之妙。使用的語言、表現形式和思維方式，由于文化背景、歷史傳統、民族性格的不同，一定不會是一式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見到國際政治學的‘歐洲大陸學派’、‘美國學派’、‘日本學派’、‘俄國學派’、‘中國學派’等等，因此講‘特色’也未嘗不可。但我傾向于現階段少講或盡量不講，尤其不要講‘有特色的體系’之類的話。理由很簡單，我們迄今仍然談不上對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政治學有多少貢獻－－不論從構架到概念、從命題到論點、從宏觀的歷史歸納到微細的專門研究。中國實際上近一、二十年才出現專門從事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和教學的機構，目前尚處在介紹國外成果、借鑒他人工具、按照通用的分析范式討論問題的階段，我們的發言權不多。中國這樣大，歷史傳統這樣悠久，形成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學的前景是不難想見的；但特色不是說出來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謂‘水到渠成’、‘功成名就’。現階段不宜多宣傳‘特色’的另一原因是，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國人在經濟社會生活中都在淡化意識形態，國際政治研究（以及一般性學術研究）也應當這樣，要把意識形態追求同國家利益追求、對策分析同學理探討、政見分歧同學術分歧區別開來，這樣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學術氣氛的培養。”[9]

現在筆者依然堅持這些看法，但想加上幾點補充意見：一點是，中國這樣的大國必須有、也肯定會有獨具特色的國際政治觀，它與中小國家的情形是不一樣的。小國的資源、人口、地理和經濟，可能決定了它們不得不依附于某個或某些大國，或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存在與發展建立在區域共同體和國際社會的強力支持下；小國可能是完全外向型的、單一的貿易或金融經濟（如caribbean地區的某些旅游島國），可能是完全衍生型的分支文化（如cyprus的文化就源于希臘和土耳其兩大民族文化），可能是完全依附型的外交與政治（如被稱為“國中國”的andorra、sanmarino、monaco、swaziland、bhutan等小國，就絲毫不可能奉行與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南非和印度等國對抗的內外政策）。小國通常不易擁有十分長久的歷史，不易擁有門類齊全的工業，不易擁有學科完整的大學；甚至從統計學意義上講，小國也不易貢獻群星燦爛的藝術家、科學家和思想家，總而言之不易產生具有普遍意義的國際政治理論。中等國家有中等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外交理念，它們同樣適合了中等規模的人口、經濟、文化和地理特點，譬如講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埃及和哈薩克斯坦這樣一些國家，特別重視多邊外交、國際組織、區域安全共同體等問題，這些國家的國際政治學者對它們常有精彩論述，但中等國家鮮有涉及國際政治結構和規則的宏觀理論貢獻，它們的思想家往往把自己的創造力聚焦在國際關系的“中觀層面”（medianlevel）。[10]

國際規則歷來是大國制訂的，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構架也一向是由主要大國的學者提供的。嚴格意義上的大國，從來不會長時期地完全依附他國，不論是政治經濟或者思想文化，除非它（們）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國對他國的依附，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從歷史上看，大國巨大的幅員和人口所以能夠凝聚在一塊領土之內，必然有它獨特的文化基因作用，有它獨特的政治架構發展，有它獨特的經濟方式支撐；大國之間互相抄搬的情形極為罕見。從當代國際現實觀察，國際關系里沒有一個真正的大國沒有自己的國際政治觀念，只不過在有的國家那里這種觀念可能比較成型和理論化，在有些國家中則不那么系統齊備。美國和蘇聯自不待言，英國有“國際社會學派”，法國和德國各有“歷史社會學派”和“社會批判理論”，日本人特別重視“霸權后時代和霸權后結構”，連印度也出過圣雄甘地的“和平理念”和尼赫魯的聯合第三世界抗衡西方列強的思想。拿我們自己國家看，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直至、鄧小平，都提出過引起世人高度重視的、產生廣泛影響的思想，尤其是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斗爭策略、游擊戰理論和人民戰爭思想曾經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產生過重要作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也令“非歐洲中心主義”的現代化發展模式變得更有吸引力。盡管目前中國仍然缺乏能與某些發達大國相比的國際政治理論，但前景是可以想見的。中國人－－從決策者到知識分子直至普通百姓－－經過改革開放這些年的風風雨雨，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國家，無論對內對外政策方面完全依靠別國提供的經驗和模式（哪怕再好的經驗與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國必須有自己的發展戰略和國際政治觀；同時，有更多的中國人開始重視本國的悠久歷史文化及豐富的思想淵源，實踐和理論的探索工作正在各個領域展開。從某種意義上講，所謂“中國特色”也就是中國人自己的視角、自己的觀察和自己的結論，如果我們把這種視角精確化全方位化，把這種觀察深入化系統化，把這種結論理論化邏輯化，自然就有了“中國特色的理論”。

然而，僅有好的意向是不夠的。我想補充的另一點意見是，富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學說體系，只有在中國學者全面地透徹了解國外、尤其是發達的歐美國家有關研究的基礎上，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來。這甚至不是充分條件，而是起碼的前提條件。邏輯上講，它是任何人都不難理解的道理；然而實際生活里，它又是一個需要千辛萬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被人接受的東西。所謂“邏輯”是指，如果你不知道別人擁有什么或正在創造什么，你是不可以向世界宣布你的“特色”的。常言道，有比較才有鑒別，但在我們日常國際政治研究當中，大量出現的卻是一種反邏輯的現象：許多自稱有“特色”的理論、學說和觀點及教科書，是在作者編者基本上不了解其它國家的同類作品及其思想的情況下，甚至是在作者編者完全不懂外文、從來沒有接觸過第一手的外國研究資料的情況下，生編硬造出來的或者生抄照搬出來的。也許，大國的國際政治學者有可能在不諧外文的條件下建立自己的理論，這一點畢竟與小國的同行不大一樣；但大國的國際政治理論家至少也應當通曉已譯成本國文字的國外同行的著作，比如說，當一個人宣稱自己創造出了“富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戰略理論”或“有中國特色的外交策略”時，起碼這意味著這類理論不同于美國和前蘇聯等國同行的國際戰略學說或外交政策學說。但據筆者－－順手舉一個例子－－對目前國內大學使用的近十本國際政治教科書的考量，作編者們在自己的創作過程中似乎很少留意近十年來被譯成中文公開出版的為數不多的國際政治譯著，至少從教科書的字面上見不到這方面的批判借鑒工作。[11]國際政治學與中國傳統的“文、史、哲”不同，它本身是一個被移植的、幼稚的學科，如果沒有對國外知識及其進展的洞察，大概很難談得上真正的“創造”。

改革開放的近二十年中，我國的國際政治學理論研究從無到有、從相對單一到逐漸多樣，應當說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看看“”期間和此前的狀況，看看現在的眾多研究機構和學術刊物以及招生盛況，看看學術界渴望進一步發展、渴望獨樹一幟的強烈愿望，就知道這種進步有多大。然而，筆者以為，現在還不是自滿的時候，我國國際政治學的研究水準距國外同行還差很大一截。冷靜地觀察，我們目前所處的階段可以視為“基本具備自我意識”的階段，包括學科建設的強烈意識、批判借鑒外國經驗的審視意識和探索中國視角的自覺意識等，它明顯超出了此前僅僅是應付政治任務或教學工作的階段，也即我常說的所謂“撞擊反射”式的被動且無意識的狀態。但是，這并不等于對外部的了解已經很夠，更不等于我們的學問做得很好；迄今為止中國國際政治學界連一本探討本學科研究對象和方法論的專著都沒有，這與經濟學、社會學甚至法學界中國同行的成就相比令人汗顏。中國學者仍然需要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剛剛改革開放時那樣坦承差距和虛心學習，需要那么一種精神狀態。這既不是崇洋迷外，也不是食洋不化，更不是否認建立中國人自己的國際政治觀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恰恰相反，學習是為了更好的創造，借鑒是著眼于真正的特色，只有踏在別人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才會實現新的超越。在功夫未到以前，出現的只有虛驕之氣，造成的僅僅是“沙灘上的建筑”。

那么，具體到研究領域，我們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進，還存在什么缺失呢？這里，筆者僅僅結合自己近一段的研究體會，談點不成熟的看法；所列舉的問題既不帶有重要性的順序，也不是一個面面俱到的清單：

第一，我們可能缺少一部比較系統完整的國際政治思想史。在其它很多學科領域里，中國同行們已經寫出了或正在努力撰寫本專業的思想史學說史，如經濟思想史、政治學說史、史學史等等；而中國國際政治學界的努力－－包括任何大學的教科書或任何專業研究作品－－到目前為止只梳理了國際關系的歷史，卻沒有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史；現在的大學教師或研究人員，大概只有一本譯著《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可以當成國際政治思想史方面教研參考書。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當一種學說的思想形成脈胳尚未被摸清以前，是不可能建立新的比較完整的理論的。我以為，在這部國際政治學說史或思想史里，對“理論國政學”的描述和分析，應當占有重要份量。所謂“理論國政學”，指的是“理論的理論”，即有關國際政治學建筑的基本問題的分析，如同理論社會學、理論歷史學和理論經濟學的奠基作用一樣。當然，這部國際政治學說史，還應當全面敘述和討論從近代國際關系產生以后思想家們對國際關系的討論，包括歐美的machiavelli、hobbes、hegel、kant、marx等人直至當代的各種學派，發展中世界的gandhi直至當代的s.amin、i.wallerstein、列寧、斯大林直至前蘇聯東歐自成一體的各種論述，中國的嚴復、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鄧小平直至當代中國學術界，等等內容。一本由中國人自己寫的《國際政治思想史》或《國際關系理論史》，可以被看作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的一個認真的努力。

第二，我們可能缺少對當代國際政治學經典作品的全面介紹，特別是缺乏對80年代以來國外學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開放以前，除了極個別的“供批判用”的翻譯作品外（如基辛格的《選擇的必要》等），國際政治學界的主要著作、尤其是探討學科建設理論的著作基本上沒有介紹進來；80年代中期以后，國內學術界陸續翻譯了一批公認的經典作品，如h.morgenthau、k.waltz、m.kaplan、j.burton、h.cardoso、r.keohan和j.nye等人的主要代表作，這方面上海倪世雄、金應忠和馮紹雷等學者的工作，北京鄧正來、宋新寧、王緝思等組成的《國際政治學漢譯名著》叢書，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總起來看，我們不僅對國際政治學的古典代表作介紹得不全（如雷蒙德?阿隆、沃倫斯坦、莫德爾斯基、昆西?賴特、伊薩克?阿明、馬丁?懷特和漢迪?布爾等國際政治思想大家的著作，又如“國際社會學派”、“學習進化理論”、“功能主義理論”等，就完全沒有翻譯介紹過來），特別是對于國外80年代以后、尤其是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以來的研究進展，包括各種新的重要思潮、學派和方法論（如“新自由主義”、“國際生態政治論”、“建構學說”、“認同學說”、“后實證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國際批判理論”和“國際女權理論”等），國內學術界注意得不夠，幾乎沒有任何系統介紹。依筆者觀察，這些新的理論流派中，除個別屬于工具性、方法論的派別外，多數都是“實體性”理論，即有自己的本體論和價值觀、有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和范圍的理論，它們對于建立一個基礎扎實、門類齊全的西方當代國際政治學起著重要作用。

第三，我們可能缺少哲學思想的啟示和激勵，缺少國際政治學之外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滲透與幫助。在中國，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度有過的“哲學熱”之后（它與破除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對哲學的強烈召喚有直接聯系），近十余年來，哲學思維和方法對包括國際政治研究在內的中國社會科學的激發推動，似乎處于冷凍狀態，人們很少感受到作為這種“智慧”之學的幅射。而在80年代以后的歐美國際政治學界，哲學的啟迪功能似乎越來越明顯，典型的事例有“羅馬俱樂部”首創的可持續發展觀念對思想界的深刻影響，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哈貝馬斯的哲學“社會批判理論”對西方國際政治研究的持續沖擊，以及結合了大量哲學思考的所謂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和后實證主義等“后學”對舊的以權力政治為中心內容、以科學主義實證為主要研究途徑的正統國際政治主流學派的強大挑戰。在閱讀的過程中，筆者深深地感覺到，它們也許不能給人直接提供政治觀點、價值判斷或解釋困惑的具體途徑，但它們能夠刺激人的想象力，加強研究者的審視意識，尤其有助于超出文本進行思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中國新一代國際政治學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強的，主要還不是具體的學說觀點或專業知識，而是哲學辯證思維及其方法論的錘煉。也許，中國的哲學界與國際問題研究界的協作密切之日，就是高水準的“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學”有望形成之時。同理亦適合于國際政治專業的學者對其它學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筆者并不是說中國學者非要照搬西方同行的“系統論”、“信息論”和“決策論”，而是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夠像他們那樣，用各種自然科學或其它現代的方法，建立起中國人自己的學派和論說。

第四，我們可能既缺少“實用主義”以外的其它學派，也缺少精細、專業的個案分析。如前所述，中國現有的國際問題研究，多半是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和全球主義等學派觀點的混合，有的時候再加上一點“傳統文化”；它們的基本取向是實用主義的，它們的研究途徑多半是動態跟蹤式的，它們的分化與組合既不明確、也不有力。舉一個例子：在對外政策分析和時下流行的所謂“大戰略”研討中，國家利益的指導思想、“外事無小事”的教誨和“敵我友”界限的警惕，每每總是支配絕大多數文章和討論的主題與主調，它本身也許可以理解，問題是這之外的其他見解和流派（包括純粹馬克思主義的論點）始終得不到充分闡述和發揮。對比一下經濟學、社會學等相對先進的社會科學學科在當代中國的狀況，中國國際政治學界內部形成的學派分支顯然少得多也弱得多。由于探索不充分、見解不多樣，新的流派難于發育，中國的國際政治學始終長不成一棵根莖粗大、枝繁葉茂的大樹。這當然是任何真正期待“中國特色”早日形成的人所不愿見的。與低水平重復的總體局面相一致，我們的個案研究、專題分析與國外相比少得可憐，多數“變成鉛字”的文章和專著并沒有在某個專題或領域上深究下去。對比之下，筆者很喜歡（不是同意、更不是“盲目崇拜”）國外一些同行的專題作品，例如j.nye主編的《能源與安全》、iainjohnston著的《文化現實主義：中國歷史上的戰略文化與大戰略》、j.elshtain的《女人與戰爭》、p.katzenstein主編的《國家安全的文化》、m.handel的《國際體系中的小國》以及hungtington的《文明沖突論》等等。這些屬于國際政治學的專題著述，能在一個小口上切得很深，把相關的資料或爭論包攬無遺，對有興趣的讀者實在有益；而且，我想加一句的是，它們的數量相當多，盡可任不同志向、趣向的學生和批評家深究點評。

理論或許是“灰色的”，但理論工作者不能以此為借口，拒絕按照實際生活的步履，更新自己的思想觀點。面臨世紀之交的中國國際政治理論工作者，應當瞄準國外同行，有一個新的起點。

[1]jimgeorge,"thebackwarddiscipline:someintroductorycomments",thefirstchapter,"(re)introducingthetheoryaspractic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iscoursesofglobalpolitics:acritical(re)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ublishedbylynneriennerpublishers,inc.1994,p16.

[2]前蘇聯東歐等國的國際政治學研究狀況大致與中國大陸接近，有關情況可參見:margotl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hesovietunion";leonmangasarian,"imostennichtsneues?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germandemocraticrepublic".bothinhughc.dyerandleonmangasarian(eds.),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stateoftheart,publishedbythemacmillanpress,ltd,1989,pp229-243,pp326-339.

[3]fredericks.dunn,"thescop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stanley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15,byprentice-hall,inc.1960

[4]詹姆斯?多爾蒂（jamesdougherty）和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robertpfaltzgraff,jr）合著：《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contending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年10月翻譯出版，第27頁。

[5]1995年上半年，筆者曾經參加李琮教授主持的一項國家重點課題，內容是八五計劃期間“我國國際問題研究現狀、成就和問題”。之后，筆者寫成一份報告《中國國際政治研究領域的現狀、成就及建議》（不供發表），本文的部分內容便取材于此報告。

[6]6．martinwight,"whyistherenointernationaltheory?"injamesderderian,edit.internationaltheory,criticalinvestigations,pp15-35.

[7]7．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7－18頁。

[8]stanleyhoffmann,"internationalrelationsasadiscipline",ins.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1960,byprentice-hall,inc.pp1-4.

[9]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出處同前，第11－12頁。

[10]有關“中小國家的意識形態”、“中觀政治學”等概念，是歐美國際政治學界80年代以來新開發的一個研究領域，例如可參見：michaelhandel,weakstatesintheinternationalsystem,1990.fgvffvpublishedingreatbritainbyfrankcass&co.ltd.

[11]這里所說的“國際政治教科書”，范圍包括國際政治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與世界經濟等課目的教材；從80年代中期以來，按照國家教委的規定，所有綜合性大學的文科（尤其是國際政治系和國際經濟系等專業），都必須開設上述課程，從而一大批教科書應運而生。此處所指的“外國譯著”，是那些嚴格意義上的國際政治或國際關系作品，如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卡普蘭的《國際政治的系統與過程》、多伊奇的《國際關系分析》、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基歐漢和奈伊的《權力與相互依賴》、約翰?伯頓的《全球沖突的國內根源》以及多爾蒂等人的教科書《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其數量有限，估計不會超過二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