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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僅導致以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衰退為主要表征的世界性經濟衰退，其效應還不斷向國際政治領域擴散，國際政治結構性變化加速，國際政治在嬗變中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趨勢進一步突出

金融危機以來，國際力量結構正加速從四個方面同時發生變化：一是“一超多強”正在向“多強一超”轉變。傳統的“一超”與“多強”之間相對實力對比的變化更加明顯，“多強”在國際舞臺上日益突出。雖然美國綜合實力依然出眾，要領導世界的雄心依舊，但與世紀之交的頂峰時期相比實力已經明顯下降，美國的一些大型金融機構、投資銀行、商業銀行相繼破產，并且隨著信貸惡化，美國制造業嚴重萎縮，導致美國維持霸權地位所需的經濟基礎被嚴重削弱。而比經濟損失更嚴重的是，美國用以塑造軟實力和全球影響力所依賴的所謂自由資本主義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主要兜售美國模式的“華盛頓共識”嚴重受挫，遭到許多國家摒棄。美國與其他大國的綜合實力差距持續縮小，它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溫室氣體減排、朝核、伊核等全球和地區問題上的話語壟斷力和影響力下降，對國際事務的主導力減弱，更加依賴其他大國和中等國家的合作。二是國際力量正加速由西方向非西方轉移。自從引領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之后，西方國家一直占據國際舞臺的中心地位，非西方國家或者處在被殖民、被掠奪、被壓迫的地位，或者在國際舞臺上處于邊緣地位。而現在，非西方國家即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始活躍于世界舞臺的中心，它們在“金磚四國”峰會、二十國集團峰會、八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會以及多種區域合作機制等多層次平臺上積極開展合作，群體性崛起的合力以及經濟實力增長轉換而來的政治影響力增強，在全球和地區事務中的話語權擴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大國在金融危機以來召開的多次二十國集團峰會中平起平坐地與西方發達國家共商世界經濟并發揮著獨特作用。二十國集團由世界l9個主要經濟體和歐盟組成，經濟總量占全球90％以上，其成員國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發達大國和發展中大國，有承載多極化格局的足夠能力和代表性。它在處理危機中形成的同舟共濟、共克時艱、合作共贏的原則和所有成員國平等參與、共同協商決策的精神，體現了世界所有國家的共同愿望與利益訴求，順應了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代表了多極化格局下國際形勢和國際關系的發展方向。它實際上已成為國際社會討論世界經濟問題的主要論壇和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臺，有可能發展為未來世界多極化結構的主要載體。中國等新興大國注重政府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模式在應對世界金融危機方面彰顯優勢，越來越多的國家積極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各種非西方道路和模式的發展潛力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三是在西歐、北美、東亞經濟三極之間，國際力量正加速向東亞轉移。美國經濟實力地位直線式下降，2000年美國經濟總量占到全球經濟總量的近1／3，2005年降至25％，2010年再降至約22％。美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隨之逐年縮小，現在其貢獻率只有10％左右，遠遠落在中國之后，其作為世界經濟增長主要引擎的作用已經成為歷史LlJ。

歐盟因主權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下降。中國等東亞發展中國家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的表現更為出色，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進一步加大。以東亞新興經濟體與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相比較，1980年前者大約僅為后者的12％，以后兩者的差距逐年縮小。2010年，僅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就占到美國的40％，整個東亞新興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到美國大約65％，加上日本在內，東亞國家的經濟總量約達15萬億美元，超過美國而接近歐盟的水平。以購買力平價法計算，僅中國一家的經濟總量就達14．8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14．6萬億美元j，整個東亞地區的經濟總量則相當于歐美經濟總量之和。同時，東亞地區外貿總額約達6萬億美元，遠遠超過美國，外匯儲備超過5萬億美元，約占全球的70％。東亞地區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50％，超過歐美之和。東亞地區已發展為全球財富中心之一和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經濟實力同歐美處于同一等高線。四是在多極力量增長的同時，非極力量也明顯提升。二十國集團中的相當一部分成員不屬于多極力量，而是非極力量。非極化與多極化相伴而行。在“單極”、“多極”和“非極”這三層力量之間，“非極”的力量提升最快，“多極”次之，而“單極”在下降。

二、國際體系重構進程加快

國際體系不僅層次發生變化，其中的行為體變得越來越多元和龐雜，而且運行載體、機制和力量組合等均已發生深刻變化。國際體系的新舊部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將并存、交織、磨合和競爭，各種載體和機制不斷重構重組，權力結構更趨多元化、網絡化和重新機制化，整個體系的運行變得更加復雜多變，并將在變亂中趨于有序。從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看，首先，行為體的數量大幅增加，類型越來越多樣化。國家作為國際體系中最重要的行為體，已經增加到近200個，聯合國成員國也擴大為193個。全球范圍內的各類國際組織超過6萬個，其中，政府間國際組織有6782個，國際非政府組織達53218個。跨國財團、宗教組織以及大量以互聯網為聯系紐帶和載體的虛擬群體或組織的數量劇增。其次，國際體系中不同類型行為體的地位和影響發生比較顯著的變化。國際權力從國家層面向非國家層面轉移和擴散，導致“兩降兩升”：

(1)國家行為體尤其是大國的地位和影響力下降，非國家行為體的地位和影響力上升；

(2)現實社會中行為體的地位和影響下降，虛擬世界中行為體的地位和影響上升。

體系結構的變化使現有國際機制變得越來越難以容納、承載和有效運行，被迫進行深入改革和調整，轉變思想理念，擴大代表性，調整和增強治理職能。在全球層面，聯合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國際組織，以其為核心的整個體系構成了目前國際體系的主要支撐。2009年，有關安理會改革的政府間談判正式啟動，各方圍繞改革方案、擴大后的安理會與聯大的關系等問題展開討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國際原子能機構等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改革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以適應金融危機發生后國際政治經濟的現實需要。在大國關系和地區層面，各種合作機制均不同程度地尋求改進和加強自身建設，以便更好地共同應對挑戰和促進地區與全球治理。成立于1999年的二十國集團經過金融危機的催化和全球經濟治理需求的強勁拉動，其地位進一步夯實和提升，已經成為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加強全球金融監管和開展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臺。八國集團在二十國集團地位快速提升的背景下努力尋求重新定位，可能進一步向十四國集團演變。“金磚國家”峰會從概念走向現實，并朝著準機制化的方向發展。北約加快全球化轉型，探求從美歐傳統盟友關系框架下的區域性軍事政治機制，發展成為與所謂“民主國家同盟”理念相配套的全球性“磋商國際安全事務的中心”。歐盟在《里斯本條約》通過之后，加強歐盟委員會主席、輪值主席國元首與新設的歐盟“總統”、“外長”等之間的領導機制以及內外政策整合，邁向一體化建設的新階段。亞太多個區域、次區域合作機制競爭互促，上海合作組織機制在逐步擴大、深化和提升，東盟一體化在曲折中堅持推進和深人磨合，東盟“1O+3”“1O+l”機制、東亞峰會務實發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并加快發展，亞太經合組織實際功能強化。南美洲國家聯盟、非洲聯盟、阿拉伯國家聯盟都在尋求提升影響力。

三、高政治沖突與低政治沖突交織

無論是從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和教訓來看，還是從這一次國際金融危機到目前的演進情況來看，金融危機對有關國家決策心理的影響十分明顯，體現在關注短期利益、自我中心傾向和決策競爭激烈lrjl。金融危機使未來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一些國家的決策者更加關注短期利益，往往喜歡采用貨幣貶值、匯率調整、貿易保護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不是進行集體合作、著眼長遠利益來解決金融危機。在全球金融危機下，如果缺乏有效的國際治理制度，各國將陷人“獵鹿困境”。決策者無法預知其他決策者的行為，其接收到的信息會被原有印象同化，刻意尋求一種認知相符，實際上卻偏離正確方向走上自我實現預言的道路，使各國決策自我中心傾向強化，從而淡化國際合作的價值，導致集體理性的缺失和集體行動的困境。金融危機使決策競爭激烈，決策者面臨選擇困境。面對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國內外問題，基于選舉導向，西方國家往往將國內問題置于優先地位加以考慮。外部利益集團不斷對決策者進行游說，使相關決策面臨難產，不利于國際合作的開展。關注短期利益、自我中心傾向和決策競爭激烈，不但無助于危機的解決，而且會導致危機的惡化，各國努力尋求將危機外部化使得有關國際沖突的發生就難以避免。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由于跨國問題和全球性問題的凸顯，使得國際政治領域原本屬于“低政治”的議題有“高政治”化轉變的趨向，高政治沖突與低政治沖突相互交織，損害了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穩定。國際政治中非傳統安全等低政治問題大量涌現，金融危機重創世界經濟，直接或間接推動非傳統安全上升為全球安全的核心議題。首先，世界糧食危機更加嚴峻。金融危機對亞、非、拉等不發達地區經濟產生巨大沖擊，工資、就業、家庭收人減少，糧食價格不斷上升，導致貧窮國家饑餓人口大幅增加，全球饑餓人口從2008年9．15億增至2009年的l0億，世界人口面臨饑餓威脅J。其次，世界最不發達國家貧困加劇。金融危機對最不發達國家沖擊最重。據聯合國估計，2009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人均出現負增長的國家從2007年11個猛增至107個，赤貧人數比危機前增加8400萬，全球約10億人每天僅靠1．25美元維持最低生活水平。再次，生態政治時代來臨。隨著人類對森林、濕地的過度利用和破壞，全球氣候變暖、土地沙化、濕地縮減、水土流失、干旱缺水、洪澇災害、物種滅絕等一系列嚴重的生態危機Et益加劇，生態政治進入全球政治核心議程。最后，國際恐怖主義仍是全球重大安全關切。南亞、中東、北非等地區恐怖事件時有發生。此外，索馬里海盜活動猖獗并出現與恐怖主義交織發展態勢。朝核、伊核、導彈防御、北約東擴、中東北非動蕩等一系列問題仍然是世界關注的重要問題，許多國家面臨民族分裂問題，國與國之間領土、領海紛爭不斷，傳統安全威脅即高政治沖突將持續存在。

四、中國和平發展的責任大國形象進一步彰顯

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最大的亞洲國家，又是正在迅速重新崛起的傳統大國。在全球陷入金融危機后，中國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努力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國沉著應對金融危機，積極擴大內需，經濟增長率和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均名列世界前茅。在世界金融危機肆虐的2008年和2009年，中國經濟仍實現年均近9％的快速增長。2010年中國經濟全面躍升，經濟增速達10．3％，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貿總額近3萬億美元，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中國對外投資成倍增長，2009年中國對外投資存量達3000億美元，是2002年的32倍，成為名副其實的資本輸出大國。近幾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均達到10％以上J。中國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到國際制度體系中來，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二十國集團等國際經濟治理機制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參與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參與國際貿易融資計劃和金融合作，組織大型采購團赴海外采購，向陷入困境的國家伸出援手。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與美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成為抵御金融風暴并引領世界經濟回暖的關鍵。中國認真落實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成為全球唯一提前實現貧困人口減半國家，并積極減免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積極發展對外經濟與技術援助，帶動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截至2009年底，中國累計向161個國家、3O多個國際和區域組織提供了2563億元人民幣的援助，減免5O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債務380筆，為發展中國家培訓人員l2萬人次，累計派出2．1萬名援外醫療隊員和近1萬名援外教師。中國積極推動最不發達國家擴大對華出口，并已承諾對所有同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95％的輸華產品給予零關稅待遇。

中國為應對全球性挑戰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積極參與反恐、防擴散領域國際合作，向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的國家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并派出救援隊，為打擊海盜行為向亞丁灣、索馬里海域派遣海軍護航編隊。中國是最早制定并實施《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發展中國家，也是近年節能減排力度最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研發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中國以具有自身文化特征的外交技巧、積極介入的姿態積極參與朝鮮半島、伊拉克和伊朗等地區熱點問題的解決，并努力發揮應有的作用。中國堅持通過對話談判處理同鄰國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以建設性姿態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盡最大努力維護南海、東海及周邊和平穩定。中國通過開展雙邊合作并參與區域次區域合作，致力于促進亞太地區共同發展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