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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公共財政”成為我國學術界和政府所關注的問題。尤其在財政學界展開了一場關于“公共財政”的討論。現將一些觀點綜述如下：

一、對“公共財政”的不同看法：

第一種看法認為：

社會主義國家的雙重身份和雙重職能,決定著國家財政的構成及其職能。我國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既是政權組織,又是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所有者的代表,行使著雙重經濟職能,即社會經濟管理職能和全民生產資料所有者職能.社會主義國家的雙重身份和雙重職能,決定著國家的分配行為--國家財政是由兩個部分即公共財政和國有資產財政組成,它們各自具有不同的具體職能和任務,應采取不同的政策。[1]

該看法還認為：

當前財政不再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包大攬財政，隨著社會的發展財政職

能也將逐步轉變。財政必須立足經濟大局，放眼社稷民生，做治邦安民的堅強后盾。公共財政是財政歷史發展中的一種形態，是一種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模式，它是財政職能的調整，是財政管理深化與資金投向的深刻變革，當前我國必須努力構筑公共財政新框架，適應財政體制的發展趨勢。[2]

第二種看法認為：

市場經濟要求的是公共財政，只有公共財政才能適應于、服務于并有利于市場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這是數百年來市場經濟在西方的發展歷程所鮮明昭示的。我國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很自然也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財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現了向公共財政轉化的趨勢：（1）稅收占預算內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而達90％以上；（2）稅收制度從按所有制成分分別設置，逐步轉向對不同經濟成分實行同一稅收制度上來；（3）經濟建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大為下降，而同期社會文教支出急劇上升；（4）基本建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急劇下降。該支出曾是國家計劃配置資源的直接財力手段；（5）財政的基本建設支出從直接投資建設盈利性企業為主，向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投資為主轉化。[3]

第三種看法認為: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步伐不斷促使著財政職能的轉變、財政制度的改革和財政支出范圍與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因此,建立“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非常必要和正確，但不能忽視“國有資產財政”。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運行體制要求政府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兩權分開”,與此相對應,就要求實行稅利分流,復式預算,構建“公共財政”和“國有資產財政”“雙重結構財政”運行模式。我國實行“公共財政”是國家財政所固有的,但不能忽視“國有資產財政”,把“國家財政”變成單純的“公共財政”。這是從財政基礎理論出發得出的必然結論。[4]

第四看法認為：

公共財政不是“吃飯財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公共財政的構建，并不意味著財政要從再生產領域完全退出，而轉向“吃飯財政”。恰恰相反，公共財政是應當且必需在再生產領域有所作為的。事實上，任何社會形態下的財政，都不可能完全不管再生產之事。另外，我國財政逐漸向公共財政轉變，不會影響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道理很簡單，現在我國國有經濟已經達到相當規模，到1996年底國有資產為65894億元，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這么大的國有資產通過自己運營，不應該影響其主導地位。目前國有企業的困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機制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政府投入再多也無濟于事。[5]

第五種觀點認為：

作為唯心主義產物的“公共財政”，無論其是財政的本質還是類型的理論，（避開財政本質討論財政類型實際上是自欺欺人），都存在根本性的錯誤。正確的態度是依據鄧小平同志的“社會主義本質論”堅持“國家分配論”，大膽借鑒西方財政實踐中有助我國財政改革與運行的具體作法，不斷發展和完善“國家分配論”。[6]

第六種觀點認為：

當前我國財政的關鍵，是采取有力措施，適當集中財力，振興財政，充分發揮并強化財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應有的職能，而實行“公共財政”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也不能達到黨中央提出的振興財政的目標。他認為，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以至降到10％的最低點，財政收入拮據，支出安排捉襟見肘，財政職能被肢解、被代替、被削弱，財政在宏觀調控中無所作為。從這個意義上說，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無疑是一種有所作為的政策，是財政職能的強化，是財政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的強化。但是，用“公共財政”則不能說明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積極意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基礎作用，這里有兩層意思：一是市場不能配置所有資源，需要政府介入；二是需要國家的宏觀調控，市場經濟才可能正常運行。這次積極財政政策采取的各項措施，都是實現這三項職能的有力手段。比如，增發1000億國債，用于加快基礎設施的發展，這本是財政配置資源的職能，是其他部門不能替代的，而且是一種通過結構性調整帶動經濟增長的措施，這是財政的經濟穩定和發展職能。[7]

第七種觀點認為：

應堅持國家分配論。他認為，西方公共財政理論的不足之處是沒有明確回答財政分配的主體是什么；財政同誰有著本質聯系；財政在社會再生產中處于什么樣的地位，起著什么樣的作用等重大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如果完全用公共財政理論代替國家分配論，其結果勢必導致國家財政作用領域的范圍過分縮小，國家宏觀調控經濟功能的減弱和財政完全退出生產領域的局面。這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的特征相悖。

我們堅持國家分配論，不是說國家分配論已經完美無缺，可以原封不動地搬來指導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財政運行實踐，而是要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經濟條件變化實際，發展國家分配論，完善國家分配論，賦予財政分配關系的新特點。[8]

二、關于“公共財政”的概念：

第一種論述：

公共財政是指國家為市場經濟提供公共服務而進行的政府分配行為。概括起來說，公共財政是以市場失效為存在前提，是政府以政權組織的身份，依據政治權力，在全社會進行的以市場失效為范圍的，以執行國家的社會管理者職能，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需要為目的的一種政府分配行為。其分配具有公共性和非市場盈利性兩個基本特征，其收支活動主要通過公共預算來體現，主要包括：經費預算和公共投資預算，社會保障基金預算從性質上也應是公共預算性質的，它提供的也是公共服務。[9]

第二種論述：

“公共財政”不等于“財政”或“國家財政”，它僅是一種存在于特定時期的，有著特定內涵與活動范圍的財政類型。（1）公共財政是市場失效的產物；（2）公共財政以企業和個人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為分析的基點。這兩點對我國公共財政來說也是如此。正是由于存在著市場失效和追

求企業自身利益，才使得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也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公共財政存在；（3）公共財政不應憑借國有資產所有權介入市場有效運行的范圍內這一基點，對于我國有其一定的借鑒意義。這就是在市場經濟下，政府在市場有效運行范圍內憑借資產所有權開展的分配活動，不是公共財政活動，而是另一類型的財政活動。這就表明，當人們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和國家觀為基礎而提出社會主義雙元財政問題時，它也能夠作出符合國際慣例的理論說明。[10]

第三種論述：

對于公共財政的含義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方面，公共財政就是國家財政，和我們經常談的財政沒有什么區別，加上“公共”兩字主要是翻譯的原因，后來約定成俗，把資本主義財政稱為公共財政，而把社會主義財政稱為國家財政。另一方面，從公共經濟和私人經濟角度來區分，財政在西方是屬于政府經濟或叫作公共經濟、公共部門經濟，而政府部門以外經濟主體的活動都叫私人經濟。公共經濟提供公共產品，私人經濟提供私人產品，它們具有不同的性質。但是，這樣區分不是以所有制為標準，而是以經濟活動的不同特性為標準。從公共財政到公共經濟，這是西方財政發展經歷的兩個階段。[11]

三、中國“公共財政”的目標模式：

第一種觀點認為：

當前提出建立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反映了政府職能轉變和財政改革的深化。具體來說公共財政框架的建立具有以下五個方面的含義：

第一，明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的基本職責，為市場的有序順暢服務，即為市場運行提供外部條件、解決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公平分配和宏觀經濟穩定等問題，從而提高整個經濟的運行效率。這實際上是從分配和資源配置上正確解決市場經濟下政府、市場、企業三者的關系。

第二，建立以公共支出為主體的支出體系。在轉軌過程中財政支出的范圍還是比較廣泛的，存在著越位與缺位并存的情況，公共財政的提出明確了財政支出必須以公共支出為主體。公共支出主要包括：為保證國家機構正常運行所必需的經費；為市場資源配置不能有效解決的各類社會事業提供必要的財力；為實現公共服務所必需的政策性補貼；各種公益性或非市場盈利性公共工程投資。而對于市場機制能有效發揮作用領域的各類盈利性經營性投資和支出，則應逐步減少和退出。

第三，建立以稅收為主體，以規范的非稅收入為輔的公共財政收入體系。在市場體制下，稅收對企業和居民來說是一種享受公共服務的付費（價格），從政府來說是提供公共服務的財力基礎，是避免個人“免費搭車”的一種必要形式，是公共財政的主要的基本的收入。各種收費特別是行政性收費則不同，是政府在社會管理中運用其職能為企業或居民提供個別、特殊服務的收費，它不同于稅，不是公共服務的收費，也不是價，不是市場行為，而是政府行為，在收入中只能處于輔助的地位。這種收費在某種意義上說還可起到限制資源的浪費，節約社會資源的作用。

第四，建立起以宏觀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最大化為目標，以財政法規為依據，以財政收支為中心，運用現代科學的手段和規范的制度的公共財政管理體系。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行為，必須為實現社會的政治穩定、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服務，財政分配管理都要以社會效益和宏觀經濟效益的最大化為目標，這與公共財政為市場的有序順暢運行服務是完全一致的。要維護市場的正常秩序，財政就必須依法理財，健全財政法制，一切財政管理都是圍繞財政收支進行的，公共財政也不例外。在現代社會，財政管理必需運用科學手段，實現規范化管理。

第五，建立以保重國民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為目標，綜合運用預算、稅收、投資、國債、補貼、貼息等財政政策和手段的財政宏觀調控體系。財政的宏觀調控目標是依據一定時期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來確定的，但從公共財政來說，它主要通過上述財政杠桿調節總需求來調節社會總供需的平衡關系，它是政府實行反周期經濟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12]

第二種觀點認為：

中國的“公共財政”模式:

從收入方面看,“費改稅”,提高“兩個比重”是實行“公共財政”模式的基本條件;從支出方面看,要經歷財政退出經營性領域的過程,要把握一個“度”,解決財政分配“缺位”和“越位”的問題,這是實行“公共財政”模式的關鍵;從預算方面看,做到預算的公開、透明,加強財政監督,規范預算外的收支行為,是實行“公共財政”模式的根本保障.中國“公共財政”至少有兩大特殊性:一是中國的“公共財政”不是單純的“公共財政”不象西方講財政就是“公共財政”。中國還要處理“公共財政”與“國有資產財政”之間的關系。我國多一個“國有資產財政”這是中國財政的特色;中國的“公共財政”遠非西方的那么簡單。二是中國的“公共財政”的責任不單單是要彌補市場不足和保護市場,同時還要影響和培育市場。在公共產品供應范圍上,不僅要加強物質性的公共產品供應,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等;還要加強政策、制度、法令性公共產品供應,以健全、完善、穩定市場經濟。[13]

第三種觀點認為：

中國公共財政的基本目標：

（1）調整經濟關系。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調整政府與市場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政府與居民的關系，形成公共財政的基本制度框架。

（2）建立收入穩定增長的運行機制。中期目標是：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由目前的11.5％提高15％；長期目標是：2010年前，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到20％以上。

（3）財政資金使用效益明顯提高。通過財政支出管理方式的改革，建立合理的支出結構，緩解收支矛盾，基本保證公共支出的資金需要，最大限度地減少資金浪費。

（4）消滅財政赤字，實現財政收支穩定平衡。力爭三到五年時間，將現有的財政赤字壓縮50％，2010年以前基本實現財政收支平衡。[14]

第四種觀點認為：

建立中國公共財政收入、支出制度的構想：

1、收入制度構想：

具體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1）界定公共收入的范圍。我國公共收入范圍主要包括：稅收收入；規費罰沒收入；出售、轉讓公產收入；基金收入；捐贈收入；公債收入。

（2）收入制度的創新：

具體內容包括一是實行稅費改革；二是完善稅制的改革；三是建立國有資產經營預算。

2、支出制度構想：

（1）公共支出范圍的界定：

公共財政支出范圍主要包括：公共安全，即國防、公檢法司、武裝警察等；公共機構，即國家行政機關、外交等；公共服務，即教育、衛生、文化、科學、社保、社區服務等；公共工程，即環境保護、國土整治、公共設施等；公益企業，即水暖電氣、公共交通、城市衛生、城市綠化等。

（2）公共支出的供給方

式：

對“純粹公共產品”的供給，政府應全額負擔，不能由社會和個人負擔。因此，軍隊和政府機關興辦的公司、企業和多種經營等創收活動應推向社會，交給市場。這類公共支出主要有

國防、外交、行政管理、公檢法司、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等。

對“混合性公共品”中的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環境保護、廣播電影電視等公共支出，實行最低保障原則。

對另一類具有“混合性公共品”性質的供水、供電、供暖、排污、機場、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以及公益企業，其公共支出供給方式應實行以市場為主、政府資助為輔的原則。對大中型項目，政府可采取一定的投融資手段參與建設；對某些市場化程度較高、社會效益較大的項目，政府還可通過注入資本金參股的方式提供資助和支持；對完全由市場能解決的項目財政將不再安排資金。

（3）公共支出制度的創新：

在公共支出管理方面，為加快與國際慣例接軌，將逐步推出零基預算、國有資產經營預算、社會保障預算、政府采購制以及國庫單一帳戶等項改革，強化預算外資金監督管理，切實解決財政收入兩個比重降低以及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規范化運行的問題。

3、建立中國公共財政政策的運行與控制系統：

從規范財政政策的運行來看，構造財政政策的執行運作系統，應該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首先依據宏觀經濟運行狀況構造財政政策運行的預警系統，通過各種臨界指標的判別，顯示政策運行的狀態，通過指標顯示的警戒級次，為有效地制定和調整政策提供依據。

（2）構造財政政策的執行系統，即通過預警系統顯示的運行狀態，決策財政政策調控的力度，將政策力度分為不同的級次，并考慮政策工具的不同組合，依據實際情況加以選擇。

（3）構造財政政策實施效果的跟蹤、反饋、監督系統，即通過指標體系加以跟蹤監督，具體指標可否考慮參照宏觀經濟景氣狀況以及政策傳導的中間變量等因素，監督財政收支的總量或結構，以及中央或地方政策執行的實際效果，及時反饋，有效稽查。[15]

第五種觀點認為：

公共財政不等于吃飯財政，不等于財政建設功能的消失，而是財政職能的調整，是財政管理深化與資金投向的深刻變革。財政必須立足經濟大局，放眼社稷民生，做治邦安民的堅強后盾，必須努力構筑公共財政新框架。

第一，深化財政改革。一是推進依法理財進程，建立與市場經濟接軌的財政運行體系。二是預算管理進一步法制化、規范化。三是深化財政支出改革，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逐步把不應由財政開支的項目剝離出去。大力推行政府采購制度。第二，重新界定和規范財政支出范圍。一方面要根據中央統一部署，不斷提高對科學、教育、政權建設、環境保護等方面的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利用財政支出政策的導向，不斷優化行業內部支出結構，優化事業發展布局結構，推動教育、衛生、文化、體育、廣播電視、農林水利等事業布局結構調整，解決低水平重復設置問題，建立開放型事業發展體制。第三，調整建設性支出投向?！肮藏斦辈⒉坏扔谪斦ネ顿Y和建設的功能，而是要求我們改變傳統的扶持生產的觀念和做法，對財政在新時期財源建設中的地位、作用重新進行認識和定位。財政建設性支出，要從直接投入生產領域，逐步地轉到為生產建設的持續發展創造條件的投入上來，轉向主要搞基礎設施、科技進步、環境保護、公共服務項目，以改善投資環境，促進企業平等競爭。同時，財政投入支持經濟建設，應以反經濟周期投入為主。第四，廣泛實施規范的政府采購政策和辦法。政府采購是政府機關利用財政資金從社會生產部門購買商品和勞務的支出，直接影響社會總需求的增減，調控經濟運行。[16]

第六種觀點認為：

公共財政要抓三個環節。第一，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方面，要通過執行公共財政政策，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將財政立足服務于經濟發展，服務于社會公共需要，主動增加投入，有效地擴大內需，從而拉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要借助建立公共財政的有利時機，大力壓縮一般性財政開支，集中財力用于事關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項目上。第二，建立規范的稅收體系。一是調整和優化稅收結構。二是要加大依法治稅的力度。三是要加大稅收征管力度。第三，確立科學的支出體制。一是要科學界定財政支出范圍。二是要重新確定支出順序。三是要調整財政資金投入。四是要改革支出控管方法。[21]

四、“公共財政”的職能：

第一種觀點認為：

中國公共財政的基本職能：由于我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政府承擔著繁重的領導經濟改革即經濟體制創新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重任。其中體制轉型與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從根本上規定了我國公共財政的基本職能是資源配置、調節收入分配和穩定經濟，發育和完善市場、培育市場體系、提高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和促進經濟增長的職能。（1）支持經濟體制創新的職能；（2）管理國有資產的職能；（3）建立財政投融資管理體系；（4）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5）穩定經濟和促進經濟發展職能。[17]

第二種觀點認為：

公共財政的職能范圍：由于財政是政府實現其職能的財力保證，因而公共財政又從財力上規范和制約了政府這種職能范圍。具體表現為：

1、政府從三位一體（政權組織、全民生產資料所有者、生產經營的組織者和指揮者）向社會管理者轉變。市場經濟下社會管理者的經濟職能是對市場運行的保障、服務、監督功能，即維護市場運行正常秩序（法律法規和行政管理）；提供市場自身不能解決的外部條件（如公共產品和服務，如基礎設施）；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彌補和糾正市場機制的缺陷，促進市場的平穩運行，實現效率與公平的最佳組合，對市場機制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政府逐步做到不直接干預，或不進入。

2、財政適應政府職能轉變而進一步清除計劃經濟的舊模式，向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前進了一大步。公共財政從財力分配和資源配置的角度明確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使財政分配從統包大攬中進一步脫身出來，能夠更加明確、有效地解決財政分配的“越位”和“缺位”問題，更好地抓大事，管宏觀，做好為市場順暢正常運轉提供公共服務，創造外部條件的職責。

3、為振興財政，深化財政改革樹立了明確的目標。公共財政體現了市場化改革中的財政目標模式，為正確的界定和健全財政職能，明確規范財政收支范圍，加強財政管理和法制建設提供了明確的目標，這也就為振興財政提供了條件。[18]

第三種觀點認為：

提倡在中國實行“公共財政”的同志本意是讓財政退出競爭性資源領域。一般來說，這種指導思想是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但結合我國當前實際，有些問題也值得認真思考：其一，主張財政退出競爭性領域，從發展方向來說是對的，但只要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財政職能就可以了，也不必將已經約定成

俗為大家所熟悉的財政概念改為“公共財政”。現代財政理論是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來界定政府職能和財政職能，競爭性領域通過市場配置可以實現效率，政府和財政自然可以不參與，而政府和財政的配置職能是彌補“市場失靈”，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提供“公共物品”，其中包括基礎設施。其二，財政退出競爭性領域作為發展方向是對的，但不能不考慮我國當前的實際，主要是我國經濟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處于發展中階段，面臨著艱巨的結構性調整任務，而實行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證明，結構性調整不可能靠市場自發來實現，靠銀行貸款和部門收費或建立部門基金都會造成不良的后果，只有發揮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才是正確的途徑。其三，所謂競爭性領域也要作具體分析，諸如鋼鐵、煤炭、化工、鐵路、民航以及高新技術等支配國民經濟命脈的基礎產業部門，既具有壟斷性，又具有一定的競爭性，在我們這樣一個資本市場不發達的國家，也只能通過發揮財政的配置資源的職能，才能得到加速發展。第四，我國競爭性部門的大中型國有企業，過去和現在都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當然這些企業的出路是實行股份制改造，面向市場，但這要有一個過程，當前國家只索取不返還，撇開不管，將不利于增強這些企業競爭能力，將不利于這些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這里也需要財政在資本金投入方面或實施某些優惠政策給以支持。[19]

第四種觀點認為：

財政制度是規范公共部門經濟行為的約束條件。財政效率制度分兩個層次。一是政府的效率資源配置制度。政府決定提供公共商品種類、數量和質量，由此給公共部門安排資金。二是公共部門的生產效率制度，即按照政府配置的資源生產出盡可能多的公共商品，或生產出質量盡可能高的公共商品。效率問題是基礎，效率優先始終是財政制度建構中要遵循的原則。

（1）公共部門的生產效率制度實質上是公共部門內部的激勵約束制度。這主要要處理好集權和機動權的關系以信公共商品的生產成本和個人利益的關系。公共部門是貫徹政府意圖的“生產單位”，因此集權是必要的，即必須按照政府的意圖建立各種規章制度。但是要使公共部門每一個工作人員的工作象工廠一樣“程序化”是不可能的。因此，設置“機動權”地解決這一矛盾的手段。但“機動權”太大就難以考核和監督，這就有可能使“尋租”成為現實。二是市場機制的不完善，使得從事市場機制運行的個人的單位到公共部門中去尋找更大的“利潤”，這為“尋租”提供了條件。因此，正確處理程序化和機動權的關系是公共部門制度建構中要注意的問題。

（2）公共部門的“投入”相當于生產公共商品的成本（當然不是全部成本）。支出和公共部門中工作人員的“個人福利”是密切相關的。這里的個人福利包括公共部門工作人員的特權、尊嚴以及與個人福利相一致的公共開支。這就是說公共部門支出的增長有可能公私不分。顯然，這與公共部門的生產效率要求不符。怎樣激勵公共部門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同時又要抑制公共支出的過度（無效率）增長，是公共部門效率制度建構中要解決的重點。

（3）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是，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解決了效率財政制度的建構問題。但在實際的做法上，有利于逼近效率的機制可供借鑒。這主要有：建立政治家、官員（行政長官及工作人員）、選民（公共商品的消費者及成本負擔者）的制衡機制；建立信息收集、處理和傳送的機制；加強資源配置方案的成本收益分析；在統一的中央政策下擴大各級地方政府的自主權，等等。[20]

資料來源：

[1]：葉振鵬：《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重構財政職能》，《財政研究》1993年第3期。

[2][9][12][18]：李利：《國家的錢應該怎樣花》，《嘹望》1994年4月12日第15期。

[3]：張馨：《市場經濟不存在公共財政嗎》，《財政研究》1998年第8期。

[6]：葉子榮：《“公共財政”辨析》，《財政研究》1998年第4期。

[7][19]：陳共：《關于“公共財政”的商榷》，《財貿經濟》1999年第3期。

[8]：劉邦池：《當前財政學建設的若干理論問題》，《財政研究》1996年第7期。

[10]：葉振鵬、張馨：《雙元財政》一書，1999年第2版。

[4][13]：鄧子基：《我所理解的公共財政》，《中國財經報》1999年3月26日。

[14][15][17]：馮健身、方淑芬：《論中國公共財政》，《財政研究》1999年第3期。

[20]：吳俊培：《重構財政制度的思路》，《中國財經報》1999年4月9日。

[5][11]：李利：《構建中國的公共財政基本框架》，《嘹望》1999年第7－8期。

[16]：王加林：《努力構筑公共財政新框架》，《中國財經報》1999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