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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貨幣政策效率不高的障礙分析

(一)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效率的體制障礙

我國貨幣政策效率的體制障礙，可以理解為政策的傳導機制受阻。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并不僅僅取決于中央銀行的意愿和行為，整個傳導機制過程中商業銀行的行為、貨幣市場發展程度以及經濟體制的約束，都會產生較大影響。首先，四家商業銀行的壟斷格局及無利潤約束行為，是影響傳導機制順暢發生作用的重要因素。其次，我國目前還不可能像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那樣，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調控基礎貨幣，這主要是因為，央行的債券持有量與國有商業銀行持有的國債及政策性金融債券不成比例，且可流通的國債及政策性金融債券數量較少，持有大量國債的國有商業銀行將國債視為優質資產而惜售，使得公開市場業務缺乏交易的基礎，進而對基礎貨幣的投放尚未產生重大影響；再次，央行再貸款作為基礎貨幣投放主渠道的作用已經消失。

(二)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效率的操作障礙

1、證券市場融資的加快削弱了貸幣政策調控作用。

長期以來，央行的貨幣政策由于沒有充分考慮到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的作用，從而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效率。資本市場尤其是證券市場的快速成長，對金融運行產生了兩個方面重大影響。一是企業大規模從股市直接融資，銀行信貸供應資金的機制趨弱；二是居民現金大量流入股市，居民金融資產的證券化趨勢加強，虛擬資本的增值或貶值實際改變了全社會的資金總量和結構，使貨幣政策調節宏觀資金供應量的難度加大，政策效果的不確定性增加，使貨幣政策效率不高。

2、證券質押乘數放大，削弱了貨幣政策調控作用。

由于證券公司可用自營股票作質押向商業銀行融資，在規定的范圍內，質押率越高，其從銀行獲得的貸款就越多，貸款成為股票后可再質押再貸款，如此循環往復，可通過乘數效應使證券市場的資金供應量成倍增加，由此可見，銀行信貸資金與股票的相互結合以及轉化，意味著銀行資金的安全性及股市虛擬資本的膨脹性，應成為央行制定貨幣政策時考慮的問題。由于貨幣政策傳遞到證券市場所產生的結果不如貨幣市場那樣可預測，尤其是券商股票質押貸款的效應與股價上漲所產生的資本虛擬增值共同生效，且質押貸款的乘數放大倍數和資本虛擬膨脹程度都是難以估算的，這就使貨幣供應量的增加不再依從于貨幣政策的意愿，央行通過基礎貨幣調控全社會貨幣總量的難度無疑加大了，使貨幣政策效率受到較大影響。

3、金融衍生市場的發展對貨幣政策的傳導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

金融衍生工具主要包括金融遠期、金融期貨、金融期權、金融互換四大類。金融衍生工具能夠將傳統的金融市場風險剝離出來，降低傳統金融市場風險，同時金融衍生工具具有杠桿效應。因此，金融衍生市場的發展必然會使貨幣存量范圍擴大，因而增加了貨幣供給的主體及貨幣供給的內生性，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貨幣當局對貨幣供給的控制力。加上金融衍生市場能夠吸引大量的投機性貨幣，很可能造成貨幣需求結構中交易性、預防性和投機性貨幣需求的相互轉化，使貨幣需求函數的變化不明確。此外，金融衍生市場還可能影響貨幣的流通速度。中國的金融衍生市場起步較晚，目前主要開辦了一定規模的外匯期貨交易以及發行了兩種特殊形式的金融期權，如可轉換債券和認股權證。雖然金融衍生市場在中國規模較小，但對貨幣政策實施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三)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效率的經濟障礙

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買方市場的出現導致了普遍的消費需求不旺、產品供給過剩和生產能力閑置的狀況。同時，亞洲及世界金融波動較大，使周邊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對中國經濟產生了較大的不利影響。加上投資體制改革的深化，企業投資主體風險防范意識已經得到了增強，投資的市場約束也得到了強化。盡管當前企業投資的資金比寬松，而且利率低下、物價不高、失業和下崗工人增多，企業的投資成本比較低，但企業對投資方向難以選擇，對投資收益的預期缺乏信心。在綜合考慮了成本、收益與風險因素之后，企業的投資量增長并不顯著。盡管投資需求大幅度回升，但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政力量的推動。國家的預算內資金增加超過24％，帶動國內貸款增長超過13％，這種行政推動的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是較強的。但與投資需求所應該具有的乘數效應相比還差距甚遠。據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至2007年，固定資產投資對中國GDP增長的彈性系數為零O.789即固定資產投資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帶動GDP增長0.789個百分點。投資需求這種乘數效應，可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但2005年由于經濟環境的變化，對投資擴張形成了制約，企業的意愿投資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為降低，貨幣政策實施效率大為減弱。

(四)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效率的金融障礙

1、中央銀行的調控貨幣供應量的能力嚴重受阻。

中央銀行的資產構成因環境而發生變化，導致央行擴大基礎貨幣能力受限。一是基礎貨幣投資渠道發生變化，抑制央行貨幣供應量的調控。央行投放基礎貨幣渠道包括國外凈資產、存款貨幣銀行債權、對政府債權等，目前又以外匯占款和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為主渠道。各種形式的外資流入引起外匯市場供求失衡，造成人民幣有較大的升值壓力，導致央行被動地投放基礎貨幣，基礎貨幣通過派生作用形成了加倍的貨幣供應量，從而對實物經濟產生影響。在央行通過外匯市場買入外匯進行貨幣投放的情況下，央行難以把握基礎貨幣的投向，因而難以通過貨幣政策進行結構性調整，外資流入會使央行控制貨幣投放結構的主動性減弱。二是銀行資金運營關系不順，抑制了央行貨幣投放的調控。因為商業銀行面臨改善資產質量的巨大壓力，同時企業經營狀況不佳、貸款風險加大而不愿擴大放款，中央銀行增大再貸款投放也存在困難。由于貨幣政策傳導環節出現的阻滯，央行投放的基礎貨幣未能有效地進入生產部門和增加貨幣供應量。2005年金融機構貸款回升以后，企業存款卻未能相應回升，比2004年同期的企業存款少增加2000多億元。據分析，這一部門資金很可能由于企業流向了非銀行金融機構。與此同時，2005年全年貨幣流動性逐月降低，表明資金沉淀較多。

2、央行利率杠桿的傳導阻塞。

央行通過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利率、信貸管理方式的變化刺激商業銀行的放貸能力，從而增加對企業的貸款，即實現央行一一商業銀行——企業的傳遞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商業銀行扣除了存款準備金、備付金、購買政策性金融債券及各商業銀行總行的統籌資金后，可用于放貸的比例基本上達不到75％，因此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并不能有效地使信貸總量迅速擴張。此外，商業銀行在國有企業經營狀況沒有明顯轉機的情況下，也存在著“慎貸”現象。這樣，央行到商業銀行的擴張傳遞受阻，商業銀行到企業的擴張也受到阻塞，信貸資金不能及時到位而使信貸政策的作用失靈。另一方面，央行利用利率杠桿引導居民投資企業、國債、以擴大投資需求，即實現央行一居民，企業或國債的傳遞過程。由于這一過程僅涉及到融資方式的改變，因此對投需求的總量影響并不顯著。

(五)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效率的改革障礙

居民的消費結構和消費模式具有相對穩定性，外部變量的影響很難在短期內改變它們。目前我國消費品買方市場已經形成，但缺乏明顯的消費熱點。近幾年的多次加息，居民的消費并不如想象的那樣令人滿意。而新的消費增長點的形成遠非一日之功，這不僅受制于居民是否轉變消費結構，還受制于企業產品結構的轉變速度。1)近幾年來，企業經濟效益低下制約了職工工資增長，產業結構調整、國企改革和政府部門機構改革的實施將使下崗失業人數進一步增加，居民收入受到很大限制。2)住房、教育、醫療等重大改革措施的出臺，居民的預防性需求增加，造成了“利息下調、存款增加”的反?，F象，儲蓄繼續增長，現已突破10萬億大關。住房貨幣化改革對刺激居民住房消費的作用固然不可低估，但由于購買住房基本上是普通居民一生中最大的支出，對于購買住房的家庭來說，在收入水平有限的前提下，是必將節省其他方面的開支，減少對住房之外其他商品的消費支出。這就是住房消費對其他商品消費的“擠出”效應。投資需求對啟動經濟增長固然十分重要，但從根本上說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真正持久的推動力量，只有消費需求才對經濟增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投資需求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消費的派生需求。收入增長受阻，收入差距拉大，新的消費熱點尚未形成，均導致貨幣政策對刺激有效需求的效率明顯降低。

(六)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效率的信息預期障礙

理性預期的核心命題是政策無效論。但我國公眾的預期已經跨越了適應性預期的階段，不過由于多方面的限制，不可能是完全的理性預期，而是介乎于適應性預期與理性預期之間的準理性預期。因為現階段中國政府干預仍在很大范圍內存在，市場信息不可能是“充足”的，而且并不是所有行為主體都能承擔得起獲取信息的成本。我國消費者的預期形成僅僅是根據消費品價格上漲、工資增加以及失業等可以從市場中感受到信息，而不是貨幣供應量、匯率變動之類對公眾的預期形成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信息。一般來講，政府對其政策的運行情況和政策本身的規則的了解超過了公眾對這些信息的了解。這種信息獲得的不對稱性對預期的系統誤差有著極大的影響，從而政府和公眾的預期也是不對稱的。因此，政府在貨幣政策的決策和調整方面仍占據了有利的地位，但受公眾準理性預期的影響，貨幣政策的不穩定性將引發公眾不穩定性，減弱貨幣政策的傳遞效率。

(七)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效率的經濟轉軌障礙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正處在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在其轉軌過程中，必然經歷一個長期被抑制的需求(即所謂超額需求)的釋放階段。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里，我國經濟落后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商品短缺，不僅消費資料短缺，生產資料也短缺。在那樣一種供不應求的市場結構下，企業只要把商品生產出來就不愁賣不出去，甚至是“皇帝的女兒再丑也不愁嫁”。這就是所謂賣方市場。在賣方市場條件下，地方發展經濟的路子很簡單，只要多上幾個項目，多鋪些攤子，從而多搞一些產品，就能夠取得速度與效益雙并舉。重復建設、過渡發展也因此成為不可避免的經濟現象?，F在的情況則不相同了。即我國的經濟經過20年的高速增長的量度積累，已經出現質的變化，即從根本地區上擺脫短缺經濟，市場供求關系也隨之由前幾年的逐步改善發展到近兩年的根本改善。根據商業信息中心對601種主要商品供求狀況排隊分析，2007年上半年供過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達100％。市場結構也就因此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

買方市場的形成標志著我國已經從根本上擺脫了短缺經濟，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劃時代的變化，也是改革開放的突出成果。但也給宏觀調控帶來新的問題、提出新的挑戰。也就是說，買方市場在給廣大消費者帶來益處的同時，也給生產者和經營者以及整個經濟運行帶來深遠的影響。這突出表現在：一是：生產能力相對過剩。二是：平均利潤率嚴重下降。三是：企業分化日趨加劇。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四是：市場約束增強。

市場結構的變化，要求宏觀調控的目標也必須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說在賣方市場條件下，宏觀調控主要是解決供給短缺問題，或增加有效供給。面對短缺經濟所特有的需求膨脹，調控方式主要是控制需求，只要收縮信貸與投資規模的“閘門”，即可從總體上把握宏觀總量的走勢。而在買方市場的新形勢下，供過于求成為宏觀經濟總量的一種常態，宏觀調控已經不再是單純控制需求的問題，而是如何引導和推動消費需求，以及擴大消費領域等問題，從而實現消費對生產的拉動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已經很難發揮其宏觀調控手段的應有作用。因為當我國經濟由供給約束向市場約束型轉變，貨幣政策的變動對供求雙方的調節作用，遠遠小于短缺經濟時代。

(八)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效率的權益障礙

中央銀行連續8次降低利率，第一次降息至今，也已經過去好幾年了，超過了一般承認的我國貨幣政策時滯時間，但經濟并未明顯觀察到快速回升的跡象。不少人據此判斷我國貨幣政策已進入流動性陷阱。為什么貨幣政策突然不靈了?這是需要我們作深入的探索。

應當這樣看，即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是以貸款規?？刂茷楹诵牡闹苯诱{控方式為主。與這種宏觀調控方式相聯系的，是短缺經濟條件下的賣方市場、尚未轉變經營機制的國有企業。毫無疑問，這種調控方式，是政府主導型的，而不可能是市場主導型的。問題的實質在于，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內部的各種因素，特別是各種經濟利益矛盾總會“內生地”使總需求的擴大快于總供給的擴大，或者說，無論總供給以怎樣的速度擴大，總需求總是以更快的速度擴大。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增長，是不受市場需求的限制，只受資源條件和生產能力本身的限制?，F加上國有銀行的貸款受政府的直接控制或行政干預，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直接向銀行下達指令或變相下達指令，要求銀行為某個具體項目或單位發放貸款。接受貸款的單位，特別是國有企業，由于產權制度不明晰，有強烈追加投資的內在沖動，即投資饑渴癥，銀行貸款對他們來說是“軟預算約束”。發放貸款的銀行人員自然也不必對放款失敗或低效率負責。在這種運行體制下，一旦政府放松對貸款規模的控制，企業就有貸款的積極性，銀行也有放貸的積極性，經濟增長就會迅速啟動，經濟過熱難以避免。

二、激活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貨幣政策效率

(一)深化金融改革，建立利益風險對稱機制，提高貨幣政策效率。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宏觀經濟調控目標而采取各種方式調節貨幣應量，從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政策的總稱。貨幣政策的內容主要包括：貨幣政策目標、中介目標和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目標是指貨幣政策所要達到的宏觀調控目標。我國中央銀行規定：“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是指為實現貨幣政策目標而選擇的調節變量或調控指標。我國目前正從主要依靠信貸規模管理的直接調控，轉變為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來調節貨幣供應量。貨幣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銀行為調控貸幣政策中介目標而采取的政策手段。我國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再貼現、對商業銀行貸款和公開市場操作。目前正在逐步加大間接調控的比重，向著建立以間接調控為主的貨幣政策體系目標邁進。但是，以經濟杠桿為基礎的間接調控，必然是通過利益機制的傳導發揮作用的。因此，經濟生活中的主體，必須成為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利益主體，才能對調節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這不僅包括一般企業，也包括金融機構。目前我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不靈，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于我國國有專業銀行的商業化程度還很低，還不可能把利益機制與風險機制有機對結合起來。1、必須加快國有專業銀行的商業化步伐。應強調以利潤為經營目標，按照自主經營的原則開展經營活動；2、著力解決呆帳、壞帳等不良資產的債權問題，卸下包袱，輕裝上陣，提高信貸資產質量：3、實行資產負債管理(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4、增強自我調節功能和抵御風險能力；增加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1998年增發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就是用于充實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進行在經營管理水平大幅度提高和不良資產比例明顯降低的條件下；5、產權制度改革，理順產權關系，將銀行進行改造重組，改變按行政區劃層層設置營業機構為按各類經濟區設置，基本完成向商業銀行的轉變。

當然，國有專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經歷一定的時間。也可以這樣說，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機制的改造，是全方位的，包括中央政府與商業銀行的委托——關系的改造，以及商業銀行內部的多層次的委托——關系的改造。衡量國有專業銀行是否向真正的商業銀行轉變定位應當是：在穩健經營、保證資產質量的基礎上，以利潤為導向，建立風險與收益相互制約的分配機制。當這一改革目標真正實現了，無論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或者是緊縮性的貨幣政策，都會在微觀經濟主體(包括企業和銀行)得到充分的響應，貨幣政策才能有效地傳導，也才能始終保持中央銀行對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性。

(二)加強監管、防范風險、促進資金合理流動，促進市場規范發展，提高貨幣政策效率。

1、把加強監管作為建立貨幣市場的基本要求。1993年前，對各類銀行、金融機構層層辦理市場，資金流向多頭對外問題，中央銀行加強監管，逐步整頓市場機構；1993年對所有非銀行金融機構、商業銀行地市以下資金市場機構予以撤銷；1995年又對商業銀行系統辦理所有資金市場予以撤銷，所有跨地區、跨系統資金拆借通過全國銀行間市場辦理，融資中心為資金拆借活動把關守口，中央銀行對市場的監管得到加強，貨幣市場上的違規資金拆借現象減少。1996年建立了全國統一同業拆借市場體系后，金融機構在網絡上授信交易，中央銀行設立最高拆借額度，對商業銀行債券統一托管，中央銀行對市場的監管進一步加強。

2、把促進資金合理流動，實施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作為建立貨幣市場的基本目標。人民銀行消除網外拆借，開辟全國統一同業拆借市場，疏通資金流動渠道，解決了中小金融機構的臨時性資金需要，為市場交易提供了比較公開、公正、公平的場所，透明度得到進一步加強，市場信息量增加，以往通過電話相互尋找對手的現象得以改變，一家機構可同時對眾多的客戶信息，促進了市場競爭機制的形成，改為了封閉、分割的市場交易狀況，并促進市場按照自身的法則運行，資金流動更趨合理。

3、以防范風險作為規范發展貨幣市場的基本要求。20年來，中央銀行多次出臺規范貨幣市場政策，引導拆借資金流向，在貨幣市場發展初期設定利率最高限；規定金融機構要依據其性質不同有區別地進入市場，銀行間回購交易通過拆借市場網絡辦理，以防止拆借資金違規進入股市；要求融資中心停辦自營業務等。1993年以來，中央銀行吸取以往市場混亂教訓，采取措施消除網外交易，要求交易集中辦理，違規拆借現象明顯改變，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來，在人民銀行融資中心撤銷后，一些地區的違規現象又有所抬頭，杜絕違規，防范風險仍是中央銀行管理貨幣市場的主題。為此，一要約束資金的流向。貨幣市場上交易的是短期資金，是一些金融機構暫時閑置資金，只能用于解決臨時性資金不足，不能短拆長用，更不能投資于高風險行業，進行房產、固定資產投資，以往在貨幣市場發展過程中，正是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以至大量拆借資金被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占壓，到期收不回來。二要防止金融機構超負荷拆借資金。對某個金融機構而言，同業拆借要有一個合理限度，必須有種種風險控制的比例加以約束，而不能無限制的超負荷拆借資金。三要強調市場主體的法人管理，比如同業拆借是金融機構法人之間的行為，其分支機構要以法人為單位開展業務，法人內部的資金流動不應作為拆借辦理，以往由于不強調金融機構一個法人統一管理，導致其分支機構對外拆借引起很大混亂。四要注意抵押原則以防范風險，貨幣市場交易大都是資金使用權的暫時出讓，不是所有權的轉移，合同到期要連本帶息償還，不能按照自動配對撮合原則成交。從市場的發展過程看，凡是辦理了有效抵押的拆借或證券回購交易業務，都沒有出現逾期資金風險。

(三)加強制度建設，規范貨幣市場操作，提高貨幣政策效率。

要改變過去那種注重機構建設，忽視制度管理的做法。必須盡快建立和完善貨幣市場管理法規制度：要盡快出臺貨幣市場業務管理辦法，嚴格按照法規進行監管，并根據金融機構規模、資產狀況不一的情況，堅持按對金融機構拆借劃分層次、區別對待的辦法，以防止市場資金風險。要完善對金融機構設置拆借限額的管理，防止金融機構超負荷拆借資金。在市場疲軟時，限額作用并不十分明顯，但在交易增加，市場趨旺時，限額可經防止金融機構不顧自身經營狀況、超負荷融資的現象，促進市場的穩定運行。同時，融資中心機構撤銷后，應盡快建立貨幣市場中介組織，完善有關管理辦法，明確其機構性質、業務范圍、財務體制。

應該指出的是，融資中心現的逾期資金情況表明，中央銀行作為對市場進行監管的機構，不應該同時辦理市場機構，從事買斷賣斷資金交易活動，否則市場的風險很容易轉嫁給中央銀行。如果政策需要由人民銀行組建的類似機構，應盡快建立法人負責制。

總結經驗教訓，應按照實事求是原則和中國的實際情況，明確改革思路和措施，改革、規范貨幣市場。一是要逐步擴大全國貨幣市場統一聯網范圍，增加市場的交易主體。融資中心撤銷后，原來的二級網絡已不再存在，客觀上需要將一級網絡適當延伸，為了便于中央銀行監管，防止重新出現亂拆借，原則上應強調信用拆供通過網絡上進行，為此需要逐步擴大全國貨幣市場統一聯網，為眾多中小金融機構進入全國貨幣市場提供技術支持。二是要發展貨幣市場經紀人組織。發揮經紀人組織充當信息中介，牽線搭橋當“紅娘”作用，同時強調經紀人是為貨幣市場提供中介服務的機構，本身不承擔風險。以后，隨著經紀人機構的業務發展，部分管理規范、資本雄厚的經紀機構應增加自營業務，逐步發展成為短資公司，以便發揮貨幣市場“做市商”作用。三是要繼續拓展和完善銀行間債券市場。隨著貨幣市場構成發生變化，回購交易增加，信用拆借占比下降，金融機構風險意識增強，應把銀行間債券市場作為批發債券市場加以發展和完善，以目前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為依托，加強債券托管體系建設。同時，要發展面對廣大中小投資者的銀行柜臺市場，作為零售債券市場，最終形成全國性的、統一的、分層次的場外債券市場。要創造條件積極推動中小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持有債券，要在擴大全國統一聯網的基礎上，改進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券市場化發行工作，創造條件促進中小金融機構調整資產結構。改進債券交易方式，放寬對債券交易方式的限制，允許行下的客戶通過電話委托交易，以降低債券投資成本。要推動和完善電子交易系統，提高服務水平。要根據債券市場改革需要，加快債券交易法規的制定和完善，保證各項業務有法可依。

(四)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加快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

為此，需要制定現實可行的改革計劃，加快醫療、失業、養老保險的建立，提高保險制定的有效性。目前，在居民收入水平不高，而歷史上對居民有欠帳的情況下，為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一方面要繼續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另一方面要調整財政支出方式，即加速投入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這不僅有利于社會安定，也有利于貨幣政策效果的發揮。

(五)加快利率市場化步伐，逐步將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從現實來看，在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市場化的經濟中，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不再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可控性和可測性。在現行貨幣政策的框架中，將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僅僅考慮的是其與一般價格水平問的關系，而沒有充分考慮資本市場及基衍生品市場對貨幣的需求。即使考慮到資本市場及其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對貨幣的需求，但在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市場化、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的經濟中，商品貨幣化程度日益加深，雖然在總體上貨幣需求處于一種絕對的增長趨勢中，但是金融工具的創新卻從結構上弱化了對貨幣的需求。人們對貨幣的流動性偏好減弱，同時，交易性貨幣需求也有所下降。特別是金融資產的證券趨勢，縮小了支付手段和貯藏手段之間的轉化成本，相對提高了持幣的機會成本，導致人們在其總資產中減少貨幣持有量，貨幣需求因此下降。另外，金融創新造成交易性動機和預防性動機的貨幣需求減少，新型金融資產與貨幣需求之間的替代經常發生，增強了人們投機性動機的貨幣需求，這種結構的變化，總體上減弱了貨幣需求的穩定性。以上意味著，央行很難及時地建立起穩定的貨幣供應量的均衡模型，因而在控制貨幣供應量，并對經濟動態做出迅速反應的實際能力上極其有限。

隨著資本市場在中國的發展日趨成熟，證券市場將對貨幣政策的反應更為積極。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將由貨幣供應量逐步改為為利率，而將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確定為利率，則要以利率的市場化為前提。今后，我國在處國內與國外兩個平衡時，可以預料將會積極、也可能是被動地利用利率政策的調控機制。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變化是基于它們高度發達的經濟金融環境。對于市場經濟尚不發達、金融市場水平還很低的我國來說，實行開放經濟所帶來的國際環境，對推進利率市場化的約束條件要嚴格得多。最近兩年我國在利率市場化改革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1996年在放開同業拆借市場利率的基礎上，1998年以來相繼放開了貼現市場利率、貨幣市場債券回購和現券交易利率，在企業債券利率改革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擴大了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的范圍。利率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以中央銀行利率為基礎、以貨幣市場利率為中介、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市場利率體系及形成機制，央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對市場利率進行間接調控，應按照先外幣、后本幣，先貸款、后存款，先農村、后城市的總體思路順序逐步推進。

摘要：貨幣政策作為我國經濟宏觀調控手段，對我國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大作用，近幾年來，貨幣政策實施效果不盡人意，貨幣政策效率不高，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受損，原因多種多樣，必須分析貨幣政策效率不高，貨幣政策傳導受阻的原因，提出提高我國貨幣政策效率的具體措施。

關鍵詞：貨幣政策效率障礙傳導機制措施

我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是貨幣政策發揮效率的重要手段，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分析和研究我國貨幣政策效率不高、傳導受阻的原因，探索提高我國貨幣政策效率的具體措施，對促進我國經濟、金融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